2007年9月30日 星期日

又一個殘酷的歷史玩笑

by 延平旁聽生 2007/09/13

一個人若是有意自我作踐,當然可以找出很多方法。所謂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如果連起碼尊嚴都不顧了,還怕找不到方法嗎?

要深入了解一個民族的靈魂,可以從這個民族如何選擇以及塑造自己的民族英雄切入。倘若他們所依賴的是謊言,一系列的謊言,連綿不斷的謊言,則應該可以斷定,這是一個自作孽的民族,準備代代踐踏自己的靈魂。

仔細看了上個月舉辦的幾個「郭雨新百年冥誕」紀念活動,不禁有如上的聯想。先看一下紀念會上的一些發言。8/16的「郭雨新百年冥誕紀念座談會」上(自由時報)﹕

“姚嘉文認為,郭雨新一九七八年在美國宣布參選總統,雖然在法律上不能成為實質候選人,但觀念上卻打破台灣僅是「被統治者」的想法,台灣人要有自己的總統,對後來推動總統直選有啟發作用。

“游錫堃說,郭雨新可說是黨外運動的「祖師」、黨外之父,強調郭其實是台獨主義者。郭雨新當初宣布選總統的「競選總統演說辭」,強烈主張「住在台灣的居民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來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同時,陳水扁以總統身份在「紀念郭雨新百歲冥誕影像特展」致詞時表示﹕郭雨新是黨外運動祖師爺,台灣民主之父。(中央社)

8/30《自立晚報》報導﹕“郭雨新先生百年冥誕影像紀念巡迴展」昨〈二十九〉天起在市府中庭展出,陳菊市長致詞時表示,郭雨新先生為台灣人留下一個不受利誘、威脅,有骨氣的典範,這對後代子孫很重要,所以台灣人到現在還會感念他。”

看一看幾個很簡單的事實。台灣人僅是「被統治者」的想法,早在郭雨新之前就已經被數不清的台灣人「打破」了;台灣人要有自己的總統的想法,也不是從郭雨新才開始。「台灣獨立」的想法,早從1920年代台灣左派運動就已經開始流傳了,戰後更是普遍流傳。難道,這些都需要等待郭雨新遲至1978年站出來「啟發」嗎?姚嘉文、游錫堃、陳水扁為賦新詞強說愁,委實太矯情了。

陳菊稱贊“郭雨新先生為台灣人留下一個不受利誘、威脅,有骨氣的典範”,更是諷刺。若說典範,恐怕“晚節不保”還比較適切吧。郭氏晚節不保的種種,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中在美國留學或者生活的台灣人所知之能詳的。起初,很多海外台灣人原本有意接受郭的領導,至少很願意聆聽他的意見。到後來,普遍無法接受郭的曖眛言行。郭以及張富忠等立場不甚明朗人士的「台灣民主運動同盟」,後來在政治立場上顯然並非「明確主張臺灣應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按﹕李筱峰在紀念會上如此贊揚郭)」。很多台灣人漸感不耐,終而掀起批郭風潮。這方面的文獻,兩年前本論壇曾經有部分整理(郭雨新: 另類觀點)。

其實在郭遷居美國之前,早已經從宜蘭父兄輩口中得知他那「雙面刀鬼」性格以及事跡,擅長遊走在民意與國民黨之間。誠然,威權體制環境下求發展,或許有其不得不爾的緣由。在往日的台灣,確實有不少人以此辯解自己的言行。實情果真如此嗎?究竟是不得已的生存之道?或者是左右逢源時掩飾真面貌所用的遁辭?坦白說,真偽難分。然而,一旦擺脫獨裁者的桎梏,到了自由天地的海外可以為受苦受難的台灣大聲疾呼的時候,倘若還繼續沿用同樣的遁辭,則真偽立判。顯然,他繼續在尋求左右逢源的好處,企圖遊走在台灣人、國民黨政府與中國政府之間。再加上所發表的政治論述,粗糙而且幼稚不堪,完全經不起剖析,是以當時海外台灣人很快就看穿了﹕真正的郭雨新,原來不過爾爾。

這樣一個政治判斷乏善可陳、人格操守可議的政客級人物,居然被推崇為「黨外運動祖師爺」、「台灣民主之父」、「黨外之父」!幾個位高權重的本土派政治人物,如此為台灣人民擇取以及塑造本土英雄,也算是在捍衛本土價值嗎?

自作孽地糟蹋自己的民族靈魂!又是一個殘酷的歷史玩笑。

殘酷的歷史玩笑

by 延平旁聽生 2007/09/05


三、四十年來,彭明敏等人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1964),流傳頗廣。很多台灣人在作政治論述的時候,經常奉為圭臬。1996年,原非黨員的彭明敏,被民進黨推為總統候選人。可見,他確實得到很多台灣人真誠的敬重。甚至於,還經常被尊奉為「台獨教父」。

日昨再度閱讀《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很有感慨。因為,從這個宣言的內容來看,或者以很多台灣人對於這個宣言的了解而言,歷史跟台灣人開了一個無比殘酷的玩笑。先從宣言中如下的兩段文字談起。

“蔣介石的官兵,把一生奉獻給這個獨夫,請問他們得到什麼代價?一旦年老力衰,不僅不能享其餘生,且被擯去民間,流浪街頭。這種騙局怎麼不令他們痛恨?因此,退伍軍人常說「亡大陸的固然是退伍軍人,亡蔣介石也將是退伍軍人」。

“現役官兵的生活,更是慘不堪言,他們常常說,「毛澤東斷了我們的祖宗,蔣介石絕了我們的子孫。」狂者鋌而走險,猖者鬱鬱終日,官兵越規犯禁層出不窮,指揮官能多方籠絡,結果兵比官驕,軍紀掃地。”

實情當然不是如此。觀察台灣的政治現實面,應該可以相當清楚看出,蔣介石帶來台灣的五十萬官兵,不但沒有「亡蔣介石」的意願,而且向來是蔣介石父子統治台灣人最為倚重的工具。除卻終戰後直接參與的血腥屠殺、鎮壓而外,另有長達數十年之久、以台灣人為假想敵的“宵禁”、“衛戍”等等。更為重要的是,這批為數非常龐大的軍人,是蔣介石建構國家機器的最重要人力資源庫,被廣泛分配在所有部門的各階層,從中央到地方,從都會到鄉間,包括司法、情治警政、行政官僚、文化教育體系、黨營國營企業、校園教室等等,而且是其中的中堅骨幹。就一個現代國家而言,這是一個專業素養不堪聞問、效率奇差的國家機器。但是,它卻是一個對獨裁者無比忠貞的統治機器。

即便經過了二十年左右的民主化過程,這批人仍然牢牢掌握國家機器,也是當今保守政治勢力最堅強的堡壘,處處抵制民選的執政黨,抵制所有的改革。最近,甚至於公然從司法界發動大反撲。

如此情況,與《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所陳述的,差距實在太大了。由此,彭明敏等人的政治誤判,至為明顯。

誠然,世事難料;尚未發生之事,有時確實難加掌握。然而,就在這篇宣言誕生的1964年間,軍人轉任非軍事機關,早已經開始大規模進行了。此外,「軍公教福利體制」的籌備工作,大張旗鼓地進行得如火如荼,而且也已經開始局部付諸實施。其意圖甚是清楚﹕以特權特惠體制,籠絡羈縻少數人為其所用,磨刀霍霍,共同魚肉台灣人。所給台灣社會帶來的大災難,應該是顯而易見的事。然而,日日夜夜生活其中,卻缺乏起碼的洞察力。更離譜的是,竟然還引申出「亡大陸的固然是退伍軍人,亡蔣介石也將是退伍軍人」之說。荒唐!荒唐!徵之當今“榮民”享有舉世罕見的特權優惠,頑強的黨國精神分毫不減當年,尤見此項政治誤判的高度諷刺性。

仔細閱讀這個宣言,應該可以知道,其內容並沒有超越在此之前島內外許多台灣人的政治論述,也沒有超越雷震的《自由中國》(1960年被警總封閉)。以台灣民主運動史的一項文獻而言,其意義在於勇敢地道出那個時代廣大台灣人反獨裁的心聲,而不在於政治研判上具有綱領性意義的見解。如果一定從中找出開創歷史新局面的任何重要創見,實在大可不必。不過,彭明敏《鯨魚》網站上「回顧與展望—台灣自救宣言三十週年紀念文集」,從一片仰之彌高的謳歌中可以看出,不少人顯然不作如是觀。

如果一定要找出重要的歷史意義的話,或許應該說,這個宣言一方面表達了台灣人自救的真摯意願,另一方面更暴露了難以置信的天真與無知。這樣的天真與無知,曾經一次又一次帶領台灣人走進惡意設計的天大陷阱。迄今,台灣人還沒有能夠真正步出殺機重重的陷阱,卻有不少人忘情地歌功頌德,不斷頌揚「台獨教父」的真知灼見。一代偉人,大概就是這樣打造起來的吧。

這是一個殘酷的歷史玩笑。

紀念蔣渭水(二)

by 老建中 2007/08/27

蔣渭水所處的台灣,是傳統漢族文明與經日本而來近代文明,首次大規模接觸、沖擊的時代。在此背景下,當時台灣精英,如何嘗試去理解、吸收所面對西方先進的文化;如何解讀外界迅速變化的世界與訊息;如何培養符合當代的世界觀、政治判斷、洞察力,以及更基本的人文素養。這些都是值得深刻探究的領域—畢竟,先進分子之間的互動、討論,以至批評的內容、深度、頻率,以及參與者的人數、範圍,是衡量社會人文的重要指標之一。

基本上,這是後進地區、殖民地向西方學習,引進新思潮,從而改變社會必經的過程。明治維新的日本,相當成功地蛻變,而清王朝則明顯地失敗。如此巨大差異,不但是研究東方近代史有意義的課題,對人民更有實質與長久的影響。

台灣的近代化,是日本殖民計劃、執行的結果,目的當然是為其本身利益。然而,殖民政策的兩面性,使得台灣人民也接觸到近代化的一些面向。後者,主要還要靠人民自動自發的努力。如此,固然能顯示人民主觀的活力,卻缺乏政府強制力與資源,而遺憾地,也往往表現領導人物的偏好與侷限。

蔣渭水的心路歷程,可以提供當時台灣精英在近代化中過程的一些線索。

醫校期間,他接觸的西方文明似乎有限(至少出土文獻無法提供更多資訊)。執業之後,他的「政治熱」,使他成為公眾人物,後人得以藉此了解這位先覺者心靈探索的行蹤。

根據他自述:「入監獄實在像入學,比普通的學校,讀書的成績,還更良好。」因此,讓我們從他1924年(大正13年)治警事件入監64天的日記,來瀏覽他所接觸的資訊。除去醫學書籍之外,根據<台灣民報>記錄,他自行攜帶與家人、外人寄來與供給的人文領域書籍,大致如下。

「拘留中第一苦的是恐怕沒有書可讀…攜帶…<明治維新志士活躍史>、<社會學原論>三冊。

「寄來<西鄉南洲傳>三冊、<奈(拿)破侖>二冊、<交通要論>和<社會政策>各一。
「(連雅堂寄來)<基督抹殺論>(幸德秋水著)。

「由獄吏借佛教雜誌,<融合誌>,係曹洞宗的機關誌。

「渭川寄來<綱鑑易知錄>全部十四冊…

「寄來<明治文化之研究>。

「接<政治泛論>二,<政治學大意>二,<社會問題概論>一,文化主義與社會問題>一。

「威爾遜著,高田番苗譯<政治泛論>,很有興味。

「寄到<古文新義>,小說<麗子夫人>。

由此看來,蔣渭水在牢獄中,相當勤於讀書,而且速度也快。根據日記記錄:十天讀完2500頁<西鄉南洲傳>,(即西鄉隆盛)三冊;一個星期讀完<政治泛論>二冊,等等。

此間,他所接觸代表西方思潮的著作,似乎都是入門書籍。牢獄中,當然無法與同人互相討論,學習。從已知文獻,也無從判斷他出獄後,如何加深這方面的認知。

在牢中,他除去讀書之外,曾經多次做詩賦詞。例如,作<頓狂詩>;仿古文,<歸去來辭>,名曰<快入來辭>;作 <獄中夢>(日文);仿曹夢德<短歌行>;仿<赤壁賦>,作<牢獄賦>;仿<春夜宴桃李園序 >,作<春日集監獄序>;仿<陋室銘>,作<牢舍銘>。二月三日的日記,記錄暗誦屈原<楚辭>,也記下能夠暗誦的古文詩詞、文章。如此,都顯示他能夠從傳統漢文學中自我取樂,也表明傳統漢學對他深刻的影響。

暗誦當然表明他具備特定能力,尤其是記憶的功夫。但是,這個傳統文人必備的基本功夫,固然可以自娛娛人,對於現代人文思潮,政治判斷恐怕毫無幫助。

然而,傳統漢學的影響,不只如此。以下兩則日記,可以說明一些。

「終日看讀(?)<綱鑑易知錄>,感嘆中華歷代的興亡,全是無道昏君所致。…唐太宗李世民,實可稱明主,在位二十餘年,行善政很多,時以分配田土給農家一事,可以算是社會主義政策,唐朝可算是社會主義國了。(二月十一日)

「讀宋史到秦檜害岳飛,傷忠誤國,實是古今大奸臣,等我到西湖岳飛墓,必定對這奸臣,溺下小便,才甘心哩。」(二月十七日)

目前多數台灣人,不了解社會主義,甚至對其懷疑、恐懼。如此特殊的現況,主要「歸功」於國民黨切割1920、30年代台灣左派運動的歷史,與多年強制而廣泛的恐共教育。相對而言,蔣渭水所處的是社會主義成為世界風潮的年代,而日本政府也相對民主開放的時代。然而,根據這則日記,他對社會主義的了解顯然相當有限。對此議題,此後當專文探討。

此外,他也深受傳統道德與政治觀點的影響。昏君、明主、忠奸等黑白分明、二元對立的看法,雖然是不少人判斷政治事務、人事的標準,卻不符合人間的複雜狀況。

蔣渭水誠然是個勇於犧牲自我的人物。他受人尊敬,當然有其道理。然而,也必須坦誠指出:在現代人文、政治領域,他並未留下與名聲相應的遺產。

紀念蔣渭水(一)

by 老建中 2007/08/14

近年來連串的紀念蔣渭水,表現台灣先人、先賢事跡的出土,不但不再是冷門,反而成為熱門、搶手的領域。回顧歷史,當然不在歌功頌德,也不在緬懷過去光榮,而是嚴肅檢討的機會。先人的長處固然需要繼承、發揚,後人更要了解他們的短處、缺失。畢竟,在真理之前,我們都是侏儒;而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才能夠眺遠,反之,無知則增加侏儒的重擔,導致目光更為短淺。

最近民進黨、國民黨的表現,顯示雙方都積極想根據己意,解釋這段歷史的傾向。

例如,民進黨主席游錫堃席表示,蔣渭水先生生前是一個可享榮華富貴的名醫,後來成為奉獻家產解放台灣人民的革命家,…,民進黨身為解嚴後的第一個本土政黨,無論是在住民自決或是照顧弱勢上,都承續了蔣渭水先生當初的精神。(見
http://www.dpp.org.tw/news/common/ProductDetail.asp?prd_id=11138)這段簡短論述,事實參雜想像與意願,而想為民進黨臉上貼金的作法,相當明顯。

馬英九除去賣力動情演出之外,更積極勾畫蔣渭水與國民黨(尤其是孫文)的關聯。(參見<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記蔣渭水與「台灣民眾黨」>一文,出於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jul/10/today-o3.htm)。

推銷「蔣渭水先生一向尊崇孫中山先生思想」,蔣渭水思慕中國的情懷,而且趁機拋出讓人認為尋根、本土的意向,其實是馬英九,以至國民黨,近年來突然尊崇蔣渭水的原因。

然而,國民黨所勾畫的蔣渭水與孫文關係,當然是刻意營造。例如,所謂蔣渭水曾經秘密加入同盟會云云。果真如此,國民黨早己提出佐證,或可供研究的資料。事實,顯然不是如此。

撇開國民黨一廂情願的說法,這位黃煌雄稱為最本土的歷史人物,確實曾經深受孫文影響。黃煌雄最近出版的<蔣渭水傳─臺灣的孫中山>,(原名 <台灣的先知先覺者>)。其中,黃自述:『研究蔣渭水的理念、情操和事蹟,越覺得蔣在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上扮演的就是孫中山的角色。應為蔣渭水重新歷史定位,新版書名副標就命名為「台灣的孫中 山」,以向這位「熱血男兒」致敬。』

黃煌雄將蔣渭水定位為「台灣的孫中 山」,顯然認為是一種榮銜!目前台灣,如此作法,也顯然是多數人所能接受。

個人要崇拜那個特定歷史人物,當然是他的自由。而國民黨數十年教育,使得多數台灣人民很自然尊稱孫文為「國父」,也跟著國民黨的避諱,不稱「孫文」,而稱「孫中山」;對孫文的事跡,多半追隨國民黨教育與廣大黨的宣傳資訊,而同意他「歷史偉人」、「革命家」的地位。(筆者按,對於孫文的事跡,鄙人曾經做過一些簡短的評論,目的在於揭發國民黨的造神運動,而回復孫文的原始面貌。有必要時,當然會繼續努力。)

根據現有資料,蔣渭水確實有強烈的漢族意識,甚至中華民族認同;他也刻意模仿孫文。如此,除去反映當時歷史條件、環境限制,更表現個人因素,而嚴重影響他的政治視野與作為。

由於一些網站貼文(包括黃煌雄編撰的書籍)已經列舉蔣渭水模仿孫文的行為,此處不再重覆,而從其它角度著手。

蔣渭水顯然是很得幹部、群眾支持的人物,他是個無私的領袖,也是頗能吸引、感動聽眾的演講能手;然而,政治思想與論述,卻不是他的長處。

例如,「階級鬥爭與民族運動」(<台灣民報>157號: 1927年5月15日)一文中,蔣渭水在引用孫文與越飛聯合宣言後,如此說:

「中國的先知先覺者孫中山先生,積了四十年的經驗和研究,竟判斷共產組織不合中國今日之用,中國尚且不適用共產制度,何況於台灣呢?」

共產主義與制度,是否適用於當時台灣,是個相當嚴肅的問題。不同社會的政治、經濟、歷史以及種種狀況,使得先進社會制度、政治理想無法簡易抄襲或輸入;而且,當時台灣雖然是日本殖民地,然而整體而言,比較中國更為現代化。針對如此重大與深遠的問題,蔣渭水可以從基本理論的構思,執行上的考慮,內外情勢的利弊等等,從不同角度與對方討論、辯駁。相反地,他只是簡單地以「中國的先知先覺者」,「中國尚且不適用」云云的說詞。如此,似乎表示他對孫文的崇拜,已然蒙蔽了判斷力,而想依賴「先覺者」的大帽子壓制對方。

又如,在「共產主義向左去,三民主義向右來」(<台灣民報>160號; 1927年6月5日)一文中,蔣渭水對孫文的說法未加評論、批評,甚至並無任何申述、論敘。他在抄錄孫文一些含混不清的語句:『孫先生又說:「民生主義是共產之實行,共產主義是民生之理想,民生是將來之共產…」,其後引用兩位學者,包括杜威的「贊辭」:

『孫先生…讀盡古今中外政治哲理,發明三民主義。…。中國用了百年之後,一定成了世界最自由、最平等的國家。』

兩位學者發言出處不可考,這還只是小問題。而杜威的「贊辭」,想來會讓國民黨最忠貞的理性支持者臉紅!

個人誠然有言論自由。作為政治領袖的蔣渭水,卻盲目崇拜、跟隨孫文言論至此。如此濫情運用他的政治資產、地位與發言權利,不得不令人嘆息!然而,蔣渭水如此作為並不是孤立的現象,而只是冰山的一角。日據時代士紳的「祖國派」,二次戰後坦誠歡迎「國軍」的人們,都是不幸的明證。

紀念蔣渭水的意義之一,不是將他送上神壇,而在於訓練後人客觀能力、肚量、膽識,能夠認識先人的限制,不再重覆他們的錯誤,從而站在巨人的肩上,而有更深遠的視野。

我們有此擔當與能耐嗎?

2007年9月29日 星期六

紐約時報百年前的臺灣新聞

by 昆蟲 2007/09/27

1904年九月二十五日,紐約時報出現了一篇關於臺灣的新聞。它的內容,比我所聽過所有親日派的言論,更加親日。在紐約時報的記者筆下,日本人是解放臺灣人的英雄!



我在網路上找不到文字的版本,所以就乾脆自己把它整篇都打字下來。(也想要翻譯,不過工程太浩大.)

這一篇,有很多值得注意的 :

* 日本真得非常認真和用心在治理臺灣,連沒有受到「日本奴化教育」的紐約時報記者,都將臺灣當成殖民統治的成功典範。
* 臺灣雖然號稱「美麗之島」 (Formosa),但是在日本佔領之前是蠻荒之地(Savage Island)。
* 臺灣實在太蠻荒了,乃至於西班牙和荷蘭雖然試著建立臺灣為殖民地,卻失望地放棄 (gave it up in despair)。 ── 和鄭成功似乎沒有什麼關係!
* 日本人大量地從日本拿錢來投資建設臺灣。
* 日本人採懷柔、因地制宜的政策。
* 清朝雖然有在臺灣興建一小段鐵路,可是那卻是「一堆廢鐵」。(劉銘傳的現代化神話,只是廢鐵)
* 日本來臺前,臺灣治安拜壞、匪類橫行、民不聊生。
* 中國割讓臺灣,可能是高興都來不及。(China was willing, if not glad, to cede to it … China was probably glad to get rid of the unruly island.)
* 臺灣在日本人的統冶下才接觸到近代文明。
* 不到十年的時間,日本讓臺灣人生產大躍進、教育大躍進、文化大躍進、醫療衛生大躍進。

反正和我們所學的歷史完全不一樣就是了。

原文如下 :
SAVAGE ISLAND OF FORMOSA TRANSFORMED BY JAPANESE

– Wonders Worked in a Few Years With a People That Others Had Failed to Subdue

— A Lesson for Other Colonizing Nations.

LONDON, Sep. 24. - The Times today publishes the following article from a correspondent, dealing with Japan’s transformation of Formosa: To achieve success in any art three things are necessary - native talent, close application, and experience.

The art of colonizing is no exception to the rule. Hence the Germans have failed in their attempts at colonization, notwithstanding their close application, either from want of native talent or from the lack of experience; but most probably the fact that the first attempt in any art is usually a failure has been the cause of Germany’s non-success.

For this reason Japan’s first attempt at colonizing i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especially as the Island of Formosa, which is Japan’s first colony, probably so-called offers difficulties to a colonizing nation which in the past have appeared insurmountable to many other nations.

The Island of Formosa has ever been a favorite haunt of outlaws from China and from various other countries, and the savageness and unruliness of the population were so great that those parts of the country which were conquered several times were never colonized.

The Spanish and the Dutch made attempts at colonizing Formosa, but they gave it up in despair. The Chinese left the land virtually a wilderness, and the French and English, who might easily enough have acquired it, preferred not to put their foot into the interior of that savage island.

Taming the Wild Natives.

Therefore, when Japan demanded Formosa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Chinese-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China was willing, if not glad, to cede to it, and Li Hung-Chang remarked sarcastically that Japan would find the island an exceedingly bad bargain.

When Japan entered Formosa she found the coast at the mercy of pirates. The interior was ruled partly by the savage aborigines, partly by organized bands of outlaws and robbers, who plundered ships wrecked on the coast and murdered the crews who approached the island. While Formosa was in the possession of China, troubl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was frequently caused by these murderous attacks on the crews of foreign ships. China was probably glad to get rid of the unruly island.

The conquest of the island took a year, and on the 31st of March, 1896, it was placed under civil administration. But the former Chinese officers and officials who used to be on duty in the island, and who feared to be deprived of their positions, joined hands with the unruly elements of Formosa, instigated them to revolt against their new rulers, and the country was constantly in a state of restlessness and turmoil up to the end of 1901, when a sweeping movement of the troops rid the island at last of its revolutionary elements.

Leniency in Enforcing Laws.

Though the country has hitherto enjoyed only a few years of complete peace under Japanese rule, the appearance of the country and the spirit of its formerly savage inhabitants have already completely changed, and the natives begin to understand the blessings of Japanese rule and to praise it.

The policy by which Japan has achieved this remarkable success has been the following: Japan has, so far as possible, respected the prejudices of the inhabitants, and has tried rather to gently guide than to coerce them on the path of civilization.

For instance, the ancient “Peace Corps,” which was established by the Chinese and which protected the inhabitants against the raids of armed banditti, and against fire, floods, and other natural calamities, was maintained,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enlightened laws of Japan were introduced. However, while these laws are in the main applied with their full force to the Japanese residing in the island, they are modified in the case of the aboriginal inhabitants whose lack of civilization makes them unable to appreciate at once civilized conditions and the necessity to respect those laws whereby civilization is upheld.

Curing the Opium Habit.

Even the opium habit has in so far been respected that the natives are not punished for consuming opium, though opium smoking and dealing in opium is a crime for which Japanese citizens in Japan and in Formosa as well are punished with penal servitude of varying degrees. But in order to gradually diminish the amount of opium consumed, on the same principle on which a drunkard may gradually be weaned from his drink,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made the opium trade a monopoly, which it judiciously uses for at the same time permitting and discouraging opium smoking.

Only confirmed smokers are able to obtain opium, and they can secure the drug only under the strictest serveillance. The Government controlling the supply of opium doles it out through licensed agents to licensed smokers, and the police watch with the greatest vigilance that the circle of opium smokers does not enlarged.

At the same time moral pressure is brought to bear. All doctors have constantly to point out the evils of opium smoking to the grown-up, and all school teachers have to warn the children against the injurious and demoralizing effects of the opium habit.

The population of the island amounts to present roughly to 3,000,000, of whom in September, 1900, 169,064 were opium smokers. By the end of March, 1902, only 152,044 were registered and licensed as opium smokers, the decrease of 17,020 having been caused by death or by the discontinuance of the opium habit, and this number will no doubt rapidly be further reduced by the wise policy that is being pursued.

It is significant that the opium imported, which represented in 1900 a value of 3,392,602 yes, amounted in 1903 to the value of 1,121,455 yen only. From a revenue point of view the policy restricting the use of opium in Formosa is no doubt unfavorable, for it means the State a serious loss of income on the one sides, and increased expenses for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urveillance of opium smokers on the other side.

Whil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in no way tried to hurt the susceptibilities of the natives by meddling with their religion and their customs, it has given them tangible proof of the benefit of Japanese rule by improving in every respect the conditions of the people. In the first place, the law-abiding tollers are no longer terrorized and tyrannized over by robber bands, and enjoy freedom under a just Government. In the second place much has been done for their bodily welfare.

The country used to suffer much from epidemic diseases, which ere largely caused by the wretchedly bad water which the natives obtained from stagnant pools and contaminated streams. Consequently the Japanese set about to provide a supply of pure water.

The total number of artesian wells that have bored in Formosa is not available, but in the Tajhoku district alone, where about one-tenth of the population is living, more than 800 wells have been sunk.

Fine System of Schools Started.

Education being the basis and starting point of all progress, Japan has introduced her splendid education system in Formosa. There are schools for the Japanese, with 60 teachers and 2,000 pupils, and there are 130 elementary schools for the natives with a teaching staff of 521 teachers, who are educating 18,149 children and transforming them into civilized beings.

However, Japan is not satisfied with providing elementary education for the natives, for it is her ambition to give to Formosa the best she has to give. Consequently Japan has established for the use of the natives a medical school, a Japanese language school, and a school for training school teachers.

The medical school in Formosa has the grand distinction that it is the only school in the Far East which gives a regular course of the modern science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 to students of Chinese origin. It is domiciled in Taihoku, and at the present moment about 150 students are studying medicine the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mpetent Japanese professors.

The Japanese language school serves two objects. Its purpose is to spread the Japanese language among the natives,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furnish opportunities to the Japanese to learn the native languages, and thus to prepare them to act as teachers and interpreters iin the interior.

The happiness of the individual depends not only on his security, his freedom from tyranny, and on his bodily wellbeings, but also on his prosperity. Consequently Japan has made it her aim to increase the prosperity of her new colony.

Making Network of Railways.

When Japan took over Formosa there were no roads in existence, but strange to say there was a short piece of railway which was almost useless, so badly was it built and so wretchedly was it managed. Railway fares and freights were changed almost daily, and trains were run “when convenient.”

Understanding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s of Formosa, the Japanese started methodically upon road making in many parts of the island, and according to a recent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ul more than 1,000 miles of road have already been built. At the same tim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mapped out a comprehensive scheme or railways, on which it proposes to spend 28,8000,000 yen, or almost £ 3,000,000, an amount which for a country like Japan sounds
almost fabulous.

The piece of railway which the Japanese found in existence has already been thoroughly reconstructed, and a new line from Shinhiku to Takao was commence simultaneously from both termini with the greatest energy. Between 1897 and 1903, 95 miles of railway were laid, 37 stations were built, and 210 freight cars and passenger wagons and 20 engines introduced.

During this period the number of passengers carried has grown fourfold and the quantity of good transported tenfold. Besides, light railways were introduced, of which 125 miles were laid within a few months. A further 52 mildes of light railroad are about to be built.

The post, telegraph, and telephones have also been introduced with the greatest success. Between 1896 and 1902 eigthy-seven Post Offices were opened for the public throughout the island, which, in 1902, handled 13,285,105 letters and post cards and 114,779 parcels, and issued 336,207 domestic money orders. The length of telegraph wire has grown from 900 miles in 1896 to 2,600 miles in 1902, and 1350 miles of telephone wire have been laid, over which in 1902 3,690,228 messages were sent.

The native industries which were carried on n Formosa when the Japanese arrived were pursued in a very unsatisfactory fashion. Scientific cultivation, and even thorough cultivation, of the fruitful ground was
unknown; the natives relies chiefly on the bounty of Nature unaided, and though the Formosa farmer did obtain two, and even three, crops of rice a year, his harvest was not proportionate to his toil and his income was totally inadequate.

Through the improved methods which have been introduced by the Japanese, the production of rice has increased by 10 percent between 1896 and 1902. The production of tea has grown fivefold between the same years, and the other agricultural staple products, such as sugar, sweet potatoes, cane, ramie, jute, turmetric, &c., all show a very large increase.

The enormous forests also were insufficiently utilized, and the wastefulness of the natives was such that, for instance, camphor oil was treated as waste by the native refiners, who extracted camphor from the wood. The consequence of the reforms which have been introduced by the Japanese has been that the production of camphor has steadily increased from 1,534,596 kin in 1897 to 3,588,814 kin in 1903, and the output of camphor oil has risen from 638,603 kin in 1897 to 2,670,561 kin in 1903.

Mining likewise was carried on in the most superficial and improvident fashion and consequently the maximum of labor yielded but a minimum of result.

By patient tuition and gentle insistence the Japanese have succeeded in introducing improved methods in all industries. The farms yield better harvests, the forests are scientifically exploited, and millions of young
camphor trees have been planted in suitable places, and the mining industry has made an enormous progress in the last few years.

Bank and Currency System.

The improvement in trade and industries of Formosa naturally made apparent the need of improved banking organs and an improved currency system. Consequently, the Formosan Bank was established as the central baning organ in the island, and private banking offices were opened in the more important centres.

Post Office savings banks have also been opened, and have had a highly gratifying success. The number of depositors has increased from 5,847 in 1896 to 41,145 in 1902, and the amount deposited from 228,487 yen in 1806 to 763,575 yen in 1902.

The currency of Formosa also had to be reformed. Formosa used to be a country where the medium of exchange was bullion, not coin, exactly as in China, and the bulky copper coinage used to make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of any magnitude wellnigh an impossibility. This antediluvian monetary system has now been replaced by the up-to-date monetary system of Japan.

Japan has poured money like water into Formosa. She has established factories for making brown sugar, white sugar, glass, pager, &c.; she has sent out many of her ablest men as administrators, and she will no doubt in due time receive her reward for her enlightened policy.

Only a few years have elapsed since the island has been completely pacified. Nevertheless, the economic ordinary progress which has already been made is very striking. The increased prosperity of the inhabitants may be seen from the fact that the general revenue, which is principally derived from Government works and undertakings, the opium monopoly, customs, and various taxes has expanded from 2,711,822 yen in 1896 to 12,738,587 yen in 1903, having grown almost tenfold.

The ordinary local revenue, which is chiefly composed of taxes on land, houses, businesses, &c., has risen from 747,850 yen in 1898, to 1,952,220 yen in 1902, having almost been trebled in four year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general and local taxes, no undue hardship has been exercised in order to obtain these magnificent results.

It is, therefore only natural that the population of Formosa has rapidly increased parl passu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ts resources. In 1897, the population of Formosa amounted to 2,455,357, but in 1903 it had risen to 3,082,404.

扯那麼多做啥?

by dingnam 2007/09/29


老是有人覺得民進黨執政, 不是這個爛, 就是那個不好!

好像, 自己投了一張票, 從此升格當天王老子.....天天到網路上論政!論完了, 還不准別人稍息, 還要別人回辦公室拿著天王老子的意見一一照辦!!

沒有照辦, 就是扁政府爛! 就是扁政府對不起他! 就是大家都不該繼續投票繼續支持! 就是全體應該集體抵制!


嘿!!你有完沒完啊??????????????????????????????

我只問你一件事: 中共這麼急著要國民黨重新上台的原因是什麼?

難道是因為民進黨繼續執政, 就會發動戰爭跟他們對幹嗎?

用用你的腦袋想民進黨有這個對幹的實力嗎?

從2000年到現在, 台灣唯一有大幅成長的東西, 就是"台灣意識"!!

這才是民進黨執政的真正意義!

這才是中共一再要去民進黨而後快的真正原因!

別被泛藍/泛紅那套"民進黨執政=發動戰爭"的謊言唬弄了!

國民黨和共產黨真正要排除的,是台灣人的台灣意識!!

也就是因為台灣意識必須存在, 必須壯大到足以跟大中國意識對抗, 所以絕對不能讓國民黨再次執政!!

阿扁有千般不好, 阿扁有搖擺習性, 都無法毀損他在台灣意識上的提升功能!

有人說他只會打嘴砲!

問題是, 他嘴砲打完了, 你和週遭的台灣意識有沒有更強悍?

你指責阿扁, 痛罵阿扁不執行這個不執行那個的原因, 不就是因為你越來越強悍的台灣意識?

你以為紅衫軍鬧場, 對台灣只有負面影響嗎?

你以為這些食髓知味, 鬧場鬧習慣的人, 可以忍受以後不鬧場的壓制嗎?也許有些人為了獨裁復辟, 刻意鬧場......但更多的人, 已經習慣了民主!

別以為阿扁躲在總統府裝峱種, 就一事無成!

比起他, 你在這裡一再呼籲不投台灣派的作法, 才是罪大惡極!!

評孫慶餘『獨派弄不懂「常識」為何』一文

by 左家獨

附全文眉批:


獨派弄不懂「常識」為何

民主不是最好,但是迄今為止最好的政治制度。而民主的正確實踐不在盧梭式的全民民主或多數統治,而在共和。民主容易走上「多數獨裁」或「多數人暴力」、「暴民政治」、「民粹政治」。共和則要求各階層、各族群充分代表達成妥協共識。所以從美國開國元勳的聯邦黨人到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漢娜.鄂蘭,無不盛讚共和,厭談充滿陷阱的民主。潘恩的「合眾國」,同樣是指共和。今天西方的民主制度,也是指美式或英式的共和,而非盧梭式的民主。

左批:若是連民主與共和兩者的定義,都拿捏得不精確,就請孫先生多念些書本,再來指導你所不屑的「獨派」吧。



全民決定只是口號
而台灣的獨派人士對盧梭式民主似乎特別情有獨鍾。他們把「人民」(如公民投票)放到高高在上的祭壇,打著「人民」的旗幟橫衝直撞。例如「入聯公投」,陳水扁說:「什麼事也不會發生,公投只是代表台灣人民有這樣的聲音。」光是表達某種外交願望,竟要訴諸公投,這不是開民主的玩笑嗎?加入歐盟所以需要公投,因為那涉及某種形式的歐洲統一,而非只是外交。瑞士入聯公投,因為該國罕見的盧梭式直接民主,其模式不適用其他民主國家。

左批:孫先生,訴諸公投不就是民主實踐的過程之一嗎?你到底是在憎惡「民主」,還是嫌棄「實踐民主」?



至於「台灣前途由台灣全民決定」的說法更是空泛。台灣全民都同意建立台灣共和國嗎?恐怕未必,以色列裔與阿拉伯裔連耶路撒冷的歸屬都無法「全民決定」,希裔與土裔對塞浦魯斯島的前途都無法「全民決定」,塞爾維亞裔與阿爾巴尼亞裔連科索沃的去留都無法「全民決定」,全部都要發生慘酷內戰,何況台灣?

如果橫衝直撞而不講理(背後是族群復仇主義)的急獨人士,連台灣內部其他族群都說服不了,有資格談論「全民決定」嗎?何況台灣前途還涉及美、中各方,一句「全民公投決定」就想打發嗎?那和清末義和團「刀槍不入」的符咒有什麼不同?

左批:請問孫先生,你所引述的「台灣前途由台灣全民決定」,等於你自己所寫的『台灣全民都同意建立台灣共和國』嗎?這是什麼邏輯?看著你以卅餘年搖筆桿的政論功力,用力推論到百年前的清國義和團去,厚,真是太黯然銷魂了。



應學習潘恩的胸襟
潘恩的《常識》努力團結北美各族裔移民,一致對外。潘恩是英國人,卻為美洲獨立革命效力,因為他不希望看到壓迫,希望看到自由,而現在的台灣不是被美國自由之家列入「充分自由」的國度嗎?現在的獨派人士不是宣誓效忠中華民國並統治中華民國嗎?你們還要什麼自由?要分裂及背叛自己國家的自由嗎?台灣現在需要的恰恰是正確的民主實踐及內部團結,而非「正名」、「正常國家」的內鬥。

左批:孫先生,你嘛幫幫忙。把國家名字由A改成B,又不是把國家分由A分割成A跟B,這樣跟「分裂」何干?還「內部團結」咧,你是中國特派員嗎?



潘恩是「獨立戰爭的號手」,也是「理性時代的先知」,美國的獨立宣言及法國的人權宣言都有潘恩思想的影子。而且潘恩是氣勢宏偉的世界(自由)主義者,他對美、英、法三地的啟蒙,堪稱「世界第一人」。潘恩以「我的祖國是在沒有自由的地方」,回應富蘭克林的「何處有自由,何處便是我的祖國」,更是充滿海洋般的博大胸襟,獨派人士要讀《常識》,就要學習潘恩的共和精神及博大胸襟。

左批:(容我偷個懶)什麼共和、胸襟、博大、海洋?孫先生,要刮別人鬍子之前,先刮好自己的鬍子,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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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ocktail

孫慶餘寫著:『民主容易走上「多數獨裁」或「多數人暴力」、「暴民政治」、「民粹政治」。共和則要求各階層、各族群充分代表達成妥協共識......而台灣的獨派人士對盧梭式民主似乎特別情有獨鍾。 』


我看到這段話,讓我想到之前阿君仔大畫的腳踩蟑螂圖.
那幅圖中的蟑螂還與孫的這段話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直接講他的心底話好了,
其實他想講:"你們台灣人不可以享有民主,因為我們(華客.台支)會被迫害"
其實他想講:"你們要尊重,甚至是向我們這種少數族群下跪!"

台支們怕自己失去主宰台灣的利益以及失去自己的地位,開始拿這種無聊的理由來論述,正如同那隻蟑螂說的"你們不可以違反和解共生!".

試問,我們和解共生的對象是什麼?是人?還是價值觀?
請問價值觀需要什麼和解共生?
如果價值觀能和解共生的話,那生物學者不該批評宗教的放生.
如果價值觀能和解共生的話,那政府更不該立法禁止色情行業!

如果孫慶餘不喜歡多數獨裁的話,那少數獨裁如何阿?
再說,他好像不太會使用中文,獨裁中的"獨"字就是意味一人,請問哪來的"多數獨裁"?"多數"怎麼"獨"?

像他這種為型式而型式卻不知所以然的言論,實在沒啥可觀價值.
常識一定正確嗎?那未必.
而且所謂的"常識",只有當議題涉及自然科學時,經驗證後才方可為"常識".
價值觀上,並沒有所謂的"常識"."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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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布萊克萊恩

與其在「民主」與「共和」之間作二分法的屬性認定,孫慶餘跟曹長青似乎都沒有讀過 李帕特(Lijphart)的書:「當代民主類型與政治」或「民主類型:三十六個現代民主國家的政府類型與表現」

李帕特提出的是「共識型民主」的概念:「民主政治的穩定,不必然要靠多數決為之,在一個多元分岐的異質社會中,若能透過某些制度安排,也能達到穩定的效果,這一類型的民主政體被稱為共識型民主,例如瑞士與比利時」

白人大師說的話一定是完全正確的嗎?如果是,那我們跟對著白人大師擣頭如蒜、說話必言白人大師的南方朔何異?乍看之下,「共識型民主」似乎是民主政治的類型之一,但是李帕特並未清楚指出「共識型民主」的概念不是終極目標的設計,而是「漸進改革」的一個中間過程,是將「各族群或種族不平等」的狀態慢慢過渡到「不管出身於哪個族群或種族,人人平等」的一種手段。

「共識型民主」必須建立在一個假設:牽涉到妥協與共識的各族群、種族、或階層,必須願意逐漸放棄自己的特權,必須有實踐「人人平等」的基本民主理想與意願。否則的話,共識型民主僅能成為一種鄉愿式的妥協。

手段不能當作目的。不管是共和還是民主,「把過程當作目標」,這是孫慶餘最大的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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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shinakhan

很有趣,什麼叫做「共和」?什麼叫做「民主」?什麼叫做「自由」?不在同一個座標軸上的東西怎麼比?

共和(republic)一語源自拉丁語res publica,原本是「公有財產」的意思,後來衍生為羅馬共和的代名詞,意指羅馬為所有公民的共有財產,羅馬的一切行動都應該是為了維護及增進所有公民的權益而為。「共和」一語和「民主」有強大的關聯,典型的共和主義者通常也支持民主制度,但「共和」並一定不意味著「民主」,因為在極端的例子裡,人民雖然擁有國家,但他們有可能授權(也許並沒有真正授權的動作,而是獨裁者自稱獲得人民授權,而由沉默的大眾所”認可”)給一個獨裁者全權為了他們的利益管理國家,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謂「民主集中制」即是。不管由哪一個角度來看,我們都不能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體上不是一個共和國,但除了該國政府及部分不知「民主」何謂的該國人民以外,我想沒有人會認為該國有所謂「民主」,在中國「共和」的意涵表現在凡事必稱「人民」之上,如中南海那面「為人民服務」即是。「共和」二字在這裡只代表了「民有」的概念,國家為人民所有,非為君主或上帝所有,但是否「民治」,即使在最純粹的概念上都不一定。

所以當孫慶餘說:『民主容易走上「多數獨裁」或「多數人暴力」、「暴民政治」、「民粹政治」。共和則要求各階層、各族群充分代表達成妥協共識...』時,我當場覺得他是拿蘋果和橘子在比:第一,民主和共和本來就是一個在X軸一個在Y軸,根本不是可以拿來比的東西,我們可以有「民主共和」、有「君主立憲民主」,也可以有「不民主的共和」和「君主專制」「神權專制」,敢問我要怎麼比較這兩者?再者,如果最壞的民主會走上「多數獨裁」(有沒有人可以翻譯一下什麼叫「多數獨裁」,是最新發明的oxymoron嗎?)或「多數人暴力」、「暴民政治」、「民粹政治」,請問一下最壞的共和不會走向「假人民為名的少數專制」嗎?這種比法好像拿美國最窮的人,去比支那最暴富的人,然後結論說支那人比美國人有錢一樣。拿最壞的民主和最理想的共和比,還不如拿去和最好的君主專制比,「民粹」vs「效率」的文宣不就是國民黨最拿手的洗腦戰材料?縱使國民黨治下的從來沒有出現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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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左家獨

孫慶餘說:『現在的台灣不是被美國自由之家列入「充分自由」的國度嗎?現在的獨派人士不是宣誓效忠中華民國並統治中華民國嗎?你們還要什麼自由?要分裂及背叛自己國家的自由嗎?台灣現在需要的恰恰是正確的民主實踐及內部團結,而非「正名」、「正常國家」的內鬥。 』

孫慶餘一方面認為台灣已是「充分自由」的國度,但另一方面卻又質疑台灣人實踐自由的意志。這豈非矛盾?

自由地選擇「正名」、「正常國家」等政治取向,不過就是實踐民主的一種過程。如果我們還是人民作主的民主國度,即便人民透過自由意志,而改變了自己的立場,又與「分裂」或「背叛」何干?

豈有個人的政治選項,還要由孫慶餘這位至高無上的大法官,判決這些政治選項,是否為「正確的民主實踐」?

另外大大自己也承認:『造成內部分裂是有可能的. 』,因此也有可能是不會產生。所以,我們不能因為某項政治選項,「有可能」造成分裂,所以把作出此一選項的人,指涉為在搞分裂,不是嗎?

甚至,政治選項是否有分裂的問題,與我們是否能透過自由意志地選擇,又豈是可以混為一談的?

最後,孫慶餘以一己偏狹,把「正名」、「正常國家」定義為內鬥,而非政治議題的討論,然後還強調台灣當前是需要「內部團結」。這讓我聯想到中國政客,最常愛把「穩定壓倒一切」,當成扺抗所有改革力量的擋箭牌。

孫慶餘可以不喜歡這些選項,但不陳述出自己支持的選項的理由,而濫用「內部團結」,當成是神聖不可抗逆的「論述」,這跟中國人那一套又何異?

所以我才會質問孫慶餘:『你是中國特派員嗎?』這是針對他開口閉口民主應當如何如何,但文章卻暴露出反民主思維的嘲諷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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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H2054

我原本也持類似前面一些板友(包括欄主)的看法,以為共和是國體,
民主(指 "多數決",不是"主權在民")是政府形式,
兩者不應混為一談,
但美國政論似乎有自己的一套,因為在他們政治詞彙裡,state還有個重要意義,那就是州。

記得美國2000年的大選, 布希獲得多數選舉人票,而高爾獲得多數全民票,而相持不下吧?
那時就引起"共和乎?民主乎?"的激烈論戰。事過後,還餘波蕩漾了好幾年。
民主論者則揚言將修憲,廢棄選舉人制,讓總統由全民直選(和台灣一樣)。
尊重州的獨立性(也就是傳統的以選舉人票為準),就屬共和論這邊。

所以,共和也是一種政府形式。不這樣看,可能美國政論會看得霧煞煞。
共和制是反中央集權,所以它要提倡各種合理的分權制衡設計。
在美國,像聯邦的3權分立,聯邦尊重州的主權,和高舉個體人權,都是明顯共和制的分權設計。
還有比較微妙的,像代議不是當傳聲筒而已,而可以自己整合出選民的共同意願(也就是普遍意志)
(如果僅是作為傳聲筒,那又跟直接民主無異,只是多個中繼站)。
他們也有商業共和(commercial republic)的觀念。

結語:
我們的一些政論家常會舉遍大堆頭來"擁兵自重",
過程中偷斤減兩,而在最後做出自我滿足的結論,
我覺得孫慶餘就屬這類,不願堅持跟隨理性的推演。
他的"共和vs民主"分辨是可以成立的,但這並不支持他一心想打造的結論
(我們都觀察他許久了)。
一個政體的名稱就是要和土地(共同體)切合。
這只是政治的硬道理,全世界的常識, 著毋庸議。

美國民眾支持台灣入聯民調解讀

by gaidhlig 2007/09/28


最近正好在讀一本很有趣的書:Watching the English(中譯:瞧這些英國佬)。書中,作者談到她曾經參與的社會學研究,調查英國最普遍的休閒活動。她提到,在一項調查中,看電視似乎是英國最受歡迎的休閒活動(99%)。然而,如果仔細研讀問題:「你在過去一個月曾經做過下列哪些活動」,便發現答案可能不是那麼簡單直接,因為,很少有人可以一個月的時間都不打開電視。其次,人們所回應花在看電視上的時間,可能遠比自己想像中要少。因為,電視可能開著,但是受訪者其實在做其他事:待客、看書、聊天、講電話、剪指甲、炒飯等等。因此,一項精準的調查,必須考慮到研究的方法、問答方式、數據解讀方式等等。

首先是「定義」的問題。無差別兄問到,armed forces 和non-armed forces是不是軍人和非軍人?理論上是的。在 Wiki的定義中,廣義的國家軍隊包括陸軍、海軍、空軍,在美國則細分至海軍陸戰隊,並包括國民兵和海岸巡防隊。問題是,軍隊系統中還包括現役(active)、儲備(reserve)、非現役/退伍(veteran)。根據這份2003年的統計,美國現役三軍軍人約為1百40萬人,加上3萬8千名海岸巡防隊,再加上儲備國民兵,駐防其他地區、國家等軍隊,總共約4百萬人。加上約2千6百萬的退伍軍人,總共約3千萬人。這個數字佔美國人口的比例,如果用2000年和2007年的人口統計的中間數(2.9億)來算的話,是13%。如果只用4百萬現役軍人的數字來算的時候,只佔1.37%。

所以,當中時記者寫到:「根據美國最近一次人口統計,軍人占十六歲以上就業人口僅百分之三」,我就要問自己,這3%的數據是那裡來的?還有這裡寫軍人佔5%,美國人口以億計算,差個2%,可是差到6百萬人。到底是哪一個?再加上家屬的話,又差更多了。

除了現役和非現役軍人的分別,還有問問題的方式。這裡的armed forces問的是「Are you or your family member in the armed forces?」,或是「Do you or your family member work for the armed forces?」差別在於,軍隊中也有文員,為軍隊工作,但沒有軍人身份。還是「Have you or your family member ever worked for the armed forces?」,這就包括現役和非現役。差別很大,所以,這份調查中的軍民比為什麼那麼大,要看背景資料為這兩個名詞所下的定義。

至於這次的軍民比和先前的調查差別很大,有可能是採樣的數量不同,Zogby其他的採樣有到5千多人,這次採樣人口數似乎算小。

不過,中時記者接下來所做的推論,我就無法苟同了。他說:「主張美國政府支持台灣入聯者,自由派遠遠超過保守派廿五個百分點(七十七比五十二);可是接下來的問題,『中國反對台灣入聯,美國應反對中國此一立場,並協助台灣入聯』,卻變成保守派遠遠超過自由派廿四個百分點(七十二比四十八)。這兩個題目,本質上是一樣的,答案卻如此殊異,實在費解。」

這兩個問題的本質真的是一樣的嗎?那民調公司幹嘛問兩次一樣的問題?我猜,他只有看新聞稿。

中時記者節錄「主張美國政府支持台灣入聯者,自由派遠遠超過保守派」。他很方便的漏掉「前提」:如果台灣人民通過公投。原文是:If the people of Taiwan pass a referendum to join the UN, then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not oppose Taiwan's petition for membership to the UN. (如果台灣人民通過公投,美國不應該反對台灣加入聯合國的訴求。)

針對這一個問題,極自由派有77%同意,極保守派只有52%同意。值得注意的是,這是指極自由派中有77%同意,而不是指同意的人裡面有77%是極自由派。而且,在樣本分類中,「保守派」和「極保守派」屬於兩個不同的樣本族群,在這個樣本中,「保守派」有389人,「極保守派」只有102人;中時記者一方面引用新聞稿的數字,一方面卻將兩個樣本族群混為一談,以「保守派」代替「極保守派」,有誤導之嫌。對於「自由派」和「極自由派」的樣本族群,也是一樣的情形。

第二個問題是:「中國反對台灣入聯,美國應反對中國此一立場,並協助台灣入聯」(China has opposed Taiwan's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The U.S. should openly oppose China's position on Taiwan and help Taiwan establish U.N. membership.)在這裡,中時記者也很方便的漏了兩個字:「美國應該『公開』反對。」

針對這個問題,在極保守派中,72%同意,在極自由派中,只有48%同意。

由原文看來,這兩個問題的本質並不相同。一個是:「如果台灣人民通過公投,美國『不應該反對』台灣加入聯合國的訴求。」美國支不支持是一回事,但不應該反對,符合自由派重視基本人權的精神。另一個問題是:「中國反對台灣入聯,美國應公開反對中國此一立場,並協助台灣入聯。」這裡問的是美國是否應該公開反對中國的介入,保守派多於自由派。如果根據保守派的基本精神:財務保守主義、自由市場、社會保守主義、強大的軍隊、小政府、州政府的權利,那麼,極保守派會反對美國屈服於中國的政治立場,也不是沒有道理。

中時記者以民調結果中:「『非常熟悉』台灣的,只有百分之六;『還算熟悉』的則為百分之卅三;至於不熟悉的,高達六成一。既然不熟悉,又只有百分之三到過台灣,當然也就不明瞭台灣的政治及經濟發展」,因此認為此民調無法呈現真實面貌,我則完全不同意。因為,這兩個問題問的是政治原則:「經過公民自決的決定,美國應不應該反對入聯訴求?」問的是美國應不應該支持公民自決後的決定,以美國的立國精神,70%同意,17%不同意,13%不確定,我覺得很正常。

「如果中國反對,美國應不應該公開反對?」問的是美國應不應該為了第三國「公開」與中國為敵,52%同意,34%不同意,15%不確定。這樣的原則問題,是不是真的需要熟悉台灣政治現況才能精確回答,我持保留態度。這兩個問題中的台灣如果代換成其他地方,我懷疑,結果也許會相去不遠。

在這份民調中,我反而認為其他三個問題更有意思:關於入聯問題,美國應平等對待所有國家:72%同意;在入聯議題上,美國應基於民主原則和人民自決,尊重每個國家的入聯權利:81%同意;美國政府最近支持科索沃加入聯合國,布希政府應該同等的支持台灣入聯訴求:61%同意。

基本上,如果只問美國民眾台灣應不應該入聯,這些不熟悉台灣的美國人只有五成五同意。但是,如果加上前提,背景,條件,那麼,同意的比例就增加。

對於接受這份民調的美國人而言,如果是基於民主原則,人民自決,平等原則,同意美國應支持公投入聯的比例高達七到八成,比單純支持台灣入聯的五成還要高。然而,如果將台灣入聯問題視為新興國家或有爭議國家的入聯議題,並將中國的反對納入考量,同意比例則降為五成。就我的解讀,這表示台灣的確應該正名,並朝建國的方向努力。因為,一旦台灣成為認可的新興國家,確定不是中國的一部份,基於民主自決原則,支持台灣入聯的比例只會更高,不會更低。

這是我的解讀,若要更詳細或更專業的解讀,請去問徐永明。

褻瀆與信仰

by 老包 2007/09/27

在國際社會閃閃發光的台灣導演李安,他的新作電影【色,戒】在台首映當天,讓該電影一刀不剪的新聞局長謝志偉,以及國民黨要參選總統的馬英九都出席觀賞,散戲後謝志偉從文學本質發表他對電影的看法;但馬英九卻說他看完電影聯想到自己,他語帶哽咽說:「想到當年我也......我也為國家犧牲了很多......」。從電視新聞看到馬英九這一段話,不禁令人全身起雞皮疙瘩!

導演李安令國際社會尊敬的地方,其中有一點是他的電影忠於原著精神。【色,戒】的原著者是張愛玲,但張愛玲是何許人?台灣有很多張愛玲小說迷,但現在活著的人,在一個資訊如此發達的時代,有誰見過張愛玲或她的照片?張雖已在美過世,但生前卻只寄出作品,絕不與黃皮膚的華人(台灣或中國)見面打交道或留下照片,以致真正了解她的人絕無僅有,這是何道理?說穿了,就是她對「兩岸的中國人」心存恐懼也!早年她在中國時,她被魯迅所稱醜陋的中國人指稱為「漢奸」,但她只是一個崇尚創作自由的文人,但她又愛上另一個才子文人胡蘭成,這個人更是中國人恨之入骨的「大漢奸」,這下子她更難見容於中國社會了,後來就移居美國,過著遁世的生活。這就是【色,戒】電影此際大紅,但卻沒人可以藉此認識原作者張愛玲,一窺廬山真面目的真正原因。

然而我們社會卻出現不知廉恥,大膽褻瀆崇尚自由的張愛玲的荒謬現象!首先是特務機關(調查局)跳出來說原著及電影是改編自他們單位曾有過的「豐功偉業」,試問,這個特務機關當年是專門構陷、羅織善良人士的罪惡單位,乃崇尚自由人士所深惡痛絕者,難道張愛玲會用她的生命(文學)去歌頌他們嗎?繼之則是馬英九的褻瀆!馬英九說他也曾「為國家犧牲了很多」,一則扭曲張愛玲的原意,以為她在「批判漢奸」(這種沒有人文素養的總統參選人「水準」),但最重要的,他把自己當年當職業學生,陷害台灣菁英的可恥行徑,現在還在洋洋自得,並美其名他是「為國犧牲」;試問,他為此而得高官厚祿,迄今甚至直攻總統寶座,這是什麼「犧牲」呢?而張愛玲終其一生,不敢回中國,也不曾來台灣,難道不是害怕他們這種人的血滴子構陷嗎?(馬當職業學生時代,台灣本無創作自由)。

試舉一例,張愛玲最鍾情的愛人才子胡蘭成,一九七○年左右曾來台居住一陣子(胡是被公認比張有才氣的文人),張與其分手後,可能也存在超越胡的心意,【色,戒】應是在此複雜心思下的作品),但不久就被國民黨的政戰打手們(馬的同志們),以「漢奸」血滴子加以圍剿,倉皇離台赴日!而當時有一朱姓作家家族,本來勤走胡居住處,因崇拜張愛玲而崇拜胡,亟盡巴結胡能事,但胡被血滴子殺上身時,卻是吭也不敢吭一聲,日後這個作家家族,甚至還成為「反台獨」激進派,直到今日。簡單言之,褻瀆張愛玲,莫此為甚|因為張愛玲只是單純的尋求創作自由啊,但這些人卻都是血滴子專家,「反台獨」的背後,呈現多少扼殺自由精神的惡靈呢?

然而為台灣創造了自由奇蹟的獨派、本土派們,也不要忽視自己陣營的某些「褻瀆」惡靈。當某些人以高喊台獨而來辱罵李登輝、謝長廷時,小心自己是不是也在褻瀆台獨呢?李、謝都是作夢也會夢到獨立建國的台灣菁英,但因有此信仰,反而更應小心謹慎,以真能實踐為要(連國會至今都由反台獨的立委佔絕對性多數),反而那些近來才把台獨掛在嘴巴的「嘴皮派」,才更應謙卑以對,豈可反過來修理講究方法的「行動派」?

總統大選迫在眉睫,謝長廷迄今無法主導選戰節奏,豈不是選戰致命傷?但自稱台獨堅定派者每天加以干擾批判,反而反台獨的馬英九輕鬆愉快往前衝,這是在搞台獨嗎?當整個台灣只出現李登輝一個人的聲音:「謝長廷的聲音在哪裡?你有在選總統嗎?」時,李登輝其實也是孤獨的,但他卻表現了一個真正為獨立建國憂心的武士精神。民進黨與李登輝,到底誰「真正」支持謝長廷?當知識分子與主流媒體都被淺碟子思考病毒入侵時,褻瀆與信仰之間,有時真會令迷惑大眾分不清呢。

色戒不是新聞泫然欲泣才是新聞--兼論漢奸

by yehsunnel 2007/09/27

李安拍張愛玲小說色戒,電影中描述了愛國青年要執行殺漢奸的故事,電影當然拍的沒話說,演員相當溶入電影的角色之中,成就了一部好電影,也獲得了威尼斯影展的金獅獎。但這部電影的背景,是1930年代中國抗日,當時的政局以孫文的策略為分水嶺,成就了二個國民黨主要人物,一是蔣介石,一是汪精衛。汪對於蔣的清黨很不以為然,因為早在1911年之前,孫文主張聯俄容共開始,汪一直是孫文政策最忠實的執行者,但執行孫文政策的汪卻被國民黨逼至牆角,由容共進而和日﹝日本﹞,最後被以國民黨為主的歷史觀把他的﹝和日﹞觀點抹黑為﹝漢奸﹞。然而今日,中國國民黨言必稱國父孫中山,事實上做的都是反孫中山的作為,在寧漢分裂期間,大肆的殺戮共產左派人士,最後造成敗逃至台灣的命運。

李安拍這部小說為電影,或許他受的是國民黨正統教育使然,完全忽略了歷史冤錯一個人的可能性,中國歷史本身或者也可以說是一部小說,有人說中國歷史「人物都是真的,但情節都是假的」如二十四史,而有人也說小說「人物都是假的,情節都是真的」例如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等。漢奸二個字是怎麼得出結論的? 1945年左右,戰爭已達末期,蔣衡量當時蘇俄也即將佔領滿洲,又害怕失去日本將失去對強權的緩衝,於是當時蔣介石派出一位外交使節,繆斌到日本談和,條件是日本得取消對汪政權的承認,普遍當時的日本政壇人士皆不同意,日本當時已窮途末路,蔣又提出承認天皇制度,甚至保全日本完整,日本天皇還是拒絕了。可見當時的蔣的駝鳥心態,馬英九看完色戒後講的好像他也親身經歷十萬青年十萬軍一樣﹝是他的父親馬鶴凌﹞,結果蔣對汪的追殺除了派出殺手外,還動用了不要求賠償的好處,希望日本放棄承認汪政權,結果,汪揹了幾十年的漢奸罪名,他萬萬沒想到,蔣介石才是真正大漢奸,而且內戰延續到823,還任用日本戰犯岡村寧次任白團的指揮。

提到漢奸,我們要提另一位漢奸,讓汪精衛不死的肅親王的女兒也成了漢奸﹝看來肅親王成了滿奸了﹞,到底漢奸是什麼?對我們這一代的人而言,中國人的教育教導我們仇日,只要是不仇日的人就成了漢奸。這裡有一個漢奸的荒謬例子,在二戰後遠東軍事法庭審判了當年有名的間諜金碧輝,也就是著名的川島芳子,她是滿清肅親王第十四個女兒,從小酷愛女扮男妝,當時軍事法庭的審判長依一級戰犯,審判金碧輝,審判長訊問時先問個人身世,當問到她是不是中國人,為何要當漢奸時,她啞然失笑,拒絕回答這個無厘頭的問題。金碧輝根本是滿清人,也就是中國人最愛掛在嘴邊的「亡國奴」,她隔水不唱後庭花,卻在她自己的故土﹝滿洲﹞成立安國軍,自封司令,準備復國,當然此時的她怎麼夠格當﹝漢﹞奸呢?訊問無法完成,幾日後就處決了。

色戒中的易先生,做為汪政權的特務頭子,在劇中角色並不一定是個﹝壞人﹞,而是他的作為,被中國人認為是漢奸。當時蔣介石除了撤退外,根本無法保障日本佔領區人們的生活,如果沒有﹝漢奸﹞去向日本人週旋,那些在日本佔領區的人們如何生存下去?這樣一個明顯事實,卻從未出現在歷史的思潮之中,很顯然漢奸在這樣一部電影裡,更沒有翻身的可能。這樣一部藝術與歷史兼具的電影,不可能面面俱到,同樣的對台灣的人們,除了被教科書灌輸反日意識,才能產生共鳴,越年輕的一代,不識得汪精衛,更不知道為何漢奸之所以為﹝奸﹞。馬英九先生看色戒這部電影,看到泫然欲泣,不禁要問馬先生,歷史到底弄清楚了沒,常看到他自認為中山先生的信徒,卻不識的那一位「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刺殺攝政王戴澧不成的少年頭,和那個忠實執行者中山先生遺志的人,都當成漢奸,而不加以思索,結果色戒不是新聞,他的泫然欲泣卻成了新聞,李安的淚來自於他對藝術的執卓,馬英九的淚來自啥?

<澄社評論> 規範政治廣告

by 盧世祥 2007/09/28

前總統府資政辜寬敏最近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刊登廣告,籲請美國公眾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全球有不少個人、團體或國家選擇透過這兩大報向美國社會發聲,是由於其影響力不同凡響。就在辜寬敏「不要把台灣的民主丟進垃圾桶」訴求見刊前幾天,角逐共和黨總統提名的朱利安尼也在《紐約時報》以廣告方式,就伊拉克戰事提出主張。

《紐約時報》接受政治廣告,以容納各方意見與觀點表達,這是新聞自由的一部分。該報有一部門負責斟酌內容的適當性,其標準不問立場與報社異同,主要在保障讀者利益,維護報紙格調品味。該報以往曾接受共產黨及激進組織廣告,並因刊登挺台灣廣告而引起中國抗議;也曾拒絕呼籲「取消聯邦所得稅」、「焚毀徵兵卡」的廣告,因其「有違國家利益」;並曾因照片欠妥而不接受廣告。

儘管接受政治廣告有嚴格標準,仍不免出現爭議。就在九月十日,一個自由派團體刊登反對伊拉克戰爭全頁廣告,把矛頭指向當天要在國會作證的駐伊美軍指揮官裴卓斯(David Petraeus),取其姓氏諧音,以「裴卓斯將軍或背叛我們(Betray Us)的將軍?」為題,大肆撻伐其未將伊拉克實況回報。此一廣告既出,支持伊戰的保守派大為光火,許多反戰的民主黨人尷尬,報社也接到逾四千通網路抗議函。政治上,民主黨居多數的參院決議譴責,有議員要求眾院調查,保守團體向聯邦選舉委員會投訴該報及廣告主,布希總統稱此廣告「令人憎惡」;而且廣告適用優惠價格,也招致報社黨同自由派的評譏。

《紐約時報》公共編輯賀特(Clark Hoyt)為此進行調查,發現廣告價格優待,純屬作業出錯,惟廣告內容,明顯涉及人身攻擊,對於這位戰功彪炳且受敬重的四星上將並不公平,此非但不合報社端莊與尊嚴的一貫原則,有違廣告規範,也使重要政策議題討論失焦,實「出賣報社最佳利益」。儘管相關主管辯稱,標題已加問號,廣告主有其言論自由,賀特於其專欄仍強調,以該報的卓越品牌,自應適用文明的高標準。

《紐約時報》不愧全球報業模範生,於此案中以成熟而誠懇的態度面對公眾批評,信守社會公器職分。美國民主也成熟令人羨慕,社會容或意識形態分明,過度的言行卻難以硬拗到底,是非曲直亦有公評。現在,台灣選戰逐步開打,見諸新聞媒體的政治廣告漸多,《紐約時報》接受政治廣告的嚴謹及處理出狀況時的開誠布公,實值得台灣新聞界師法,以期政治廣告回歸就事論事,不流於抹黑誹謗,進而扭轉社會立場先於是非、政治惡鬥不知伊於胡底的現狀,這也是我國民主能否更上一層樓的重要觀察指標之一。

(作者為資深新聞工作者)

2007年9月28日 星期五

豬羊變色的「開羅宣言」─台灣獨立之路

作者、巴布

1943年的「開羅宣言」是探討台灣主權問題歸屬時的重要文件(註一),杜魯門總統曾一度因「開羅宣言」主張台灣應歸還中國,可見「開羅宣言」的重要性。但實際上「開羅宣言」只是中美英三國在二戰時的意向書而已,並不一定得被落實,故當韓戰爆發後,杜魯門遂轉而宣示「台灣主權未定論」,一年之後,在「舊金山和約」中日本「懸空割讓」台澎主權,且未指定收受國,終使「台灣主權未定論」獲得國際法上的效力。

「台灣主權未定論」的基礎

一般討論「台灣主權未定論」的論述大都回溯到在1951年9 月8日簽訂的「舊金山和約」,和約中日本「懸空割讓」台澎主權,且未指定收受國,這只是「台灣主權未定論」的法律來源。事實上,在「台灣主權未定論」之前,還有個「台灣主權確定論」,在1945年12月16日的杜魯門總統對華政策演說,以及在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總統的政策聲明皆提及,依據一九四三的「開羅宣言」,那些日本竊取自中國的領土,如福爾摩沙,應被歸還中國(註二),這是因為美國總統杜魯門已在「波茨坦宣言」簽了字,而他的意向(也就是「波茨坦宣言」的意向)則是「開羅宣言」的條件必須實施,要不是緊接著的半年之後發生了韓戰,為了避免中國共產黨掌控台灣,根據「開羅宣言」及杜魯門的承諾,台灣主權的確定意向是要’歸’還給中國的。因此,可說韓戰的發生救了台灣,這就是「台灣主權未定論」的歷史背景,自此「開羅宣言」中台灣應(should)被歸還中國這件事已被擱置,將來是否被履行至今未定,這乃台灣主權未定論的基礎,「舊金山和約」只是由簽約各國共同確認了這個未定論的法律效力。

把「開羅宣言」KO出場?

由此可知,長期以來「開羅宣言」在政治上一直有著重大的意義,想要履行它時就倡「台灣主權確定論」,想要擱置它時就倡「台灣主權未定論」,即使至今中國領導人仍三不五時拿「開羅宣言」出來敲一敲邊鼓,藉此宣稱其對台灣擁有主權,因此台灣面對「開羅宣言」時,如果只是宣揚其根本無人簽字,以曝露它在法律上的缺失與無效性,企圖把「開羅宣言」KO出場,這是不夠力的,更進一步說:即使援引「舊金山和約」恐亦無法完全否定「開羅宣言」。

依照「舊金山和約」,台澎主權歸屬的最後決定權仍在美國,杜魯門總統雖已不在,但美國畢竟是「波茨坦宣言」的簽字國,「波茨坦宣言」的第八條聲明「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這一點美國在考慮台澎主權的最後歸屬時當然不能不考慮,這可不是用一個「開羅宣言」無人簽字就能幫美國卸下「開羅宣言」重擔的,《杜魯門宣言》也只能說:「福爾摩沙未來的定位,必須等待太平洋恢復安定後,亦即與日本簽定和平協議,或經過聯合國研議後,才能確定」,而稍後與日本簽定的和平協議「舊金山和約」中日本也只能「懸空割讓」,以迴避其對「尊重中國領土完整」的背棄,即使到1971年4月,美國國務院在重申台灣地位尚未確定時,仍得特別交代:「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宣言」都是盟國戰時意向的聲明,從未正式執行云云。甚至後來中美簽訂的三公報中,有關中國對台灣主權的立場(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美國也只能說:你的說法我聽到了(acknowledge),而不願/無法正面予以反駁,美國只能一再宣示其和平解決台灣主權問題的決心,以及兩岸對話的立場。這些都在在彰顯著美國即使握有「舊金山和約」的對台處置權恐亦無法完全否定「開羅宣言」,美國卸下「開羅宣言」重擔的最好機會是在1971年10月聯合國大會的“雙重代表權”提案,當然這已因蔣介石表面的「漢賊不兩立」主張而失去良機。

請「開羅宣言」進場

如果台灣無法面對「開羅宣言」,只是企圖把它踢出兩岸的競技場,這只能自欺卻欺不了人;台灣人得要正面且積極的面對「開羅宣言」,不能只是聲稱「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都只是戰時意向書,不是最終的條約,也不能只是宣稱其有無簽字的事實,「開羅宣言」的真正問題點乃是在其邏輯繆誤,亦即,底下這句「使日本在中國所竊取之領土,如滿洲,臺灣及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all the territories Japan has stolen from the Chinese, such as Manchuria,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shall be restored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的繆誤,這是一個不能被執行的條件,如果只是把那些竊取自中國的領土需歸還中華民國,這無庸置疑,因竊物歸原主,法理所當然,特別要注意的是,即使到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總統也還認為福爾摩沙台灣是日本竊取自中國的領土(註二),所以台灣應(should)歸還中國,但關鍵就出在臺灣及澎湖群島並非日本’竊’取自中國的領土,因它們是清國(中國)用一紙契約’出賣’給日本的,且依當時的國際法而言是完全有效的,所以「開羅宣言」的這一句舉例錯誤,這條件不應(should not)被執行,這條件不必被執行,這條件不能被執行,英美兩國怎麼能讓那不是竊取自中國的領土歸還中國呢?台灣當然不應(should)歸還中國,除非他們(控方)能在國際法庭上證明 臺灣及澎湖群島是日本竊取自中國的領土,而且日本(辯方)也承認有罪(guilty)!(日本會承認有罪嗎?註三)

為了台澎的獨立,台澎人民只須直搗黃龍,針對「開羅宣言」予以迎頭痛擊,從國際法上的所有面向證明臺灣及澎湖群島並非日本’竊’自中國的領土,從此「開羅宣言」豬羊變色,台澎人民也將高舉「開羅宣言」宣稱獨立:依三國皆宣示的「無拓展疆土之意」,推促 (urge)中華民國流亡政府交還竊據的臺灣本島及澎湖群島,廢除在台澎的中華民國政府體制,制定台澎新憲,推促美國落實「台灣關係法」,尊重與維護台澎人民所行使住民自決的基本人權,承認台澎獨立(當然金馬得另論),台澎將就此獨立。

從今而後,「開羅宣言」將成人類歷史學上的必讀經典,雖然它曾是台澎人民另一個50年殖民苦難的錯誤根源,但卻也是台澎人民獨立建國的正義依據。



註一:參見巴布另文《「開羅宣言」的邏輯繆誤以及道德暇疵》
http://bloguide.ettoday.com/zs7519/textview.php?file=78406

註二: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of January 5th, 1950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rint.php?pid=13678

註三:日本會承認有罪嗎?別傻了。

2007年9月27日 星期四

德總理接見達賴 法蘭克福廣訊報籲勿忘台灣


中央社 2007/09/25

德國總理梅克爾不顧中國抗議接見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德國重要報紙「法蘭克福廣訊報」在社論指出,台灣人民靠自己的力量從獨裁中解放,國際社會同樣不應忘記民主的台灣。

影響力廣大的「法蘭克福廣訊報」今天在頭版的社論表示,達賴喇嘛在世界各地受到歡迎,相較之下台灣人民也希望有一位像達賴喇嘛一樣的大使,讓各國領導人印象深刻到甘冒與中國關係緊張的風險也要接見他。

該報指出,台灣人民靠自己的力量從獨裁中解放,建立富裕的民主國家。不過除了美國總統稍微稱讚一下以外,絕大多數國家怕惹惱中國,認可北京的「一個中國」政策,與台灣的交往侷限在「現狀」的灰色地帶。

在這種情形之下,該報認為,只要兩岸一緊張,小小的台灣就被污名化為搗亂者,反之部署上千枚飛彈威脅台灣的中國卻逃過批評,最多只被要求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

梅克爾這次破天荒會晤達賴喇嘛,是否衝擊德中關係?該報指出,北京往往衡量對方的國力,適度懲罰或威脅那些與達賴喇嘛或陳水扁總統會晤的各國領導人。雖然德國現在同樣感受到北京的壓力,不過限制兩國經貿關係並不符合中國的利益。

該報駐北京特派員柯倫科在這篇評論最後強調,西方與中國在西藏甚至台灣的問題上意見不同,追根究底是因為價值相左的關係,在德國把中國崛起當成威脅的人比 機會的人還多。因此國際社會不應忘記台灣,更不能在明年三月台灣舉行加入聯合國的公投時,相信中國因為顧忌到奧運而會有所節制。

(中央社記者林育立柏林二十五日專電)


編按: 順便看一下「法新社」的報導:

"Merkel has been very consistent and predictable on human rights towards China and also Russia. And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there has been a 180 degree turn among European Union members and a new consensus has emerged."

梅克爾對中國及俄國的人權態度一直是一致且明顯的。且過去這兩年,歐盟國家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也導致了一致的共識。

為經濟日報上一堂經濟學

by 林環牆 2007/09/26

馬 英九先生曾說:「台灣經濟發展,在二○○○年前一直是亞洲四小龍的第一名。最近七年來經濟條件快速惡化,經濟表現停滯不前。」在一些特定媒體筆下,台灣經 濟似已頹敗了,並被南韓超越。有趣的是,陳水扁總統九月十一日出席世界台灣商會聯合會年會,發表「台灣經濟比韓國好」的相反看法。

果然,經濟日報於九月二十日發表的「台灣經濟真比韓國好?」社論,否定陳總統的看法,謂:「將時間擴及陳總統執政的整個七年比較後,還有人相信陳總統所斷言,台灣經濟一定比韓國好? 」

筆者在此特為經濟日報社論上一堂經濟學,當然也希望民進黨上下仔細旁聽,不要因媒體唱衰,迷失於經濟數據,而不知如何擘畫台灣經濟的戰略。

經濟成長率代表一國「總合產出」或「總合所得」在一定期間內的增長速度,的確是一般衡量一國經濟表現的關鍵指標。誠如該篇社論提及,民進黨「執政的二 ○○○—○六年七年平均,台灣每年經濟成長率只有三.八%,較韓國的五.二%,落後四分之一以上。」照理說,台灣經濟表現應該是遠不如南韓。事實不然!

沒錯,一般各國都用實質GDP計算經濟成長率,台灣亦然。惟假使一國對外貿易條件(即「出口單價╱進口單價」比率),出現持續單向惡化變動,實質GDP就會顯著高估這個國家的「總合所得」,因現行GDP統計並沒有考量貿易條件變動的損益。台灣如此,他國亦然。

就所得效果言,貿易條件改善一如技術進步,但實質GDP卻忽略了前者。

按亞銀資料,在民進黨執政之前的一九九九年,南韓貿易條件指數一一四.一,一路下滑至二○○六年的七十三.二,跌幅累計高達三十六%,即實質GDP已顯著 高估南韓「總合所得」。反觀台灣貿易條件指數則變動不大:一九九九年為九十一.九,二○○六年為九十二.六,仍微增○.七%,即實質GDP略微低估台灣 「總合所得」。是以,在比較台、韓最近七年經濟表現時,根據實質GDP變動的經濟成長率,一定會錯得離譜!

所幸,「實質GNI」這項所得指標能反映貿易條件變動產生的損益,從而糾正實質GDP的缺失。按亞銀資料,若依實質GNI計算,二○○○—○六年七年平 均,南韓每年經濟成長率由上述五.二%大幅調低為三.四%,而台灣則由上述三.八%略調升為四.○%,結果,台灣贏了,符合筆者之前的邏輯推論。

實質GDP會因貿易條件變動,導致所得及經濟成長率失真,一直是經濟學界活躍的研究課題。針對此,聯合國簡稱九三SNA的國民經濟會計制度也首度提出統計方法。台灣當然有經濟問題的一面,但妄言「最近七年來經濟條件快速惡化,經濟表現停滯不前」,馬先生的經濟學要死當!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2007年9月24日 星期一

從春嬌和志明的小孩說起

by 李筱峰 2007/09/23


話說春嬌和志明去年出生的小孩,已漸漸長大,正在牙牙學語。春嬌很高興,天天逗著他玩,可是志明真「白目」,卻告訴春嬌說:「我們小孩越來越像中國國民黨了!」春嬌滿臉疑惑問:「你在胡說什麼?我們的孩子還這麼小,怎麼會像國民黨?」志明解釋說:「不是嗎?你看!他嘴巴整日呢呢喃喃,可是盡是一些毫無意義的話!」

以上純屬玩笑,我用春嬌和志明的小孩來和國民黨相比,受到侮辱的不是國民黨,而是小孩。牙牙學語的小孩,天真無邪,哪像政客集團的言行那樣翻雲覆雨、勾心鬥角、價值錯亂,又矛盾叢生?不信的話,我們試舉這一陣子國民黨的所謂「返聯公投」的論述來看看。

這陣子國民黨返聯公投的主張是「以中華民國名義、台灣及其他名稱重返聯合國」。只要不是太無知,立刻可以發現這句話充滿錯亂與矛盾:

其一,如果要以台灣名義參加聯合國,那就不叫「返聯」,而是「入聯」。因為台灣從來沒有參加過聯合國,何來重返聯合國?這是最基本的邏輯或語意學。我如果對一所從來沒有就讀過的學校,說「我要重返母校」,我一定是精神錯亂。

再者,如果說要以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那又是另一種錯亂。因為一九七一年被趕出聯合國的並不是中華民國,而是蔣介石的代表。請擦亮眼睛再看清楚當年把蔣政權代表趕出聯合國的二七五八決議案裡面的最關鍵用語:「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的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二七五八決議案確認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唯一代表中國且繼承「中華民國」的合法政府。對聯合國而言,不論名稱叫「中華民國」(The Republic of China)或是在前面加個「人民的」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都是中國(China)。兩個名詞幾乎是同義詞。所以至今聯合國憲章還保留The Republic of China的名號,不信翻翻聯合國憲章第二十三條或第一百一十條,一目了然。中華民國既然還在聯合國,國民黨喊著要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是何意義?是要把北京政府的代表趕出去呢?抑或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存於聯合國呢?如果是前者,國民黨不怕違背自己所標榜的要維持兩岸的穩定關係嗎?如果是後者,那不就變成兩個中國了嗎?這與國民黨強調的「一中」原則不是又自相矛盾了嗎?

由於國民黨一心一意只想奪回執政權,眼看著民進黨對台灣前途提出明確主張,要加入聯合國,要建立正常國家;國民黨不甘示弱,只好跟進,也來扯一下聯合國的話題。可惜自己沒有明確的中心價值,對於國家定位也模糊不清。因此提出的訴求與論述就充滿矛盾、錯亂、模糊,語無倫次。明明是一個反對台灣主權獨立的政客集團,現在為了選票,也開始呼喊「台灣加油」、「台灣向前行」,真是「六月刈菜假有心」。更好笑的是,國民黨以前常取笑「黨外」時代或民進黨的民眾都是吃檳榔穿拖鞋的下層民眾,現在為了表示他們是如何地親近民眾,也刻意穿出藍白拖鞋出來遊行。我看著這群養尊處優、細皮嫩肉的蔣政權殘餘勢力,在街上拖著東掉西掉的拖鞋,簡直可以用「畫虎不成反類頑皮豹」來形容。再看看他們語無倫次的標語,更加使我覺得還是正在牙牙學語的春嬌和志明的小孩可愛多了!

台灣正名是「常識」

by 曹長青 2007/09/23

在三十萬人聚會高雄,四千人聚會紐約,更有歐洲、加拿大、日本等各地台灣人齊聲發出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呼籲之際,「前衛」出版社上週及時推出了為美國獨立之路奠基的《常識》一書。這是該名著問世二百年後,台灣首次有了繁體字譯本。

《常識》是人類思想史的經典著作,對美國人的思想影響深遠。二○○三年美國最大連鎖書商「邦諾書店」統計出的影響美國歷史的二十本書中,《常識》不僅入選,且位居榜首!

《常識》告訴人們,選擇獨立是天賦人權,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尤其對今天爭取國家正常化的台灣人民,它更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當年美國的獨立之路,比今天台灣的奮鬥更艱難。在內部,英國移民佔四分之三,他們在血緣、情感上自視「美洲英國人」;在外部,有大英帝國的軍事鎮壓。但最後美國人成功了。這其中因素很多,但從個體來說,有三個人做出了最重要的貢獻:

「把一個獨立國家留給後代」

一是《獨立宣言》作者傑佛遜,提出人生來具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奠定了美國獨立和自由的理論基礎;二是首任總統華盛頓,領導了獨立戰爭,並在最艱難之際,獨撐大局並獨自做出重大決定;第三個就是疾呼人民有選擇獨立權利的《常識》作者潘恩(Thomas Paine)。

縱觀美國獨立的歷史,如果說傑佛遜奠定了獨立的理論,華盛頓指揮了獨立之戰,潘恩則是用文字的號角,吹出了獨立戰爭的士氣和激情。三個人像「三腳架」,為美國撐出了一片偉大、自由、獨立的天空!

但是和傑佛遜、華盛頓不同的是,潘恩不是美國人,而是一個英國人。但潘恩完全超越「大英帝國情結」,視美國人民獨立的「權利」高於他作為英國人和英國的共同「國族」利益。

當時美國內部也存在激烈的統、獨之爭,那些「大英帝國」的維護者,主張保持現狀;即使那些認為美國應獨立者,也恐懼英國的軍事力量,而不敢支持「美獨」。在這種背景下,潘恩寫出《常識》這本書,清晰、堅定地指出:美國獨立是基於一種「常識」——美國人民有權利選擇,獨立是「遲早要發生的必然趨勢」。他呼籲人們和英國決裂,把「一個與眾不同的獨立國家留給後代」。連「美利堅合眾國」這個名字,也是潘恩最早喊出來的,因而他被稱為「獨立戰爭的號手」。

「國家認同」是不能妥協的

在有人提出與英國「和解」時,潘恩旗幟鮮明地痛斥。對於潘恩來說,獨立的「權利」是不能妥協的,在國家認同上,是不能、也無法「和解」的。他對妥協派毫不客氣地說,「如果殖民地人民在目前的鬥爭中都抱著這種膽怯的想法,後代的子孫一定會以厭惡的心情來想起他們祖先的名字。」

當時美國才三百萬人口,《常識》銷售了五十萬冊,是僅次於《聖經》、影響最大的一本書。那些充滿激情、膽識、洋溢著必勝精神的文字,極大地啟蒙、鼓舞了爭取獨立和自由的美國人。連華盛頓本人也被潘恩的《常識》說服和打動,而完全放棄了對英國的幻想。他給朋友寫信說,「我們必須和英國政權一刀兩斷」。因而美國第二位總統亞當斯說,「如果沒有《常識》作者這枝筆,華盛頓所舉起的劍將是徒勞無功。」

但疾呼美國必須獨立的潘恩,並不把獨立看作終極價值,他更看重的是美國獨立之後,建立一個和英國君主制、法國貴族統治等完全不同的民主共和制度;從而把「建國」和「共和」連到一起,把美國獨立提升到建立人類全新政治制度的高度。這是潘恩支持美國獨立的初衷和理想;後來二百多年來美國走的道路,正是在潘恩等鋪設的基石上,或者說是他的夢想成真!

「制定新憲法,正名為台灣」

二百年後的今天,台灣正在走著同樣的獨立之路,那就是越來越多的人知道「常識」、認同「常識」,並大聲地說出「常識」——人民有選擇的權利!高雄和紐約的台灣入聯大遊行,都在向世界展示不可阻擋的台灣民意!

在月底將召開的民進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如果能在《正常國家決議文》中補入「制定新憲法,正名為台灣」這樣明確的文字,就等於向世界發出更清晰的信號。如果民進黨的全國代表們都不敢說出「常識」,那還怎麼來說服美國、聯合國和國際社會?人們期待,人們更相信,當年制定台獨黨綱、走在人民前面的民進黨,今天絕不會落後於民意!

《常識》在台灣問世,得益於譯者陳水源先生的努力。這部經典著作將給台灣讀者帶來一個重新認識「獨立價值」的常識世界。對於這個「常識」的實現,潘恩在書中斬釘截鐵地預言:「只要我們堅持不懈,不屈不撓,我們就有希望得到光榮的結果。」

檢方:呂游蘇謝特別費案偵辦不亞馬案

節錄自:

檢方:呂游蘇謝特別費案偵辦不亞馬案


沈明倫表示,本案查得相當仔細,相較於檢方偵辦馬英九特別費案,有過之而無不及,鉅細靡遺。特別費以原始憑證結報部分,憑證包括統一發票、禮金犒賞等部分,每筆都查,除去函給提供發票店家行號要求說明,若是以信用卡、貴賓卡消費,也去函給發卡公司,全部約談相關人員查證,了解消費過程。

他指出,有關禮金部分,紅白帖也都逐一查證是否是因公支出,查證方法和標準不亞於馬英九特別費案,經查謝長廷與蘇貞昌兩人並沒有以他人發票或以非因公支出的發票來支領特別費的情形。

有關馬英九特別費案起訴書有附表公布冒用他人發票核銷特別費的發票及用途,但本案起訴書為何沒有公布相關資料?沈明倫指出,因馬英九遭起訴,被告有防禦權,必須公布相關犯罪事實,讓被告了解,但蘇貞昌和謝長廷兩人沒有被起訴,沒有防禦權的考慮,且考量涉及隱私權,所以沒有公布相關資料。

一把聖火 燒掉三個假面具

by 曾道雄 2007/09/23

奧運聖火來台談判破局,這齣兩岸政治角力的野台戲終以鬧劇收場。中國與台灣的統、獨,三方皆輸。一把聖火燒掉了大家的政治假面具,也測試了中國與台灣朝野的政治智商。

中國的司馬昭之心,不需被測謊也知道他們是假奧運之名行政治統戰之實,但他們手法笨拙,而且路線和條件的談判一日多變,暴露了北京及其中國奧委之間思緒凌亂、六神無主。他們本想趁此吃下台灣,又怕中毒,在無人敢負責之下,只好回到鐵板一塊,丟出一個荒謬的國旗國歌問題,作為自己下台的退場機制,這也充分顯示這個虛胖的大國,是何等的缺乏氣度、自信和政治智慧。

但民進黨也不讓中國專美於前,其思緒之凌亂也幾已到了精神分裂的程度。一個一向標榜著獨立建國的民進黨,竟如此死忠地捍衛著它所謂的外來政權的國旗和國歌,令人嘖嘖稱奇,甚至不惜要吟唱著國歌、擁抱著這面國旗,焚身於奧運聖火之前,這等氣節確實教人動容。但是從另一方面,對於一個真心主張要以台灣之名「入聯公投」的政黨而言,這些對策卻也顯示了它的政治智商不足。

中國堅持聖火在台傳遞不得出現國旗國歌,偏打正著地沖到了愛國同心會等統派人士,搞得他們裡外不是人,只好趕緊把神主牌給藏了起來。但民進黨除了做些政府的表面工夫之外,對於這個不用花錢就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卻不知如何把玩。中國作球剛好正中民進黨下懷,可惜民進黨政治智商不足,也不夠奸巧,無法借力使力趁機得分。其實他們正可拿出各種入聯公投的標語,或各具創意的台灣國旗,沿途揮舞來替代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甚至可利用北京這次暴投,直接演出「雙殺」,一併揭示那被沾污的奧委會貞節牌坊:一九三六年獻給了納粹、二○○八年失身於中國!

至於對那些不唱國歌心不爽的朋友而言,其實亦有一計可施,他們可移師北京且盡情高唱,只要你手中握有這個字條:「散民主義、污黨所宗,以踐民國、以禁大同,咨爾多事、偽民錢封,夙夜匪懈、豬意是從,是禽是蛹、避信斃忠,移心易德、貫徹始終。」萬一我們忠黨愛國的朋友在此高歌中,被國際奧委會的人員和中共聯手抓包了,也可以出示這個歌詞來自我解套,誰敢說:這是中華民國的國歌?

仔細看台灣

by 玉山網路電視台

仔細看台灣

影片來源:台灣玉山高畫質網路電視台Yushan TV


這是攝影大師許釧滂鏡頭下的台灣,讓我們欣賞福爾摩沙之美,感動不已!!
本片由僑委會交由本台無償播出,歡迎轉貼但不得作任何商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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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被聯合國拒絕了嗎?

by 沈培志 2007/09/23

在聯合國的事務來講,申請歸申請,提案歸提案,性質不相同主管單位也不一樣,簡單講,總務會不是讓你申請入會的機構,所謂的申請是陳總統兩次的申請信函才是申請,我們請友邦在總務委員會提案的重點是要求大會「敦促安全理事會依據安全理事會暫行議事規則第59和第60條(註一)及《聯合國憲章》第四條,處理台灣申請加入聯合國問題」,也就是說陳總統提出的申請案還沒走過「議事程序」就被退回,這是聯合國秘書處的錯誤,是嚴重的程序瘕疵,所以我們請友邦在總務會提案,要求大會敦促安全理事會,依據安全理事會暫行議事規則來進行案件的申請。

既然「議事程序」還沒走過,誰說台灣被聯合國拒絕了? 9月19日的總務會只不過拒絕將提案送交大會,這樣怎算台灣入聯被拒絕?總務會不但不是申請入會的機構也沒有接受和拒絕申請的權力。希望政府官員和媒體能夠分辨清楚,否則傷及人民信心不說,更無助於我們早日加入聯合國,總之,台灣還沒有被聯合國拒絕過,要不然拒絕的理由在哪?
過去數年個人在相關文章發表過許多次,從1993年開始到2006年我們在總務會請友邦提案那不叫做申請,甚至今年請友邦在總務會提案也不是申請,但官員和媒體幾乎誤導了民眾,否則現在隨便去問問路人,問他們的理解是不是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被拒絕了?保證十個有十個回答﹕「是的,我們又被拒絕了!」這將產生什麼影響?影響可大了!人家要問你,既然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被拒絕了,還辦公投做什麼?

另外友邦在總務會的辯論若不是指出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就是說台灣有政府、有人民、有憲法、有選舉,要不然就是列舉台灣有資格加入聯合國的理由等等,這些在過去十四年不知講過多少次,但他們完全忽略今年的提案重點在於秘書處違反議事程序,所以到底有沒有一個友邦強攻這一點?答案是肯定的,沒有。事實上我們從電視上看到的情況的確如此,不管贊成或反對,哪位代表不是照稿宣讀,盡管聯合國大會召開全體會議,核定總務委會十九號通過的聯大議程時,有不少友邦在會中要求,重新考慮將「台灣入會案」列入議程,有九十九個國家要求就台灣案發言,創下聯合國大會的歷史紀錄,那又如何?只能說完全失焦,非常可惜!

違反議事程序是大事,今天事情發生在台灣,誰能保證以後不會發生在別的國家或是別的案件?總務會誰是主席?你給我回答看看,嚴重違反議事程序對嗎?一定是不對的,既然不對怎麼改進?當然就是要求秘書處把陳總統的申請信函重新送交安理會去表決,就像一些泛藍說的,中國有否決權,好啊,既然你有否決權那怕什麼?把我們陳總統的申請案否決掉啊!給個理由否決掉啊!依照規定(註一第六十條)安理會必須向大會做出否決此案的報告,我看你們怎麼寫?

事實上我們也都很清楚,目前整個大局勢對我們相當不利,但不能說不利就不推動「入聯」,相反的,我們要加強推動,民間和政府都要動起來。只是常言說﹕「成功必須努力,但努力不一定成功」,所以我們要有對的方法,然而對的方法從哪來?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否決的理由」,安理會用什麼理由拒絕我們,我們就依照那個理由去改進,最後「公投」、「制憲」、「正名」我們都做了,一個新國家的誕生,聯合國還有什麼理由拒絕?

鄉親們!對於「入聯」的暫時錯折千萬不要氣餒,公理和正義一定是站在我們這邊的,從聖地牙哥到洛杉磯到舊金山到西雅圖,橫跨整個美國到紐約,從加拿大到非洲到日本再到故鄉高雄,多少鄉親站出來發出怒吼,數千篇正面回應的文章刊登在全球各大媒體和網路,我只聽聞到一個清楚的信息「可以不留名,不能沒有留下腳印」,這次沒有前人留下腳印讓我們跟隨,然我們拓荒的腳印卻不孤單!終有一天聯合國秘書長必須指示警衛,請警衛護送我們的國旗到聯合國廣場前緩緩升起,那一刻何止台灣人要起立致敬,全球人類將為我們歡呼!

(註一)安全理事會暫行議事規則第59和第60條
第十章 接納新會員國
第五十八條 ﹕凡欲成為聯合國的國家應向秘書長提出申請書。。申請書應包括一項正式文書形式的聲明,宣布接受憲章所規定的義務。
第五十九條 ﹕ 秘書處應立即將入會申請書提交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代表。除非安全理事會另有決定, 這項申請書應由主席提交一個由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所派代表組成的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應審查提交給它的任何申請書,并至遲應在大會常會開始前三十五日,或遇召開大會特別會議時,在特別會議始前十四日,將審查結果報告安全理事會。
第六十條 ﹕安全理事會應按照它的判斷,決定申請國是否為愛好和平的國家,而且能夠并願意履行憲章的義務,并據此決定是否推薦申請國為會員國。
安全理事會如推薦該申請國為會員國,應向大會作出推薦,并附討論的全部記錄。
安全理事會如不推薦該申請國為會員國,或暫不審議它的申請,應向大會提出特別報告,并附討論的全部記錄。



作者:台灣加入聯合國促進會會長 沈培志

直擊!中國假藥工廠製作處方藥

by 台灣懸鉤子 2007/09/23

今日泰晤士報頭條。

From The Sunday Times September 23, 2007
Factory for fake prescription drugs
Insight
Jonathan Calvert, Howard Foster, Roger Waite and Simon Parry in Louyang

外表漆成白色的「科學」工廠非常明顯地與四週的景色不搭調,這裡是一窮二白的鄉下,農民在路邊賣玉米,勉強維持生計。



然而選擇在中國遙遠的河南省鄉下地方開設工廠,卻是故意的選擇,工廠廠長蓋布列耳.張(Gabriel Zhang)說:「在這裡,沒有人會來找麻煩。」

這是因為三十二歲的張先生,一位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從事的是現代的中國生意:非法製造假藥。
過去一個月裡,張先生與一位英國的大盤商談生意,表示願意提供假藥給罹患重度、有生命之憂的疾病患者。

他承諾他的假藥會看起來跟真藥一模一樣。他吹噓:「我們拷貝每一個細節。我們甚至可以印製美金一百元的假鈔,但我們不會這樣做,因為犯法。」

為了證明他可以製造這些本來要救人性命的藥,他提供該大盤商在他工廠生產的假威而剛樣本。

他所不知道的是,這位英國大盤商是週日泰晤士報的記者,正在調查中國的新仿冒醜聞。

然而他的工廠已經在準備要進入製造階段,所製作的藥品包括可以心臟病與癌症、劑量非常重要的藥。

這個趨勢已經引起規範單位的戒心。許多中國的仿冒商正在改變跑道,開始仿冒救人性命的處方藥。

英國的藥品與健康產品規範部門(Medicines and Healthcare products Regulatory Agancy, MHRA)說這是很有利潤的生意。「我們見到的許多案例都是數量非常龐大的,價值超過一百萬英鎊。從事這種仿冒藥的人想要大賺一筆。包裝與藥品外表看起來 像是真貨,但是經過化驗,你就可以看到不純的雜質,而我們通常發現的是,藥品的作用成份份量被減低了。這樣是很危險的。」

一位為週日泰晤士報的調查員為了揭發這些仿冒的罪犯,設立了一個假的藥品批發公司。他在網路上廣告說他想買藥,接著收到從四季(Siqi,音譯)藥品的回 應,表示他們販售降低膽固醇的藥,以及威而剛與希愛力(Cialis)等治療男性性功能障礙的藥。經過一連串的電子郵件往來,顯然的是這家公司是張先生工 廠的掩護。

這位中國商人的根據地是中國北部大城天津,同意為這位藥品大盤商生產三種藥:保栓通錠(Plavix) ,一種抗血小板的製劑;可蘇多錠(Casodex),一種治療攝護腺癌的賀爾蒙藥品;金普薩錠(Zyprexa),一種治療精神分裂症的藥物。其潛在的利 潤非常龐大。在英國,可蘇多定錠的批發價:一包含二十八顆藥的價格是128英鎊;而張先生的價格低於5英鎊。

上個星期,記者假扮成批發商人的表弟,與張先生碰面,並且前往檢視他的生產線。記者被帶到河南省洛陽市,他首先造訪的是一家印刷廠的後面,充滿了麥金塔電腦的房間。這是製造藥品包裝的所在地。

對張先生而言,藥品的外表比其內容更加重要。他說:「製造藥品本身是相對容易的,但假如包裝不好,就沒辦法賣到全額價。」

從那裡,張先生開車帶記者到他的工廠,這裡用洛陽營養廠的名義,已經製造假藥六年了。工廠內部到處都是裝滿威而剛與希愛力的塑膠袋。工廠員工正在維護一個快速包裝的機器,以準備在下禮拜開始作一批海外的定單。



張說他與全球各地都作過生意,並且說他有一個英格蘭的顧客每一次回英國都帶一萬顆假威而剛在行李箱裡。張說:「有一次他在海關被攔下來,他告訴官員,那些只是維他命丸,而他們就揮手讓他過了。」

上星期真正的威而剛製造廠,輝瑞(Pfizer)測試後發現這些藥的內容大部份都是滑石粉,然而有些錠劑則含有超過三倍最大應有的作用成份,西地那非(sildenafil)。

輝瑞的一位女發言人表示:「只要一顆,就可以讓你服下過量的藥劑,也會增加其副作用與主要作用的嚴重性,若位男性本來就有心血管方面的問題,其結果可能無法預測、相當嚴重。」

張先生先前宣稱:「如果你到英國的藥房去買威而剛,很有可能那些藥都是從我的工廠生產的。」

過去三年裡,有九個案例是假藥被分配給患者。而全歐洲這些假藥被沒收的案例,從2005年的一年五十萬錠,到2006年變成一年兩百七十萬錠。

兩年前,有2523包假的立普妥(Lipitor),一種治療膽固醇過高的藥,在英國國內販售。然而實際被查緝到的數量只有359包。去年類似的案例裡,1867包被散布到各藥店的假藥裡,只有七分之一被發現。

問題之一在於英國太過仰賴平行貿易所購得的藥品--這個系統裡,藥品被購得、販售好幾次,因為每個歐洲國家的價格都不同。

攝護線基金會的成員常常使用可蘇多錠,其政策與研究單位的主席,醫師克里斯.希利(Chris Hiley)表示:「這些假藥不能給患者完全的劑量,所以其效能被打折了。」

有些從遠東來的藥品被發現含有水泥與紅磚粉末,並且使用印表機的墨水加以染色。

現在不曉得是否有患者因此而產生副作用,然而歐洲議會所雇用、將會提出假藥貿易報告的醫生強納森.哈普(Dr. Jonathan Harper),相信英國很有可能已經有因為服用假藥而死亡的案例。

上星期五,張先生表示他從來沒有製造過任何假藥,雖然他承認他擁有可以製造假藥的機器。他說他的威而剛是從市場上買來的,而告訴記者的故事都是他編造出來的。




過去十年以來,在品質與數量上,中國仿冒的商品有不斷上揚的趨勢。進入美國與歐盟的仿冒品大約有一半來自那裡。

許多西方的製造商把生產線移到中國,幫助提高仿冒品的品質。有些工廠被發現在白天製造真貨,而在晚上製造假貨。

仿冒者有辦法仿製任何東西,從汽車零件到梵谷的油畫。假的手提袋、太陽眼鏡、美容產品、名牌服飾是仿冒者的最愛。根據美國的一項研究發現,中國與其他國家生產的假藥,預期到了2010年其總值會到達三百八十億英鎊,比2005年增加92%。

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球的藥品裡有10%是假藥。

期待覺醒,而不是好運 - 兩部電影給集體主義的諍語

by 呂政達 2007/09/23

從電影作品來看集體主義的恐怖,首先召喚出連串的「德國經驗」。近年來台灣陸續上映過《帝國毀滅》、《英雄教育》、《小白花海盜幫》等德國導演反省歷史的電影,當年納粹帝國的興起,仍是近代德國人深刻反省的素材。然而,德國人的反省不僅於此,如《竊聽風暴》,雖然談的是東德特務統治,卻在黑暗與光明、國家機器的侵犯與個人良知的強烈對照間,讓觀眾理解到另一層反省意涵的「德國經驗」。

《竊聽風暴》在台灣上映時,宣傳重點放在東德國家情報局史塔西無所不在的恐怖行徑,這樣的經驗,對經歷過白色恐怖的台灣藝文界人士,必也有切身感受。然而,電影的迷人之處,卻顯現在一名竊聽者對被竊聽對象─劇作家德瑞曼的認同與同情,乃至鋌而走險,參與救援。電影的反省意涵正在於一個集體主義時代與一個人的對照,儘管國家機器如此橫行狂暴,但在最黑暗的時代,仍能因為一個人的覺醒而就有所不同。

這樣的對照,有沒有發生在台灣的特務統治時代?譬如,日夜監看雷震舉動的特務人員,有沒有因為同情他的遭遇,悄悄放他出去見老朋友?當然,這種虛構想像儘管有趣,歷史的救贖從來卻不是靠「一個人的覺醒」。

投射到最近對司法官公佈黨籍的主張吧!當年某些東德法官也有基於良知,主張「人權」和「自然權」應高於「公民權」的想法,歷史法則要追求的卻大於「所有個人的總和」,要讓由於黨籍、身分、意識形態或秘密監視而產生的偏見和不公義完全攤開,讓每個人面對國家機器時遭受的際遇,不再靠有沒有遇見「一位好的司法官或執法人員」的運氣而有不同。

喬治克隆尼導的《晚安,祝你好運》,則提供對抗集體主義的「美國經驗」。一九五○年代初,只問「你是不是共產黨」的麥卡錫主義盛行,監視、告密、舉發、控訴漫天捲起,那個年代,你的顏色、背景、黨籍或你講過的話,比你這個「人」還重要。而哥倫比亞電視公司的記者艾德華.蒙洛和製作人佛瑞德.芬德利在政論節目揭穿麥卡錫的面目,終於扳倒這名發動白色恐怖的始作俑者。

喬治克隆尼這部電影是黑白片,觀眾看不見任何顏色,只目睹歷史經驗的進行,其實,這正是當前顏色滿溢的台灣政論節目,真正缺乏的歷史責任感。

2007年9月23日 星期日

聯合國新聞稿 歷史紀錄一樁

21 September 2007 UN - on UN LIMIT Taiwan

The General Assembly today agreed to consider 163 agenda items during the annual session that began this week but decided for the fifteenth consecutive year to exclude a bid by some Member States to discus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in the world body.

In a vote by consensus after a marathon debate on the Taiwanese item involving more than 110 speakers, Assembly members adopted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General Committee on the allocation of agenda items during this session, its sixty-second.

The 163 agenda items that were approved include questions of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 in Africa,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justice and international law, disarmament and the fight against drugs, crime and terrorism. It also includes many organiza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matters.

But Assembly members agreed with the General Committee’s recommendation not to include the item entitled “urging the Security Council to process Taiwan’s membership application pursuant to rules 59 and 60 of the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Procedure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Article 4 of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mbassador Tamsir Jallow of Gambia said Taiwan deserved its own membership in the UN because it was not a part of China and had an independent government and economy. Continuing to deny the membership infringed the human rights of Taiwan’s 23 million people, he said.

Mr. Jallow said it was unfortunate that Secretary-General Ban Ki-moon had returned a letter sent to him by Taiwan’s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asking Mr. Ban to refer the matter of the membership application to the Security Council.

But Chinese Ambassador Wang Guangya said the decision reflected the common will of a majority of UN Member States and there was no doubt that Taiwan was a part of China. He said no other sovereign State would allow one of its regions to apply for UN membership.

Mr. Wang also said that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adopted in 1971, had long resolved the matter.

2007年9月22日 星期六

美民調:多數美國人認為應支持台灣入聯

by 中央社 2007/09/21

美國佐格比國際公司今天公布最新民調資料顯示,有百分之五十五的美國民眾認為聯合國應該讓台灣成為會員;而如果台灣人民通過加入聯合國的公投,百分之七十的美國受訪者認為,美國不應反對台灣這項訴求。

這項由台灣政府委託進行的電話民調顯示,大多數美國民眾認為,美國應支持台灣現正推動的加入聯合國活動。這項民調結果已公布在佐格比的網站上。

民調結果顯示,有百分之六十一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政府應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的訴求,如同美國近來對科索沃的支持。

有百分之五十二的美國民眾認為,美國應該反對中國對台灣入聯的立場,幫助台灣贏得聯合國會籍。

百分之七十二的美國受訪民眾也表示,在決定是否給予個別國家席次時,聯合國對所有國家應平等對待,不能有歧視的行為。

另外,有百分之八十一的受訪美國民眾認為,在參與聯合國的議題上,美國應尊重每一個國家基於民主與自決原則爭取成為會員的權利。

數據顯示,針對美國是否應該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問題,自由派人士較保守派人士顯示出更為強烈的支持態度。在自認屬於高度自由派的人士中,有百分之七十七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應該支持台灣入聯,自認屬於高度保守派的受訪者當中,有百分之五十二表示支持。

對於美國是否應該反對中國有關台灣入聯立場的問題,高度保守派人士當中有百分之七十二認為國應該幫助台灣,高度自由派人士支持的比例占百分之四十八。

民調並顯示,對台灣越熟悉的美國受訪民眾,越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而男性較女性更傾向支持這項行動。

這項以「美國公眾對美國與亞太國家關係及台灣加入聯合國的看法」民調,是由行政院新聞局委託美國佐格比國際公司進行,該調查機構在方法、經驗和數據資料庫方面均享有盛名。

民調進行時間為九月六日至九月十日,全美隨機抽取一千兩百零五名十八歲以上成年人為對象,正負誤差為百分之二點九。

(中央社記者蔡蕙如華盛頓二十一日專電)

國家認同

by 阿楷

有許多人認為國家認同是意識形態之爭,卻忘記了我們對台灣國家認同是用來生存的。 (by 阿楷)

聯合國點名簿上的異動(下)

by 慕容理深 2007/09/16


聯大第2758號決議文,英文版
Source:United Nations


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沒)改變什麼?

聯合國大會於1971年10月25日通過第2758(XXVI)號決議後,聯合國的會員名單並未出現變化。對國際社會而言,這是理所當然之事。為什麼?這得先從聯大第2758號決議講起。

大會決議
二七五八(二十六).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

大會,

回顧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考慮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利對於維護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組織根據憲章所必須從事的事業都是必不可少的,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第一九七六次全體會議。

從1971 年以來,我們的官方說法,包括教科書在內,皆曰「我國退出聯合國」。然而,聯大2758號決議文所說的卻是「驅逐」「蔣介石的代表」。換言之,聯合國大會與各組織中那個屬於「中國」的座椅沒動,只是換個「合法代表」去坐而已。即使「蔣介石的代表」代表早一步宣布「退出」,但由於大會認定「蔣介石的代表」在聯合國「非法佔據」了中國的席位,所以,其宣布的「退出」並無效力,也未影響到「中國」的席次與權益。

雖然聯合國憲章第23條上使用「Republic of China」一詞,但是從聯合國成立以後,這個 Republic of China 主要以「China」之名出現在聯合國文件上。例如在聯合國第六號決議文(1946 年1月1日)裡,中、法兩國各自被稱為 China 與 France,而非 Republic of China、Republic of France。Republic of China 也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也罷,均以「China」之名出席聯合國會議。聯大2758號決議所處理的問題是:「China」該由誰來代表,而非「哪一個China該留在聯合國」。因此,該決議在決定「誰」代表 China 的同時,也無異於追認:在1949年,「中華民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而消失於中國。這也是為什麼該決議文使用「蔣介石的代表」而非「中華民國的代表」。打個比方來講,這種情形就像有個「廟宇協會」開會決定說:啊,二十年來我們一直都搞錯,現在那個廟公才是正牌的,老早就被掃地出門的那個廟公是冒牌的。

國家政治體制發生變化並不影響其聯合國會籍。例如,葉門從王國改為共和國,仍在聯合國中保有Yemen之席次。在某個層次上, Russian Federation 之繼承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會籍亦為一例。假如在1991年時,有個蘇聯將領負隅頑抗,堅持由莫斯科政權所統治的 Russian Federation 是「叛亂集團」,並跑到某地堅持蘇聯「正統」,而國內外大多數人承認莫斯科的新政權,那麼,在此情況下,即使原蘇聯代表跟那位將領是一掛的而繼續想在聯合國當他的「蘇聯代表」,Russian Federation 所派出的代表還是會被認為有權利坐上前蘇聯的席位、並且把那位「蘇聯代表」擠出會場。

俄羅斯之取代蘇聯席次的安排也頗似以前英、法兩國失去殖民地時的情形。從英、法殖民帝國獨立出去的國家在建國之初即申請加入聯合國,而英法兩國在一次次的領土範圍縮小後,依然安坐於他們在聯合國與安理會的原有席位上。這種保持主體席次不動的情況亦見於非屬「殖民地」的案例,例如在新加坡獨立後,馬來西亞依然保有其席位。相反地,在國家分裂之後,在「誰也沒資格代表原國家」被普遍(尤其是被當事國)認可時,原國家的席次就被取消,而新成立的國家則各自以新會員的姿態加入聯合國(例如Czechoslovakia 、Socialist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重返」?以「中華民國」之名?

至於所謂「重返」,在本文上篇所提及的印尼與敘利亞,他們的代表團離開聯合國後,其席位在聯合國即跟著消失。聯合國再次接納他們的代表團後,他們的的代表所坐的仍是原來的座位:這種情況下,他們算是「重返」聯合國。就敘利亞而言,聯合國官方如是說:

On 13 October 1961, Syria, having resumed its status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resumed its separate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至於印尼的情形則是:

By telegram of 19 September 1966, it announced its decision "to resume full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o resume participation in its activities".

On 28 September 1966, the General Assembly took note of this decision and the President invited representatives of Indonesia to take seats in the Assembly.

以先前我們所提的廟宇作比喻,「退出」與「重返」的不只是廟公,而是整座廟。

聯合國大會在第2758號決議所認定的是中華民國於1949年消失於中國,而中國的席次則未消失,而當時被驅逐的是「蔣介石的代表」而非「我國」。因此,我國根本不可能「重返」聯合國。既然蔣介石早已作古,就再也沒有「蔣介石的代表」可以「重返」聯合國。所以,如果我們說我們要「重返」聯合國,恐怕有人會笑說:活見鬼。

由於聯合國歷史上從未有會員國的主權範圍等於台灣,因此,我們只能申請「加入」聯合國。至於名稱,本文中篇已指出,其決定權在我們。我們若像國民黨所說的那樣要以 Republic of China之名加入,除非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放棄「one China」政策,而像葉門、剛果、兩德、兩韓之例同意,否則根本是在惹麻煩。更何況,聯合國憲章上的「Republic of China」被認定為等同於現在由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代表團所代表的 China,所以我們更不可能使用「中華民國」之名,除非「反攻大陸」的白日夢成真。而從台灣自己的觀點出發,顯然沒有必要再去跟人家鬧雙包案而遭各國人士白眼以對吧?!相反地,若使用 Taiwan 為名,他國在法律上根本找不到任何站得住腳的理由可以反對我們。

其實,在聯合國會籍的議題上,不管我們用什麼名稱,中國都反對。聯合國會員必為主權國家,在這點上,它跟國際奧委會等國際組織有根本性差異。聯合國憲章第4條有言: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is open to all other peace-loving states which accept the obligations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 Charter and, in the judg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are able and willing to carry out these obligations.

本文上篇以來所檢視的所有例子無一違反此原則。一旦我們具有聯合國的 membership ,我們這個member就是被大會公認為「a state」;因此,對於聲稱台灣為其一省的中國而言,這個member不論用什麼名字,都不應該存在。只要我們能突破中國的封鎖而進入聯合國,根本沒有任何國家可以限制我們的名稱,除非我們要去使用別人家的國名或其一部分。因此,「用什麼名稱」根本是個從屬於「要不要加入」這個主議題下的次議題,而國民黨所謂「彈性務實」的說法則是模糊議題優先順序後所投射出來的幻影,跟「返聯」一樣虛妄,一樣地是眛於國際法、現實、歷史而自欺欺人的政治修辭。

聯合國點名簿上的異動(中)

by 慕容理深 2007/09/14

When we take away the right to an individual name,
we symbolically take away the right to be an individual.
Erica Jong


改名、正名

從南斯拉夫到塞爾維亞:拆夥、更名

在2000年11月加入聯合國的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經由憲法程序改名為 Serbia and Montenegro,該國在聯合國會籍上的名稱亦隨之改變。

由於Montenegro 在2006年5月所舉辦的公投決定獨立建國,Serbia and Montenegro 乃無以為繼。就在 Montenegro 正式獨立那一天(同年6月3日),Republic of Serbia (當然不可能再自稱為 Serbia and Montenegro )總統致函聯合國秘書長,通知聯合國,在Montenegro 獨立後,原先Serbia and Montenegro 之席次由 Republic of Serbia 繼續保有。自此,聯合國會員名冊上的 Serbia and Montenegro 改為 Serbia。至於新成立的Montenegro,聯合國大會於6月28日正式通過這個第192個會員之入聯案。顯然,塞爾維亞從上世紀末期的戰爭中學到:既然人家想獨立,何必強留。

從蘇聯到俄羅斯:更名、繼承

塞爾維亞走了好長的一段路才達到俄羅斯早就抵達的地方。作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的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1991年解散後,新成立的 Russian Federation 總統 Boris Yeltsin (葉爾辛)在該年耶誕節前夕通知聯合國,前蘇聯在聯合國所有的席位,包括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職權,全部由Russian Federation 所繼承,而由前蘇聯所分裂出去的各國對此亦表支持。


白俄羅斯:正名

原本在加入聯合國的 Byelorussia 於脫離蘇聯(1991)後,把從沙皇時代就被俄國人強加在自己頭上的 Белоруссия 改回 Беларусь,而英文名稱也從 Byelorussia 更改為Belarus。與其說這是「去俄羅斯化」,倒不如說這是「去殖民化」。


從馬來亞聯邦到馬來西亞:因國家範圍擴大而改名

在1957 年加入聯合國的Federation of Malaya 由於在1963年接納 Singapore、Sabah (North Borneo)、Sarawak之加入聯邦而改國號為 Malaysia,該國在聯合國的會籍名稱亦隨之變更。(Singapore 在兩年後宣佈獨立,並加入聯合國)


坦尚尼亞:國號簡化

Tanganyika 與 Zanzibar 分別在1961年與1963年加入聯合國。兩國在1964年4月合併為 United Republic of Tanganyika and Zanzibar ,兩國的聯合國席位隨之併而為一。同年11月,該國把 Tanganyika 與 Zanzibar 融合為一字,變更國號為較簡短的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從這些例子來看,非洲人跟馬來人比中國人彈性靈活多了。


ROC、薩伊、剛果:同名、改名、復名

在1960 年有兩個「剛果」在同一天加入聯合國。兩者於同年分別脫離比利時與法國的殖民統治而獨立,正式國號均為 République du Congo,英文名稱為 Republic of the Congo,簡稱 ROC。似乎,非洲剛果人比亞洲 PRC 與 ROC 之中國人的包容性大許多。

如何區別這兩個同名的國家?為方便起見,國際上以加註首都的方式解決,簡稱它們為 Congo-Kinshasa(Kinshasa 舊名為 Leopoldville)、Congo-Brazzaville。聯合國在處理這兩國的會籍時亦採類似方式,而在1480號與1486號決議文中分別使用 Republic of the Congo (Leopoldville) 與 Republic of the Congo (Brazzaville) 之名號。

為避免同名所帶來的困擾, Congo-Leopoldville 在1964年改名為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次年, Mobutu 將軍發動政變取得政權。這位大獨裁者在1971年時把國號改為 Zaire(薩伊)。到了1997年,Mobutu 政權被推翻,國名又改回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該國在不到四十年的期間,改了三次國名,聯合國也只能來函照辦地配合更改資料。


命名之權

基於國際法與聯合國憲章,國家有權自由選擇與更改自己的名號,其它國家與組織並無置喙的餘地。更何況,相互尊重乃構成現代文明社會的基本原則。即使是本文上篇所提到的 Macedonia,雖有希臘的反對,但聯合國會員名錄上那個大家都不滿意的「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中至少還是擺進了「Macedonia」這個字。

希臘反對自己國內的地名鄰國拿來當國名,這種主張雖然不見得人人同意,但在這個到處有專利法、商標法的世界裡,至少還可以理解。而即使在這樣的一個世界中,兩個剛果也未因名稱之爭而起衝突。相較之下,中國到處反對台灣使用「台灣」之名愈顯得莫名其妙、不夠文明。

延伸閱讀:

* Kendra Fox-Davis, Naming oneself: essential to cultural survival
* Igor Janev, Some Remarks About the Legal Status of Macedonia in the United Nations

聯合國點名簿上的異動(上)

by 慕容理深 2007/09/12

擁有聯合國會籍乃我國多數人民之共識;不過,關於「如何擁有」,目前有兩種主張:民進黨版的「加入」與國民黨版的「重返」。應該走哪條路?判斷的首要標準在於可行性,過不了這一關的案子當然就甭談了。「加入」可行乎?「重返」可行乎?從聯合國會員國名單上的異動紀錄來看,答案應該很清楚。

聯合國創立時有51個會員國,六十多年來,會員數隨新國家出現而水漲船高,如今已有192個會員國。其中,在獨立建國後不久即加入聯合國者佔絕大多數。聯合國網站在其會員國名單上針對某些較特殊的異動加註,本文先談論這部分。另一類註記則主要與名稱改變有關。兩者的基本差別在於:第一類的異動通常造成會員國總數的變化,而且往往牽涉到改名;在第二類的情況下,會員國總數並不會改變。


加入、退出、除籍、併籍 、復籍


併籍:兩個葉門與兩個德國

在1918年自奧圖曼帝國獨立出來的 Mutawakkilite Kingdom of Yemen於1947年以Yemen 之名加入聯合國。該國在1962年變更政體,並改稱 Yemen Arab Republic,而繼續以「Yemen 」之名留在聯合國。1967年11月,在這個葉門的旁邊出現另一個「葉門」:在英軍撤出之後,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Yemen宣布獨立建國,並在兩個星期後以Democratic Yemen 之名加入聯合國。後者國名中的「People's」標示著它在冷戰中的定位,而事實上,它與中、蘇關係的確相當密切。向來反對「兩個中國」的北京倒是不吝於支持「第二個葉門」的獨立建國,呵呵。

俗稱「南葉門」的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Yemen並未錯過上世紀末期的共產政權倒閉風潮。兩個葉門於1990年合併為Republic of Yemen,雙方在聯合國的席次也合而為一,會員名稱則沿用「Yemen 」。

德國的案例頗似於葉門;只不過,於1949先後建立的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俗稱西德)與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俗稱東德)捱到1973年才同時各自以國名之全稱加入聯合國。隨著東德併入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90),他們在聯合國的兩席也跟著併為一席,英文名稱則不再囉囉唆唆,直接採用Germany。


先併籍後復籍:敘利亞

敘利亞與埃及各自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兩國在1958年合併為 United Arab Republic後,在聯合國的會籍跟著合併為一。兩國的統一維持不到四年即告吹,敘利亞在1961年恢復獨立地位及其聯合國會籍(幸好聯合國不像網路,沒有搶佔名稱的「蟑螂」)。


「退出」後「重返」:印尼

在1945 年即宣告獨立的印尼,直到1949年年底才正式擺脫荷蘭的殖民統治。次年9月,印尼獲聯合國大會全票贊成,被接納為第60個會員國。1965年初,為了抵制馬來西亞進入安理會,印尼宣布退出聯合國。同年九月的一場流產政變後, Suharto(蘇哈托)將軍開始奪權。外交政策亦因內部政局變化而轉向。1966年9月,印尼宣佈它將「重拾與聯合國的合作,並恢復參與聯合國活動」。聯合國方面則擺出一副本來就沒事的樣子。幾天後,聯合國大會主席請印尼代表團入席參與大會。雙方演技之精彩、身段之高超,當然不是我在小標題上所加的引號可以形容。


註銷與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前南斯拉夫

作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的 Czechoslovakia (正式英文國名為Czech and Slovak Federal Republic )在1992年底一分為二,而成立了Czech Republic 與Slovak Republic。Czechoslovakia 正式消失前二十天,該國代表團函告聯合國秘書長,「分裂國土」後所成立的兩個新國家將申請加入聯合國。1993年1月19日,聯合國因此多了兩個會員國;至於創始會員國Czechoslovakia 的席次則人間蒸發,成為歷史。二減一等於一,所以聯合國會員國總數只增加一個。

相較之下,亦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的 Socialist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的解體則複雜許多。南斯拉夫的四分五裂使聯合國在1992年5月22日一口氣多了三個會員國:Bosnia and Herzegovina, Croatia, Slovenia。不到一年後,又來了個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馬其頓)。這個落落長的名稱是個妥協下的暫時性產物。反對該國直接了當使用Macedonia 為名的,倒不是同屬前南斯拉夫的冤家,而是國境內就有個地區叫做「Macedonia」的希臘。雖有鄰國希臘的反對,「Republic of Macedonia」依然被該國用為正式國名,國際社會分兩派,有些承認之,有些則只承認聯合國版。「Republic of Macedonia」之名為中國所承認,這說來好笑:一方面在別人家的名稱專利權糾紛中選邊站,一放面又對自己的名稱專利權死抓不放。

故事到此還沒了。在上個世紀結束前。簡直成了會員國製造機的前南斯拉夫又為聯合國帶來了一位敲門者:The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不過,聯合國大會的總席次並未因接納這位新會員而增加* ,因為 The Socialist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自此在聯合國大廈中名實俱亡。

到了二十一世紀,這故事還有後續發展。留待下一節再談吧。

2007年9月21日 星期五

塗鴉要達賴 7藏童被捕

by 中時電子報╱大陸新聞中心/台北報導 2007-09-21 04:35

據「路透」報導,甘肅七名藏族少年因在校園圍牆上塗鴉,寫著他們希望達賴喇嘛返回大陸的心聲,遭當地公安部門逮捕,其中一名藏童遭痛毆流血,家屬要求送醫治療被拒。

「人權觀察」組織昨天透過傳真發布消息說,對於維護藏族居住地區社會穩定一事,中共主政者已經近乎瘋狂。對於新近七名年紀在十四歲、十五歲之間藏童被捕一事,「人權觀察」呼籲中共立即釋放他們。

據指出,甘肅甘南自治州某村警局和學校牆上本月六日間出現塗鴉,寫著要求達賴喇嘛返回藏族地區的願望,當地公安因此在七日展開搜查,共有數十名當地藏族學生被補,最後除了七名學生繼續關押之外,其他學生在羈押兩天後獲釋。

遭關押的一名藏族學生,或在被捕過程,或在獄中遭關押時受傷,流血不止,其親屬要求送醫治療,但被公安拒絕。當地公安要求家屬在兩天內交付五千元人民幣,否則不能將該學生送醫,而當地藏族家庭根本拿不出這筆錢。這七名藏族學童已在十日被轉移到甘南自治州的夏河縣。

當地一位官員在接受查詢時,拒絕說明是否知道此事。但據了解,這是該村八月以來發生的第二起類似事故。先前有人在學校籃球場邊牆上看到「讓西藏自由」(Free Tibet)的手書標語,而這次被關押的七名藏族學童,當時即曾被傳喚詢問。

2007年9月20日 星期四

反對台灣入聯 但支持台灣發聲 美暗助我友邦爭取發言

by PCHome 2007-09-20 01:59/王良芬/新聞幕後

聯大總務委員會過去十四年來,已成為兩岸外交主戰場,今年氣氛特別焦躁不安,在開會前一刻,在聯大主席出面協調之下,中方和台灣友邦還敲不定發言形式,這是過去從未有的現象。

其實,中方挾持其大國姿態,加上邦交國人多勢眾,只要在總務委員會提議表決,台灣友邦實不堪一擊,無法爭取到自由發言方式。但是,今年中方收斂起了霸氣,竟然肯和台灣友邦協商,台灣友邦人丁單薄,卻還能對抗到最一刻。

馬其頓籍的聯大主席循照往例,兼任總務委員會主席,他十九日出面要求兩造協商,表面上是為求議事流暢,實際上,過去一周以來,中國和台灣友邦已經數次為台灣入會案,多次會晤討論發言方式,因雙方堅持各自立場,無法協議,以致到開會前一刻,主席必須出面斡旋。

台灣友邦手上幾無籌碼,但能平起平坐和中方對幹,主要是美方在背後支持。美方對於今年的台灣入會案,已透過官方和智庫管道,表達對扁政府的不滿。美方雖然不支持以「台灣」名義的入會案,卻認為台灣的聲音應被聽到,所以願在議事技術上,暗助台灣友邦一力。

台灣從一九九三年推動參與聯合國以來,聯合國總務委員會先都是開放自由發言(open debate),直到一九九九年,前總統李登輝提出特殊兩國論後,美方在不反對的情況下,冷看中方那年首度強行動員,主張限時單挑對決辯論,以致友邦的滿腹熱情言論無從發揮。

今年我方提出「台灣」入會案,不同於往年的參與案,事關敏感,美方謹慎對待。在政策上,華府發出強烈訊息,不同意台灣的入會案。但在另一方面,因這政治涵義不同以往的提案,美方即使不同意,也有必要讓台灣友邦在聯合國內,把理由給說清楚,然後交由國際社會公斷。

聯合國總務委員會的發言形式,通常是開放自由發言,唯獨在處理台灣案時,自一九九九年後,出現所謂的「二對二」對決辯論,這是中方箝制台灣友邦發言的手法。

今年的總務委員會,在美方勢力介入之下,雖然難以回到最初的自由發言,卻出現「三對三」的發言可能。

十九日的會前協商上,中方希望壓縮「二對二」的辯論,甚至是「一對一」的發言;台灣友邦則放言要求「自由發言」,或者能討價到「三對三」辯論,為此,我眾友邦防患於未然,已先搶著登記發言,以免臨時喜獲發言機會,卻又白白錯失。

台灣入聯 被提名人多認不涉改國號

by 中國時報 2007.09.19 

羅暐智/台北報導

針對台灣名義入聯是否涉及更改國號與憲法,司法院副院長被提名人謝在全及多數大法官被提名人都認為,台灣入聯不等同更改國號與憲法,李震山、林錫堯更說,「此屬言論自由範疇」。

台灣入聯的議題近來吵得沸沸揚揚,幾位被提名的大法官對此議題的立場與看法,飽受社會各界關注,也被在野黨列為審查時的重要指標。

國民黨團擬具的問卷中有一題為,「中華民國」是否為一主權獨立之國家?若「中華民國」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是否涉及國號變更與憲法變更?司法院正、副院長與八位大法官被提名人於前日陸續回覆此問卷。

被提名的大法官幾乎一致認為,依現行憲法規定與實際運作而言,「中華民國」當然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而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是否涉及國號與憲法變更?司法院院長被提名人賴英照四兩撥千金,並未直接表態,僅回覆說,「變更國號依憲法及其增修條文規定,應履行一定之程序。」

不過,副院長被提名人謝在全明確表示,聯合國的會員國有非以國家名義加入,因此,中華民國倘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是否涉及國號變更等問題,「未可一概而論」。

除了劉幸義未依問卷回答,池啟明認為變更國號應依修憲程序外,其餘六位大法官被提名人,一致支持謝在全的意見,認為以台灣名義入聯並不等同更改國號與憲法。

李震山、林錫堯更明確指出,以台灣名義入聯應列為言論自由層次,國號與憲法不因此而變更;如有涉及實際修憲層次,需依增修條文第一條及第十二條規定的程序辦理。

蔡清遊表示,在未獲聯合國同意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以及修憲完成之前,並無變更國號與憲法的問題。

葉賽鶯表示,中華民國以何名義加入聯合國,需考量、因應國際情勢,以彈性變通又兼顧國家尊嚴的名義加入,應交由全體國民依民主程序獲致共識。葉俊榮支持葉賽鶯的看法,認為加入聯合國所使用的名稱,是國際社會能否接受的問題。

中國官員恫嚇 英國記者火大

by 中國時報 2007.09.19 

王良芬/紐約十八日電

英國衛報駐聯合國特派員威廉斯(Ian Williams)十七日在該報撰文指出,他在出席十四日的陳總統視訊會議之前,中國官員無預警地致電給他,指稱他支持台獨,恫嚇不要出席視訊會議,但威廉斯嗤之以鼻,表示此舉只有讓他反彈更大。

英國衛報十七日以「恫嚇和外交」為題,刊出特派員威廉斯以第一人稱,揭露中國企圖阻擾陳總統視訊會議。

威廉斯說,美國屈服,讓中國對台灣展開攻勢,一如佘契爾夫人在福克蘭島的錯誤,但美國損失將遠過於綿羊和企鵝。

威廉斯說,一名中國女性官員在電話中說:「陳水扁是一個麻煩製造者」,他反駁說「中國將近一千枚飛彈瞄準台灣」。

中國女官員又說,如果他出席陳總統視訊會議,中方「將認為你支持台灣獨立」。

威廉斯答說:「我對這問題保持中立,這應由台灣人民支持,而我強烈支持台灣人民有決定的權利,正如同我認為,東帝汶、巴勒斯坦及科索沃人民都有自決的權利。」

中國女官員斥責說:「這違反了國際法!」威廉斯指出,人民自決權是聯合國的一個基本原則。雙方共談了二十分鐘,威廉斯激怒了該官員,氣氛很不愉快。

威廉斯還是如期出席陳總統視訊會議,擔任會議的講員之一,他在會議上向陳總統建議,台灣應考慮發展核武,這會讓國際重視台灣的聲音。

2007年9月19日 星期三

謝長廷:愛台沒錯 馬英九何不給台灣機會

by 中央社 2007/09/15

民主進步黨總統參選人謝長廷今晚在綠營「公投護台灣,加入聯合國」大遊行晚會表示,台灣沒有做錯事,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馬英九為何不給台灣機會?保護台灣是國家領導者的基本任務,愛台灣就是愛國家。

謝長廷說,他要用生命保護台灣,讓台灣的子孫和其他國家的人可以平起平坐,不再讓人看不起,偉大使命的完成,希望大家共同支持。

謝長廷表示,有些人到選舉時才說「愛台灣」,過去看不起台灣、笑台灣土的東西,例如拖鞋等,現在都說「越台越好」,但愛台灣不是愛台灣的商機、選票,是要認同台灣、和台灣站在一起、能為台灣討回公道。

他說,三十六年前,國民黨蔣介石政權被趕出聯合國,因為認為「漢賊不兩立」,讓台灣多年來這麼辛苦,變成國際孤兒,現在台灣人不要再聽國民黨的話,自己的前途要用自己的名加入聯合國。

謝長廷強調,台灣沒做錯、也沒做壞事,做為國家領導者,要對台灣有深厚的感情,認同台灣歷史,價值不能變來變去,一個黨如果不知道自己在哪裡、要往哪裡去,如何帶領台灣?若說中國生氣應該解釋、中國有誤會,應該替台灣人講話,不能火上添油、批評民進黨踩紅線等,這怎麼是認同台灣?「枉費台灣在養你」。

謝長廷說,他要問馬英九,為何不給台灣一個機會?台灣有做錯事、有犯罪嗎?遇到困難應合作克服,團結化解誤會,才是愛台灣。國家領導者保護台灣是基本任務,愛台灣就是愛國家,如果沒有國家,人生有何意義?

民進黨副總統參選人蘇貞昌在「衝衝衝」歌聲中上台,他致詞表示,「我是蘇貞昌,衝衝衝」,現場滿滿超過五十萬人,活動很成功,台灣人站出來達堅定意志。

蘇貞昌說,台灣加入聯合國竟然這樣困難,我們不表達堅定意願,就無法進入聯合國,今年總統陳水扁帶領大家向全世界表示,要用公投民主方式表達入聯願望,大家一定要繼續發聲,勇敢走出來,將意願讓全世界知道。

他表示,國民黨發起重返聯合國公投,但在聯合國的位子已被中國取代,返聯是不可能的事情,國民黨「攏是假」、用選票騙台灣,大家不要被騙去。

謝長廷演講結束後與蘇貞昌帶領群眾,和在聯合國所在地美國紐約現場支持台灣入聯的群眾視訊連線。人在紐約的新聞局長謝志偉帶領高雄、紐約群眾以高呼「台灣的國家自己管,UN FOR TAIWAN;台灣的總統自己選,UN FOR TAIWAN」。

謝長廷對紐約群眾說,不分海內外、不分男女,全體一起打拚,要讓台灣在世界有公平的機會,加入聯合國。

2007年9月18日 星期二

孫中山是中國政治黑社會化的開山鼻祖

by 畢文稼 《多維新聞》 2007年5月24日

回顧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除了血雨腥風﹑戰亂頻仍的悲劇人生﹐史書的字裡行間﹐不經意的就會發現黑社會的影蹤﹐中國政治的黑社會化﹐或者說黑社會操控的中國政治﹐制造了這個民族的百年噩夢。

1903年﹐孫中山於美國檀香山加入洪門致公堂﹐並被推選為致公堂堂主﹐中國所謂的現代政治﹐以黑社會的力量開始起家﹐同盟會也由此重新壯大。1904年孫中山以洪門大哥的身份巡視美國華人社團﹐並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反清民族主義旗號開展募款革命行動。

歷史也許怨不得孫中山投靠黑社會﹐並利用黑社會開展中國的政治反對運動﹐畢竟﹐那個年代中國人並沒有真正的政治政黨概念﹐況且明朝朱元璋借助明教力量一統天下的歷史經驗﹐對孫中山這樣盡管深受殖民文化影響的人還是很有借鑒作用。

問題壞就壞在﹐出身於黑幫大佬的政客﹐既沒有黑社會盜亦有道的信義﹐也沒有政客的以政治解決社會問題的底線﹔卻把兩者的最壞之處運用得淋漓盡致﹕借用黑社會的暗殺之道﹐消滅黨內或國家的政治競爭對手﹐把黑社會生存之術引入政治鬥爭﹔利用政客的政治許諾﹐以三民主義打動民心﹐卻用獨裁手段統治本黨和國家。

一個飽受西方教育的革命先行者﹐卻善用東方的無恥之術取得成功的政治家﹐為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開了一個最壞的頭﹐從1901年興中會第一任會長楊衢雲被暗殺致死﹐到同盟會其他兩大組織(光復會﹑華興會)領袖陶成章﹑宋教仁被暗殺致死﹐及至孫中山的學生汪精衛暗殺清朝重臣未遂﹐孫中山崛起的歷史過程中沾滿太多的疑點和鮮血。

1912年民國初建﹐20世紀似乎為中國展開了美麗的開端﹐但是﹐不甘閑置的孫中山﹐卻借用宋教仁被刺一案﹐放棄政治(國會)鬥爭和司法程序﹐發揮黑社會老大的餘熱﹐挑動了護法戰爭的暴力政治開端﹐使中國政治從此陷入了暴力循環的怪圈。

尤為不幸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孫中山去世之後﹐在孫中山的榜樣作用下﹐青紅幫出身的蔣介石順利地奪權成功﹐而其中的諸多暗殺﹐最為著名的則是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遇刺身亡。1927年國共內訌﹐牽頭為蔣介石向和平示威的左派工人打響第一槍的﹐就是蔣介石時代的長期盟友﹐上海灘的黑幫大佬黃金榮﹑杜月笙。

蔣介石順利的延續了中國政治的黑幫治國治黨手段﹐他的右傾法西斯盡管與孫中山的左傾蘇俄千差萬別﹐但在黑社會手段上﹐卻實實在在是「國父」的繼承人。在蔣介石統治中國期間﹐政治鬥爭用暗殺來解決﹐政治治理用黑社會手段統御﹐它不僅建立了軍統﹑中統等黨政黑社會方式的機構﹐還通過青紅幫在全國廣泛發展﹐形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牛的黑社會組織﹕青紅幫最鼎盛期﹐人數過百萬。

這樣子的中國政治﹐怎麼不深陷泥潭﹖軍政﹑訓政﹑憲政﹖不過是後人書寫歷史時候為偉人脫罪之辭。

中國政治也因此成為誰比誰更黑的競賽舞臺。學者出身的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瞿秋白們﹐最終在競賽中落敗﹐而鄉下仔毛澤東則把中國共產黨改造成為一個完全符合中國特色﹐尤其符合與蔣介石黑社會統治特色相對抗的黑社會政黨。

從以民主的名義﹐爭取美國的支持﹐反抗國民黨的擠壓﹐到背叛諾言﹐背棄民主﹐實行一黨專政﹔從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名義騙取民眾的支持﹐到建設了一個農村是地獄的中國﹔從高崗﹑饒漱石﹐到劉少奇﹑林彪﹐一個個的黨內同志翻臉成仇﹐生死相見﹐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無一不顯示著黑社會殘暴不仁所獨有的特色。

政治黑社會化﹐竟然成為中國二十世紀的成功典範﹕更黑的毛澤東戰勝了黑社會出身的蔣介石。怎不讓人悲緬這塊土地上人民的可憐。

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再到毛澤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長江前浪推後浪﹐一浪更比一浪黑﹐從孫中山的地下黑社會大佬﹐到蔣介石公然與杜月笙拜兄弟﹐到毛澤東清除一切雜牌黑社會﹐黑白通吃﹐中國人跟著中國政治﹐遭了大殃。國民黨史書上不願承認「國父」的黑社會大佬背景﹐共產黨史書上也不願意披露這段史實﹐但中國致公黨作為八大花瓶政黨之一的歷史﹐是洗脫不掉孫中山把黑社會帶入中國政治始作俑者的地位的。

(本文原名﹕政黨規範化與中國民主化)

美國還欠台灣一個自決公投

by 年糕料理館 2007/09/18


今年8月,在美國國務官員拋出「中華民國是多年未定的議題」說法之後,旋即美、日、加三國又致函聯合國,表達不接受「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的立場。至此台灣又成為國際注目焦點,並把台灣地位問題浮上檯面國際化,也迫使美國表態,然而中國喉舌都不敢對該國內人民做詳實報導,台灣統媒更加不敢還原歷史,省視箇中來龍去脈。傲笑年糕特地把多位台派前輩,長年蒐集並已發表有關「台灣地位與主權」的相關文獻,採編年的方式重新輯錄,提供糕友參考。內容有點長,適合颱風天慢慢看。其中可以發現兩個要點:一、蔣介石父子均清楚知道台灣並非中國領土,卻一直欺騙台灣人民;二、美國政府立場從頭到尾都沒改變,他們對台灣有其責任,他們必須協助台灣公民自決!但是他們都未付諸實現,所以美國還欠台灣一個自決公投!也誠摯呼籲陳總統、李前總統好好參照歷史真相與國際慣例,去省思台灣的下一步提供國人建議方向。同時協商美國終結蔣氏政權的「代理軍事佔領」任務,敦請聯合國監督暨協助台灣公民自決,並嚴禁中國參與或介入國際監督之列。也請謝長廷先生好好思索腹案,也給台灣一個機會!至於馬丁丁,一個蔣氏詐騙集團的後人代表,那就免了吧,就讓他帶著福建省連江縣去跟中國去「終極統一」吧!

重點摘要:


蔣介石父子均清楚知道台灣是盟國託管地
1. 1949年6月18日,蔣經國於日記:蔣介石對蔣經國說,「英、美恐我不能固守台灣…使其太平洋海島防線發生缺口, 亟謀由我交還美國管理......」。(《蔣經國先生全集》, 第1冊, 第446頁)
2. 1949年6月20日,蔣經國於日記:父親接獲我駐日本東京代表團來電報告,略稱「盟軍總部對於台灣軍事頗為憂慮,並有將台灣由我移交盟國或聯合國暫管之擬議」。父親極為憂慮,立即復電,請該團負責人就此事與麥克阿瑟元帥詳談......。(《蔣經國先生全集》, 第1冊, 第447頁)
3. 1950年3月13日,在陽明山莊革命實踐研究院對著國民黨的文武百官的演講,題目是<復職的使命與目的>,蔣介石說:「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1949)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而還不覺,豈不可痛…」已經滅亡的中華民國,其主權當然由繼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這也是為什麼1997年香港會歸還給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台北的中華民國。
4. 蔣經國在「風雨中的寧靜」一書中曾說:「…計謀由我交還美國管理…」,文中又說:「余必死守台灣,絕不能交歸盟國,…。」事實證明,蔣介石父子早知台灣真正的國際定位,為了自己的私利,而欺騙台灣人。
5. 1952負責台北和約簽訂的﹝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向「立法院」解釋這個條款時表示,《舊金山和約》「並未規定把這些島嶼歸還給中國」。當時是「立法院」就中日和約進行質詢,有立法委員說:「台灣和澎湖群島的地位是什麼?」
葉 公超回答說:「事實上,這兩個地方正由我們控制……然而微妙的國際形勢使得它們不屬於我們.在現行情況下,日本沒有權利把台灣和澎湖群島轉移給我們,即使日本有意如此,我們也不能接受……。」(Despatch No.31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Taipei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23, 1952, Enclosure 2, at p.2.)
6. 1950年,美英兩國開始草擬「與日本的和平條約」。蔣介石中國政府亦主張臺灣與澎湖群島,日本不要指定認撥「過戶」給中國,僅需作表示「放棄」之懸空割讓。這是為了確保蔣介石政權他所流亡與託管的臺灣和澎湖群島,不會落入當時已佔領統治中國的中國共產黨政府之手。
蔣介石在後來對和約的訂定有明確的指示:
和約的訂定只要確保我方在臺灣的利益,千萬不要提起臺灣地位歸屬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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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立場部份


1. 1949年1月19日,香港大公報東京航訊, 盟軍統帥麥克阿瑟表示:「台灣現在還不是中國正式的領土,因此南京垮台後,中共不能進入台灣,美國將協助台灣人獨立,並將提交聯合國決定。」
2. 1949年6月9日美國國務院提出了一份關於台灣問題的政策建議書,內中旨要是:蔣介石國民政府在台灣治理不當,已喪失託管的能力,應由美國和部分盟國出兵佔領,後由台灣公民投票,要求聯合國託管。
3. 1949年6月23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處主任(著名的「蘇聯通」) 喬治‧肯楠(GEORGE F. KENNAN, )向國務卿提出 PPS 53號 意見書「美國對福爾摩莎、澎湖群島的政策」(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指明:
一、欲使臺灣、澎湖群島免去被中共佔據,並與中國大陸絕緣,須先排除國民政府在臺灣之統治,代以暫時國際性或美國之管理,使臺灣居民有自由投票決定誰屬之權利。
並附上一份處理臺灣的意見(A Possible Course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and the Pesadores),建議國務卿將幾項辦法提出NSC供選擇:
一、請菲、澳、印三國,以中國內亂將擴至台澎,危及東南亞安定為由,要求聯合國於一年內在臺灣舉行公民投票。
4. 1950年5月30日,主管亞太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約國務院同僚於私寓,討論臺灣問題,認為臺灣局勢已經很嚴重,惟有請蔣介石自向聯合國提出託管臺灣之案,由美國予以贊同,並以武力立加防護。
5. 1950年7月28日,艾奇遜電覆美大使,囑其向英國外相探詢英國對於長期處理臺灣之意見,並表示:
 美國雖然認為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都可在長期方案中加以考究,但臺灣人民對於歸屬中國之意向,亦應考量,不能以開羅宣言為處理臺灣之定案。而處理臺灣之方法:(1)交還日本、(2)交給中共、(3)聯合國託管、 (4)獨立、(5)公民投票,均可研究。但必須在韓戰結束以後, 視其時--太平洋情勢如何再作選擇。而其方法,則必須和平。
6. 1959年11月1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發表「康隆報告」。
(節略)報告間接地以下面這些話提到蔣經國和其黨羽:
  假如在臺灣的領導者與共產黨妥協,美國的立場一定極為窘迫。它需緊急作決定,是否干涉,以保障臺灣人的自決權。
康隆報告倡成立臺灣共和國,其軍事防衛和遣送難民返回中國大陸或前往他地,可由美國保證執行。文中又謂,將臺灣交中共以圖在亞洲尋求一總解決方案,若非經臺灣人同意,是「不道德的行為」,且將會嚴重損害美國與其他求美國協助而維持獨立的較小國家間之外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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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引用自
1.台灣主權相關歷史集
2.《台灣地位問題對話錄》三部曲--〈公投一個願景〉
3.雲程::由軍事佔領到重建
4.認識台灣的歷史定位--抬起胸膛做個真正的台灣人吧
5.中華民國窩藏還是李登輝窩藏
[原文轉貼]

台灣主權相關歷史文獻輯錄

底下收錄歷史上的相關資料,足以說明台灣主權不屬於中國也不屬於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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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
西元1895 年清帝國依據馬關條約把台灣與澎湖群島割讓給日本。由大清李鴻章之子二品頂戴李經方與日本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在台灣基隆外海日輪「橫濱丸」上辦理台灣 主權移交手續,當年日本依國際公約給台灣人民兩年時間,自由選擇國籍。只有數千人選擇返回中國,台灣正式成為日本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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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
1936年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裡規範了中華民國之領土為何。五五憲草第4條原文為「中華民國領土為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西康、 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郟西、甘肅、青海、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察哈爾、綏遠、新疆、蒙古、西藏等固有之疆域,中華民國領土非經國民大會議決,不得變更」。由此可見中華民國憲法承認台灣非其領土。

有人說,1936年時台灣為日本佔據,當然不在五五憲草規定領土之內。此說似有理,但詳究即知無理。遼寧、吉林、黑龍江當時也為日本佔據,卻列入五五憲草,足見該國承認台灣非其領土無可辯駁。即使是其領土,被日本佔據,是根據馬關條約,收回時也應有法律依據。但中華民國「收回台灣」沒有法律根據,也 沒有完成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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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
1942年,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宋子文在重慶國際宣傳處記者會中,有記者問到:「戰後之我國,在領土方面是恢復到九一八以前之狀態?抑或恢復到甲午以前之狀態?」宋子文回答說:「中國應收回東北四省。台灣及琉球,朝鮮必須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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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
1945年6月26日簽訂聯合國憲章時,中華民國亦為簽字國之一,蔣介石及國民黨當然知道。其第77條規定,由日本、義大利分離的領土,交聯合國託管。第76條規定,託管最後的目的在使之自治、獨立。而杜魯門提及的舊金山對日和約,當時已在起草,內定日本放棄台灣亦即台灣由日本分離,適用聯合國憲章第76及77兩條,託管、獨立,蔣介石也參與了。

1945年國民黨部隊到台灣以盟軍身分接受日本投降, 擅自把台灣人的國籍改變成中華民國國籍,違反國際法海牙公約及日內瓦公約「軍事佔領不改變佔領地主權,不改變人民國籍」的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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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
1946年8月,英國外交部致函中華民國駐英大使館:「………不能自身將臺灣主權由日本移轉中國,應該等候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或其他之政治外交手續而後可。因此,臺灣雖已為中國政府統治,英國政府歉難同意臺灣人民業已恢復中國國籍。」

1946年9月26日,英國外交部再度重申上述函文內容,特別強調:「並未將臺灣主權由日本移轉中國,而必須等候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或其他之政治外交文件決定」。

美國國務院於1946年11月致中華民國備忘錄,與英國立場完全一致。 而中華民國政府也同意:「按照國際公法在和約未簽訂以前,在日僑民究竟應視作中國人或日本人或被解放人民,本團(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 不擬與總部作法理上之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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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1949年1月19日, 路透社南京電:「鑒於南京政府一部份遷往台灣,美國向國民黨警告,在對日和約簽訂之前,盟軍總部對台仍負有任務,故南京可遷都廣州,不能遷都台灣」

1949年1月19日,香港大公報東京航訊, 盟軍統帥麥克阿瑟表示:「台灣現在還不是中國正式的領土,因此南京垮台後,中共不能進入台灣,美國將協助台灣人獨立,並將提交聯合國決定。」

1949年1月22日, 合眾社台北電:「蔣介石如果前來台灣,逃避中共報復或在台設立流亡政府,那麼他將在一個非正式屬於中國的領土上進行活動。根據1943年的開羅宣言,中國對於台灣僅有實際管轄權,而真正合法主權,有待對日和約簽訂之後」

1949年6月9日美國國務院提出了一份關於台灣問題的政策建議書,內中旨要是:蔣介石國民政府在台灣治理不當,已喪失託管的能力,應由美國和部分盟國出兵佔領,後由台灣公民投票,要求聯合國託管。

1949年6月18日,蔣經國於日記:蔣介石對蔣經國說,「英、美恐我不能固守台灣…使其太平洋海島防線發生缺口, 亟謀由我交還美國管理......」。(《蔣經國先生全集》, 第1冊, 第446頁)

1949年6月20日,蔣經國於日記:父親接獲我駐日本東京代表團來電報告,略稱「盟軍總部對於台灣軍事頗為憂慮,並有將台灣由我移交盟國或聯合國暫管之擬議」。父親極為憂慮,立即復電,請該團負責人就此事與麥克阿瑟元帥詳談......。(《蔣經國先生全集》, 第1冊, 第447頁)

1949年6月23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處主任(著名的「蘇聯通」) 喬治‧肯楠(GEORGE F. KENNAN, )向國務卿提出 PPS 53號 意見書「美國對福爾摩莎、澎湖群島的政策」(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指明:
一、欲使臺灣、澎湖群島免去被中共佔據,並與中國大陸絕緣,須先排除國民政府在臺灣之統治,代以暫時國際性或美國之管理,使臺灣居民有自由投票決定誰屬之權利。
並附上一份處理臺灣的意見(A Possible Course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and the Pesadores),建議國務卿將幾項辦法提出NSC供選擇:
一、請菲、澳、印三國,以中國內亂將擴至台澎,危及東南亞安定為由,要求聯合國於一年內在臺灣舉行公民投票。
二、台澎地位,待對日和約解決。
不久,他發現有一個方法可制止或抵消那不幸的「領土完整」的約束。首先,他提議日本應僅放棄臺灣主權,其後島嶼之永久地位將由美、英、蘇和中國採共同行動來代表簽字國家決定。設使四強無法在一年內取得協議,問題應交聯合國大會處理。
蔣氏絕不會同意此法,而中共又非聯合國一員,也非受邀參加三藩市和約的國家之一。1951年中,杜勒斯先生便表示,國民政府將不受邀且不簽約。因此,日本在三藩市放棄其對台主權,已將臺灣名義移轉給簽約的48國,由他們共管,以待聯合國大會作最後的解決。

1949年12月15日, 在美方的堅持下,蔣介石基於需要美援,行政院會議決定改組臺灣省政府,陳誠辭去臺灣省主席,由吳國禎接任為臺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23位省府委員中,17名為台籍,為了討好美國人,還特地任命蔣渭川為民政廳長。

1949年12月,流亡東京的臺灣人發表給聯軍最高統帥的長達十七頁的請願書,要求聯軍直接佔領臺灣,以等待在國際監督之下,舉行公民投票。(p435, Chapter XXII: Free Formosa, George Kerr《Formosa Betra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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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發表對台聲明表示,過去4年臺灣由蔣介石管理,英美及其他盟國己加贊同。這番話,使原本忐忑不安的蔣介石,像吃了一顆定心丸一樣。隨即在日記上記了如下的一筆:
 「當川滇黔各省紛紛叛離之際(按:即上述1949年底逃亡西康時),余毅然決定將中央政府遷至台北。……當時對於遷都臺北之議,多主慎重(按,因為當時國際間盛傳,台灣託管、獨立),此則自暴自棄與不明大勢之輩耳。最近美國總統杜魯門且聲明臺灣為我國民政府所屬領土之一部分,繼續承認我國政府,並明白表示臺灣非獨立國家,閱此數語,即可瞭然,謠言邪說於此亦不攻自破矣」。

1950年3月13日,在陽明山莊革命實踐研究院對著國民黨的文武百官的演講,題目是<復職的使命與目的>,蔣介石說:「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1949)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而還不覺,豈不可痛…」已經滅亡的中華民國,其主權當然由繼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這也是為什麼1997年香港會歸還給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台北的中華民國。

1950年5月28日, 美國國務院向菲律賓季里諾總統(Quirino)探詢是否願意接納蔣介石與其高級人員至菲律賓流亡。

永遠活著 ~紀楊元丁、楊光漢父子

by 葉子 2007/09/16

One Piece‧『雪之國』鋪陳的故事除了讓喬巴入列外,最讓我感動的是西爾爾克醫生面對一大群舉槍對著他的「國軍」諄諄教誨的那番話。對於我所知道凋零的1947大屠殺受難者與受難家屬,想這是最好的方式。

人、什麼時候才會死?

被子彈射穿心臟的時候嗎?不對!
被槍尾刀亂刺身體的時候嗎?不對!
被汽油澆身、點火燃燒的時候嗎?不對!
被鐵絲貫穿手腳、身綁石頭丟海的時後嗎?不對!
………………
是被他們後代遺忘的時候啊!!!
因為您們曾受的苦,讓我一直找尋您們的身影、事蹟。我不會遺忘,您們永遠活著!

二二八消失的菁英連結網址,裡面的楊元丁先生是1990 由李筱峰先生整理的資料,在1993年六月張炎憲先生一行人訪問楊元丁的二兒子楊光漢的口述歷史,內容更真實、更貼近。可惜出書的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已經 "關門" 版權不清,否則『基隆雨港二二八』,絕對可以成為台灣人了解二二八當時發生什麼事情的口述歷史好書,在此精簡節錄,只想讓他們永遠活著。

楊元丁在日治時代是抗日份子,也是文化協會的熱心成員。1927國際聯盟拒毒會,議決禁吸鴉片,但日本爲保持利益,對台灣人仍發紅牌准吸終身;發青牌限期戒除,民眾黨為此印傳單,分寄全台黨部並反對此種鴉片制度,國際聯盟也因此派員來台,探訪實情。為此,日本嚴究主持印刷傳單者,楊元丁一人擔下重責,被判囚284日。而他共在日本時代坐了六次牢。

七七事變後,楊先生觀察日本政府對他忌諱甚深,於是他在1937年離開基隆前往上海,隔年全家遷往相聚。1945年初春,楊先生前往福建採買南貨,用日本的船載回上海,結果被美軍擊沉,財產損失殆盡,因此答應年底幫忙基隆望族黃獻章先生押一艘帆船回台灣,家人則於農曆除夕後團聚(楊夫人與三男三女)。

回基隆後,1946年春,楊元丁參選基隆市參議員,又被選為副議長。當時的市長石延漢,警察局長郭昭文,來台灣就是準備「升官 "發財"」,楊先生屢屢在議會揭發、檢舉官員的侵占貪污,自然成為當局者的眼中釘。因為有著住上海時與中國人接觸的經驗,二二八事件後,楊先生對著夫人說要出門躲避幾天比較好,可是這一避就沒再回家了。

這之間,基隆警察還去楊家搜尋好幾次,直到3月10日他的屍體在文化中心附近的海邊撈起,全基隆的參議員,就死楊元丁一人,且家附近都是警察徘徊,可見死因是擋人財路。

楊光漢先生在父親死後只好去水產公司跑漁船,並加入國民黨的海防黨部,否則根本不能上船賺錢。在船上主要做電信工作,得接受警總管理,每換一個公司,都要警總批准才可以。幸好他父親受難的事情,幾乎只要是當時的基隆人都知道,所以楊太太願意在楊光漢先生最落魄的時候嫁給她,並常帶小孩去找楊元丁先生的老朋友,讓子孫們知道發生在自家的歷史。

即使如此,隨著後來的戒嚴白色恐怖時期,楊光漢先生不敢多講任何事,且有一個女兒在中央銀行上班,更不能砸了她的飯碗,當時的他就在爲了討生活,只能將父仇深埋心底的痛苦下過著。一直到親戚看了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菁英』一書後,才漸漸知道。因此楊光漢先生在口述歷史的最後段,一直念念不忘是他父親的名譽楊元丁是遭槍射殺後再施以拳腳,以「奸匪」之名處決,於元町派出所前的基隆港槍殺、踢下海去。他要努力恢復父親清白的名聲。

人、什麼時候才會死?

被子彈射穿心臟的時候嗎?不對!
被燒成灰放在骨灰罈的時候嗎?不對!
是被他們後代遺忘的時候啊!!

記住教訓、永遠活著。台灣人不能讓他們死去!

2007年9月16日 星期日

佛陀,別聽他們胡扯!

by 李筱峰 2007/09/16

中國蘇州寒山寺上週送來一座所謂「和平鐘」給台灣佛光山。星雲法師賦詩紀念,並舉辦所謂「祈求兩岸和平人民安樂回向法會」。

星雲的詩這樣寫:「兩岸塵緣如夢幻,骨肉至親不往還;蘇州古剎寒山寺,和平鐘聲到台灣」北京宗教局局長葉小文也回詩曰:「一灣淺水月同天,兩岸鄉愁夜難眠;莫道佛光千里遠,兄弟和合鐘相連。」乍讀這兩首平仄不符、才氣不足的詩,稍有慧根的人,馬上可以感受其「統戰」意味。今天,跑中國的「台胞」、「台商」如過江之鯽,中國所接納的外資有一半來自台灣企業的資金,這些中國和尚竟然還不滿足,還在埋怨「骨肉至親不往還」,還在喟嘆什麼「兩岸鄉愁夜難眠」;而多少台商被侵吞、被詐騙、被殺害、被下獄,連一流大企業都遭不測,他們竟然好意思歌頌「兄弟和合鐘相連」?

更讓人噴飯的是,星雲發表的一篇〈為海峽兩岸和平祈願文〉,試看其中一些內容:「慈悲偉大的佛陀!請求佛陀庇佑我們海峽兩岸要如兄如弟,彼此一家。佛陀!請您垂聽我們傾訴的心事:分裂會引起仇恨,衝突會引起禍害…祈求海峽兩岸的兄弟姊妹,沒有衝突,只有和諧;沒有分裂,只有友好…。」

這是哪門子的「祈願文」,這根本是針對台灣獨立的「扣帽文」。民主自由的台灣要維護獨立自主,卻被這些中國和尚扣上「分裂」的帽子(跟中共北京當局使用同一頂帽子),繼而再把「分裂」和「仇恨」劃上等號。和尚如此惡毒,我忍不住也要向佛陀傾訴了:

慈悲偉大的佛陀!請您不要聽這些中國和尚胡扯!台灣不曾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轄下的一部分,何「分裂」之有?我們為了維護民主自由,不能讓專制的中國併吞,這種苦心,諒能獲得您的悲憫。我們希望台、中兩國能建立起平等互惠的兄弟之邦,卻被中國和尚侮辱成「引起仇恨」。佛陀!這些中國和尚竟然用您的名來造口業!慈悲的佛陀!民主自由的台灣對中國無任何侵犯之意,倒是中國已經部署一千顆的飛彈隨時在威脅台灣,這才是真正破壞和平的禍首,可是這些中國和尚卻從來不敢對破壞和平的霸權說半聲不是,反而對備受威脅的台灣扣帽子,這豈是您佛陀的真心本意?慈悲的佛陀!你可知道,現在的中國是缺乏人權法治的國家,許多法輪功成員被關被殺,酷刑濫用遍及中國。許多記者作家因言論坐牢,許多人因上網傳訊而遭判刑,最近中共又撥款一百億封殺網路;還有慘無人道的活體器官移植,舉世髮指;更有全村都得愛滋病的鄉村,令人聞之鼻酸…。而這樣的國家,○.五%的家庭擁有全國六十%以上的個人財富。也無怪乎他們內部一年內發生過七萬四千件的民眾抗議事件,其中又造成多少的傷亡與迫害。慈悲的佛陀,我每次想到中國這些事蹟,常忍不住裂心的低泣。可是那些罵我們「引起仇恨」的中國和尚,卻始終對這些不人道的現象無動於衷,不曾經看他們向那個專政無道的政權嗆過聲。

不只此也,中國表現最霸權主義的,莫過於用武力強佔西藏和東土耳其斯坦(「新疆」),還把他們獨立運動的人士同樣扣上「分裂」的帽子,抓來槍決或下獄。這種殘暴的霸權行徑,中國和尚也始終視若無睹。中國和尚心中去不掉的「我執」—中華民族主義,顯然高過慈悲的佛陀主義。

佛教的佈施有「財佈施」、「法佈施」、「無畏佈施」,其中無畏佈施即是救危救難,其精神就是捍衛公理公義。

當兩岸的中國和尚,假佛陀之名在替惡政霸權作統戰的時候,每一個真正佛陀的弟子,應該戴「忍辱鎧」、披「精進甲」、揮「般若劍」、把「方便盾」,勇敢的出面迎戰!誠如「台灣革命僧」證峰法師林秋梧的詩所鼓勵的:「菩提一念證三千,省識時潮最上禪;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少鬥強權!」

2007年9月15日 星期六

中華民國有兩種意涵

by 海國右衛門 2007/09/15

中華民國有兩種意涵:
意涵甲:指政治 實體, (人民 +領土+ 憲法+ 政府) 的集合.
意涵乙:指中華民國政府, 講白的就是稱作甚麼, "名稱" 罷了.

意涵甲 "中華民國" 就等於 "台灣" , 被併吞了就亡國了.
意涵乙 "中華民國" 隨時可以換個招牌. 比方 中華台北, ...換了還可再換, 不喜歡再換...不會亡國.

藍軍故意混淆這兩個意涵. 迷惑人民, 交互打擊 "中華民國" <=> "台灣" 這個實體. 終將導致被 中國併吞而亡國.

2007年9月13日 星期四

中國頒布「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

(国家宗教事务局令第5号)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已于2007年7月13日经国家宗教事务局局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9月1日起施行。

局 长  叶小文
二○○七年七月十八日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尊重藏传佛教活佛传承继位方式,规范活佛转世事务管理,根据《宗教事务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活佛转世应当遵循维护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的原则。


  活佛转世尊重藏传佛教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但不得恢复已被废除的封建特权。

  活佛转世不受境外任何组织、个人的干涉和支配。

  第三条 活佛转世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当地多数信教群众和寺庙管理组织要求转世;

  (二)转世系统真实并传承至今;

  (三)申请活佛转世的寺庙系拟转世活佛僧籍所在寺,并为依法登记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且具备培养和供养转世活佛的能力。

  第四条 申请转世活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转世:

  (一)藏传佛教教义规定不得转世的;

  (二)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明令不得转世的。

  第五条 活佛转世应当履行申请报批手续。申请报批程序是:由拟转世活佛僧籍所在寺庙管理组织或者所在地佛教协会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转世申请,由县级人民政府提出意见后,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逐级上报,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其中,在佛教界有较大影响的,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有重大影响的,报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有特别重大影响的,报国务院批准。

  审核批准活佛转世申请,应当征求相应的佛教协会的意见。

  第六条 对活佛影响大小有争议的,由中国佛教协会认定,报国家宗教事务局备案。

  第七条 活佛转世申请获得批准后,根据活佛影响大小,由相应的佛教协会成立转世指导小组;由拟转世活佛僧籍所在寺庙管理组织或者相应的佛教协会组建转世灵童寻访小组,在指导小组的指导下实施寻访事宜。

  
转世灵童由省、自治区佛教协会或者中国佛教协会根据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认定。


  
任何团体或者个人不得擅自开展有关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及认定活动。


  第八条 历史上经金瓶掣签认定的活佛,其转世灵童认定实行金瓶掣签。

  请求免予金瓶掣签的,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报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有特别重大影响的,报国务院批准。

  第九条 活佛转世灵童认定后,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在佛教界有较大影响的,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有重大影响的,报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有特别重大影响的,报国务院批准。

  经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的转世活佛,报国家宗教事务局备案。

  第十条 转世活佛继位时,由批准机关代表宣读批文,由相应的佛教协会颁发活佛证书。

  活佛证书的式样由中国佛教协会统一制作,报国家宗教事务局备案。

  第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擅自办理活佛转世事宜的,由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照《宗教事务条例》的规定,对责任人和责任单位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转世活佛继位后,其僧籍所在寺庙管理组织须制定培养计划,推荐经师人选,经所在地佛教协会审核,逐级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

  第十三条 涉及活佛转世事宜的省、自治区可以依照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报国家宗教事务局备案。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7年9月1日起施行。



達蘭莎拉的回應:

藏傳佛教四大教派和本教之宗教領袖暨西藏流亡政府宗教與文化部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宗教事務局所謂《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的聲明

2007/09/06


西藏政府宗教部噶倫次仁平措Photo:桑杰嘉

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發布了所謂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將在2007年9月1日生效),雖然該文十四條內容前後矛盾、邏輯混亂,是一個毫無道理、缺乏依據的文件,但鑒於該文件將會成為殘酷壓迫西藏人民、羅致莫須有罪名的工具和曲解歷史的依據,因而有必要進行分析批駁,並表明不予承認的立場。

第一:所謂宗教信仰自由,指的是人民有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以及信仰者根據宗教依軌實踐和傳播信仰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尤其排斥了政府或政治勢力對宗教事務的干預,因此,當今所有世俗國家或政府都會避免干預本國公民的宗教事務,這已經是舉世公認的準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自我標榜為無神論的政府,而且在憲法中承認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權利。然而在實際行為中,卻完全是根據政治的需要,強行干預和控制國內所有宗教的宗教活動,對此行徑,必將引起所有尊重人權、信仰自由之人民的強烈關注和堅決的反對。

第二:雖然中國政府發布上述第五號令的目的至為明顯,是為了踐踏西藏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破壞藏傳佛教活佛傳承的繼位方式;但該文件卻恬不知恥地宣稱『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尊重藏傳佛教活佛傳承繼位的方式』。


西藏佛教寧瑪,薩迦.噶舉,格魯傳承以及本教領袖
活佛轉世制度的產生已有數百年的歷史,在此期間,所有的轉世都是由活佛的弟子、信眾或所在寺院基于信仰和誓言而予尋訪認定,從來都不需要經過國家或政府組織的批准。而且,認定轉世活佛並不同于上級任命官吏、也不是根據民意選舉產生、更不是類似資歷或職位的授與,而是對已經圓寂之喇嘛將會轉生于何處的尋訪和認定。這不僅需要證實轉世活佛對前世的記憶、而且還要經過能預知前世未來之喇嘛或護法的預示,或者是通過其他的宗教任證方式確認之。除此而外,任何組織或政府都絕對不可能以其他任何方式尋訪確認之,這點無論從宗教或世俗角度看都是至為明顯的。

第三:那些至德聖人再次的轉世,皆是為普渡眾生乘願而來,這並不依賴于政府的批准或承認與否。

顯而易見,中國政府頒布活佛轉世管理辦法的目的是為了削弱和矮化藏傳佛教,並通過當局任命的所謂轉世活佛實現對西藏民族的統治。我們堅信,所有這些險惡企圖都是絕對不會實現的------對目前中國政府已經任命的所謂活佛,西藏人民的態度和立場就是最好的證明。

第四:上述文件稱『歷史上經金瓶掣簽認定的活佛,其轉世靈童認定實行金瓶掣簽』。表現了中國政府對宗教選擇性利用的企圖。例如,在認定班禪喇嘛問題上,中國政府就完全是根據政治需要,做出前後矛盾的決定。在認定第九世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時,極力反對金瓶掣簽;而在尋訪第十世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時,雖然通過傳統宗教儀軌已經完成轉世靈童的確認,但中國政府卻以政治原因強令進行金瓶掣簽,在金瓶掣簽過程中不遵循傳統宗教儀軌,隨心所欲地指定候選靈童(而不是將所有尋獲的靈童都納入金瓶掣簽的候選人名單中),甚至暗中做手腳等,全然不顧宗教、傳統和歷史習慣,更談不上最起碼的品行高尚或對信仰的尊重。

第五:文件還規定:『活佛轉世不受境外任何組織、個人的干涉和支配』,這就暴露了中國政府的最終目的。因為,藏傳佛教的最高領袖達賴喇嘛和四大教派及本教的教宗和其他宗教領袖都在西藏境外處于流亡狀態。如果各教派轉世活佛的尋訪和認定不需要經過各教派教宗的指導和最終的確認,不僅會導致西藏傳統的活佛轉世制度的分崩離析,而且越來越多被世俗政府任命的假活佛、假喇嘛將會招搖于市,從而使人民喪失對轉世活佛的信仰,所有這一切的結果必然會導致藏傳佛教的巨大衰敗。

通過這一法令,中國政府不僅試圖割裂西藏境內外藏傳佛教信徒與所屬教派領袖和導師之間的宗教聯繫,而且,還試圖為今後隨心所欲地指派或任命各教派領袖的轉世、以及不承認境外真正的轉世活佛製造條件。雖然居心叵測,但歷史終將會證明,所有這些不良用心都是不會得逞的。

第六:宗教局的這份命令還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文件沒有指出當局允許活佛轉世、以及批准轉世的依據是什麼。

不論是『省、自治區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或是『國家宗教事務局』以及國務院等部門的領導人,當他們『審核批准』允許活佛轉世以及轉世尋獲後再予『批准』而做出最終裁定時,他們究竟是根據什麼來認定轉世系統以及轉世的真實存在?又是如何確定其為前世喇嘛之轉生無誤呢?是根據信仰堅信這一點?或是隨心所欲的指認批准?

如果說是基于信仰,難道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要放棄「宗教是鴉片」和「迷信」的共產黨理論,轉而欲接受和實踐藏傳佛教不成?如果對此沒有任何的信仰而只是隨心所欲地指認,則除了證明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宗教政策是根基于陰謀和欺騙而外還有什麼?難道這種陰謀和欺騙真的能夠欺瞞西藏人民和世人于一世?

第七:綜上所述,國家宗教事務局的所謂第五號令不僅違背聯合國《人權宣言》,而且也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有關規定和精神。同時也不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直接侵犯了全世界信仰藏傳佛教之人民的意志和願望。毫無疑問是損害藏傳佛教、蔑視和壓迫西藏民族的新工具。

基于以上原因,藏傳佛教各教派及本教之宗教領袖和僧俗信眾,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宗教與文化部,在此嚴正聲明,我們絕不接受中國政府的上述法令。

最後,呼籲境內藏人,包括在自治區、自治州或自治縣任職的黨員、幹部、工作人員和一般僧俗人民,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關于『上級國家機關的決議、決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適合民族自治地方實際情況的,可以報經該上級國家機關批准,變通執行或者停止執行』的規定,通過各種途徑依法向相關部門要求停止實施完全不適合西藏自治地方實際情況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以使藏傳佛教得到健康順利的發展。

藏傳佛教四大教派及本教之宗教領袖
西藏流亡政府宗教與文化部
二零零七年 九月二日

2007年9月12日 星期三

迷倒眾生的達賴喇嘛

by 陳維健

六月十七日星期天陽光明媚,但進入初冬的奧克蘭卻是乍暖還寒,人們裹上了大衣和圍巾。達賴喇嘛訪問紐西蘭的首場演講會,在奧克蘭新建不久的VECTOR ARENA 體育館舉行 。

這一次達賴喇嘛是第三次訪問紐西蘭,他每一次到訪紐西蘭,對於紐西蘭民眾來說都是盛大的節日,達賴喇嘛對於紐西蘭民眾來說,既是最尊敬的思想導師,又是最尊貴的客人。但由於達賴喇嘛在國際上受到中共的打壓,使某些西方政府的領導人,為了經濟上的利益不敢得罪中共,使他們在達賴喇嘛嘛訪問本國時,是否會見他而感到左右為難。達賴喇嘛嘛在訪問紐西蘭前,先到達澳洲訪問。澳洲總理霍華德,經過再三思量最終表示,作為一個國家的領導人,要會見什麼人,無需受到其他國家領導人的好惡影響。達賴喇嘛在澳洲是一位極其受人尊敬的宗教領袖,所以霍華德會見了達賴喇嘛。在霍華德會見達賴喇嘛後,紐西蘭總理海倫克拉克感到十分為難,她既怕會見達賴喇嘛而得罪了中共,又怕不會見達賴喇嘛而得罪了熱愛達賴喇嘛的紐西蘭民眾。聰明的海倫克總理終於想出了一個絕妙的安排,在她去澳洲訪問其間,與達賴喇嘛在飛機上不期而遇。這樣的安排既讓人感到中共對海外民主政府的威脅,又讓人感到西方政府在經濟利益面前對中共的無奈,以經濟利益犧牲民主自由的原則。這可以說是當今世界的悲哀。紐西蘭綠党發言人對此表示,如果總理海倫克拉克沒有屈從中共的強權的話,就應該與達賴喇嘛有一個正式的會談。不過紐西蘭最大的反對黨國家党領袖JOHN KEY還是在國會會見了達賴喇嘛,順應了民情民心。

在達賴喇嘛開講之前,一萬多個座位的體育館已座無虛席,演講台的天幕上掛著代表西藏藝術的三幅唐卡,台前放著一張桔紅色的沙發,和一張藏式茶几,整個講臺顯得極具藏族風格。來自流亡社區的藏族歌手和樂手在臺上彈唱著民歌,悲愴的歌聲感染著台下的觀眾,這是一個被壓迫而流亡的民族的痛苦之聲。當人們沉浸在音樂的悲情之中時, 達賴喇嘛在奧克蘭市長迪克哈佰的陪同下登上了講臺。台下的聽眾全體起立,為達賴喇嘛作長時間的鼓掌,在達賴喇嘛再三致意下聽眾們才停下掌聲坐下來。達賴喇嘛在紐西蘭有三場演講,二場在奧克蘭,一場在首都威靈頓,今天首場演講的是“慈悲和寬容”,另一場演講內容是佛教“四真諦”,將由紐西蘭民眾最為尊敬的愛德蒙海拉雷爵士陪同。達賴喇嘛一襲降紅色的袈沙,步履穩健地走到麥克風前,話未說先露出他特有的迷人微笑,他用手遮著眼睛說“我在臺上燈很亮,你們在台下很黑,我看不見你們感到很難過。”說著他從口袋裏拿出一頂旅行者的帽沿來帶在頭上,說“現在好了,我能看到你們了,我視你們為我的家庭成員”。他的幽默和親善帶來了台下的一片歡笑和掌聲。接著達賴喇嘛開始了他的主題演講。他講到人們生活中慈悲和利益的關係,講到富人和普通民眾的生活。他說“我經常聽到億萬富翁和政客抱怨他們的生活,其實確實如此,他們的生活是處在心臟病發作的風險之中。”他說“普通人的平和生活是一種更有益的生活。我們在晚上有一個好的睡眠所帶來的利益,要遠遠超過晚上到夜總會去所得到的利益。”他幽默的比喻讓聽眾們發出了開懷的笑聲。達賴喇嘛還講到人類社會中家庭所處的重要價值,重視家庭的價值觀是人類平和的基礎。他還提到世界的和平需要解除世界的武器,特別是核武器。演講完畢,達賴喇嘛親切地和市長一起坐在沙發上,接受聽眾的提問,問題一共有四個 ,達賴喇嘛對四個問題都一一作了非常完美的回答。

在整個演講完畢後,達賴喇嘛接受一位紐西蘭作家贈送他歷時五年寫出的有關達賴喇嘛的書。達賴喇嘛回贈作者潔白的哈達。最後達賴喇嘛向市長迪克哈佰表達謝意,並詼諧地用紐西蘭特有的毛利禮節 “碰鼻禮”與市長碰鼻致謝。他的風趣和對紐西蘭傳統文化的“隨鄉入俗”,顯出了他的尊重,迷倒了台下所有的觀眾。在熱烈的掌聲中達賴喇嘛走下了講臺,在他即將離去的那一刻,他突然之間兩眼一亮回顧頭來,他發現一個聽眾,捧著一塊綠色的哈達,在警戒線外望著他,達賴喇嘛來到他的身邊親切地說,你是來自蒙古的,達賴喇嘛伸出了手臂慈愛地摸了一下他的頭。 當達賴喇嘛離去時,那個蒙古漢子已泣不成聲。

達賴喇嘛作為一個神聖的佛陀,一個背負著一個民族的命運的領袖,他沒有向這個世界去訴說這個民族的痛苦和不幸,而是不停 地在這個世界上奔波,把慈悲和寬容帶給這個世界,他堅信人的心只要有了慈悲和寬容,世界就會變得美好。達賴喇嘛已經成為這個世界無可替代的聖人。

-----陳維健
2007/06/19於奧克蘭

妖化西藏:敬請李敖先生止步

——才旺瑙乳致李敖的公開信

李敖先生:您好!

我是一位大陸的媒體工作者,也是一位藏人、一個西藏的“知道分子”。從十幾歲到內地上大學起,我就喜歡上了文學創作並開始發表作品。從那時到現在,已經20多年了,我一直沒有中斷過學習和鑽研中外文學作品,從中汲取人類(不分種族和民族)浩如煙海的智慧與養分。(以前也曾拜讀過您的一些作品,談不上喜歡,印象中只覺得您就像列寧有次說葉賽寧的那樣,是個“胡鬧”的人。當然您並不是葉賽寧。)

也是為了能夠提高自己的創作水平,我同時在這20多年中研究了我們西藏民族的文學、歷史、文化。為了能夠更好的掌握解開我們西藏文化之謎的鑰匙,我用了10多年時間研究了藏傳佛教理論及其宗教儀式。後來因我所在媒體的工作需要,我又從華夏始祖開始,作史地文化的田野調查,查閱大量的歷史資料,發表文章 40餘篇,並仍在繼續中。

在這些學習和研究的過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對文明多樣性尊重的必要性。一個人群如果想認識另一個人群,就必須加強交流和溝通,以增加彼此的瞭解、理解和尊重。現在資訊和交通如此發達,這本不是難事,但事實卻恰恰相反:言論越來越輕率,獵奇者越來越多,而哪怕稍稍地去作些瞭解和調查的人卻是少之又少。以西藏文明?例,就常常被少數不明真相的人在不同的場合妖魔化。遠的不說,就您2006年“李敖有話說”關於西藏的言論,就是此類妖魔化的典型案例。

您的言論在電視和網路上出現後,引起了西藏知識階層的憤怒。當然我在這兒不是來給您傳達這種情緒的,也不是來給您道喜的,而是作?一個西藏的“知道分子”,也想對您有所呈述——西藏有話說:李敖先生,請在妖魔化西藏的路上止步!

注水“名家”:無知,還是????

全世界今天只有一個地區,他還是神權統治的,就是中國大陸的西藏。”——李敖


作為一個自稱為是“大師”、“思想家”、“作家”、“學者”、“歷史學家”的李敖先生,竟然在21世紀的今天,說出了如此令人瞠目的話?不得不讓人 “敬佩”!已經多少年了,中國大陸的西藏一直是在人民政府的領導之下,哪有什麼“神權統治”?就憑這句話,就說明您對當代西藏的無知。

如果您指的是我們西藏人的信仰的話,那麼可以告訴您,我們西藏人幾乎全民信仰佛教。歷史上西藏曾有過政教合一的制度,卻從未有過神權統治的事實。依您之見,難道佛教是關於“神”的宗教?

自古至今,佛教倡導的是無神論,追求的是眾生個體生命的自由、解放和修為。記得一位詩人說過,自由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指尊嚴,能夠有尊嚴的活著就是自由。對於我們西藏人來說,每個生命(不僅僅指人類)都有自己的尊嚴。可以說佛教的學說是對生命充滿敬意的學說,是一種更關注個體內心並開發慈悲、憐憫、愛與智慧的實踐的學說。這些知識您可以閱讀原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先生的文章,也可以閱讀趙老的導師太虛大師1913年發表於《佛教月報》的《宇宙真相》、《無神論》等。

就目前處於後工業時代的各種社會問題等,博大精深的佛教對此也有對治的各種良方。比如對於目前中國社會的和諧發展,國務院宗教局局長葉小文近年來就有好幾篇文章在闡述佛教能夠起到的作用。

趙老曾經還有文章談到:佛教對人類文明特別是東方文明有不可估量的貢獻。您使用的漢文字中,您有意無意使用的諸多辭彙和觀念,均有佛教術語。足見佛教對中文世界的影響。藏傳佛教作?藏民族獨特的文明和價值體系,是藏文化的主幹和核質。在中國,藏傳佛教是受到憲法和法律法規保護的合法宗教。中國解放後成立的中國佛教協會,其第一任會長就是藏傳佛教的大善知識喜饒嘉措大師,後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第十世班禪大師也曾擔任過中國佛教協會的名譽會長。1987年,經國務院批准在北京創辦了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其中人才濟濟。現在藏傳佛教大活佛嘉木樣大師擔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職務。簡單的說,這就是藏傳佛教的公?存在和中國的合法、合理的社會認知。

事實上藏傳佛教博大精深,她不僅養育了藏民族,已經而且也正在惠及更多的人群。以慈悲、憐憫、愛、利他、和平為宗旨的藏傳佛教及其所衍生的具有普世觀念的西藏文化,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關注和研究。信仰慈悲、和諧、和平、眾生平等的藏傳佛教的信徒在世界各地與日俱增。“藏傳佛教已進入美國的主流意識”(杜永彬《藏傳佛教在美國的傳播和影響》)。去年在中國舉行“世界佛教論壇”時,有報道:葉小文在演講中旁徵博引,從漢語系的《楞嚴經》、《大般若經》、《六祖壇經》、《維摩詰經》、《心地觀經》、巴利語系的《法句經》、《雜阿含經》、藏語系的《一切法大圓滿菩提心普作王》,反復論證佛教的“緣起”,就是互相依存,和合共生:“用一個字表達,就是‘和’”。而且歷史上藏傳佛教在青藏高原文化與生態保護方面的巨大貢獻,這些有口皆碑的事實,已經說明了藏傳佛教的魅力和價值!

但是,我曾注意到您不僅對藏傳佛教不瞭解,而且對漢傳佛教也是一竅不通。記得您在一篇題為“通身是手眼”的文章中是這樣表達您對自己不懂的佛教的看法:“整個的《大藏經》,其實絕大部分都是玄學字彙的排列組合,完全沒有真實的意義。”對於數千年人類智慧的結晶,就因為自己無法解讀,而矢口否認,這不是一個嚴肅的學人的態度。佛學作為中國國學中重要的一支,作為中國的“思想家”、“學者”應該要有深入的研究,而不能因自己的????而規避。

而您對佛學知識的瞭解和態度竟然如此捉襟見肘,足見您自詡的那些冠冕也屬於注水冠冕。

文化誤讀與內心的黑暗

“西藏整個的人口,在達賴喇嘛統治時代,有百分之九十八,注意喔,百分之九十八是文盲。” “絕大多數是農民和農奴,甚至他們是教奴。”“他們去走三步走五步跪下來拜,爬起來再走三步走五步,跪下來拜,就這麼一路是朝著這個西藏的這個象徵性的達賴喇嘛住的地方來走的,你就知道這些人是多麼的愚昧。”——李敖


您以自己不多的資料和圖片?參照,信口西藏的歷史、宗教、文化和藏人的信仰,在您的眼中,西藏“百分之九十八是文盲”,是教奴人群;剩下的百分之二是 “神權階層”——是統治“百分之九十八”的大喇嘛大地主,是另一個黑暗殘酷的人群。西藏民族由這兩部分人群構成,因此可以得出整個西藏民族是一個愚昧、落後、殘忍、無知的民族。

先不說您這個資料的明顯的虛假性。難道西藏民族的群體構成和文化存在的確是這樣嗎?西藏有數百萬人口,西藏民族在歷史上的社會構成主要是僧人、商旅、草原上的遊牧人和河谷地帶的農民。在幅員遼闊的青藏高原上,西藏人以遊牧人居多,“農奴”極少,屬於政體鬆散的族群。或許歷史上的政教合一制度有它的弊端,但是整個西藏民族卻是一個陽光的民族。這些可以從大量的文學作品和歡快的傳統民間歌舞中窺斑知豹。

而且歷史上我們藏傳佛教的寺院一直承擔著學校的職能。不僅僅是拉薩的人口比例很少的貴族有文化,而且整個僧侶階層都是文化階層。寺院裏的僧人也不僅僅是學習佛教知識,還要學習世俗知識。對我們西藏人來說,藏傳佛教由以下內容構成:大五明和小五明,也叫做十明文化。大五明是:內明(佛學)、因明(邏輯哲學)、聲明(梵文語法學)、工巧明(工藝美術學)、醫方明(醫學)。小五明是:天文曆算學、詩學、辭藻學、音韻學、戲劇學。十明文化構成藏傳佛教文化,其中只有“內明”是專門研究佛學的。除藏傳佛教文化外,我們西藏人還有苯教文化,有商業文化、茶文化、酒文化、傳統體育、民間歌舞等等,不一而足。

以我個人幾十年的社會經驗來說,更多的人還願意和我們西藏人交朋友,願意真誠的瞭解我們西藏人的一切。總體上來說,很少有人認?西藏人粗魯、野蠻和邪惡。西藏人的這種個性,不是來自於愚昧,而恰恰是來自于藏傳佛教文明的教化。或許我們的物質生活比較的匱乏,或許我們的生存環境比較的落後和嚴酷,但我們西藏人的精神生活相對比較的充實。這一切正是得益于這個文明的核質——藏傳佛教。

連西藏文化的基本概念和內涵都沒有搞清,也沒搞清西藏民族的生存方式,生命觀、價值觀和世界觀,這樣突兀的上來就對西藏進行貶損,不但在治學上極不嚴謹和很不嚴肅,也暴露出了您骨子裏霸道的大民族主義情結。不知您的用意何在,但是從您的生平經歷和?人?文中,我個人感到的是您的內心中還是有點黑暗。或許由於您個人性格的原因,臺灣那個社會對您的生存壓力太大,但您也不能因此喪失一個文人基本的品質。

“缺鈣”和對周圍世界的出賣

“所以他們不但在知識上面封閉,在宗教信仰上面封閉,在統治上面我也講過,他們被達賴喇嘛跟他手下的大喇嘛大地主們控制。”“可是他們愚昧的原因,是靠著神權來統治的,證明了在人類的歷史裏面,全世界只剩下一個黑暗的地方,就是西藏。”——李敖


簡單的給您介紹一下吐蕃在全民信仰佛教以前的歷史和全民信仰佛教後的歷史吧。在吐蕃全民信仰佛教前(甚至佛教傳入吐蕃的早期),吐蕃人兇悍好戰,曾幾何時,吐蕃的鐵蹄踏遍和佔領了(給您劃個大概的線吧)尼泊爾、錫金、不丹、印度的大部分地方,遠達吉爾吉斯坦,天山以南,安西四鎮,敦煌,河西,寧夏大部,寶雞,咸陽,天水,四川南部,雲南大部。曾經深入長安(今西安)15天,後因氣候不服等原因,才退守天水一帶(江應梁主編《中國民族史》,民族出版社 1999年10月版)。

那時的吐蕃人,因?沒有佛教慈悲思想的指導,可以說性格野蠻,好勇尚武,連年征戰,虜殺無數……但是,後來吐蕃政權衰微,佛教勃興之後,青藏高原才安靜下來。因?藏傳佛教的普及,西藏人變得慈悲和善。西藏的歷史才有了很長時間的和平與安寧。或許後來也有一些戰爭,但是,?了民?的利益,很多戰爭都是西藏的高僧大德們用自己的智慧化干戈為玉帛。請您去仔細的研究一下元、明、清的歷史吧。為了青藏高原民眾的安寧,薩迦班智達與闊端王在西涼會盟;忽必烈拿漢人活人填河渠的習慣也是由西藏高僧八思巴廢止。明清更是如此,西藏的諸多高僧大德為朝廷的安邊固防和邊疆的和平安定(熄滅戰火)做出過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別的不說,就介紹乾隆國師、藏傳佛教大活佛《章嘉國師若比多傑傳》去看看,您認為的黑暗階層的“大喇嘛”是如何為各民族的團結、為眾生的福祗、為民眾的利益而嘔心瀝血一生?!

西藏藏傳佛教格魯巴的締造者、偉大的佛學家宗喀巴大師,他的學說深刻地影響了西藏民族。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是宗喀巴大師的兩位心傳弟子,後來成了兩大活佛轉世系統,亦成?西藏人的兩位最高精神領袖。曆世達賴喇嘛均不同程度地對祖國和平、民族團結和交流做出過巨大貢獻,豈能一言以蔽之地就否定了?布達拉是“普陀”的音譯,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西藏人信仰佛教,朝拜布達拉宮、朝拜觀世音,難道就“愚昧”了?布達拉宮因此就“黑暗”了?那依您的理解,南海普陀山、山西五臺山就是中國最黑暗的地方?看來您不僅不瞭解當代的西藏,更不瞭解歷史上的西藏。

對於您並不瞭解的族群的歷史和生活,您的發言如果引起了這個族群的普遍的反感和憤怒,那一定是您歪曲了他們千百年來口耳相傳的祖先的歷史和生活。尚且不論良知,就一個有智慧的人,他要研究一個族群,首先要掌握這個族群大量的資料和進行真實的調查。而不是僅憑道聽途說。更何況牽扯到您根本不明白的“神秘”的宗教。

就說歷史的黑暗吧,哪個民族沒有過另一面?以魯迅為例:“魯迅說,翻開中國歷史看到的就是吃人。五千年的歷史其實是一部野蠻史,直到現在很多人的智力跟秦朝的人沒有差別,仍然想著滅這個滅那個,從來沒想過要和……

“其時,直到近代,中國的封建勢力仍然統治著政治、經濟和思想領域。封建文化仍然在腐蝕著人們的靈魂;封建禮教也繼續在殘害著中國人民的精神和肉體, ‘吃人’的現象屢屢發生。面對這種特定時代環境裏的社會現象,以?蒙民族的思想?己任,以改變中國人的精神?職責的魯迅憤然而起,以清醒的現實主義筆觸和飽蘸憤怒感情的筆墨,在他所寫的《狂人日記》中描繪了一幅‘非人的生活’圖景。揭露了從社會到家庭的‘吃人’現象;抨擊了封建家族制度和禮教吃人的本質,並推測出‘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進而發出‘救救孩子……’的呼聲,號召人們覺醒起來,拯救下一代,體現了魯迅在文學創作中一貫的鮮明社會自覺性。”

當然您不能和魯迅先生比,看您的作品和在電視中的表演,我感到的正是大陸著名文學評論家雷達先生所批判的文人的“缺鈣”——沒有信仰、沒有理想、沒有精神、沒有人文關懷。只有出賣——出賣自己、出賣朋友、出賣自己瞭解和不瞭解的一切!

遮蔽與曲解:井底下的“華人製造”

你看看西藏我們的同胞們,穿著那?破舊的衣服,髒兮兮的,走三步五步跪下來一拜,三步五步跪下來一拜,一路就這樣子,走向達賴喇嘛的那個象徵,就是那個布達拉宮,請問這些人是什?頭腦啊,他們已經被搞成這個樣子,這樣子落伍,這樣子封閉,為什麼這樣子呢?” ——李敖

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西藏民族如果是一個愚昧無知的民族,那麼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輝煌的布達拉宮是怎麼建造的?人類歷史上最長的史詩《格薩爾王傳》是怎麼創造出來的?那麼多浩如煙海的哲學、歷史、文學、繪畫(唐卡、堆繡等)、醫學、天文學、歌舞知識和作品是從哪兒來的?著名的西藏八大藏戲和婦孺皆知的偉大的米拉日巴、倉央加措道情歌又是如何來的?難道這一切偉大的創造是不小心從天上偶爾掉到了青藏高原這些“愚昧人”的懷中?

從這一點來看,您對西藏的歷史和文明真是瞎子摸象。冒然發言,只能說明您的浮躁、膚淺、治學的輕率和急功近利。

生活中有很多人,缺乏對自己不瞭解的文明應有的尊重。但是以您的年齡、知識和閱曆,更應該客觀地看待世界各種文明之多樣化存在。良知,人類的標準應該是一致的。知識份子應有的良知,是不分民族、種族的共識。對於我們西藏人持守的觀念來說,只要你能學會愛和尊重,你就能學會一切。而不是以自己的生,來致別人於死。比如說您,不能為了匆忙間作節目所需,上去一棍子就想把一個民族打死……您一次節目的稿費或許能使您滋潤很久,但是您不負責任的一次言論或許就會使一個民族、一個群體蒙辱很久。這是無法對等的物質、心靈和精神上的比較。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這種井蛙之舉,未免被時代和後人所詬病。

外界(尤其是香港和臺灣)一直對西藏人和西藏的文明有諸多誤解,甚至曲解。比如金庸先生在自己的小說中塑造了各式各樣殺人放火的“喇嘛”。且不說泛濫的武俠在娛樂之餘對中國青少年身心的負面影響,其中那些“喇嘛”形象在華語世界裏對一個並非如此的民族的存在也有巨大的傷害。我曾經在隨筆中質疑過金庸先生對佛學知識和理論的欠缺。因?佛教戒律中的第一條,也是佛教最重要的標誌性存在就是“不殺生”。在佛教中,出家人要受比丘戒,守200多條戒律。而且佛教倡導的是非暴力思想,是和平、利他和向善的追求。從藏傳佛教的歷史來講,也從來沒有過僧人練武的任何事實和記載。而金庸先生為了自己的生存和寫作目的,塑造的包括漢傳佛教僧人,都參與到江湖的恩愛情仇,打打殺殺,嚴重歪曲了佛教僧侶的真實形象。

這樣的言論或許汗牛充棟,金庸先生可能也看不到,但是作為藏民族的一員——一個瞭解真相的知識份子,我至少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在?聲喧嘩,鮮花和掌聲簇擁向金先生的時候,我的聲音是孤單的。但是,至少在中國、在華語世界裏存在過這樣一個聲音。歷史會被遮蔽一時,但不會永遠被遮蔽。如果金庸先生終有一天知曉,並且能夠捫心自問,或許會發現一個知識份子應有的良心之痛、良知之痛。

這樣的質疑同樣符合今天我對李敖先生您為人為言的看法。

就拿您說的朝聖來說,對我們西藏人而言,朝拜是非常神聖的事情,您別看那些朝聖者衣服是“髒兮兮”的,但他們的內心裏卻非常清潔。而且這種朝聖本身還充滿了詩意。記得我曾經和大陸一位和您一樣對朝聖有非議的作家對過話。她說她遇到一位磕長頭到拉薩朝拜的年輕僧人,她教育他與其這樣浪費生命,還不如去學一些藏文,可以為民族做一點事情。要不,這樣拿著別人的佈施無所事事,很不好。我當時問她:您的寫作可不可以比作是文字的朝聖?那麼您拿著納稅人的錢(價值觀不一樣,我也可以把這個理解為別人給您的佈施),整天寫作,肯定也是有一個目標的。假如說這個目標就是諾貝爾文學獎。而那個僧人,他是用肉體和心靈在朝聖,對他來說,短期目標是朝聖到拉薩,從更長遠的目標來說是為了成佛。每當您寫完一部作品,您的內心是歡愉的。對那個僧人來說,每天的朝聖都充滿歡愉,因?他在對大自然的匍匐和親近中每天都在接近自己的精神目標。他的人生過得才是他自己,才富有真正的自由和詩意。

她說:你們的成佛是什麼時候的事啊?我說您能肯定您獲諾貝爾獎的時間嗎?人活著,內心的歡愉是最重要的,心的歡愉是幸福的第一要素。

西藏是一隻軟柿子嗎?

“從歷史角度來看,我們必須說西藏這個地區是個非常有問題的地方。”——李敖


面對青藏高原,漢族知識界基本上有三種觀念:一是帶著先入之見,對藏族問題指手劃腳,您就是典型的代表;二是科學務實,調查瞭解,實事求是,如王力雄;三是把西藏看作神性(詩性)的土地,充滿敬畏,如詩人于堅。記得大陸著名作家、史學家張承志和著名詩人于堅都向我表達過同樣的觀點:西藏文化是大文化,一個人要想深入瞭解西藏文化,需要用畢生的精力。

歷史上的文人大概有兩種:正直的文人和奴隸的文人。那些奴隸的文人,大多是為生存計。但是,事實上最令人可怕的還是那些內心黑暗的文人。

西藏人很少對這個世界發言是因為自己的信仰,西藏民族是一個沈浸在自己內心和信仰世界的民族。但這並不是說西藏民族就是一個沒有氣節和尊嚴的民族,也不意味著西藏民族就是軟柿子,動輒就可以拿西藏來說事,想捏就捏。

記得歷史上我們西藏人的祖先也曾強盛過,也曾征服過其他民族,建立過強大的吐蕃帝國。但是至今在我有限的閱讀中,還沒有見到過西藏人的著作和信史中有對其他民族的貶損和侮辱。這說明了歷史上西藏知識份子的品質。

也曾記得在歷史上,當歐洲人普遍認?中國人愚昧、落後的時候,雨果卻對圓明園及其東方文明給予了高度讚賞和公正評價。這才是應有的大家風範。在《雨果致巴特雷上尉的一封信》中,是這樣讚美圓明園的:“這座宛如城市、跨世紀的建築是為誰而建?是為世界人民。因為歷史的結晶是屬於全人類的。世界上的藝術家、詩人、哲學家都知道有個圓明園,伏爾泰現在還提起它。”“儘管有人不曾見過它,但都夢想著它。這是一個震撼人心的、尚不被外人熟知的傑作,就像在黃昏中,從歐洲文明的地平線上看到的遙遠的亞洲文明的倩影。”

這樣的讚美如果獻給布達拉宮,以及西藏的文明,亦毫不遜色。

現代社會的事實是,如果人類是靠物質生存與精神生存均衡存在,它的基本形態應該是科學、藝術、宗教三足鼎立。就西藏民族來說,科學技術方面或許是落後的、瘠薄的,但是在藝術和宗教兩個領域卻是發達、豐足和燦爛的。因為傾向於精神追求,所以西藏民族在物質追求上是一個較?知足的民族。

西藏人歌吟和追求的是一個平等、和睦、相互尊重和民族團結、和平文明的國度。這不是一個人的訴求,而是人類最基本的良知。社會發展到這一步,我們即使不葆有神性(詩性),也應該呼籲人性。現在在一些充滿物欲的國家和地區,私欲膨脹的人在挖空心思出名從而獲利,其中充滿齷齪和殘酷的黑幕。但更多的聲音在反思中發出他們真誠的呼籲——平等、尊重、和平、友愛,人類的心是共通的,人們期盼的是和平,而不是衝突和戰爭。而在中國,在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的國度裏,人性不應該說是複歸,它一直在,它一直在溫暖著一脈文化。它在社會的底層運行著,在大多數人群中成為血液,維持著群體的繁衍和發展。而西藏,環繞著喜馬拉雅的幅員遼闊的土地,是一個神性(詩性)的世界。正因為這種神性(詩性),生活在世界最上方的西藏人,才一直保持了一種非常罕見的沈默和安靜。它不是不發言,而是蔑視那些市儈的利益和衝突。

基於這樣的信仰和大地上的原在,您竟然口無遮攔、信口雌黃,在一個收視率極高的公共媒體輕賤地侮辱一個民族,侮辱他們的信仰。您覺得合適嗎?!

西藏文化是開放的文化,西藏人也有著善良和直率的性格,為了讓您和更多的人能夠瞭解一個真實的西藏,所以我向您談了自己的這些淺見。

作為長輩,請接受晚輩——一位來自大陸的西藏“文人”的忠告和祝福:作為文人,可以沒有義務和能力去“鐵肩擔道義”,而僅僅是為了生存而“妙手著文章”,但是在這樣的存在中,仍然希望自己的內心能夠多一份光明,而且能像護持自己的眼睛一樣護持好自己內心的良知! 紮西德勒!並祝撰祺!

才旺瑙乳
藏曆火豬年正月(2007 年3月)於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