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章義被父母體罰

by 尹章義

我
在台中水湳的眷村長大，眷村裡的大人常體罰小孩，而且要打到過足癮才罷手，還要讓整眷村都聽到，事後細述打斷幾根棍子，以示自己很會管教。有一次，我妹妹
和男友共騎機車，母親當街將她拉下，打耳光。我大弟結婚時，母親當眾打新郎。我成為大學教授後，母親依然常以討債者姿勢到我台北家中，稍不如意就打罵，破
壞我的家庭生活。父親任職於情治單位，慣以偵訊、恫嚇、欺騙、粗暴的方式對待小孩。有一次，我小孩患肺炎住院，我打電報向父母求助，父親於一周後來信說：
「自己的孩子自己養。」念大學時，我從包遵彭老師和妻子身上，得到充沛的愛，人生出現希望，也使我毫不保留的愛與尊重自己的小孩。有一次，我出門後忘了帶
鑰匙，去學校向小孩借，並恭敬的說謝謝，竟引起全體師生訝異。

按：摘自尹章義《有愛，才能成為一個家》，人本教育札記第八期。

附:

RE: 尹章義拆穿了[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鬼話

[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是一句流傳已久的俗語，當然有它形成的道理。就語意上言,有是部分的有，不是全部的有；全句的意思是，說到唐山公是有的(但可能不是所有的公都是唐山公)，至於唐山媽，則沒有(所有的媽都不是唐山媽)。這是很簡單的邏輯。

尹章義的意識型態，我想只要是對台灣的政治稍有瞭解的人，都很清楚。看看2000年總統大選時，他完全不顧興票案的鐵證如山，仍一昧支持宋楚瑜並
為其辯護，他的春秋史觀何在？丁兄稱為他當今最偉大的台灣史學家，真不知從何說起？不知置曹永和等諸先生於何地（將尹章義比曹先生，使我想起一句話：辜顯
榮比顏智（甘地）。）？他對台灣議題的論述，能有多大的說服力，自有公斷。倒是看看丁兄的文句：『至於[有唐山公無唐山媽]這句話,根本是完全錯誤,尹教
授說的對,台灣媽(女性平埔族和高山族原住民)有那麼容易被唐山公所迎娶(或強娶)嗎?大部份的台灣原住民是女系社會,而台灣媽會輕易的被唐山公所娶走也
是大有疑問的。』——這不是推測嗎？恐怕連推測都談不上，只是已自設結論的反詰句吧，那麼，這是說理嗎？是討論嗎？不是！加上文內大量的情緒化用語，這不
過是一篇充滿口號的啟事罷了。

我／女性：與228口述史◎許雪姬

by 許雪姬

(一) 作夢也没想到會是研究228的御用學者，1991年我成為「行政院二二八工作小組」5個成員中唯一的女性，面對到6月還拿不到關鍵性的台灣警備總部的資料，而台灣省文獻會已做好的228口述訪談記錄也不提供之下，我決定快速進行228受難者家屬的訪談。我研究責任區自嘉義到屏東還包括澎湖，範圍大但可訪問的人不多，因為受難者家屬怕國民黨是在做「引蛇出洞」的行為，對於御用學者更是團結抵制，要找到合適的訪談對象真是談何容易。幸好在不斷溝通、交心後才慢慢出現願意接受訪問的家屬，但我那時訪問到的女性不多，我記得的是葉秋木的妻子、女兒（住台南）、林界的女兒、蘇進長的妻子、蕭朝金的女兒，由於228 的報告在9個半月內必須完成，因此口述訪談工作未能做得更廣泛而普遍，這部分成果可以參閱（《口述歷史》三、四期，〈二二八事件專號〉，中研院近史所）。

報告寫完，不斷有人來告知某某受難者的家屬已願意接受訪問了，但計畫已結束；而口述歷史所需的費用大，没有計劃支持無法進一步處理，在當時高雄市二二八關懷協會理事長、理事的協助下向高雄市政府提出要求，但只能以一年為期，因此在1993-1994那一年中，我一星期至少有兩天在高雄，帶了兩組助理，在高雄市政府或受難者家屬的家進行一整天，每天三、四個場次，由早上10:00到晚上9:00，才能完成任務，這個計劃下一共訪問了193多個人，具體的成果為《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中、下），但並非每一篇訪問稿都能放入，有些我費盡心力的訪談，在家屬不願簽字同意出版之下，我只好忍痛割愛，而這往往是再婚未亡人的訪談，特別感到遺憾。

我將這次訪談的結果，有關女性的部分做個小小的計算，在高雄143名確定死亡的名單中有12位女性，最小的5歲，最大的59歲，大半是在家中被流彈射擊死亡，一個是被搶劫她家的軍人槍殺翌日死亡，她丈夫則在當日罹難，另一個是和丈夫、孩子一起死亡在高雄火車站附近，還有一個許女士27歲身亡，還有9個月的身孕；至於女性的報導人共有28個，有7個是受難者之妻，女兒15個，姊姊6個，這些報導者，也就是受難者的家屬，他們的共同經歷，約略是：

(1) 目睹暴行發生或焦急尋人

(2) 尋屍(在死亡之地或在堆疊的屍體中)

(3) 收斂或難以收殮

(4) 棺木難求，没有葬禮

(5) 家計困難

(6) 改嫁、犠牲自己照顧弟妹

(7) 精神病、早死

(8) 被識為「剋夫」不得不離家

再婚的對象往往是外省人，因為我接觸的未亡人基本上没有受太多的教育，没有職業，有時還有夫家的父母要照顧，為了生活不能不改嫁，有的甚至改嫁兩次，常常得不到孩子的諒解，因為孩子往往不滿將他留在祖母家使他度過一個没有母親的童年；而且嫁外省人，等於和他的本省親戚路斷，必須忍受許多心裏的寂寞，而228相關補償時，常常有家屬「不准」再婚未亡人領取的情形，我對這些婦女寄予莫大的同情。

我舉一個例來說，曾先生的妻子在曾被處決後再改嫁一個外省人，但在得知自己得癌症，人生已到最後時，她時常懷念曾先生，要女兒幫她訂高雄國賓飯店，只因為那裏可以看到壽山，他要在那裏想念他的丈夫，據她女兒說那段時間白髮中長出黑髮，臉色紅暈，似乎又回到年輕和丈夫一起的時光。

另一個例子是呂先生的妻子，呂先生與他哥哥同日被槍斃在高雄火車站前。他的母親眼見政府將他兩個愛兒處刑，用最難聽的話，詛咒那些行刑的人不得好死，又怪媳婦是剋夫命，使她不得不離開呂家，他的嫂子也一樣。

(二)另一個我永生難忘的例子是要塞兵下山搶塩埕區銀樓的那一幕。有一個10多歲的女孩，躲在櫃子後，眼睜睜看著家中被四、五個軍人搶，父親被槍殺，倒在用來洗金子的油中，母親由半樓衝下來看父親的傷勢，說時遲那時快，第二批搶劫的兵又進來，因為已一無所獲，再開槍打傷其母，雖送往醫院但在翌日死亡。她對父母慘死悲痛至極，以下還有4個弟妹，不知她是經過如何的痛苦才能和我談。那天她由女兒攙扶，看來精神恍惚，當她面對我，一直不敢正視我，她是我約了好幾次，又爽約好幾次，好不容易才終於願意來接受訪問，我原以為她是目睹父母的慘死帶給她終生的壓力，不料她卻是因「認出」加害他父親的兇手，那個軍人叫李金財，要塞司令部將這個兵押到她家門口，槍斃給她們看，使她到見我那一天還喃喃地自問，她有没有認錯人！她親手畫了父親倒地的情形給我看，留下難得的資料。

陳王笑是醫師、區長陳水印的夫人，她親自寫了她丈夫二二八事件被逮捕，她如何賣房子籌錢去救的經過，並出版一本小冊子。

這是我僅見高雄受難者女性家屬留下來的文字、圖像、記錄，因為大部分的人都不識字。

凃光明的先生夫人是個助產士，戰前曾隨丈夫到杭州，並在當地開業。丈夫出事後，立刻受娘家的庇護，搬入哥哥開的木材場，以接生養活兩個兒子，其中之一的凃世文，就是現在高雄二二八關懷協會的代理理事長。

有別於男性受訪者，女性受訪者大半外貌看來都超過實際的年紀，歲月的刻痕，使她們面對外界没有信心，對政府仍然猜忌；一般不隨意吐漏她們的心酸，每天拼命工作養活家人，根本没有時間想，只有遇到痛苦，夜深人靜時，丈夫的身影才會入夢來。其中也有在丈夫過世後，難以處理艱難的家務而感情又受騙，因而走上絶路的；也有看見弟弟無辜而死，竟而皈依佛門；也有因此而改信基督教的，宗教信仰似乎是受難者家屬共同的療傷方式。

(六)口述歷史極為主觀，記憶也可能有誤，亦有可能謊談，因此口述歷史有其缺陷；但文字資料也同樣有上述現象，因此就文獻資料而言，口述紀錄和文獻記載可以等同觀之；此其一；口述歷史是受訪者自己對過去的詮釋，既是史料，也是歷史本身，因為再没有別人比他自己更清楚自己；台灣對中原王朝來說是邊陲的存在，對日本帝國來說是殖民地，官方文字記載完全不是以台灣立場來形成，都是中原、帝國觀點，因此口述史是由另一不同角度、站在台灣人的立場所形成的史料，對於平衡官方史料有很重要的意義，此其三；就性別而言，女性是社會中相對於男性的弱勢者，没有書寫歷史的能力與權力，228的口述訪談，將女性的創傷記憶呈現，可以知道事件發生後女性所遭受到的痛苦；而這樣的角度過去History是全然顧不及的；女性的口述對建構228歷史起了作用，此其四。

(七)我前後做過四、五百人的口述史，我在李登輝先生任台北市長時代所召開「台北市耆老座談會」時就開始了口述訪談，訪問松山、南港的耆老，1984年到中研院近史所後，加入口述歷史組，開始訪談林衡道先生，而後訪問板橋林家的相關人物，而後訪談228的相關人物，當時深覺口述訪談太過辛苦，太費時，只能淺嚐而止；尤其是很難一再承載受難者家屬的悲傷情緒，我們常被悲傷的氣氛影響而掉淚、眼紅，久久難以平息。然而有了這些經驗，使我在選擇研究主題有更寬廣的空間，甚至口述訪談成為取得資料的方式之一，有利於深入的研究。

往後我還做了幾個人的訪談，如藍敏女士、陳湄泉女士、梁許春菊女士（約20萬字，未出版）、《莊淑旂回憶錄》、林至潔女士（約20萬字，未出版）、嚴秀峰女士（約20萬字，未出版）、柯台山先生、許丕樵先生、王世慶先生、賴永祥先生（即將出版）。另外也做過幾個專題－是《民營唐榮公司相關人物訪問紀錄，1940~1962》、《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中、下)、《霧峰林家相關人士訪談紀錄》兩冊、《澎湖的職業婦女：醫師與教師》、《戒嚴時期台灣政治事件口述歷史》、《日治時期在「滿州」的台灣人》，其中《霧峰林家相關人士訪談紀錄》二版、《莊淑旂回憶錄》八版、《日治時期在「滿州」的台灣人》二版，看來銷路不錯。

最近幾年寫了幾篇文章，都借重了口述訪談，如〈日治時期在滿州的台灣醫生〉、〈楊雲萍與台灣史研究〉、〈日治時期台灣的通譯〉、（包括日、台人），我想為了能捕捉時代的氛圍和民間的說法，我還是會繼續做我的口述訪談，因為這是一個利己利人、使文字資料和口訪資料互相印證，相得益彰的好工作。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所長；定稿於2007年3月11日 PM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