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30日 星期一

核災的有限責任與無盡創痛

蔡雅瀅2012/04/21

立法院正在審議「核子損害賠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行政院版的修法理由基於重大天然災害對核子設施安全之影響程度與現場應變措施是否適時、恰當,其間與其他人為因素交互影響不易分辨,及一九九七年維也納國際公約修正議定書與二○○四年巴黎公約修正議定書等國際公約趨勢,不再將「重大天然災害」列為免責事由,值得肯定。惟行政院版草案內容仍採「最高限額賠償責任」且「賠償上限僅由原本的四十二億元,提高到一五○億元」,則有待商榷;而民進黨立委則主張核災賠償不應訂上限,最後決定交付朝野協商。

查福島核災的賠償估算,有二十兆日圓、四十八兆日圓、三六六兆日圓之說,約為七兆、十七兆、一三一兆台幣,與台灣現行及草案之法定賠償上限,顯有巨大落差。尤其台灣三座核電廠在人口稠密的首都圈,以日前一百二十支螺栓斷掉七支,花一億更換維修六支,剩的一支尚不知如何處理的核二廠,及較核二廠更早商轉,同樣可能存有安全疑慮之核一廠為例,前者半徑三十公里人口約五八○萬人,後者約四百萬人,縱將賠償上限提高到一五○億元,平均每人僅能獲償二五八六至三七五○元,顯不足以填補損失。

次查政府為事故不斷的核四廠大方燒錢,預算由一六九七億餘元、一路追加一九○億餘元、四四七億餘元、四二○億餘元,甚至擬提出第四次追加,累計金額上看三千多億元,但對於賠償核災損失,竟如此吝嗇,提出的賠償上限,竟遠不及歷次核四工程追加款。

此外,經濟部四月十二日新聞稿指出:「經過本次電價合理化,台電公司一○一年稅前盈虧可由原預估虧損一一七六億元改善為虧損一五二億元;一○二年盈餘一七八億元;一○三年盈餘一四七億元」,既然調漲電價後,台電反虧為盈,賺得如此多,核災害賠償責任上限卻僅一五○億元,約為預估的一年盈餘,豈是合理?

而台電在賠償責任有限的狀況下,核災風險的真實成本外部化由全民承擔,未合理計入發電成本,導致台電可長期宣稱核電是「便宜」的能源,甚至輕忽核災發生的可能性,不願停建事故不斷的核四廠及鄰近山腳活動斷層的核一、二廠。有限的責任帶來無盡的創痛。盼此次核子損害賠償法修正,能刪除賠償責任上限,負起全責。

(作者為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專職律師,台北律師公會環境法委員會主委)

意識型態概述


Aura2012/04/19
本單元以中國國民黨「反共復國」的謊言為例,說明何謂意識型態。

 
意識型態  
一、源起 
Ideology由法國哲學家特拉西(Count Destutt de Tracy)在18世紀末所創造,當時指「研究觀念的科學」。
二、發展
起初,意識型態由於是抽象、主觀性的思想,因此難以研究。
然而,自1980年代起,歷經共產衰落、冷戰結束與民主化浪潮,意識型態的研究重點也就從思想漸漸轉移到意識型態所發生的作用。
三、意識型態國家機器
1968年,法國哲學家艾徒瑟(Louis Althusser, 1918-1990,通譯為阿圖塞)發表〈意識型態與意識型態國家機器〉。
該文指出,國家機器可分為鎮壓型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 RSA)與意識型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ISA)。
ISA為直接或間接由國家主導的社會控制系統,目的是傳遞統治階級的意識型態,藉此操控人民的思想。
ISA的具體形式是:宗教、學校、家庭、司法、政治、工會……等等。它的操縱過程和傳統的壓迫、改宗不同,是細微、潛移默化地使一大群人不知不覺中接受某種意識型態,並起而力行。
對於不遵守、質疑規範者,就會透過團體壓力或非政府管制來逼迫人改變想法,這也和之前的暴力改宗不同。
如果以簡單的話來比喻,就是「洗腦」。

 
四、反攻大陸的鬼話──中國國民黨實例
1. 蔣介石向美方保證不再挑起戰爭,換取美帝的保護。
2. 繼續於黨國教育系統炮製反攻鬼話。
3. 不從者入獄或殺頭。(RSA結合ISA的血腥統治
4. 製造國語優於其他語言的幻象。

2012年4月23日 星期一

飢餓遊戲在台灣


羅媞娜2012/04/22

看到萬物飛漲,許多人要節衣縮食才能活下去,還有些人活不下去而自殺;讓人不禁想到當紅的電影《飢餓遊戲》。

電影中,都城人占盡特權與利益,只留下些殘羹剩肴,供十二個區的居民以生命爭搶。這就像在台灣:中油和台電高層占盡好處,中油連司機保全都月薪九萬、還藉著「員工子女加分錄取」而世襲特權,台電則溢價購電、圖利財團和退休高層;現在卻油電雙漲,讓運輸業者和商店主人成本增加、陷入「漲價損他人、不漲損自己」的兩難,造成他們與消費者的利益衝突,甚至家人之間因用油用電而起口角。這些,不就是電影的翻版。

同樣的,衛生署和健保局官員坐領高額薪資和獎金,但是當護理和重症醫師人力不足時,官員們不思調整醫療體系和給付/薪資結構,卻只是延長實習年限,造成醫師和其他人員之間、正職員工和實習生之間、診所經營者和受雇者之間…的矛盾。

而更長期且關鍵的統治手法是:台灣有許多不同的族群,國民黨統治者不反省過去的壓迫、不給予各族群語言文化公平的待遇,反而是延續某族群的特權、再利用耳語挑撥原民客家福佬之間的矛盾;國民黨本身是族群矛盾的始作俑者,卻又指責族群平等運動者「挑撥族群」,其統治手法與電影中的獨裁者如出一轍。

就像在台灣,電影中的媒體也成為統治者的宣傳工具;而媒體人口中的「願機會永遠對你有利」,也就像「節能減碳轉大人」「台灣人民被寵壞了」「現在不痛、以後更痛」…,不過是些欺瞞的口號;而殺死其他「貢品」取得溫飽的「機會」,也就像是踩著別人往上爬、中樂透或投機炒股賺大錢…同樣的扭曲與虛妄。而像電影中的遊戲設計師,即使自甘為統治工具,卻也不免兔死狗烹的下場。

在原著小說中,主角最後終於體認到:只有推翻獨裁者才能解決生存的困境。希望台灣人民也能覺醒,即使不敢揭竿起義,至少要掌握每一次發聲與投票的機會,教訓以人民為芻狗的國民黨政權,這才是「讓機會永遠對你有利」。

為攝影插上另一隻翅膀

 

http://vision.xitek.com/classroom/theory/201204/09-82602.html

發佈時間:2012-04-09 來源:中國攝影報 作者:孫京濤 責任編輯:陳夢

中國攝影報約我為第二屆「徐肖冰杯」全國攝影大展的「影像探索」類獎項寫一點兒東西時,恰好是2011年11月18日,Google塗鴉顯示,這一天是攝影術發明者路易‧達蓋爾(Louis Jacques Mand Daguerre)誕辰224週年。我順手在Google上鍵入「攝影」搜索,得到的結果是37,700,000條,再搜「攝影藝術」,得到的結果是 682,000,000條。顯然,不管是作為公共語彙還是藝術語彙,攝影在當下社會中業已成為使用頻率相當高的詞彙。如果表情冷峻才思敏捷的查爾斯‧波德 萊爾尚在人世,不知會對這個當年他名之為「科學與藝術最下賤的僕人」的攝影在各種社會場所堂皇入室作何感想?也不知這位有著濃厚英雄主義情節的大詩人會否 認可達蓋爾這個蹩腳的二流畫家如同剛剛去世的史蒂夫‧喬布斯一樣,是改變了我們生活方式甚至文明軌跡的時代英雄?

波德萊爾顯然低估了集成了科學與藝術雙重基因的攝影術的生命力。

實際上,當西方現代文明的兩條主脈在1839年終於交疊在一起,並孕育出攝影術這個新生事物時,囿於當時的眼界和思維邏輯,不能對之正確估價屬情理 之中,攝影在其後的發展走向與形態也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但這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本文的落腳點在於:攝影術在當時的大背景下如何通過自我批評與自我完善 從而廓清自己的權域和語言方式,給我們留下了怎樣的啟發?

一、顯而易見,攝影術是在「求真」這樣的驅動力之下誕生的。「求真」不僅是科學的精神內核,也是古典主義藝術的精神訴求。但是,對於降生在現代主義 門檻前的攝影而言,只有「求真」是遠遠不夠的,如何以更為明確而獨特的方式躋身藝術疆域,以及如何以更強有力的方式展示由工業革命蓬勃展開以及由此引發的 巨大社會變革,成了攝影本身的重要課題。

我相信這其中包括正反兩股力量的推動。

其一是反動力。攝影術糾合著物理學、化學、機械製造等諸多學科的突然闖入,令已經習慣了古典主義思維方式的西方知識界措手不及,它完全攪亂了西方藝 術史的既往邏輯、平衡的語境、清晰的標準和明確的方向,用羅蘭‧巴特的話說,攝影「將歷史一斷為二」。它對外界事物逼真快捷的描繪、幾乎沒有技術門檻、缺 乏「線條深度」、缺少「韻味(Aura)」,差不多就是對高雅藝術的褻瀆與迫害,是引起社會趣味整體倒退的罪魁禍首,遭到了如波德萊爾、約翰‧羅斯金、古 斯塔夫‧福樓拜等一干社會名流的痛扁,並試圖將其拒於藝術領域的最高境界之外。這樣的處境讓攝影不得不為取得在藝術領域的合法身份而左衝右突。

其二,科學的進步、藝術發展的新走向為攝影提供了一個借鑑、拼湊、突破、重構自己的語言形態的邏輯背景。科學在19世紀中葉以後的發展不僅主宰了第 二次工業革命,而且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如傳播學大師沃爾特‧李普曼所觀察的,「在近代,人們已發明了做出發明的方法,人們已發現了做出發現的 方法。機械的進步不是碰巧的、偶然的,而成為有系統的、漸增的。」系統的思維、理性的推動、嚴謹的試驗讓科學成為一切社會進步的主導力量。如果在某種意義 上把現代主義時期概括為一個藝術語言的探索時期,那麼這種探索就體現在如何用「符合科學精神」的言說方式反映客觀世界與主觀感受上,所以每一種語言方式的 誕生,每一個藝術流派的誕生,既是科學推動的結果,也是藝術對科學的禮敬:光學的新發現催生了印象主義,生物學的新發現催生了立體主義,弗洛伊德的心理學 催生了超現實主義……

這個時期的藝術家不再像他們的古典主義前輩那樣把全部心思用在真實描摹自然上,他們試圖建立一套更為獨特、更為純粹的語言系統來展示他們「認為」的 世界,於是,印象主義、後期印象主義、野獸派、立體主義、超現實主義、抽象表現主義等藝術流派與藝術運動次第展開。每門藝術都試圖通過其固有的方式方法決 定這門藝術自身固有的獨特作用;每門藝術都試圖通過對自身獨一無二特性的釐清確立在自身權域中的地位;每門藝術都試圖在這種「純粹性」中自我定義藝術質量 和獨立標準。

在這種情形下,作為身份可疑、面目生硬、地位卑微的攝影,借鑑、模仿甚至獻媚是少不了的。「應該產生攝影的拉斐爾和攝影的提茨安」,有人這麼說。於是攝影也產生了諸如繪畫主義、印象派、寫實主義、自然主義、超現實主義、主觀主義等類似的派別和實踐。

但是,有著科學與藝術優良基因的攝影顯然更希望在科學功能與文化成就互動關係的更廣泛的社會辯論中創建其美學上的自主權,一些有識之士以科學的精神 和大膽的探索突破了傳統美術理論對攝影的束縛,於是有了艾爾弗雷德‧施蒂格里茨的分離,有了安塞爾‧亞當斯的黑白影調試驗,有了愛德華‧韋斯頓超小光圈、 超大景深的使用,有了卡蒂埃-布列松著名的「決定性的瞬間」快照美學理論……這些實踐,均將攝影中包含了科學元素的技術美學,發揮到了極致,並由此確立了 攝影在藝術領域不可替代的特質與地位。這種登峰造極的探索與現代主義其他藝術門類的探索殊途同歸——不破不立,在後現代主義時期被解構、被模糊、被穿越、 被融合,藝術開始展示出另外一種面貌。

二、我寫這些陳穀子爛芝麻的目的,在於陳述一個事實:如同對其他藝術的觀照方法一樣,對攝影的觀照同樣應該具有雙重視野:意義與語言風格,用我們老祖宗的話說是,「道與術」。

但是,在現實中我們對意義與語言風格的認識與接受卻像鳥兒失去了一隻翅膀一樣失去了平衡。

我們過多強調了攝影干的是什麼,卻少有提及攝影該怎麼幹。我們能把攝影所承載的內涵提升到社會學、哲學的層面去分析,卻少有把攝影放到語言學、結構主義或解構主義的思維框架下的研究。我們的攝影家可以成為紀實攝影家、風景攝影家、觀念攝家,卻少有人能成為攝影的語言學家。

究其原因,我想可能有以下兩個主要因素:

1.缺乏語言研究的傳統。西方現代科學的重要貢獻之一,就是不僅要關注一個系統運作的結果,而且要關注這個系統的內在結構、運作方式與過程。這種思 維導致了對本體研究的體系化、系統化。這就是為什麼西方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產生了諸如精神分析學、語言學、結構學等與本體分析密切相關的學科。而且, 經由科學方法所建立起來的思維本能,促使西方的學者、藝術家和攝影家會自覺地從本體的角度思考眼前的藝術

形態和藝術方式。比如羅蘭‧巴特,他接觸攝影後的一個思考就是,「對於照片,我有著一種強烈的本體論的願望:我不顧一切地想知道照片『本身』是什 麼,它以什麼樣的特點使自己有別於一般圖像。」這個動機催生了他的名著《明室》。類似視覺本體研究的著作還包括魯道夫‧阿恩海姆的《藝術與視直覺》《視覺 思維》,蘇珊‧朗格的《情感與形式》、威廉‧沃林格的《抽象與移情》、E.H.貢布里希的《秩序感》、於貝爾‧達彌施的《落差,經受攝影的考驗》,等等。

另一個典型的案例是美國攝影家黛安‧阿勃絲三兄妹各自在藝術本體思考上的自覺。阿勃絲是個對攝影本體語言極其敏感而深究的人,她糅合了快照攝影的不 確定、粗獷與大畫幅攝影的控制性,整飭的攝影風格是她對攝影深刻思考與選擇的結果。阿勃絲的哥哥,著名詩人霍華德‧內梅羅夫在《虛構生活日記》中檢討: 「我活著的天職就是要製造『影像』,可我對『影像』一直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因此他花了不少筆墨探討了「他的藝術」——寫作,與「他妹妹的藝術」——攝 影之間的不同。阿勃絲的妹妹雷尼‧斯帕契亞則不斷試驗用新材料完成她那些迥異於他人的雕塑作品。

中國社會說到底是一個道德社會,而不是一個科學社會,因而也就缺乏上述科學思維的習慣。雖然孔子也強調「言而無文,行之不遠」,但中國的思想者對藝術本體語言的思考,更多立足於「鑄鼎像物,使民知神奸」(語出《左傳》)的功能目的上。

從一個大的時空範圍看,那些有名的藝術理論著作,如《文心雕龍》《謝赫六法》《藝舟雙楫》《廣藝舟雙楫》等對藝術本體的研究多少都帶有些孤立性和片 面性,且多是一家之言,難成體系,也不能構成一種上下承接左右逢源的邏輯演進關係。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我們對攝影本體語言的輕視,也就如現在我們所看到 的那樣,荒唐地具備了合法性,「攝影就是記錄」、「多拍就行」這樣輕率而膚淺的言論層出不窮。

2.對攝影這個舶來品的接受與借鑑,不是科學的態度,至多只是技術的態度。

這兩者之間的差別在於,科學不以實用為目的,而技術則實用目的明確。科學的精神是系統、邏輯、理性,它關心的是規律與預言,而技術的落腳點則重在利益實現的最大化。

我相信科學態度指引下的實踐更具有系統性、擴展性、融合性和原創性。大家熟知的現代語言學之父費爾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他學術方向的選擇與學術架構的建設與他對自然科學的諳熟是分不開的。阿爾多斯‧赫胥黎之所以能在眼盲之後提出視覺接受的「選擇性注 意」理論,與他的家學淵源不無關係(他的祖父是著名的進化論學者托馬斯‧赫胥黎)。在攝影領域,奧古斯特‧桑德的攝影是對哲學家貝內迪特‧斯賓諾莎的禮 敬,貝歇夫婦的類型學攝影顯然就是德國理性主義的視覺版,沃克‧埃文斯則是對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人文思想的積極回應……這些案例都表明,史上許多有影響的攝影家、攝影現象和潮流,都是從西方文明的肥沃土壤中「長」出來的,而不是從他 處嫁接而來的。

與西方攝影在一個大的邏輯時空和共同語境下的探索不同,中國既缺乏這方面的充分自覺,也缺乏這方面的系統試驗。同時,我們對西方攝影理論與實踐的 「拿來主義」長時間帶有強烈的功利訴求,我們習慣於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習慣於模仿與複製,這從根本上造成了我們的攝影實踐無根、無序和無方向感。因 此,即使我們的書店裡有關攝影技術的書籍再多,也不可能有一本能指點你攝影的真諦與方向。

三、「徐肖冰杯」的組織者設立「影像探索」這樣一個獎項,顯然是看到了我們在這方面的問題,其用意是顯而易見的。那麼,在攝影已經在全球範圍內被廣 泛使用、廣泛試驗的情形下,我們是否還有創新的機會與可能?在一個以現實主義精神、關注當下、關注社會、關注人生為精神旨歸的獎項中,影像探索又如何「戴 著腳鐐跳舞」?我顯然無力提供任何武功秘籍,但卻對此相當樂觀。

第一,新一代的攝影師正在成熟,這是創新的決定性因素。

約翰‧薩考夫斯基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初總結攝影在美國的發展時說,「很難想像有一種像攝影這樣的媒介,人們在利用它的時候是那樣的無準備、無規 則、無中心,那樣的心不在焉……」但是,那些龐大的、無組織的試驗所產生的某種暗示,在後來更為老練的攝影師手中變得條理化並開始定型。我國當下的攝影形 態正好與薩考夫斯基的觀察相吻合,我倒覺得這是攝影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但是,攝影的大範圍、大尺度的試驗顯然需要攝影師進一步的整理才更具意義。作為創 造行為的主導者,攝影師的素質在創新過程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我想新一代的中國攝影師大致已經具備了相應的素質。與上一代攝影師的顯著不同是,新一代的攝 影師受到更好的教育,具有更廣闊的眼界,不需要為撥亂反正付出巨大的成本,在物質和生存層面具有更好的基礎,作品的出路更加廣闊……所有這一切不僅使新一 代的攝影師們具備了獨立思索與探索的機會,而且也賦予他們這麼做的能力。以獨到而精確的語言、耳目一新的結構方式和匪夷所思的切入點透視社會、觀察人生的 攝影師在最近幾年已漸露頭角,我相信更大範圍的實踐很快就會展開。

第二,科技進步帶來的可能。

「文明的進步和科學的進步是一致的」(羅伯特‧亨特),現代社會的形態變化,越來越依賴於科學與技術的進步,而不是所謂的政治變革。在古典主義時 期,科學沒有自己的位置;在現代主義時期,科學是藝術的侍從;而在當代,科學可能就是藝術本身,甚至可能就是一切。數碼科技、網絡科技、信息終端,以及在 科技推動下的思維模式,讓攝影師們有了更多創新的可能,科技力量的巨大潛能及產生的後果,無須論證,不可估量,創造性的可能就在其中。

第三,後現代創造性的語境解放了創造者的思維。

後現代主義不是對現代主義的反動與放棄,而是在現代主義臻於極致的藝術純粹性探索基礎之上的突圍、越界、拆解和重組,是一次在更高層次上完成的解放 運動——從藝術自身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所以,後現代主義藝術的特徵基本上是,觀念或者主題邊界清晰,而言說方式卻邊界模糊——縱接、橫連、穿插、嫁接、替 換、挪用、權充——讓藝術家對語言的使用與探索更加自由,更加遊刃有餘。兼具科學與藝術雙重基因的攝影在這方面更是有著無與倫比的天賦。曼‧雷曾經向馬塞 爾‧杜尚提到過,在未來,攝影會取代所有的藝術。這種情況已經部分實現了。辛迪‧舍曼、芭芭拉‧克魯格、大衛‧霍克尼、傑夫‧沃爾、馬丁‧帕爾以及最近作 品賣出天價的安德烈亞斯‧古爾斯基都從不同側面為我們展示了這其中的巨大可能性。那麼,如果回到攝影最根本的命題「真實」上來,在過去我們提問的攝影所呈 現的「是不是真的」這樣的問題,在今天則轉化為「究竟是哪一種真實」的探討。攝影師不僅不再是事實的奴僕,也不再是自己所從事的藝術門類的奴僕,他(她) 具有充分的自主性和施動性。所以,在後現代的語境下攝影語言方式的探索,「一切皆有可能」。

當然,我無意鼓動大家成為外強中乾的語言控、言而無物的技術控或單純的古老工藝控,尤其是在「徐肖冰杯」的價值框架下,我更讚賞以獨到的影像語言與 觀察視角對當下社會,對人性進行深刻觀察與理解的攝影作品,我希望攝影師在讓觀者意識到意義的同時也意識到「影像」本身的存在。「文如看山不喜平」,一切 的探索,均需要攝影師從自己的位置出發,做出努力。

 

 

2012年4月22日 星期日

造橋與造謠—揭穿中國國民黨的障眼法

by  慕容理深 on 

這是以程式直接自舊址轉移的版本,有待整理校正,特別是回應的部分。

2012年大選國民黨廣告

Le revers de la vérité a cent mille figures.
(真相的反面面貌萬千。)

Michel de Montaigne

上圖是中國國民黨最近發出的競選文宣。別的部分姑且不管,光是這個「省道老舊橋樑整建」部分所謂的「民進黨政府2007年核定,至卸任前才完成一座橋樑通車」就是典型的隻手遮天的花招

 

2008年9月15日,當時的總統已是馬英九。這一天,交通部公路總局發出一份「重要新聞稿」,主旨是「台13線后豐大橋斷橋事故及本局橋梁整建說明 」。其中提到:

以下針對「公路受損橋梁重建及改善計畫」及「省道老舊橋梁整建計畫」進行說明。

(1)公路受損橋梁重建及改善計畫
(a)89年8月27日高屏大橋斷塌事件發生後,本局立即針對全國省道橋梁進行全面普檢,並針對有急迫改善需要之橋梁提出「公路受損橋梁重建及改善計畫」,計畫內容預計於90~97年期間,針對全國34座省道受損橋梁進行重建及改善工程,計畫總經費約55億元。
(b)本計畫34座橋梁均已全部完成

(2)省道老舊橋梁整建計畫
(a)本局轄管橋梁眾多,有鑑於多座橋梁屬「興建年代久遠、未符現行耐震設計規範、無法滿足現行河川治理計畫及相關法規要點」之老舊危險橋梁,為了解橋梁現況,本局前於95年依歷年橋梁巡檢、災害受損及河川治理計畫等資料進行調查並針對橋梁之耐震、耐洪及交通容量等功能進行評估。
(b)經初步調查後,需辦理改善之省道橋梁計68座,由於改善經費龐大,為落實計畫執行,經評估考量後,本局計畫於民國97~102年期間,針對其中40座情況較為急迫之橋梁優先進行改善,所需改善經費約117.93億元。
(c) 本計畫現已完成2座橋梁改善,餘38座橋梁分別進行設計環評(27座)、發包(4座)及施工(7座)

所以,從2001年開始,先後有兩個改善省道橋梁的計畫,分別於2001-2008年以及2008-2013年實施。經建會在2007年發佈的新聞稿顯示,後者實質上是前者的「延續(所以才會說:「研提本計畫持續進行省道老舊橋梁整建 」)。

國民黨只跟選民提第二個,而不講第一個計畫的34橋梁早就完成,藉以誤導選民相信民進黨執政時幾乎一事無成

民進黨執政時期訂定、執行之「公路受損橋梁重建及改善計畫」的34座橋梁其實只是公路總局省道橋梁業務的一部份。姑且不算2000年下半年的部分,光是2001年至2008年7月期間竣工的省道橋梁至少有358座,總長165公里,長度相當於國民黨拿來自誇的那47座橋的9.6倍。下表是根據根據公路總局的重要河川橋樑目錄 一鄉、一區挖出來的資料:

中國國民黨的文宣會讓選民誤以為民進黨執政時期的公路總局橋梁業務幾乎停擺,甚至會幻想一個上上下下鎮日喝茶看報紙的公路總局。

我在上個世紀結識幾年前任職於公路總局高層的劉先生,由於曾跟他共事過,深知他是相當優秀負責的公務員。劉先生已高陞至南台灣擔任主管,我猜,國民黨這文宣會讓他苦笑。

從2000年高屏大橋事件說起

說到省道橋梁,其實還有更可惡的事跡。趁這機會來跟國民黨算帳。

以下依照時序,大略回顧十年來的省道橋梁整建。

首先要知,在凍省之後,跨越不同縣市地境的「省道」歸交通部公路總局掌管。公路總局轄下的省道橋梁多達二千七百餘座。這些橋的平均年齡超過二十歲,換言之,大多數建於上個世紀。

2000年高屏大橋斷橋事件後,當時才上任三個月、而且被某些人批評說「沒經驗」的交通部長葉菊蘭立即要求全國「各橋梁管理單位,於一個月內完成橋梁總普檢」,並責成次長賀陳旦召開「中央橋梁技術諮詢委員會第六次會議」 ,更於斷橋事件後的第十一天召開「台灣地區橋梁安全維護與管理研討會 」。10月22日,交通部針對全國橋梁檢測結果舉行對策會議,由葉部長親自主持。公路總局依照會議結論擬定「公路受損橋梁重建及改善計畫」,鎖定該單位管轄下的34座橋梁,逐年編列預算整建。首先於2001年度編列十億元,針對二十座省道橋樑進行重建及改善工程(參閱:交通部九十二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

整個計畫的執行時程從2001年1月1日開始,於2008年6月30日結束,前後歷時七年半。下圖擷取自最後的年度作業計畫網頁:


擷取自:交通部,公路受損橋梁重建及改善工程,97年度作業計畫 

2006年,前項計畫仍在進行中,而公路總局對省道橋梁再次進行全面檢討評估。公路總局吃飽太閒,有事還要找事做?當然不是。

大家都知道,台灣多地震、颱風,加上歲月催橋老,更何況有些橋梁本身的工程品質欠佳,再加上河川狀況改變等因素,所以,可想而知,2000年時鎖定須優先處理的那34座橋之外,一定還有或新出現有待補強或重建的橋梁。

評估後,公路總局提出「省道老舊橋梁整建計畫」,包含40座橋梁,此案上報交通部後的發展如下:

  • 2007年9月11日:交通部將擬定之計畫於呈報行政院。
  • 2007年10月5日:經建會邀集相關機關參與審查。
  • 2007年11月5日:經建會決議通過此計畫。
  • 2007年11月22日:行政院院會核定。
  • 2008年3月初:公路總局將完整基本設計資料送交工程會審查。
  • 2008年5月20日:政權交接。
  • 2008年6月初:完整基本設計資料在工程會審查完畢。
  • 2008年6月16日:行政院核定同意。
  • 公路總局開始辦理後續設計與發包施工作業。
    (以上根據公共工程委員會技術處2008年11月8日新聞稿 

看到以上的發展,有人會質疑:既然評估作業是在2006年,為什麼交通部要等到2007年9月才把計畫送進行政院呢?這不是效率差的明證嗎?

且慢!先別忙著質問這到底是交通部或公路總局在推拖拉賴。不管哪個層級、哪個單位都需要錢才能辦事,而問題應該就出在這

裡:2007年的中央政府總預算被立法院拖到2007年6月16日才表決通過 。在中央政府預算沒通過的情況下,許多政務根本無法推動,尤其是新的計畫案,其中包括橋梁改建:

行政院主計處初步評估,由於預算無法如期通過,新辦重大建設無法推動,將導致經濟成長率下降、國內生產毛額減少、失業率上升等不利因素,對台灣今年經濟表現造成甚大衝擊。〔…〕

此外,新興計畫將不得辦理,也會對國家安全與民眾生活造成嚴重衝擊,因為單國防部軍事投資計畫就高達四百九十三億;另外交通部辦理的公路建設、橋樑改善工程估計達四十億;衛生署成人預防保健計畫等三十三億以及科技研發經費十億等,對國防安全、經濟發展、科技研發與國計民生都將造成重大影響。(《自由時報》,2007年1月20日 

簡言之,整個2007年上半年就是個中央政府無米可炊的空窗期。等到預算通過,錢撥下來,開始著手年初就該進行的作業…交通部在九月中旬把計畫上報行政院,這樣也是剛好而已啦。

所以,國民黨文宣上的「民進黨政府2007年核定,至卸任前才完成一座橋樑通車」之說「作賊喊捉賊」的可能性很高。既然這種招數在影響範圍更大的治水預算都敢玩了,不是嗎?(請參閱拙作:國民黨擋什麼 (3) 治水篇  )

2008年后豐大橋事件與後續發展

在2008年9月辛樂克颱風來襲時掛掉的后豐大橋就在2007年的「省道老舊橋梁整建計畫」之名單上,原本預定於2008年8月15日動工改建。假如這個計畫在2007年沒被拖延,應該可以比實際狀況提前半年啟動,可能就不會有那六位罹難者。為此 ,公路總局局長陳晉源下台,水利署長陳伸賢遭彈劾,交通部賠償罹難者家屬3283萬元,當時負責看守橋樑安全的楊慈聰、廖大森被起訴(折騰一年獲判無罪),然而,沒人探討過整個事件跟2007年預算案遭惡意拖延之間的關係。

在后豐大橋事件之前,「省道老舊受損橋梁整建工程」預計於2008年辦理29座(續辦5座、新辦24座),並完成2座(台6線龜山橋、台3線延平橋)。后豐大橋事件後,新政府更改這個計畫,改名為「省道老舊受損橋梁緊急改建計畫 」,橋梁改建數量從40座變成50座,時程從6年縮短至3年。新計畫納入「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 」。由於國民黨在立法院擁有絕對優勢,行政院所提的預算案當然輕騎過關。

所謂的47座橋樑

扣除因天災而無法施作的三座,其它47座橋都已完成。直觀視之,人們會覺得很好。國民黨於是拿這項政績來作宣傳。然而,在看他們的宣傳時,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這些橋梁中,有16座早已被前政府排入2008年的年度計畫

其二,更重要的是,前公路總局局長、現任工程會委員的結構工程專家葉昭雄 先生所指出的缺點:

橋樑隨著時間逐漸老舊,屬經常性、長期性現象,應以長期永續作法為之,不宜以緊急性為由,一昧求快,在求快過程中,求好和求安全亦必須兼顧。同時,亦應注意並非緊急改建需要,而係屬於拓寬需求,如台19甲線急水溪橋,或理應由交通部年度「公路養護計畫」項下經費改建者,如台2線第30號橋,或其他仍可維修補強者,如台20線新武橋、台20甲線初來橋,亦混入計畫致使計畫過於複雜及粗糙
(葉昭雄,我對省道老舊受損橋梁改建期程之看法 

對於施工期間代以便橋的作法,葉先生亦不以為然:

施工期間,部分橋樑採「一次打除重建」方式,輔以便橋(道)方式維持通行;而不採一般之「半半施工法」(按:一半橋面拆除施工,一半維持通行之工法,較為不便、費時;但於施工時可維持民眾簡易通行。若橋寬同時增建一倍,則原橋維持通行,俟增寬部份完成後再打除原橋,工期雖較長,但原橋通行較臨時便橋為安全)較原規劃期程6年(97-102年)縮短為3年。

本次橋樑將採「一次打除重建」方式以縮短工期,便橋(道)即擔任維持交通大任。因便橋(道)具臨時性,本身之安全係數不高,勢必面臨較高之行車安全風險。若跨越河道較長,改建將面臨2年汛期,風險負擔更大。便橋(道)普遍建造維護費高,如台27線南華橋(總工程費19億餘元)即達3億5千餘萬元。(出處同上)

增加財政負擔,這是馬政權的專長,此處不再多談。更重要的是安全問題。這些改建工程所搭造的便橋沒出事,這其中並非全無運氣成份。

運氣這種東西很難講。希望這些「急急如律令」催促下新造的橋梁夠耐用,不會像馬英九將卸任台北市長前為了拼政績而火速建造的貓纜那樣,忽視地質因素,而發生塔柱地基淘空的重大公共安全問題(貓纜未因此而出人命,多少也是因為運氣好)。

正如葉昭雄先生所言,橋樑維護整建「應以長期永續作法為之」。在國民黨政府重建那47座橋之前,不乏許多座省道橋梁重建案例;而那47座橋之後,還有、而且總是會有待處理的案子。別的不說,光是2008至2010這三年期間,省道受損橋梁就超過一百座。就此觀之,公路總局編列85萬預算在去年十一月出版的《與橋一起向前飛翔—47座省道老舊橋梁整建歷程回顧 》不僅沒必要,甚至有替馬政府作宣傳的嫌疑

民進黨指責馬政權去年花十六億打廣告 ,這個驚人數字應該還沒包括這種出版品。

不過,讀者若夠精明,會發現這本《與橋一起向前飛翔》第200頁上所列的「台2線第30號橋 總長5公尺(其實這個五公尺是四捨五入的結果)。葉昭雄先生指出,這座橋只需列入年度「公路養護計畫」。稍微仔細觀察不難發現,這47座橋當中,有15座少於100公尺,而超過一公里的只有3座:

把自己任內的業績盡量放大,將政敵任內的業績縮到最小,這樣實在不光明正大,若是商業廣告,老早就被告上法院啦。周美青說她的丈夫不會說謊;呵呵,根據多年觀察,我知道馬英九不是小木偶,不會因為說謊而鼻子變長。

2012年4月14日 星期六

高雄 藍藍的天

黃天麟2012/04/13

 



最近鼓吹高雄成為「亞太樞紐」的論述再度甚囂塵上。他們認為,高雄市若能放下「意識形態」,歡迎中國企業來台投資,廣設企業總部,必能把高雄建設成一個「全球城市」。在此思維的籠罩下,民進黨的高雄市長陳菊也在接受國民黨籍市議員質詢問到,如果中國以三百億美元把高雄市的房地產全部買光,這是不是「統戰」時,回答說它不是統戰只是一種「商業行為」。希望此報導只是報紙的斷章取義,但若是真的,即中國「經統」的「入島、入戶、入心」潛移默化戰略,顯已潛鑿至市府施政的核心。

理論之匱乏與思維之矛盾,一向是民進黨無法跨越的窄門,也是難以獲得人民信任的癥結所在。民進黨追求國家(台灣)主權與經濟統合(與中國),在北京的一中原則下,是互為排斥,完全不能共存的目標,但卻偏偏久久溫存於民進黨的論述之內,「大膽西進」、「固本西進」且成為民進黨內不能割捨的養分。

以上述「三百億美元買光高雄市房地產」的答詢為例,如買者是美國,它是「商業行為」非統戰無疑,但如來自專制又以「光復台灣」為職志的中國,它是否是「商業行為」就必須加以存疑,並有告知選民的義務與職責。為政者,若怠於說明,耳濡目染之下,選民就會完全接受「是商業行為、有利高雄」之觀點。若是,「誰能獲得中國之青睞,誰能引進更多中國資金」之爭,必將成為下次選戰之主軸,否定九二共識,不承認北京一中原則的候選人必居下風。

此次總統大選最後一週,國共合演的經濟恐嚇牌之所以奏效,與「台灣不能沒有中國,ECFA有利於台灣經濟」的論述,在中國國民黨的密集宣導下成為選民共識,有明顯的因果關係。民進黨亦在西進派的主導下,決定對ECFA採取不予反對僅批評其程序瑕疵的選戰策略。若ECFA對台灣經濟是有利的,在不承認九二共識就無ECFA的二選一之情況下,選民之選擇中國國民黨,就極其自然的結局了。

殷鑑在先,若高雄之發展有賴於中國,入島、入戶、入心是必要之惡的思維,定著於高雄,即高雄之變天應已近在眉睫。

(作者為前總統府國策顧問)

鄭文龍律師13分鐘讓你了解陳前總統如何被政治迫害


Nathan2012/04/13



 

版權:蕃薯電視台 20120411

感謝 
http://www.youtube.com/user/u204g49w6 錄製

重點大綱:
1.民進黨若想要重新執政對國政方向要清楚,如:台灣主權。

2.民進黨應對扁案要調查清楚,「扁案」是政治事件,實際是國民黨利用該案做政治鬥爭。

3.原審判陳前總統無罪的法官周占春被任意更換。

4.阿扁因「龍潭案」被關在監牢,乃當時馬英九一得知阿扁「二次金改案」獲判無罪後,立即召見司法院正副院長2人,並明示該判決「不符社會期待」,馬伸手干涉司法審判,而­最高法院就在兩日後,將扁改判有罪確定。

5.一般案件審判程序半年至一年始確立成立否,就算最快也要3個月,而「扁案」如此重大之案件,卻無3個月即定讞。

6.當初的最高法院院長楊仁壽,近日在卸任前說過:「馬英九當時的特別費案件就是採祕密分案進行」。因此,所謂的「祕密分案」與有罪、無罪成不成立有相當決定之關鍵。

7.「扁案」審理過程傳喚十多位證人,一致說明阿扁完全只負責國事從未與金錢有過接觸,其中關係人之一辜仲諒,該案的審理法官其中一人赴美找辜談條件,並 且取得辜的筆錄,­由當時辜所聘任的律師在法庭公開做證,說明當初辜已對法官證明「紅火案」(中信金併購兆豐金引爆弊案)的3億與扁毫無關係,但特偵組硬 是將辜曾提及的2億「政治獻金」與毫­無牽連的「紅火案」3億,要辜做偽證咬緊扁,將兩案併一案的金錢往扁身上牽扯,以做為辜仲諒因通緝在外(2006年 紅火案遭通緝)才能回國的交換條件。

8.一件行為,社會上有一半人說有罪,一半人認為無罪,就不能先認定其有罪;「扁案」已由多位法官判無罪,且站出來伸援並還其清白,就表示有良心與正義感的法官大有人在,­而這些人在律師人的眼中,都是好法官。

9.拿阿扁「國務機要費」與馬英九「特別費」來做比較,扁案更為乾淨的原因:
扁:國務機要費乃元首為推動國事之用,且皆已證明確實使用於公務上。
馬:特別費每月34萬,卻先將一半放自己口袋(戶頭)。馬的選舉補助款,將其設立的2個私人基金會,最後法官竟將該行為也併入馬公務之用的大水庫理論。

10.鄭律師對陳菊說,在過去戒嚴你們從事民運令人尊敬,因為KMT反民主,而你們追求民主;現在已民主化,卻用錢去抹黑醜化對手,而最沒資格談貪污就是最黑、最貪的國民­黨。

11.鄭擔任「扁案」律師4年下來,認為阿扁格局沒那麼小、那麼髒、那麼貪,因為民主社會就是靠選舉,而選舉就是要花「錢」,因此一定會有「政治獻金」的 問題。例如:法國­總統薩克奇選舉向富商募款,並未被影射貪污;英國總理卡麥隆也因選舉募款,邀請富商至家中商談募款;美國總統歐巴馬大選未至即已募得 10億美金,歐美國家亦是如此,由此可­說明,總統不應因選舉募款就叫貪污。

12.同樣是財團的政治獻金,捐給國民黨沒事,而捐給阿扁總統卻叫貪污,而同樣有許多未確實申報政治獻金的國民黨與馬英九,錢又跑到那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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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前總統法庭外答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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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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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阿扁,就是挺自己

 

 

2012年4月12日 星期四

【外電】隨著中國鐵腕控制的加深,圖博的自焚事件節節高昇


Tottoro2012/04/11

紐約時報


原文連結
2012
322
Andrew Jacobs


〔中國甘肅瑪曲訊〕和許多圖博遊牧民族的孩子一樣,Tsering Kyi開始上學的時間比較晚,大約是十歲的時候。但每個人都說,她以熱情的學習態度來彌補失去的時間。

「即使她和父母在外牧羊的時候,她的手上總是有一本書」,一個表弟說。

但很顯然的,當位於甘肅省靠近圖博的瑪曲縣藏族中學,在這個月把教學語言從圖博語改成中文時,她對學習的熱情轉為絕望。這個政策的轉變,在高海拔的草原地區引起嚴重的抗議;當地有大約500萬的圖博人和人數更為眾多的漢族中國人。

3
3日是春季班開始的前1天,現年20歲的Tsering Kyi,從鎮上菜市場的一個公共廁所現身。根據她的親屬和當地附近居民的描述,她纖細的身體被浸泡過汽油的毛毯包住,而且還以鐵絲綁起來。

接下來的一瞬間,她變成一團火球。居民們說,在她倒地之前,她還緊握雙拳舉手表示抗議。Tsering Kyi當場死亡。

在過去一年中已經有29名圖博人,為了抗議中國的政策選擇了同樣痛苦的自我毀滅。其中的7位是發生在過去的三個禮拜內,至今全部已經有22人死亡。

圖博人對宗教和文化被控制的極度不滿和沸騰的情緒,威脅了該地區的穩定性,北京對此感到震驚,但卻以各式各樣嚴厲的措施回應。官員們把自焚的人形容為社會的邊緣人和恐怖分子,指責這是流亡藏人的流毒;他們在該地區設立無數的檢查站,以及身穿防彈衣以軍隊方式組織的公安。

共產黨的領導人更推出「寺院管理」的計劃,方便他們更直接的控制宗教生活。作為該計劃的一部分,已經有21千名的共產黨幹員被派遣到圖博人的社區,進行和僧侶「交朋友」的目標, 建立每個人的個人檔案。那些服從的僧侶可以獲得醫療福利、養老金、和電視機的獎勵;頑固的人則有時會被從他們的寺廟驅逐出來。

在一些寺廟裡,僧侶僧尼被迫公開譴責圖博的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許多自焚者往往會引用他的名字。在圖博各地以及四個相鄰的省份,允許僧侶到遠一點的寺院進行研究的行動自由也已經被縮減。

「他們聲稱我們有宗教自由,但事實上,他們不斷的拉僅韁繩讓我們已經無法呼吸」,一位來自青海省22歲的僧侶說。他和許多圖博人一樣,在他的房間裡、他的手機上,都藏著被禁止的達賴喇嘛的相片。

高階的中共官員大力宣傳新的策略,其中包括散佈一百萬支國旗,以及毛澤東和其他黨領導人的相片,並規定要陳列在圖博人的家中和寺院。 「各地的廟宇已經因為新的管理方法的落實到位而經歷了可喜的變化」,這個月一位高階的圖博官員Xinza Danzengquzha在北京作如此的說明。

然而,這樣的措施可能會造成和預期中相反的效果。哥倫比亞大學的現代圖博研究部的主任羅伯特•巴尼特(Robert Barnett)說,政府對圖博社會的核心,也就是寺院作越多的干涉,是20世紀80年代設下的自治政策的逆轉。 他說,「而歷史經驗已經證明,這是不可能的任務」。

一直潛藏在表面下的人民的反感,已經在爆發中而且頻率節節昇高。過去的一個禮拜中就發生了多次的抗議,包括在青海省兩度由學生引發的示威;他們對化學、數學和地理等科目引進中文教科書表示反對。流亡團體說,1月的時候警察在四川省札果縣對示威者開火,有31人被槍傷,其中至少有一位死亡。根據《西藏人權和民主中心》的訊息,比如縣的圖博自治區內已經有22間寺廟被關閉。

1959年以來,在達賴喇嘛起義失敗逃亡到印度後,圖博的現代史中充滿了定期性的動亂。 1987年到1989年之間,該地區被鎮壓抗議的殘酷手段所震撼。最近的鎮壓始於20083月,在圖博首府拉薩的動亂導致至少19人的死亡,其中大多為中國的漢人。在隨後的幾週和幾個月內,流亡團體說有更多的圖博人在鎮壓行動中死亡。

然而,圖博的學者和流亡者說,當前的抗議運動是前所未見的。這些公開、熾熱的自殺行為,但不傷害旁觀者或財產的策略,深深地打動一般圖博人,並困惑了中國官員。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指出這些示威者大多是年輕人,除了9個人以外,全部是30歲以下。

Tsering Kyi
就是其中之一。根據家人的描述,她是一個思考型的學生,她認真的態度讓她登上學校的榮譽榜。但在2010年,在這個塵土飛揚的縣城街頭,她參與抗議新的中文課本,以及圖博語只剩一堂課的限制。在這場抗議被鎮壓之後,當地的居民說,涉嫌鼓勵抗議的校長被解僱,而一個受歡迎的圖博作家因此被送到一個水壩去工作。

Tsering Kyi
的死亡被圖博的行動組織廣泛宣傳,渴望吸引大家對自焚事件的注意。中國的國家新聞媒體忽略大部份的事件,只報告說Tsering Kyi是因為頭撞到暖氣鐵管後,造成她精神不穩定。官方的新華社說她的成績開始下滑,「由於壓力很大,使她失去了學習和生活的勇氣。」

在採訪的過程中,數位當地的圖博居民和Tsering Kyi的親屬,都對這種說法叱之以鼻。相反的,他們熱切的討論Tsering Kyi對圖博傳統的奉獻,以及她生命最後的時刻。他們說,當她渾身著火從公廁出來的時候,市場裡賣菜的中國漢人把鐵門上鎖,防止她前往到街道上抗議。他們聲稱,當時沒有任何人試圖要撲滅火焰。

當警察趕到時,他們逼所有的證人留在市場內,並把Tsering Kyi的屍體帶回到廁所。然後收集了每個人的手機,接著是有條不紊地查看並刪除和事件有關的任何照片。

在上週的採訪中,青海和甘肅兩省的二十幾名僧人和一般的圖博人說,他們預期這些激烈的的自殺和抗議事件將持續蔓延到阿壩縣之外;阿壩縣是四川省的一縣,是分佈廣泛的自焚事件發生的地方。 「從外面看起來一切都很漂亮,但在裡面,每個人都是沸騰的」,Rebkong寺院的一位喇嘛說,Rebkong寺院是青海主要的旅遊聖地,因複雜的唐卡(Thangka)畫而聞名。

因為和外國記者交談可能導致嚴重的懲罰,一位喇嘛要求要匿名發言。他說僧侶們被期待要參加充滿親政府宣傳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會議。 他說:「我不想跟當局惹麻煩,但我已經無法控制僧侶們的憤怒了。」

在甘肅省,拉卜楞寺附近的安全警備是明顯的緊縮,而氣氛是更加緊繃。當地的僧人說,醞釀多年的屈辱的累積,造成了2008年持續兩天的街頭抗議,因而導致無數的拘留和隨後的毆打。

許多圖博的僧人無法取得護照,而漢族又經常蔑視他們。 他們說,「我們甚至不能在電話中說心理的話,因為警方在竊聽」,一位39歲的僧侶躲進記者的旅館房間,描述有關拉卜楞寺內1400名僧人的生活細節。

他形容警方曾在一個晚上如何趁著大家在睡覺時,進入拉卜楞寺內搜查。他們把門踢開、砸壞電腦,並撕毀達賴喇嘛的照片。那一夜,至少有180名僧侶被拘留。 他說,「他們甚至用光了手銬,所以只好使用在寺院內找到的繩索來綁我們的手腕」。

雖然僧侶們最後被釋放了,但圖博佛教最重要的宗教聖地之一的拉卜楞寺,已經永遠改變了。監控的攝影機在神聖寺廟的屋簷下到處可見,便衣的公安和信徒打成一片。 但一位僧侶說,「他們從來就騙不過我們,因為他們會用右手拿念珠,但每個圖博人都知道應該要拿在左手內。」

吃自己尾巴的怪獸


蕭曉玲2012/04/10

朋友打電話告訴我,在新聞裡看到我的名字(蕭曉玲),原來是包括蘇友辰在內的三位人權律師,為了士林文林苑王家都更案,辭去臺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暨人權保障諮詢委員會委員。在這封公開辭職信裡,還提到他們曾經提案想為我平反,卻馬上被副市長陳雄文封殺。零七年我狀告郝龍斌一綱一本違法後被火速解聘,當時記者問北市教育局副局長林騰蛟我何時開始不適任,他連續三次回答的日期就是我告郝的那一天,如今再次封殺我一點都不意外。


這幾天電視上,上千警力圍堵一群學生、欺壓百姓,有人罵抓陳進興都沒有這麼勞師動眾;當年在好幾位督學的指導下,中山國中不知如何費心,弄出洋洋灑灑的五千頁罪證,要判我教職上的死刑,同樣一套教師解聘系統,弄不掉性侵體罰的老師,卻能快速做掉我這個連續十年考績甲等還拿過獎的老師。我們的政府對付壞人很難,要做掉弱者倒是盡心盡力,彷彿教導孩子逆轉的是非對錯,人權再次倒退,荒謬的場景重演。

公開辭職的三位律師說,在本次「文林苑都更案」爭議中毫無置喙餘地,至此人權保障諮詢委員會形同虛設。我們總以為政府有一套合理的機制,會做層層把關,但看這些個侵害人權的案子,只見它一關關地潰堤。

你怎麼想也想不到,上千警力幫建商拆房子,建商還在現場拿對講機指揮的場景,早在去年五月就有不分藍綠的諸位議員,聲聲催著市府快做;我也怎麼想都想不到,我基於職責接聽校內聯絡專用的(不能對外撥)室內電話,會成為所謂上課講手機的解聘罪證,還一路通過機關內數十位社會賢達的耳目,得到層層委員會的背書。眼下崩潰的豈只人權,整個政府系統早就崩潰在上級的操弄裡。

不只行政體系無能自我審查,連司法都成為幫兇。有些人看到王家敗訴,便認定他們有錯,沒去公聽會表達反對,然而公視議題中心報導拿證據說,試圖通知王家參與公聽會的掛號信收執聯中,地址天差地遠,收件戳記也是不曉得從何而來的「大廈管理委員會」,要如何去公聽會?我的案子亦然,難免有民眾因為我敗訴認為我有錯,但誰料得到,罪證多是些講一綱多本就是講政治之類的無憑指控,判決看似有理,事實審查卻是無稽,難怪法學家李建良對我的判決書氣憤地評論道:「原本應該捍衛人權、維護法治的行政法院,扮演的竟是鞏固這種恐怖的角色!」

建商與市府聯手欲除王家而後快,貪的是容積率獎勵、墊高房價的巨利;當年市府動員層層教育行政系統做掉我之後,隨著一綱一本而來的,是企圖抬高台北市身價的北北基聯測。資本主義和政府體制變得難分難解,以前是政治支票霸凌教育,現在是議員為建商講話、建商指揮警察,這資政合一的怪獸,吃著自己的人民,就像吃著自己的尾巴。


(前中山國中教師)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17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