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軍訪台之後
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來台四天，引發遍地烽火，從桃園機場、諾富特飯店、汐止、淡水、烏來到高雄以及鹿港等地，台灣人民可說是如影隨形地緊跟張志軍行程，甚至出現了許多高張力、高衝突的場面。然而，到底為什麼一個中國的特使來台，會引起台灣社會這麼大的反彈？難道真的只是因為台灣人民「恐中」、「仇中」？
重新召喚台灣失落的主體
張志軍來台，背後凸顯出台灣社會近幾年來的一大危機，即台灣在政治與經濟上日益仰賴中國，而這已經進一步危及台灣的經濟自主性、政治主體性與文化多元性。經濟自主性指的是台灣的對外經貿與國內產業由於錯誤的產業與經貿政策，逐漸無法擺脫中國而獨立自給自足，這使得台灣政府在許多對內與對外的政策制定上飽受牽制。而在日益緊密的兩岸經貿往來之下，一個值得注意的悲劇就是台灣自然環境與多元文化被深刻地侵蝕破壞，這一點體現在東海岸的自然景觀與原住民傳統領域，在地文化於這幾年間，因急速膨脹的中客觀光、中資投資不動產與中資實質併購觀光旅遊業等因素，而被劇烈破壞。
台灣對中國的加速傾斜，其中一個指標性的時間點是二○○八年中國海基會會長陳雲林來台，點燃當時台灣人民對甫上任的馬英九政府傾中之疑慮，上萬人民走上街頭示威抗議。而國家為了保護陳雲林而執法過當，引發警民衝突，作為近幾年學運濫觴的「野草莓學運」於焉展開。如今，台灣歷經因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爭議而起的三一八佔領立院運動，整體社會對所謂的「中國因素」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如果再加上從前年開始的「反媒體壟斷運動」，我們會發現，這些年來不斷潛伏人民心中的一個主要深層焦慮，正是中國資本用各種方式對台灣經濟、社會，乃至於文化與政治領域展開攻勢。
然而，如果對中國的焦慮仍停留在過去的想像，例如武力侵台、中國勞工大舉來台、間諜洩密等的話，我認為其實無法準確捕捉到關鍵問題所在。中國對台灣的政治意圖，已逐漸從過去的「文攻武嚇」，轉為更為幽微、細緻的經濟吸納與吞併，這表現在台灣對中國在這十幾年來急速飆升的貿易依存度，以及許多台灣大型企業、資本家與中國日益緊密的投資關係。台灣近幾年來的對外貿易尤其依賴中國，一九八九年台灣對中國、香港、澳門的貿易額度僅佔整體八％，然而到了二○一二年，卻高達二十八．七％，且對中、港、澳的出口額更是佔總出口額的三十九．五％。這是一個長久以往的結構性問題，事實上早在二○○八年之前的民進黨執政時期，台灣對中國的投資、經濟依存度便開始飆高，這一方面與全球經濟趨勢、中國自身經濟政策有關。另一方面，對台灣而言則造成了台灣、中國之間日益糾葛難解的政治─經濟網羅。
高度的經貿依存度，使得「經濟」成為中國政府與台灣進行政治協商時的「籌碼」，這在這一波的服貿爭議中特別明顯。由於服貿受到阻擋，推遲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政治協商進程，而從馬政府各種失態的反應來看，這種延遲的壓力顯然是落在馬政府身上。同樣的狀況，也體現在台灣與美國的關係之上，「美牛」議題牽動了包括ＴＩＦＡ、美簽以及軍售議題在內的經貿與政治協商，這都凸顯出過度的「經濟依賴」將導致「政治主體性」的失落之危機。
台灣與中國由於特殊且敏感的雙邊關係，使得許多經貿談判必須在檯面下進行，或用非正式的「會面」來取代「談判」。這一點正是三一八佔領行動後，社運團體堅持「先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再進行服貿協議審查」的原因。「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如果完成立法，它所要監督與規範的便不只是服貿協議，更包括如今張志軍來台與王郁琦的這種會面，或去年海協會會長陳德銘來台與台灣海基會會長林中森的會面。我們抗議的，正是這種在不對等、不公開、不正義的程序下所進行的政治與經濟談判，以及包藏其中的台灣、中國兩岸資本家的合謀、私相授受與劃地分贓。
張志軍訪台所引發的風波，體現台灣人民對近十幾年來我們國家急速與中國在政治、經濟與文化上「趨同」的焦慮。在過去，中國的意象表現為遙遠而不可見的飛彈與武力恐嚇，如今卻具體地展現為生活領域、生活境況的受威脅。且這樣的過程，有許多竟然就發生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之上：大門緊閉、兩岸政商利益集團秘密協商，完全無法監督制衡。
明確拒斥中國天朝主義
是以，對張志軍的抗議，最終必須要回到幾個核心的價值之上：首先，是台灣與中國在政治上的對等，這涉及具體政治體制的建立與修正，第二是導正過度依賴中國與其他強權的經濟體制，奪回經濟主權，落實國內的分配正義之問題。最後，為了保護台灣自身的文化主體性與內部的弱勢族群，我們應明確地拒斥大中華文化、中國天朝主義的各種包裝現形（如未來可能簽訂的兩岸文化協議）。只有在這些價值得到彰顯的情況下，台灣與中國才可能真正存在互惠、對等的經貿與政治往來。
魏揚／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總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