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4日 星期日

公布當年曾加入國民黨的舊帳,有意義嗎?

by Various Authors

國民黨當年的『入黨』,跟早幾十年的日本統治下的『皇民化運動』,實有諸多酷似之處。

『獨裁時期,國民黨不當保有的國民的政治活動資料,必須以特別法沒收,交還給國民!』

民主勢力們,該借此一機會,推動『獨裁時期國民政治活動資料交還銷毀之特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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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和herien一樣
國民黨也許下賤,但是絕對不是笨蛋
今天炒作黨證事件,絕對是事出有因
版上很多人都曾經歷並了解過去入黨的醜陋真相
自然不會相信四大天王曾是國民黨黨員有什麼好大驚小怪

但是,這次的事件,主要的目標其實是年輕的選民
大家想想看,2008年總統大選,選民是1888年後出生的選民
也就是民國77年以前出生的年青人都是有投票權的選民
你現在在路上看到清純可愛的七年級小妹妹都會有投票權
77年次的選民,8年前才12歲,只是國小五年級的學生
這八年來都在自由的校園環境中成長
自然會把這種醜陋但是對老一輩的人來說沒什麼大不了的事看作非常特別
也就是如此,國民黨黨史館的負責人才敢不要臉的
說什麼:當時是個充滿希望的年代
人人都想要加入國民黨
把這種只要有一點年紀的人,一聽就想吐的話,說的朗朗上口
而年輕一輩的小弟弟小妹妹,沒經歷過那個上軍訓課還要帶槍跑步的日子
自然很容易輕易相信當年還真的是遍地黃金
光看倒扁運動有多少不明就裡的小妹妹加入
你就知道這種不實宣傳的力量有多大
連施明德這種早就被民進黨支持者掃出門的人都可以是民主鬥士了

甚至推得再廣一點,我個人認為,和我同年出生的人
可能是見證威權統治的最後一代(小弟是67年次)
儘管我們求學過程中,
除了朝會紀念會特多,集合罰站的時間過長之外沒受到什麼委屈
但是我國小四年級時,小蔣去世,還是有感受到那種黨國力量
國中時,為了消毒,還會請國民黨黨工來校演講
大學在成功領時,請黨工來軍隊演講,也是消毒
而唯一一次二個師集合演講,主講人就是馬英九
但是再晚我一年的人,好像就沒有這樣的經歷了
也就是說,這樣的炒作,起碼可以影響1979年到1988年出生
將近十年的世代,搞不好連我的一些大學同學都被影響
畢竟我是在高雄長大的,民主氣氛濃一些
一些我的同學都說他們家鄉沒有這種風氣

這樣的問題也不光是轉型正義與否的問題
以前的民進黨都會辦很多青年活動
一方面為選舉拉人幫忙
一方面也宣揚民主的理念和重建正確史觀
但是執政後,這些以前作這些事很賣力的人,如高志鵬
寧可和金主一起欣賞辣妹也不願多和年青一輩面對面
2000年執政時
剛進大學參加社團是18歲1982年出生
現在24歲,也許不是競選活動中有決策權的人
但往往是創意和執行的中堅幹部
在去年的選戰中和這幾年的文宣中
雖然這些年輕人很賣力地作
但是失焦的史觀並不會因為他們支持民進黨就不會發生在他們的身上
間接地,他們的努力也沒能在最近幾次選舉中
讓民進黨在青年選票有有所斬獲
如果民進黨的四大天王面對這樣的問題還能這麼一派輕鬆、不知死活
我想等到明年選總統,共業就會發生了
七年前,陳水扁在青年選票上可是和連宋平分秋色喔
七年來的不努力,明年就會有共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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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pt兄(或姐)點出了未來泛綠的最大危機所在
就是6、7年級以後的年輕人被洗腦的比例不低
再加上執政的績效不夠突出
很難吸引很多靠「感覺」投票的年輕人

謝長廷在洛杉磯的演講有說到一個小故事
他有一次在演講中講到臺灣過去的黨禁報禁等等
問現在年輕人知道那是什麼嗎
「知道呀!」底下的年輕人回答
「迫害人權啊,民進黨在破壞人權呀!」..............

一個2000年時候小學四年級的學生
2008年就有投票權了
聽起來真的蠻可怕的

而這個現象
其實就解釋了為什麼現在自認是臺灣人的比例很高
但是泛綠的得票率卻沒跟著提高的原因
現在的年輕人雖然臺灣意識高漲
卻不見得認同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這是一場文化戰爭
比實際的選舉還重要
從杜正勝是藍營頭號目標就可以看出來
但是民進黨這些政治人物
什麼時候才會知道事情的嚴重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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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裡,我覺得本欄已經是「我如何加入國民黨」的口述歷史網路版了。 Cool

在「檢討蘇貞昌」那欄,我提到全家有75%曾經加入國民黨,分別是父親(公務員)、母親(小學老師),還有哥哥(當兵時)。

而我呢?記得是入伍服役前10天吧,系上的助教通知我到訓導長辦公室報到。結果一進門,不只訓導長,連總教官也在場。原來是之前我寫信寄給國民黨,內容除針對國民黨在當時的某些作為有所批判外,也觸及台灣獨立的議題,萬萬沒想到的是,國民黨居然把這封信轉給學校,由訓導長及總教官約談並質問我信是不是我寫的,甚至揚言他們可以去核對筆跡來追查,這段經歷讓我生平第一次體會到什麼叫「白色恐怖」(雖然跟以前有人半夜被特務帶走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隔天,我打電話到國民黨質問他們為何要如此做(把我的信轉給學校),結果接電話的黨工竟冷冷的回應:不然你是想怎樣?

此後,我不再對國民黨有任何幻想。

寫信給國民黨,結果被學校約談。這對現在的學生來講,是很難想像的。可是在當時,這就是我親身經歷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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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228精英受難的地方

by 李筱峰 2007/03/04

走過基隆海邊,這裡不只有成群驚慌的青年,手腳被用鐵絲貫穿成串,集體槍殺入海,這裡也是基隆市參議會副議長楊元丁等人遭槍殺後被棄屍的地方!據聞物理博士、淡水中學校長陳能通也在這裡遭雙腳綁石槍殺棄入海中!

走過八堵車站,想起這裡不僅是個殺戮場,站長李丹修等十三人也是在此被抓,一去不回!

走過南港橋,想起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專賣局專門委員林旭屏、醫師鄭聰遭殺害後都被棄屍在橋下!

走過淡水河,想起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林茂生。聽說他被殺害後,棄屍河中;又聽說遭憲兵團長張慕陶下令淋汽油燒死的省參議員王添 ,也被棄屍在這裡!

走過宜蘭頭城的慶元宮前,想起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以及蘇耀邦老師等七名地方人士在這裡被槍殺!

走過蘇澳白米橋附近,想起這裡是張雲昌老師遇害的所在!

走過南方澳海邊,想起疼愛台籍學生的外省老師趙桐,也被國民黨軍隊在這裡殺害!

走過花蓮鳳林,想起制憲國大代表張七郎醫師,以及兩個醫師兒子張宗仁、張果仁,於同一晚無故被捕,當夜三人即被槍斃於鎮郊的公墓,身上衣物被剝洗一空!

走過屏東市郵局前的三角公園,想起急公好義的屏東縣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等人,在這裡被槍斃示眾。

走過高雄壽山,想起新生報印刷廠廠長林界、醫師范滄榕等人在這裡遭彭孟緝槍殺;走過高雄愛河,想起河旁市府禮堂內正在開會的人士遭軍隊集體掃射。

走過高雄岡山的火車平交道旁,想起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在受盡酷刑(耳、鼻都被割掉)之後被槍斃於此。他當時勸年輕人勿輕舉妄動,卻仍遭不測!

走過台南市民生綠園,想起見義勇為的湯德章律師,在這裡被處決,圍觀的民眾飲泣心碎!

走過嘉義火車站前,想起著名畫家陳澄波、三青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以及數名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 欽、柯麟等人,在這裡被槍決示眾!

還有太多的台灣社會精英,我不知道他們在哪裡遇害?陳屍何處?

例如從哥倫比亞大學回來的台灣本土金融先驅陳炘;省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李瑞峰兄弟;醫學博士施江南;《台灣新生報》總 經理阮朝日;《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編輯吳金鍊;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前新竹地檢處檢察官王育霖;省參議員兼制憲國大代表林連宗;抗 日運動社運家廖進平…等等。

我是否經常走過他們受難之處?我心痛如絞。他們如果能假以一個合理的國度,這些精英足可組一個堅強的內閣。他們無一人造反,卻遭殺害;但是,馬英九硬將這場屠殺說成「官逼民反」。

想起這些蒙冤受辱的精英,我淚眼朦朧。但是我們不可提,我們一提這些歷史,國民黨的郭素春者流就會罵我們「撕裂族群」;國民黨黨營電視台主播沈春華 就會質問我們「是不是要殺光外省人、殺光國民黨?」不過,如果比起吳伯雄,這位自己的二伯父(吳鴻麒,與乃父同卵雙生)遭國民黨殺害,不僅不曾替二二八家 屬伸冤講話,卻還能在國民黨陣營長期當官享俸,我就更不知道要說什麼了!

評張純如女士的《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

by 林思雲
  
  張純如女士的《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是一本引起不少「爭議」的暢銷書。最近張女士不幸去世,又引起人們對她這本書的討論。這裡小談幾點我個人對這本書的看法。
  
  首先我注意到張純如的語言問題。南京大屠殺是中國和日本之間發生的事情,所以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學者,應該懂得中文和日文這兩種語言,才能查閱第一手的 原始文件和資料。可是張純如不僅不懂日文,就是中文,她也不能讀懂中文資料,需要別人為她翻譯。試想,一個不懂中文和日文的外國人,來寫一本揭露發生在中 日兩國之間的「歷史真相」,卻無法閱讀中文和日文的原始文件和資料,不免讓人擔心。
  
  我還注意到張純如女士缺少必要的實地考察。張女士為了寫成《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於1995年7月到南京考察了25天左右,但並 沒有聽說張純如到日本考察採訪過。寫這樣一本揭露歷史真相的書,在中國只考察了25天,自然是嫌短了一些,但也還說得過去;而不到日本去實地調查,從對歷 史認真負責的態度上來看,未免有點說不過去。
  
  日本戰敗投降後,戰前的很多檔案資料都已經公開了,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人證物證應該可以找到一些。如果張女士來日本調查一番,應該會有不小的收 穫。有人說:日本右翼會阻撓南京大屠殺的調查。如果是那樣,那就更應該去日本了,親身體驗一下日本右翼是怎樣阻撓她對南京大屠殺的調查,把這些寫入書中, 豈不是更有說服力?
  
  也正是因為張純如沒有去日本實地考察,造成她的書中對日本的描述,出現很多「低級錯誤」,也就是作為一個「學者」不應該犯的基本錯誤。這裡分析一下張女士在《序言》中的幾段有關當代日本的敘述吧。
  
  張有關日本的敘述A:「日本恐怖的氣氛阻止了關於南京暴行的公開的和學術上的討論,進一步壓制著人們對事件真相的了解。在日本,如果表明自己對中日戰爭的真實看法,他可能會,也一直會受到失業的威脅,甚至生命威脅。」
  
  對於張的這段話,在日本生活過一段時間的人,都會明白她的這種說法毫無根據。第一,日本不存在什麼「恐怖的氣氛」,儘管不時有右翼人士示威遊 行,但這在民主和言論自由的國家是很正常的事,和「恐怖的氣氛」毫無關係;第二,我沒有聽說過有一個日本人,因為表明了自己對中日戰爭的真實看法,而遭到 失業的迫害。張女士本人也沒有例舉出一個實例,來證實確實有日本因為表達自己對中日戰爭的看法而遭到失業的迫害。
  
  張有關日本的敘述B:「在這種危險瀰漫的氣氛下,許多嚴謹的學者都不敢為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去日本查找檔案。的確,我在南京聽說,因為擔心遭遇不測,中國很少允許學者訪日。在此情形之下,對於外國人來說,要想接近日本關於南京暴行的檔案材料是十分困難的。」
  
  張女士的這段話,更有點「造謠」的嫌疑了。中國學者不敢到日本去查檔案,因為擔心遭遇不測,以至於「中國很少允許學者訪日」,這些話真像是「天方夜譚」的故事。就是中國人,恐怕也不會相信。
  
  張有關日本的敘述C:「在德國,如果教師在歷史課上刪去大屠殺部分,將是違法行為,而日本人在幾十年來一直把課本中南京大屠殺的材料有系統地清除得一乾二淨。他們從博物館拿走南京大屠殺的照片,銷毀原始的資料,從大眾文化中抹去任何關於大屠殺的痕跡。」
  
  張女士顯然從來沒有看過日本的課本。我親眼看過好幾種日本的中學課本,裡面都有關於「南京事件」或「南京大屠殺」的介紹。也正是因為日本的課本有這樣的內容,後來才有右翼提出要修改教科書。日本NHK拍攝的歷史系列片《20世紀的映像》,也提到了南京大屠殺的問題。
  
  張有關日本的敘述D:「甚至一些受尊敬的日本歷史教授也加入右翼勢力,進行他們認為是為國盡忠的工作:懷疑、詆毀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報導。」
  
  日本歷史教授進行「為國盡忠」的工作,真是讓人哭笑不得的描述。「懷疑」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報導,這是任何一個人的權力,為什麼譴責別人對一件事進行「懷疑」呢?
  
  張有關日本的敘述E:「本書無意評判日本人的性格特點,也不打算分析做出暴行的民族之基因構成。本書探尋的是為什麼文化的力量能把人變成惡魔,能撕去那層使人成其為人的社會約束的表皮,同時文化的力量也能加強這種約束力。」
  
  張女士說的「為什麼文化的力量能把人變成惡魔」,也就是說日本的文化把日本人變成惡魔吧。但是張女士在對日本文化或日本人作出這些評論以前, 最好到日本來實地看一看,實地考察一下日本的文化有什麼魔力,能夠把人變成惡魔。中國在文化大革時期,也出現過很多殘暴事件,比如女學生把老師活活打死, 還有吃人肉等,這也算是魔鬼的行為吧。如果外國人通過中國的這些事件,來論述中國文化把人變成惡魔,中國人恐怕也不會同意吧。
  
  張有關日本的敘述F:「為澄清真相,每一種嘗試都注意到日本人作為一個民族,是如何安排、培育和維護他們集體性的健忘症,甚至是在這一時期面 對其所做所為時完全賴帳。面對歷史,他們的回應不僅僅是在本應留下痛苦記錄的歷史書上留下空白。事實是,日本的學校教育中沒有關於日本軍隊在中日戰爭中最 醜惡方面的內容。與之相反,他們精心偽裝,編造神話,把日本發動戰爭的角色轉換為戰爭受害者的角色。在廣島和長崎爆炸的原子彈給日本人民帶來的恐怖幫助這 種神話去代替歷史。」
  
  張女士批評日本「精心偽裝,編造神話,把日本發動戰爭的角色轉換為戰爭受害者的角色」,可是卻沒有一個實例,用來證明日本怎樣「偽裝」,又編造出什麼樣的「神話」。在沒有日本編造「神話」具體證據的情況下,斷然進行這樣的批評,不應是一個負責任學者的行為。
  
  我上次說過,中國人擅長吵架,卻不太懂「辯論」和「說理」的技巧,動不動就要和人吵架。張女士這本書的基調似乎是一部為了與日本右翼進行「吵 架」的書,而不是一部為了與日本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右翼,進行「辯論」或「評理」的書。如果說張女士是中國的英雄,那就是中國的吵架英雄吧。
  
  我無意否認南京大屠殺,我很希望中國有人好好去研究一下南京大屠殺,但不贊成張純如女士這樣的感情用事的研究方法。

(January 4, 1938) EX-CHINESE OFFICERS AMONG U.S. REFUGEES

by VOLTES

先來看看當時1938/1/4美國紐約時報的一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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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nel and His Aides Admit Blaming the Japanese for Crimes in N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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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less to The New York Times.
SHANGHAI, Jan. 3. _ American professors remaining at Ginling College in Nanking
as foreign members of the Refugee Welfare Committee were seriously embarrassed to
discover that they had been harboring a deserted Chinese Army colonel and six of his
subordinate officers. The professors had, in fact, made the colonel second in authority at
the refugee camp. The officers, who had doffed their uniforms during the Chinese retreat
from Nanking, were discovered living in one of the college buildings: They confessed their
identity after Japanese Army searchers found ,they had hidden six rifles, five revolvers, a
dismounted machine gun and ammunition in the building. The ex-Chinese officers in the
presence of Ame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confessed looting in Nanking and also that one
night they dragged girls into the darkness and the next day blamed Japanese soldiers for the
atta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