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不是保存中華傳統的冰庫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ulture-arts/2012/07/23/cc23guoyujie/zh-hk/

郭玉潔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2年07月23日

 

這幾年中國大陸迎來了“認識”和讚美台灣的熱潮。其中最有名的，是2008年，陳丹青寫下臺灣日常生活中的“溫良恭儉讓”。四年之後，韓寒，中文世界讀者最多的作家，向幾億人講述了一個台灣的士司機拾金不昧的故事。 

 

不止這兩位作家，包括我在內的許多大陸人初次到台灣時，都會像小人闖進君子國，有些不知所措。台灣人很喜歡說“謝謝”。在超市收銀台，顧客遞過一瓶水：“謝謝～”（請想像尾音上揚）收銀員接過東西：“謝謝～”收錢：“25塊，謝謝～”把零錢遞迴顧客手上：“找您75塊，謝謝～”顧客接過找零：“謝謝～”

五個“謝謝”，沒有一個“不客氣”，這種不完整的對話，客氣得有點不正常。學者劉瑜說，台灣人太喜歡說“謝謝”了，弄得她被酒店多收了錢，一怒之下也說“謝謝”。 

這種感受當然是準確的，可是如果眾口一詞稱讚一個地方“友善禮貌”，這多少是一種病症，癥結在我們出發的地方。台灣的朋友們不大能理解為何我們會傾羨一項基本的生活形式。是的，如果你沒見過超市收銀員把零錢扔在你面前，沒有在進地鐵的時候和別人肉搏過，沒有跟各種各樣的權力怪物吵過架、屈過膝，簡單來說，如果沒有在叢林生活過，大概很難理解為什麼很多大陸行者來此地之後，靈魂會舒展放鬆，像泡了一次很長的溫泉。 

 

問題在於，當人們舒坦完了，喜歡將彼岸的“友善禮貌”歸於祖宗遺產——韓寒感謝台灣和香港“庇護了中華的文化，把這個民族的美好習性保留了下來”；陳丹青早先一步，把這些習性總結為“溫良恭儉讓”。這些立論過於粗糙，它們起源於一種思想史的描述：即“五四”革命和1949年以來的社會改造，破壞了中華傳統，讓我們變得既無信仰，又無教養，戾氣橫生，粗俗不堪。台灣人的禮貌，真的來自於中華傳統嗎？也許是。我們隱隱約約在老舍的小說裏見到過這種處處禮讓的北京人；也許有日本的影響，50年在台灣的統治，足以改變社會文化，而日本正是一個多禮的民族；也許是因為貧富差距小，隨著新的政治文明的建立，社會更安定，溫和，沒有積聚起不平之氣。

 

台灣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它不是一個“為我們”保存中華文化的冰庫。它有不能自主但極其活躍的脈動。從原住民部落的定居，到17世紀西班牙、荷蘭人的佔領，明代鄭成功、閩南人、客家人，一波一波來臨，直到1895年被割讓給日本，1945年再次易手，國民政府到此，成為美軍第五艦隊監護下的冷戰防線。島嶼上的文化血液一混再混，中華文化儘管重要，卻只是其中一支而已。 

 

有一次我坐校車，中年司機抱怨著所有不遵守道路禮儀的車輛與行人，但他像大部分台灣司機一樣，從不鳴喇叭。他嘟囔：“前面這輛車開得這麼慢，一定是女生。”旁邊一位中年男生立刻說：“你這樣說是性別歧視，會被投訴哦。”司機堅持：“我說的是事實。”過了一會兒，他問一名從大陸來的女生：“大陸男人都會做家務嗎？”女生說：“不一定，要看是哪兒。”司機搖搖頭：“以前我們台灣男人不做家務，都是日本時代的影響，大男人時代。”也許是日本的影響。在台灣的“本省人”，即1949年之前從泉州漳州移居台灣的漢人，性別關係極不平等，就像這位司機說的一樣，家裡男人說了算，也從不做家務。1949年之後，外省人到來，女人發現，外省人的男人會做家務。即使如此，“傳統”的籠罩下，台灣的女人要隨夫姓、沒有繼承權……，就權益而言，和社會主義中國大陸“男女平等”的基本國策完全不能相比。也許正是壓迫太強，反抗必起。1980年代，台灣的婦女運動啟動，修法、著述、倡導、街頭抗議。今天的台灣，仍有傳統的家庭結構，但也有非常先鋒的性解放運動、同性戀運動。有懷念大男人時代的司機大叔，也有糾正他性別歧視的乘客大叔。

 

原住民、中華文化、日本、美國的影響都存在於這座小島上，已經雜糅出新的台灣性格，是什麼或許難以一言以蔽之，確定的是它絕非僅僅是“中華傳統”。任何關於“傳統”的簡化描述都是有問題的，既不能簡化打倒，也不能簡化懷念，它需要更細膩深刻的理解方式。 如果因為厭惡大陸今天的不文明而美化台灣留存的中華傳統，是一種偷懶的思維；如果因為厭惡共產黨轉而讚美國民黨，那更近乎自作多情。來自中國大陸的人，抱著自己的想像，只看到了失落的中華文明，在觀看他者的時候，不斷投射著自我，這或許是一種難以避免的自戀。

 

郭玉潔是旅居台灣的記者和作家。

中國移民在新加坡衝突不斷

http://cn.nytimes.com/article/world/2012/07/27/c27singapore/zh-hk/

傑安迪 報道2012年07月27日 

 

新加坡——事件相當惡劣，馬馳在市中心大道上超速駕駛，硬闖紅燈之後撞上一輛的士，造成的士上兩人身亡，他自己也未能倖免。令情況變得更加糟糕的是，那個五月的早上他駕駛的是一輛價值140萬美元的法拉利，且車上的乘客並不是他的妻子。 

但真正讓這個通常彬彬有禮的島國眾怒難平的是——31歲的馬馳是一名金融投資者，持有中國護照，並於四年之前來到新加坡。 

事故的經過被另一輛的士的儀錶盤攝像頭記錄了下來，這起事故讓人們對人數急劇上升的中國新移民按耐已久的憤怒宣洩而出。這股移民浪潮是政府主導的移民工程的一部分，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幾乎讓新加坡的人口翻了一番，達到了520萬。受到財政激勵政策和寬鬆簽證政策的吸引，過去五年的新移民數量達到了約100萬。出臺這些政策的目的是為了緩和該國有名的低出生率。 

 

移民帶來的緊張關係困擾著很多國家，但新加坡移民衝突的驚人之處是：該國的大多數人口本就是華裔，很多都是前幾代中國移民留下的子孫。阿爾文·譚(Alvin Tan) 也認識到了這一悖論，他是一家社區劇團的藝術總監，劇團的作品有關尖銳的社會問題。 

“大陸人可能看起來和我們很像，但我們並不一樣，” 阿爾文·譚說道，他是馬來西亞和中國混血，而且不會說普通話。“新加坡人看不起大陸人，認為大陸人是鄉巴佬，他們也看不起我們，因為我們不能說好中國話。”

 

如今，人們指責中國大陸人哄抬房地產價格、佔據了最好的工作、以及駕駛漂亮的歐洲跑車造成交通阻塞。咖啡店的常客抱怨說他們要說普通話才能點一杯喜愛的Kopi-C（加了煉乳的甜咖啡）。不管真假，有關中國女人偷走已婚男人的故事也越來越多。 

“新加坡人一覺醒來，發現地鐵裏擠滿了說普通話的人，他們感到有些無所適從，”喬洛萬·維姆 (Jolovan Wham)表示。維姆是一家勞工服務組織的負責人，該組織為受到剝削的外國勞工提供幫助。他說，“我們所見到的排外想像嚴重得讓人震驚。”

 

車禍事件後的幾天，當地的社交媒體充斥著負面言論，人們指責像馬馳這樣的大陸人破壞了新加坡彬彬有禮、文明禮貌的行為方式。博客稱他為為“紈絝而墮落，”並把他誤認為北京某位高官的子

弟，還建議警局在死後提起訴訟。批判者還為他偽造了一個Facebook頁面，上面充斥著惡言謾罵。該頁面已被刪除。 

“終於擺脫了你這個大陸垃圾貨，享受地獄吧！”其中一條還算比較溫和的帖子這樣寫道。 

 

新加坡政府一直致力於維持多元文化社會的民族和諧和宗教和諧，所以對這些毒言惡語感到震驚，而且其中大部分來自中產階級。在最近一次對議會委員會的講話中，副總理張志賢(Teo Chee Hean)為該國的移民政策作辯護，說不管是受過教育的外籍工人，還是缺乏技術的外籍工人，他們都對制衡人口的快速老齡化和維持經濟高速發展的動力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 

“自然，我們希望新移民能夠適應我們的價值和規範體系，如果他們還沒能做到，我們會感到難過，”他說。“但是，我強烈認為，我們不應該讓最近對新移民和外國人的反應，破壞了我們為所有人民建立強大並具有凝聚力的社會所做出的努力。 

現在，逾三分之一的新加坡居民是在國外出生。儘管政府一直拒絕公佈有關移民來源地的具體數據，但他們很快就強調，大部分新公民來自中國以外的國家，其中近一半來自東南亞。 

官方在私下也指出，很多極其富有的新貴不只是來自中國，還來自倫敦、迪拜和新德里。其中一位就是生於巴西的愛德華多·薩維林(Eduardo Saverin)，他是Facebook的創始人之一，並決定為新加坡護照放棄美國護照。今年早些時候，此事曾在華盛頓引起一陣騷動。但這一事件仍然會對政治形勢造成重要影響。很多分析家說，人們對移民政策的憤怒導致執政黨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在去年的議會選舉中意外失利。

 

政府已經開始做出調整。據國家人口及人才署(National Population and Talent Division)，新永久居民的數量從2008年開始已經減少了將近三分之二，那年，共8萬份申請獲得批准。而被授予公民身份

的人數則保持在每年1.85萬人左右。據中國銀行和胡潤百富共同開展的調查顯示，儘管敵意在增加，新加坡還是被富有的中國人看作最受歡迎的移民目的地之一，僅位於美國和加拿大之後。胡潤百富每年都會發佈一份中國富豪的排行榜。

 

儘管強烈反抗已很大程度上只限於互聯網的匿名言論，新加坡人在去年夏天對新移民發起了少見的公開抗議，起因是一個中國家庭抱怨從印度裔鄰居公寓裏散發出來的咖喱氣味。該抗議活動通過Facebook進行組織，吸引了成千上萬的支持者，他們誓言要在同一天一起做咖喱餐。

三月的時候又颳起了一陣幸災樂禍風。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的一名中國學生在中國的微博上發帖稱新加坡人是狗，因此他被罰款將近3000美元。這名中國學生還被強制進行三個月的社區服務，並退還相當於一個學期花費的助學金。該學生說他不小心在人行道上撞上了幾個新加坡老人，他們的眼光讓他很不舒服。

這個爭論過程讓一些中國移民煩惱不安，也讓一些人感到憤怒。華源會(新加坡最大的大陸華人團體)主席王泉成表示，政府在幫助新移民融入社會上所做的努力不夠，但他也責怪新加坡人的偏狹，說他們中間很多人只是嫉妒很多中國移民口袋裡有錢。

 

“新移民當然都是有錢人，否則政府就得養活他們，”他說。“一些當地人很懶惰，靠著政府救濟生活。當新移民來了，他們認為這是競爭，會搶走他們的飯碗。”

實際上，普通的新加坡人比普通中國人的經濟狀況好很多。新加坡有成千上萬的中國學生，一些學生的母親也隨之而來，靠非法打工來資助孩子，如當女傭，或是更低等的職業。在新加坡的紅燈區芽籠，中國有時候會超過泰國和菲律賓這些傳統的從業者大國，向這裡提供更多的婦女。

 

很多中國人也成功地融入了社會。據官方數據，30%的新加坡婚姻締結在新加坡公民和外國人之間，這一數據在十年之前只有23%。但時間的流逝並不一定會縮小文化差異。

楊牧（音譯）是一名出生在北京的經濟學家，他於1992年來到新加坡，並在三年之後獲得了公民身份。他承認，中國人和新加坡人之間有很多表面上的差異。楊牧認為，當地人顯得有些冷漠，他們更傾向於工作到很晚，而不是在晚上對著幾杯烈酒共訴情懷。和新加坡人不同，他表示，中國人絕不可能平分晚餐賬單。“我已經在四次競選中投過票，生活在一個你可以相信他人、相信政府的國家是很好的事，”楊牧說。他已經66歲了，在當地成立了一家慈善機構，專門教授中國移民英語。“我還是覺得自己不是新加坡人，”他補充道。“事實是，當我退休以後，我可能會回到中國去。”

 

傑安迪(Andrew Jacobs)是《紐約時報》駐京記者。

翻譯：陶夢縈

達爾文改變中國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ulture-arts/2012/07/30/cc30jiangfangzhou/zh-hk/

 

蔣方舟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2年07月30日

 

要是評選思想對現代中國影響最大的外國人，恐怕不是卡爾·馬克思，而是英國生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從小孩到老人，幾乎所有中國人都承認進化論的生存法則，都能朗朗說出“發展才是硬道理，落後就要挨打”這樣的句子。 

 

達爾文一生沒有踏足過中國，他的學說在自己的祖國甚至受到抵制和懷疑，為什麼中國人那麼喜歡他？那麼輕易地就接受了他？ 

美國漢學家浦嘉珉(James Pusey)寫了《中國與達爾文》(China and Charles Darwin)這本書來回答以上的問題。 

 

達爾文學說進入中國是在晚清。當時，中華文明在堅船利炮的轟隆聲中，突兀地、被迫地進入世界近代化語境。中華文明開始了第一次全面的自我懷疑。儒家樂觀主義忽然無法自圓其說，天變了，道自然也要跟着變。那個時代最精英的頭腦開始選擇出國留學。晚清留學生急切地想要把學習到的西方思想，作為應對艱難時世的聖經引入中國，可他們對“真經”的認識，多多少少會由於這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態而導致偏差。

 

《中國與達爾文》一書中介紹，是清末學者嚴復，把達爾文進化論的代表托馬斯·赫胥黎的著作《進化論與倫理學》翻譯為《天演論》，引入中國。嚴格說起來，嚴復的老師，並非達爾文，而是英國社會學家赫伯特·斯賓塞。斯賓塞在達爾文《物種起源》發表之前七年，就提出了社會進化的思想，認為進化是一個普遍的過程，他認為人有優等種族和劣等種族之分，劣等種族應該在競爭中被淘汰。嚴復讀到斯賓塞的著作，頓時覺得找到了中國落後的原因，就是因為缺乏“物競”而導致的積貧積弱。中國自古不喜“爭”，嚴復就發覺必須鬥爭，如果舊制度在鬥爭中失敗，那麼就說明它本身就是落後的，該被淘汰。在翻譯《天演論》的過程中，嚴復不自覺地在其中加入了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私貨”。又背叛了斯賓塞反對政府干預，提倡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原旨。

對達爾文學說最大的異化，是來自於梁啟超。梁啟超是《天演論》的第一批讀者，他對其中的學說大感驚奇和興奮，他首先把《物種起源》中關於物競天擇的理論，簡單理解成為了種族理論，在《時務報》中寫道：“夫印度之不昌，限於種也，凡黑色、紅色、棕色之種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與其腦之角度，皆視白人相去懸殊。唯黃之與白，殆不甚遠。”

隨着梁啟超慢慢接受了種族優劣的學說，他又開始進一步反對“天賦人權”的說法。在《現今世界大勢論》中，梁啟超闡述天下只有強者有“權利”，無平權。把“絕對強者邏輯”強調到了極致。 

隨着梁啟超等人對達爾文學說的推崇，諸如楊度的“金鐵主義”的學說在中國也開始深入人心。所謂“金”就是黃金，“鐵”就是鐵炮。愈發加深了對“強者為王”這一理念的強調。 

 

事實上，中國對於社會達爾文主義並不是沒有反思。《中國與達爾文》一書也記錄了這樣一段言論。1912年5月7日，辛亥革命後幾個月，孫中山說：“二十世紀以前，歐洲諸國，發明一種生存競爭之新學說……此種學說，在歐洲文明進化指出，固適於用。由今視之，殆是一種野蠻之學問……誠以強權雖合於天演之進化，而公理實難泯於天賦之良知。”

 

然而，這種反思並沒有持續多長時間。1917年，十月革命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達爾文學說和馬克思學說殊途同歸，都是認為“競爭”（馬克思所說的“鬥爭”）在社會變化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歷史是前進的，新的推翻舊的，凡是新的，必然是進步的——共產黨在馬克思學說中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理論基礎，才能如此理直氣壯地喊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浦嘉珉認為，到了中國之後，達爾文“使暴力變革和暴力革命合法化”。

就這樣，達爾文在中國的傳播，以一步步加劇異化的過程，構成了中國人現在的價值觀：“成王敗寇”，“誰贏就跟誰”，“國家之間的競爭就是綜合實力的競爭”。達爾文的影響力也滲透入微，從成功學盛行到競爭意識強烈，直至民族主義者們堅信的國與國之間的敵對。達爾文的“物競天擇”理論尚且強調個體意識，在中國它與馬克思主義結合，集體意識佔據上風，個體覺醒被遺忘。由此力量取代了道德，成功成為唯一的信仰，達爾文花了極短的時間就改變了中國。 

 

蔣方舟是作家，供職於新聞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