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2日 星期四

左棍是怎樣煉成的

by 老燈 2004/11/10

左棍是怎樣煉成的

兒子問艾華:老爸,孫中山不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嗎?
艾華:現在不是了。因為他破壞大清國的改革開放。那時大清雖然想繼續維護封建統治,但是也想政治改革,孫大炮卻偏要搞民主革命,所以是罪人。

兒子:那共產黨當年也是搞暴力革命上台的,你為什麼不說它們是罪人啊?
艾華:共產黨搞暴力革命當然也是不對的,可是我們不能明說,不能得罪中國政府。

兒子:既然共產黨上台執政是非法的,那你在海外還支持它幹什麼?
艾華:你爺爺是中共的幹部,共產黨對咱們家不薄,咱們不支持中共支持誰?再說這年月應該誰硬幫誰,要幫就幫有權有勢的,那些窮老百姓你幫他有啥好處?

兒子:中共執政後,盡幹壞事了,什麼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這些你咋解釋?
艾華:反右是正當防衛,大躍進是正常建設,文革是鍛鍊群眾,六四是鎮壓暴亂,都是正當的。

兒子:那以後再發生六四式的事件怎麼辦?
艾華:還是殺。中國老百姓都是軟骨頭,就怕硬的。八九年只殺了幾百個,就穩定了這十多年。再有六四,殺它幾萬個,還不穩定個幾百年。歷史上哪個封建王朝,沒有幾百年的壽命。
中國人多,殺個一億兩億的,還有十多億呢!

兒子:可是中國現在太專制腐敗,我在網上看到好多揭露這方面的東西...
艾華:專制是中國的必然選擇。中國那麼大,人口那麼多,老百姓又那麼愚昧,必須用專制的手段來統治。中國要想強大,必須再專制一百年。至於腐敗,中國曆朝歷代都腐敗,幾千年了還不都過來了。黨的幹部為人民服務,嘔心瀝血,人民就應該讓這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兒子:中國的那些下層老百姓,孩子上不起學,有病沒錢治,民工得不到工資,房子被強迫拆遷,還是很可憐的。
艾華:別管他們,他們活該倒霉!孩子不上學是他們不重視教育,有病是他們不注意鍛鍊身體,得不到工資是他們根本不該從農村出來打工,拆他們破房子是逼他們住別墅。

兒子:就怕這樣下去,以後中國會亂的。
艾華:我們不怕。你爺爺把咱們送到美國來,就是狡兔三窟,防備萬一。中國不亂,你爺爺在國內繼續貪污;中國亂了,我們已經出來了,你爺爺隨時可以出來。再說共產黨敢下狠手殺人,估計亂不了。

兒子:哦。這兩年我在美國受的這些西方化教育,什麼善良誠實博愛人權等等,看來沒什麼用。
艾華:兒子你真聰明!人活著就是自私自利,這世界就是弱肉強食。現在你要學習中國的厚黑術,經常和國內來的官方考察團打交道,鍛鍊拉關係走後門,準備畢業了回國當大官、賺大錢。

兒子:我明白了!可是你現在整天泡在網上,為共產黨宣傳,跟右派罵得天翻地覆的,你能得到什麼好處啊?
艾華:無利不起早。咱家這吃的用的,不都是我上網罵右派掙得嗎?你沒看我總去中國使館領錢嘛。再說將來我回中國做生意,他們也得照顧我嘛。

兒子:那你和右派論戰都有什麼辦法啊?
艾華:辦法多了去了!
   第一要冒充參加過八九民運,出國後幡然悔悟,轉而支持政府鎮壓,使勁兒糟踐當年的絕食學生。反戈一擊比較有說服力,也有殺傷力。第二要比中共當局還左,說中共想說而不便說、不敢說的心裡話,既氣了右派又讓中共心裡高興。要有我是左派我怕誰、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勁頭。第三要連蒙帶唬,嚇唬網友說:在中國一民主肯定亂、一自由肯定散、一人權肯定全民族都完蛋。只有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穩定中國。中國人亂怕了,為了穩定當奴隸都行。第四要混淆概念和是非,把愛國和愛黨聯繫在一起,把民主和賣國聯繫在一起,把右派和漢奸聯繫在一起。
   第五要中共反誰咱反誰,反法輪功、反民運、反台獨、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權,要反得比中共還激進。第六要中共支持誰咱支持誰,支持薩達姆、支持本拉登,支持趙忠祥、支持宋祖英。第七要身在西方反西方,在美國反美國、在日本反日本、在歐洲反歐洲,反正在民主國家說什麼都沒事兒,討好中共才是真格的。第八要搞人海戰術,注意拉幫結派。右派靠真理、左派靠利益,要群攻群哄,人多勢眾。第九要經常造謠,比如說據傳丁子霖貪污天安門母親的捐款,據傳王希哲和魏京生同居搞同性戀,據傳鄭義接受基地組織的訓練等等。第十是一旦辯論不過右派,便索性開罵,威脅他們的人身安全。
   總之,就是啥不是人說啥,啥理歪講啥,啥損幹啥,這樣就是一個標準的左派啦。

兒子:我全知道了!老爸,我也跟你一起上網當左派吧!
艾華:好兒子!今晚起,咱爺兒倆輪班上!

美國憲法不保障十八種言論自由

by linus_feng2001 2004/11/07


法治政府是美國民主政治的精髓,而法治政府又依賴聯邦最高法院解釋憲法及法律,長年累月積累而成的民主經驗,因此,美國的言論自由既非絕對的權利也沒有絕對的定義。美國憲法上的言論自由有下面幾個特點:

1、言論自由權的範圍及應用有其時間性。平時,最高法院對言論自由的解釋採取「優先主義」。例如,在平時當言論自由與財產權衝突時,則以言論自由為優先。在戰時則採取「逐案彈釋主義」,如戰時宣佈戒嚴、限制民權等。

2、言論自由權的最後解釋權在聯邦最高法院,個人不得自己釋法執法,或擇法而從。

3、最高法院對言論自由權的解釋,以維護為原則,以限制為例外。

4、最高法院在解釋言論自由權時根據美國的國情、政治體制、政治經驗,而不是沿襲英國的傳統。

5、最高法院在解釋憲法時采多數決定原則。一經多數裁決,多數意見即具憲法效力。少數人反對聲音再大也得服從多數的決定。由於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由總統任命的,他們的政治思想、黨派立場能影響裁決。所以兩黨都力爭以多數控制裁決。

6、重要的原則是不追求用一個定理或公式來籠罩所有有關言論自由案件,而是逐案依其案情來平衡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爭執。

二、美國對憲法上言論自由的限制

1、沒有褻瀆國旗或焚燬徵兵卡的象徵性言論自由。越戰期間,美國各地反戰分子紛紛以焚燬美國國旗或徵兵卡作為抗議,他們在審判中每以焚燬徵兵卡是象徵性言論,而力辯其應受憲法第一條修正案言論自由權的保障,但被最高法院拒絕。

2、危及公共安全的玩笑不能開。最高法院說:「最大的言論自由也不保障任何人在戲院中有誑呼失火造成驚慌奔逃的自由。」以劫機作為取笑的言論也不受保障, 在洛杉磯國際機場電檢入口處掛有「請勿開玩笑」的牌示,如果有人在此說「Hi Jack!」(傑克你好嗎?)航警一旦聽見,必將其逮捕法辦,因為這句話正是英文劫機(Hijack)一詞的諧音。這說明公共安全重於個人的言論自由。

3、沒有引發危害公眾秩序導致暴亂的言論自由。1951年美國一大學生有一天站在街頭髮表演說,辱罵杜魯門總統和一些官員,引起聽眾公憤,咆哮喊打,騷動暴亂一觸即發,該大學生被逮捕,以破壞公共安寧秩序罪判刑。

4、沒有擾亂學校安靜上課的言論自由。羅克福德市規定,任何人不得在毗鄰學校上課的公共場所蓄意喧鬧,擾亂學校上課時的安靜與秩序。

5、沒有造謠生非的言論自由。最高法院認為,一個記者無權以主張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權為理由,對他人名譽作傷害性攻擊;法院對被控誹謗的新聞業被 告,從來沒有授予他以新聞編輯的絕對特權的先例;散佈虛偽不實的資料本身無資格享受憲法第一條修正案(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之保障。

6、沒有妨害他人權利的言論自由。新澤西州一城市命令禁止任何人使用擴音器或其它喧鬧樂器在大街小巷作擾亂公共安寧秩序之商業宣傳,某案被告因此遭取締並送審,幾經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認為,該市命令並未違反憲法上所保障的言論及集會自由。

7、不能以言論自由或集會自由妨害城市交通或違犯交通規則

8、監犯的言論及集會自由權因獄政安全而受限制。關於監犯應否享有組織監犯工會權及言論自由權,聯邦法院認為監犯個人的言論自由權利同獄政管理及 公共安全的公權力兩相比較,公權力大於私權利,對監犯的言論自由的限制顯然是基於維護獄政安全的公權力的必要性及優先性,否則,監犯工會與典獄官對立必定 要出事。

9、軍人言論自由的限制。1974年李維上尉公開反對越戰,並鼓動黑人拒服兵役參戰,被軍事法庭依據統一軍法法典判刑,被告不服上訴。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軍人與平民不同,軍人雖亦有言論自由權,但與平民言論自由不同,故在行使時所受到之限制及約束程度自亦不同。

10、軍事基地不是候選人行使言論自由行的場所。1976年美國總統大選時,著名小兒科醫生施帕克在競選時,偕員曾在某軍事基地進行競選活動,散 發競選傳單,發表政治演說,遭到當局取締。被告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決:「軍事基地旨在訓練士兵,而非提供政治輿論場所,官方軍事活動不應涉及 任何政黨政治競選活動」。言論自由及競選活動不得在軍事基地行使,已成美國定例。

11、沒有辱罵他人因而招惹衝突的言論自由。所謂招致衝突的言論是指對任何個人具有強烈侮辱性及挑釁罵人,而有造成對他人傷害,或立即招致反擊鬥 毆的惡言惡語包括下流、誨淫、猥褻、誹謗等言論。這種言論既不具任何「適當溝通的意義」,也缺乏「表示任何社會價值及意見真理」,所以不在憲法言論自由權 保障之內。

12、沒有說下流髒話的自由。例如,廣播電台或播音員都不得用下流骯髒的話語來廣播。凡用此類穢語的電台,如經聽眾舉證告發,聯邦政府即在該電台 申請延長營業執照時予警告或停發的懲戒。1973年10月某日紐約市一家電台播出長達十二分鐘的「連篇髒話」,事後其播音員即遭聽眾控告。

13、咆哮公堂的言論不受保障。1970年「艾倫案」被告受審時咆哮公堂,擾亂審判,被判罪不服,經最高法院裁決,「涉訟當事」人如不服法官勸告 即可採取三項措施:(1)可將其嘴用布封閉並綁在椅子上仍留庭受審;(2)將其帶出庭外,等其恢復平靜並承諾遵守法庭秩序再回庭上。(3)裁其侮辱法庭。

14、議員言論免責權所不保障的言論。議員言論及行為分為「立法言論行為」和「非立法言論及活動」。前者受言論免責權保障,後者則不受保障。例如致函三軍 首長為立法目的索取有關資料為立法行為,但將該項所得資料作為競選活動之用則為政治行為,不受保障。還有一些言論和行為不受保障,如記者招待會或接受記者 訪問時所發表的談話,在非議會場所發表演說,將國會記錄複印向選民或外界散發,打電話給政府官員干涉施政的等等。

15、沒有違背契約而洩露國家機密的言論自由。如1968年中央情報局退職人員施奈卜違背任職誓約而撰書洩密,受控告。

16、黃色書刊不在言論自由權保障之列。

17、詐欺不實的商業廣告不受言論自由的保障。

18、譭謗性言論不受保障。凡情況所說不實,或完全不顧所說是否真實的惡意攻擊的言論,應負擔民刑責任。

綜上所述:美國的言論自由在平時並不是絕對不受限制,在戰時尤受限制;言論自由是權利也是責任,不得危害公共安全或侵犯他人權利;言論自由的行使 及保障須以憲治政府的存在為前提,依法行使,不是無法無天;政府雖然講純粹言論不得侵犯,但對涉及行動的違法言論仍採取干涉主義。

以愛報仇──行醫山地部落的井上伊之助


◎撰文/鄧相揚
一九○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在今天花蓮縣秀林鄉一帶
爆發太魯閣原住民出草事件,
此一事件後來誘發台灣史上知名的
「衛理事件」及「太魯閣事件」。

「衛理事件」遭難者之一井上彌之助,
兒子井上伊之助在父親遭原住民殺害後,
克服心中的怨念,
聖經的經文「要愛你的仇敵」,成了他喪父之痛最重要撫慰的力量。
他自日本來到台灣原住民部落,以醫療、傳道,
進行他長達三十餘年「以愛報仇」的志業……

「是一個叫作井上伊之助的日本醫師救我的。你可以幫我找到他的墳墓嗎?我想跟他好好道謝。」二十年前,談霧社事件還是一種禁忌,我在埔里鎮上的醫檢所,經常有賽德克族人(Seediq,泰雅族亞族之一)出入,也因此認識了高山初子(Obing Tado,娥賓‧塔達歐,漢名高彩雲)。

她 告訴我,霧社事件發生後,她的丈夫花岡二郎自盡了,懷有身孕的她和其他族人一樣,被迫遷往霧社西邊數十公里、能高郡北港溪右岸的「川中島」(今南投縣仁愛 鄉互助村清流部落,因有兩條溪流環繞,日治時稱台中州川中島社)。艱困的路程,讓她抵達川中島後一個星期左右,即產下男嬰阿威.拉奇斯,自己隨即因失血過 多而瀕臨死亡,那位日本醫師及時救了她一命,儘管五十多年過去了,她對當年的救命之恩感念不忘。
  
我答應了初子,每次到日本找尋資料或遇到日本友人時,都不放棄任何一絲找尋的希望。後來,年邁的初子過世了,更加重我幫她完成遺願的責任。
  
透過各種管道,我找到了伊之助最小的兒子井上祐二,並託日本友人向他說明想去拜訪的心意;他卻堅決地拒絕了我。又經過多年的尋找,我才得知伊之助埋葬在埼玉縣入間市的一處墓園。
  
終於,在幾萬座墓碑中,我找到了伊之助的墓碑。墓碑上面刻了一個大大的「愛」字,而更令我震撼的,是在墓碑底下還有一行泰雅族語……

●【愛你的仇敵】
如何報「殺父之仇」?最好的報復方式,就是「用愛勝過惡」。

一八八二年九月二日,井上伊之助出生於日本四國高知縣幡多郡。早產的他,有點跛腳,體型也瘦小;十八歲赴東京,半工半讀完成學業;二十一歲,受洗成為基督徒。
  
清末,在劉銘傳的經營下,樟腦、茶、糖同列為台灣出口大宗。台灣是當時世界稀有的天然樟腦分布地區,由於樟腦可用於醫療,亦可作為軍需化學工業原料,是高 經濟物質,日本治台後積極獎勵開採樟腦,引進企業財團進駐,台灣成為世界最重要的樟腦出口區,有「樟腦王國」之稱。伊之助的父親彌之助,在日本治台初期即 來到台灣,在花蓮港太魯閣山地的樟腦製造公司「賀田組」擔任技術員。
  
當地豐富的林礦資源,讓日人逐漸擴大採樟區域,侵入了太魯閣族人的生存領域,流血衝突事件時而發生。最嚴重的一次,是發生在一九○六年七月三十一日的「衛 理事件」(Wuili,在今秀林鄉佳民村)。賀田組發放「山工銀」給太魯閣族的部落時發生糾紛,引發太魯閣族人群起攻擊腦寮,被砍頭的日本人包括花蓮港支 廳長大山十郎、教員、賀田組員工及腦丁等三十六人,彌之助是其中一位被殺害者。
  
消息傳回日本時,二十四歲的伊之助,正好在參加一場基督教會舉辦的靈修會,他心中非常悲憤,激動地表示,一定要去台灣為父親「報仇」!
  
「要愛你的仇敵」是那天靈修會演講者的主題,伊之助想起了耶穌說的話:「兩隻麻雀固然用一個銅錢就買得到,但是你們的天父若不許可,一隻也不會掉在地上。」他猛然醒悟過來,認為父親的死,必定有上帝的旨意。
  
「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最好的報復方式,就是用愛勝過惡」,他終於明白聖經的教訓,並到台灣進行長達三十餘年「以愛報仇」的志業。

●【不要命的大傻瓜】
見到樟樹就想起父親。若沒有樟樹,父親不會來台灣;若父親未遭原住民殺害,我也不會來到台灣……
  
當時總督府禁止在台灣的「蕃人」部落傳教,但有限度准許行醫。井上伊之助為了能夠以信仰感化原住民、開啟他們的「矇昧」,一九一○年一月前往靜岡縣伊豆戶 田的寶血堂醫院研習醫學。翌年十月,他購買了前往台灣的單程船票,以表達奉獻「蕃地」的玉碎決斷。
  
青山碧海、白雲浪花皆染初陽金色,伊之助坐在「信濃號」甲板上,看著海鷗在輪船的上方飛行,蜿蜒而來的重重山水就是台灣,他讚美福爾摩沙的風景真是漂亮。
  
船抵達基隆港,伊之助終於踏上台灣土地。十二月,他依蕃務總長的許可,來到樹杞林支廳轄管的「蕃地」加拉排部落(今新竹縣尖石鄉嘉樂村),擔任醫療囑託。
  
此區域屬於泰雅族傳統領域,各群在馬利哥灣溪、內灣溪、油羅溪沿岸或台地建立部落。當時第五任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正為台灣山林的經濟利益進行「第二次 理蕃計畫」,全力壓制泰雅族反抗,每天上演著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紛爭——一方夾著國家主義的武力對部落展開侵占與殺戮,一方則以多數對抗少數的出草襲擊。
  
「為了警戒,隔段時間就朝天開槍……原來附近前兩天才發生過原住民殺害事件」、「通高壓電的鐵絲網」、「據說某地四百名原住民正準備襲擊、有人說三十名已歸順的原住民逃到警戒區外……」伊之助的日記中,記錄了他當時眼中所見的震撼。
  
身為日本人,看到統治台灣的殖民地政府捨去教化、授產等撫育政策,以精銳的武器去殺害原住民,令他十分心痛;特別是「五年理蕃計畫」時,到處屍體橫陳,血流成河,伊之助更因此下定決心,終身要救治和教化台灣原住民。
  
在原住民部落服務,伊之助自稱是「不要命的大傻瓜」,因為行醫當中,時時都有原住民出草獵首的事情發生。他抱著殉死的決心進行醫療服務,甚至表示萬一遭到殺害時,要將遺骨埋在原住民部落,作為台灣土地的肥料。
  
到台灣的第二年,伊之助將妻子小野千代子從日本接過來。千代子是一位賢慧且意志堅決的女性,在山上生活,不僅要面對物質的短缺、精神的枯躁,更要面對生命的挑戰。
  
初到山上不久,千代子因水土不服,患了腎臟病,經送住台北治療,才救回一命。後來,她懷第二胎時,山地衛生條件太差,官方勸她回日本待產,否則至少也要去台北的日本人醫院;但她以「原住民也沒有下山生子」為由,堅持在加拉排部落山上分娩,靠著自己剪斷臍帶才把嬰兒生下來。
  
原住民產婦在深山中臨盆,常有難產或死亡的情況發生,「不用下山,也能平安生產!」成了伊之助努力的目標。他不僅自己學得助產技術,更積極向上級建議,後來總督府也開辦了原住民婦女助產訓練班,為山地部落培育醫療人才。


自稱是「不要命的大傻瓜」,28歲時,井上伊之助(中座者)舉家遷移台灣,在原住民部落一待就是三十年。有三個孩子病死台灣,這是他們在台灣所留下的 一幀珍貴的全家福。

●【川中島現生機】
體恤霧社事件餘生者的處境,請求總督府准許前往擔任公醫,日夜照顧瘧疾患者。
  
「被警告不准傳道」是井上伊之助一九一五年八月十九日的日記標題,內容記錄了警務課長禁止他對原住民傳道。他曾自述:「在危險的地方,過不自由的生活,忍 受困苦、貧窮,經過各種辛酸事,為的是什麼?如果不能傳道,寧可死在原住民的毒彈下做殉道者更好!」
  
在深山忍受困苦、貧窮,又遭命令不得傳道的辛酸,來台五年多被瘧疾、眼疾和十二指腸蟲病等纏身的伊之助,身心俱疲,不得不懷著抑鬱的心情,回日本醫病。
  
身體逐漸康復後,他一方面到神學校進修,一方面接受福岡聖公會所聘請,舉家遷往種子島傳道。在那三年半的時間,伊之助仍心繫著台灣原住民的處境。
  一九二二年五月間,他再度來到台灣,向總督府申請進入「蕃地」進行醫療宣教。但未能獲准,只好在新竹的日人教會擔任傳道工作,並進行《生蕃記》一書的撰寫。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伊之助為了出版《生蕃記》,專程前往東京。無意中從報上看到有兩位台灣泰雅族姑娘,被賣到東京的私娼區「玉之井」。伊之助相當難過與憤 怒——難過的是這兩位泰雅族姑娘的貞操靈魂被日本同胞所踐踏;憤怒的是把她們帶到東京賣淫的,是一位曾在霧社地區服勤後遭解聘的警官。
  
這兩位泰雅族姑娘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令伊之助感到就像自己親生女兒被迫下海一般的苦楚。那時候他經濟相當拮据,不知道要如何籌款為她們贖身;但他卻深信,憑著自己的信仰和毅力,一定可以把她們贖回。
  
伊之助的救援行動,感動了台灣總督府駐東京辦事處的官員,最後台灣婦女會出資四百圓,贖回了她們。伊之助在車站送她們回台灣時,如釋重負,揮別的同時,流下了高興的淚水。
  
一九三○年一月間,伊之助通過台灣總督府舉辦的限地開業醫師考試,取得「限地醫」資格。「限地醫」是一項權宜措施,因為願意到偏遠及山地區域執業的醫師有 限,總督府因此頒訂「限地醫」考試及管理辦法,規定曾在醫院、診所當過助手的「藥局生」,服務達一定年限後,經考試及格者,以「限地醫」資格任用,且要在 政府指定的偏遠或山地區域執業。
  
伊之助取得「限地醫」資格後,最大的願望是能去父親的遇難地花蓮秀林,為太魯閣原住民進行傳道醫療。然而一個因緣,讓他自願申請到今天的南投縣仁愛鄉山地服務。
  
那年的十月二十七日,不堪極權統治的霧社群賽德克族人,利用日人舉行聯合運動會時,由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率領六社壯丁勇士,攻陷各部落的駐在所,殺死 留守的日警,搶奪槍枝彈藥,攻陷霧社街區機關、日人宿舍及運動場;計有日本官吏、警察、平民及眷屬共一百三十四人被殺。
  
「霧社事件」爆發後,台灣總督府出動精銳軍警部隊和武器,討伐起事的原住民。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懷恨在心的日人又主導了「第二次霧社事件」,唆使道 澤群的壯丁組成襲擊隊,分批攻擊霧社事件餘生者居住的「保護蕃」收容所;被殺死及因恐懼而自殺者有兩百一十六人。
  
為了避免因為霧社事件的「以夷制夷」、「論功行賞」手段,造成各族群及各部落間的仇隙加深,日人將兩百九十八名餘生者,強制移居到數十公里外的川中島集中看管。
  
伊之助體恤到霧社事件餘生者的處境,於是向總督府理蕃課請求,自願去照顧他們。五月間,伊之助即接到派令,隻身前往毗鄰川中島的眉原(今南投縣仁愛鄉新生村)公醫診療所,擔任公醫。
  
當時,梅雨不斷,加上瘧蚊滋生,許多人都感染了瘧疾;家破人亡加上疾病之苦,時有上吊身亡情事發生。伊之助和另一名衛生巡查,行走於眉原社和川中島兩地, 日夜拚命地為病患醫療。直到秋風吹起,瘧蚊逐漸減少,瘧疾患者經醫治後亦逐漸康復,川中島才出現一些生機。
  
日人隨後又調查出這些苟延殘喘的餘生者中,尚有二十三名「反抗蕃」參與過霧社事件,要如何處置他們,令當局傷透腦筋。於是,一位警官來到診療所找伊之助,請教他有沒有什麼藥,可以讓他們既不受傷也不反抗,一下子就死亡?
  
伊之助聽了以後,嚇一大跳說:「我沒有那種藥。身為醫師,即使有藥也不能用來殺人。總督府要移居他們到川中島之前,就已經答應既往不究,為何還要用藥來毒殺他們?」伊之助不但不聽從要他毒殺「凶番」的要求,還力勸日本政府應講威信……

●【被迫歸國】
接到歸國命令,我沒帶什麼回日本,除了三個孩子的骨灰。每晚夢裏,我到海洋彼方的台灣……
  
一九三二年四月間,伊之助被派駐在霧社的馬力巴公醫診療所(Mlepa,今仁愛鄉力行村);翌年,馬力巴、白狗(Mstbon,今仁愛鄉發祥村)爆發傷寒 傳染病,伊之助以獨有的醫療方式,救活了許多病患,獲得長官的讚賞和原住民的感恩。
  
有一天,伊之助來到白路莫安部落(Plmwan,今大洋部落)一戶人家,卻被一隻狗咬到腿,他忍著疼痛繼續為病患診療。數日後,傷口化膿,還發高燒,最後陷入半昏迷狀態。
  
伊之助的病情愈來愈嚴重,駐在所的警察打電話向能高郡役所求援。幾個人伕輪流將他抬下山,從馬力巴、霧社、埔里街到台中,這段百餘公里遠的距離,靠著人力加上乘換輕便車、汽車、火車,直到深夜才抵達台中醫院。
  
經過近一個月的診療,伊之助的命被救了回來。他不但不怪咬傷他的狗主人未盡看管之責,還自責是因為沒去關心那名患者,患者家中的狗不認識他,才導致這樣的結果。
  
伊之助行醫足跡遍及今新竹縣尖石鄉、台中縣和平鄉、南投縣仁愛鄉、信義鄉、宜蘭縣三星鄉等地;一些部落位在海拔一、二千公尺的高山,無水無電且物資匱乏, 在惡劣的生活環境下,他仍盡心盡力付出。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更冒著遭空襲的危險,到台北仁濟院、松山養神院(今署立桃園療養院之前身)、樂生院等地,照顧 肺結核、精神病患和麻瘋病。
  
在台灣的原住民部落工作長達三十多年,母親在日本家鄉病逝了,伊之助來不及返鄉奔喪;身為醫師的他不僅自己染過重疾,五個孩子中更有三個病死台灣。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在台日人開始被遣返。伊之助向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陳情,表明要留在台灣的意願,並取漢名為高天命。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 發,伊之助一家人接到「歸國命令」;當他被迫離開台灣的消息一傳出,原住民部落一片悲淒之聲。
  
「我沒帶什麼回來,除了三個孩子的骨灰。」原本打算歸化並埋骨台灣的伊之助,回到日本後,仍念念不忘台灣。「報紙如果有台灣的消息,我一字不漏地讀;吃飯 時,如果收音機正好講到台灣,我便放下筷子;就算已經就寢,聽說有台灣的消息,也要起身打開收音機聽個仔細。每晚夢裏,我到海洋彼方的台灣……」

●【完成高山初子生前宿願】
代表高山初子來到井上伊之助的墓前獻花後,再度打電話給井上祐二,希望他無論如何能代替父親接受初子的感謝……
  
井上伊之助的行誼,與台灣近代歷史尤其是原住民歷史,息息相關;他用生命滋養土地、用愛心消融悲傷的故事,在台灣最最幽暗的角落,發熱、發光,是一段美麗 而動人的神聖樂章。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他以八十五歲高齡過世,安葬於埼玉縣入間市的墓園。
  
伊之助的墓碑上銘刻著「愛」字,下方用日文刻著台灣泰雅族語,說明伊之助一生對台灣泰雅族所付出的奉獻,乃是藉由泰雅族的Utux(泰雅族語,意指最高的神)編織而成。
  
二十年前,我曾答應高山初子要來探墓。一九九九年春天,尋尋覓覓終於完成她生前的宿願;我代表高山初子來到井上伊之助的墓前獻花後,再度打電話給井上祐二,希望他無論如何能代替父親接受初子的感謝。
  
七十歲的祐二,是伊之助現存唯一的兒子,當他聽我述說高山初子的故事後,被我鍥而不捨的心志所感動,邀請我到家中作客。
  
井上祐二向我展示伊之助生前的珍貴照片,以及一九六○年以日文出版的《台灣山地傳道記》。
  
離去前,他將這本寶貴的《台灣山地傳道記》交到我手中,說:「先父僅留下兩本,我留一本,另一本送給你珍藏……」

統媒攻擊手法是物價

by SCAN

下面是一位工商時報記者的噁心大作,這些記者質疑主計處的統計有問題,怎麼可能物價都沒漲,後來全面指稱主計處在為政治服務,做假消息,因為主計處每五年會修正一次統計指標( 每五年會隨經濟發展變動更新統計項目,比如五年前你不會調查液晶電視,但是現在電視都是液晶之類的) 結果被指稱為了總統大選美化數字。

現在整個中時報系,工商時報,中國時報非常努力的炒作這個議題,工商今天登了'工商時報 2007.08.01數據難看 主計處羞公布國民生活指標 于國欽/台北報導'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20501+122007080100400,00.html
行政院主計處每年於八月發布的國民生活指標,決定自今年起停止對外公布。這項指標中的經濟安定、家庭生活及工作生活等三大指數,近年由於失業升高、薪資成長停滯、貧富差距擴大,遠低於民國八○年代,主計處昨日以指標編製方式仍待改進,決定暫停對外發布。

事實上,這個記者從頭到尾胡扯,因為既然停編,沒有數據,記者從哪裡'推論'遠低於八零年代。這讓我想到哈例波特裡面那個討人厭的記者麗塔‧史譏。拿著筆寫著小說就可以編出半版推論....

事實上國民生活指標的內容,也是因為衡量取樣的因子越來越難決定,所以主計處只公佈原始數據,不公佈有爭議的換算結果,轉貼主計處的說明如下


主計處針對報載「數據難看 主計處羞公布國民生活指標」、 「隨政治起舞,調查指標任意喊停 主計處自廢武功」 之澄清新聞稿

本(1)日工商時報報導本處將停編國民生活指標係出自政治考量,且又延伸批評本處將「已分配要素所得」改為「可支配所得」、重要國情專題分析改為不定期發布、海關貿易統計納入「復出口」、國民所得統計改依「93 SNA」、GDP 5年修正提前進行等,完全出於誤解及扭曲,嚴重誤導社會大眾,茲說明如次:

一、 國際間對於是否將為數眾多的各項社會指標予以加權計算綜合指數(composite index),一直存在爭議而無共識,主要在於,首先必須從數以百計的統計指標中作出選擇;其次,對單一項目賦予正向或負向的價值判斷(例如汽車普及率高,固然帶來生活便利,但卻也造成空氣污染,屬正向指標或負向指標即有不同意見;另上網人口雖有助資訊流通及知識取得,惟對人際關係的退縮及網路犯罪等,其正負向皆有不同評價;離婚率高低之正負向看法亦可作如是觀);再者,即使確定各項指標正負方向,如何賦予諸多項目隱性或顯性權數(implicit or explicit weights),爭議更大。是以,OECD經長期研究,在2001年明確指出,將多數指標加權成為綜合指數,在多元價值的社會,並不合適。國際上除日本曾試編國民生活指標,又於2000年停編,以及我國比照日本自1996年編製之特例外,並無先例。

二、編製社會面綜合指數未盡合宜,退而求其次,國際組織乃朝向選擇參考少數統計項目,予以彙總計算指數,用以衡量特定領域實況,並持續定期發布,例如聯合國編布之人類發展指數(HDI,項目僅包括零歲平均餘命、成人識字率、粗在學率、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之平均每人GDP等4項),以及性別權力測度(GEM,項目亦僅包括國會議員女性比率、管理及經理人女性比率、專技人員女性比率及女性平均每人GDP占男性比率等4項)。對於此類有國際規範共識且定期發布的綜合指數,本處均積極蒐集國內相關項目資料,依據其編算公式,將我國資料帶入計算,並增列納入全球評比排名,同時定期發布於本處網頁,供各界參考及利於國際比較。

三、準此,本處基於統計專業及國際發展趨勢(日本經檢討亦已停編),確研議停編我國「國民生活指標」各領域綜合指數,完全無涉政治考量,這也是本處一貫堅守之立場。事實上,原先計算綜合指數的52項指標資料,在本處即將出版的「社會指標統計年報」5百餘項指標中,均可依原9大領域輕易查閱而得,顯示各項統計資訊都已公開揭露,並無刻意隱瞞之情事。

四、 至於海關貿易統計採計「復出口」、國民所得統計改依「93 SNA」作業規範,亦皆本處根據聯合國或IMF最新規範所作與國際接軌之改進作為;GDP 5年修正提前則係應本處國民所得統計評審委員會學者專家之要求與建議,本處所為之回應(詳本年5月31日經濟日報社論「爲主計處說句公道話」),以上結果均經上述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發布新聞稿詳盡說明,所有過程均公開透明。另「已分配要素所得」改為「可支配所得」以及重要國情專題分析改為不定期發布等,本處亦多次公開澄清。對於工商時報漠視本處之澄清,一再刻意扭曲報導,本處深感遺憾。

張閎強烈抨擊:中國憤青的狂暴已經接近病態

from 南都週刊

理想主義憤青時代

南都週刊:據說「憤青」一詞本源自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西方,指歐美左翼思潮中,那些主張顛覆傳統社會價值的叛逆青年。在中國大陸,最早的憤青是指那些上山下鄉的知青,你認為是什麼具體原因促使憤青在「文革」前後的產生?和國外的憤青相比,他們有哪些異同點?

張閎:由「知青」變「憤青」,是很自然的事情。這些「知青」的前身是「紅衛兵」,多半是一些抱有革命情懷的年輕人。在成為「知青」的初期,也依然相信自己將在農村廣闊天地裡大有作為。但事實上呢?他們被放逐到陌生的環境裡,為生存而苦苦掙扎。當初的理想破滅,人生毫無前途。尤其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後,他們開始反思,1970年代中期,一些覺悟的青年通過閱讀禁書和小氛圍的思想交流,重新尋找人生的價值。直到「文革」結束後,他們的聲音開始浮出水面,表現為「今天派詩歌」和「傷痕小說」等。


受訪人:張閎 上海同濟大學哲學系主任、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

與1960年代西方的左翼憤青相比,知青一代的中國憤青更理性。1960年代西方學生造反運動與「嬉皮士」運動密不可分,他們更強調慾望、生命激情,在形式上跟「紅衛兵」運動很像。但知青一代則是通過對「文革」和「紅衛兵」運動的反思和背離,來表達自己的。他們雖然表現出某種程度上的叛逆姿態,但更多的是耽於思考而疏於行動,較少具有破壞性。雖然他們也並沒有表現出強大的建設性,但充滿了對新的理想和價值的呼籲。在舊的理想和價值業已破產的情況下,甚至扮演了新的道德代言人的角色。

南都週刊:「文革」以後的1980年代,是慷慨悲歌的理想主義的天下,從文學上看,大批「知青小說」,表現一代知識青年在那場荒謬的歷史運動中所顯示出的理想追求和人格精神,另有一些作家以平民代言人的角色,描寫社會下層的追求及幻滅,默默無聞中孕育的憤怒和反抗。有人說,以上社會因素促成了理想主義憤青的成長,比如梁曉聲就公開宣佈:我是一個憤青。這一階段的憤青有什麼特徵?

張閎:「文革」後,國家進入一個新的時期。通過高考、返城、招工等措施,知青大多得到了安置。更為重要的是,全社會有了新的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實現現代化。至於如何實現且不論,但至少在理論上承諾了每個人都有自我價值實現的可能。在此種情況下,憤怒的理由不多。縱然個人有諸多不滿,但在當時都被解釋為改革過程中不可避免但「陣痛」。因此,當時的「憤青」所針對的大多依然是「文革」。

接下來的問題是,新時期的社會理想雖然在理論上高唱的是「實現四化」,但公眾的日常生活卻越來越務實,越來越物質化。而對「紅衛兵」

「知青」運動的否定,同時也包含著對一代人青春的否定。一代人已然失去了青春,如果又得到多少物質利益的話,他們的生命價值就顯得很低廉了。所以才會有梁曉聲這樣的作家,他們試圖通過文學重新在「知青」生活中發掘激情和理想輝光。讓那些在新時代並沒有得到多少利益的普通人,在對昔日時光的回憶中重拾青春理想,以贏得自我肯定。這是一個善意的動機,是一個浪漫主義的舊夢,一個「一無所有者」的精神鴉片。

更年輕的一代人則不同,比如崔健。這一代對「一無所有」的理解,表現得更加坦然。他們更願意以一種遊蕩的姿態,表達對現存秩序和價值的反叛。由此看來,梁曉聲既不憤、也不青。崔健才是那個時代的憤青代言人。

南都週刊:1980年代後期,是理想主義逐漸告別中國的時期。一個例子,就是後來電影《保爾·柯察金》,解構了保爾·柯察金這個影響中國幾代人心靈的理想主義英雄形象。這是否意味著理想主義憤青的歸隱江湖,其原因是什麼?

民族主義憤青的崛起

南都週刊:1990年代,全球化日益加深,民族主義再度興起。此時,憤青概念也開始分化,一些人逐漸與意識形態和政治觀點聯繫在一起,被冠以民族憤青之名。你怎麼看待這一類憤青產生的背景?

張閎:一般而言,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在民族國家面臨生存危機的情況下,才容易出現的。它出現在1990年代的中國,情況確實非常特殊。這個時期,中國開始進入全球化的國際秩序當中,一般而言,這是中國國家發展的一個新的機遇。毫無疑問,它同時也是一個挑戰。進入全球化體系會引發民族認同危機嗎?

新的國際秩序需要學會新的外交原則。這些原則既有「叢林原則」式的強權政治,又有多重勢力相互妥協的商談政治。這兩種交往原則,中國人都沒有學會。既無力應對強權,又不懂得妥協。挫敗感無可避免。這就刺激了100多年來中國公眾最敏感的心理舊創——民族屈辱。100年的歷史彷彿是一個圓環。在民族主義這一點上,官方新的意識形態與民間文化心理達成了空前的契合。對於憤青來說,適當地表達一下民族義憤,這在政治上是正確的,在心理上也是安全的。

南都週刊: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的流行,標誌著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升溫,它有著怎樣的影響?

張閎:儘管《中國可以說不》是一本刻意製造出來的粗糙之作,但它確實是合時宜的。「說不」,是表達憤怒的通行手段。國家可以「說不」,這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說不」行為以合法性,而且,有可能將「說不」行為上升到民族國家大義的高度來予以肯定。這對憤青是一個強大的心理支撐。儘管他們未必知道為什麼要「說不」、對什麼東西「說不」和如何「說不」。

南都週刊:伴隨著網絡的普及,「憤青」一詞頻頻出現在BBS及QQ群聊天室。充斥論壇的往往是各種漫罵和煽動性的「愛國言論」,粗鄙的人身攻擊和詆毀,還有對戰爭的無原則鼓吹。最新的一個事例,就是上海大學教授葛紅兵被罵為,被迫失聲。怎樣看待網絡極端憤青的殺傷力?

張閎:互聯網話語暴力,並非僅限於民族主義憤青。這是中國大陸一個普遍化的暴力傾向。話語暴力與民族主義的結合,無非是借助「愛國」的道義力量,為話語暴力確定合法性保護和爆炸性力量,與「愛國」與否本身關係不大。葛紅兵的言論確實有諸多值得商榷之處,但他恐怕還沒有資格被稱之為「」。

其實,憤青是話語權利資源相當稀薄的一群,如果沒有互聯網,他們很少有機會發表自己的意見。一旦有了這樣一個意見發佈平台和表達權利,他們也不知道如何來使用它。互聯網的匿名性和群體效應,為憤青提供了很好的心理保護,憤青只能滿足於在虛擬空間裡獲得一些虛幻的表達權。雖然他們依靠數量和音量,似乎發出了很強的聲音,但實際上他們的聲音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內容,因而也就變得可有可無、無關緊要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依然是話語上的「弱勢群體」。他們的表達權相當有限,而且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一個版主隨隨便便在幾秒鐘之內,就可以把他們的言論刪除得一乾二淨。所以,這種貌似強大的聲音,實際上是弱不禁風。雖然我不支持憤青們的暴力化的表達,但我覺得社會應該為他們提供更充分和更可靠的表達權利和表達空間,否則,這種暴力化的反彈將會更嚴重,後果也更危險。

這些人是靠不住的

南都週刊:就目前來看,極端民族主義憤青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反日和反美憤青;第二類人則是反美憤青的分支,不顧道德和國際法則,通過將本·拉丹和薩達姆等人奉為英雄,來發洩心中的情緒。第三類人是要求武力攻台者。在全球化時代,從國與國以及國與地區的關係來看,民間的民族主義具有微妙的制衡機能,在這種背景下,如何引導並建構一種健康的民族主義,如何來看待這一類憤青的影響?

張閎:我對這種極端民族主義的言論並不特別在意,無論它是反美還是反日。一般而言,它還只是停留在盲目的情緒衝動的層面。這種盲目的本能衝動,隱含著某種危險性。但要傳化為危險的行動,還需要一些重要條件。一是極端主義理論。比如本·拉丹的基地組織,有伊斯蘭原教旨為理論基礎。二是強人式的領袖。目前中國所謂「極端民族主義」憤青,缺乏這樣的條件。

民族主義是一個含混的、似是而非的概念,根本就沒有足夠強大的心理凝聚力,而在中國目前的條件下,強人式的精神領袖似乎也沒有可能出現。缺乏這兩者,憤青就只能淪為烏合之眾。依靠盲目的本能衝動糾集在一道,一有什麼危險的風吹草動,旋即做鳥獸散。薩達姆就上了這些人的當。當初他們支持薩達姆,狂熱反美,結果怎麼樣呢?國家真有危難,這些人是靠不住的。

南都週刊:從國內原因來講,有學者認為,極端民族主義憤青以及極端民族主義的氾濫,會形成一種深層的「受害意識」,不利於我們民族奮力爭取富強的精神資源;而且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這種激憤民族主義將有可能走向「閉關鎖國論」,又必然與極左思潮的死灰復燃相聯繫,這個有沒有道理?

張閎:這種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對外的極端民族主義和對內的極左思潮是最容易結盟的。這二者的同盟一旦建立,將是社會政治生態急劇惡化的徵兆。不過,這還要看這種思潮所影響的人群。在現代政治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對國家發展走向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是依靠人群的數量。如果人數能決定國事,那政治改革就已經完成了。

南都週刊:有社會學家認為,極端民族主義憤青雖然愛國,但其激進的思維方式和言論卻有可能因「遮蔽了真理」而最終導致誤國。魯迅先生早在許多年前稱他們為打著愛國旗號的「愛國賊」。如何評價以上言論?

張閎:我在網上已經看到過稱魯迅為「」的言論。這已經夠極端的了吧。如果魯迅也是「」的話,我就不知道這些「愛國者」所愛的「國」是一個什麼東西了。我只能稱他為「無賴」。這種無賴實際上什麼都不愛,只愛一個空洞的、子虛烏有的「國」,用來應對自己內心的麻木、愚頑和冷漠。對這種人,有一個西方思想家說得一針見血:愛國主義是無賴最後的避難所。

糞青玷污憤青的名字

南都週刊:從積極的意義上考慮,有一種憤青,是具有正義感、責任心、公民意識覺醒的人。他們嫉惡如仇,鞭撻時弊、為己為民爭權利。然而憤青的概念發展到今天,他們也似乎已經被妖魔化、邊緣化,被「一鍋煮」,有沒有為憤青正名的必要?

張閎:「憤青」原是指那些有理想、有激情、有勇氣、有正義感和有責任心的年輕人。有正義和責任在心,才會對不公有憤怒。事實上,任何一個正直的人,在年輕的時候,都不同程度上是「憤青」。而如今,「憤青」已被寫作「糞青」,表達了人們對那些盲目、愚昧、沒有理性、不負責任的言行的不滿。「糞青」的種種無端的狂暴情緒,已經接近病態了。他們對具體的事物漠不關心,對具體的不公視若無睹,對身邊的事物也沒有愛。只有一派歇斯底里的狂吼亂叫。如果這不是心理病態的話,那麼,就是沒有廉恥。「憤青」已經成為「無賴」的代名詞,很難再糾正。「糞青」應該為「憤青」這個可愛的名字被玷污負責。

走出「台灣是中國領土」的死胡同!

by 菲沙

自89年後,中國民主運動成了當今中國政治上的一股力量。孫中山國
民革命已將近100年左右,而中國仍然擺脫不掉封建專制的悲劇。因
此,民主運動對中國來說,無疑是太需要的了。

海外的民運人士對台灣問題的看法,大多堅持認為台灣是中國不可分
割的領土,不容分裂。我不想由歷史、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來證明台
灣可以、而且事實上已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關於這一點,已經有很多
學者論證過,只是許多人不肯承認罷了。

民運人士和我一樣,自小生活在中國大陸,在紅旗下長大,受到一套
完整的共產主義價值觀的教育。這種烙印不是那麼容易磨滅的。它對
我們的感情、思維方式、和是非觀,都不自知地起著這樣、那樣的支
配作用。

比如,當我們無意地哼歌時,那些幾十年前的陳舊的共產黨歌曲,自
然而然地脫口而出。當我們寫文章時,我們所用的筆法和典故,都是
大陸所通用的。這在我拜讀民運人士的文章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而
同樣的情形,香港和台灣的學者,又是另一種風格。我們一生下來就
聽到「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
灣」。就像秦始皇並沒有懷疑他的生父一樣。其實,我們大多沒有調
查過台灣的地位,調查時,也大多戴著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有色眼
鏡,當然會認為台灣不是一個獨立主權的國家。中國報章充斥著人權
就是生存權、中國不要亂、只有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西方人權不合
適中國國情的言論。既然民運人士可以聰明地拒絕接受這樣的觀點,
為什麼不能客觀地聽聽台灣人的心聲?!

講過「知識就是力量」的培根,還有句名言︰「始於肯定的終於否
定;始於懷疑的終於肯定」。就是說,我們要從多方面假設問題,不
能固執己見。台灣是一個有憲法、有貨幣、有軍隊、有議會、有民選
總統、有2,200萬要求選擇自己生活和前途的人民。這難道還不是一
個國家嗎?難道非要北京首肯才算國家?就像外蒙古那樣?西藏和加
拿大的魁北克,雖然沒有自己的憲法和議會,但《聯合國憲章》賦予
他們選擇獨立的權利。我們可以不希望它們獨立,但我們必須尊重和
走出「台灣是中國領土」的死胡同!

菲沙

認同它們的選擇。這才算民主。

今天,國內有許多學者,學問好、智慧高,但卻反對民主運動。相當
一部份並非御用學者的,出自內心地不主張民主運動。原因何在?因
為他們始終生活於封建制度下。他們以往接觸到的書籍也都是那一
套。要他們像哥白尼那樣,明明看見的是眾星繞地球,卻要走出「常
識」、認識真理,當然有很大的困難。中國人要走出「中」國這一框
框確實不容易呀!

民運人士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還有一個下意識原因是︰他們害怕
背上分裂國家的賣國的罪名。這是下意識地對中共感到畏懼。他們希
望在與魔鬼打交道時儘可能不要觸到魔鬼的神經。

台灣的獨立運動,從某一角度上說,乃是台灣民主運動的組成部份。
反對台灣獨立,其實就是反對台灣的民主運動。因此,作為民運人士
而反對台灣獨立實在幼稚得令人難以理解。

中國的流氓金援

by ForeignPolicy.com(外交政策), March/April 2007

中國、委內瑞拉與沙烏地阿拉伯的援外計劃的問題在哪裡?這些計劃都很慷概,可是都有毒。

我的朋友看來很震驚。他才剛剛得知他的主顧轉而跟中國人做生意去了。他跟我說:「這太驚人了,這些中國人把我們都趕出市場。我們沒辦法跟他們競爭。」

當然,製造業的工作每天都在轉移到中國。但我的朋友不是在製造業。他的工作在世界銀行。

他的故事從奈吉利亞開始。奈吉利亞政府所營運的三條鐵路線,都是惡名昭彰地腐化、缺乏效率的單位。三條線都面臨破產邊緣。世界銀行提出一個計劃,根據的是一般的常識:如果不處理讓鐵路公司幾乎破產的貪腐問題,再借錢給奈吉利亞政府是沒有用的。經過數個月的協商後,奈吉利亞政府與世界銀行同意了一項五百萬美元的計劃,包括引進私人公司,清理鐵路局的爛帳。但就在簽約前夕,中國政府說
要給奈吉利亞九十億美金,讓他們重建整個鐵路網--不用競標、沒有條件、而且也不用改革。這就是我的朋友不得不打包行李,前往機場的原因。

這不是一個單一個案。近年,數個有錢、非民主的政權開始用他們自己的援助計划來挫折發展政策。就稱它為流氓金援(rogue aid)好了。這種發展援助在根源上就非民主,在做法上非透明;其效果就是阻礙真正的進步、損害一般百姓。

中國在非洲到處支持這種類型的交易;它在非洲資助的基礎設施興建金額從2003年的七億美金,到過去兩年已經變成每年20-30億美金。而這也是一個世界級的策略。在印尼,北京同意幫忙蓋電廠。不幸的是,這筆交易要蓋的是高污染、以燃煤為主、運用中國技術的電廠。國際的能源供應公司沒有一家會簽下這種對環境極不友善的合約。在菲律賓,以低利率貸款給窮國的亞洲發展銀行,同意資助馬尼拉的
新水道。亞洲發展銀行也突然被告知,這筆錢不需要了。中國願意供更低的利率,問更少問題。

中國為什麼突然開始在世界各地行善?三個簡短的答案是:錢、原料、國際政治。中國的中央銀行錢淹腳目,外匯儲備高達1.1兆美金--是全世界最多的。北京漸漸開始用這些錢來保證自己可以得到原料,並且在同時增加國際盟友、增加中國的全球影響力。還有什麼比慷概大方的援助計劃更能保證贏得像富藏石油的國家如奈吉利亞的好感、擁有豐富天然資源的鄰居印尼的感激?

中國不是第一個靠援助來增加自己利益的國家。蘇聯與美國花了數十年時間,給許多獨裁者「發展援助」來換得這些國家的忠誠。即使今天,美國對埃及與巴基斯坦的大方慷慨,都是來自於地緣政治的計算。但是,從1990年代開始,這個系統慢慢地開始改善。隨著更多媒體報導與批評,許多已開發國家恥於從事這樣計劃。今日,像世界銀行這樣的組織的計劃,都受到獨立單位的仔細監控。雖然現在的系統並非完美,卻比過去不斷讓不仁的獨裁者永遠執政的時代透明許多。

中國也不是唯一提供流氓援助的國家。雨果•查維茲(Hugo Chavez)總統對於用賣石油賺來的外匯收買外國友人也一樣不手軟。今年一月時,委內瑞拉駐尼加拉瓜的大使是這樣解釋對於尼國的援助:「我們想用我們的模式傳染整個拉丁美洲。」如此一來,貧窮古巴會在卡斯楚死後更加開放的希望也很有可能破滅,因為查維茲每年
援助古巴的金額大約是二十億美金。更糟的是,他的慷慨大方最終傷害的還是古巴人,因為這些假的援助會讓他們不可或缺的真正改革更慢到來。

伊朗對巴勒斯坦的哈瑪斯、黎巴嫩的真主黨的援助,也一樣對在地的人民有害。然而很清楚的也是,這些財政上的支持大大增加了伊朗在本區的影響力。不清楚的是,巴勒斯坦與黎巴嫩的平民百姓是否會因為伊朗的慷慨就過得更好。沙烏地阿拉伯的龐大海外教育援助計劃也是同樣的情形。貧窮的巴基斯坦男孩,去上沙烏地所資助的宗教學校真的好嗎?在那裡他們學不到可以讓他們找到工作的一技之長?當
然可以上學總比在街上遊蕩還好。但為什麼他們只有兩種選擇?為什麼沙烏地所資助的教育機構、中國出錢蓋的大樓馬路、查維茲金援古巴,等等,不能做到不傷害貧窮的巴基斯坦人、奈吉利亞人、或古巴人?

因為他們的目標不是幫助其他國家發展。他們的動機只是推動自己國家的利益,宣傳散播特定的意識形態,甚至有時候只是為了中飽私囊。提供流氓援助的國家對於這些被援助國家的人民的長期福祉一點也不關心。

這些有錢與別有目的的國家--如中國、伊朗、沙烏地阿拉伯、委內瑞拉--想把這個世界塑造成一個我們這些其他人不想居住的地方。雖然它們不是一致行動,卻集體對健康、永續的發展計劃造成威脅。更糟的是,它們正在有效地把負責任、充滿好意的援助組織趕出市場,特別在最需要這些良善組織的國家裡。如果它們繼續成功推動這些替代性的發展模式,它們就會成功地支持一個更腐化、混亂、獨裁的世界。這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除了對這些流氓以外。

英文:Rogue Aid
By Moisés Naím
ForeignPolicy.com(外交政策), March/April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