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31日 星期三

王怡:如何識別一個專制政權

by 王怡:如何識別一個專制政權


近半個世紀以來,識別一個專制政權變得越發困難。沒有人會承認自己專制,連金正日都不會。像毛澤東那樣直 說自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的、剛硬的專制主義者已經絕跡了。領袖披上各種現代或後現代的LOGO,紛紛偽稱是「羊的門」,要羊們為它捨命。它們用自己的生日 為國庫設置密碼,卻宣稱自己是共和國。他們一生最大的恐懼就是在投票中拿不到足夠的多數(林彪評價毛澤東),但還是硬著頭皮在荷槍實彈的護衛下,召開議 會。它們派出解放軍戰士到大禮堂佔位子,卻有臉說那是人民代表大會。它們在憲法中排列出唯恐比別人少的人權條款,也學會了打高爾夫、彈夏威夷吉他或在電視 鏡頭前哽咽。

這一切對羔羊們的智力與靈性,構成了挑戰。以致許多人患上專制創傷後遺症,對真正的信仰滿懷恐懼。我們被別人頂替慣了,代表慣了,叫喚慣了。我們 聽到在上者一句哽咽的話,就忍不住要哽咽一輩子。人家忙著數錢,忘了抬頭看我們的時候,我們稱之為自由化。人家躲在背後不吭聲的時候,我們以為政治民主就 快臨盆了。我們就像朝三暮四的猴子,對專制主義花樣翻新的行為、裝置和髮型,都還沒來得及養成條件反射。於是大家喋喋不休,試著為各種專制政權的異形命 名。哈維爾觀察捷克的意識形態衰微,說是「後極權社會」,余世存體會當代的政治緊縮,稱為「次法西斯時代」。林茲承認西班牙模式有限的政治多元,提出「威 權體制」,後人蕭功秦便以「新威權主義」為今上命名。另有人稱「江山制」云云,稱「集體世襲制」爾爾。也有稱「後黨國時代」,稱「寡頭政體」的,不一而 足。

為今日的專制政權命名,實在是「名可名,非常名」。但識別一個專制政權還是簡單得多。我們有血有肉,主要靠常識。我們知道生活中到底哪些看得見的 事物讓我們堵得慌,讓我們明知受損害和受凌辱,卻知道這種損害無法被法律量化,被人民看見。因為法律女神蒙上了另一隻眼。但靠著常識,你可以省略那些政治 話語的噱頭,刪掉中央電視台的唾液和乾燥的激情。也清空一堆一堆的統計數據。僅僅根據我試圖闡述的這個《如何識別一個專制政權》1.0版,為自己身處的時 代打分:

01
專制主義國家的軍隊一定要操正步。步子操得越正,步距越長,大腿和小腿成一直線,就越傾向於專制。越是民主國家的軍隊,步距越短,大腿是大腿,小腿是小腿,下操的姿勢一般會讓專制國家長大的孩子笑掉大牙。本條分值根據操正步的拉風程度,為1-5點。

02
只有專制主義國家,才有宣傳部。國民黨的中宣部長毛澤東是歷史上最著名的宣傳部長。納粹德國的戈培爾博士是歷史上最成功的宣傳部長,他說,謊言重 複一千遍就是真理。所以他的妻子親手毒殺了6個子女,因為她說「沒有國家社會主義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中共的宣傳部長朱厚澤是歷史上最失敗的宣傳部長, 因為已有異議人士提議他擔任未來民主共和國的總統。

焦國標說,誰最左誰當宣傳部長。根據裝瘋賣左的程度,本條分值5—10分。

03
只有專制國家,中小學生每天在學校裡做集體廣播體操。
根據體操姿勢的醜陋程度,本條分值2-5分。

04
只有專制國家,要求未成年人宣誓加入政治團夥。未成年人缺乏行為能力,無論他們同意與否,與之發生性關係在刑法上都是強姦。未成年人也缺乏宣誓的 能力,要求他們宣誓加入政治團夥,又算作什麼呢。這是一種比對身體的凌辱更無恥的強姦行為。本條分值視被誘逼宣誓者的最低年齡,為5-10分。年齡越小, 分值越大。

05
只有專制國家,才有全國統一高考。
根據統一的程度,分值2-5分。

06
只有專制國家的軍隊才設有元帥。因為元帥就是元首的意思。元首之外有元帥,意味著文官之上有軍人。一個國家活著的元帥越多,就越專制。偉大的法蘭西只有當它的元帥死光之後,才算得上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根據存活元帥的多寡,本條分值2-5分。

07
只有專制國家,政府在和平時期舉行閱兵式。專制國家的軍隊歷史,比政權的歷史長。因為這是「槍桿子底下出政權」的國家邏輯。在民主國家,軍隊的歷 史就是政權的歷史,政權的生日就是軍隊的生日。在民主國家,軍隊不會恬不知恥地紀念它自己的生日。更不會恬不知恥的炫耀自己的把柄,說那玩意比文官政府的 還長。
根據軍隊早於國家的歷史,和自我炫耀的程度,本條分值5—10分。

08
只有在專制國家,生孩子需要政府批准。也只有在專制國家,把死去的親人埋在土裡安葬,要向政府繳錢。一生一死,被政府敲詐兩次。
根據你生如夏花之燦爛,死如秋葉之靜美,本條分值5-10分。

09
在專制國家,政府和立法總是為著限制老百姓,不是為著服務老百姓。所以政府與法律的名稱通常具有自我否定的辯證關係。如教育部就是「不教育部」 (不實行義務教育部),新聞出版總署就是「不准新聞出版總署」,宗教事務局就是「反對宗教事務局」。公安部就是「令公眾不安部」,國安部就是「製造國家不 安全部」。而《遊行示威法》的意思就是《不准遊行示威法》,《工會法》的意思就是《禁止成立工會法》。
依此類推,根據辯證色彩的強弱,本條分值5-10分。

10
只有專制國家,才有戶籍制度。只有在專制國家,公民不能自由遷徙。不能隨便去另一個地方工作,不能隨便去另一個地方生育,也不能隨便去另一個地方旅遊。根據中國的《不准遊行示威法》,公民甚至不能離開自己的戶口所在地,去異地參加遊行示威。
同樣道理。所謂「港澳自由行」就是港澳不自由行。所謂「暫住證」就是不准暫住證。
根據你想去某地的飢渴程度,本條分值2-5分。

11
在民主國家,警察和將軍是兩個行當。在專制國家,有一種警察叫少將警察或中將警察。民主國家的軍隊,主要對付外敵,所以軍區與地方政權的區劃一定不一致。專制國家的軍隊主要用來對付人民,所以軍區和行政區劃一定是嚴格一致的。軍區與省區一致,意味著軍隊就等於內務部隊。
根據軍區與行政區劃的一致程度,本條分值5-10分。

12
專制國家用死刑來論證合法性,民主國家用赦免來體現合法性。越專制的國家,死刑越多。根據下面三個論衡標準,本條分值5-10分:
一、越專制的國家,越缺乏赦免制度。50年內沒有赦免過一個刑事犯的,可稱為極權國家。20年內沒有赦免過一個犯人的,可稱為後極權主義國家。
二、宣判死刑,和執行死刑之間的間隔,拖得越長的國家越民主。等得越短的越專制。1周至半年以內執行死刑的,屬於轉型國家。1周以內執行的,基本 上還處在專制時代。反人類的薩達姆從判決到執行,耽誤了4天。殺人犯邱興華,上午9:41分讀完判決書,10:10槍決完畢,誤工不超過半小時,堪稱專制 主義的一次急性發作。
三、只有專制國家,傾向於用殺人保護財產。財產犯罪上適用死刑越多的國家,就越專制。如根據中國的刑法,你敢殺大熊貓,政府就敢殺你。

13
只有專制國家的憲法,把勞動視為公民的義務。只有專制國家的憲法,認為公民沒有罷工的權利。
本條分值2-5分。

14
民主國家的駐外使館,大多都沒有圍牆。專制國家的駐外使館,一定有圍牆。如在堪培拉,你只能找到兩個有鋼筋混泥土圍牆的地方,一是澳大利亞的總理府,二是中國的大使館。
根據駐外使館的圍牆及建築材料的情況,本條分值2-5分。

15
除了軍隊以外,一個機構人越多就越不重要。所以專制國家的特點是議會規模巨大。麥迪遜說,國家無論大小,議會也不應超過500人左右,否則就不可 能有真正的討論。如果達到3000人,裡面只可能是一群流氓。500人是民主國家,500到1000之間,是比較民主的國家。專制國家的議會通常超過 1000人以上。超出越多就越專制,本條分值5-10分。

16
專制國家喜歡蒐集人民的隱私,對你的性別、身高、籍貫、種族、信仰或政治面貌,離異還是單身、祖宗三代有沒有關管殺、是否攜帶乙肝病毒,以及雙乳 是否對稱都特別感興趣。根據你在各種表格上,必須向政府交待的上述事項的多少,超過3項的,屬於疑似專制國家,超過5項的,基本可以確診。本條分值2-5 分。

17
通常在專制國家,法官的穿著像警察,警察的穿著像保安。觀察這三種職業的制服,差異越大越民主,越難以區分的越專制,本條分值2-5分。

18
民主國家由文官擔任國防部長,專制國家由軍人擔任國防部長。
根據國防部長的軍銜高低,越高越專制,本條分值2-5分。

19
凡是民主國家的憲法,裡面都找不到一個人名。凡是專制國家的憲法,裡面一定會有人名。出現一個人名的,是極權國家,出現兩個人名的,是後極權主義國家。出現三個以上人名的,是快要垮台的專制國家。本條分值5-10分。

20
只有在專制國家,國家元首和最高統帥是兩個分開的職位。只有在專制國家,最高統帥的職位,沒有任期限制。本條合併計算,分值5-10分。

21
在民主國家,政府給妓女發放避孕套。在專制國家,政府給公務員發放避孕套。
根據避孕套質量和被截留的情況,本條分值2-5分。

22
民主國家的城市,街道基本上都是彎的。專制國家的街道,基本上都是直的。在民主國家,發現兩個城市有相同的街名,是一件有趣的事。在專制國家,發 現任意兩個城市,都能找到至少一個相同的街名,是一件恐怖的事。凡相同街名超過3個的,屬於比較專制。根據你所在城市,彎曲的街道變得越來越少的程度,以 及同一街名的多寡,本條分值2-5分。

23
民主國家的鈔票上,印兩個以上人的肖像。專制國家的鈔票上,只印一個人的肖像。君王國家的鈔票上,通常只印一個活人的肖像。專制國家的鈔票上,通常只印一個死人的肖像。
本條分值2-5分。

24
只有在專制國家,網上播放DV作品需要政府批准。凡是專制國家,至少有一部國際獲獎的電影禁止公映。根據不批准和不公映的影片數量,本條分值2-5分。

25
凡是專制國家,至少有一個諾貝爾文學獎或和平獎的得主被關押,或在外流亡。如中國有高行健和達賴喇嘛,緬甸有昂山素季。根據流亡或被關押的得主人數,本條分值5-10分。

26
只有專制國家,才給一部分詩人和小說家發固定工資。只有在專制國家,作家掙不到稿費的時候,決定上街乞討。
根據領工資的和上街乞討的作家人數,本條分值2-5分。

27
在民主國家,一切無主的遺失物、拋棄物和埋藏物,都歸拾得者所有。在專制國家,一切無主財物都歸國家所有。《聖經》中的律法說,收穫時不要「割盡 田角」,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禮記》中也說,「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但在專制國家,你敢留在田裡不要的,法律 上就屬於國家。
根據被國家搶走的財產多少,本條分值2-10分。

27
凡是首都的中心廣場,能容納10萬人以下的,多為古典的民主國家,容納量在10萬到100萬之間的,多為現代民主國家。容量一旦超過100萬,多半是法西斯登堂入室的信號。根據超出量,本條分值2-5分。

28
在專制國家,是人一輩子至少要寫3回檢討書,或3份以上政治思想彙報。根據你已寫的和可預期的寫作配額,本條分值2-10分。


請注意,本文是一個免費的和共享的個人測試版。歡迎個人用戶提供意見,有助於作者推出2.0、3.0、XP等更高版本。未經作者許可,嚴禁政府、 政黨、社團及一切官方機構下載使用。18歲以下未成年人瀏覽此版本,應有家長陪同。共產黨員使用此版本,應由上級黨組織提供輔導。

請親自測試,得出「專制政權王氏指數」,此版本的總分值210分。建議每半年做一次,建議在結婚、生育、入黨、退黨、擇業等人生重大決策前做一次。強烈建議在投資超過30萬人民幣的項目之前做一次。

如果指數在20點以下,你睡覺時又覺得熱,可以不關門。

如果指數在50點以下,關門之後可以放心睡覺,注意慎言慎行,有空讀讀於丹的《論語》心得,提高自身修養。

如果指數超過70點,建議對個人生活重新擬定計劃,反思子女的教育問題。最好在外資保險公司買有保險,將金融資產轉移為外匯。建議有勇氣的人士起 而行道,為妻兒老小計,努力推動社會改良。沒有條件的,也可效仿部分體制內官員,將資產和妻兒逐步移往與本國沒有簽署引渡條款的國家。

如果指數超過100點,建議以最快的速度關閉電腦,準備移民。

如果指數達到150點,請退掉國際航班。這就是你的國家,這就是你的世代。請鐵下心來,背起你的十字架,與哀哭的人同哭,與受捆綁的人同捆綁吧。

如果指數達到200點,「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吧。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因為你若失去了盼望,識別一個專制政權就失去了意義,作者這個測試版當然也就徹底失去了市場。

(在本測試版影響下的個人抉擇,作者一概不負法律責任。因此特別提示:專制有害健康,測試亦有風險,使用請慎重。)

2007-1-18於成都大學
「如何識別專制政權」自費課題組

2007年1月22日 星期一

歐盟對中國新策略與台灣相關部份

by blackbox 2006/10/26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在10月25日提出一項新策略,作為推動與中國關係的依據及指導方針。此新策略名為:「歐盟-中國:更緊密的夥伴、更多的責任」 (EU-China: Closer partners, growing responsibilities)。

此策略已在10月26日被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通過採用。

這份策略所包含的內容廣泛(英文版有12頁),僅將提及台灣部份,草譯並摘錄如下。

台灣: 維持(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與歐盟有極大的利害關係。根據歐盟的一個中國政策基礎,以及區域的戰略平衡,歐盟應持續主動關心、使兩岸瞭解其觀點。(相關)政策應照顧到歐盟的以下立場:

‧反對任何導致單方改變現狀的舉措;
‧強烈反對使用武力;
‧鼓勵務實的問題解決以及互信的建立;
‧支持各方之間的對話;
‧維持和台灣的強大經貿關係。

Taiwan. The EU has a significant stake in the maintenance of cross-straits peace and stability. On the basis of its One China Policy, and taking account of the strategic balance in the region, the EU should continue to take an active interest, and to make its views known to both sides. Policy should take account of the EU's:

‧Opposition to any measure which would amount to a unilateral change of the status quo;
‧Strong opposition to the use of force;
‧Encouragement for pragmatic solutions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Support for dialogue between all parties; and
‧Continuing strong economic and trade links with Taiwan.


另外,在對中國的武器禁運問題上,也提及台灣海峽的關係。

武器禁運: 武器禁運的緣由是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歐盟同意繼續努力解除禁運,但是進一步的努力必須由雙方共同達成:

‧現在及未來的(歐盟)主席應在技術的準備上確認:禁運的解除,將不會導致軍售在質或量的增加;也要繼續尋求解禁的共識。歐盟應與中國合作改善解禁的氣氛,使中國在人權狀況上進步,並促進(台灣)海峽關係的改善,以及增加中國軍事支出的透明度。

Arms embargo. The arms embargo was put in place as a result of events in Tiananmen Square in 1989. The EU has agreed to continue to work towards embargo lift, but further work will be necessary by both sides:

‧Current and incoming Presidencies should finalise technical preparations to ensure lift would not lead to a qualitative or quantitative increase in arms sales, and continue to explore possibilities for building a consensus for lift. The EU should work with China to improve the atmosphere for lift, making progress on China's human rights situation; working to improve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by improving the transparency of its military expenditure.


這些措詞當然是經過非常小心地憑估和計算。但是在沒有重大政策改變(譬如說:一中政策)的宣示之下,初步看來,這些陳述對台灣是正面而有利的。

張正修:22日提黨職併公職年資要點無效之訴

by 中央社 2007/01/19

考試委員張正修今天表示,二十二日將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黨職併公職退休年資採計要點」無效確認之訴;考試院表示,等張正修正式提告後,將把相關資料送法規會處理。

張正修下午召開記者會表示,考試院第十屆委員未就他提出的相關法理討論,僅經一次審查會與一次院會,就決議「黨職人員之年資在九十五年四月二十日前辦理退休者,其所併計之退休年資不予變動」,也就是此等人員已領取的違法退休金不追回。

他指出,二十二日將前往高等行政法院遞狀提告,理由是考試院無權對「黨職人員」訂定人事制度,考試院也不可與國民黨訂定行政契約,何況五十八年前,大法官釋字第五號、二十號解釋已解釋「黨務人員非公務人員」。

張正修說,他以公益代言人身分提起訴訟,在國內行政訴訟是頭一遭,這種訴訟稱做「機關訴訟」,行政法院是否接受,正是行政訴訟能否保障法令公正執行的試金石。

張正修強調,此舉不是為政黨惡鬥,而是為建立法治主義,並基於人權保障的原理,解決黨職併公職退休年資採計衍生的問題。

公平是選舉的首要價值!

by 胡文輝 2007/01/22


假如,王又曾家族一方面積欠銀行一屁股債不還,一方面把掏空的不法所得「贓款」,拿去「競標」銀行界龍頭台銀的經營權,由於他的錢都是A來的,可以大把花,競標穩居優勢,不但其他競爭者都會抗議不公,人民更看不下去!

同樣,馬英九帶領國民黨一方面死抱不公不義的黨產,不還財於民,一方面卻把黨產做為總統大選、國會選舉的資本,競逐總統大位及國會多數,黨產錢多多,選舉大把撒,競爭穩居優勢,這樣不公平的選舉,人民同樣看不下去!

上週五的立法院爆發藍綠大衝突,預算法案都可憐焦土,背後的原因就是黨產、公投、總統大選三角關係糾纏,馬英九的總統路與黨產互綁,民進黨則黨產公投與總統大選並進,雙方對陣直指二○○八總統之爭,自是立法院無法承受之重。

民進黨立委以幾近「綁架立法院長」方式,癱瘓議事,阻止中選會組織法通過,當然應譴責;不過,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嚴令黨籍立委,非通過中選會組織法不可,以阻止黨產公投,護黨產到底,做為攻取總統大位的利器,更形同「綁架台灣」,比綁架國會議長,嚴重百倍!

就如前述比喻,王又曾以不法所得,競標台銀,罪上加罪,不法加不公,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馬英九以不公不義的黨產,競逐總統大位,在舊的不公義之上,增加更大的不公義,台灣人民怎能輕饒?

公平是選舉的首要價值!民進黨的黨產公投與總統大選並進,雖政治操作斧鑿斑斑,卻合法且具追求公平、民意支持的高度正當性;馬英九以卡住所有預算、法案,阻止黨產公投,以利自己的總統路,但這回顯然是自搬石頭重重的砸了馬腳!

2007年1月19日 星期五

借鑑紐約時報

by 沈潔 2007/01/18

美國媒體專業規矩,因編採人員疏忽造成的錯誤,媒體都會坦然更正;如果是虛構、編撰故事,甚至只是杜撰引句,負責編採人員便要被炒魷魚。媒體老闆和伙計都要維護媒體最重要的資產和存在的理由:信用。

紐約時報每天平均六則的「更正」欄,突出他們認真、負責的態度。這些更正內容,林林總總,有人名拼音錯誤,數字錯誤,當事人身份、職銜錯誤,張冠李 戴,年齡、年份錯誤、性別錯誤和文圖不符。在「差不多」和「馬馬虎虎」當令的社會,這可能都是「無傷大雅」之錯,但在以信譽為重的社會,訂正錯誤卻是必要 的責任。

以紐約時報最近刊出的一些更正,可以看出他們追求「事實」與「正確」的嚴肅態度。它報導參加福特喪禮的貴賓包括「前」參議員艾倫,事後更正,艾倫任 期星期三中午才屆滿,他在星期二參加喪禮時還是「參議員」。它「更正」一個明顯的錯誤︰二○○七年第一個出生的美國嬰兒體重,不是「七點五盎斯」,而是 「七點五磅」。它訂正國務卿萊絲並非史丹福大學校友,而是丹佛大學與聖母大學畢業,當過史丹福大學教務長。它更正福特遷居加州是一九七七年,而不是一九七 六年。它更正在二○二○年,中國人口男性估計將比女性多五千萬人,而不是多五億人。

紐約時報的「更正」專欄,副題「列為紀錄」,旨在指出事實,以免無心之錯被以訛傳訛,或造成偏頗之論。媒體自我要求如此嚴格,自不會憑空杜撰烏龍,也不會容許政客毫無事證的「爆料」;如「爆料」無市場,政客自然收斂,社會亂象減少。

媒體有採取特定立場的言論自由,但沒有依自己立場製造假新聞的自由。媒體在民主社會的價值,在客觀報導事實,和就事實作理性討論,絕不是以炒作烏龍,欺騙民眾,製造紛爭,破壞社會互信為能事。

(作者為自由作家)

張熙懷不會用Google

by 金振玄 2007/01/15


張熙懷檢察官日前諷刺「專屬總統的機密特權」是「法學大發現」,還說他「上網都查不到」。筆者第一個反應是馬上上網查看看,結果竟然「一查就有」。

Google搜尋結果第一項,維基百科全書記載State Secrets Privilege,一字不差,正是「機密特權」。所以張熙懷檢察官說「上網都查不到」,可能是他不會用Google;也有可能是他根本沒查,說謊!

原來美國一九五三年最高法院有「聯邦政府對雷諾斯案」,一群空軍飛官及組員的遺孀因為B-29轟炸機失事控告美國政府過失,索求賠償。政府拒絕提供 轟炸機的失事報告,表示公布這個報告是透露有損國家利益的機密資訊,一路上訴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裁決建立了美國憲法的「機密特權原則」,只要法庭採 信,一切機密資訊都要視同不存在。根據維基百科全書,「機密特權原則」自草創以來在美國司法史上申請使用六十次,只有被法官駁回五次。

張熙懷說機密特權是「法學大發現」,筆者想說:張檢察官,不要只會在「祖國」發獎學金,留些錢給自己買書吧。

(作者為美國William and Mary大學學生)

國民黨眷村鐵票

by Generalt 2006/03/15

1

國民黨在台灣統治五十年,每次有什麼選舉,眷村一直是所謂的鐵票區,到了李登輝時代,主流非主流之爭,鐵票才開始鬆動生鏽。2000年總統大選,為了連戰和宋楚瑜相鬥,更一分為二,2004年連宋合又大一統,竹籬芭世界如今則企盼2008年馬英九的天命。

我唸小學的時候,第一次見識到選舉,那一次是選市議員,村內在投票前夕熱鬧滾滾,軍方支持的一位候選人站在吉普車上,進入巷子接受家家戶戶的歡呼,沿途鞭炮聲不斷。

後來的印象,每到了選舉期間,我們光大一村大門口,一定掛上長長的紅色布條,上面貼幾個大字「本村一致支持×××」。村長、鄰長、黨部小組長則會挨家挨戶,提醒大家要投給幾號候選人。

村內鄰居們晚上準備就寢時,吳伯伯則會拿著一張藤椅和一根打狗棒,負責在大門口守夜,防止外面候選人前來拉票。不過,我們家隔壁的一位台灣人媳婦阿蔻,還是曾偷偷幫一位台灣人市議員候選人,送給老媽二十塊肥皂拉票,不知老媽有沒有投他?那位候選人後來還是落選。

那時眷村對外可說是銅牆鐵壁,只要有外面有任何人進來,大家馬上眼睛一亮,無所遁形。國民黨黃復興黨部只要提名誰,誰就高票當選,甚至連任好幾屆,例如高彗、杜慶璋。

高彗年輕時第一次當選市議員,連任第四屆和第五屆後,不知為什麼,第六屆選舉,軍方突然改提名另一位女候選人。一夕之間,眷村成了高彗禁區,嚴禁進入村內拉票。

在村子大門口外,未獲提名的高彗和她兩個女兒,只能站在宣傳車上哭哭啼啼,並以麥克風向村內喊話,訴說委屈。村內多數人都同情她,但都不敢外出,只有包括我老媽等幾位婦女,勇敢的走到村外聽她演講,並流下同情的眼淚,回家後說「高彗好可憐」。

沒有軍方背書,高彗那一屆當然落選。直到又過十幾年,軍方壓不住了,第十屆選舉時,她東山再起,又連任了數屆。六年前,我在莒光新城看到她,好老了!不過她家還高高掛上「高彗服務處」的看板,在眷村仍深具影響力。

對於市議員選舉,過去我們只知軍方支持的一位,其他二三十位議員是誰?或他們當選後做什麼?大家根本不在乎!那是台灣人的世界,與外省人眷村無關!現在回想起來,感覺有點悲涼。

據老爸回憶說,歷屆選舉,村內最最風聲鶴唳的一次,是1977年包括市長、省議員的五項公職聯合選舉。那時黨外運動風起雲湧,許信良在桃園選縣長,蘇南成在台南選市長,林義雄、張俊宏分別在宜蘭、南投選省議員,國民黨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台中市雖然是三級戰區,軍方仍非常緊張,嚴格要求眷村每五個人一組,集體前往台中二中投票所投票,而且要一個監視一個,不得跑票。每個人蓋完投票章出來,還要高高舉起選票,假裝用嘴吹幾口氣,讓印泥早點乾,以便後者確定他投給黨指定的候選人。

那次大選,黨外首度大勝,贏得五席縣市長,十幾席省議員。台中市方面,黨提名的陳端堂市長連任失利,竟然輸給毫無知名度「大家的曾文坡」,黨外老將何春木更首度當選省議員。我只記得那一晚,已經政治啟蒙的我們幾個兄弟姊妹,在收音機前聽各地選情,每聽到一個黨外當選,我們就歡聲鼓舞!不過這種高興,我們只能在屋內偷偷暗爽。

1978年10月後,我到台北唸大學,就很少機會體會眷村的選舉氣氛。當年年底的增額立委、國代選舉,我则第一次到台北龍山寺廣場聽康寧祥、黃信介演講,現場人山人海,水洩不通。

我也第一次聽到有人用那麼純熟、優雅的台語演講,那是老康的舞台,聽用台語講政治、發表政見,對我來說,更是前所未有的經驗。

那一晚,我竟然在應有數萬人的場子,先碰到就讀輔大的二哥,沒多久,又看到在台北上班的大哥。三兄弟不約而同,在素有民主盛地之稱的龍山寺政見會場巧遇,真太神奇了!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平時沉默嚴肅的大哥,在政見會場下激情的高聲吶喊「讚啦!」

後來幾天,下課後我也趕到台大校門口前廣場,簡單看了路邊的大字報論戰,並聽陳鼓應和陳婉真晚上的聯合政見發表會。兩人演講時,現場一樣人潮洶湧,但有少數年輕學生在教官唆使下一再叫囂怒罵,甚至向台上丟石子,我都親眼目睹。

接著,政府宣布中美建交、台美斷交,更進一歩宣布停止該次選舉。當天中午,我一個人先搭車到台大,覺得整個校園很沉靜,然後我沿著羅斯福路無目的的往市區走啊走,宛如一部攝影機,看著人來人往,看著每個人沒有表情的表情。天要壓下來了!每個人在想什麼呢?

又過幾天,美國派特使克里斯多夫來台灣談判,外交部四周重重圍著軍警保護,也不知在保護什麼?政大各科系教官則分別動員學生,一批批前往松山機場等地向美國示威抗議,原本我們系上是被指示在第三天動員,但聰明的我,第一天就搶上專車隨著前往機場當「觀察員」。

現場只見各校學生有的歇斯底里、有的哭泣、有的高聲怒罵美國總統卡特出賣台灣,還看見有人在地上猛踩一大堆花生。不久,美國特使及隨行人員下機了,車子一出機場大門,學生們紛紛蜂擁而上,有的高舉標語牌抗議,有的還是怒罵亂罵,竟然還有一個人跳上克里斯多夫禮車,激動的怒踩車頂,車頂凹了好幾塊。這一切都在我眼前十公尺內發生,我就像錄影機,全部錄在我的腦海裡,然後思考,然後沉澱。

2

我大學畢業,並從軍中退伍後,1984年回到台中開始工作。回眷村家住幾年,因光大新村將拆除,老爸老媽和我及妹妹也搬到郊區新家,遠離竹籬芭內世界。直到1991年我新婚,和妻住進全國最大的眷村改建國宅-莒光新城,才又進一步感受國民黨的現代化銅牆鐵壁。

莒光新城有二十棟大樓,是名設計師李祖原1985年左右完工的集合式國宅,也是全台灣第一處眷村示範國宅,共有一千多戶,多數住戶是台中市老舊眷村拆除後搬來的老芋仔家庭,其中有特別寬敞坪數的將軍族,大部分則是三十坪以下,要擠進包括老中青三代的士官族。

莒光新城擁有至少五千張的鐵票,當然是國民黨與軍方的重點特區,每次大選,也是軍系大老郝柏村、許歷農在廣場升旗登高一呼必到之地。而動員數百名老芋仔及家屬,歡聲雷動高喊支持當選,對眷村自治會幹部來說,更輕而易舉。

比較利害的是,每棟大樓每戶客廳屋頂,都裝有一台廣播器,由國宅辦公室中央控制,拆都拆不下來。原本播音器功能,是提供住戶有關火警、停水、停電、垃圾處理或社區重要事務消息的很好管道,在莒光新城卻成了選舉利器,甚至被人不擇手段、公器私用。

國民黨主流、非主流鬥爭時期,莒光新城當然掌控在郝柏村、許歷農手下,趙少康的「新黨」一成立,全眷村立即怒潮澎湃、黃旗飛舞,讓國民黨籍公職飽受威脅。「新黨」謝啟大從新竹到台中選立委,輕輕鬆鬆拿第一高票,莒光新城鐵票區就是她的大本營。

軍方重點支持的候選人,只要一到眷村,除了透過中央控制的播音設備魔音傳腦,動員家家戶戶下樓迎接歡呼,還可直接進入播音室,對著一千多戶「叔叔、伯伯、嬸嬸、阿姨」感性拉票,何樂不為!一定高票當選!卻常吵的讓我很火大。後來,國民黨軍系立委盧秀燕和沈智慧,原本地盤逐漸被侵蝕,兩個女人搶票更兇,雙方眷村幹部甚至為了爭奪播音器掌控權大打出手,頭破血流。

2000年總統大選,眷村幾乎一面倒支持宋楚瑜,只有宋的旗幟和相片海報,可以在各角落公開陳列,民進黨根本不敢進入活動,連戰樁腳也只能私下暗中拉票。選戰成績揭曉,連宋分別敗北,眷村為此昏天暗地。

那段有如蔣介石、蔣經國「崩殂」的日子,不少宋系人馬還假冒擁連者,戴著有國民黨輔選符號的帽子,連日動員數部老芋仔專車,趕到李登輝總統位於台北市重慶南路的官邸包圍抗議。他們一一準備上車時,我就在旁邊看著,覺得很好笑,也很同情我這些可愛的伯伯叔叔們。

宋楚瑜的親民黨成立後,一夜之間,村內全換了橘旗,投靠宋的沈智慧成了最大贏家,支持連戰的盧秀燕有頗多委屈。2004年連宋合,聲勢大好,煮熟的鴨子卻飛了,阿扁總統連任,村內幹聲連連,用的字是「他奶奶的」或「他媽的」!

親民黨的成立,讓原本當里長的梁某撿到便宜,被質疑在軍中偷油而不名譽退伍的梁某,趁勢當選市議員。當選後,整個眷村成了他的禁臠,予取予求。國宅管理委員會部分委員質疑他假公濟私,貪得無饜,他竟利用廣播器污衊委員,聲稱自己的清白。

梁某老婆接棒選里長,竟然也壟斷播音器,成為她主要助選利器,只要競爭對手推出任何文宣品,第一時間,她馬上可以反擊,並讓家家戶戶知道她的犧牲與奉獻。雖然梁某負面評價不斷,他老婆仍以些微差距險勝。

2005年底,國民黨胡志強市長高票連任,在莒光新城大獲全勝,擔任社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的梁某,竟然爭取連任議員失利,票數慘不忍睹。是國民黨新主席馬英九旋風壓倒一切?或親民黨早已北風北了呢?還是梁某自己倒行逆施所致?

鐵票!鐵票!多少罪惡假汝而行?國民黨五十年來透過軍方控制眷村鐵票,在政黨輪替後的今天,軍方已嚴禁黃復興黨部在裡面活動,不敢明目張膽輔選,但軍系老將在眷村改用地下耕耘,成果依然豐碩。

只是,老成凋謝了,眷村第二代、第三代子弟,如果住在眷村,仍與台灣人社會半隔離,仍受大中國意識形態或少數黨棍、選棍操弄,不知民主自由台灣今夕是何夕?年邁的老芋仔已沒有明天了,我掛念的是我這些眷村兄弟姊妹們!明天呢?

2007年1月14日 星期日

民生報已矣,民生報萬歲

by 慕容理深 2007/01/07


我讀聯合報,快樂得不得了 系列 3)


「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

(無奈的)諸葛亮


「若是瞎子領瞎子,
兩個人都要掉在坑裡。」

聖經,馬太福音15:14



民生報雖然出現在本文標題,但並非我們的主要討論對象。不過,這並不是說,那只是掛來當招牌的羊頭,起碼不只。這裡要談論的,沒錯,還是2006年12月29日的聯合報。您也許早已猜到。

已讀過此系列前兩篇者,或許會好奇,為何我對那一天的聯合報情有獨鍾、一往情深。「取樣標準之一致性」是個好理由;但這解釋不了為什麼是那一天。好吧,話說從頭。

那天下午,獨自飲著下午茶,一邊看報。我的報紙引來鄰桌老偝偝的關注眼光。「看什麼看?我的報紙裡面又沒有水果」,我心裡嘀咕道。過了一會兒,老偝偝終於 開了金口:「年輕人,少看那種報紙,那種報紙呀,都是胡說八道!」我有點懶得跟他爭辯,要買啥報紙本是俺的自由嘛。基於禮貌,我還是耐心地,不敢看錶,聽 完他接下來連珠砲般的長篇政論。「晚上回家可以不用看政論節目了,已經聽夠了」,我暗忖。

這段無聊又有那麼點趣味的故事(讀者您也許有類 似的奇遇)差不多結束於老偝偝的慷慨餽贈:他剛剛看過的聯合報。在這之前,我曾插話跟他說,我雖從未買聯合報,但我所讀過的聯合報加起來,其紙量絕對比他 從小到大用過的草紙多好幾倍。不過,這並不足以冷卻他推薦聯合報的熱情(他有聽我講話嗎)。既然盛情如此難卻,我也只好恭敬不如從命地收下他的禮物。

恰 巧,這時老偝偝的手機響起,我也就順理成章繼續我的下午茶(手機還真是個神奇的發明啊)。只不過跟原計畫不太一樣。因為,老偝偝講手機仍不忘以他慈愛的眼 神盯著我,加上我還有大半壺茶提醒我不能暴殄天物,我只好誠惶誠恐地讀起聯合報來。OK,「快樂」就此開始。如今已是第三篇,無三不成禮,順便也禮貌地跟 素昧平生的老偝偝致謝致敬。

卡達台灣如何比

看過頭條焦點,閱了外國消息,壓軸的是聯合報的民意論壇。其中有篇投書深深地吸引了我的目光:卡達開大門 台灣呢?

該文開始於一個非常有趣的聯想:
看到張熙懷檢察官被質疑立場親中的新聞,聯想到的居然是多哈亞運的許多報導場景!這個小國卡達正在努力迎向世界,我們呢?正在按著執政黨的指導方向,讓台灣越來越小!
每個人要怎麼聯想,那是各人的自由。可是聯想之後的論述,一旦放到公共言論領域,必會受到讀者的檢驗,甚至批判。該篇投書關於台灣的部分,個人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但由於說來話長,暫且略過不表。此處擬集中討論關於卡達的部分。茲引該文關於卡達部分,共兩段:
以卡達為例,國家小,周圍又有同樣宗教語系的大國環伺,甚至真實的吞併事件就在鄰國科威特發生過!在此情況之下,卡達並沒有關起門來加強敵視強大鄰國,不但積極辦亞運,讓西亞諸國觀眾來去自如,亞運場邊鏡頭盡是西亞各國的國旗,表演節目中也盡量涵蓋多數阿拉伯文化的共同主題印象,不會刻意的抽離出其中的「卡達」文化,而刻意的「去阿拉伯化」

想一想,阿拉伯人在近期歷史中展現的性格,卡達如此資源豐富的小國,會天真的以為周邊大國都很友善不想併吞他們嗎?他們的錢不夠買更多軍備嗎?但是他們的選擇是砸錢辦亞運,開大門「迎虎狼」惡鄰來玩
引文中標示紅色的部分,跟現實有相當的落差。首先,科威特並非卡達的「鄰國」。從地圖上看,兩國疆域並不相鄰,而且距離甚遠。照這種「鄰國」的定義方式,韓國也算台灣的「鄰國」囉?比較精確的講法是「鄰近國家科威特」或「同區域內的國家科威特」。不過,這還算小問題,嚴重的在後面。

從作者說卡達「周圍又有同樣宗教語系的大國環伺」,然後問道卡達「會天真的以為周邊大國都很友善不想併吞他們嗎?他們的錢不夠買更多軍備嗎?」,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對中東歷史與情勢缺乏基本的瞭解。

卡 達是個半島,其陸上鄰國只有沙烏地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國是個大國沒錯;但一直到今天,沙烏地阿拉伯國從未對有過像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那樣的侵略意圖或準 備。

卡達在1971年和平地脫離英國獨立,在獨立前曾短暫加入由鄰近國家組成的聯邦,但鑑於該地區的複雜情勢,最後選擇自己單獨成立一個國家。這使得該聯 邦在七缺一的情況下,在1971年宣告正式獨立成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就我所知,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從未企圖染指卡達。

誠然,沙烏地阿拉伯與卡達兩國的邊界爭議曾在1992年秋天引起短暫交火,造成兩名士兵死亡。但這項衝突在同年12月就以外交手段平息,兩國也隨之開始修好,並在1999年共同確定其邊界。

在 宗教上,卡達與沙烏地阿拉伯同屬Sunni派,雖然卡達的信仰主流深受Sunni派的Wahhabism影響,但Wahhabism在沙烏地阿拉伯境內也 存在。沙國不會笨到因為看Wahhabism不順眼而出兵卡達,而由外患來引發內憂。在沙烏地阿拉伯,回教信仰雖然很重要,但該國離宗教狂熱式的政治真的 還差得很遠。

跟卡達發生過真正嚴重軍事衝突的其實是島國巴林。兩國為了爭奪幾個富含油礦的小島鬧得不可開交,戰火開始於卡達出兵佔領Fasht al-Dibal島。此一爭端最後交給位在海牙的國際法庭仲裁,國際法庭在2001年作出最後判決,而兩國也都接受宣判結果。

大家都知道,回教世界最大的宗教分歧存在於Sunni與Shia兩派之間。Shia的大本營在伊朗,而伊朗與卡達隔海相對。雖分屬兩教派,兩國高層一向都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

伊 朗會不會攻打卡達?有可能,如果伊朗領導者頭殼壞去的話。有點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渡海攻擊所需的兵力通常必須遠大於防守的一方。在雙方戰備的物質與精 神素質相當的情況下,攻者出動的初期兵力至少得是對方岸防的七到十倍。而這還有個前提:攻擊者必須有足夠的海空運兵能力。伊朗算得上個陸軍大國,在兩伊戰 爭也培養了相當的作戰經驗;但要看到伊朗具備渡海攻擊能力,起碼還得等個二十年以上。此外,跟卡達隔海相望的伊朗沿岸地區,居民大多是Sunni派,在發動渡 海攻擊前,伊朗還得先擺平這一個麻煩。

截至目前為止,伊朗頂多能對卡達發射飛彈。但是這只能當恐嚇勒索手段,真正要達到佔領的目的,還是得靠地面部隊。就算要恐嚇勒索,也還得看看卡達背後那個Sunni派大哥沙烏地阿拉伯的臉色,何況還得顧慮到在回教世界佔壓倒性多數的Sunni派國家的反應。

最 重要的是,今天任何想出兵卡達者都得考慮到一點:美軍。眾所周知,美伊戰爭時的美軍指揮中心就設在卡達。而在此之前,卡達跟美國已在2002年12月11 日簽訂軍事合作協定。美伊戰爭接束後不久,本來留駐在沙烏地阿拉伯的美軍因政治因素大量遷出,到哪裡去?卡達。就算不考慮這些,美國長期在波斯灣放至少一支艦 隊,以確保石油運輸安全。賓拉登跟海珊除外,誰敢亂動?波斯灣地區的零星衝突大都很快平息,跟強勢的美軍駐紮該區域有很大的關係。

有老美罩著,卡達本身所擁有的軍隊人數不多。「他們的錢不夠買更多軍備嗎?」看看數字吧:2006年卡達的軍事支出佔該國GDP的5.4%,高於比被數百枚飛彈瞄準的台灣之3%。而且人家的後備軍人除役年齡是49歲(不分男女),而我們台灣是40歲。凡此說明,即使卡達眼前已無明顯外患,仍相當重視國家安全,甚至比我們重視。

西亞諸國觀眾來去自如」「開大門『迎虎狼』惡鄰來玩」,恐怕只是主觀想像。位於恐怖份子攻擊高危險地區的中東國家,其海關查證驗照不會鬆到哪裡去的啦。

結論:目前,與在可見的未來,在中東地區,真正有能力侵略卡達的只有沙烏地阿拉伯,但是到今天為止「沙烏地阿拉伯侵略卡達」的劇本仍屬天方夜譚。

最後一提,卡達人口中,阿拉伯人就佔了40%,是最大族群。印度人與巴基斯坦人各佔18%,伊朗人佔10%。卡達政府只有吃飽了太閒,窮極無聊才會去想「去阿拉伯化」

聯 合報這篇投書的作者張逸中先生乃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博士,致遠管理學院助理教授,專長是訊號處理、影像處理、網路程式設計。俗話說隔行如隔山,因此,他這 篇投書內容會如瞎子摸象般地偏離國際政治常識甚遠,本不足為怪。雖不忍苛責,但我還是惋惜,張博士在撰稿前,未能發揮科學研究者的精神與基礎訓練,稍微閱讀一下必備的基 本資料。

責任編輯與編輯責任

當發現投書內容偏離事實太遠,報社編輯就應發揮其過濾的功能。看到聯合報這份投書,我不禁懷疑:該報民意論壇版的編輯是不是自己的國際觀極待提升,還是自己太混,還是故意要讓張先生出糗?從去年想到今年,我還想不出還有別的可能。

猶 記多年前,在下不才我曾經應某報(非聯合報也)之邀約寫稿,交稿之後,該報編輯來電告知,跟主題相關的事件已有最新發展,希望我能改寫,否則只好退稿。這 種審稿把關的工作,本即報社編輯的職責所在。要能不負此使命,報社編輯得要有起碼的學養、與時並進的資訊吸收、仔細閱稿的認真、維持報紙品質的責任感、跟 退稿的勇氣(尤其面對有名氣或有「關係」的撰稿者)與手腕。這些條件缺一不可,否則就會像聯合報刊出這樣的投書般地貽笑大方。

寬心看待 此案,我突發奇想:這會不會是民生報被聯合報系裁撤後,某位民生報體育版編輯轉任民意論壇所致?這當然純屬臆測;不過,想到聯合報民意論壇所展現的國際 觀像民生報的體育版般輕輕鬆鬆,想到文字的神妙可以比大衛魔術還厲害地讓卡達美軍基地消失無蹤(海珊你太遜了),我也只好莞然一笑。讀聯合報,不亦樂乎!

一樣快樂兩樣情

by 慕容理深 2006/12/31


我讀聯合報,快樂得不得了 系列 1)


聯合報民調 台灣人三分之一不快樂」。這是12月29日聯合報的頭版標題,該報以此為開端,開始其連載三天的「(不)快樂」專題。據聯合報宣稱,該民調的各縣市有效樣本介於600至616人之間。看來規模不小,可惜我未有機會受訪(奇怪,聯合報做那麼多民調怎麼從沒找上我呢)。

為 了響應聯合新聞網的「每個人都可發揮自己的影響力」標語(其實不論是誰,只要活著,都在發揮影響力,只是,其影響有好有壞,有大有小罷了),藉個人的部落 格來向聯合報說一聲:「我讀聯合報,快樂得不得了」。為什麼讀聯合報讓我這麼快樂?且先以聯合報此專題為例,來跟大家分享我的心情,也為敝人的「我讀聯合 報,快樂得不得了系列」作個開場白。


聯合報不用自己的資料庫?


這篇報導提到:
今年初由英國新經濟基金會所公布的「快樂星球指數」,在受調查的一百七十八個國家中,台灣位居第八十四名;英國萊斯特大學另一個類似的調查,台灣排六十八名。
哇!台灣人真的好可憐,排名排到這麼後面。其實,聯合報早在今年10月15日,就有這麼一篇報導:〈最快樂國家 我居四小龍之首〉。這篇兩個多月前的報導絕對值得一提,因為它一開始就石破天驚地說:「台灣終於有一項指標稱霸亞洲四小龍!」

「終於」?另一家媒體大紀元在10月14日所引用中央社報導的第一句就顯然不同:「台灣又有一項指標稱霸亞洲四小龍!」。據我粗淺所知,好像是大紀元的「又有」比較對。以下僅舉數例為證:
聯 合報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有一個頗具規模的資料室,後來還建立了一「聯合知識庫」,再加上現在網路搜尋的便利。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聯合報會說「台灣終於有 一項指標稱霸亞洲四小龍!」,這還真是件怪事。對於前面羅列的公開統計資料,聯合報編輯是真的不知道還是裝作不知道,恐怕得由他們自己作答。


聯合報沒提的


在10月15日,聯合報告訴讀者:
英國智庫「新經濟基金會」與環保組織「地球之友」排出全球最幸福、快樂國家。不富裕的太平洋島國太平洋島國萬那杜全球第1、高所得國家排名反而落後;台灣排名第84,高於香港第88、南韓第102及新加坡第131名。
聯合報在10月15日的那篇報導其實基本上不離中央社所提供的資訊範圍(而中央社報導的資料來源是經建會)。兩個多月後,雖大陣仗刊登其「快樂」民調,放頭版不說,還用了第三版偌大的篇幅;不過卻對跟其他國家的比較一筆帶過,多少讓人覺得意猶未盡。

不知道是因為不沒看英國的「新經濟基金會」(NEF)的那篇原文報告,還是故意不提,聯合報倒沒有拿中國的排名來跟台灣作比較。沒比較其實比較好,兩國各方面情況差很多,動輒拿來比較,只是瞎攪和、無事生波罷了。

的 確,台灣不必沒事樣樣跟中國比。不過,鑑於現在台灣人到中國經商、設廠、觀光、參訪、講學、朝貢、尋歡、包二奶、逃亡、經營販毒或設置詐騙電話中心等等, 林林總總加起來的人數相當可觀,大家還是會好奇:海峽另一邊的快樂指數排名如何?答案是第31名,略勝泰國(排名32)。

難不成說,中國 是塊「樂土」?且慢!請注意,中國是第31名,前面還有一長串呢!別急著說我酸葡萄,人家度量可沒那麼小。先來看看前面有哪些國家,先舉幾個大家比較熟悉 的:委內瑞拉(26)、印尼(23)、菲律賓(17)、越南(12)、瓜地馬拉(8)、古巴(6)。卡斯楚萬歲?還沒呢,還有前五名喲。

從第五名開始倒數,依序為:巴拿馬、多明尼加、哥斯大黎加(照這樣看,呂副總統鼓吹台灣人移民中美洲,好像還蠻有道理的)、哥倫比亞、萬那杜。這份榜單似乎告訴我們,安貧樂道才是快樂之道囉?不過,這樣的歸納推論其實過於簡化。

先 來看幾個富裕國家的排名:瑞士(65)、德國(81)、紐西蘭(94)日本(95)、丹麥(99)、英國(108)、瑞典(119)、法國(129)、澳 大利亞(139)、美國(150!)。這些國家除了瑞士與德國,都排到後段班。要從這個現象來推論說,「有錢反而不快樂」,還是言之過早。

要閱讀這份排行榜,得先瞭解「快樂星球指數」是怎麼計算的。根據經建會的新聞稿(pdf檔):
國民幸福毛額(GNH)最早由南亞不丹國王於1972年提出,強調「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評價指標體系包括:政府善治、經濟成長、文化保存和環境倫理等四個層面,以反映國民整體的真實幸福感受。目前國際間對於GNH的相關研究和指標體系設計,已漸蔚為潮流。〔…〕

快樂星球指數(HPI)係綜合考量各國之生活滿意度、平均餘命和生態環境資源
耗用程度。概念上,HPI指數值的計算=(生活滿意度×平均餘命)/生態足跡。
我不擬於此深入去談詳細的NEF的統計方法,有興趣者請自行參閱其報告。值得注意的是,聯合報所做的民調其實僅限於「生活滿意度」這個面向,跟NEF的研究相 去不可以道里計。而在這方面,台灣在NEF的調查中所得到的分數是6.6分,跟香港一模一樣,略遜於新加坡(6.9),但還是比南韓的5.8分高得多。如 此看來,台灣情況似乎也未必像聯合報所說得那樣慘:
台灣人比較不快樂嗎?看起來是的。

根據本報最新民調,每三個成年人當中,就有一個人感到不快樂。這比美國或英國平均每十個人才有一個人不快樂,比率高很多。
在NEF 的報告中,英美在這方面的分數的確較高(7.1與7.4),但台灣沒像聯合報所說的那樣差人家那麼多吧。從該報告的第18頁與20頁的表格中,任誰都可以 輕易看出西方國家(北美與西歐)有相當一致性,而東亞諸國彼此情況也差不多。就此來看,文化因素可能在這個牽涉到主觀感受的面向,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

根據NEF的調查,台灣人的生活滿意度其實只差0.1分就可以跟蒙古一樣,進入世界前段班。我個人的看法是:如果媒體少唱衰台灣,少把負面新聞誇大處理,台灣人的生活滿意度應該會提高不少。

在NEF的研究中,真正把台灣的分數大幅往下拉的是原因是:過量耗用生態環境資源。 台灣人平均每人耗用3.9公頃的地球資源,遠超過NEF所估算的理想值(1.5),在計算式中有了這麼大的一個分母,商數當然就大幅拉下來。雖然我們不像 英國人(5.4)或美國人(9.5)那麼「匪類」,但身為地球居民的一份子,我們還是得少浪費才是。而對台灣人而言,NEF這份報告的最重要訊息正是在 此。

看到這裡,我們就可以瞭解,為什麼富裕國家多在「快樂星球指數」的排行榜中落入後段班。NEF的報告是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反之,聯合 報的整個專題製作觀念還是停留在「『沒妻沒車又怎樣』 不要比較 比較快樂」這種比較屬於個人心理的層次。對於經建會所提供的資料,聯合報似乎只讀到「富國未必幸福,窮國也未必不快樂」,而跳過「衡量幸福指數不能僅建立 在國民所得統計的基礎上,而需採用更多元化的量化指標進行評估」以下的內容。當然,聯合報有其自由,去選擇自己的民調方向;只是,聯合報畢竟還是與NEF 的苦心詣旨擦身而過,不免與世界先進潮流脫鉤(咦,這幾年來,是誰在講誰「鎖國」來著?)


少些負面思考,生活會更快樂

其 實,聯合報既然可以講「不要比較 比較快樂」,就大可不必再去介意台灣在世界快樂地圖之的排名問題。當然,「比較」是內建在人腦中的能力,要人不比較,猶如登天之難。重點在於自己看待事情 的態度:老是往不好的方面看,自然會不快樂,而不快樂的人又有專看事物負面的傾向。所以與其像聯合報那樣說「台灣人三分之一不快樂」,倒不如用比較樂觀的 態度說「台灣人三分之二快樂」。聯合報諸公好像不太快樂喔...

樂觀而簡化地(照記者的簡化方式)來看,既然在NEF的排行榜中,快樂的國家 多貧窮,富裕的國家多不快樂,那麼,在178個國家中排名84的台灣其實蠻接近中間值(89)的。換句話說,在富裕與快樂的天平上,我們位處於中間。這樣 看起來,住在台灣還真是件幸福的事。套句廣告詞:「發現幸福,在台灣」。一想到這裡,我快樂得不得了!

台灣民主道路的獨特性

by 曹長青 2007/01/03

今年是《開放》創刊二十週年。也恰恰是在這二十年裡,台灣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解除了黨禁報禁,結束了政治黑名單,走向總統直選,一步步邁向了一個現代化的民主國家。

在媒體信息十分發達的今天,人們普遍會有一種感覺,對哪裡的情形都不太陌生,都「基本瞭解」。但在信息最自由、最發達的美國居住了也快二十年的我, 卻越來越痛感,各個國家之間、民族之間、文化之間的巨大陌生和隔閡遠沒有因信息的發達,網絡的神奇而消失,反而由於距離的縮短、交流的容易而更增加了某種 敵視,而這種敵視又強化了隔閡。這有點像在人群擁擠、物理距離很近的大城市,人和人之間的親熱度遠不如人煙稀少、交通不便的小城鎮。但我絕不因此而反對現 代科技,反而是現代科技發展的熱烈推崇者。目前這種情形,只是科技發展的副作用之一,人類有能力隨著這種發展而逐步調整自己。

之所以提到現代化的隔閡,是為了談一下我在「認識台灣」這個過程中的感受。本來我也和許多「信息靈通」的中國文化人一樣,自認為對台灣問題一點都不 陌生,關注台灣,主要是想看看中國的影子,看看中國民主道路的前奏曲是怎麼唱的。但近年來多次走訪台灣,在從北到南的各個大小城市,和數不清的台灣人交談 之後,才強烈地感覺到,我原來對台灣的瞭解和真正的台灣還是有相當距離的,從媒體上得到的信息,遠不能反映真實的台灣。台灣的民主之路,對中國走向民主有 一定的借鑒之處,但更有它的獨特性。

這種獨特性主要表現在,台灣人民的反獨裁專制是和反種族壓迫並駕齊驅的,而且密不可分。從台灣走過的道路和中國今天的現狀來看,由於缺乏個體主義價 值(individualism ,「個人主義」的譯法不夠準確)的中華文化所帶來的普遍奴性,導致華人反抗獨裁專制的能量夠不成推翻專制的力量。在台灣的中國人裡也有很多反國民黨獨裁 者,其中著名的如殷海光、雷震、胡適等。他們的言論和反抗行為起到了一定傳播自由主義價值的作用,但這種作用是有限的,不足以促成推翻專制的能量。

●說台語被罰和「十八趴」特權

由於國民黨到台灣以後,除了進行了一場給台灣人民留下深刻創傷的二二八屠殺之外,更施行了一系列種族殖民性質的政策,於是國民黨在台灣的獨裁統治, 從一開始就和種族壓迫連在了一起。蔣介石帶到台灣的黨政軍要員和五十萬軍隊,那些被稱為「外省人」的佔領者,從此主導了台灣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以及 司法、教育和媒體。即使那些軍人家屬,也集中住在「眷村」,有專門配給。外省人在台灣成為貴族,台灣人則淪為二等公民。在首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21名 高層人員中,只有一名是台灣人,316名中層人員,台籍只有17人。

台灣人不僅被排斥在統治階層之外,連說母語都受歧視,甚至被懲罰,因國民黨統治階層要推行「國語」。今天很多中國人對台灣人講台語很反感,但如果你 瞭解他們的經歷,就會對他們今天的反彈多一分理解。許多台灣人都給我講過他們當年因說台語而被罰款、罰掛牌子的經歷。不久前,台灣知名演員、前華視總經理 江霞來紐約演講,說她小時候就因說台語而被掛了牌子(在胸前掛一個「我說方言」的牌子,直到逮住另一個說台語的,把牌子掛到那個人身上為止)。後來她發誓 學好「國語」,結果由於她人長得漂亮、「國語」說得好,外省人就誇她「不像台灣人」。如此這般對台灣人的歧視,只能播下仇恨的種子。當年日本人統治台灣、 統治中國東三省,也要求說日語,但也絕沒到說母語被懲罰的地步。

國民黨不僅在統治階層和司法、媒體、教育等上層建築領域都主要使用「外省人」,甚至為了籠絡人心,鞏固其統治,制定了一個法律,凡「軍公教」(軍 人、公職人員、教師)人員退休金可有18%的優惠存款利率(其他人則按市面利率)。這種利率,比買股票投資的平均回報率都高很多。由於「十八趴」的高利 率,軍公教人員退休後的收入可以達到比退休前還多,甚至多至140%。由於「軍公教」主要是外省人,等於是人為地制造了一個和本地人不同的「特權階層」。 這種「特權」由於國民黨在立法院佔多數,至今沒有取消。

●種族怨恨比專制怨恨更難消除

這種所謂外省人對台灣人的歧視,至今在台灣仍到處可以感覺到,尤其在媒體上的反映更是明顯和囂張。所以,台灣人民反抗國民黨專制的運動,從一開始就 帶上了反抗種族壓迫的特色;而且由於有種族壓迫,反而更強化了反獨裁的力量。換句話說,由於種族壓迫而凝聚的反抗力量,超過了由於專制壓迫而凝聚的力量。 在台灣人的反抗中,你甚至可以看到類似南非的情形;而由於台灣人在血緣、膚色上和中國人完全相同,根本就是同一種族,你卻施行種族歧視,這比黑人受白人歧 視更不能容忍,怨恨更深,於是反抗的意志和力量就更強。

近年走向民主、走向獨立的許多國家,像立陶宛三國、黑山共和國、烏克蘭、科索沃、東蒂汶等,都有和台灣類似的情形,也就是反獨裁和反種族壓迫緊密地聯係在一起,而且反種族壓迫極大地強化了反獨裁的力量。

蔣經國最後被迫讓步,從施行培養台灣本土精英的「催台青」政策,到重用台灣人做副總統,到解除黨禁、報禁,更多是由於難以承受種族壓迫所導致的台灣人民的反彈。而只要解除了黨禁報禁,走向民主之勢則一發不可收。

本來由於大家都是同膚色、同長相,國民黨獨裁垮台後,「外省人」的主子地位消失後,台灣的種族問題就應迅速消失了。但恰恰台灣又來了一個和其他國家 獨裁政黨倒台不同的和平演變,導致專制了半個多世紀的國民黨不僅沒垮台,沒遭清算,反而搖身一變,成為一個可以參選的民主政黨,更甚的是,國民黨居然可以 把獨裁時代的國庫變成了黨庫,於是巨大的黨產,不僅在相當程度上幫助了國民黨保持其在台灣的勢力,更使其保持住了在媒體的主導地位,於是種族問題不僅沒有 解決,反而由於雙方公開針鋒相對而更清晰化了。

●國共兩黨「共存亡」

而在台灣剛剛走上民主之路,正起步邁向一個獨立的正常國家之際,中國經濟又開始崛起,於是經濟紐帶又把這兩個本來迎頭敵對的國家緊密地連在了一起。 而此時的國民黨,為了保住其在台灣的主子地位,不惜和宿敵聯手,借助一個大獨裁的政治和經濟實力,來對抗台灣人民。國民黨靠向中國、「聯共」這一步,就更 強化了「中國人」和「台灣人」的對立。於是台灣雖然走向了民主,但其幾十年來抗爭的種族問題並沒有解決,而中共這個獨裁國家的插手,極大地增加了台灣問題 的複雜性,和其內部民主機制運轉的艱難性。

因此,在今後二十年,只要中共在,它就會動用一切統戰手段,試圖瓦解台灣的民主,阻止台灣人民的選擇,導致藍綠的繼續對抗、台灣「中國人」和「台灣人」的繼續衝突,國家認同問題的持續矛盾。

相反,如果中共迅速倒台,國民黨也就立刻失去靠山和支柱,它會馬上洗心革面,變成台灣國民黨或另外一個什麼名字的政黨,會立竿見影地迅速轉向台灣本土,老老實實地做台灣人。為什麼?並不是他們一夜之間就會扔掉貴族包袱,拋棄大中國情懷,而是選民壓迫,只有就範這唯一選擇。

所以台灣今後這二十年的何去何從,中國還是非常關鍵的一個因素。專制中國是台灣深化民主的巨大障礙,同時也是刺激台灣人民繼續努力奮鬥的推動力。

(原載《開放》2007年1月號)

中國的文化進口

by 海兒 2007/01/12

中國文化打從秦朝建立大一統體制逐漸加強思想控制之後已經失去了創造新文化的能力了,所以從漢朝開始就不斷的從印度進口精神文明--佛教,使得中國文化在本質上受到了古印度文化相當深的影響!

特別是中國人最引以為傲的唐朝,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佛教鼎盛時代,不但精神上受到印度佛教的全盤洗禮,連中國武術的發源地--少林寺,事實上也是在達摩從印度將印度武術傳給中國僧人人開始發展起來的。

這種情況一直到清末,才在面臨了歐洲的基督教現代文明的強勢挑戰,才讓文明早已落後時代甚多的中國驚覺到自己已經瀕臨被時代淘汰的邊緣,但是在搞了一個世紀之後,中國卻還是又走回老路,回到了秦朝以來中國那一套思想控制、極權政體、反科學的「中國文明」去。

也因為如此,才使得中國在面對台灣人要行使目前全世界早已認為是普世價值的自決權以建立自己的國家時,就會以「充滿中國特色」的口吻痛罵台灣人是在「數典忘祖」!

2007年1月11日 星期四

澎湖貿商十村:醞釀集體罷住

by comcom- 2007/01/04



看到沒??尤其是最後一段
這群人真是貪得無饜
到何時台灣人買房子.政府才能補助我們?
做做夢去吧~~

貧富差距正在撕裂新加坡社會

by Ashinakhan 2006/12/26

Income gap tears at Singapore social fabric
By Geert De Clercq
Tue Dec 19, 8:01 AM ET

Disclaimer:Reuters保有本文一切版權。為尊重著作權,本譯文業已經適當刪節,僅為向讀者簡介原文要義使用,並加註譯者個人評論意見,不一定能完整忠實表達原文意旨。欲閱讀完整原文請至Reuters網站點閱,或購買該社刊載本文之出版品。]

譯者感想:在一大群”學者專家”整天在媒體上大談”M型社會”,好像台灣在民進黨執政下,即將落入萬劫不復的深淵的同時,希望大家能好好看看這篇文章。看看我們的社會裡有一群崇拜新加坡「開明專制」的教徒們想把台灣推到什麼方向。也讓我們看看這個「開明專制」的社會到底給人民什麼東西。

台灣其實和很多國家比起來,算是一個很可愛的社會了。

〔路透社新加坡電〕當新加坡國會議員黃守金(Wee Siew Kim)十八歲的女兒黃淑敏(Wee Shu Min)看到一個新加坡人在部落格上發紓他對失業的憂慮時,她決定要給這位仁兄好好地說個教。

她在自己的部落格中公開指責對方是「我國許多低下猥瑣、好吃懶做又自以為是的社會蛀蟲其中一員」。她更在文章的結尾宣稱「拜託,從我這沒同情心的精英面前滾開!」

黃淑敏的言論固然惹惱數以百計的部落格網客,她的老爸—在總理李顯龍髦下擔任國會議員的黃守金—在接受新加坡當地報紙採訪時說出:「她的基本論點確實是有道理的。」時,更將戰火延燒到部落格以外的真實世界。
這些人的嘴臉你們有沒有覺得似曾相識?

這個事件突顯了新加坡社會日漸深化的內部矛盾,使得一向高舉“縮小貧富差距”為首要施政目標之一的人民行動黨和李顯龍總理面上無光。

「這種話從執政黨議員的口裡講出來,簡直就是一顆不折不扣的政治炸彈。」當地政論家Seah Chiang Nee對路透社表示:「如果放任這樣的自大無知和精英主義持續惡化,人民行動黨在未來的選舉中只會更加不利。」

新加坡人均國民生產毛額高達27,000美元,是繼日本後亞洲第二富國,即便與歐盟成員比較,也可以排在義大利和西班牙之間。然而以所得分配的角度來看,新加坡可就完全沒有這種優等生的資格了。

根據聯合國2006年人類發展報告的資料顯示,以衡量家戶所得不均程度的吉尼係數來排名,新加坡的係數高達42.5,正好排在非洲的蒲隆地和肯亞之間。

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長馬寶山上個月接受路透社時指出:「沒錯,我國的吉尼係數是很高。我們已經著手經由國宅、健保和教育計畫試圖縮小貧富差距,但我們不會以干涉薪資水準的方式處理這個問題。」

「福利」是一個低下的概念

新加坡沒有員工福利、退休金和法定最低工資等制度,但該國為國民提供低廉而質優的教育、補助國民的醫療健康花費,而且政府還為首次申購國民住宅的民眾提供補貼。

上個月是新加坡五月大選以來新國會的第一個會期,會期的主要議題幾乎完全圍繞著貧富差距的問題打轉。

李顯龍總理否決了引入老人年金、最低工資制及歐式社福體制的提議。

「我們認為“福利”是一句髒話。反對黨──我想是工人黨吧──叫囂要求一個“永久無條件以需求為導向的社福體系”。我認為那是一句更長更髒的髒話。」

但他也承認在97年亞洲金融風暴以後,新加坡的貧富差距已然擴大,更指出他的施政方向是「將天平往對低收入族群有利的一方傾斜」

雖然李顯龍的人民行動黨不用害怕失去在國會中的壓倒性多數──84席中人民行動黨有82席,但新加坡日益惡化的貧富不均已經損及了政府的威信。

今年五月六日的大選中,工人黨創下了長年以來最好的成績。該黨主席林瑞蓮在其參選的集選區中囊括了44%的選票(新加坡分只選出一席的單選區,和選出複數席次,但是採兩黨對決,獲勝黨贏取該選區所有席次的集選區。林瑞蓮雖然在阿裕尼區拿下44%,但工人黨在該區是以56:44敗選),而李顯龍在其選區則被一群名不見經傳的三十幾歲年輕候選人給瓜分了34%選票。

林瑞蓮雖然未能在選區對決中勝選,但仍然依新加坡法律規定,以最高票落選人的身份成為不具投票權的國會議員。她接受路透社專訪時指出:「他們(指人民行動黨)其實也擔心如果不正視貧富不均這個問題的話,很有可能會被這個核爆的落塵波及。」

李顯龍在國會中聲明他將計畫改善國民醫療體系以及提高低收入戶住房補貼,並且擴大「以工代賑」計畫,以改善低收入職工的收入。

就在大選五天前的五月一日(嗯,時間點很令人好奇),新加坡政府便付出了1.5億星幣給三十三萬名低收入職工,李顯龍更承諾明年也會有一個類似的計畫,計畫內容將隨著2007年2月15日的總預算案一起公佈。

何不食肉糜?

評論家指出,這個十八歲小孩部落格所點燃的怒火,絕大部分是來自於人民對新加坡這一群把持政權的特權精英階層不知民瘼的惡劣觀感。

要想成為新加坡的政府體系統治精英的一分子,唯一的路是在國內唸完名校後,拿到有名的政府奬學金出國唸書。

雖然這些名校和獎學金名義上是對全民開放的,但其實精英階層的子女在爭取這些名額時是享盡優勢的。像部落格事件當事人黃淑敏就是和他父親黃守金議員一樣,就讀萊佛士初級學院(註:新加坡的junior college其實就是美式學制的高中,據Wikipedia的Raffles Junior College條目指稱,這一家高中是美國以外地區送進最多畢業生到一流美國大學的高中)。而黃守金不僅止是國會議員而已,更是國營軍火商ST Engineering的高階經理人。

在新加坡海峽時報的一篇「精英紅眼症」的文章中引述官方資料指出,過去五年裡公費留學生有1/3是出自於月入一萬星幣(約二十萬台幣)的家庭,而這樣的家庭只佔全新加坡人口的13%。

同篇報導也指出,公費生中家庭月入二千星幣以下者只佔全部公費生的7%。

諷刺網站TalkingCock.com的創辦人吳榮平先生指出,雖然人民行動黨的第一代領導人在人民眼中是與人民站在一起的,但現在已經不是如此了。

「黃淑敏事件之所以會招致如此猛烈的炮火,是因為人民已經強烈地感受到行動黨根本是一群活在象牙塔裡不食人間煙火的傢伙,他們是一群“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

Power, corruption and lies

by Will Hutton

To the west, China is a waking economic giant, poised to dominate the world. But, argues Will Hutton in this extract from his new book, we have consistently exaggerated and misunderstood the threat - and the consequences could be grave

Monday January 8, 2007
The Guardian

The emergence of China as a $2 trillion economy from such inauspicious beginnings only 25 years ago is such a giddy accomplishment that the temptation to see its success as proof positive of your own prejudices is overwhelming. And the west's broad prejudice is that China is growing so rapidly because it has abandoned communism and embraced capitalism. China's own claim - that it is building a very particular economic model around what it describes as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 is dismissed as hogwash, the necessary rhetoric the Communist party must use to disguise what is actually happening. China proves conclusively that liberalisation, privatisation, market freedoms and the embrace of globalisation are the only route to prosperity. China is on its way to capitalism but will not admit it.

But the closer you get to what is happening on the ground in China, its so-called capitalism looks nothing like any form of capitalism the west has known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remains fundamentally problematic. The alpha and omega of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is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remains firmly in the driving seat not just of government, but of the economy - a control that goes into the very marrow of how ownership rights are conceived and business strategies devised. The western conception of the free exercise of property rights and business autonomy that goes with it, essential to any notion of capitalism, does not exist in China.

The truth is that China is not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party describes, nor moving towards capitalism as the western consensus believes. Rather it is frozen in a structure that I describe as Leninist corporatism - and which is unstable, monumentally inefficient, dependent upon the expropriation of peasant savings on a grand scale, colossally unequal and ultimately unsustainable. It is Leninist in that the party still follows Lenin's dictum of being the vanguard, monopoly political driver and controller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it is corporatist because the framework for all economic activity in China is one of central management and coordination from which no economic actor, however humble, can opt out.

In this environment genuine wholesale privatisation is impossible and liberalisation has well-defined limits, as President Hu Jintao himself brutally reminds us. The party, he says, "takes a dominant role and coordinates all sectors. Party members and party organisations i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be brought into full play so as to realise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state affairs". It may be true that party organisations in the provinces (some with populations bigger than Britain's) and in the chief cities are jealous of their autonomous local political control, but all retain the discretionary power to do what they choose and override any challenge or complaint from any non-state actor - or, indeed, from state actors if they cross the will of the party.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corrupt organisations the world has ever witnessed. The combination of absolute power and an ideology that palpably no longer describes reality is a virus that is mor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undermining the regime. And if the regime wobbles, then its capacity to sustain the unsustainable economic structures will wobble and Leninist corporatism will unravel. Beijing's authority could fragment and China's provinces reassert their destructive independence as they did in the 1910s and 20s, or a new and fiercely repressive regime could try to hold the country together abandoning economic openness and market reforms - and even pick some international fights (such as invading Taiwan?) to rally the country to its side. It is because this prospect is so real that the task of peacefully moving to a sustainable capitalism, and building the necessary institutions to do it, is so vital for both China and the world.

Ever since the late 1990s the party leadership, then under Hu's predecessor Jiang Zemin, has rightly become more and more preoccupied with how corruption is corroding the party. "If we do not crack down on corruption, the flesh-and-blood ties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will suffer a lot and the party will be in danger of losing its ruling position, or possibly heading for self-destruction," Jiang declared in 2002, in his last political report to the National Congress. High-level officials had been arrested and imprisoned for embezzlement and racketeering; they included the party secretary and mayor of Beijing, Chen Xitong,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Cheng Kejie, vice-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as executed for taking pounds 2.5m in kickbacks for arranging land deals and contracts for private business.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 highest-profile casualties were three of prime minister Zhu Rongji's hand-picked "can-do commanders", selected to sort out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the late 1990s, and one of whom, Li Fuxiang, leaped to his death from the seventh floor of Beijing's Hospital 304 while under investigation. To put this in a British context, it is as if the Mayor of London,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the chief executive of HSBC, along with a deputy governor of the Bank of England and the deputy chief executive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had all been imprisoned for fraud with one committing suicide.

For all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anti-corruption and Orwellian sounding "Central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ttee", corruption remains deeply embedded. The number of arrests of senior cadres members above the county level quadrupled between 1992 and 2001, and since then have included a ring of officials in Gansu, one of China's poorest provinces, caught embezzling pounds 500m. Four provincial governors and one provincial party secretary have been charged recently - the top posts in China outside Beijing. And in September 2006 came the arrest of Shanghai party secretary and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Chen Liangyu for his involvement in the misappropriation of pounds 206m of social security funds.

The Chinese economist Hu Angang, in his trailblazing book Great Transformations in Chin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alculates that over the late 90s the cumulative annual cost of corruption was between 13.3% and 16.9% of GDP and is still around that level today. Every incident of corruption - smuggling, embezzlement, theft, swindling, bribery - arises in the first place from the unchallengeable power of communist officials and the lack of any reliable, independent system of accountability and scrutiny. Corruption has become part of the system's DNA, now threaten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state.

To see how, look no further than the combination of one-party control and corruption and how it deforms the legal system. The judicial apparatus is politicised from top to bottom. Every president and vice-president of a court is appointed by the party; and the courts are funded by provincial governments. The court bureaucracy works on the same basis as the rest of the government, with a party committee system superintending each rung of the court hierarchy. Judges often make decisions at the instruction of the committee or government independently of the legal merits of the case.

Many judges still have no formal legal training - the majority are retired army officers, only too ready to do the party's bidding. The scale of the corruption is stunning. In 2003, 794 judges were tried for corruption (out of a national total of 200,000). In 2003 and 2004, the presidents of the provincial high courts of Guangdong and Hunan were both found guilty of corruption. When the party does not or cannot influence the judgment in a case, it can use its influence over the police to decide whether to slow down or not enforce the judgment. Enforcement rates in China are lamentable; for example, only 40% of provincial high court decisions are enforced. The lack of a clear system of property rights, with the party-state claiming particular privileges, can make debt enforcement against state organisations close to impossible.

As a potential watchdog to correct any of this, the media is crippled. China now has more than 2,000 newspapers, 2,000 television channels, 9,000 magazines and 450 radio stations, but they are all under the watchful eye of the party in Beijing or provincial propaganda departments. These authorities issue daily instructions on what may and may not be reported; journalists who digress will be suspended from working or even imprisoned. China is estimated to have 42 journalists in prison, the highest number in the world. Editors know roughly how much slack they have; but recently, under Hu Jintao, there has been a tightening of the leash. The right to travel independently and report from a non-local city had allowed more aggressive reporting of corruption; but it has been rescinded. Some prominent editors have been fired. For instance, Yang Bin, editor of China's most forceful tabloid, the Beijing News, was dismissed in 2005 for reporting village protests against unfair confiscation of land. Other journalists have been prohibited from publishing. 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in its 2005 report on repression of the media, quotes the government-run People's Daily: "[During 2004] censorship agencies permanently shut down 338 publications for printing 'internal' information, closed 202 branch offices of newspapers, and punished 73 organisations for illegally 'engaging in news activities'."

In February 2006, three of China's most distinguished elders - Li Rui, a former aide to Mao Zedong, Hu Jiwei, former editor of the People's Daily, and Zhu Houze, a former party propaganda chief - published a letter condemning the approach: "History demonstrates that only a totalitarian system needs news censorship, out of the delusion that it can keep the public locked in ignorance," they wrote. Far from ensuring stability, they continued, such media repression would "sow the seeds of disaster".

All this is obvious to western eyes; what is less obvious is the way the same system of control undermines the economy. Successful businesses have to be successful in business terms - with managers freely exploiting opportunities, developing products and brands and promoting on ability. No such autonomy is possible within Leninist corporatism; party needs come before those of business, enforced by a national system of party committees in every enterprise, finance from state-owned banks and a complex system of accounting and ownership rights that leaves majority ownership of most enterprises with the state. Private shareholders have very limited ownership rights; companies' fixed assets are separated out in company accounts and can still only be legally owned by state and public bodies. And as MIT economist Yasheng Huang argues, government shareholders interfere, especially if a firm is successful. Countless Chinese firms, he says, have been driven to bankruptcy or thwarted in their growth ambitions because the government has exercised its ownership privileges to meet party objectives.

In short, the party state is at the centre of a spiderweb of control of the economy, radiating out from the tight ownership and direction of the 57 sectors the party considers the economy's strategic heart like steel and energy to a more relaxed stance the less important the party considers an enterprise's activity - such as packaging or hairdressing. Even they can be controlled if need be. The general rule is that the more politicised and controlled a Chinese enterprise, the lower its productivity and performance. Thus the performance of China's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SOEs), which control two-thirds of industrial assets, has hardly improved during 20 years of reform. One in three of their employees is estimated to be structurally idle. SOEs are on a financial edge and barely profitable. According to one influential estimate, even the tiniest upward movement in interest rates or the slightest decline in sales would mean that 40%-60% of their enormous bank debts would not be serviced, rendering the entire Chinese banking system bankrupt. They are commercial and business disaster areas.

Even large private companies, although better performing, are still affected. Davin Mackenzie, managing director of iVentures, which is based in Beijing, says that almost no private company, however well run, wants to leave the opaque, informal world of guanxi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which the main aim is to hide revenue, cash, and profits from potential political direction. The vast majority, he says, run themselves out of the "cash box in the back of the Mercedes". Most private Chinese companies have three sets of accounts - one for the banks, one for the tax authorities, and one for management. Most do not last long; the average duration is three years. The law of the jungle prevails: you do what you can get away with. China is the counterfeiters' paradise, whe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re neither respected nor enforced. Between 15% and 20% of all well-known brands in China are fake; two-thirds of the imports confiscated by US Customs as fakes were made in China. Counterfeiting is estimated to represent 8% of GDP - eloquent testimony to Chinese business strategies and the ineffectiveness of the legal system.

The cumulative result of all this is economic weakness, despite the eye-catching growth figures. Innovation is poor; half of China's patents come from foreign companies. Its growth depends on huge investment, representing an unsustainable 40% or more of GDP financed by peasant savings. But China now needs $5.4 of extra investment to produce an extra $1 of output, a proportion vastly higher than that in economies such as Britain or the US. But 20 years ago, China needed just $4 to deliver the same result. In other words, an already gravely inefficient economy has become even more inefficient. China's national accounts tell the same story. Hu Angang calculates that China is now back to the Mao years in term of the inefficiency with which it uses capital to generate growth.

Behind all these problems lie Leninist corporatism. Capitalism, I contend, is much more than the profit motive and the freedom to set prices which China's reforms have permitted. It is a system in which many different actors freely take different decisions according to their best judgment; some are right and some are wrong, but the system never has to bet on any one being right for everyone - as in an authoritarian system of centralised economic control. But this economic pluralism is closely intertwined and dependent upon the wider political capacity of different citizens to be able to be part of a public space in which they can debate options and choices. It is because democracies possess such public spaces that, over decades, even the weakest tend to manage themselves better than authoritarian states. There is less likelihood of group-think, conformism and top-down plans that militate against good decisions - or of the quick reversal of poor decisions.

This public sphere is a whole network of "soft" independent processes of scrutiny, justification,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that range from a free media to independent justice.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which the people regularly vote for their governors is but the coping stone of this structure. And the processes of scrutiny and deliberation do not stop just with the state - the same processes are extended to capitalism and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rough having to justify themselves, makes them more honest and better performing.

But none of this can happen if individuals are not free and capable of being involved - and having the capacity, through the independence that property ownership, education, trade union membership and citizenship confers, freely to challenge and change individual policies, whether they are those of the government or the company they work for. These social processes work best the less social distance there is between people. The more inequality and the more social distance, the less well these processes of pluralism, capabilities and accountability can function. And the less well capitalism then functions. So China leads to an unexpected insight. Capitalism works best the more inequality is capped - and the more and better developed its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The west is unforgivably ignorant about China's shortcomings and weaknesses, which leads it vastly to exaggerate the extent of the Chinese "threat". China is certainly emerging as a leading exporter, but essentially it is a sub-contractor to the west. It has not bucked the way globalisation is heavily skewed in favour of the rich developed nations. Its productivity is poor; it lacks international champions; its innovation record is lamentable; it relies far too much on exports and investment to propel its economy. To characterise China as an unstoppable force whose economic model is unbeatable and set to swamp us - the stuff of almost every ministerial and business lobby speech - is to make a first-order mistake.

Rather, the west needs to understand the depth of China's problems and the possibility, if not probability, of 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vulsion as China seeks their resolution. What the west must avoid is a position where it forces the Chinese leaders' hand and China retreats towards economic isolation and freezing the reform process. The challenge to the global trading and financial system would be profound; not only would an important source of global demand be scaled back, a key source of financing the US trade deficit would be removed. China's progress would be shaken to its core.

The interest of the west is to help China avoid this fate and encourage a peaceful transition to a pluralist China within a legitimate system of accountability; a country that is comfortable with liberal globalis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To describe the goal of policy in this way is demanding enough; more demanding still is to execute it. The simple extrapolations of China's growth, predicting that it will eventually become a one-party, economic colossus, lead to an alarmist climate in which it is easier to justify trade protection or, in the United States, potential military activism. Such responses are naive. We have to play it long, encourage and help to co-manage the change that must come. Only thus will the world be a safer and still prosperous place.

· Will Hutton's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is published on January 18 at pounds 20.

2007年1月10日 星期三

高鐵與血鑽石

by kusotare 2006/01/09

上個週末,真是一個充實的週末
先是週六搭乘高鐵下台南
體驗南北一日生活圈,享受府城的陽光與美食
再是週日看了一部超級震撼的電影─血鑽石
接受為滿足地球部份有消費能力者的物欲
世界最貧窮的國家得為自己可能一輩子都沒見過的石頭流離失所的震撼

兩件不太相同的事情
卻同樣讓人感受到傳媒可以改變社會的強大力量

電視上看到的,很遺憾的我們現場‧都‧沒‧有‧遇到
人全部都被媒體嚇跑了,
所以買票、上車、下車、出站、進站,你要怎樣就怎樣
列車、月台、車站,要怎麼拍照就怎麼拍照,
一點也不會造成他人的困擾

甚至我們所期待的重複劃位也非常不幸運的沒有發生在我們身上
往返車程,再同一車廂中總共只有兩位乘客中獎
(可惡…我們也想拿那6個月免費搭乘的兌換卷啊…)

當然不能諱言,以高鐵的投資與票價,有太多地方真的需要加強
(但絕對比台鐵好,消基會這麼關心消費者的權益,
我真的認為他們應該每天去天天誤點的台鐵抗議)
撇去『人』的部份(不熟悉的作業員‧服務員‧乘客),
硬體的部分(包含乘車感)給人的只有感動,
新幹線耶!連日本都替臺灣感到高興的改變,
大家感覺就像去吃喜酒一樣,滿車的喜悅。

傳媒造成大眾恐慌的預期心態,
雖然造福我們這群不怕死有信心的消費者,可以享有舒適的消費經驗
但仍很明確的影響到大眾的消費意願
甚至還讓很多人主動去幫傳媒強化訊息,勸阻我們停止消費
拒絕相信有實際經驗者的分享
(電視上不是這麼說的...你一定是泛綠的才這麼說...)
洗腦案例一

血鑽石是一部比『不願面對的真相』更為震撼的電影
誰能相信生產鑽石的國家竟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
物欲創造對生活品質的追求,接著經濟就會發展
然後生活就會更好,新的需求就會再創造出來,
經濟市場就會更大,接著生活更好…

傳媒扮演合理化物慾的角色
永恆的愛情見證、給認真生活的你一個犒賞、身分與地位的象徵…

過去只有極為少數的貴族需要這種東西來彰顯財力
現在即使不是貴族,要討老婆、女友、自己開心,有能力為何不買顆鑽石

只要買有證書的,就不會傷害到別人…

電影看完,擦乾眼淚,傳媒鼓勵你去購買有證書的鑽石
他們絕對不說:你不需要鑽石

就像全球暖化的議題一樣,
大企業可以花錢要科學家公佈他們期望的事實
花錢買傳媒給大眾教育:這一切都在控制中,事情沒有那麼嚴重…
於是有人主動會說服你,現在科技很發達啦
發生問題的時候一定有辦法可以解決…
洗腦案例二

一個是意識形態阻止消費,
一個是發展經濟鼓勵消費,
看似兩個相反的行為,卻有相同的根源

如果這兩個力量反過來
以發展經濟來鼓勵大家搭高鐵
以意識型態來減少大家對珍貴資源的需求
或許...或許...對於媒體,我會是拍拍手,而不是搖搖頭

2007年1月7日 星期日

14-year-old becomes youngest to sail Atlantic solo

by The Guardian 2007/01/05

14-year-old becomes youngest to sail Atlantic solo

People: Perham, Michael

Abstract (Document Summary)

[Michael Perham] was escorted into the calm waters of English Harbour in Antigua by a flotilla of small boats after finishing his 5,600-km trip. Immaculately turned out in white T-shirt and white cap, he punched the air and a steel band struck up a jaunty tune as he tied up.

Though it was early in the morning when he arrived in Antigua, Michael was already thinking about having a "scrumptious" lunch he has survived on ready meals and tinned food and later on a lovely, soft, unsoggy bed which did not rock from side to side.

British Deputy Prime Minister John Prescott, himself a former merchant seaman, was one of the first to congratulate the teenager's "remarkable" feat. "Michael has proved himself another hugely successful sailor in the great British maritime tradition," he said.
Full Text (421 words)
Copyright China Daily Jan 5, 2007

He braved towering waves, teeth-jarring squalls and endured the loneliness of the long distance sailor, all the while trying to keep up with his school coursework.

On Wednesday, Michael Perham, a 14-year-old schoolboy from land- locked Hertfordshire, just north of London, became the youngest person to cross the Atlantic singlehanded.

Michael was escorted into the calm waters of English Harbour in Antigua by a flotilla of small boats after finishing his 5,600-km trip. Immaculately turned out in white T-shirt and white cap, he punched the air and a steel band struck up a jaunty tune as he tied up.

Setting foot on dry l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more than six weeks, he said: "It feels absolutely fantastic. Absolutely brilliant." He hugged his father, Peter, who arrived a few minutes later having shadowed his son across the Atlantic in another yacht, always staying a mile or so away.

Though it was early in the morning when he arrived in Antigua, Michael was already thinking about having a "scrumptious" lunch he has survived on ready meals and tinned food and later on a lovely, soft, unsoggy bed which did not rock from side to side.

He said he had missed his PlayStation and his bike. The teenager insisted he had not felt in danger. "The worst bit was being away from my family and people generally," he said. "It was really a fantastic trip. I enjoyed almost every minute of it."

British Deputy Prime Minister John Prescott, himself a former merchant seaman, was one of the first to congratulate the teenager's "remarkable" feat. "Michael has proved himself another hugely successful sailor in the great British maritime tradition," he said.

Dame Ellen MacArthur called it a "huge achievement," adding: "He's done incredibly well to spend six weeks on his own at 14."

Despite Michael's insouciance on reaching land, he suffered his fair share of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vividly recounted in a blog.

"Experienced my first experience of squalls, they really do knock your teeth out," he wrote on November 25.

Michael went on to describe how on December 15 he had to tie a rope around his waist and jump overboard to cut free his steering gear.

In the blog he also expressed boyish joy at seeing dolphins skimming alongside his boat, sunbathing, blue skies and flying fish landing in his lap.

"It is an amazingly good feeling when you are on the open sea and no land in sight," he wrote.

He celebrated Christmas by setting off a flare.

The Guard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