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少滔：鴉片戰爭 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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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是滿清極權政府咎由自取

中國的國際關係歷史，早就應該更正、從頭寫過。

歷史書，不能隨便按着人家的編寫來看，會看壞腦的。尤其是牽涉到香港自身的歷史，更加不能盲目附和。

以下文字全部按照真實的材料編寫，與通用歷史書完全不一樣。對於一眾大中華膠以及各色「愛國」份子，如果發現自己一直活在謊言之中，因而需要排隊接受心理治療，請及揚聲。而對於港獨份子，可能會引起過度興奮，也請盡早求醫以免中風。

例如「中國」的書都是這麼寫：英國人因為賺不到中國的錢，於是要對華輸出鴉片來平衡貿易收支；其後看準了滿清政府的軍事落後，於是乘機生事，向中國發動戰爭，打開通商口岸，並割據香港這個不毛之地云云。

而按此「邏輯」，香港之所以在近在歷史發展之中獨立於中國，乃是中國人的恥辱，回歸中國才是雪恥的正當行為等等。

如此陳述，是愚民教育，理應推翻。

先來幾點事實說明，將以上陳述的邏輯踢爆。至於真實的歷史，另行討論：

1. 滿清的海軍力量在1842年是先進還是落後？

對於滿清海軍力量落後一說，乃是基於「事後孔明」的想法而來，與事實不符。這個是基於滿清政府於相關時間的實際軍事經驗來印證。

大家都有聽過「香港海盜張保仔」這個故事吧。不過這個不止是故事這麼簡單。大家更要看看滿清政府的官方記錄《清史稿》，以及沿海各縣市的記錄來分析。而這些事實在澳門和葡萄牙的官方記錄也可以互相印證。

話說張保仔原名張保，在投降滿清後，改名為張寶。歸順之後的張寶需要為滿清政府「肅清海疆」，最終升官到「福建閩安副將」。張保生年不詳，但肯定在1822年過世（妻兒最後移民澳門終老），這些都是有官方記錄的。而張保仔作為一個海盜，他的海戰經驗如何？

話說香港曾經發生過一場《大嶼山海戰》，地點就在今日赤鱲角海岸地方。張保仔當時指揮的海軍，總共有兵員四萬、戰船六百，火砲數千台。1810年，滿清海軍與澳門的葡萄牙海軍的「聯合艦隊」在大嶼山對開海面夾擊張保仔艦隊。雙方數百戰船雲集、激戰一日之後，張保仔不敵敗逃。這個畫面，應該比什麼加勒比海盜電影更有睇頭。

當時盤據海上的海盜其實不止張保仔一伙。當時有所謂「五色旗」海盜的說法張保仔領導的是「紅旗」海盜一伙。在大嶼山戰敗之後，由於張保仔的領導地位動搖而海盜之間出現了不和，張保仔最後只有向滿清政府投降，並且反過來負責替滿清政府「肅清海疆」。

而所謂「海盜」也者，歷史也有明確記載：張保仔等人，受到沿海漁民擁戴，認為他是「俠盜」。因為他只對途經的商船征收「行水」（亦即買路錢），但愛護平民，向鄉民購買糧食時，往往加倍給錢，並保證不滋擾貧民和漁戶、嚴禁部下在駐紮地區掠奪。

假如張保仔也只是「五色旗」海盜的其中一股，可以推算當時南中國海的貿易路徑之上，會收買路錢的中國海盜肯定人數不在十萬之下! 而所統領的戰船也不在千艘以下。而這些海盜後來不被張保仔打垮就是向滿清投誠。

因此在1822年張保仔過世的時候，南中國沿海的滿清海軍，理應已經有國際軍事合作的聯合艦隊協作經驗，更加收編了大量有豐富海上作戰經驗的前線人員，又豈能形容為「不懂海事」？

當中事故，稍後再詳加說明。

2. 1842年之前，滿清的鴉片貿易到底是怎樣情況？

都說「英國對華貿易難以平衡、因此只有販賣鴉片來圖利」。不過這個講法，似乎對英國佬過於「抬舉」了，因為鴉片進入中國的「消費市場」，比這個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獨家銷售」早了幾百年。

中國的官方記錄嘛，說得明白：鴉片是一種珍貴的藥品，花色豔麗，叫「阿芙蓉」。鴉片在唐宋間已從中亞進入中國，最初是作為藥品。鴉片作湯藥飲用，在唐宋時代的中國，似乎並不流行。李時珍《本草綱目》（明萬曆六年，約1578年出版），在「穀部」記載:「阿芙蓉前代罕聞，近方有用者，云是罌粟花之津液也。」。

阿芙蓉所製的藥膏又名「阿片」，正是日後「鴉片」一字的來源。這個說法更接近於歷史事實，大概直到明朝初年，鴉片作為助興藥品(party drug)，已開始流行民間。

而如果大家還未至於搞亂了歷史次順，中國的「大航海時代」算是「鄭和下西洋」的時間吧。明永樂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 28 年間，鄭和七次遠航，在南中國海、印度兩岸、波斯灣以及東非沿海，歷經當時三十幾個國家。而這些地區的「高檔消費品」，正正就包括了「鴉片煙」! 因此李時珍的醫學記錄，所謂「近方有用者」，相信可以在永樂皇帝的貢品清單裡面查核一下噢。而至於明朝萬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的記錄，據報也和鴉片有關，傳說他「如獲至寶」，日日關起門來在後宮和各色佳麗「吞雲吐霧」胡天胡帝云云。

因此中國人對於沉迷鴉片這種「西洋玩意」，早已不是新聞，又何來英國人「忽然」發現這個好東西的講法？而實在鴉片這種合法玩意，當年同時在歐美各國也大行其道，也又不見人家會發生甚麼「鴉片戰爭」呢吓? 而實在大英帝國直到1920年還沒有禁制鴉片嘛。

因此中英戰爭之所以說是由「鴉片」引起，其實也可以由任何其他商品引起。例如同樣都是當時貿易不平衡的還有「絲綢」和英國紡織品的糾紛，又為何不叫做「絲綢戰爭」呢吓？

其實「一字咁淺」，就是「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令到按自由市場原則與華貿易的國家（尤其是英國）基本上都不得不蝕本！

但中國不是一直都實行保護主義的。例如清代的海禁，主要是在未攻陷台灣的鄭明勢力之前的事。到了「平定台灣」之後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經已重新「通關」。按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出版的《欽定皇朝文献通考》其中卷三十三就「通關」一事是這樣引述康熙皇帝的《開海詔》：

今海內一統，宇寧謐，滿漢人民相同一體，令出洋貿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開海貿易。

換言之，滿清政府明知貿易對人民是有益無害的，因此只在戰爭狀態的情況下才進行海禁，一旦和平，則恢復正常海上貿易。因此開禁通關，實在對滿清政府而言，是利大於害才對。

而對於「閉關」的種種流弊，中國當時沿海省份的總督，都有不停上書直陳利害。可以看看《請開海禁疏》（見清《皇朝經世文編》第廿六卷）
猶記順治六七年間。彼時禁令未設。見市井貿易。咸有外國貨物。民間行使。多以外國銀錢。因而各省流行。所在皆有。自一禁海之後。而此等銀錢。絕跡不見一文。即此而言。是塞財源之明驗也。可知未禁之日。歲進若干之銀。既禁之後。歲減若干之利。揆此二十年來。所坐棄之金錢。不可以億萬計。真重可惜也。

而實在自從康熙恢復海上貿易之後，中國的國力從來沒有因此而衰弱起來，反而因為國濟貿易所帶動的經濟發展造就了「乾隆盛世」。
這些都是證明了《請開海禁疏》講得完全正確才對呀！而至於為何滿清政府反而在「通關」之後的整整一百年（乾隆廿二年 約1757年），才又再來「閉關」呢？

要推測他的動機可以先按下不表，但對於「中國當時的貿易伙伴」可見其狼狽情況！而尤其令到英國人氣憤的，並不是「一口通商」的限制，而是「等差有別」的限制。例如英國商人只可以在廣州（粵海關）通商，但中國的「附庸國」包括朝鮮、日本、琉球以及其他東南亞國家等等朝貢國，則可以在其他稅收較低的港口通商，包括：閩海關、浙海關、江海關，三地進行貿易。而中國本身的商船出海貿易更又全無限制。

可見乾隆廿二年的所謂「封關」，其實擺明是針對西方的自由貿易國，而對於「臣服」於天朝的「友好國家」，則仍然是自由貿易，而且可以在關稅較輕的港口進行通商。中國貨物出口，又更加是多多益善。

很明顯，英國佬和中國談判的動機，不是什麼貿易不平衡這麼簡單，而是「為何會有親疏有別」的貿易歧視行為! 因為乾隆的「海禁」，不止是限制通商這麼簡單，而是連外商的個人行踪、居住地方、聘用華工、交易內容、貨品種類等等….全都要管上! 以確保「不會佔了中國人的便宜」云云。英國佬在這種情況下進行貿易，不蝕本才怪。

由此可見，「鴉片」只是一個揹黑鍋的代罪羔羊而已，真正的理由是滿清政府的「貿易歧視」。

因此對於所謂「下跪事件」（乾隆五十八年，約1793年，英使求見乾隆要求通商，被迫要行三跪九叩之禮），可以有一個較為正確的了解：

乾隆皇帝實在是在利用中國當時雄霸全球的經濟實力，強迫外國成為「朝貢國」。因此對於肯接受中國式屈辱的國家，就放寬貿易條件，對於不肯三跪九叩的國家，則實行經濟打壓、確保你不能通過自由貿易來賺中國的錢！

古仔先講到這裡，尚有下回分解。

滿清政府的不平等貿易安排

上文講到鴉片戰爭是極權政府咎由自取，在還未分析「軍事力量」之前，先來說明一下，中國人的「不平等貿易」達到一個怎樣的程度，以及背後的種種官場貪腐行為所導至的結果。

確保貿易伙伴一定冇得賺的官商勾結

一個人即使如何貪心，也應該「有個譜」，假如貪心到一個程度，足以叫做殺雞取卵的話 (亦即趕絕)，這個人必死無疑。

上文講到：鴉片戰爭之前，雖然中國皇帝經已「皇恩浩蕩」地御准了重新開通國際海外貿易，但原來經過一百年的「外貿經驗」之後，雖然中國政府和人民受惠於自由貿易，但結果都總是有人財迷心竅，又來搞壟斷。這個搞壟斷的目的，除了搾取超正常利潤之外，別無其他理由。至於藉口嘛，當然多得很啦。

乾隆皇帝的手下個個都是貪官，這點應該絕無疑問。例如天下第一鉅貪「和珅」，在抄家之時，才發現此君家財竟然是「國庫收入的十倍」。而和珅作為乾隆皇帝身邊的大紅人，和「廣州十三行」的關係原來又是千絲萬縷。此事除了清廷的官方記錄外，也可以看看當年英國大使馬戛爾尼的記錄。

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 英國人為求結束通商限制，派出特使馬戛爾尼出使中國，為了「三跪九叩」的所謂禮儀問題糾纏了好一會，而從中斡旋的，正正就是和珅。而和珅之所以使出圓滑手腕打發了馬戛爾尼，既不得失英國人、又不得失乾隆皇帝，更加不能擾亂了既有的貿易安排，實際得益的又是誰人？ 廣州十三行嘛。

作為清廷的唯一外貿代表機構，廣州十三行壟斷了中國和西方的進出口貿易，這塊蛋糕又有什麼理由會讓英國人的「自由貿易」來「與虎謀皮」？

因此對於廣州十三行的情況，官方記錄也是這樣寫的：朝廷用兵，軍餉多由各省「攤派」，道光六年(1826年) 為新疆用兵征討張格爾作亂的軍餉，單是廣東就攤派130萬兩銀，其中60萬兩就由「十三行」承擔。

這種「官方提款機」的身份，其實除了「公款開支」之外，私底下的開支就更加「凌厲」了。廣州的「粵海關」被稱為「天子南庫」，皆因「稅收分兩份」，公開的一份是「關稅」，收入歸「戶部」，那是公款(當然還有正常稅收以外的各種苛捐雜稅名目多不勝數)；而真正大份的，是經由十三行另外協定收取的「關餘」，那是歸入「內務府」亦即皇帝的私人小金庫，那就可大可小了。大家可以明白和珅作為內務府的總管，到底與十三行是什麼關係了吧？

例如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成立之時，其所訂定之《行規》，正正就是爭取所有交易都必須經由商行代辦。但其實除了關稅、關餘之外，交易的「價差」才是十三行的真正利潤所在。乾隆二十二年 (1757年) 確立洋商只能經廣州交易並重申「商保」制度。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經廣東巡撫(又是和珅的馬仔) 奏請「……惟[洋商]帶來各物，令其各行商公同照時價銷售，所置回國貨物，亦令各行商公同照時定價代買……」亦即賣買必須經指定商行「代辦」。

可見在「朝中有人好辦事」的情況下，官商勾結的結果就是一步一步地收緊對外貿易的自由，確保交易必須經由指定的商行代辦。

而為了確保十三行的壟斷地位保持「溢價」，清廷一直都採取「限制出口」的措施，尤其是茶葉、絲綢、瓷器，規定必須由十三行處理。而限制出口的唯一後果，就是出口貨品價格保持高企。而十三行又作為唯一交易代理，可想而知利潤如何。

據史料記載，十三行當中的「怡和行」，其老闆伍秉鑒身家達到2600萬墨西哥銀元，伍氏當年位列「中國首富」第一名，而且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最大債權人！ 2007年《華爾街日報》登出一則「一千年來最富五十人」，當中伍秉鑒榜上有名。

這就是中國式官商勾結、貿易壟斷的利害。

而「鉅富」的背後，永遠有一個「鉅貪」。因此伍秉鑒與和珅，正好反映了清廷的真實國際貿易安排，一句話：貪污腐敗。

而真實情況是：中國官商勾結的安排，令到行商限量高價賣出茶葉、絲綢、瓷器，並且「只收白銀」、不收洋貨；而同時壓價收購鴉片。

因此出現了表面上的所謂「貿易不平衡」，就是大量鴉片向中國「平價傾銷」而中國反而沒有相應向西方增加出口茶葉、絲綢、瓷器等貨品 (一味限制出口和生產，工業不萎縮才怪)。但白銀就不停「往外輸出」，不過倒過頭來《東印度公司》竟然仍要欠下伍秉鑒一屁股的債！

假如真的是洋鬼子賺盡了中國的白銀，怎麼《東印度公司》會欠伍秉鑒的債、而不是伍秉鑒欠下鬼子佬的債？

白銀其實都落到誰人的口袋裡去？ 怎樣不去計算一下貪官與紅頂商人的身家？ 而商人又只是官員的「代理人」而已，那麼真正「發財」的又是什麼人？ 那個才是「貿易不平衡」的「平衡點」吧？

因此鬼佬講得沒錯：權力帶來腐化；而絕對的權力，只會帶來絕對的腐化。

至於鴉片貿易情況，以下說明。

鴉片問題，其實又是中國官商勾結的結果

都說是英國佬為了「平衡收支」才來大賣鴉片。但明白了上述的中國式貿易限制之後，即使英國佬想賣鴉片，如果不是由中國的官商勾結來同謀合污，又可以賣得成個屁？

早就已經有記錄伍秉鑒涉及走私鴉片。據記載：伍秉鑒包庇外商走私鴉片，曾遭到林則徐多次訓斥。1817年，一艘由《怡和行》擔保的美國商船被官府查獲走私鴉片，伍秉鑒被迫交出罰銀16萬兩。

另可見《粵海關志》第十八卷《禁令》篇記載：

……頻年以來，未見洋商稟辦 (申報查禁鴉片)…伍敦元(伍秉鑒別名)係總商居首之人……今與眾商同徇隱，殊為可惡。….粵海關之包稅洋船一到，即有包攬上稅者，將煙雇載漁船先行寄頓，然後查船…且聞鴉片數換不賣，獨海巡兵丁，不惜減價賣給，居心尤為可惡……

譯文大意：鴉片進口是需要查禁的，但伍秉鑒作為商行首領，與眾行商一同隱瞞進口鴉片情況。至於粵海關的所謂「海巡」，洋船一到港，立即就有「代為報稅」的代辦安排用漁船先將鴉片載走私藏，之後才有海巡上船「檢查」！ 而鴉片在市場上是「數換不賣」亦即多番轉手才會真正善價而沽的好東西，「居然」商行會「不惜減價」來賣給海巡的兵丁！

如此說明，鴉片的交易，其實是行商與海巡的官商勾結。所謂「洋商」，極其量「只賺了水腳」而已。所謂「白銀流出」，很明顯不是流到洋商的口袋去，而是流到「官商勾結」的小金庫。

要「欣賞」當年洋人如何形容中國的鴉片貿易的「公開走私」情況，可以看看書：Opium War, 1840-1842: Barbarians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War by Which They Forced Her Gates, Peter Ward Fay (Feb 18, 1998)

例如「出了什麼事」，行商和貪官就會隨便找個洋人出來「祭旗」，或者殺幾個苦力交差，通常充公「私煙」了事。而實則「私煙」只是充公到貪官的口袋而已，至於洋人受了什麼委屈，那就不關官老爺的事，所謂「商保」的行商，也只會死口抵賴不知道貨船上有「私煙」！

書中對於中國商人和官員如何「拼力保護鴉片貿易」搜集了大量材料，說明中國的鴉片情況，根本就是官商勾結大發走私財。鬼佬冒死來華貿易(這裡又接上先前提到的海盜問題了)，結果什麼東西中國商行那邊也不要，總之指定高價要你限量買茶葉，而且不能以物易物，只收白銀。要交出白銀很簡單，請拿鴉片來換就是。

至於海盜故事和鴉片戰爭又有何關係？ 下回分解。

中英開戰其實是林則徐等庸官誤國

都說林則除是什麼民族大英雄，因為力主禁絕鴉片煙患云云。假如事情真是這樣簡單就好囉。實情是「蝦碌連場」，慘不忍睹。

先前兩篇文章，引述中外正式歷史文獻，經已清楚說明：鴉片之所謂為害，全部是中國「國情」所致：是朝中有鉅貪、而朝外有鉅富，互為官商勾結，以「不平等貿易保護措施」，令致中國的國際貿易出現像癌症一樣的腐敗情況。因而中國的工商業不能發展起來，同時迫使「洋人」只能因應「中國」的不平等安排而發展出畸形的鴉片貿易來圖利。

至於「戰爭」的直接導火線，與其說是「林則徐大力禁煙」，倒不如講清楚是林則徐亂搞一通，將鴉片貿易的所有責任推卸由洋人單方面承擔，才會激起國際軍事衝突。

而更要命的是：林則徐根本完全不懂軍事、又並無任何處理國際事務的概念、更加是中國海防力量破壞盡 殆的始作俑者。這些直接導致中國「被攻陷」的責任，絕對不是一句「很愛國」就可以一筆勾銷的歷史事實。

先講清楚林則除之「做官水平」如何

假如有看過《清史稿》有關林則徐背景的官方記錄，大家肯定會留意得到：林於嘉慶十六年(1811年) 成為「進士」，而他的的「官運亨通」，完全在於「水利工程」的執行工作，到處可以「省錢若干」之類，與任何軍事任務完全沒有沾過半點邊。

而他對於「經濟管理」的經驗也只是以湖廣總督 (管理湖南湖北兩省)身份略為管過「私鹽」問題。但實在也只是「專嚴緝私之禁」，而同時對於整頓市場並無成效。初到任之時，其中一招竟然是「以減價敵私」，而史稿記為「無成效」，撞了大板才來「嚴禁」。詳見於《清史稿》列傳一百五十六篇。

至於「忽然勇武」而自動請纓去打鴉片，也不是他本來的意思。也可見於同篇《清史稿》。實情是：

道光十八年(1838年)，鴻臚寺卿黃爵滋請禁鴉片煙，下中外大臣議。則徐請用重典，言：「此禍不除，十年之后，不惟無可籌之餉，且無可用之兵。」宣宗深韙之，命入覲，召對十九次。授欽差大臣，赴廣東查辦……

可見林則徐是在鴻臚寺卿黃爵滋啟動了「廷議」之後，皇帝交代大臣商議，在大家也沒有什麼東西上奏的情況下 (相信以鉅富的關係打通好人脈，誰人也不會拿自己的油水過不去)，由他極力「出位」而得以「入覲」面聖十九次，之後獲委任為「欽差大臣」赴廣東查辦。

而查鴻臚寺卿官職，只是正四品的「禮儀官」，屬禮部人員。幹啥會在皇帝早朝時候由禮部的四品官喊出「請禁鴉片」？ 而居然不是由「各省總督」理應是「主政」的一眾老兄出來「上疏力陳利害」？ 而面聖之後，除了「湖廣總督」一職，林還要另外加個「欽差大臣」名堂才又來「赴廣東查辦」？ 而又不是請皇帝責成兩廣總督來處理？

原來當時在廣東一地，由「兩廣總督」鄧廷楨主事，而鄧廷楨同樣是文官出身，經已在亂搞一通。

《清史稿》記鄧在道光十五年 (1835年) 出任兩廣總督。道光十六年(1836年)，太常寺少卿許乃濟上疏《鴉片例禁愈嚴流弊愈大 亟請變通辦理折》，呼籲朝庭「解禁」鴉片，認為「仍用舊例，准令夷商將鴉片照藥材納稅，入關交行後，只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

這個絕招基本上和林則徐「以減價敵私」的應付私鹽政策異曲同工而已。許乃濟更進而建議「內地得隨處種植……內地之種日多，夷人之利日減，迨至無利可牟，外洋之來者不禁而絕」。針對的根本不是禁煙，而是禁止鬼佬再賺中國的銀兩！

看罷這個邏輯，其實和林則徐在湖廣總督上任之初，同樣打算採取開放市場，以作「打擊私鹽」的措施！ 那當然，林則徐是在「無成效」的情況下，才來一個180度大轉身，改為「嚴打」。

之不過：私鹽問題只是中國內陸的內政問題，並不涉及國際外商、更加是「日常基本生活必需品」，而不是「高增值經濟作物」。而且上文經已講過，鴉片貿易的背後真正成因，是「朝中有鉅貪、朝外有鉅富」的官商勾結體制所造成。而皇帝的邏輯，竟又是以「親疏有別」來處理不肯三跪九叩的西洋各國，於是乎權臣才又有機可乘，搞出一套以管理為名、壟斷為實，方便鑽營收規的不平等貿易政策出來。這種千絲萬縷，又與私鹽問題有天壤之別，豈可隨便混為一談？

而居然兩位「封疆大吏」只就看着「收」與「放」的簡單措施，在處理鴉片的問題上徘徊，完全沒有打算觸及問題的「官商勾結、不平等貿易」等體制性重心，結果就當然解決不了任何問題，那又如何不能以一句「庸臣」來稱呼？

話說道光皇帝在收到許的奏摺後兩天，即轉給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祁貢以及粵海關監督文祥等「議復」。九月，鄧廷楨等在復奏中表示：完全讚同許乃濟的主張「盡快解禁」，並擬定了實行的章程九條。

這位鄧總督的辦事效率真不可謂不快。不過有一樣東西比這個更快，那就是他「看風駛裡」的速度。

話說在道光皇帝事後又掉轉槍頭、聽從林則徐意見實施「禁煙」政策之後，林則徐大搖大擺在1839年春天以「欽差大臣」身份，騎在鄧的頭上一級、踩入廣州上任，鄧總督又忽然「良心發現」起來，即時「全面配合林則徐的禁煙工作 」。果然是一個「好官」，掟彎快如閃電：全面緊貼中央政策！

於是各國販商在這種有如走馬燈一般的「中央政策」之下，又可以如何自處？ 於是上文就提到《粵海關志》裡面有這個記載：洋人最後將鴉片屯積在「躉船」之上。何解？ 因為廣州十三行一概不認是「很愛國」的中國人「私藏鴉片」，於是買賣方式改為以小艇「接駁」交收。洋人將鴉片放在躉船、不能上岸存倉。而洋人或買辦收到商行的「柯打」之後，按照商行交來的付款單，將鴉片卸落小艇由商行的水腳運走。正所謂「貨銀兩訖」。於是「各取所需」。看似天下太平，其實又是不平等貿易的安排，讓所有存貨風險由洋人承擔而已。

後事如何？ 《清史稿》這樣寫：

……嚴申禁令，捕拏煙犯，洋商查頓先避回國…檄諭英國領事義律查繳煙土，驅逐躉船，呈出煙土二萬餘箱。[林]親蒞虎門驗收，焚於海濱，四十餘日始盡。[後]請定洋商夾帶鴉片罪名，依化外有犯之例，人即正法，貨物入官……

這個就是「虎門銷煙」的正式記錄：充公的貨物，全部是在洋人的「躉船」上檢獲，受到「法辦」的都是洋人。中國商人，一點後果都沒有。

難道鬼佬真的會舉手投降乎。反正清廷說的話不知什麼時候那一句是真、那一句是假。而林則徐就點起戰事火把一事，推委為「夷情詭譎」，現代人話譯為「真係估佢唔到」：英國佬居然急 call 老家派兵「護僑」和索償。戰爭漫延到廣州以外，洋兵水師一路沿海岸向北挺進。反了！

這個時候，林則徐固之然管不到「兩廣」以外的事，欽差大臣的銜頭又如何？ 火頭燒大了，只好硬着頭皮，立即寫報告給皇帝「解釋」。《清史稿》這樣寫：

則徐上疏自請治罪……略曰：「英夷所憾在粵而滋擾於浙……抑知夷情無厭，得步進步，威不能克，患無已時。他國紛紛效尤，不可不慮。」

因請戴罪赴浙，隨營自效。七月，義律至天津，投書總督琦善，言廣東燒煙之釁，起自則徐及鄧廷楨二人：索價不與，又遭詬逐，故越境呈訴。琦善據以上聞，上意始動。

用人話翻譯：

爆了大鑊，林則徐就向皇帝「上疏請罪」，因為真係「估佢唔到」：鬼子佬「得寸進尺」由廣東一路打到上浙江、之後還要北上天津。而英國佬作反之後，「他國紛紛效尤」，因而請准去浙江和鬼佬「再打過」。而實在英國佬義律直奔天津，向直隸總督琦善「越境投訴」，琦善據實上報，「上意始動」。皇帝心思又再掟多一次彎。

一宗禁煙事件搞到天下大亂，原來「湖廣林總督」看準「兩廣鄧總督」辦事不力，於是乘勢自請出任欽差大臣騎在兩廣總督頭上強行「銷煙」。兩廣總督發覺原來皇帝前言不對後語，自己「又估佢唔到」諗乜鬼，於是反過頭來即刻由「開放」反口變成「禁制」，兩人在廣東不分清紅皂白胡亂捉人奪貨，但就是對官商勾結的事全不管束。結果迫狗跳牆，搞到鬼佬發晒癲，反手還拖！ 火頭向外燒到兩江總督的地盤上來，然後又燒到直隸總督天津地盤那裡去。

而直隸總督琦善是蒙古入籍滿州的正黃旗人，本來也在天津「嚴辦禁煙」，竟然又掉轉槍頭「以和為貴」，先奏請皇帝把幾個漢人總督「革職查辦」以治辦事不力。接替林則徐「兼任兩廣總督」之後，到現場視察之下才發現真的打不過英國佬。於是「私下議和」，與義律約訂《穿鼻草約》： 同意割讓香港，賠款六百萬銀元。

皇帝本來授權琦善「全權處理」的嘛，後才發現原來變成顏面全無之下，居然又反口自稱「被蒙在鼓裡」，後以「琦善擅自割讓香港」為奇恥大辱，令「鎖拿解京問罪，革職鎖拿，查抄家產」！

《清史稿》說：旋即又重新任命林則除「搞番掂佢」：

[帝]復命備戰。二十一年春(1841年)，予則徐四品卿銜，赴浙江鎮海協防。」 那又能解決什麼問題呢？ 下文是「五月….詔斥則徐在粵不能德威并用，褫卿銜，遣戍伊犁。

原來又是一句「無成效」。只是前後不到三個月的功夫，可見林則徐真正做到「亂晒大籠」。

鬼佬之所以敢於欺侮中國政府，難道真的恃住「船堅砲利」嗎？而是看清楚在一個極權政府之下，一眾所謂「封疆大吏」，只能用一句「亂晒大籠」來形容。

相信當時即使中國有原子彈，都只會「誤炸自己」而已。此之所謂「紙老虎」，何足懼哉！

林則徐與中國海防力量消失之謎

講了林則徐這些「庸官誤國」的材料，相信各位仍會「條氣唔順」，因為「總之禁煙就是民族英雄」。

好，再講「誰人令到中國海防真空」。

先前也講到，在1810年滿清政府平定張保仔一眾海盜之時，中國海軍其實是連同葡萄牙的艦隊協同作戰；《大嶼山海戰》的規模有過千艘戰船參與。而事後張保仔投誠，又收編了數萬名富有海戰經驗的前線人員。最後更加成功平定了十萬以上的南中國海海盜集團。又試問中國海防力量應該是什麼水平？

那麼為什麼中國的海防力量在1840年鴉片戰爭時，會像白痴一樣？

《清史稿》是這樣寫的：

[林則徐]嘉慶十六年 (1811年)進士…歷典江西、雲南鄉試，分校會試。遷御史，疏論福建閩安副將張寶以海盜投誠，宜示裁抑，以防驕蹇，被嘉納。

林則徐是「正途科舉出身」。而考試成功之後，正式入職身份是「御史」。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江南道御史。那可不是實職、是屬「都察院」專司檢舉彈劾。

做閒官而要「出位」的話，作為「檢舉主任」，那就最好是「找人碴子」。而這位「民族英雄」做官第一個想到的「碴子」，原來正正就是本文第一章所提及的「張寶」，亦即「張保仔」。

張保仔所犯何事？ 原來就是他「出身不好」：不是科舉出身的，而是海盜，居然也要做起官來？ 於是「宜示裁抑，以防驕蹇」。即是說：雖無過失，不過由於是海盜出身，以投誠來做官，「適宜」修理一下，「以防」真的出現「驕蹇」的情況。什麼叫做「驕蹇」？ 即是「傲慢不順從」的意思。不是「真的傲慢不順從」而是「防止出現傲慢不順從」的可能性。

這個夠「莫須有」了吧？ 簡直和「過橋抽板」一樣。

須記得，張保仔真的是通過談判來「投誠」。而之後真的交足功課，替滿清政府掃平南中國海的海盜。但原來最終只是被授予「副將」之職，而且只是福建省的閩安地方而已。簡直芝麻綠豆到不得了。

未投誠之前，張保仔統領兵員數萬、戰船數百、火砲數千，盤據在香港。真是皇帝老子也不用「俾面」。而且打劫的又是「洋人」，洋槍洋砲也不放在眼內。只是在清軍串同葡萄牙艦隊埋伏夾擊之下才被不幸打敗。 (咦？ 葡萄牙人不是割據中國土地、罪該萬死的殖民主義者、兼且是鴉片主要供應國之一嗎？)。

因此所謂張保仔「有可能傲慢不順從」，簡直劃公仔不用劃出腸也。但好歹這位「改邪歸正」的海盜也是交足功課，又與科舉出身的官員又何仇之有？

大家也不要忘記了：清朝的官是什麼德性，而鴉片經濟又是如何形成的。

記載張保仔「只對途經的商船征收「行水」(亦即買路錢)，但愛護平民，向鄉民購買糧食時，往往加倍給錢，並保證不滋擾貧民和漁戶、嚴禁部下在駐紮地區掠奪。」

以他老哥這副德性，做得成滿清的官嗎？ 而他從前「收片」的對象是什麼人？ 「商船」也。而當時在南中國海經香港往廣州的船是做什麼生意的呀？ 鴉片生意。

因此張保仔之所謂「信唔過」，正正就是他本來就是羅賓漢的德性，況且是愛護平民百姓那一種，而先前又是專門對付貪官的米飯班主「鴉片煙商」們。試問他要是真的做起官來，日子可以怎樣過？ 而即使忍氣吞聲只做好份內事，原來還有一位「民族英雄」會來找碴子，以替自己「省靚招牌」，參你一本「總之就係信唔過」。

最後如何？ 就是張保仔在1822年鬱鬱而終，妻兒要離開福建「避走澳門」，那個原本是死敵葡萄牙人的殖民地，以求免於中國官員的繼續「秋後算帳」。

而張保仔也如此下場，其他跟隨他「投誠」的人命運又會如何？很明顯，都清算掉了。

因此只需要一個世代不到，二十年就夠了。中國海防力量基本上是「真空」。不是本來就是真空，而是有本事而又肯辦事的人，根本上都已經「被真空」掉。而動手清算海防人員的，正正就是「很愛國」的林則徐。

因此李嘉誠的金句又響起來了：有本事的人不肯做，沒本事的人爭着做。

看來張保仔的真正死因也是如此。再加上他的地盤在香港，「正一香港仔」，兼且又不「愛國」。抵死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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