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12日 星期三

迷倒眾生的達賴喇嘛

by 陳維健

六月十七日星期天陽光明媚,但進入初冬的奧克蘭卻是乍暖還寒,人們裹上了大衣和圍巾。達賴喇嘛訪問紐西蘭的首場演講會,在奧克蘭新建不久的VECTOR ARENA 體育館舉行 。

這一次達賴喇嘛是第三次訪問紐西蘭,他每一次到訪紐西蘭,對於紐西蘭民眾來說都是盛大的節日,達賴喇嘛對於紐西蘭民眾來說,既是最尊敬的思想導師,又是最尊貴的客人。但由於達賴喇嘛在國際上受到中共的打壓,使某些西方政府的領導人,為了經濟上的利益不敢得罪中共,使他們在達賴喇嘛嘛訪問本國時,是否會見他而感到左右為難。達賴喇嘛嘛在訪問紐西蘭前,先到達澳洲訪問。澳洲總理霍華德,經過再三思量最終表示,作為一個國家的領導人,要會見什麼人,無需受到其他國家領導人的好惡影響。達賴喇嘛在澳洲是一位極其受人尊敬的宗教領袖,所以霍華德會見了達賴喇嘛。在霍華德會見達賴喇嘛後,紐西蘭總理海倫克拉克感到十分為難,她既怕會見達賴喇嘛而得罪了中共,又怕不會見達賴喇嘛而得罪了熱愛達賴喇嘛的紐西蘭民眾。聰明的海倫克總理終於想出了一個絕妙的安排,在她去澳洲訪問其間,與達賴喇嘛在飛機上不期而遇。這樣的安排既讓人感到中共對海外民主政府的威脅,又讓人感到西方政府在經濟利益面前對中共的無奈,以經濟利益犧牲民主自由的原則。這可以說是當今世界的悲哀。紐西蘭綠党發言人對此表示,如果總理海倫克拉克沒有屈從中共的強權的話,就應該與達賴喇嘛有一個正式的會談。不過紐西蘭最大的反對黨國家党領袖JOHN KEY還是在國會會見了達賴喇嘛,順應了民情民心。

在達賴喇嘛開講之前,一萬多個座位的體育館已座無虛席,演講台的天幕上掛著代表西藏藝術的三幅唐卡,台前放著一張桔紅色的沙發,和一張藏式茶几,整個講臺顯得極具藏族風格。來自流亡社區的藏族歌手和樂手在臺上彈唱著民歌,悲愴的歌聲感染著台下的觀眾,這是一個被壓迫而流亡的民族的痛苦之聲。當人們沉浸在音樂的悲情之中時, 達賴喇嘛在奧克蘭市長迪克哈佰的陪同下登上了講臺。台下的聽眾全體起立,為達賴喇嘛作長時間的鼓掌,在達賴喇嘛再三致意下聽眾們才停下掌聲坐下來。達賴喇嘛在紐西蘭有三場演講,二場在奧克蘭,一場在首都威靈頓,今天首場演講的是“慈悲和寬容”,另一場演講內容是佛教“四真諦”,將由紐西蘭民眾最為尊敬的愛德蒙海拉雷爵士陪同。達賴喇嘛一襲降紅色的袈沙,步履穩健地走到麥克風前,話未說先露出他特有的迷人微笑,他用手遮著眼睛說“我在臺上燈很亮,你們在台下很黑,我看不見你們感到很難過。”說著他從口袋裏拿出一頂旅行者的帽沿來帶在頭上,說“現在好了,我能看到你們了,我視你們為我的家庭成員”。他的幽默和親善帶來了台下的一片歡笑和掌聲。接著達賴喇嘛開始了他的主題演講。他講到人們生活中慈悲和利益的關係,講到富人和普通民眾的生活。他說“我經常聽到億萬富翁和政客抱怨他們的生活,其實確實如此,他們的生活是處在心臟病發作的風險之中。”他說“普通人的平和生活是一種更有益的生活。我們在晚上有一個好的睡眠所帶來的利益,要遠遠超過晚上到夜總會去所得到的利益。”他幽默的比喻讓聽眾們發出了開懷的笑聲。達賴喇嘛還講到人類社會中家庭所處的重要價值,重視家庭的價值觀是人類平和的基礎。他還提到世界的和平需要解除世界的武器,特別是核武器。演講完畢,達賴喇嘛親切地和市長一起坐在沙發上,接受聽眾的提問,問題一共有四個 ,達賴喇嘛對四個問題都一一作了非常完美的回答。

在整個演講完畢後,達賴喇嘛接受一位紐西蘭作家贈送他歷時五年寫出的有關達賴喇嘛的書。達賴喇嘛回贈作者潔白的哈達。最後達賴喇嘛向市長迪克哈佰表達謝意,並詼諧地用紐西蘭特有的毛利禮節 “碰鼻禮”與市長碰鼻致謝。他的風趣和對紐西蘭傳統文化的“隨鄉入俗”,顯出了他的尊重,迷倒了台下所有的觀眾。在熱烈的掌聲中達賴喇嘛走下了講臺,在他即將離去的那一刻,他突然之間兩眼一亮回顧頭來,他發現一個聽眾,捧著一塊綠色的哈達,在警戒線外望著他,達賴喇嘛來到他的身邊親切地說,你是來自蒙古的,達賴喇嘛伸出了手臂慈愛地摸了一下他的頭。 當達賴喇嘛離去時,那個蒙古漢子已泣不成聲。

達賴喇嘛作為一個神聖的佛陀,一個背負著一個民族的命運的領袖,他沒有向這個世界去訴說這個民族的痛苦和不幸,而是不停 地在這個世界上奔波,把慈悲和寬容帶給這個世界,他堅信人的心只要有了慈悲和寬容,世界就會變得美好。達賴喇嘛已經成為這個世界無可替代的聖人。

-----陳維健
2007/06/19於奧克蘭

妖化西藏:敬請李敖先生止步

——才旺瑙乳致李敖的公開信

李敖先生:您好!

我是一位大陸的媒體工作者,也是一位藏人、一個西藏的“知道分子”。從十幾歲到內地上大學起,我就喜歡上了文學創作並開始發表作品。從那時到現在,已經20多年了,我一直沒有中斷過學習和鑽研中外文學作品,從中汲取人類(不分種族和民族)浩如煙海的智慧與養分。(以前也曾拜讀過您的一些作品,談不上喜歡,印象中只覺得您就像列寧有次說葉賽寧的那樣,是個“胡鬧”的人。當然您並不是葉賽寧。)

也是為了能夠提高自己的創作水平,我同時在這20多年中研究了我們西藏民族的文學、歷史、文化。為了能夠更好的掌握解開我們西藏文化之謎的鑰匙,我用了10多年時間研究了藏傳佛教理論及其宗教儀式。後來因我所在媒體的工作需要,我又從華夏始祖開始,作史地文化的田野調查,查閱大量的歷史資料,發表文章 40餘篇,並仍在繼續中。

在這些學習和研究的過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對文明多樣性尊重的必要性。一個人群如果想認識另一個人群,就必須加強交流和溝通,以增加彼此的瞭解、理解和尊重。現在資訊和交通如此發達,這本不是難事,但事實卻恰恰相反:言論越來越輕率,獵奇者越來越多,而哪怕稍稍地去作些瞭解和調查的人卻是少之又少。以西藏文明?例,就常常被少數不明真相的人在不同的場合妖魔化。遠的不說,就您2006年“李敖有話說”關於西藏的言論,就是此類妖魔化的典型案例。

您的言論在電視和網路上出現後,引起了西藏知識階層的憤怒。當然我在這兒不是來給您傳達這種情緒的,也不是來給您道喜的,而是作?一個西藏的“知道分子”,也想對您有所呈述——西藏有話說:李敖先生,請在妖魔化西藏的路上止步!

注水“名家”:無知,還是????

全世界今天只有一個地區,他還是神權統治的,就是中國大陸的西藏。”——李敖


作為一個自稱為是“大師”、“思想家”、“作家”、“學者”、“歷史學家”的李敖先生,竟然在21世紀的今天,說出了如此令人瞠目的話?不得不讓人 “敬佩”!已經多少年了,中國大陸的西藏一直是在人民政府的領導之下,哪有什麼“神權統治”?就憑這句話,就說明您對當代西藏的無知。

如果您指的是我們西藏人的信仰的話,那麼可以告訴您,我們西藏人幾乎全民信仰佛教。歷史上西藏曾有過政教合一的制度,卻從未有過神權統治的事實。依您之見,難道佛教是關於“神”的宗教?

自古至今,佛教倡導的是無神論,追求的是眾生個體生命的自由、解放和修為。記得一位詩人說過,自由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指尊嚴,能夠有尊嚴的活著就是自由。對於我們西藏人來說,每個生命(不僅僅指人類)都有自己的尊嚴。可以說佛教的學說是對生命充滿敬意的學說,是一種更關注個體內心並開發慈悲、憐憫、愛與智慧的實踐的學說。這些知識您可以閱讀原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先生的文章,也可以閱讀趙老的導師太虛大師1913年發表於《佛教月報》的《宇宙真相》、《無神論》等。

就目前處於後工業時代的各種社會問題等,博大精深的佛教對此也有對治的各種良方。比如對於目前中國社會的和諧發展,國務院宗教局局長葉小文近年來就有好幾篇文章在闡述佛教能夠起到的作用。

趙老曾經還有文章談到:佛教對人類文明特別是東方文明有不可估量的貢獻。您使用的漢文字中,您有意無意使用的諸多辭彙和觀念,均有佛教術語。足見佛教對中文世界的影響。藏傳佛教作?藏民族獨特的文明和價值體系,是藏文化的主幹和核質。在中國,藏傳佛教是受到憲法和法律法規保護的合法宗教。中國解放後成立的中國佛教協會,其第一任會長就是藏傳佛教的大善知識喜饒嘉措大師,後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第十世班禪大師也曾擔任過中國佛教協會的名譽會長。1987年,經國務院批准在北京創辦了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其中人才濟濟。現在藏傳佛教大活佛嘉木樣大師擔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職務。簡單的說,這就是藏傳佛教的公?存在和中國的合法、合理的社會認知。

事實上藏傳佛教博大精深,她不僅養育了藏民族,已經而且也正在惠及更多的人群。以慈悲、憐憫、愛、利他、和平為宗旨的藏傳佛教及其所衍生的具有普世觀念的西藏文化,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關注和研究。信仰慈悲、和諧、和平、眾生平等的藏傳佛教的信徒在世界各地與日俱增。“藏傳佛教已進入美國的主流意識”(杜永彬《藏傳佛教在美國的傳播和影響》)。去年在中國舉行“世界佛教論壇”時,有報道:葉小文在演講中旁徵博引,從漢語系的《楞嚴經》、《大般若經》、《六祖壇經》、《維摩詰經》、《心地觀經》、巴利語系的《法句經》、《雜阿含經》、藏語系的《一切法大圓滿菩提心普作王》,反復論證佛教的“緣起”,就是互相依存,和合共生:“用一個字表達,就是‘和’”。而且歷史上藏傳佛教在青藏高原文化與生態保護方面的巨大貢獻,這些有口皆碑的事實,已經說明了藏傳佛教的魅力和價值!

但是,我曾注意到您不僅對藏傳佛教不瞭解,而且對漢傳佛教也是一竅不通。記得您在一篇題為“通身是手眼”的文章中是這樣表達您對自己不懂的佛教的看法:“整個的《大藏經》,其實絕大部分都是玄學字彙的排列組合,完全沒有真實的意義。”對於數千年人類智慧的結晶,就因為自己無法解讀,而矢口否認,這不是一個嚴肅的學人的態度。佛學作為中國國學中重要的一支,作為中國的“思想家”、“學者”應該要有深入的研究,而不能因自己的????而規避。

而您對佛學知識的瞭解和態度竟然如此捉襟見肘,足見您自詡的那些冠冕也屬於注水冠冕。

文化誤讀與內心的黑暗

“西藏整個的人口,在達賴喇嘛統治時代,有百分之九十八,注意喔,百分之九十八是文盲。” “絕大多數是農民和農奴,甚至他們是教奴。”“他們去走三步走五步跪下來拜,爬起來再走三步走五步,跪下來拜,就這麼一路是朝著這個西藏的這個象徵性的達賴喇嘛住的地方來走的,你就知道這些人是多麼的愚昧。”——李敖


您以自己不多的資料和圖片?參照,信口西藏的歷史、宗教、文化和藏人的信仰,在您的眼中,西藏“百分之九十八是文盲”,是教奴人群;剩下的百分之二是 “神權階層”——是統治“百分之九十八”的大喇嘛大地主,是另一個黑暗殘酷的人群。西藏民族由這兩部分人群構成,因此可以得出整個西藏民族是一個愚昧、落後、殘忍、無知的民族。

先不說您這個資料的明顯的虛假性。難道西藏民族的群體構成和文化存在的確是這樣嗎?西藏有數百萬人口,西藏民族在歷史上的社會構成主要是僧人、商旅、草原上的遊牧人和河谷地帶的農民。在幅員遼闊的青藏高原上,西藏人以遊牧人居多,“農奴”極少,屬於政體鬆散的族群。或許歷史上的政教合一制度有它的弊端,但是整個西藏民族卻是一個陽光的民族。這些可以從大量的文學作品和歡快的傳統民間歌舞中窺斑知豹。

而且歷史上我們藏傳佛教的寺院一直承擔著學校的職能。不僅僅是拉薩的人口比例很少的貴族有文化,而且整個僧侶階層都是文化階層。寺院裏的僧人也不僅僅是學習佛教知識,還要學習世俗知識。對我們西藏人來說,藏傳佛教由以下內容構成:大五明和小五明,也叫做十明文化。大五明是:內明(佛學)、因明(邏輯哲學)、聲明(梵文語法學)、工巧明(工藝美術學)、醫方明(醫學)。小五明是:天文曆算學、詩學、辭藻學、音韻學、戲劇學。十明文化構成藏傳佛教文化,其中只有“內明”是專門研究佛學的。除藏傳佛教文化外,我們西藏人還有苯教文化,有商業文化、茶文化、酒文化、傳統體育、民間歌舞等等,不一而足。

以我個人幾十年的社會經驗來說,更多的人還願意和我們西藏人交朋友,願意真誠的瞭解我們西藏人的一切。總體上來說,很少有人認?西藏人粗魯、野蠻和邪惡。西藏人的這種個性,不是來自於愚昧,而恰恰是來自于藏傳佛教文明的教化。或許我們的物質生活比較的匱乏,或許我們的生存環境比較的落後和嚴酷,但我們西藏人的精神生活相對比較的充實。這一切正是得益于這個文明的核質——藏傳佛教。

連西藏文化的基本概念和內涵都沒有搞清,也沒搞清西藏民族的生存方式,生命觀、價值觀和世界觀,這樣突兀的上來就對西藏進行貶損,不但在治學上極不嚴謹和很不嚴肅,也暴露出了您骨子裏霸道的大民族主義情結。不知您的用意何在,但是從您的生平經歷和?人?文中,我個人感到的是您的內心中還是有點黑暗。或許由於您個人性格的原因,臺灣那個社會對您的生存壓力太大,但您也不能因此喪失一個文人基本的品質。

“缺鈣”和對周圍世界的出賣

“所以他們不但在知識上面封閉,在宗教信仰上面封閉,在統治上面我也講過,他們被達賴喇嘛跟他手下的大喇嘛大地主們控制。”“可是他們愚昧的原因,是靠著神權來統治的,證明了在人類的歷史裏面,全世界只剩下一個黑暗的地方,就是西藏。”——李敖


簡單的給您介紹一下吐蕃在全民信仰佛教以前的歷史和全民信仰佛教後的歷史吧。在吐蕃全民信仰佛教前(甚至佛教傳入吐蕃的早期),吐蕃人兇悍好戰,曾幾何時,吐蕃的鐵蹄踏遍和佔領了(給您劃個大概的線吧)尼泊爾、錫金、不丹、印度的大部分地方,遠達吉爾吉斯坦,天山以南,安西四鎮,敦煌,河西,寧夏大部,寶雞,咸陽,天水,四川南部,雲南大部。曾經深入長安(今西安)15天,後因氣候不服等原因,才退守天水一帶(江應梁主編《中國民族史》,民族出版社 1999年10月版)。

那時的吐蕃人,因?沒有佛教慈悲思想的指導,可以說性格野蠻,好勇尚武,連年征戰,虜殺無數……但是,後來吐蕃政權衰微,佛教勃興之後,青藏高原才安靜下來。因?藏傳佛教的普及,西藏人變得慈悲和善。西藏的歷史才有了很長時間的和平與安寧。或許後來也有一些戰爭,但是,?了民?的利益,很多戰爭都是西藏的高僧大德們用自己的智慧化干戈為玉帛。請您去仔細的研究一下元、明、清的歷史吧。為了青藏高原民眾的安寧,薩迦班智達與闊端王在西涼會盟;忽必烈拿漢人活人填河渠的習慣也是由西藏高僧八思巴廢止。明清更是如此,西藏的諸多高僧大德為朝廷的安邊固防和邊疆的和平安定(熄滅戰火)做出過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別的不說,就介紹乾隆國師、藏傳佛教大活佛《章嘉國師若比多傑傳》去看看,您認為的黑暗階層的“大喇嘛”是如何為各民族的團結、為眾生的福祗、為民眾的利益而嘔心瀝血一生?!

西藏藏傳佛教格魯巴的締造者、偉大的佛學家宗喀巴大師,他的學說深刻地影響了西藏民族。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是宗喀巴大師的兩位心傳弟子,後來成了兩大活佛轉世系統,亦成?西藏人的兩位最高精神領袖。曆世達賴喇嘛均不同程度地對祖國和平、民族團結和交流做出過巨大貢獻,豈能一言以蔽之地就否定了?布達拉是“普陀”的音譯,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西藏人信仰佛教,朝拜布達拉宮、朝拜觀世音,難道就“愚昧”了?布達拉宮因此就“黑暗”了?那依您的理解,南海普陀山、山西五臺山就是中國最黑暗的地方?看來您不僅不瞭解當代的西藏,更不瞭解歷史上的西藏。

對於您並不瞭解的族群的歷史和生活,您的發言如果引起了這個族群的普遍的反感和憤怒,那一定是您歪曲了他們千百年來口耳相傳的祖先的歷史和生活。尚且不論良知,就一個有智慧的人,他要研究一個族群,首先要掌握這個族群大量的資料和進行真實的調查。而不是僅憑道聽途說。更何況牽扯到您根本不明白的“神秘”的宗教。

就說歷史的黑暗吧,哪個民族沒有過另一面?以魯迅為例:“魯迅說,翻開中國歷史看到的就是吃人。五千年的歷史其實是一部野蠻史,直到現在很多人的智力跟秦朝的人沒有差別,仍然想著滅這個滅那個,從來沒想過要和……

“其時,直到近代,中國的封建勢力仍然統治著政治、經濟和思想領域。封建文化仍然在腐蝕著人們的靈魂;封建禮教也繼續在殘害著中國人民的精神和肉體, ‘吃人’的現象屢屢發生。面對這種特定時代環境裏的社會現象,以?蒙民族的思想?己任,以改變中國人的精神?職責的魯迅憤然而起,以清醒的現實主義筆觸和飽蘸憤怒感情的筆墨,在他所寫的《狂人日記》中描繪了一幅‘非人的生活’圖景。揭露了從社會到家庭的‘吃人’現象;抨擊了封建家族制度和禮教吃人的本質,並推測出‘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進而發出‘救救孩子……’的呼聲,號召人們覺醒起來,拯救下一代,體現了魯迅在文學創作中一貫的鮮明社會自覺性。”

當然您不能和魯迅先生比,看您的作品和在電視中的表演,我感到的正是大陸著名文學評論家雷達先生所批判的文人的“缺鈣”——沒有信仰、沒有理想、沒有精神、沒有人文關懷。只有出賣——出賣自己、出賣朋友、出賣自己瞭解和不瞭解的一切!

遮蔽與曲解:井底下的“華人製造”

你看看西藏我們的同胞們,穿著那?破舊的衣服,髒兮兮的,走三步五步跪下來一拜,三步五步跪下來一拜,一路就這樣子,走向達賴喇嘛的那個象徵,就是那個布達拉宮,請問這些人是什?頭腦啊,他們已經被搞成這個樣子,這樣子落伍,這樣子封閉,為什麼這樣子呢?” ——李敖

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西藏民族如果是一個愚昧無知的民族,那麼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輝煌的布達拉宮是怎麼建造的?人類歷史上最長的史詩《格薩爾王傳》是怎麼創造出來的?那麼多浩如煙海的哲學、歷史、文學、繪畫(唐卡、堆繡等)、醫學、天文學、歌舞知識和作品是從哪兒來的?著名的西藏八大藏戲和婦孺皆知的偉大的米拉日巴、倉央加措道情歌又是如何來的?難道這一切偉大的創造是不小心從天上偶爾掉到了青藏高原這些“愚昧人”的懷中?

從這一點來看,您對西藏的歷史和文明真是瞎子摸象。冒然發言,只能說明您的浮躁、膚淺、治學的輕率和急功近利。

生活中有很多人,缺乏對自己不瞭解的文明應有的尊重。但是以您的年齡、知識和閱曆,更應該客觀地看待世界各種文明之多樣化存在。良知,人類的標準應該是一致的。知識份子應有的良知,是不分民族、種族的共識。對於我們西藏人持守的觀念來說,只要你能學會愛和尊重,你就能學會一切。而不是以自己的生,來致別人於死。比如說您,不能為了匆忙間作節目所需,上去一棍子就想把一個民族打死……您一次節目的稿費或許能使您滋潤很久,但是您不負責任的一次言論或許就會使一個民族、一個群體蒙辱很久。這是無法對等的物質、心靈和精神上的比較。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這種井蛙之舉,未免被時代和後人所詬病。

外界(尤其是香港和臺灣)一直對西藏人和西藏的文明有諸多誤解,甚至曲解。比如金庸先生在自己的小說中塑造了各式各樣殺人放火的“喇嘛”。且不說泛濫的武俠在娛樂之餘對中國青少年身心的負面影響,其中那些“喇嘛”形象在華語世界裏對一個並非如此的民族的存在也有巨大的傷害。我曾經在隨筆中質疑過金庸先生對佛學知識和理論的欠缺。因?佛教戒律中的第一條,也是佛教最重要的標誌性存在就是“不殺生”。在佛教中,出家人要受比丘戒,守200多條戒律。而且佛教倡導的是非暴力思想,是和平、利他和向善的追求。從藏傳佛教的歷史來講,也從來沒有過僧人練武的任何事實和記載。而金庸先生為了自己的生存和寫作目的,塑造的包括漢傳佛教僧人,都參與到江湖的恩愛情仇,打打殺殺,嚴重歪曲了佛教僧侶的真實形象。

這樣的言論或許汗牛充棟,金庸先生可能也看不到,但是作為藏民族的一員——一個瞭解真相的知識份子,我至少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在?聲喧嘩,鮮花和掌聲簇擁向金先生的時候,我的聲音是孤單的。但是,至少在中國、在華語世界裏存在過這樣一個聲音。歷史會被遮蔽一時,但不會永遠被遮蔽。如果金庸先生終有一天知曉,並且能夠捫心自問,或許會發現一個知識份子應有的良心之痛、良知之痛。

這樣的質疑同樣符合今天我對李敖先生您為人為言的看法。

就拿您說的朝聖來說,對我們西藏人而言,朝拜是非常神聖的事情,您別看那些朝聖者衣服是“髒兮兮”的,但他們的內心裏卻非常清潔。而且這種朝聖本身還充滿了詩意。記得我曾經和大陸一位和您一樣對朝聖有非議的作家對過話。她說她遇到一位磕長頭到拉薩朝拜的年輕僧人,她教育他與其這樣浪費生命,還不如去學一些藏文,可以為民族做一點事情。要不,這樣拿著別人的佈施無所事事,很不好。我當時問她:您的寫作可不可以比作是文字的朝聖?那麼您拿著納稅人的錢(價值觀不一樣,我也可以把這個理解為別人給您的佈施),整天寫作,肯定也是有一個目標的。假如說這個目標就是諾貝爾文學獎。而那個僧人,他是用肉體和心靈在朝聖,對他來說,短期目標是朝聖到拉薩,從更長遠的目標來說是為了成佛。每當您寫完一部作品,您的內心是歡愉的。對那個僧人來說,每天的朝聖都充滿歡愉,因?他在對大自然的匍匐和親近中每天都在接近自己的精神目標。他的人生過得才是他自己,才富有真正的自由和詩意。

她說:你們的成佛是什麼時候的事啊?我說您能肯定您獲諾貝爾獎的時間嗎?人活著,內心的歡愉是最重要的,心的歡愉是幸福的第一要素。

西藏是一隻軟柿子嗎?

“從歷史角度來看,我們必須說西藏這個地區是個非常有問題的地方。”——李敖


面對青藏高原,漢族知識界基本上有三種觀念:一是帶著先入之見,對藏族問題指手劃腳,您就是典型的代表;二是科學務實,調查瞭解,實事求是,如王力雄;三是把西藏看作神性(詩性)的土地,充滿敬畏,如詩人于堅。記得大陸著名作家、史學家張承志和著名詩人于堅都向我表達過同樣的觀點:西藏文化是大文化,一個人要想深入瞭解西藏文化,需要用畢生的精力。

歷史上的文人大概有兩種:正直的文人和奴隸的文人。那些奴隸的文人,大多是為生存計。但是,事實上最令人可怕的還是那些內心黑暗的文人。

西藏人很少對這個世界發言是因為自己的信仰,西藏民族是一個沈浸在自己內心和信仰世界的民族。但這並不是說西藏民族就是一個沒有氣節和尊嚴的民族,也不意味著西藏民族就是軟柿子,動輒就可以拿西藏來說事,想捏就捏。

記得歷史上我們西藏人的祖先也曾強盛過,也曾征服過其他民族,建立過強大的吐蕃帝國。但是至今在我有限的閱讀中,還沒有見到過西藏人的著作和信史中有對其他民族的貶損和侮辱。這說明了歷史上西藏知識份子的品質。

也曾記得在歷史上,當歐洲人普遍認?中國人愚昧、落後的時候,雨果卻對圓明園及其東方文明給予了高度讚賞和公正評價。這才是應有的大家風範。在《雨果致巴特雷上尉的一封信》中,是這樣讚美圓明園的:“這座宛如城市、跨世紀的建築是為誰而建?是為世界人民。因為歷史的結晶是屬於全人類的。世界上的藝術家、詩人、哲學家都知道有個圓明園,伏爾泰現在還提起它。”“儘管有人不曾見過它,但都夢想著它。這是一個震撼人心的、尚不被外人熟知的傑作,就像在黃昏中,從歐洲文明的地平線上看到的遙遠的亞洲文明的倩影。”

這樣的讚美如果獻給布達拉宮,以及西藏的文明,亦毫不遜色。

現代社會的事實是,如果人類是靠物質生存與精神生存均衡存在,它的基本形態應該是科學、藝術、宗教三足鼎立。就西藏民族來說,科學技術方面或許是落後的、瘠薄的,但是在藝術和宗教兩個領域卻是發達、豐足和燦爛的。因為傾向於精神追求,所以西藏民族在物質追求上是一個較?知足的民族。

西藏人歌吟和追求的是一個平等、和睦、相互尊重和民族團結、和平文明的國度。這不是一個人的訴求,而是人類最基本的良知。社會發展到這一步,我們即使不葆有神性(詩性),也應該呼籲人性。現在在一些充滿物欲的國家和地區,私欲膨脹的人在挖空心思出名從而獲利,其中充滿齷齪和殘酷的黑幕。但更多的聲音在反思中發出他們真誠的呼籲——平等、尊重、和平、友愛,人類的心是共通的,人們期盼的是和平,而不是衝突和戰爭。而在中國,在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的國度裏,人性不應該說是複歸,它一直在,它一直在溫暖著一脈文化。它在社會的底層運行著,在大多數人群中成為血液,維持著群體的繁衍和發展。而西藏,環繞著喜馬拉雅的幅員遼闊的土地,是一個神性(詩性)的世界。正因為這種神性(詩性),生活在世界最上方的西藏人,才一直保持了一種非常罕見的沈默和安靜。它不是不發言,而是蔑視那些市儈的利益和衝突。

基於這樣的信仰和大地上的原在,您竟然口無遮攔、信口雌黃,在一個收視率極高的公共媒體輕賤地侮辱一個民族,侮辱他們的信仰。您覺得合適嗎?!

西藏文化是開放的文化,西藏人也有著善良和直率的性格,為了讓您和更多的人能夠瞭解一個真實的西藏,所以我向您談了自己的這些淺見。

作為長輩,請接受晚輩——一位來自大陸的西藏“文人”的忠告和祝福:作為文人,可以沒有義務和能力去“鐵肩擔道義”,而僅僅是為了生存而“妙手著文章”,但是在這樣的存在中,仍然希望自己的內心能夠多一份光明,而且能像護持自己的眼睛一樣護持好自己內心的良知! 紮西德勒!並祝撰祺!

才旺瑙乳
藏曆火豬年正月(2007 年3月)於蘭州◎

冷眼看今日之西藏(四篇)

by 王力雄

西藏山河做賭場

到西藏開礦的老闆們有一句話:“早要飯,晚騎馬”,意思是說一旦開出個好礦,立刻能日進鬥金。這種發財跟當年的網路發財差不多,投資回報不是百分之幾十,而是百分之幾百。在西藏做礦的人都有一種賭徒心理,夢想一翻多少倍的暴發。不過真暴發的人並不多。在西藏開礦很像賭博,輸的風險也很大。這是因?西藏的地質資料非常模糊,到底能不能開出品位好的礦,儲藏量有多少,開採條件如何,事先都不知道,甚至到底有沒有礦都是未知數。我聽說一個老闆在拉薩蔡公堂包了一座山,投了500多萬,只挖出幾十噸鉛鋅礦,價值不過幾萬。如果是投資房地產,即使全砸在手裏賣不出去,至少有房子放在那,開礦失敗卻是什麼都剩不下,徹底白乾。

不過在西藏開礦能發財,也跟地質資料不清有關。西藏批准開礦的權力理論上屬於自治區地礦廳,但是既然不知道地下到底有什?,批准權就是空的,也無法進行有效管理和監督。目前開礦老闆大都不通過地礦廳,直接跟各縣打交道,因為不能確定有沒有礦,縣裏收費也不會高,這便?得到超額利潤留下空間。

而開礦者在地質資料缺乏的情況下,自己也不進行勘探,因?辦勘探手續很麻煩,同時勘探成本也很貴,探清一個礦床至少得花幾百萬。目前進藏開礦的資金多數也就是幾百萬的規模,要勘探就沒錢開礦,所以還不如直接幹。那種開礦就如所說的“瞎貓碰死耗子”,不知道山裏有沒有礦,就向山裏打洞,一般是圍繞山體同時打多個洞,每天花錢如流水。如果有一個洞能碰上礦就可以發財,而碰不上就得不停地打下去。只花幾十萬元就能碰上礦是撞了大運,沒運氣的幾百萬花光了也見不到礦,那就只好撤,錢也等於打了水漂。

這些開礦者把西藏的山河當成大賭場,挖得山河破碎不說,對於礦藏也會造成很大破壞,因?如果認真勘探,有系統和負責任地開採,能保持礦床的完整性,礦的?量和利用率可以增加很多。而賭博式的開礦,碰到礦也會只撿最好的部位開採,費勁的就丟掉,以得到最大利潤,那將造成優質礦床失去整體開採的價值。老闆們賺了錢,付出代價的是西藏。

西藏之水救中國,誰來救西藏?

2006年春,中共中央辦公廳給中共政治局推薦的閱讀書目中,一位中國軍隊作家寫的《西藏之水救中國》列在第一。香港亞洲周刊透露,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總理溫家寶都讀了該書,溫家寶還作了批示。

《西藏之水救中國》一書極力鼓吹的,是一個中國民間水利專家構想的“大西線調水工程”方案  從雅魯藏布江的朔瑪灘到天津之間開一條運河,把相當於四條黃河年流量的兩千億立方米的水從西藏引到中國西北、華北和東北。

這一工程的主體是在青藏高原。先在朔瑪灘築壩抬高水位,然後打隧洞引水到林芝工布江達的尼洋河,建水庫回水至巴松湖,再打隧洞引水入易貢藏布,再築壩建水庫,回水沿霞曲上溯,再打隧洞引水到邊壩進入怒江。在朔瓦巴築怒江大壩提高水位,打隧洞至恩達,在昌都的瀾滄江支流紫曲、昂曲和幹流紮曲分別建連環水庫,開隧洞引水到江達,入金沙江支流藏曲,導水入四川白玉贈曲,過分水嶺到甘孜入雅礱江,再築水庫提高水位,引水入達曲,打隧洞到翁達,入大渡河的支流色曲和杜柯河,在兩河口築壩成庫,再提水位,溯杜柯河過壤塘到南木達,入麻爾柯河。築壩再提水位,回水到阿壩麥爾瑪,過分水嶺進賈曲,向北流入拉加峽的黃河大水庫。

上面列出的引水線路,都是在藏區進行。即使不懂水利,也想像得出那?多築壩、打洞和水庫蓄水,會強烈地改變藏區地貌和生態,人民生活也不可能不受影響。暫且不說工程是否會帶來所設想的效果,首先需要質疑之處,就是工程議論了十幾年,國家正式考察,江澤民當政時親自過問,現在胡、溫也給予關注,全國人大會議和政協會議已有正式提案,118位將軍和七百多位專家學者對此力挺,然而將受這一工程直接影響和衝擊的藏人,卻幾乎沒人聽說過這個工程,更不要說被徵求意見。

在考慮“西藏之水救中國”時,該不該問一下西藏人的意見呢?如果根本不在意西藏之水的主人  西藏人怎?想,那就不得不讓人懷疑,救中國的代價會不會是犧牲西藏呢?而當西藏之水救了中國,誰又來救西藏?

格爾木的新藏人

長江、黃河、瀾滄江的源頭地區成立了“三江源自然保護區”,原本在那個地區放牧的藏族牧民被分批遷移出來,安置到格爾木市。被遷移的牧民開始很高興。他們早就向往城市生活,現在政府給蓋房子,發給生活費,簡直是太好的事情,於是便離開草原,搬到城裏住。

住進了城裏房子,要添置全套家俱才像城裏人。他們買不起新的,只能買舊的。格爾木的舊家俱市場被遷移進城的藏人帶動,從開始四百元錢能買全套家俱,漲到了現在一張桌子都要四百元。

有人形容,當牧民面對市場,就像小孩子進了超市,什?都想拿。他們買汽車、買電視,學著城裏人那樣用手機、用化妝品,下飯館,進娛樂廳,很快就會把手裏的錢花光。他們學會了在城市裏花錢,卻不會在城市裏掙錢。他們接受了城市奉行市場的規則,卻沒有能力在那規則中競爭和取勝。無事可幹的他們在街上閒逛,看商店裏有什麼,看城裏人如何消費,於是更會感到手上缺錢。可是怎?得到錢呢?

在格爾木去拉薩的青藏公路上,近年出現了一種案件,作案者埋伏在公路兩邊,用繩索像套馬一樣甩向公路上疾馳的摩托車,把騎車人套住拽下,然後把摩托車搶走。這種作案方式,讓人猜測只有會放牧的人才有如此本事。

遷移者的變化不是停留在城裏,他們和原來生活的土地、人群仍然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於是變化和衝擊也就隨著來來往往延伸到他們的家鄉和族人。事實上,這些年的經歷已經顯示出,市場化就像沖進羊群的狼,橫掃一切,想怎?樣就怎?樣,牧民沒有任何抵抗能力,只能被狼趕著跑。

從進城的興奮逐漸冷靜下來,遷移者發現離開了草原,放棄了原本熟悉的生?方式,結果使自己淪落到最底層。在市場上,他們只能找到類似挖溝填土的工作。當他們用笨拙動作使用以前從未摸過的鐵鋤時,那種形象讓藏人中的老一輩痛楚地回憶起一九五九年被抓到格爾木勞改的藏人,雖然事隔將近半世紀,可他們的形象簡直是一模一樣,幹的同樣的活,也同樣都是離開了草原,住到了只有石頭和沙子的戈壁灘上。雖然今天來格爾木的人似乎是出於自願選擇,但是放到時代的大背景下,所謂的自願也不過是一種錯覺而已。

西藏導遊之爭

2002年,一個在加拿大做旅遊生意的華人到西藏旅遊後,對西藏的藏族導遊發難。他給北京政府寫信,狀告藏族導遊把解放軍說成“內地來的中國軍隊”,向遊客解說西藏寺廟是被文革毀壞,甚至在布達拉宮廣場看升中國國旗時神情不對也成了罪名,都是藏獨傾向;還舉報西藏的藏族導遊多數從印度回來,立場都在達賴一邊,因此不利中國對西藏的主權。

告狀信被送到當局最高層,驚動了胡錦濤親自批示,要求西藏全面清除從印度回來的導遊。被那位華人點名的導遊進了監獄。的確,西藏的藏族導遊很多在印度學習過,他們英語好,熟悉外面情況,因此受旅行社歡迎。這些導遊被清除,西藏立刻面臨導遊嚴重匱乏。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北京搞了一個“導遊援藏”運動,從內地旅遊界往西藏派導遊,每年一批,各省市都出人。

內地來的導遊使西藏的旅行社為難,因?到西藏旅遊的外國遊客普遍不願意要漢族導遊。比較委婉的客人說,在漢地旅遊我們不會要藏族導遊,願意要漢族導遊,現在到藏區旅行就應該給我們藏族導遊。態度比較激烈的客人則是不換導遊就不參加活動。

內地援藏的導遊外語水準一般都不錯,工作態度也可以。但他們不瞭解西藏歷史和文化,只能背誦導遊手冊,尤其在政治方面嚴格遵照官方口徑。如在羅布林卡和布達拉宮一定要向遊客說,達賴當年發動了“叛亂”,不得不逃離祖國,現在只能在海外過流亡日子等。這種解說往往引起國外遊客不滿,援藏導遊卻堅持他們的解說是事實,因而造成雙方矛盾甚至衝突。

目前,隨著青藏鐵路修通,中國政府正準備在西藏更大規模地開展旅遊,導遊問題將會變得更加尖銳。旅遊業不是僅靠鐵路和酒店就能開展的,人的因素更重要。其實不僅外國人到西藏希望導遊是藏人,就是漢人到西藏旅遊,也不會願意導遊是漢人。對這一點,西藏本土的漢人導遊都清楚,他們給自己起藏名,學藏語,穿藏裝,裝成藏族,遇到藏語好的外國人,不好蒙混過關,就說自己是半藏半漢。當局應該明白這一點,旅遊者到西藏,不是?了傾聽中國政府的政治宣傳,而是? 了用自己的眼睛看西藏。當局如果把導遊當作一種政治工具,並讓他們對旅遊者強行灌輸,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

編著:中國人視台巴子是否就如視藏人一樣呢?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風

by 西藏通訊 2007 May-Jun

----讀唯色《殺劫》
余杰

幾年以前,我曾經以《向西藏懺悔》為題,為系獄三十多年的西藏僧人班旦加措的自傳《雪山下的火焰》寫了一篇書評。在這篇書評中,我以一名漢族知識份子的身份,向半個世紀以來被中共當局摧殘和侮辱的西藏致以深切的懺悔。這篇書評發表之後,在網路上遭到廣大“憤青”的尖銳批評。我在美國洛杉磯訪問的時候,幾名自稱“北大校友”的留美學者亦高調斥責我“破壞國家統一”。他們說,你的文章“逢共必反”,是受到“達賴分裂集團”的蒙蔽,你無視昔日西藏在喇嘛和貴族集團統治下的落後與愚昧,以及奴隸制度的黑暗,你更沒有看到在共產黨進入西藏之後,給西藏帶去的現代文明。讓我驚訝的是,這些人士的看法居然與《人民日報》和新華社一模一樣。雖然他們在美國這個可以自由獲得資訊的社會生活了很久,但思維方式仍然定格在往日所接受的教育和宣傳模式上。這一現象正顯示出官方洗腦政策的巨大成效。在我接觸的中國人當中,差不多十有八九的人,都如此看待西藏問題。在“國家統一”和“現代文明”的魔咒下,半個世紀以來發生在這片高原上的血雨腥風,被當局完全遮蔽了,也被國人統統遺忘了。

藏族女作家唯色出生于“文革”爆發時的西藏,大學畢業後曾擔任《西藏文學》雜誌編輯。她在作品中堅持描述西藏真實的歷史與現實,其著作多次被禁,本人也失去工作,成為一名自由撰稿人。唯色還被剝奪獲得護照的公民權利,一直無法出國訪問。這便是一名勇於說真話的知識份子所付出的代價,無論是漢族還是其他少數民族,一旦選擇說真話,便被中共當局當成“敵對分子”。柔弱而堅韌的唯色以“寫作即遊歷,寫作即祈禱,寫作即見證”為創作理念,她在臺灣出版的《殺劫》,便是第一部以西藏地區“文革”歷史為題材的力作。

《殺劫》首先是一本攝影作品集。該書中的大部分照片均出自唯色的父親之手,唯色的父親十三歲被徵召為解放軍戰士,從康巴地區進入拉薩,此後成為一名普通軍官。唯色在書中沒有提及已經去世的父親的政治傾向及民族觀念,但在這批珍貴的照片背後,可以隱隱發現這位藏族軍官對自身身份的困惑與懷疑:當藏族歷史文化遺產如大昭寺等遭到毀滅性破壞的時候,當藏族的文化階層受到無情虐待和徹底消滅的時候,當歷代信奉佛教、性情溫和的藏族民眾被階級鬥爭的學說所誘騙、成為自相殘殺的犧牲品的時候,這位藏族軍官不能公開發表抗議,卻忠實地用鏡頭將這一切都記錄下來,讓它們成為歷史見證。也許,他萬萬沒有想到,女兒唯色會成為這筆遺產的發掘者、整理者和闡釋者。倘若地下有知,這位父親必然含笑九泉。這幾百張首次發表的照片,以無可爭議的真實性,昭示了中共究竟給西藏帶去了什麼樣的“文明”。

如今,“文革”研究在世界範圍內已經成為一門顯學。長期以來,被塗抹上濃重的浪漫主義色彩的“文革”,比史達林在蘇聯的血腥統治更具欺騙性。上個世紀後半葉的西方知識界,多半對史達林時代的古拉格群島的本質有所認識,卻一直對毛主義抱有一廂情願的幻想。如今,“文革”的真相日益被揭示出來,儘管仍然有人以充當過“八九點鐘的太陽”而自豪,但“文革”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反文化本質,已經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文革”研究逐漸在各個方面得以展開,但其中最大的缺陷便在於:西藏的“文革”一直被蒙上神秘面紗,很少人知道當年這片雪域高原上究竟發生過什麼。多年來致力於研究“文革”的學者宋永毅,便對唯色說過:“西藏材料可以說奇缺……我們對西藏文革實在瞭解得太少了!”因此,唯色的這本《殺劫》,可以說是填補此一空白所邁出的第一步。

《殺劫》通過直觀的、極具震撼力的圖片與深入細緻的訪談和分析,揭示出中共如何將與世隔絕的佛國變成人間地獄。這些照片之中,有寺廟被摧毀、文物被打砸的場景,有僧侶和貴族被侮辱和毆打的經過,有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和滿山遍野的紅旗標語,更有解放軍的訓練和演習,“文革”讓西藏變得與內地越來越相似。自古以來,西藏便擁有獨立於中國的社會結構、文化形態和信仰體系。中共以武力統治西藏之後,立即以階級鬥爭的學說改造西藏社會。“文革”前十餘年的改造相當成功,故而“文革”在西藏的推展與在中國內地所有省份一樣,幾乎沒有遇到絲毫的阻力。唯色在解讀那些無情批鬥“牛鬼蛇神”的照片時指出:“顯而易見,人物之間出現了階級截然對立的兩大陣營,而不是過去的那樣一種關係:雖然有貧富之分,卻是同一個民族;雖然有僧俗不同,卻是同一種宗教。但如今兩個階級的界限不但劃分地一清二楚,而且在西藏歷史上,從未有過地,底層階級第一次向上層階級,尤其是向上層階級中素來被視作‘珍寶’的活佛高僧舉起了拳頭,發出了怒吼。為什麼會這樣?”

那場席捲西藏的暴力革命究竟是如何發生的?為何佛教未能成為避免暴力的屏障?為何毛澤東亦成為西藏人的“紅太陽”?對此,王力雄在《天葬:西藏的命運》一書中分析說:“由於沒有階級鬥爭,傳統西藏社會是凝聚為一個整體,統一在宗教和民族旗子之下的。……要想分化西藏社會,爭取底層藏人,中共必須另外樹起一面舉在自己手中的旗幟,那就是在藏民族中發動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共產黨的專長。如果變成以階級劃分世界,西藏的民族與宗教一體性就被打破。”由此,毛澤東巧妙地將民族問題轉化為階級問題,在暴力的配合下,讓作為“精神原子彈”的“毛澤東思想”,迅速戰勝在西藏存在和紮根長達千年之久的佛教。當然,這種“反客為主”的粗暴進入,只能是暫時的。當毛主義的狂熱在短短十多年後退潮並破滅之後,佛教再次成為西藏社會的精神紐帶。在今天數百萬藏人當中,熱愛達賴喇嘛的人肯定比熱愛毛澤東的人多若干倍。

毛澤東策動階級鬥爭的秘訣,便是讓暴行成為一種群體行為,從而讓個體脫罪。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家蘇姍‧費斯克在研究了兩萬五千份心理調查樣本後指出:當身處錯誤的社會環境中,每個人都有可能做出虐待和邪惡的行為。最讓我最為感佩的是,唯色並未囿於民族感情及“面子”,一味美化藏人在“文革”中的表現,更沒有簡單化地、一股腦地將罪責全都推給作為“外來侵犯者”的漢人。她嚴肅而真誠地面對歷史與現實,毫不隱諱地將相當一部分藏人在包括“文革”在內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的惡劣作為秉筆直書出來。她坦率地告訴讀者:在藏人中也存在著“看客”和“積極分子” 這兩種人。

在該書的許多照片當中,那些擠擠挨挨的藏人“看客”的形象,簡直就是魯迅筆下看客們的翻版。唯色寫道:“至於那麼多圍成幾圈的看客裏面,有多少人是出於被解放的歡欣鼓舞,有多少人是出於恐懼和惶惑,有多少人是出於為己盤算的心計,我們也一樣無從知道。但我們知道一點,那就是,實際上,奴隸依然是奴隸。當面帶如此笑容的新主人出現時,當昔日用以傳播佛法的地點變成不公正的法庭時,當一個人被莫須有的罪名加以羞辱性的審判時,那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圍觀者們,或許還構不上幫兇的角色,但至少在表面上顯得那麼馴服的他們其實還是奴隸。他們其實從來也沒有被真正解放過。”此一分析直指人心,這些沉浸其中的“看客”,用魯迅的話來說,乃是“奴在心者”。

“看客”並非某個民族和國家獨有的現象,它普遍存在於所有人類社會之中。人類有一種將他人的苦難當作自己的快樂的殘忍本性——只要發現還有人比自己的處境更悲慘,便是一種莫大的安慰。正是倚靠這種自私而殘忍的本性,人類才完成了某種自欺欺人式的“自我保護”。美國學者鮑邁斯特爾在《惡——在人類暴力與殘酷之中》一書中分析說:“人類確實喜歡看他人受難或者死去,對暴力場面的迷戀似乎超越了時空和文化。……對別人實施傷害可能是為使自己享有能夠目睹別人受苦這種早已驗證的快樂的一條途徑。”毛時代的中國人,不管是漢人、藏人還是其他民族的成員,都深陷於這種“惡”當中,毛只是打開瓶子蓋的那個人,我們不能將所有的罪孽都推諉於他,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而所謂的“積極分子”,乃是一群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的“特殊藏人”。在這些人當中,大部分是原來的底層人士,也有少部分是上層人士中的“背叛者”。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中共在西藏的政策和運動根本不可能如此順利地推廣開來;如果沒有他們的配合,中共對西藏半個多世紀的統治便不會如此有效與鞏固。許多時候,為了向外來統治者效忠,他們往往表現得比統治者還要嚴酷。唯色指出:“早在一九五零年中共進軍西藏,便在許諾建立一個‘光輝燦爛的新西藏’的同時,著力於精神上的‘洗腦’和物質上的恩惠,吸引了不少底層藏人從此追隨,甚至還有上層藏人中的熱血青年。甚至可以說,中國之所以能夠在西藏建立起‘群眾基礎’,正是因為‘洗腦’教育的成果,如反復灌輸‘剝削’和‘壓迫’的涵義,以及對佛教中‘來世’和因果觀念的否定,等等。”這些“積極分子”,如同當年死亡集中營中替納粹管理者工作的猶太人,雖然他們本人被劃入劣等民族的行列,卻不惜以出賣同胞的代價,來換取本人稍好一點的生存狀況。

在這些人身上表現出來的“惡”,乃是一種深深根植於人性之惡。它不是某個民族獨有的,也沒有任何一個民族能夠完全避免之。那種過於神話雪域高原以及生存於其上的藏族民眾、認為其“一塵不染”的看法,我從來就不認同。西藏不是香格里拉,西藏也不是伊甸園,這個世界上沒有香格里拉和伊甸園。我們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惡是最容易被誘發和喚醒的,漢人是如此,藏人也一樣。在“文革”的諸多惡行之中,藏人的所作所為並不比漢人好到哪里去。

如果我們再放寬視野來觀察,就必須承認:在毛澤東時代歷次殘忍的政治運動中,中國境內的各民族的所作所為,並不比納粹時代的德國人和史達林時代的蘇聯人好到哪里去。源遠流長的宗教信仰也有可能被此種暴力和邪惡所摧抑,在納粹興起的時候,天主教和新教的神職人員大都投票給希特勒並向其宣誓效忠,像朋霍費爾那樣挺身反抗的基督徒和知識份子寥寥無幾;在毛澤東時代的西藏也一樣,“暫停”信仰甚至放棄信仰的藏人,占了相當數量。這就是人性的軟弱。人類的文明雖然積累了數千年,但沉澱下來的其實只有像窗戶紙一樣薄薄的一層,如果沒有制度保障,單單依靠人的良知尚不足以抵禦邪惡的侵蝕。

在勇敢地譴責中共當局對西藏的侵佔和戕害的同時,唯色對西藏的民族性和文化傳統作了深切的自省。在全球都將西藏當作一種最為“東方化”的異質存在、並將其傳奇化和浪漫化的時刻,這種自省來自于作為藏人的唯色,尤為可貴。唯色對大量照片中出現過的人物都作過訪談,其中既有目前在西藏的權力格局中位高權重的人物,也有像抹布一樣被當局使用過又扔掉的、晚年頗為落寞的人物。無論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無論是“看客”,還是“積極分子”,大都拒絕對本人在“文革” 中的作為進行懺悔,只有少數人悄悄地重新回歸佛教的懷抱,以尋求心靈的平安。

唯色發現,照片中那些慷慨激昂的、皮鞭與拳頭齊飛的年輕人,如今多半已經衰朽不堪、麻木不仁。她在他們身上發現了一種“平庸之惡”,這種發現與致力於批判極權主義的思想家阿倫特有異曲同工之妙。阿倫特在納粹集中營的“死亡天使”艾希曼的身上,發現了“惡的平庸”。所有人都認為艾希曼是一個披著人皮的惡魔,但他只是一個普通人。他的普通使人極為失望。當面對一個歷史上罕見的殺人如麻的高級殺人犯時,你希望感到渾身觸電,甚至害怕坐在附近或者害怕他把目光落在你身上。然而,這個人的面孔和舉止就像是某個曾經與你在公共汽車上數次同座的人,某個你很少注意或者很少想起的人。唯色所記錄下的這些人,大都也是如此。他們身負血債,卻那樣愚昧、固執和平庸,讓人感到可笑而不是感到可怕。這就是我們生活的真實的世界,“他們”就這樣毫無分別地與“我們”生活在一起。

《殺劫》是一本奇特之書。是攝影,是訪談,是歷史,是反思,是叩問,是尋找。那一頁血雨腥風的歷史還沒有翻過去,那一頁血雨腥風的歷史必須翻過去。唯色所從事的偉大的工作,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其中。

——二零零七年五月
(轉載自:博訊, 2007年7月02日)

政教結合不是要喇嘛掌權

by 西藏通訊

達賴喇嘛在政教結合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

能組織今天這樣的討論會非常好,我在此表示祝賀!同樣一件事情,同樣運用智慧來分析,其結果或觀點也會不盡相同;任何事物都是因緣聚合而成,需要依賴許多外在的因素,不同的外在因素就會產生不同的表象,這是事物本質的規律……。
象西藏問題,我們秉持誠實,尋求公正、合理的解決,沒有什麼需要隱瞞的,如有什麼需要隱瞞的,就無法展開討論,只有靠命令或策劃行事。對真實愈加研究、討論,愈是相互交流不同的觀點看法,就愈能凸現真實的力量。正義的力量就是以此為基礎產生的。我總是說﹕我們西藏沒有武裝力量,但有的是正義的力量。因此沒有必要說謊,任何問題都是可以研究的。
象中共雖然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但是由於缺乏正義的力量,因此有許多見不得人的事情,只好將其稱為國家機密而全力隱瞞或進行歪曲。正義之美和正義之力量是愈討論愈顯現,愈能加深個人的認識和信任。所以進行討論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我們的佛教和科學觀點之間的討論就非常必要,雖然不必在現代科技與佛教之間進行討論,但是從量子學說和精神、身體和心靈的關系等方面有很多是可以討論的……。
還有對西藏歷史研究也是很重要。我們一般說西藏歷史是從聶赤贊普開始的,但是在本教的文化記載中,聶赤贊普之前還有兩千年的歷史,在聶赤贊普之前我們西藏還有二十多代國王的歷史。在本教中記載有很多西藏的歷史,所以研究西藏歷史是非常重要的。
……我曾問一些印度朋友,問他們印度的文字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他們都不知道,在本教文獻記載中,被稱為“瑪儀〞西藏古文字有三千多年的歷史,那麼印度的文字也有可能是從西藏文字中產生的。如果“瑪儀〞真的有三千年歷史,那麼就說明我們西藏現在的文字三千年前就存在……。
政治和藏中關系方面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我經常說﹕西藏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是政治所能解決的問題,根據政治的需要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這個問題應該由歷史學家和法學家來解決。根據眼前的政治需要今天這個說法,明天又是另一個說法,那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藏中關系的真實雙方都要實事求是地說話,西藏人方面只強調獨立歷史,中國也只強調元朝、清朝歷史等,這些都不是實事求是。有時候中國確實在西藏擁有很大勢力,這些要說明清楚。西藏方面就西藏和中國屬於不同國度、不同的法律管轄等等也要明確公正地進行討論,這是極為重要的…。
今天的主要議題是政教結合問題,我今天說的雖然不是深入研究後的結果,但我常認為政教結合應該有兩種形式,吐蕃時期的西藏國王所以稱為法王,是由於國王修佛法、按佛法治理國家民眾,因而稱為法王。由於是按佛法生活的社會和國家,所以稱為佛教之國;以法律而言有十善法、十六人法等。這個社會的領導不是喇嘛,也沒有喇嘛的地位,國王是俗人,國王自己修佛,用佛法治理民眾,教導子民人生要符合佛法,因此被認為是一種政教結合的製度。另一種就如剛才所講的,就是八思巴時期產生的政教結合製度,這是由一個喇嘛組織的喇章負起政治責任,掌握政權的製度,其後陸續有了五世達賴喇嘛建立嘎登頗章政權等,這是另一種政教結合方式。
在吐蕃法王以佛法治國的政教結合之前,認為還有本教的政教結合。由於西藏盛行本教,因此國王們信仰修習本教,以本教觀念治理國家,國家的各種儀式如對神的祭祀等按本教進行,所以那個時代是本教的政教結合製度。
西方如美國在他們的憲法和製度上都要向上帝宣誓等,不管是否有此名目,我認為事實上就是政教結合。在整個社會結婚、生死等儀式都按基督教進行。政府官員在就職時要求手放在《聖經》上對上帝宣誓。在這種形式下我認為已經成為政教結合。當然這不同於由一個“喇章〞掌握權力。
有關政教結合與民主製的問題,由一個喇嘛的喇章掌權,這在民主製下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剛流亡到印度,在為實施民主而起草《西藏未來憲法》時,鑒於如不能改變達賴喇嘛的職權,就不具備民主的組成要素,因此在《憲法》中規定如有必要,經人民選舉產生的議會三分之二議員的通過,即可以改變達賴喇嘛的職權,這是實行民主的主要標誌。
隨著流亡社會民主製度的發展,順帶回應中國政府宣稱我們是為了恢複舊製度或爭取達賴喇嘛地位的說法,我在1969年西藏抗暴紀念大會的講話中說明﹕西藏獲得自由後,將建立怎樣的政府要由西藏人民決定,而且達賴喇嘛掌權的這種傳統不一定會繼續。到了1992年,我們明確表明﹕未來西藏獲得名副其實的自治後我們要回去,達賴喇嘛在歷史上所有的職權將轉交給西藏民主政府的領導者,這是向民主階段的邁進。包括達賴喇嘛在內的某個喇章掌握政權的現象在西藏未來的任何時候都是不可能的。從八思巴時期產生的政教結合的製度應該結束了。
吐蕃法王們時期的本教與政治結合、佛教與政治結合以及基督政教結合等這樣的製度我認為應該繼續存在下去,為什麼呢?其中涉及很重大的問題,繼續存在與否主要要考量是否有此需要和必要,現代世界發達國家的經濟、教育得到很大的發展,民主製度健全、實行法製等的那些國家也有不公正以及欺詐、舞弊嚴重等情況,這些顯然不是憲法問題、不是由於缺乏知識或民主製度不健全的問題,而是由於自己心中沒有以善良慈悲之心渡過人生的想法或是雖有此想法而沒有實踐,遇到許多的困難和問題,因此我們要研究世界發達國家產生這些問題和困難的根源,以期未來在我們的社會中得以避免,從而達到更高層次的發展。因此宗教就顯得極為重要。
我們說宗教時,是指無特定宗教派別的普遍之精神,是與個人有關或由個人修習的宗教。如果由一個政府或公共團體專門或特別承擔起宗教的責任,這又會是個什麼樣的宗教?………
政教結合的“教〞如果走向某個特定宗教就會遇到困難,未來西藏的政教結合的“教〞如果成為單指佛教也可能會遇到困難的。
如上所說,宗教有用處嗎?確確實實有用處,說到有用處並不表明是進行一些儀式儀軌或論說教義觀點等問題。所謂宗教對社會有用處,其真正意義是能否產生利他心、不傷害他人、不說謊、誠實待人等才是真正的宗教。如此,則不管信仰薩迦、格魯、本教、基督教或印度教,都不會產生爭議,做到普及即是有用處。否則整天頌經或修持儀軌,結束後斗毆欺騙,或是滿口教義教規等,卻受製於貪痴欲念等,則有什麼意義?
誠然,調服性情的方式中教義與觀念非常重要,儀軌儀式也有點作用,就調服性情的方式以佛法緣起觀論解時,確實能產生若不調服性情則自毀前程的想法,我這樣說並不是因為這是由佛祖釋迦牟尼所開示的緣故,而是由於我們的苦樂均源自於能否調服自身性情,它告訴我們不要害人,如果不做一個善良的人,吃虧的是自己等調服性情的途徑。如果修持的是調服性情,就不能說某教要修,某教不準修。
無宗派的普遍精神是極為重要的,不能是某個特定的宗教。
佛教是直接與個人有關的,和與佛教有關的文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我想,與佛教有關之文化是一個和社會有關的概念,而佛教是直接和每個人產生關系的。拉薩的穆斯林信仰安拉而不去大昭寺,但其每天的生活卻受到佛教習慣的很大影響。西藏的社會有佛教徒、非佛教徒、無神論者等等,但其社會習慣卻與佛教有著很深的關系,所以,有不說謊、甚至連小蟲都不殺的好習慣……。
剛才議會副會長談到有人認為宗教影響經濟發展的問題。宗教並不影響經濟的發展,當然製造武器業等需要要考慮。十三世達賴喇嘛為鞏固國防從印度購買軍火,籌款時向西藏人民每人徵收兩個佔噶(西藏貨幣名),當時噶丹法座說我噶丹法座不交賣武器的錢,他就是持這種觀點。
與佛教有關的文化傳統中由於非暴力思想,所以對武器製造可能難以接受,當今世界武器泛濫暴力不斷,因此人民對軍火工業持厭惡態度,而西藏不一定由此能耐,即使由此能耐也不是好現象,還不如發展電腦之類輕工業更好,由於我們西藏的空氣很新鮮所以可以發展其他的行業。
有人可能會說像養雞、豬、魚那些動物的行業也會受影響?但仔細思考一下,象雞、豬、魚那些動物,特別是許多人面對魚類因難以忍受的痛苦而不斷掙扎時的無動於衷,一個對其它生命的痛苦無動於衷的人,難道會對人類內部、特別是對不能勞動的老人給予關愛嗎?也許他們就會冒出如果沒有這些飯桶、不必支付多余開支就好了的念頭。如此則不管是否有宗教都是一種心靈的墮落。相反,如果對包括昆蟲在內的一切生命都抱著關愛、慈悲以及期望一切眾生擺脫苦難的意念,如果見到殘弱者,馬上生起他與我一樣希望趨樂避苦,並因此而樂意進行幫助和尊敬,則這種思維對總體會產生不同的效果。
對流血暴力的熟視無睹和麻木是建立充滿悲心社會一大障礙,同樣殺害大量生命的雞、魚等商業活動逐漸使社會對生命的摧殘熟視無賭,從而形成不良榜樣的話,就要評估暫時的損失與長遠利益的破壞之間應選擇哪一個。有些生產廠家在經濟上可能有點損失,但是從長遠而言也許並非如此。因此所謂政教結合的真正含義不僅是政治,而且含蓋人類社會的一切活動。如果合乎宗教地進行政治活動,合乎宗教地去生活、進行經濟建設或度過人生是對的,是美好的。不僅政治,對一切事務愈是抱著利他之心去做,愈能利益世界。反過來即使講經、建宗教道場等,如動機不良也會成為惡業。任何事情都依賴於動機,對任何事情都抱著利他的動機利益個人社會即是政教結合。因此政教結合含義廣泛,如能照此實施,未來的西藏就會成為一個幸福的社會,由於形成習慣,即使動物也不會被傷害,人與人之間友愛互助。所以政教結合很重要。
如果說政教結合指的是由喇嘛掌權的話,那在未來是永遠不會實現的。已經走入歷史的這種製度最後收場的角色大概要由我來扮演了。

腳注﹕*藏文中的“ CHOS SRID ZUFG BREL〞在譯成中文時以往一般均譯為“政教合一〞,實際上藏文原意是“政教結合〞,本文改譯政教結合。

獨立與統一是選擇題而不是是非題

by 西藏通訊

---薛偉先生在達然薩拉的演講及與西藏人的對話

謝謝大家,我想今天可能用半個小時的時間談我希望談的話。剩下的半個小時你們可以提任何問題,不管什麼問題都可以。
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漢人,到這個地方來對藏人講話,我心裡覺得百感交集。我認為漢人本來是藏人的朋友,但是因為我的那些同胞、那些共產黨跑到西藏屠殺你們,所以我在此代表漢人向你們道歉並表示慚愧。
德國屠殺了很多猶太人,但是德國總理能夠有勇氣向猶太紀念碑跪下表示自己的慚愧。中國的民運人士中有個叫吳宏達的,第一次見到達賴喇嘛時,他突然向達賴喇嘛跪下,代表漢人向達賴喇嘛請罪。我認為未來中國共產黨跨台、民主中國政府成立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應該向藏人致歉。
我在大陸時因為父母被共產黨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所以我在大陸也是個“黑五類〞。我十九歲在大陸任中學教師,但是二十歲文化大革命就被中共抓進監獄判了十年徒刑,至到三十歲才出來。在監獄裡有很多從甘孜、瑪爾康來的藏人,他們也被共產黨抓起來成為囚徒,我們在一起都成了犯人。在那時我有很多藏人朋友,開始對西藏問題有了一些了解和興趣。他們在監獄裡跟我一樣因為反抗共產黨帶腳鐐、帶手銬、一起被中共的軍隊押著去勞動,我們成了親密的戰友,他們很多人非常想念達賴喇嘛、很想念達然薩拉、渴望到印度來,但是他們很難實現他們的願望。他們有時候唱一些西藏情歌。但實際上是對國外親人和達賴喇嘛的思念之歌。我記得他們用中文教過我一首藏族的情歌,它的大意是﹕雪山擋住了我的視線,雖然我望穿了雙眼,母親啊!我再也不能看見您!原野隔絕了我的聲音,盡管我對您千聲萬喚,親人啊!您再也聽不見我呼喚的聲音。他們在想念誰,他們呼喚誰,我想他們的心裡面、你我的心裡面都很清楚。我不會唱歌還是想把這首情歌用漢語唱給你們聽。(薛偉先生唱起西藏情歌,迎來陣陣掌聲)
在我即將服完十年刑時,也就是服刑九年半以後,鄧小平突然出來把我平反放了出來。我出來後,因為我的一些親戚在美國,所以他們馬上給我辦了自費留學。於是1980年我成了第一批中國大陸到美國的留學生。
我三十歲到美國,到今年剛剛是二十年。在美國我一面念大學,一面就從事推廣中國的民主運動。首先我們組織了一個最大的民運組織叫《中國之春》,現在的名字是《北京之春》。為什麼叫北京之春呢?並不是說北京現在是春天,而且北京現在是冬天。我們要把冬天變成春天。就像捷克斯洛伐克他們以前有個布拉克之春,就是一個反抗運動,是去反抗共產黨一樣。在這個民主運動中,我們經常舉行抗議共產黨或者是江澤民、李鵬的活動,在聯合國門口反對中共的群眾運動中,跟我們站在一起的有很多西藏的朋友。所以實際上我們在海外已經成了戰友。
常常看起來西藏朋友比我們的人多。一個是你們有亡國之恨,你們比較團結,所以參加抗議的人的確是很多。一個是也許西藏朋友很聰明,那裡人多他就到最高的地方舉起西藏國旗藏到我們後面揮舞,新聞界的一照相認為大家都是西藏的隊伍。尤其是我們在聯合國和美國白宮前絕食要求釋放政治犯時,我們每個人胸前掛一個在中共監獄中的政治犯照片,但是我們也沒有忘記掛幾張西藏政治犯的照片來表示我們團結一致,共同戰斗的。
但是並非每個中國人都這樣想的,因為在中國共產黨的大中國的教育之下,還是有相當一部分人強烈反對西藏獨立或所謂的分裂。從海外來講大概有三種人,這三種人大約各佔三分之一,一種人象曹長青、我等等。我們不但支持西藏高度自治,而且還支持西藏獨立。另一部分人就象嚴家琪,他起草了一個聯邦中國憲法,希望在高度自治的情況之下成為一個中華共同體。這個看起來有一點象達賴喇嘛的高度自治的觀點。但是還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堅決維護統一反對分裂的。所以從我們漢人的角度,我們組織藏漢協會,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向他們介紹我們所知道的西藏真相,還有民主、人權等觀念,以此打動他們,教育他們,啟發他們良心發現,讓他們慢慢地改變舊的觀念,與我們相一致。
共產黨是遲早要垮台的,但是垮台以後新的中國的議會裡面可能會有很多爭吵、也會打架,也會為了西藏問題。但是我們想寧可我們為了同不同意西藏獨立去打架,我們也絕不能夠派軍隊去打西藏人。有一個民運人士叫王軍濤,有人問他﹕“如果你今後當了總統,你是否反對西藏獨立?〞他說﹕“我不談獨不獨立,我只談我支持民族自決,西藏人民他們有投票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獨不獨立是你們的權利,不需要我們漢人同意〞。又有人問他﹕“如果說西藏要獨立,你說你尊重民族自決,你同意了,那麼如果議會裡面的多數議員都覺得或一致通過要收複領土,你認為怎麼辦?〞他說﹕“我絕不派兵、我絕不簽字,我寧肯辭職〞。
所以為了讓今後的民主中國有一個正確的政策,我們海外民運在我的起草之下提出了三個原則或標準﹕如果我們現在就開始宣傳這三條標準、大家接受這三條標準,以後打架的機會、吵架的機會就少一些,共識就會多一些。
第一個原則是民主的原則。即西藏人民包括海外西藏人民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就是民族自決權。以公民投票的方式,但是公民投票是藏人投票,我們漢人不應該去參加。有的西藏地方漢人也很多,你們說那怎麼辦?我想很多漢人他內心並不喜歡住在西藏,因為生活和環境都不習慣,所以如果中國內地變好了他會回家去。還有些生活貧苦的,西藏如果設法發一些安家費,一些路費,他們也是很樂意返回自己的家鄉,那不就可以嗎?當然還有些可能不會走的漢人,他們願意留下來,那就是他們把自己的命運和這片土地連接在一起,我想您們就有了一個共同的利益,都希望這片土地好起來,這樣就好說,那時,你們也來個漢人的高度自治,成立一個漢人的高度自治區,讓他們自己管理自己,這樣就可以解決。所以其實我對這個問題並不擔心。因為西藏的問題比新疆的問題簡單,新疆問題反而複雜的多。
第二個原則是和平的原則,就是任何問題必須有由和平的方式通過談判來解決,不能以武力解決。首先中國軍隊要撤出西藏,讓西藏成為和平區,大家可以自由的交往。
第三個原則是要有個過渡期,就是大家先談,也許可能大家老談不攏,這個問題怎麼辦?我們就設立一個過渡的時期,五年到十年,藏漢雙方可以相互爭取,這方講獨立那方講統一,相互講獨立與統一的好處,人民去評估,就好像追求一個女朋友一樣,漢人不斷的說﹕我對你好呀,我每天給你獻一把花,我想辦法請你嫁給我,我每天給你寫情書。總之,想辦法追到手。那麼藏人說﹕雖然我看著你現在還很不錯,但是以前你的父母、你的兄弟、你的親戚對我們很不好,現在我還不敢相信你,我還要等一段時間要考驗考驗再說。那我們暫時不要結婚我們大家還是分開吧!各自分開,當我們雙方同意的時候我們再結婚。因為雙方同意才能結婚,但是離婚只要一方堅持非離不可,鬧來鬧去最後還是離婚,沒有辦法。那麼最後的結果,我想還是通過公民投票的方式解決。因為大家通過這麼幾年的友好交往,互相之間建立了感情,那時可能心情完全不一樣。所以很多問題好談。像夏威夷美國同意讓他投票決定是否獨立,結果他還是願意留在美國,不願意獨立。但是東蒂文在印尼就堅決要求獨立,他不願意和印尼在一起。因為美國比較幸福,印尼就比較貧窮和專製。所以我認為獨立和統一並沒有誰是誰非、誰對誰錯的問題,那不是一個是非題,而是一個選擇題。就是看怎樣對人民有好處就選擇那一個,人民的幸福高於一切。看歐洲各國即是獨立的國家,又是一個共同體,他們不是很好嗎。關鍵是共產黨以前干了太多的壞事,讓藏人對漢人失去信心。所以,以前藏人有一句話說﹕石頭不能作枕頭,漢人不能作朋友。(大家哄堂大笑)
還有藏人就要問了﹕以前國民黨、共產黨每次都說給我們自治或獨立,結果都騙了我們,你們以後如果成功會不會騙我們呢?
我的回答有兩點﹕第一,以前的國民黨、共產黨是那種改朝換代式的,是從一個獨裁者換到另一個獨裁者,他們都是獨裁者,他們並沒有改變獨裁這一本質,所以他們的話靠不住。而我們要改變的是一個政治製度,這個製度不是由哪一個蔣介石或毛澤東說了算,這個製度要製定一步憲法,這部憲法將是以民主和尊重人權為原則,也將尊重人民有自決的權利。因此你們可以不相信或者說不要相信漢人,但是,你們要相信這個製度。
第二﹕以前的統治者是獨裁者,包括皇帝、那些什麼總統等等,他們把國家當成是個人或一個黨派的財產或私利,把國土和人民當成自己的財產和奴隸,既然看成是私人財產,當然是越多越好,所以就有擴張和侵略,人總是自私的,誰舍得拋棄自己的財產呢?但是,今後製度改變以後,這個國家不是任何人的,即使當官當總統都是為國家打工的,每個人領一份工資,他的職位有限製,只能當那麼幾年。國家是公有的不是自己的,因此只要大家過的好就行了,別人獨立不獨立管我什麼事?以前皇帝獨裁者的私利就是大公,現在個人權利的集合才是大公,西藏獨立或自治,對中國人民的權利有什麼沖突?我想這個道理大家都很清楚。
不要看中國有十多億人,其實他們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表面上跟著共產黨跑的,其中並沒有真正的民意。毛澤東說階級斗爭一抓就靈。他如果反抗就抓進監獄,誰敢不擁護共產黨?文化大革命時候幾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今天喊江清同誌萬歲,明天一變就成了打倒江青、白骨精。同樣都是那幾百萬人,這不是奇怪嗎?那有民意。看美國轟炸了南斯拉夫的中國大使館,北京很多留學生到美國大使館游行示威進行抗議,好像積極的不得了,表面上他們很愛國,對美國非常的仇恨,但是,第二天大清早在美國大使館前排隊等簽證的又是幾百人巴不得到美國去。再看以前的外蒙古,政府批準他們獨立,他們就獨立了。那時的中國人沒有示威游行,甚至連屁都沒放一個,也就算了。所以現在我們最主要的是要團結起來,推翻共產黨,然後在中國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政府,那麼很多事就迎刃而解,前途就光明了。
我參加中國民運快二十年了。但是,中國民運的力量在海外沒有你們西藏強大,原因是中國人不團結,他們雖然都反對共產黨,但是,都想自己當一個頭。所以全世界有很多組織、很多主席,有人說到公共廁所小便都會踫到兩個主席。(笑)
他們跟西藏人不一樣,西藏人有個達賴喇嘛,沒有一個人會說他來當達賴喇嘛。但是,中國人認為人人可以當皇帝。所以大家鬧來鬧去,鬧了快十年。到現在有了好的發展,海外民運兩大派的領袖就是魏京生和王希哲,他們大概鬧了兩三年了,但是鬧來鬧去爭不出個勝負,因為雙方沒有軍隊,沒有武器,他們不肯相互打,光是在那個地方叫,光是在那個地方喊,誰能贏呢?所以最後認識到我們誰也打不過誰,反而我們自己變得灰頭土臉的在海外抬不起頭,算了我們還是團結吧。於是這次我到達蘭薩拉之前的 12月 8日至 10日在德國召開了一個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王希哲和魏京生在會上宣布團結,宣布合作,握手宴歡、舉酒踫杯。來自十幾個國家的 140多個代表都為此感到非常的興奮。會議也有西藏、蒙古、維吾爾族代表參加,在會上他們對民族問題實在有爭論,但是,對民族有自決權這一點是毫無疑慮的。
一個人問我﹕達賴喇嘛都只要高度自治,那我們給他高度自治就行了,為什麼你們還覺得西藏獨立更好一點呢?我說﹕達賴喇嘛是一位偉大而仁慈的活佛,他不願意他的子民生靈涂炭在中共屠刀下,達賴喇嘛講這話時,我認為他是迫不得已、很屈辱的條件下,心裡流著鮮血、眼睛裡含著眼淚而被迫下講出來的。在中國共產黨還存在的情況下,這是他迫不得已的唯一選擇。但是,中國共產黨垮台以後,我們應該給西藏更多的選擇。如果我們理解西藏人民,為什麼不把他們心裡面想要的最美好的東西還給他們,而是給他們次要的東西呢?世界是進步的,這個世界正在向地球村方向發展,地球最後都會統一,現在我們著什麼急?
當然中國民主力量主要還是靠國內,不是靠我們海外,我們海外的這些人今後回去不一定都能夠當大官,都當領袖。但是,我們回去以後可以在各部門成為一些骨干、成為一些干部。這樣我們可以去呼喚、可以去宣傳、可以去影響其他人。所以,我們明年還以藏漢協會的名義打算舉辦更多的活動。這次我回去就準備辦個題為《今日達蘭薩拉》的圖片展覽;明年還準備開一個國際西藏問題討論會;以後我們還希望通過美國人的幫助把漢人洛桑扎西的故事拍成英語電影,讓全世界都知道原來漢人也有好人、也有同情西藏人的。
現在在西藏,除了中國共產黨外還有一些西藏人,他們跟著共產黨胡作非為,中國有句話說﹕狗仗人勢把人欺或者狐假虎威,我認為不要和他們計較,是共產黨讓他們這麼做,所以我們要以中國共產黨這個政權為主要對手。所以,我相信不久的將來,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就能夠看到藏漢兩個民族不管當鄰居或者當兄弟都能和睦相處,都能夠友好的生活在一起。現在看來,在全世界的外交工作和世界的影響你們作的很好,對你們也很重要,但是,今後來看,可能你們跟中國人的關系更為重要,我有時候對西藏朋友說﹕你們西藏有個最大的缺點,這個缺點你們永遠也改變不了,那就是你們西藏這個土地不可能搬到歐洲、搬到美洲去,永遠只能與中國為鄰。中國有句話說﹕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起你吧,我躲開就行了吧。但是你西藏躲都躲不開,沒有辦法,所以不是朋友就是敵人,只有這兩個選擇。我們選擇當朋友,因此我來到達蘭薩拉,這是我第二次來,也就是來跟你們商談今後更多的工作,加強更多的了解,讓我們的友誼能夠鞏固下去。
現在我們海外有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這是最大的民運團體。《北京之春》就是海外最大的民運刊物,上面經常登關於西藏問題的文章。連大陸出版的書《天葬--西藏的命運》也公開引用了《北京之春》的十幾處的文章。還有大陸的讀者通過香港的朋友偷偷地給我們寫來讀者來信。他說﹕我們以前只知道共產黨講民族團結,每年各省去建設西藏,花了很多錢去建設西藏。而西藏並沒有什麼財富給中國,全是漢人的付出,而且有時候中央民院招生,西藏學生可優先錄取,所以他認為共產黨對西藏很好,西藏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沒問題。但是我看了你們的雜誌的文章之後,明白了真理。原來共產黨是在同化藏族、摧毀宗教、毀滅西藏的文化。
所以我覺得人民是慢慢的覺悟。我相信經過幾年,在世界上特別是漢人同情你們的會逐漸成為多數。以後我會把更多的《北京之春》寄到達蘭薩拉,你們懂中文的不僅自己可以拿來看,而且通過你們的朋友和親戚偷偷地帶到中國大陸去,帶到西藏、四川、中國的各個省區。會寫文章的人還可以按照雜誌上的地址給我們投稿。我盡量登出來,我的話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熱烈地掌聲)
主持人﹕謝謝薛偉先生!下面的半個小時中請在坐的各位可以向薛偉先生毫無保留的提問題。
聽眾(一位流亡印度的蒙古人)問﹕我認為內蒙古的情況比其它任何一個中共殖民地嚴重。如西藏的學生在課堂上學的是中文,在課堂外面講的是藏語。在內蒙古的學生在課堂學的是蒙文,但是在課堂外面講的是漢語。另外內蒙古沒有達賴喇嘛,沒有喜馬拉雅山。所以國外的漢人對內蒙古的了解很少。你對內蒙古問題的看法如何?
薛偉﹕內蒙古問題也罷、新疆問題也罷,它們的確比西藏問題複雜,在這個複雜性情況下,只能說解決的方法複雜,道路比較曲折,然而民族自決這個原則是不變的。但原則並不能解決全部的具體問題,具體問題怎麼辦呢?象新疆就有十幾個少數民族,其中的一些民族獲得不同國家的支持,因此新疆獨立,其中的那些其它民族也可能再獨立,這樣不斷的獨立下去,顯然不僅是漢人的問題,還有別的問題。
我覺得內蒙古問題的複雜在於內蒙古現在的漢人人數相當多,讓他們回去可能很難了,他們在那裡搞了很多建設;移民已經在那個地方安家落戶、在那個地方生了根。你很難說今後他們沒有公民權,統統趕走。這個政策很難做到。再一個問題是內蒙古和外蒙古是一個種族,但外蒙古都不支持你們的獨立,他跟中國想好,如果你說要和外蒙古合並,他支持你也許還好說一點,但外蒙古不要你,那麼這個問題就更缺少力量。所以這個問題怎麼解決還是等以後遵循民族自決的原則和人民福址高於一切的原則,以和平的方式通過協商來解決,現在很難有個完整的答案。
聽眾﹕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從1959年至今,西藏人流亡快半個世紀了,而中國政府一直采取拖延的政策,但達賴喇嘛和多數西藏人仍堅持“中道〞。最近達賴喇嘛在召開記者招待會時透露和中共恢複了接觸,你認為雙方會談的突破點是什麼?
薛偉﹕中共認為西藏已經自治了,他認為你們自治了,還有什麼高度自治呢?他們最大的心病是這裡有個達蘭薩拉,這裡有個流亡政府,有國際社會的支持。達賴喇嘛在外國,他們在西藏就永遠統治不了民心。所以,他們想把達賴喇嘛請回去,把你們都請回去,用一種所謂的懷柔政策,給你們一些好處,也給達賴喇嘛一半官職,以此平息西藏人民反抗。
他們也許比以前的毛澤東要寬大一些、好一些,因為中國在開放,他的政策會要進步一些,這也有可能。所以他在方式上可能比較寬和、比較溫柔,但共產黨是個不得人心的集權製度,這一點卻永遠不會改變。
藏中談判如果成功,達賴喇嘛可能回去的話,那麼中國可能會讓他留在北京,實在不行是不是讓他在拉薩呢?那要看拉薩當地居民的反應。達賴喇嘛回去發生騷動的話,中國非把他趕到北京不可。如果平靜也許可以留在拉薩。
但是,有幾個不可能﹕第一個,獨立不可能。第二個“解放軍〞撤出西藏不可能,因為他們說防護國防。第三個是他們可以用西藏人當什麼主席、副主席都是可能,但是他們絕不可能讓達賴喇嘛來任命西藏各階政府的首腦和官吏。
如果這種談判成功,西藏的情況可能比現在好一些,但還是得過且過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而且共產黨遲早要垮台這是不可改變的,我們何不乾脆想辦法盡快推翻它,忙著和它妥協干什麼呢?
聽眾﹕請問你認為藏漢協會對促進藏中和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薛偉﹕我們對藏中和談不能起到任何作用。而且相反我們還在提醒達賴喇嘛千萬不要受中國人的騙。班禪喇嘛就是一個悲劇,千萬要警惕。
聽眾﹕請問薛偉先生您作為一個海外華人,對西藏的未來是怎樣看待的?
薛偉﹕ 我覺得西藏人的命運要由西藏人自己決定,我們漢人不能決定,這就是民族自決的原則。如果共產黨垮台了,民主政府成功後,西藏的獨立也不是短期之內可以實現,就是我說的過渡階段,西藏首先得到一個真正的過渡自治,或者成立一個真正的中華大聯邦,這樣搞個五年十年,大家合得來就合,合不來你們就離開,問題就解決了。這就是先同居一下,試婚一下看能不能結婚,然後到時候再結婚。
聽眾﹕請問,您說漢人從西藏撤出,是怎麼個撤法?中共現在進行所謂的西部開發,西部開發對西藏人是沒有好處的,造成很大的傷害。對此您有什麼看法?
薛偉﹕關於漢人撤出西藏的問題我在上面講過,就是說很多漢人其實是在國內找不到工作沒有辦法,因此就到西藏找另一條出路,這是因為國內的條件不好造成的,如果國內的經濟情況好了,而且沒有什麼製度限製,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會回去。還有有些人是共產黨流放到西藏的,是一種懲罰,讓他到西藏當犯人,到西藏當苦工的,他們的家還在內地,這些人當然是歸心似箭。還有一些是在西藏扎了根,真心實意在西藏活下去的人,他們的想法、幸福和利益跟你們成為一致的了,也許會被你們慢慢同化。而且你們政府也應該製定相應的政策,從民主人權的角度考慮該怎麼解決這些漢人的問題,比如實行自治或是可以拿綠卡、可以加入國籍等等,和美國一樣要有個明確的規定。西藏的漢人問題,原則上未來的西藏民主政府不能強迫他們回去,要尊重他們的人權,其它的就需要你們發揮智慧設法解決。
共產黨認為西部開發有助於民族間的團結,有助於國內經濟的發展。但是,目前看來他的西部開發不成功,因為很多人不願去投資,投資到那個地方賺不了錢,連台商響應的也很少,所以我覺得要成功很容易成功。
第二個你們在西藏的藏人也可以對共產黨開展和平的不合作運動,就是說消極抵抗。如他們要你們去做工、去開會、搞游行時,你就可以請假說我身體不適、我孩子生病等,反正我呆在家裡不去,你也沒辦法。你叫我去朝拜假班禪,我總是逃避,不說話。你把我也沒辦法。總之,我消極抵抗,我不出聲音,我都作的很慢,這樣他的西部開發也會受到一些阻礙。
聽眾﹕請問如果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會不會遵守國際上的一些承諾?
薛偉﹕對他們有利的他們就遵守,對他們不利的他們就不會遵守。
聽眾﹕請問獨立為什麼需要一個過渡期?
薛偉﹕這個理由是漢人的幾千年的大漢族主義根深蒂固,在海外接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現在還是少數,雙方沒消除這個仇恨、沒有完全和解、沒有建立友誼和了解之前問題很難談論。如果大家沒有這個問題當然是好商量。所以,如果現在一下子見面就談,很多問題可能會談不掄而拖延下去。就象美國轟炸南斯拉夫的中國大使館一樣,在海外民運人士裡面也有不同的分歧。有三種看法﹕第一個我聽到之後,就唱有首中國以前解放軍的老歌。打仗好來!打仗好!打仗好!……我只可惜這個炸彈沒有落到中南海,沒有把江澤民炸死。但是,有些人說﹕不管怎樣我們是中國人,我們要愛國,因此我們起來抗議美國。還有第三種人﹕ 明明知道他心裡很高興,覺得炸的好,但是,他表面不得不能起來愛愛國、抗議一下美國。為什麼呢?他認為回國去當什麼議員可以得到選票。因此,中國人的思想轉變還需要一段時間。
聽眾﹕請問用和平談判實現西藏的高度自治或獨立有什麼困難?是否采用其它的方法會有效?
薛偉﹕當然獨立的難度比較大,高度自治問題,共產黨一垮台就沒有什麼難度。至於成立中國大聯邦可能會更容易。但是,最終的決定還是有你們來決定,我們不能夠包含其中。
聽眾﹕請問實現西藏高度自治有什麼方法?
薛偉答﹕實現高度自治的所謂方法就是雙方派出代表,進行討價還價。但是,我認為高度自治裡面有幾個基本條件。第一個軍隊要撤出西藏,邊界有西藏軍隊管理;第二﹕西藏的首腦要由西藏人投票選舉。至於外交的權力問題我覺得可以在聯合國同時都有代表權,像以前的烏克蘭、俄羅斯都有代表權一樣,如果兩個國家很友好,有兩個代表權,那麼以後在聯合國投票還多一票不是很好嗎?關於經濟問題我們可以雙方進行自由貿易,互相免關稅協定等等。這樣我們雙方的經濟能夠很好的發展。只是在名稱上叫一個高度自治或者中華聯邦,名義上保持在一個大聯邦、大範圍之內,僅僅如此而已。
聽眾問﹕請問很多中國人說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並且繼續在西藏踐踏人權,對他們你認為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說服嗎?
薛偉答﹕中國的大中國主義者宣傳﹕“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特別提到文成公主下嫁松贊干布,因為這個證明好像大家都是一起的,自古以來就是一部分都是和睦相處的。那麼自古以來到什麼時候呢?至少不是原始社會時代吧?那時根本沒有國家,至少古不到那個時候。他們說是唐朝或明朝,那麼請問秦朝呢?為什麼修長城把中國圍起來?長城關內才叫中國呢?所以他們說古,你們也可以說自古以來,我比你更古。而且美國以前是英國的殖民地,美國為什麼可以獨立呢?一個民族可以有幾個國家。如美、英或德國、荷蘭一樣。一個國家也可以有不同的民族,如美國、加拿大他們能和平相處。
有些地方漢人的確沒有道理,我感到很慚愧,蒙古人佔領了中國和半個世界,結果反而中國說蒙古佔領的地方是他的領土。還有孫中山革命的時候說把滿族人趕出關外,不要留他們在關內。但是,後來抗日戰爭勝利後又說滿洲人叛國,所以滿洲人說﹕如果你說我們叛國,我們是一個國家就不應趕我們出去。你們趕我們出去,我們建立一個國家,那我們就沒有叛國。就算有時候一個國家被一個國家佔領了,但是就不等於就承認是他的,因為他是搶來的。如果沒有美國的兩顆原子彈打日本,中國當時被日本佔領了,那我們還在日本統治下,那麼現在中國也成了日本的領土。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們談歷史不符合時代了。而且歷史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談不清楚。
聽眾﹕原日本對東亞的共榮政策和中共當局對西藏民族實行的政策有無區別?
薛偉﹕日本的東亞共榮政策與中共現行的所謂西藏政策在本質上並無不同,所不同在於日本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是比較赤裸地帶著追求利益為目的的侵略性。但是,中國共產黨以公有製的名義行一黨或少數獨裁者的私利,所以他的一切行為都有意識形態的包裝,對其它民族也是以共產主義的名義實施消滅政策,如對整個少數民族實行高壓和同化相結合的政策,從而使其事實上成為自己的殖民地。說實在話你這個問題是最有水平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需要很多研究之後才能答複。我相信也是我今天答複的最不滿意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