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改變中國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ulture-arts/2012/07/30/cc30jiangfangzhou/zh-hk/

 

蔣方舟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2年07月30日

 

要是評選思想對現代中國影響最大的外國人，恐怕不是卡爾·馬克思，而是英國生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從小孩到老人，幾乎所有中國人都承認進化論的生存法則，都能朗朗說出“發展才是硬道理，落後就要挨打”這樣的句子。 

 

達爾文一生沒有踏足過中國，他的學說在自己的祖國甚至受到抵制和懷疑，為什麼中國人那麼喜歡他？那麼輕易地就接受了他？ 

美國漢學家浦嘉珉(James Pusey)寫了《中國與達爾文》(China and Charles Darwin)這本書來回答以上的問題。 

 

達爾文學說進入中國是在晚清。當時，中華文明在堅船利炮的轟隆聲中，突兀地、被迫地進入世界近代化語境。中華文明開始了第一次全面的自我懷疑。儒家樂觀主義忽然無法自圓其說，天變了，道自然也要跟着變。那個時代最精英的頭腦開始選擇出國留學。晚清留學生急切地想要把學習到的西方思想，作為應對艱難時世的聖經引入中國，可他們對“真經”的認識，多多少少會由於這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態而導致偏差。

 

《中國與達爾文》一書中介紹，是清末學者嚴復，把達爾文進化論的代表托馬斯·赫胥黎的著作《進化論與倫理學》翻譯為《天演論》，引入中國。嚴格說起來，嚴復的老師，並非達爾文，而是英國社會學家赫伯特·斯賓塞。斯賓塞在達爾文《物種起源》發表之前七年，就提出了社會進化的思想，認為進化是一個普遍的過程，他認為人有優等種族和劣等種族之分，劣等種族應該在競爭中被淘汰。嚴復讀到斯賓塞的著作，頓時覺得找到了中國落後的原因，就是因為缺乏“物競”而導致的積貧積弱。中國自古不喜“爭”，嚴復就發覺必須鬥爭，如果舊制度在鬥爭中失敗，那麼就說明它本身就是落後的，該被淘汰。在翻譯《天演論》的過程中，嚴復不自覺地在其中加入了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私貨”。又背叛了斯賓塞反對政府干預，提倡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原旨。

對達爾文學說最大的異化，是來自於梁啟超。梁啟超是《天演論》的第一批讀者，他對其中的學說大感驚奇和興奮，他首先把《物種起源》中關於物競天擇的理論，簡單理解成為了種族理論，在《時務報》中寫道：“夫印度之不昌，限於種也，凡黑色、紅色、棕色之種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與其腦之角度，皆視白人相去懸殊。唯黃之與白，殆不甚遠。”

隨着梁啟超慢慢接受了種族優劣的學說，他又開始進一步反對“天賦人權”的說法。在《現今世界大勢論》中，梁啟超闡述天下只有強者有“權利”，無平權。把“絕對強者邏輯”強調到了極致。 

隨着梁啟超等人對達爾文學說的推崇，諸如楊度的“金鐵主義”的學說在中國也開始深入人心。所謂“金”就是黃金，“鐵”就是鐵炮。愈發加深了對“強者為王”這一理念的強調。 

 

事實上，中國對於社會達爾文主義並不是沒有反思。《中國與達爾文》一書也記錄了這樣一段言論。1912年5月7日，辛亥革命後幾個月，孫中山說：“二十世紀以前，歐洲諸國，發明一種生存競爭之新學說……此種學說，在歐洲文明進化指出，固適於用。由今視之，殆是一種野蠻之學問……誠以強權雖合於天演之進化，而公理實難泯於天賦之良知。”

 

然而，這種反思並沒有持續多長時間。1917年，十月革命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達爾文學說和馬克思學說殊途同歸，都是認為“競爭”（馬克思所說的“鬥爭”）在社會變化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歷史是前進的，新的推翻舊的，凡是新的，必然是進步的——共產黨在馬克思學說中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理論基礎，才能如此理直氣壯地喊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浦嘉珉認為，到了中國之後，達爾文“使暴力變革和暴力革命合法化”。

就這樣，達爾文在中國的傳播，以一步步加劇異化的過程，構成了中國人現在的價值觀：“成王敗寇”，“誰贏就跟誰”，“國家之間的競爭就是綜合實力的競爭”。達爾文的影響力也滲透入微，從成功學盛行到競爭意識強烈，直至民族主義者們堅信的國與國之間的敵對。達爾文的“物競天擇”理論尚且強調個體意識，在中國它與馬克思主義結合，集體意識佔據上風，個體覺醒被遺忘。由此力量取代了道德，成功成為唯一的信仰，達爾文花了極短的時間就改變了中國。 

 

蔣方舟是作家，供職於新聞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