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燒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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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7月30日 07:20 AM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錢真多 

每次看美劇，看到主人公因內心糾結不已去看心理醫生，我就會油然湧起一股優越感。老美真實誠，又得預約，又得花錢，到點了屁顛顛離開，還不保證病看不看的好，醫生泄不洩密。俺們中國人不看心理醫生，俺們有事想不開了就去燒個香，奢儉由人，菩薩24小時線上，而且除非你自己大嘴巴，嘚吧嘚吧把心事告訴別人，神仙們保密的功夫是凡人醫生無法比擬的。更有一樁妙處，有名的寺廟大多是在風景區，看一趟“病”還能順便郊個遊，哪家醫生蓋得起這般氣派的“診所”？

杭州的廟很多，最出名的自然是靈隱寺。因為香火太盛，門票也就最貴。本地人有優惠，花個32元辦張廟票管用一年，各家寺廟隨便進。通常一年只要去一趟靈隱寺，這個本就回來了。不過身為本地人，豈可只滿足於占這點便宜？因此我們拿著廟票進了靈隱寺的門，拜的卻是靈隱後山韜光的菩薩，這一點小秘密，一般人我們不告訴他。我有個同事跑過一陣寺廟線，她告訴我，老底子靈隱這塊有三座寺廟，靈隱寺、永福寺和韜光，分別求的是福祿壽三樣福利，靈隱寺管祿，永福寺管福，韜光管壽。這事我沒求證過，不過古老相傳，凡是家裏有人生病，必是要去韜光拜菩薩的，而且必須摸到寺廟後門石洞上方那只呂洞賓祖師留下的鐵葫蘆才算沾到了福氣。韜光治病的靈驗，恐怕每條巷子裏的老杭州人都能告訴你幾個身邊的實例，因此，當我路過靈隱的山門，直奔韜光而去的時候，心裏常會湧現出隱秘的喜悅，外地朋友們，你們在靈隱寺只能求個升官發財，是不是覺得有一點俗氣啊？俺求的才是高端福利，身體健康，比啥都強。

靈隱的堵車太厲害，所以杭州人其實也不怎麼認牢它，若無大事，都是就近上香。自從我媽開過兩次刀後，她就成了虔誠的佛教徒。每個月初一是必須要去燒香的，家住得離淨慈寺近，因此每個月就去看望濟公活佛。但是，到了觀音菩薩生日時，她就要求我必須換好班，開車送她去三天竺燒香。我問她為什麼觀音菩薩生日就得去三天竺，老太想了半天說，好像老人們講，觀音菩薩升天前，如果來杭州，就住在三天竺這一帶。升天的時候，她的披風落了下來，端端正正罩住了杭州城，所以杭州是風水寶地，沒啥天災。杭州人為了感謝觀音菩薩，生日這天就去三天竺紀念她。三天竺風景優美，停車也遠比靈隱方便，我很喜歡走法雲古道在三天竺間穿梭，四處風景是非常典型的江南小橋流水人家意境，不論發呆還是把妹都是上佳之選。有人若問燒香怎麼還把妹，這您就外行了，三天竺這裏有塊三生石哪，MM們一看到三生三世的原版活化石，百煉鋼也早化成繞指柔了。

不過我對三生石沒啥興趣，我感興趣的是上天竺法喜寺的齋飯。據說燒香這天吃個齋飯才顯誠心，經過各家齋飯的比較後，我認為上天竺的齋飯性價比最高，味道最好。5元一份，菜一碟，飯自己看著盛，湯管夠。此地的素雞和豆腐不知何故分外香甜，我不是愛吃豆製品的人，但上天竺的齋飯我總是吃個精光。當然了，吃齋飯就算味道不好也不敢不吃光，因為人人都知道，菩薩最恨浪費，你要是不吃完，許的願就不靈了。我真的是很喜歡這個價值觀，每次看到幫工們輕鬆地收走空空的齋飯盤碗，我總是會想到自己吃過的其他食堂裏，那堆積在泔水桶裏的剩菜剩飯。

近年來物價飛騰，燒香這項有益身心的活動也未能倖免。雖然拜了廟票的福，不用挨那門票的宰，但是汽油費、停車費卻是省不下來的。每回油價漲一次，老太就要念叨一次，觀音菩薩一年也就三次生日，這三趟的“過路費”她是不打算省的，但是每月一次的燒香，她卻想要節個流。還真給她想出來了，離家不遠的吳山，有個“潑水觀音”，根據鄰居的老太太們反映，也很靈驗。老太就心動了，扳著指頭和我數：離家近，走路過去就可以，無門票，齋飯可以回家自製，爬山還有益身心健康。這樣的話，只需出點香火錢就夠了。跟著她去了幾趟，發現香火還真旺盛。“潑水觀音”不是菩薩的名字，而是吳山后山東南坡上的一處泉池，早先這泉池上方有一堵高達六七米的石壁，石壁上林木鬱蔥，石壁下潭水深及盈丈，石灰岩的石壁經多年風化，上面形成了些許不規則的條紋，用潭中水潑及，石壁會顯現神似觀音的圖像，“潑水觀音”因此得名。上世紀70年代，看到搞封建迷信的人越來越多，當地派出所炸掉了整堵石壁，炸下的石頭正好用來填平深潭。後來改革開放了，2003年，信徒們想辦法重建了石壁，刻了一幅觀音像上去，經過這幾年的頂禮膜拜，發現菩薩沒有怪罪世人，該顯靈時還顯靈，大家也就放心了。

總體而言，在杭州燒香，算是件選擇餘地很多、性價比較高的活動。想砸錢，有的是名牌寺廟任你揮灑；想健身，有的是盤山小道等你攀登；想簡約，稍稍留點心，有的是街坊鄰居提供的“貼牌”燒香地點。我自己在燒香這事上選擇的是低配版，與其花大價錢去佈施金身、做法事，我更願省下這錢去捐給自己信得過的慈善專案。世間若真有菩薩，也就真有因果報應，把錢用在做好事上，而不是燒進香火裏，我以一個凡人的心思揣摩，這應該是菩薩更樂意見到的吧？畢竟燒香這事嘛，也就定期去和菩薩套個近乎混個臉熟，真有啥事了，還是得看平時你積了多少善緣啊。

 

魯迅與“洗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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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8月02日 06:42 AM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許知遠 

一 

十號的風球過去了，雨忽大忽小，卻從未中斷，整整一周，香港浸泡在令人發狂的潮濕裏。此刻，豔陽高照，我斜躺在沙田矮山下的長椅上，曬一曬發黴的身心，讀星期日版的《明報》。 

這張報紙早不復查良鏞時代的風味，知識人的立場、文人的雅趣，政治、文學與新聞的曖昧地帶，都隨那個緩慢的舊時代消亡了，只有周日版尚清新可讀。

“Impatience is a virtue”——三星手機在幾年前推出的廣告語，準確捕捉到了新的時代情緒。對於一切東西，我們不僅要，而且現在就要。這是個行動而非沉思、追求結果而不是過程的時代。

不過，缺乏耐心並不全然是壞事，偶爾的激烈言語與行動，常是必要的自由空間的前提。“假如一見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這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然而幾個人既然站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在副刊的第四版，我有些意外的讀到魯迅這著名的比喻，出自他的第一本小說集《呐喊》的序言。

銳利又複雜、悲憤且柔情的魯迅，是所有反抗者的導師與朋友，每個人都可以在他貫穿一生的掙扎中，尋找到隻言片語來獲取能量。這位名叫安裕的香港作者，不僅借用了魯迅的比喻，還把自己的文章命名為“覺醒”。

倘若魯迅得知，該做何感？一生中，他到過到過香港三次，兩次乘船路過，一次專門演講，都發生在1927年，這一年也是國共分裂、暴力肆意的恐怖之年。他對香港印象不佳，曾不無刻薄的寫道：“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著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夥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

不過，他在這個殖民地發表的演講倒頗富價值，尤其是在香港青年會所做的《無聲的中國》，不僅在說那個時代，也似乎是對今天所講。他用開窗子來比喻中國變革的困難性，你必須通過拆屋頂的方式，才能讓人們勉強接受開窗的變化，“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他還講到中國人缺乏對自身處境的描述能力，是因為人們身陷各種習俗與網路中，缺乏對“真”的追求，“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一切利害，推開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

對於當時的魯迅而言，倘若以個人的覺醒為標誌，以《新青年》為標誌的啟蒙運動不僅遠未結束，還陷入了新的危險。個人不僅被傳統的文化、家族、社會習俗封閉，還被新湧現出的黨派與主義所窒息。那些在五四運動中共同走上街頭的青年人，如今分裂成兩不同的派別，還相互殘殺。他對於與帝國主義結盟的國民黨深感絕望，在短暫的投身於共產黨的主張、對蘇聯的實驗投注熱情後，他更感到另一種幻滅。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魯迅寫道：“倘當崩潰之際，竟尚倖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

到了1949年後，中國變成了徹底的“無聲之國”，人們不僅失去了描述歷史與現實的能力，還生活在一種徹底虛構的歷史與現實中。偌大的國家連雜音都沒了，只剩下一種領袖的聲音。而至於魯迅留在大陸的同代人，不管是朋友還是論敵，不僅都穿上了“紅背心”，遭受的痛苦更遠勝於“掃馬路”。

二

“這項研究開始於對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改造’或‘洗腦’的心理評估……它不可避免的發展成對極端主義與全能主義的心理研究，更寬泛的說，一項對人類變革採取‘封閉’還是‘開放’態度的研究。”

羅伯特•J•裏夫頓，一位傑出的心理學家，在他1961年出版的《思想改造與全能主義的心理——關於中國“洗腦”的研究》的序言中這樣寫道。他依據的材料，正是從中國大陸逃到香港的中國與西方難民，他們都曾深受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改造”之害。

被魯迅所不屑的殖民地，不僅成了中國最後的自由角落，還成為了觀察中國的極權體制的最佳場所。而裏夫頓則發現，思想改造是由一連串步驟構成的。首先，它要攻擊個人身份，倘若個人身份被摧毀，那麼他就容易接受新的變化。接著，你內心會產生罪惡感，不斷強調你做錯了什麼，會讓你覺得該接受處罰與改造。一種自我背叛就會開始，當你必須要譴責你的家人與朋友後，你會盡一步放棄個人身份，脫離與過去經驗的關係，為新人格的建立創造空間。接著你到了某種臨界點，你接近心理崩潰，徹底忘記自己是誰，擔心自己的消失。崩潰之後，人們渴望被拯救與安撫，這時黨組織以安撫者的面貌出現，給你物質的小恩惠，或言語上的勸告。

強迫性懺悔。你從崩潰邊緣被拽了回來，人們會覺得有義務懺悔自己的罪惡，以換取之前的恩惠，同時避免被再次攻擊。經過這樣的程式，人們都已經忘記自己為何被攻擊，只覺得自己一切都錯了。過去的自我消失了，這也說明，你過去整套價值觀都要被拋棄。這時，一套新的意識形態被引入你的頭腦，它還許諾一種進步與和諧，你誠心接受這一切，然後獲得重生。

源源不斷湧來的難民，不需要理解裏夫頓的理論，卻對中國的共產主義制度，有著直觀式的感受。它用光輝的標語與口號，用集體主義的感召與壓力，讓你放棄個人的思考與感受，而這鍛造出來的“新人”成為各種社會主義建設的磚與瓦，他們作為材料，而不是個人存在。

羅伯特•J•裏夫頓在1950年代中的香港研究，最終變成了心理學領域的權威著作。他的研究方法很快也被引入了對蘇聯與東歐和所有共產主義政權的分析。蘇聯人或許會嘲笑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嘗試，不過是農民式的造反，充滿了對馬克思列寧理論的誤讀。但在改造思想、創造新人方面，沒有任何一個極權國家——不管它是信奉共產主義還是法西斯主義——能比中國共產黨更有能力。事實上，連“洗腦”這個詞都是中國人創造的。一位元叫愛德華•亨特的美國記者在1951年第一次使用了它，Brainwash正是“洗腦”兩個字的直譯。

三

在香港這風雨不斷的一周裏，我到處看到、聽到“洗腦”這個詞，而7月29日這個星期天，香港則出現了反洗腦的大遊行。

它源於香港政府要在中小學中推行的“國民教育”，在公佈出的一些教材中，人們看到了濃厚的“中國特色”——謊言被包裝成新學說，強調國家主義、貶抑個人選擇，在談論到“中國模式”時，它甚至赤裸裸地宣稱中國共產黨是“進步、無私及團結的執政集團”。當家長們發出質疑時，教育局長不僅避而不答，甚至傲慢地回應道：“如果腎壞了就洗腎，腦有問題，當然要洗腦。”

香港人已談了好一陣的“核心價值觀”。但如今，北京不僅指派了一位“地下共產黨員”來管理他們，如今還要用華麗的謊言塑造下一代人的心靈。對於一些憤怒者來說，“國民教育”令人想到了文革與納粹時代。當北京在感歎香港的“人心不回歸”後，似乎準備要來直接改造這些人心。

對於我這樣的大陸人，“國民教育”的教材沒有被描述的那樣可怕，而香港人在過去幾年來的不斷上升的抗爭情緒，似乎也有過度敏感之嫌。即使梁振英真是一位“地下黨員”，他也沒有能力將香港“赤化”，將中國的專制系統引入，“國民教育”的教材更無力在這樣多元的社會系統中，進行成功的“洗腦”，此刻的共產黨的感召力與強制力也與狂熱的毛澤東時代大為遜色。不過，過去幾年的中國共產黨的確也發展出一種新的、軟性的洗腦方式，而一位元香港作家敏銳地抓住了這種變化。在《盛世》中，陳冠中描述了一幅“美麗新世界”式的圖景，大國崛起的幻象迷住了人們的心竅。

很有可能，我這樣的外來者已經“久居鮑魚之肆”，而感受到不到香港的焦慮。在文章《覺醒》中，安裕回顧了15年來，尤其是2003年7月1日遊行以來（在此後，北京對於香港的干涉明顯增強），香港人內心的變化——“善良的市民起初還勉強吞下這顆苦藥丸，時日久了，耐性都被官員的花言巧語磨掉。這是一場接著一場的欺騙。香港社會十五年來的容忍度一點一點剝落，一貫的核心價值隨風而逝。”而他要覺醒的香港人，發出魯迅式的呐喊。

倘若魯迅聽到這喊聲，也必定欣慰。那個由洋主子、高等華人、奴氣同胞與默默吃苦的“土人”構成的香港早已發生了改變，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僅要擺脫“無聲的香港”的狀態，還可能再度啟動那個“無聲的中國”。回歸中國的香港，正以再鮮明不過的姿態表明，對於一個社會，異議的聲音、挑戰的聲音，是多麼的重要，追求“真”的生活、“真”的聲音的熱情，將會轉化成多麼大的力量。

在7月29日下午的街頭，有9萬香港人上街反對“國民教育”，這個數字大大超越了所有人的想像。一位香港學者說，這讓他想起哈威爾所說的“活在真實中”。魯迅必樂於聽到這一說法。

馬英九是國際超級盟主嗎？

自由時報社論 2012/08/08

英九總統週日表示，《舊金山和約》在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生效前七個半小時，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了《中日和約》與照會第一號，並於同年八月五日換文生效，顯示《中日和約》可以視為《舊金山和約》的延伸。他說，《中日和約》最重要的意義之一是在國際法上進行一次確認，確認戰時三項主要文件以及中華民國接收台灣後所採取的主權行為；雖然一九七二年日本與中共建交時，日本曾片面宣布終止《中日和約》，但並不影響該和約生效後的法律效力。

奇怪的是，馬英九口口聲聲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中華民國政府對日本宣戰，在公告中明確表示，廢止中日間一切條約、協定與合同；《中日和約》確認兩國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以前的一切條約、協定（包括《馬關條約》）均失效。既然如此，日本在一九七二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時宣布廢止《中日和約》，馬英九憑甚麼斷言這不影響《中日和約》在一九五二年生效所發生的法律效力？難道，任何國際條約都是馬英九認為有效就有效，馬英九認為無效就無效？他是國際超級盟主嗎？

近年來，馬英九屢屢用《中日和約》來證明，台灣主權已經歸還中華民國，混淆視聽，莫此為甚。他明知《中日和約》只是《舊金山和約》的附屬（所謂的「延伸」），卻一再利用《中日和約》扭曲《舊金山和約》的主體精神，烘托自己「台灣屬於中華民國」的主張。而這種主張，按照國際公認，中華民國早已喪失中國代表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因此也就可以推論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形同為「終極統一」預先鋪路。

以台灣主權而言，《舊金山和約》第二條內規定：「日本茲放棄其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這項規定明白表示日本「放棄」，而毫無「歸還」給誰之意。按照國際法，自此台灣主權自應屬於台灣人民。同時生效的《中日和約》第二條則規定：茲承認依照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在美利堅合眾國舊金山簽訂之對日和平條約第二條，日本業已放棄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以及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日本在《舊金山和約》已經「放棄」的權利，怎麼可能在後來的《中日和約》「歸還」中華民國？

馬英九所謂的，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接收台灣，並開始行使主權，事實亦證明純屬欺人之談。真相是，盟國戰勝日本，佔領日本領土，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發布第一號命令，「中華民國（東三省除外）、台灣、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內之日本全部陸海空軍與輔助部隊，應向蔣委員長投降」。這項命令僅規定日軍分區受降事宜，屬於軍事暫管性質，與主權移交毫無關係，否則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主權也移交給中華民國，東三省主權則移交給前蘇聯了，豈不荒謬？

一九五二年《舊金山和約》生效之前，台灣仍屬於日本領土。中華民國至今「霸佔」台灣，其實違反了《舊金山和約》第六條，佔領軍應於該約生效後九十天內撤離的規定。而當時的歷史處境，正好處於蔣介石被毛澤東趕出中國，西方民主陣營基於防堵共黨勢力擴張，默認蔣介石政權「借住」台灣。這個外來政權（中華民國體制）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六十多年，沒有知恩圖報也就算了，馬英九還苦心積慮捏造「九二共識」，妄言「一國兩區」，且用《中日和約》移花接木，企圖在法理上把台灣連結中國，銜接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台灣的謬論，真是恩將仇報的台灣人民公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