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龍象之爭看未來

作者:余傑 

關於中國模式的爭論吸引了許多學者介入，有趣的是，大部分的參與者都是經濟學家。因為在經濟學的維度上討論中國模式，在中國國內還有一定的空間，而一旦觸及到政治體制，就成了社會學家丁學良所說的「五星級的辣椒」，官方覺得辣，憤青也覺得辣。所以，政治學家被禁足的地方，經濟學家尚可「戴著鐐銬跳舞」。黃亞生便是其中之一。他是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被美國國家研究學會選為全美研究亞洲問題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之一。近年來，黃亞生在報刊上發表了數十篇關於中國模式的文章，並結集為《中國模式到底有多獨特？》一書出版。他對中國模式的剖析，主要也是從經濟學的路徑進入──雖然經濟與政治最終並不能截然分開. 

反對流行的「中國模式」觀 

中國學術界有一種主流觀點認為，中國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高速的經濟增長率以及儒家文化傳統，共同構成「中國模式」的重要特徵。黃亞生反對這種觀點.他認為，單單從經濟發展模式上來看，無論是中國的成功經驗還是發展困境，都不是中國特有的，都可以在其他國家身上找到影子。以成功經驗而論，中國類似於東亞各國。東亞經濟的高速發展歸功於早期的士地改革、民營部門的茁壯成長以及政府對教育和衛生事業的大量投入。從欠缺方面來講，中國的不足也能在拉美國家找到影子。在拉丁美洲，巨大的貧富差距困擾著每一位執政者。國有企業和壟斷資本大大壓縮了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以此而論，並不存在一種多麼獨特的「中國模式」。而未來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還是要依靠「市場」和「法治」等要素。 

在黃亞生的這本文集中，最讓人耳目一新的是對中國和印度的對比。這些年來，中國模式被吹捧上天，印度卻連「模式」的說法都不敢提出。國民生產總值已經超過了英、法、德、日，即將追上美國的中國，當然不會將印度這個昔日戰場上的手下敗將放在眼裡.但是，長期從事中印比較研究，並創辦「中國實驗室」和「印度實驗室」的黃亞生，卻在對兩國的深入比較中，得出與常人截然相反的結論。 

中國印度貧富懸殊不同景觀 

一般人對印度的第一印象就是髒、亂、差，印度沒有一個大城市像北京和上海那麼光鮮和整潔。髒、亂、差當然是現代城市管理者應當加以改進的方面，但黃亞生對此有著不同的看法。他發現，印度的貧民窟與富人宅第基本上比鄰，常常是高樓大廈的旁邊緊挨著就是成片成片臨時搭建的低矮的帳篷人家。窮人們抬頭就能看見富人，富人每天出門在門前、屋後、拐角處總能碰見窮人。他進而發現，在印度是沒有「收容」或者「城管」之類的，印度憲法規定印度公民有遷徙自由，你願意到哪裡登記就可以到哪裡居住。所以，即便住在王宮式的豪宅中的印度首富，也不可能將住在帳篷裡的窮人鄰居趕走。 

中國的情況則相反。在北京、上海的中心地帶很難見到窮人，在高樓大廈拔地而起的過程中，窮人多數被遷到城市的邊緣或者郊區.此外，拋開暫住證這類對外來人群的限制外，城市底層的創業人群經常受到城管的清理。這種通過政府強制力量達成的貧富分化乃至貧富分離、貧富隔絕，比印度古已有之的種姓制度的惡果還要嚴重。黃亞生指出： 

「窮人遠離人們的視線，很多大學生和商界人士對中國窮人的真實生存狀況所知甚少，所以才會安然地認為不讓窮人和外地人分享城市利益，要遠比保障這一人群的合法權利、使他們得到公正發展的機會重要得多。這也是致使他們對社會低層人群缺失社會責任感的原因之一。」有權者和有錢者的傲慢與偏見，冷酷與自私，不可能不引發底層的反彈。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一種法西斯主義的情緒化，正如丁學良指出的那樣：「這種可怕情緒是上下惡性互動的結果，暴官導致暴民反抗，以暴抗暴。」如此惡性循環，中國的前景不堪設想。 

印度窮人有尊嚴、有自由 

印度當然存在嚴重的貧富懸殊，但比起中國的窮人來，印度的窮人的幸運之處在於：他們尚有自由，尚有尊嚴。黃亞生從印度貧民窟的髒、亂、差中，發現了一個秘密：窮人的自由，是國家的活力和希望所在。「自由遷徙、隨意棲居的背後是創業者更低的創業門檻、更自由的創業選擇。每年都有無數來自各地的心懷夢想的創業者湧入孟買，他們可以隨意到街上擺攤招攬生意，隨意搭建帳篷自由居住，隨意開始自己的創業.」印度的軟件業為什麼迅速超過中國，恐怕真要從這裡尋找根源。 

在印度，窮人的帳篷「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在中國，即便是唐福珍這樣的城市中產階級的住宅也不免遭到暴力拆遷.在印度，媒體大部分是私有的，窮人的聲音可以在媒體上表達出來；在中國，媒體仍然掌控在政府手中，弱勢群體永遠是「沉默的大多數」。法國學者索爾孟《印度製造》書中一句話便揭示了兩個國家的差異：「中國使用暴政的力量將所有的人民串連在一起，在印度則是所有國民的力量讓印度人團結在一起。」他觀察到，印度追求的是一種「正義、正確、合理的發展」，印度人一直在追問「自由經濟市場將耗時多久才能完成更均勻的財富分配？還要多久印度的婦女才會從經濟成長中受益？這些問題能夠一直提出，才是印度民主最偉大的優點」。 

印度不會到處建「甘地學院」 

印度的民主制度不允許政府像中國這樣「以舉國之力辦奧運、奪金牌」。印度在奧運會上獲得的金牌，不到中國的一個零頭.印度的人均收入雖然不到中國的一半（實際購買力如何另當別論），印度政府卻宣佈為全體居民提供免費的寬頻服務。中國的做法與之相反：政府肆意投入巨資修三峽大壩、建高速鐵路、實施登月計劃，以及修建阻止國民自由上網的「網絡長城」。 

那麼，為什麼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時常優於印度呢？首先，黃亞生發現，印度的優點是非常透明，它的缺點都擺在那兒，你可以盡收眼底。印度的媒體每天都在揭政府的醜，想捂都摀不住。所以，一個國家如果對自己的缺點非常坦然，當它公佈自己的成就時就不會有人去懷疑。黃亞生談到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的一門開了五年之久的關於中印比較的課程，每年都有人質疑中國經濟的統計數字，卻沒有一個人質疑過印度的統計數字。 

另一方面，由於印度的政治制度，印度政府不可能在不經過議會和人民的同意前提下，撥出巨資到國際社會去作「國家形象宣傳」和「軟實力推銷」，比如像中國到全球開設無數孔子學院那樣去開設「甘地學院」。更何況甘地的思想和精神早已成為人類現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本無須以甘地學院的形式來作對外宣傳。而中國則可以不計成本地辦奧運會和世博會，甚至買下西方主流媒體最佳和最貴的廣告時段，播放中國的正面形象宣傳片。 

國民幸福指數和民主自由相關聯 

但是，這些亮麗的畫面和數字，跟民眾的幸福指數究竟有多大的關聯呢？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中國經濟增長到底能給老百姓帶來多少福祉。中國的外匯儲備居世界之首，有學者建議用外匯儲備增加醫療和教育等福利投資時，卻遭到官方的斷然拒絕.黃亞生在對印度的研究中卻發現，印度的政治經濟體制決定了它的GDP增長和個人收入增長總的同步性。印度人的工資年均增長百分之十二，扣除物價上漲也有百分之七，而中國人的工資扣除物價上漲之後卻是負增長.黃亞生說，這種不增加人民福祉的GDP增長正是他最反對的，「對於富士康跳樓的工人們來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再快，外資投入再多，國家外匯儲備再大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一個國家國民的幸福指數，不僅取決於經濟增長，更取決於政治制度是否民主、公民的人權與自由是否得到保障，以及經濟增長是否與每個人的生活相關.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在《慣於爭鳴的印度人》一書中指出，理解和利用印度豐富的爭鳴傳統，對於印度民主制度的成功，對於捍衛其世俗政治，對於消除各種與階級、種姓、性別及社群有關的不平等現象，對於南亞次大陸的和平事業，都是至關重要的。而這樣一種「慣於爭鳴的傳統」，恰恰是崇尚「家天下」和「一言堂」的中國最為匱乏的。 

印度沒有搶佔土地和暴力拆遷 

中國和印度經濟的快速發展，引起了世界的矚目。即便在「金磚四國」中，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也是最快的。於是對於即將到來的「龍象之爭」，人們拭目以待。英國專欄作家戴維‧史密斯甚至專門撰寫了一本名為《龍象之爭：中國、印度與世界新秩序》的著作，不過他並沒有得出誰將是贏家的結論。 

在這場拉力賽中，中國似乎遙遙領先，印度奮起直追卻力不從心。觀察家普遍看到民主的印度存在嚴重的「管治不善」，英國作家馬克‧涂立和吉莉安‧萊特在《印度慢吞吞》中引用了印度精英知識分子的哀嘆，「即便在高科技的印度理工學院，我們仍然是歷史的人質」。而人們通常給予一黨壟斷權力之下中國行政當局的組織能力以及龐大的基礎建設給予極高的讚譽.黃亞生不同意這樣的看法，他將政府大力興建高鐵、公共設施和基礎設施的做法稱之為「鐵公雞經濟學」，而在今天這是「最有害的經濟觀點之一」。溫州高鐵撞車慘禍，驗證了黃亞生的先見之明。 

跟中國的大步流星相比，印度慢是慢了些，但印度政府的每個決策都經過充分的民主討論才能作出，印度的社會矛盾大都與教派衝突有關，而不像中國這樣百分之六十以上都與搶佔土地和暴力拆遷有關.對於印度來說，最基本的國家建構和政治架構的問題早已解決，即聯邦制、三權分立和新聞自由，使得印度有理由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為驕傲。而中國表面上看步履如飛，但潛在的問題和矛盾「剪不斷，理還亂」，政治體制改革的關口還沒有邁過，整體性的動盪的可能性越來越大。以經濟學家的眼光來看，黃亞生認為，中國最近二十多年來經濟發展的軌跡是：重投資輕消費，重政府稅收和企業盈利，輕家庭和個人收入。這樣的發展模式是殺雞取卵式的，缺乏持續性和後續力。 

競爭力、高科技、銀行優於中國 

雖然在總體的經濟發展水平上，印度仍然落後於中國；但在若干關鍵的領域，印度已經後來居上。黃亞生指出：「儘管人們普遍認為中國的製造業遠比印度成功，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每個工人在製造業上創造的附加值要高於中國。」中國企業競爭力指數排在全球第五十七位，而印度已經排在第三十一位。印度擁有的民營的、高科技的、國際性的大企業也多於中國。印度的銀行更是優於中國的銀行：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就開始在農村地區實施了金融改革，卻於九十年代發生大逆轉，從此便落後於印度。一九九二年，印度准許私有銀行進入銀行系統.截至二○○三年，這些私有銀行的信貸額佔整個印度銀行系統信貸額的百分之十二。相比之下，在中國，私有銀行是微不足道的。 

龍象之爭，誰是贏家？也許短期之內不會有最終的答案。但是，呈現印度真實的發展狀況，對比中國的種種弱項與缺陷，也許會讓那些沉浸在中國模式「就是好」的優越感中的、夜郎自大的國人清醒一點吧。 



－－原載：《開放》，2011-10-05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