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本外的八國聯軍!

 by sophist4ever 2012/07/03

 是說讀越多戰史，越覺得戰爭是很複雜的事，很難用「好人與壞人」、「敵軍與我軍」、「入侵者與受害者」這種簡單的二分法來定義交戰的雙方。歷史課本裡說的敵人，不一定那麼壞，歷史課本裡說的民族救星，也不一定那麼偉大。我們從小到大在歷史課本或戲劇小說裡所看到八國聯軍，都是姦淫擄掠的壞人，但是真的是這樣嗎??偶然在網路上看到一組歷史照片，卻提供完全不一樣的視角。老舊的照片裡可以清楚的看到，拖著長長辮子的中國人，正在幫忙聯軍部隊架梯登城，他們或站在牆邊，或坐在城牆上，看著熱鬧，甚至幫忙扶著梯子，一點都不怕這些聯軍士兵。沒想到，歷史課本裡的八國聯軍與照片裡的八國聯軍，竟然是如此的不同啊。 

上圖的照片是美軍登陸後，所僱用的大批車伕。這些車伕推著簡陋的推車，組成了龐大的運輸車隊，向北京城前進。照片裡幾個士兵悠閒的站在車上，完全看不出來有用武力脅迫的樣子，這些車伕恐怕都是自願受僱於美軍部隊的。 

 

上圖是英軍入城時，大批中國百姓在河堤旁看熱鬧的情形。英軍從河渠裡爬上堤岸，從容的走過圍觀的百姓旁。

 

 法軍正架著梯子爬入紫禁城，可以清楚的看到牆頭上有兩、三名中國百姓，似乎正在協助法軍。

 

 美軍所僱用的大批帆船，正載著美軍部隊，經由運河向北京城前進。

 

 八國聯軍中的俄軍軍官，正與中國百姓合照。

 

 還留在北京城的中國官員，敲鑼打鼓的送了兩面錦旗給八國聯軍的指揮官，感謝他們的「保民義舉」。 

 其中一面錦旗上寫著「萬國咸喜」，注意在錦旗正前方，中國官員正在向聯軍軍官行跪拜大禮。

 這組照片裡的八國聯軍完全顛覆我們過去的認知，不是嗎??這讓人不禁想到不久前所看的一部歷史影集，劇中的敵人入侵，但是當地百姓不是起而抗敵，反而是趁亂衝入皇室貴族的家中，搶掠搜刮各種值錢的東西。因為這些皇室貴族不止平日作威作福，欺壓百姓，在戰時還棄國家於不顧，自己先逃跑，所以百姓們當然不會想要「奮起禦敵」，反而是趁機造反了。而這樣的事在真實歷史上其實也不罕見，曾經看過一篇很有趣的記錄，是英法聯軍時一名低階軍官的隨軍日記，他寫到當他們的部隊抵達圓明園時，當地的百姓早就搶先一步，衝入園中搶奪各種值錢的財物，他們看到情形已是如此，想說不拿白不拿，於是也一併進入搜刮戰利品。他寫到中國百姓只對金銀珠寶有興趣，許多珍貴的藝術品都被隨意的棄置一地，識貨的軍官們就將這些藝術品通通帶走。在圓明園被洗劫一空以後，中國百姓開始準備放火燒毀圓明園，有些軍官曾經想要阻止，但是中國百姓告訴他們說，如果不燒光圓明園，將證據毀屍滅跡，那些皇室貴族們回來以後，絕對會追究百姓們的犯行。於是他們這些外國士兵就看著中國百姓放火燒掉了他們的皇室花園。

 這份隨軍筆記與歷史課本寫的完全不一樣，你要選擇相信那一邊??

 (註):相關圖片資料來自於網路，若有侵權，請不吝告知。同時為方便編排，圖片都經過裁剪，與原始圖片略有不同，請讀者注意。

孩子有免於吃屎的自由麼？

by 鍾祖康 2012/07/29

香港教育當局決定向香港學生硬推中國式國民教育，其中一個主要教材就是《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事件引起極大風暴，越來越多家長站出來拼死頑抗。這場將以香港學生的是非價值觀為代價的大風暴，給所有還對中國有幻想的台灣人上了寶貴一課。

原本，一個道德破產、草菅人命、纂改歷史的政權，一個按照孟子的「反暴政論」可予討伐的政權，憑什麼向人民宣揚國民教育？但，我還是靜心讀完這本將塗炭無數幼弱生靈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

通書所述，許多看來是照搬中國左王潘維的爛文〈當代中華體制——中國模式的經濟、政治、社會解析〉（收錄於《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60年》）。但離奇的是，在十九種參考書目中竟不見潘維的名字及其著作。

讀完這國民教育手冊後，我思緒萬千。這樣的國民教育於我的利益是完全無損的，我的孩子已經生活在無須被獨裁者洗腦的文明之邦。但看到本已被香港垃圾教育制度愚弄一生，命運已經很坎坷的香港孩子，還要再被洗腦，於心何忍呢。

我思緒萬千，也因為即使在資訊自由的香港，竟然還有受過相當教育的人膽敢當眾宣揚類似於說「地球是四方的」那樣的謊言，到底是編撰者真的相信「地球是四方的」？還是因為他真的很需要這大筆稿費或活動經費來改善生活，而置他人死活於不顧？但我非常懷疑，要是製作這手冊的國民教育中心不是每年有逾千萬港元的公帑資助，編寫這手冊的香港左王還有沒有這種食飽飯等屎屙（吃飽沒事幹）的興致。

滿紙邪說「以醜惡驕人」

編者說，「當代中國的國體是人民民主專政制度，即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人民民主專政的核心是堅持工人階級對國家的領導權，這是通過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來實現。」中國工人連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也沒有，更不要說領導國家了。

編者說，「這個（中國）模式在政治方面，就是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合一的『三維一體』。」咦，推行社會主義民主的不是北歐那些國家嗎？中國可冒充得來的嗎？

編者說，「民主集中制實現了一個擁有高度同質性和相對團結的統治集團。與西方民主國家的政黨輪替方式不同，中國執政集團以服務國家、服務人民為主…… 確保了政權的延續性和社會穩定…… （美國）政黨惡鬥，人民當災」。為什麼按理是最了解中國國情的中國高幹子弟都愛湧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而不是北韓生活呢？連原統戰部長劉延東的女兒也要風塵僕僕到香港生孩子，還憑什麼給別人做統戰思想工作呢？

編者說，「有關中國模式的內涵仍是眾說紛紜，但國內外學者和媒體對其內容仍有一定共識」，其中一點就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請問有哪些國外學者和媒體是同意北京政權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的呢？

編者說，「歐美國家政府自1980年代對金融業採取放任政策，令這些國家均有嚴重貧富懸殊的問題。2011年開始的佔領華爾街行動，正體現了歐美國家人民對其政治經濟模式的不滿。」歐美國家的貧富懸殊不是比中國輕微得多嗎？世界上最均富的國家不也正是落在北歐這些國家嗎？萬名法輪功信眾只是在中南海一帶集體練練功，就已被指「圍攻中南海」，而萬劫不復，你敢在中國發動「佔領華爾街行動」嗎？

編者說，中國文化軟實力上升，證據之一就是「電影產量由2003年的100部以下上升到2010年的526部，成為世界第三大電影生產國和第一電視劇生產國，電影票房增速連續6年保持30%以上……」中國電影和電視劇只是在獨裁者極苛刻審查制度下、由奴才拍給奴才看的太監娛樂，愚民功不可沒，但對中國文化軟實力有貢獻嗎？

編者說，「勇於奉獻、不怕犧牲，是國人的核心價值」。這樣亂捧國人，有好處嗎？

編者說，「當代中國的施政亦有賴分工制衡和糾正錯誤的機制」。顯然編者是照搬潘維寫的「中國的分工制衡與西方的分權制衡各有千秋」之邪說，此等邪說，尋常學子有能力抵禦嗎？

編者引述李鵬說，「三峽工程成敗的關鍵在於移民」，進而表揚說「（移民工程）在中央、地方、各部委的通力合作、分工制衡和糾正錯誤下，最終取得成功」。但三峽工程成敗的關鍵不是在於生態環境安全嗎？

用魯迅的話來說，這種滿紙邪說的國民教育手冊，已無異於「以醜惡驕人」，以「祖傳老病，誇示於眾」了！

高官己所不欲施於人

這些擁護洗腦國民教育的高官，當中包括特首到幾乎所有制訂教育政策的高官，要是他們那麼愛國，早就應該把孩子送到早就有洗腦國民教育的香港左校，但事實是，他們絕大部份只會把子女送到國際學校，或放洋留學，甚至是到了非民主國家不選的地步，這確保了高官的孩子無須遭受自己所製的垃圾政策所毒害。此所以，推銷任何垃圾政策時，這些高官總是出奇超脫。

要是我的孩子要接受這樣的洗腦國民教育，我一定會叫孩子實行不合作運動，也會鼓動其他家長這樣做。親手協助統治者把自己的兒女洗腦成指鹿為馬，是非不分的禽獸，這個責任誰能擔當得起？

有關官員辯稱，這手冊只是教材之一，老師可自行做預備功夫，多方取材，平衡不同觀點。要是當局期望教師自行平衡各方觀點，那為甚麼當局不把每年資助這國民教育中心的千萬港元，拿來資助其他開明正常的組織，讓他們編寫一本開明的手冊，再讓前線老師自行尋找一些保守或錯誤的觀點來作平衡呢？

為了要人吃一泡屎，就給他吃點砂糖，平衡一下味道，有用嗎？（作者著有《來生不做中國人》，現居挪威，onlytojoe2@gmail.com）

I capture the things I see and others can see as well

Silence Does Not Equal Approval | Illustrated Women

Thomas Leuthard - 85mm Street Photography JUNE 11, 2011 AT 11:18 AM

Dear Tattooed Women

I’m the photographer of this photo. First of all it’s not a gender thing. If it would have been a man I would have done the same. Secondly, I take photos of any kind of strangers in a candid, not asked way, on the street. So it’s not the tattoos who made me point the camera. I’m a street photographer and the purpose of my work is life on the street, as it happens. I do not ask, I do not setup, I just shoot, what I see. I know that some people don’t like that, but that’s how it is.

As long as I capture the things I see and others can see as well, I don’t think that this is a problem. I do not discover things that are covered, just the things everybody can see. There are always two points of a view.

P.S. I thanked her for the shot and she didn’t say anything negative about it. So I guess she was fine with it.

中國大學的體制性腐敗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5443?page=1

2012年07月11日 06:20 AM
中國大學的體制性腐敗 採訪者： 李令彬
編者注：本文由2005委員會會刊“海風窗”獨家授權發表。闞凱力是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2005委員會成立於2005年，是中國歸國留學生的高端組織。
問：我們知道您有在國內外最好大學的教育經歷，首先想請您來談一下您個人的教育經歷，以及這些經歷對您個人的影響。
闞凱力：確實可以說，我一直都在中國最好的學校讀書，不只是後來念了清華，又去了美國的斯坦福大學。從小學開始，我念的是北京實驗二小，中學六年是北京四中，1964年考上的清華大學無線電系，後來由於文革開始，只念了一年半就中斷了。
我們那時候的學校，尤其是小學和中學，確實培養了學生追求真理的渴望，我覺得這一點是素質教育最核心的價值。現在的學校教育太功利了，上小學是為什麼？為了考一個比較好的中學，上中學又是為什麼？為了考上一個好的大學，上大學為了什麼？為了將來考研，然後出去能找到一個掙錢多的工作，或者是鐵飯碗的工作。這種學習目標，本身就極端地害人，是把學習變成了一種追求功利的手段。課業負擔也把學生搞得疲憊不堪，天然的求知欲和學習的樂趣從根本上被摧毀了，教育的核心就壞掉了。
小孩子天生有對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欲望，只要善於引導，學習本身就不會是一個負擔，而是一種樂趣。每天學到了新東西，以前不懂的弄懂了，這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就感。甚至有時候，上課學的東西不解渴，自然而然還會到圖書館去，或者到網上去尋求進一步的答案。我們那時候，經常要在家裏做一些小實驗，比如上生物課，在自己家裏養幾隻蠶，或者觀察院子裏的螞蟻；上物理課，學凸透鏡的原理，就拿一個放大鏡，在太陽底下聚焦，把紙點著了；學習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也要自己去獨立思考，為什麼唯心主義是不對的？要通過讀書、辯論和獨立思考，自己最後想透了才能得出結論。我覺得這些才是最有價值的教育經歷。
後來我上了清華，當時是六年制，1966年我大二還沒念完，就文化大革命了。1978年恢復招考研究生，我考了北京郵電大學。因為成績比較好，又加試了英語，結果我成了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公派留學生。1979年中美建交以後，我就去斯坦福讀了通信技術。
30多年過去了，斯坦福教給我的課程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是留下了電信技術的基礎。後來我做電信政策研究，至少在技術上誰也蒙不了我。但是更重要的，還是斯坦福的精神文化。
近年來，我在學校裏給學生講，斯坦福大學給我留下了什麼？課堂裏的東西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些東西，卻融化到了血液裏面。我在斯坦福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之一，就是“經濟效益是檢驗技術的唯一標準”。
眾所周知，斯坦福大學被稱為是矽谷的母校。有資料顯示，矽谷大大小小公司的高管，尤其是創始人和CEO，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斯坦福畢業的。甚至像Google和雅虎這些公司，創始人在斯坦福都沒畢業就出去創業了，把技術變成了現實生產力和社會經濟效益。
我當時由於是公派留學生，所以從出國的第一天起，就想著回到中國要幹什麼。那時候，因為我們是第一批公派留學生，所以教育部對外面的世界也是一點都不瞭解，也就沒有限制我們出去學什麼，想學什麼都可以。我想，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當時全國才幾百萬部電話，有的地方一個單位都不見得有一部電話，更不要說個人家裏有電話了。而在國外電話的那種普及程度，讓我覺得中國在這方面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所以我就選擇了學習電信。所以，我覺得學習是為社會需求服務的。後來，我在電信領域轉向了管理，又轉向了電信政策和電信體制改革研究，都是服務於這種社會需求。說的大一點，這樣的學習是一種社會責任感，是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
現在我在學校裏教書，所以比較瞭解現在的學生怎麼想。現在的學生主要考慮的不是社會需求，而是哪個行業掙錢多或者是有鐵飯碗。這是從個人功利的角度出發去學習，而不是真正地理解和滿足社會的需求，這也導致他們學東西特別死，知識面特別窄，根本沒辦法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
問：今天中國學生的共性問題也一定就是教育系統的問題，您覺得中國的教育有什麼系統性問題？
我在2000年從電信研究院調到北京郵電大學，成為經濟管理學院的第一任院長。上任之後，我們就發生了非常大的爭論，在學校到底誰為誰服務？是老師為學生服務，還是學生為老師服務？以現在中國大學裏的普遍情況來看，不僅是學生為老師服務，即使念到了研究生，學生也還是在為老師打工！
教授搞到了項目，掙到錢就進自己腰包了，然後把任務分配出去，讓學生給自己做項目。有的教授自己開公司，研究生到教授的公司去上班，甚至還要打卡。有的教授自己沒拿到項目，也沒辦公司，那怎麼辦？讓學生去公司兼職，把學生給“出租”了。公司一個月給教授四五千，而學生只拿到四五百，變成包身工了。
很明顯，這些老師就是在賺學生的錢，難怪很多研究生都在背後把自己的教授稱為“老闆”。這些現象在中國1949年以前的大學，甚至80年代以前的大學都是聞所未聞的。這個社會的腐敗、學術的腐敗和大學的腐敗，簡直是一塌糊塗、豈有此理！
不是說學生不能在學習之餘工作賺錢，而是說學生賺了錢歸教授，這在西方絕對是非法的，不可理喻的。但是在我國已經成了普遍現象，甚至教育部都出了規定，每個教授帶研究生，要給學校交錢。理由是什麼呢？因為學生幫教授賺錢了，所以教授從學生身上賺到的錢，要分一部分交給學校——這就是教育部的規定，帶一個研究生一年要交幾千塊。
這種教育部的規定，不就是和珅規定的“養廉銀”嗎？貪官污吏在地方上搜刮百姓，朝廷不但管不了，而且要交給朝廷一部分。這就是說，你如果不去當貪官污吏，連這個給朝廷的養廉銀都交不起，實在是渾蛋邏輯。
1949年以前，我們的老清華、老北大，或者西南聯大，教授和學生的關係真是情同父子。老師就是盼著學生成才，遇到特別貧困的學生，教授會拿出自己的薪水來貼補學生。那可真是精心培育，現在卻是赤裸裸的金錢利益關係。或者說，學生在教授這裏打工幾年，給教授賺夠了錢，才給你畢業，這就是一種官方合法的賣學歷。
當然，還有很多非法的賣學歷。全中國有多少“在職博士”？很多是國企老總、高管。私企老闆要不要學歷無所謂，但是體制內的人不行，升官要看你的學歷。有幾個高官不是博士，但是你看他們又有幾個人來上過課？
他們的博士怎麼來的？無非是拿錢買的，而且是拿國家的錢買的。他們以國企或政府部門的名義，給教授一個幾十萬、上百萬的項目，做不做得出來無所謂，這是辛苦費嘛！錢歸教授，找點兒發票湊一湊就報銷出來了。這樣，教授就讓其他的學生替這些人上課、考試、寫論文，或者乾脆“外包”出去。現在已經有了一個專門的產業鏈，就是論文代寫。價格也不貴，幾千塊錢一份，還有信譽保證，不通過不收錢。美國一年才出三萬多博士，中國現在一年就出五六萬博士，世界第一。這不是活見鬼嘛？十個有九個是假的！
合法的腐敗和灰色的腐敗，做的全都是賣文憑的生意，這就是中國。整個大學教育，乃至研究生的碩士、博士教育就是這個樣子。
問：那麼您個人在學校裏這麼多年，有沒有對中國的教育改革，有過一些什麼樣的期待？
闞凱力：難呀！大學是什麼？“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大學者，非大樓也，大師也。”
我2000年到北郵經管院作院長，當時也是滿腔雄心壯志。在我們院的成立大會上，我講話的題目就是“為建立中國的斯坦福大學而奮鬥”。我說，清華號稱是中國的麻省理工，北大號稱是中國的哈佛，我們北郵要為成為中國的斯坦福而奮鬥。結果沒過兩個月，我就不敢再提這事兒了。
我當時做院長，開始還在院裏討論“到底是學生為老師服務，還是老師為學生服務”，後來也討論不下去了。這就像我們從80年代就開始討論官員是不是要公佈個人財產。道理是明擺著的，但是現在二十多年過去了，也沒有什麼結果。現行體制下，那些既得利益集團是很難觸動的，它已經形成了一個很堅固的體制結構了。
南方科大的校長朱清時說過，中國大學要改革，第一就是要去行政化，第二就是要實現大學自治，教授治校。現在的體制不行，校長都是上面指派下來的。轉業來個什麼政工幹部，沒地方安置了，就在學校裏面添個副校長，然後他就等著混到退休了。
按照我國的《高教法》，大學實行的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這是什麼意思？我的評論就是：領導的不負責，負責的不領導。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這個校長是負得了這個責，還是負不了這個責？
我同意朱清時的看法，去行政化，教授治校。鄧小平搞農村體制改革，包產到戶，說穿了就是一句話：“相信農民會種地。”一樣的道理，政府要相信教授會教書，而不是靠教育部的官員、中央的官員來指揮。因此，我們的大學教育改革必須沿著去行政化、大學自治和教授治校這條路走下去，才有希望。
現在我們的大學既然主要是公立大學，那麼政府就有出錢的義務。為什麼？因為辦大學是為社會培養人才，這是政府的責任。但是，政府無權干預學校內部從行政到學術的各種事務，連北洋軍閥時代都如此。
改革開放以來，有人喊出了教育產業化的口號。但是，全世界有靠教育賺錢的嗎？教育本身是一項社會公益事業，是以促進社會的發展為目標。西方的名牌大學，即使很多私立學校，也絕對沒有給股東分紅的事。私立大學的董事會，都是聘請的社會名流，能夠代表公共利益，由他們來決定我們的辦學方針是什麼，怎麼樣才能夠最好地服務社會。
現在中國大學變成了一個賺錢的系統，學校領導都是官，分什麼副部級的、局級的。這樣下來，中國的大學就是兩個字的目標：一個是權、一個是錢。錢學森的“世紀之問”是：“為什麼中國的大學裏培養不出大師？”靠這樣的大學培養什麼大師，簡直是扯淡。我們的大學已經變成了養豬場，養豬賣錢，完全失去了大學的精神。
問：那麼最後一個問題，您覺得中國學生的出路在什麼地方？在現行體制下，你會給中國的學生和家長什麼建議呢？
闞凱力：這個建議還真不太好說，恐怕還是能出去就出去。
以前我主張，在國內讀完小學、中學和大學，應該先在中國工作幾年，對社會狀況有所瞭解，然後再出國去讀研究生。這樣可以帶著中國的問題到國外去學習，學完回來能夠有用武之地。當時，對我們這一代可以說是這樣。但是，今天中國社會環境之惡劣，學校裏的腐敗的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80年代。所以，我現在主張在國內上完初中就把孩子送出去。這時候，他對中國的文化和基礎知識已經接觸的差不多了，又不需要接受高考的折磨，浪費青春。
更大的問題是，在我國，現在已經很難培養子女的基本道德了。我有一位若干年前的畢業生，她的孩子三四歲了，送去全托的幼稚園。這還是一家比較好的幼稚園，花了他們不少錢，星期一早上送去，星期五下午接回家。但是，每個星期一早上，這個孩子都是哭著鬧著不肯去。有一次，孩子又在幼稚園的門口抱著媽媽的腿，哭鬧著不肯進去。這時，幼稚園阿姨出來了。孩子一看老師出來了，一下子從地上爬起來，把眼淚擦幹，對阿姨說：“老師，我來了，可想你了！”可想而知，家長在旁邊看著所受到的心靈震撼：我們的孩子，這麼小的年紀，都已經學會說假話、拍馬屁了！他怎麼變成了這個樣子？這就是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在環境裏生存。
我還有一個早年的“海歸”朋友，在國內辦了十幾年的公司，而且很成功。但是，他終於還是帶著全家離開了中國。我問他為什麼，他的答復是：為了孩子。他說，我們不是為了讓孩子將來成名成家，即使做一個清潔工都可以。但是，要讓他做一個好人，做一個快樂的人。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們發現，這在國內的環境裏已經很難了，甚至教給孩子講真話都不行。小孩子在這樣的環境裏成長，很容易成為兩面派。不要說快樂了，有一個正常的心理狀態都難。怎麼辦呢？沒有辦法，只有離開。

新新人口論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5541?page=1

2012年07月18日 05:49 AM

編者按：人口紅利曾經是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伴隨著路易斯拐點的到來，中國人口基本面正在面臨巨大轉捩點，中國如何面對即將到來的“未富先老”局面？中國的人口政策等相關公共政策應該如何調整？經濟轉型如何以此為契機轉化？FT中文網一直對此議題保持關注，今後將陸續推出相關專題，首期推出孫滌教授“新新人口論”。
開宗明義，本文旨在呼籲各界關注中國人口的演進。 “新新人口論”的提法，絕非聳人聽聞，而是要引起對人口正在發生的重大變化的關注。人類歷史從未有過的這個變化，1960年代開始在發達國家顯現，1990年代在世界範圍裏“坐實”，在2002年的聯合國人口報告得到“官方”的認定：全球的總和生育率從2.1下降到了1.85。人口規模不只是關係到經濟的持續成長，而且是人類文明一切活動的“宿命”（destiny），社會歷史學家早就認識到了這個邏輯。
總和生育率（TFR）指每個婦女一生平均生育的存活孩子數。 除了抵補父母的2，這多出的0.1是為了補償孩子未到生育年齡夭亡的損失；在發展中地區，為了補償較高的嬰孩夭折率這個數大約在0.33；而在人類史上絕大部分時間裏，直至二十世紀，這個數還在4以上。 TFR不足2.0的水準，人口的規模就趨於縮小；一旦降到1.8以下，規模的萎縮就難以逆轉了。雖然婦女把育齡往後推、老人活得更久等等，會影響到人口的年齡結構，但女性的生育傾向——TFR的決定因素形成後，要改變是很艱難的事，先進國家的經驗如此昭示我們。隨之而來一系列的重大變更，構成政策的嚴峻挑戰，往往令人措手不及。
這個新變化對於其他國家是新人口規律，在中國卻不得不多加一個“新”字，因為中國五十年代的一場大辯論對其後的人口政策有深遠的影響，直到今天我們還在“還欠債”。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其實並沒有什麼新意，只是當年的意識形態之爭彌漫，又有冷戰的急迫壓力，他不得不委婉地表達“臭名昭著”的馬爾薩斯人口論，對中國國情也同樣適用。馬爾薩斯總結的“人口定律”認為，在生產力低下的狀況，“手”的生產僅能維持“口”的生存，而後者的增速遠遠超過前者，任何豐年的產出很快就會被接下來急增的“口”吃光，而“口”的增加必會被饑饉、瘟疫、災難、戰爭悲慘地平衡掉。人類社會組織經濟生產的一萬年以來，世界GDP的年增長率只在0.01%左右，除了極少數精英分子，人活得悲慘與牲畜無異。直到1790年前後歐美國家的物質生產力才首次超出了人口的增長。此前的2500年裏，世界的人均生產增加了才一倍而已，以後的220年裏則突飛猛進，美國的人均生產提高了卻有四十倍之多。
當時中國貧弱，積累低，技術創新基礎差，無法迅速把民眾的“消費的口”轉換成“生產的手”，更談不上“創新的腦”。這種約束之下，人口首先是個拖累，必須有計劃地加以節制。但直到目前，人們在檢討這段歷史時還在“炒冷飯”，似乎馬先生當年爭辯的人口政策所以遭到杯葛，在於它的“新”。本文的目的之一，是要提請大家注意，人口發展的新趨勢已明白無誤地呈現出來，我們若不能及時改弦易張人口政策，尤其是一胎化的限制，難免又重蹈當年的覆
除了人們固有的心理惰性，以及政策（成功）實施而來的慣性之外，人口變化本身的滯緩，也是不容易看清人口規律的主要原因。好比你每天看冰川的頭，無論在海螺溝還是阿拉斯加，完全觀察不到變化；過了三十年再去看，它們可能退縮了好幾公里。為了增加一些感性的體認，你不妨在腦子裏描繪這樣一個模型： 畫兩根平行的垂直線，形成一個“時間通道”；在通道裏把每個年齡的人群畫成一行小人形，每個小人形代表一百萬人，比如，71歲的人有兩千八百萬，就居中畫成28個小人形的一行，同齡5歲的兩千一百萬就是21個小人形的一行，如此等等，把1380個小人形安排就緒後的形態，立即使你對中國人口（13.8億）的年齡結構一目了然。然後再把15-64歲、低於15歲、 高於64歲這三個區間濃淡不同地標示出來，你就很清楚勞動者和他們需要撫養的人口的比例關係是怎樣的。而且很簡單就可以動態化，把時間通道連同有三個年齡區域往下拖就行了，整個人口大軍像似在時間通道裏列隊向上走，去年n歲的人今年准是n+1歲。加上新生兒的一行，做些調整，你就不難再現過去幾個世紀前後、甚至整個歷史發生過的人口變遷。
理想的年齡結構當然是紡錘圖形，幹活的人居多，兩頭需撫養的人少。不過這持續不了多久，新出生的孩子如果維持在低水準，圖形轉眼就會蛻變成為頭重腳輕的倒金字塔，不過在歷史上這還確實沒發生過。我們不妨把0-100歲（過100的當做百歲）的那一百行的人看做一個同時活著的生命池，注意點放在每年流入池子的新生兒和流出的死亡人數。1750年前流經生命池子的是“穩流”，許多新生命，或流產或夭折過不了門檻，成年後流出又很快，或戰亂或饑饉活不到天年。1750年後英國率先的產業革命給人類提供了生機，於是大量的新生命開始洶湧流入。年輕的馬爾薩斯洞察到了這個趨勢，在他的小冊子（1784年發表，比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晚了三十幾年）裏描繪出來，連同他人類的超生現象終將被“悲慘地抵消掉” 的悲觀預測，成為後世所謂的“馬氏人口定律”。其後的世界發展印證了馬氏定律，長達二百餘年，人口的流入湍急（當時全球婦女的TFR在6.0以上），流出滯緩，生命池猶若尼羅河般的氾濫。
今天這一切已全然改變，而且正在走向反面。這段發展史在中國有著濃縮的極為戲劇性的表現：1949-79的30年裏，中國人口大漲了4.2億；1980-2010的30年裏，我們的人口比“應該的”少增加了4億。
引起生命池裏湍流激蕩的原因是什麼？論辯很多說法不一，但毫無疑問，人們必須嚴肅對待這個嚴重變化。世界人口增長在銳減中，其間並沒有世界範圍的戰亂、災變、饑荒和瘟疫，不要說馬爾薩斯不曾預見、馬寅初未能看到，幾乎所有的人都沒想到。一言以蔽之，這個變化是人類文明發展的許多偉大成果造就的。
首先是科學技術的一系列突破，給人類的發展拓展出寬廣的生存空間。其中醫藥進展的成就尤其輝煌，不但大為降低了嬰孩的夭折率，而且令老人活得越長越健康。這反應在過去兩個世紀人口的膨脹上面：
2011年10月人類總數首次突破70億，中國人占了19%。全球人口1800年初才攀升到了10億，中國人約占其三分之一；到了1900年增加到15億（+50%）；1950年又增加了60% ，中國人占了25億總數的四分之一，其後的50年裏更大漲140%，2000年達到了60億。若是增長一如既往，2100年世界人口將超過200億，威脅到資源窮盡和環境崩潰。
但始料未及的是，過去四十年來生命池的流入量縮減得更厲害，人口的增長率竟“悄悄地”從2.1%減到了1.1%。由此估算，2100年總人口應當在100億附近。究其關鍵的因素，首推婦女的教育、就業和收入。婦女參與社會生產的程度越高，她們生育的傾向就越低，和馬爾薩斯人口理論預示的趨勢正相反對。婦女的教育程度、就業和收入提升的結果之一，是她們的生育和成婚的意願大打折扣。選擇晚婚甚至獨身的婦女越來越常見，即使結了婚她們也不願意多養孩子。這適用於世界任何地方。
以TFR 來度量的一個顯著的例子是，1955年在巴西是6.1，在中國是5.6；到了2010年分別下降到了1.8和1.7，而在這個期間巴西並沒有推行過嚴格的計劃生育。通常以為生育意願低只是歐美婦女的問題，在東北亞地區目前這個矛盾更突出。例如，2010年韓國婦女的TFR已降到了1.2左右，比法國還低。臺灣的TFR則下降到了驚人的0.9，在全世界196個國家地區裏是最低的。大陸的不少大城市的總和生育率早已降到1.5以下了，據上海市計生委主任謝麗玲報告，上海市的TFR在幾年前就下降到0.9以下了。東南亞各國（除菲律賓外）的TFR都在迅速下降中。如孟加拉，在1980-2000的20年間從6降為3。印度南部也是如此。伊朗的TFR在1984年還高達7，2006年驚人地降為1.9，在首都德黑蘭地區更只有1.5了。
經濟統計分析發現，一個社會的人均收入達到1000-2000美元，TFR就開始下跌，在4000-10000美元的水準時接近維持簡單規模的2.1，然後繼續下行。目前世界上TFR低於2.1的國家接近80個（1970年僅24國），其中包括一些非洲國家。英國作為“產業革命” 的發軔地，TFR從5減至2用了130年，而南韓只用了20年（1965-1985）的時間就完成了同樣的歷程。
必須認識到，人類對環境及自身而來的挑戰的回應，本無所謂絕對的“錯”與“對”，而必須把握合理的“度”，過猶不及！

大陸妹與美國牛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5587?page=1
2012年07月20日 06:14 AM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許知遠

一
在遼寧街邊的排檔，60塊台幣可以叫上一盤“大陸妹”。桌邊的臺北朋友、端菜的老闆娘，都說不清這青翠的菜怎會有這樣一個名字？
是因為，十多年前它從大陸引進時，也正是大量大陸女子來台賣春時，它們（她們）都“好吃又便宜”？ 我記得自己腎上腺素的輕微上升，不知因為緣於我這大陸客的地域情緒，還是因為這名稱中含有的普遍性歧視，一個自認先進的地區對另一個落後地區的蔑視。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黃春明的小說《再見，莎揚娜拉》。這些叫上一盤“大陸妹”的臺灣人忘記了，四十年前的他們是怎樣義憤於美國大兵、日本遊客享用了臺灣姑娘的青春。
不過，很有可能，它不過是一種無心的稱呼。這萵苣類的青菜在台語本就叫做“妹仔菜”，從大陸引進的萵苣品種也就自然叫做“大陸妹”？本地人習慣通過農作物來理解世界，他們曾自稱是“蕃薯人”，把外省人叫做“芋頭”。這些名稱雖有鄉土式樸素，卻也一直懷有情緒，當你聽到一個福佬人稱一位外省老兵是“老芋頭”，它絕不僅是客觀的稱謂，它含有悲情與憤怒——我們與你們不同。如今，蕃薯也好，芋頭也罷，都變成了現代臺灣人，是臺灣身份的一部分，那“大陸妹”呢？
在臺北，你感得到中國影響的再度增強，與由之引發的焦慮。60年前，蔣介石不由分說地把整個中國塞進了小小的臺灣，那曾管轄著4億人口、超過1000萬平方公里的統治機構，被放進了這小小的盆地，這裏蔡元培就職過的監察院、陳年的蒙藏委員會仍在運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提醒你五族共和的理念。而現在，中國代表的財富與權力，正激起新的希望與憂慮。依靠中國的勞動力，郭台銘才成為臺灣的首富，從大陸來的慈善家慷慨給臺灣人散出錢財，還有這規模恢弘的奧運會與世博會，讓那些標榜獨立的臺灣明星知識份子心潮澎湃——只要他們能被作為特權者對待、享受他們在一個民主社會無法得到的中心感，他們就願意為專制唱讚歌（諷刺的是，他們都曾因反對國民黨專制而聞名）。《中國時報》的新老闆公然否認天安門悲劇……而半年前的總統大選，從新竹的高科技鉅子到台南的果農，他們都站出來，確認中國對島內政治的影響力，這也是勉強的確認，混雜著誘惑與無奈。“大陸是騙養套殺，我們是裝吃閃活”，在臺北郊外一間寬闊的辦公室裏，一位老派作風的報人再度提起了這著名的兩岸哲學。大陸“用‘九二共識’之類的籠統語言‘騙’住臺灣，再以開放三通、陸客來台等‘養’臺灣，在建立傾斜的兩岸關係後‘套’住臺灣，最後則生殺由之”，而臺灣的反應是“對‘九二共識’等籠統語言‘裝’作解決了問題而不深究，設法促成三通並‘吃’大陸的養分，再用養分來建立臺灣的主體地位以‘閃’避北京的套路，進而謀求兩岸共存共榮的‘活’路”。這是４年前，他的一篇著名社論的論題。
那時，馬英九上臺未久，陳雲林剛剛來台參訪，顛簸異常的兩岸關係似乎終於駛入平緩地帶。不過，這卻是一種“曖昧的平緩”，一種拖延的哲學。４年過去了，當初的判斷顯得更為清晰，在海峽兩岸，一種新的依賴關係正在形成，這心照不宣、從不擺上臺面的策略也更為顯著。但具體的策略越清晰，它的意義與方向就越模糊。在模糊與拖延中，臺灣期望大陸日漸民主化，建立現代政治體制，能寬容不同的聲音，它甚至能在其中起到催化作用，而大陸則期望自己的政治與經濟實力，最終能降服這個島嶼，讓它放棄自主性。但很有可能，它們都是一廂情願。

二
在立法院門，我看到了抗議者和他們的展臺，印有鬥大的“毒牛”的標語隨處可見。而在立法院內，民進党的立法委員們，大喊大叫，佔領主席臺上，深夜拒絕離開，讓整個立法機構陷入癱瘓。他們宣稱是要“為人民守護健康”，因為國民黨政府要開放含美國牛肉的進口，它的瘦肉精含量可能超標。
誰都知道，這與美國牛肉、人民健康無關，它是黨派鬥爭的產物。進口的法案總會通過，不論哪位政治人物、哪個黨派，都不會真的挑戰美國，牛肉必然還是會進入臺灣市場。民主已然實行了20多年，但議會政治仍保留著強烈的鬧劇色彩，政治人物門向自己的選民、向對方黨派，乃至向美國，表演撒嬌。他們也都知道，這不需要付出真正的代價，一切都在可承受的範圍內。
這餐桌上的“大陸妹”與“美國牛”，像是此刻臺灣命運的縮影，它夾在太平洋兩岸的巨人之間，在它們時而合作、時而對抗的陰影下，艱難的尋找自己的命運，卻總有一種失控之感。在失控中，人們需要用模糊性來自我安慰，或者變成憤怒的受害者，喋喋不休于自身的痛苦。

三
來臺北的次數越多，我越失去描述它的能力，最初的新鮮感已然散去，深入的理解卻遲滯不來。總是悶熱潮濕，雨下了又下，颱風走了又來，從一張酒桌到下一張酒桌，白蟻在燈下飛，掉進了湯鍋裏。抬眼偶爾可以看到霧氣中閃亮的101大廈，像是一根磨損的螢光棒。
最初，我被臺灣的混合性吸引。從台南孔廟到溫州街上的殷海光故居，再到那些文雅、溫和的男人與女人，你像是同時發現了中國的過去與未來——你會想，倘若未經過共產主義革命，中國社會也大概會是這樣子，或者是，如果有一天中國實現了民主，希望它正像如此。這些想法，不可避免的帶有中國中心的色彩，臺灣正是縮小的中國。
但現在，我日益被它的所處的曖昧狀態吸引。這曖昧既來自於它的國際體系的地位，兩千多萬的人口，生活在一種說不清的身份中。兩蔣時代的臺灣人生活在分裂的人格中，他們明明只在這個島嶼上，卻假裝仍統治與繼承了遼闊的大陸。而此刻的臺灣人則生活在一種曖昧與無力中，作為個體他們享受到自由與豐裕，但作為群體，他們在國際社會中的面貌又是如此模糊，他們的存在不是通過自我的肯定、而是靠他人的默許而確認的。而在臺灣社會內部，舒適似乎也正麻痹這個社會，在一個民主鞏固期，社會內部不再有顯而易見的挑戰，憤怒與抗議都帶有十足的表演性。
荷蘭人、清帝國、日本人、國民黨，一些臺灣人浪漫化自己的傳統，把臺灣的歷史視作一連串的反抗歷史。但同時，每一段反抗的背後，又是漫長的合作與妥協的歷史，依附性的特徵，至少與反抗性一樣顯著。
全世界都在學習與中國的相處，而臺灣所受的衝擊更為直接。期望這來自中國的富有迷惑性挑戰，能夠再度啟動起臺灣社會。

搜密釣魚台的私人所有權

來源：http://renwu.hexun.com.tw/figure_6063.shtml

1895年，日本福岡人古賀辰四郎到釣魚島開墾，日本內務省1896年8月以免使用費及期限30年為條件，將釣魚島“租借”給古賀，他則在島上建造碼頭、海產加工工廠、宿舍等，從事鳥毛、貝類、珊瑚、玳瑁加工，並制造各種魚類罐頭，並種植農作物，至1909年時共有90戶共248人在島上居住，古賀辰四郎的次子古賀善次則於1918年繼承釣魚島的事業。[3] 釣魚島的無償租借期1926年屆滿，古賀善次向日本政府繳納租金，至1932年成功向日本政府“購買”釣魚島，而釣魚島列嶼除大正島仍是日本國有地，其余包括釣魚島等四個主要小島，成為古賀家私有地。
1971年6月17日，美日簽署衝繩返還協定，歸還日本在《舊金山和約》第三條交給美國托管的島嶼，釣魚島的施政權也被交還給日本。
1972年，栗原國起向古賀家買下南小島和北小島，1978年古賀善次去世，其妻花子將魚釣島賣給栗原家。包括美國統治時期直到現在，島主都與日本政府締結租賃契約，如2010年度，日本政府要支付釣魚島2110萬日圓租金；北小島和南小島則要150萬和190萬日圓租金；黃尾嶼“擁有者”為栗原和子，租金不公開。
栗原國起“購下”釣魚島後只曾登島一次，他表示與任何政治團體沒有關系，並表明永遠都不會轉售島嶼，要“永遠保持自然未開發狀態”。栗原國起曾出現在朝日電視臺有關釣魚島的節目中，堅稱會守住祖先的土地，並稱釣魚島就是日本領土。
2011年還曾對外宣稱拒絕了一筆來自外國企業價值40億日元的購買釣魚島意向（朝日電視臺稱，外國企業出價為350億日元）。日本媒體傳言，外國求購者有中國背景。
2012年4月，日本極右政客、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稱，東京都政府將於2012年內從釣魚島的“擁有者”手中收購部分島嶼，並聲稱收購計劃已經進入最後階段。栗原國起的弟弟栗原弘行稱正在與東京都政府商談“出售”釣魚島問題。
2012年4月16日，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美國華盛頓宣布要“購買”釣魚島後，釣魚島、北小島、南小島的“地主”栗原國起成為媒體紅人，頻頻發聲表示對石原慎太郎的仰慕，並批評民主黨政府“對中國軟弱”，自己願意出售釣魚島給東京都是“為了保護領土”。
2012年5月15日，日本《周刊星期五》也發文分析稱，釣魚島已成為栗原家族的“搖錢樹”，其名下所有的釣魚島3個島嶼自2002年起已從日本政府收到超過2.6億日元的租金，“而這些錢，都是日本國民繳納的稅金”。

釣魚台島主弟盼周邊國家共開發

中央社
2012-07-20 10:52 PM

（中央社記者楊明珠東京20日專電）日本認為釣魚台列嶼5小島當中有3座島是70歲的栗原國起所有。今天他的胞弟栗原弘行在東京表示，盼能基於島嶼經濟學的概念，由島嶼周邊國家善加利用釣魚台海域的資源。
有關東京都政府、日本政府都表示要買下釣魚台島嶼，65歲的栗原弘行今天應邀到位於東京的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召開記者會。

他說，釣魚台列嶼的5小島當中，大正島(台灣稱赤尾嶼)是國有地，其餘是栗原家向開發島嶼的古賀家買下的。1970年就開始談北小島、南小島的買賣，1978年買下魚釣島（台灣稱釣魚台）、1988年買下久場島(台灣稱黃尾嶼)。

他表示，日本政府向他胞兄租下釣魚台、南小島、北小島這3島管理的契約到明年3月為止約滿。栗原家正與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談買賣島嶼，不會臨時改為與中央政府談。

他說，如果由中央政府買島的話，中國大陸的船艦可能進到釣魚台海域，發展成國與國之間的危機，增加風險。

他建議應基於「島嶼經濟學」的概念，日本與台灣等周邊國家一起善加利用海產資源，活絡經濟活動。

有關東京都政府如果要買島的話，必須到島上進行勘查的問題，日本媒體報導，東京都政府近期將向中央政府提出登島申請，但可能被暫擱。

對此，栗原表示，中央政府確實與栗原家訂有租賃契約，租方可拒絕東京都政府派人登島，但如果是為了買賣所需進行的經濟價值調查，應允許登島才對。

有記者對栗原表示，中國大陸的民調顯示，釣魚台問題再吵下去話，有9成中國大陸民眾認為可能會引發戰爭。

栗原答說，中國大陸9成人口，等於是有10億人認為要戰爭，不知為何會這樣，不希望引發戰爭。

栗原說他胞兄希望趁著還有智力、體力時，早日解決釣魚台島嶼買賣。被問到他的意見是否代表其胞兄的意見，他認為，他不會講出與胞兄意見相左的話，他代表栗原家發言。

但日本政府發言人、內閣官房長官藤村修今天表示，政府正與東京都政府、土地所有權人進行各種溝通，其他人的發言不具意義。（本文附照片）1010720

63萬外籍人士 外勞最多

中央社
2012-07-21 11:17 AM

（中央社記者謝佳珍台北21日電）內政部今天公布最新統計，今年6月底在台的外籍人士（不含大陸人士）計63萬678人，以外籍勞工44萬人占69.8%最多，其中又以印尼籍占42.2%最多。
內政部統計指出，今年6月底在台灣的外籍人士（不含大陸人士）計63萬678人，其中持居留簽證者53萬5123人，持停留及其他簽證9萬餘人。

與去年同期相較，在台外籍人士增加4萬2000人，其中以持居留簽證者增加3萬5000人最多，主要是外籍勞工增加。

內政部指出，今年6月底在台的外籍人士以外籍勞工44萬人占69.8%最多（主要分布在桃園縣、新北市及台中市），外籍配偶（尚未取得中華民國國籍）4萬4000人占7%次之（主要分布在新北市、桃園縣及台北市），2者合占在台外籍人士的77%。

外籍勞工中以印尼籍占42.2%、越南籍占22.2%及菲律賓籍占19.4%較多；與去年同期相較，以印尼籍增加1萬9000人，越南籍增加1萬1000人，菲律賓籍增加6000人變動較大。

外籍配偶以越南籍占44.7%最多，泰國籍占13.5%次之，與去年同期相較，以越南籍減少3000人最多。

內政部說，今年6月底在台停留外籍人士8萬4000人，主要是商務及觀光者，其中以美國籍占22.8%最多，日本籍占20.8%次之。1010721

李顯龍：新舊公民應彼此了解

by 中央社
2012-07-21 10:51 PM

（中央社記者呂欣憓新加坡21日專電）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今天表示，新加坡新舊移民儘管種族相近，但是文化有差異，彼此應該要互相了解，不要影響社會的穩定。
今天是新加坡的種族和諧日，李顯龍出席一場種族和諧慶祝會表示，新移民跟原有的新加坡人儘管種族上相近，但是因為不同的生活習慣和態度，雙方已經出現文化裂縫。

李顯龍呼籲新移民，要擁抱新加坡的價值觀和規範，新加坡人則要協助新移民融入社會，大家一起努力，讓這樣的差異不會影響社會的穩定。

他也呼籲大家要注意社會摩擦，特別要注意網路上的言論。

李顯龍舉1964年的種族暴動為例，當時死亡超過30人，受傷500多人，新加坡花了很長一段時間走出那樣黑暗的日子。

李顯龍指出，新加坡國內的種族和宗教依然存在差異性，處理這些潛在差異性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不同的信仰和文化，鼓勵不同族人間互相接觸和交朋友。

新移民特別是中國大陸移民的問題近年來在新加坡備受關注，新加坡人認為大陸人搶了工作機會，又瓜分公共資源，這個問題也是去年新加坡大選的主要焦點之一。

李顯龍日前在一項論壇指出，中國大陸人和大部分新加坡人是華人，都是「龍的傳人」，但不同地區的人無論在習慣、態度和價值觀都不同，新加坡必須謹慎處理移民人數和協助他們融入社會，以減少他們所帶來的社會衝擊。

今年年初，一名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讀書的大陸留學生孫旭發文說，他在街上撞了人後遭「新加坡中老年癟三」瞪眼，所以「新加坡狗比人多」。儘管孫旭遭到處分也道歉，這樣的言論仍引起新加坡社會的反彈。

當時李顯龍呼籲新加坡人不要因為一起事件，就認為所有的中國大陸人都是如此。

新加坡教育部長王瑞杰昨天表示，科技加強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但也代表使用社交媒體要更謹慎，網路上一些具貶低意味的言論顯示種族和宗教的問題仍很敏感，如果沒處理好將會導致緊張局面。1010721

不只楊仁壽，我也為總統不值！

by 蔡井人 2012/07/22

怎麼大家都不看馬總統的特別費案最高法院判決（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一七四三號）？

馬總統的特別費案經最高法院判決而無罪定讞，大家早就知道了，最近馬總統又藉出席政治受難者活動，拿來說嘴，類比不倫，自然罵聲一片。但看來看去，大家對於馬總統獲判無罪定讞的理由，一直誤會很深，也許是很多人不知道可以在司法院網站上查看判決書，或媒體故意忽視？茲重點節錄判決原文如下：

（一）「檢察官上訴意旨，僅以首長特別費之性質，空泛指摘原判決得出無罪結論係屬違法，並未就原判決認定馬英九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或公務員背信犯行等事實，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有如何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之情形，自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這一段是最高法院先說明結論，意思就是檢察官之上訴不合法，從程序上駁回。

（二）「首長以領據列報之特別費，本諸公款公用，均須符合使用於『因公』招待、餽贈及相類之酬應、獎賞、捐輸等目的，諸如基於首長職務或身分所為餐敘、慰勞（問）、婚喪喜慶之支用或其他因此所衍生而取據不易等雜項支出均屬之，但不得用於與公務全然無關之私用，故非所謂首長法定薪資俸給外之『特別酬庸』或『實質補貼』。……原判決採信馬英九所辯，認為首長特別費係首長法定薪資外之『實質補貼』，固有違誤……」這一段是最高法院打蔡守訓等一、二審法官一耳光，也是昭告其他人的特別費案不能比照辦理。

但既然如此，何以駁回檢察官之上訴？這一點不正是關鍵所在？

吾人智慧不高，難免莫名其妙。但最高法院院長楊仁壽於今年二月間退休感言說：「他（馬總統）難道不知道他所涉的特別費貪瀆案，是他在野期間，在最高法院貫徹獨立審判及保密分案之下，獲得無罪定讞的嗎？（掌聲如雷）一旦當選總統，就把它忘得一乾二淨…以總統的高度，做這樣侵犯審判權的指示，我們實在也為總統不值（http://www.youtube.com/watch?v=P0u5sGh6mjs）」，顯然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強烈暗示，莫怪最高法院法官們一聽掌聲如雷。

如果我是馬總統，應該絕口不提這件特別費案了，我會覺得難為情嘛。但馬總統當然不是我這種凡夫俗子，真敢講！真神人也。

史觀還是屎觀

by ghost_twtw 2012/07/17

歷史是一種很弔詭的學問，因為因人的觀點不同，對歷史也會有不同的看法，這就是「史觀」。
看過李宗仁回憶錄，會發現他的回憶錄中對蔣介石的描述，與我們讀的歷史課本有很大的不同。蔣介石既不是甚麼時代舵手，也不是民族救星，反而像是個卑鄙、無恥、無德、無量的小人，這是李宗仁的看法，也可以說是李宗仁對蔣介石的史觀。
即使史觀不同，但不可否認的是，確實有這麼一件事曾經存在，這就是歷史的價值。就像南京大屠殺，日軍進入南京有殺過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可以稱之為屠殺。照理說，美軍轟炸東京民宅，也是殺了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也可以稱為東京大屠殺。但是美國是戰勝國，以戰勝國的史觀來看，轟炸東京是要迫使日本投降，所以不叫東京大屠殺。但是美軍轟炸東京民宅是個事實。
媒體報導：中國國民黨發言人馬瑋國今天說，總統馬英九表示，政府不會任意修改教科書，但課綱編寫必須不違背中華民國憲法文字及精神，修訂時也應以憲法為標準，請教育部慎重處理。馬瑋國說，馬總統上週在國民黨中常會回應中常委提問，強調歷史教科書修訂必須以中華民國憲法為準。
哇靠！馬英九真是全世界歷史的新創見，歷史修訂要以中華民國憲法為準。哇哩咧！滿清割讓台灣給日本時，還沒有中華民國憲法耶，難道台灣沒被割讓嗎？
更勁爆的是，憲法是可以修訂的，難到憲法修訂了，歷史就可以改變嗎？哇靠！這是甚麼史觀？歷史的修訂應該是以考古研究發現新證據才可以修訂吧。
馬英九這種歷史教科書修訂必須以中華民國憲法為準的史觀，豈不是荒誕，馬的這到底是「史觀」還是「屎觀」，真是臭啊。

越南獨立建國，是台灣寶貴的一門課

by 黃招榮 2012/07/16

今年七月初，我第二次來到越南的河內市，兩次都看到長到見不到尾的人龍，這些人頂著三十多度的烈日高溫，排隊要排數小時，就只為了不到一分鐘的時間要瞻仰越南國父胡志明的遺體。想要了解這現象背後的原因，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越南的獨立建國史即可。

越南的國父胡志明是一位有睿智的政治家。胡志明在中國十年，曾被蔣介石關了十三個月，深知中國國民黨的殘暴與蔣介石的野心。胡志明在聽到日本即將投降的風聲，於1945年8月16日成立臨時政府。即「八月革命」，取得先發制人的優勢。待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發佈一般命令第一號，命令蔣介石的軍隊進入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接受日軍的受降後，胡志明趕在蔣介石的軍隊進入越南之前，於1945年9月2日宣佈越南獨立，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法國後來也鎮壓越南獨立運動者（這情形如同中國國民黨政權迫害台灣獨立運動者）。今越南的國慶日，就是九月二日。

蔣介石派盧漢率二十萬中國軍隊進入北越，盧漢於1945年9月28日在河內受降，盧漢的中國軍軍紀敗壞，姦淫虜掠時有所聞，吃東西、坐車不付錢，並要求越南要提供二十萬軍隊的糧食，還到處搜刮越南的糧食運回中國打國共內戰，盧漢的中國佔領軍也在北越發行關金券，這是用經濟手段來掠奪越南的物資。（這在當時的台灣也出現類似情形），造成越南人民直接、間接餓死約二百萬人。

胡志明洞燭先機，說：「如果要一輩子吃中國人的屎，不知暫時聞法國人的屁」。所以胡志明以合縱連橫的方式，請法國一萬五千名軍隊繼續留在越南，利用法國的勢力和國際局勢逼蔣介石的軍隊退出北越，法國以放棄在華的治外法權及特權的不平等條約交換蔣軍退出北越。胡志明眼看聯絡次要敵人（法國）打擊主要敵人（蔣軍）策略奏效後，胡志明再組織游擊隊，將法國的勢力趕出越南，讓越南可以脫離列強的殖民統治，成為獨立的國家。且胡志明在宣佈越南獨立後的第六天，即信誓旦旦要消滅文盲，故推行羅馬拼音的越南字。在越南的革命博物館裡，我們看到越南的大人、老人、小孩，甚至在野外的軍人也把槍架在一邊，努力學習羅馬拼音的越南文。

偉哉！胡志明！不但領導越南獨立建國，且在文化上脫離漢字文化圈，讓越南更有自己的主體性。是繼日本之後，走在韓國之前，又一脫華建立自主價值的國家。這段歷史越南高中的歷史教科書都有記載。

了解越南史，可以知道1945年10月蔣介石派來台灣受降的中國軍紀律之敗壞，巧取豪奪的情形與在越南如出一轍，這證實二二八事件確實是台灣人民的抗暴義舉。只是台灣沒有越南的幸運，來台灣受降的蔣介石所派的陳儀佔領軍在1952年4月28日《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後三個月內理應要撤出佔領區---台灣，如同蘇聯撤軍退出中國東三省滿州國，美國撤軍退出日本、韓國，中國退出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然而當時已亡國的蔣介石政權已無退路，只好強行竊據台灣，還用被取代的中華民國國號做為幌子，以此做為統治台灣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實在是二十世紀至今全世界最大的政治騙局。且流亡的中國難民乞丐趕廟公變成統治者，用國家機器更大規模的巧取豪奪。也害得台灣變成不正常的國家、聯合國的棄兒。

今日的台灣政治時鐘仍然停留在1945年8月終戰處理的狀態中，停滯不前。何時台灣人民才能有足夠的睿智，終結1945年8月懸宕至今的一般命令第一號中，中國在第十六佔領區（台灣）的佔領體制？讓台灣也能像越南、印尼、以及其他世界各國弱小民族一樣，脫離被殖民統治，建立屬於全體台灣人的台灣共和國。

六法全書上面的五星旗

by 姜皇池 2012/07/16

此次臺灣籍全家福號在釣魚台周邊海域，竟然高舉中國國旗，至目前為止，其後續處理，仍有部分問題，政府似有義務向國人解釋。

首先、《船舶法》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船舶，不得懸掛非中華民國國旗。」同法第九十四條進一步規定，違反第七條規定者「由航政機關處船舶所有人、船長、遊艇駕駛或小船駕駛新臺幣六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全家福號在日艦出現時，「高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此種「高舉」五星旗行為實已構成上述法條所稱之「懸掛」。蓋法律解釋上，所謂「懸掛旗幟」源自外文之to fly the flag，其行為樣態並不限於將旗幟高掛旗杆，其他如在船舶左右舷劃上國旗，或在船舶駕駛艙劃上國旗等等，均為「懸掛」之樣態；此為一九五八年《公海公約》第六條、一九八二年《海洋法公約》第九十一條、一九八六年《聯合國船舶登記條件公約》第四條等等國際公約「懸掛」一詞之意義，而國際社會亦採如此實踐。

換言之，全家福號已然違反《船舶法》有關「禁止懸掛非中華民國國旗」條文，應課以「行政罰緩」，但政府彷彿不聞不問，對「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臺灣漁船，默不作聲？難道我國法律遇到懸掛五星旗的臺籍漁船，即自動轉彎或當然失效？

第二、政府任何作為應「依法行政」，而根據《政府護漁標準作業程序》規定：「我國漁民在暫定執法線內作業，遭日方干擾作業，政府將派艦護漁，並協助處理」，是以歷年海巡勤務，務求維持全天候均有艦艇於暫訂執法線內執行巡邏任務，且為縮短任務反應時間，執勤艦艇並採現地交接方式更換，以保障我國漁民作業權益，及時處理突發事件。但具體勤務上絕不會派遣多艘艦艇同時扈從特定漁船，亦步亦趨，緊隨保護，此蓋前往東北海域或釣魚台附近海域作業漁船眾多，若任何漁船均派公務艦艇隨船保護，國家既亦無如此龐大資源，更是浪擲執法資源。

然本案中，全家福號一出港，既不知將往何處作業，亦尚未受任何干擾，即有五艘海巡艦艇一路相隨保護？如此「五星級」超高規格保護懸掛五星旗的臺灣漁船，完全不符政府標準作業程序與多年慣例，政府應說明：究係何一機關或人員下此「奇呼怪哉」決定？理由何在？否則往後任何前往東北漁場作業漁船，是否均可援例辦理，要求派艦跟隨保護？

臺灣漁船高懸中國國旗，完全無視政府法令，若不加處理，將置國家威信於何地？而政府從漁船出港，即派遣五艘執法船舶隨侍在側，同樣令人不解！若不調查清楚，實無以對國人交代。

（作者為英國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 國際法博士，現任臺大法律系教授）

國民黨又一輪思想清算

by 陳子瑜 2012/07/16

馬英九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公開贊同邱毅要刪除歷史教科書中"不宜"內容，可說是承認自己就是張亞中、蔣偉寧的幕後黑手，也暴露出國民黨一貫的無恥與自欺欺人。

台灣歷史教育長年來都是受到國民黨史觀的宰制，直到民主化後，方才有了多元史觀的可能場域，舉凡原住民史觀、社會史觀、醫療史觀等一時間百花齊放。這些不同於"黨史"的觀點，讓台灣人民有了比較、反思的空間，得以在彼此溝通的過程中達成共識、學會尊重差異。可惜這種尚在發芽時期的民主種子，正是"黨國"統治階層所欲積極剷除的敵人。

史觀可以不同，史實必須儘可能詳實記載。邱毅在會中所提，要刪除"皇民化"、"台獨化"等內容，完全是大鼻孔小眼睛的鴕鳥心態，彷彿戴了假髮就以為別人看不出禿頭一樣的自欺欺人。日本五十年的統治時期與九○年代以來的台灣意識高漲，是近代史上不可能抹滅的史實，更何況還是現在進行式！

周婉窈教授曾在論文集中感嘆，七、八○年代要研究日治時期的國民教科書，幾乎是天方夜譚。其主因就在於國民黨政府的惡意干預與禁止，致使台灣出現"光復後"的集體歷史遺忘，嚴重性不遜於屠殺一整個世代。如今馬英九等一干政客又想再次對台灣人進行思想清算，為了這塊土地的記憶，絕不能放任不管!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碩士，高雄市民

馬祖博弈 拿國人錢養賭博集團

《星期專訪》東華大學觀光暨休閒遊憩系教授葉智魁
by 葉智魁 2012/07/16

馬祖賭場估計稅收 中央VS.地方VS.賭場業者

馬祖以一七九五票對上一三四一票通過博弈公投，創下台灣首例、開啟博弈產業登台的可能性。但東華大學觀光暨休閒遊憩系教授葉智魁提出警訊，台灣國際化嚴重落後，未來馬祖賭場擺明只能靠台灣人掏錢賭博，業者號稱一年四、五百萬人次的旅客目標，根本是「天方夜譚」。

更離譜的是，目前法案規劃要提供博弈僅十三％、全球罕見的低稅率優待，意味賭場如果一年能營造出三百億稅收，業者就可抱走高達八成五、兩百六十一億的高獲利。台灣訂出這種不合理條件，根本是透過公權力要「拿台灣民眾的錢、去養賭博財團的荷包！」

月領八萬 支票難兌現

Ｑ：相對於澎湖公投未通過，如何看馬祖博弈公投過關？

Ａ：澎湖和馬祖博弈公投其實都是在資訊不完整、不公開狀況下進行的，各界及離島居民對博弈所需建設成本，及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損耗，沒有清楚認知與比較。且在馬祖博弈公投前，可感受到博弈業者與地方政府某種程度的串聯，丟出每月回饋八萬元、建機場、辦大學、造大橋等「美夢」支票，更是另一種偏頗資訊的強勢引導。

而且，兩者皆是沒立法就公投，到底台灣的博弈產業遊戲規則是什麼？根本不明確。要在離島發展博弈產業，離島能否負荷這些開發行為？就如內政部長所言，根本應先做政策環評，否則耗費社會成本卻引發爭議，甚至可能只是引進博弈財團來吸引投資「吸金」，卻根本無法開發。

五百萬旅次 天方夜譚

Ｑ：懷德集團稱要投資六百億建設，還開出第五年就可讓馬祖民眾月領八萬元回饋金？如何看這些承諾？

Ａ：業者開出這些看似完美的支票，都是奠基於假設每年有至少四百五十萬至五百萬旅遊人次，但這前提根本是「天方夜譚」、不可能的！以第一年上萬馬祖民眾，每人每月要領一萬八千元回饋金推算，博弈稅收大概就要三百億。以美國拉斯維加斯為例，二○○八年營運較好，一年稅收約三千七百億，當年大概是有五千萬旅客人次；另澳門賭場一年稅收盈餘，也是約三百億。但拉城光是兩、三百億的頂級賭場，就有一、二十家，澳門大小賭場也有三十多家；馬祖規劃規模卻十分之一不到，懷德宣稱要三百億建賭場渡假村，只靠一家賭場怎能吸引百萬人潮？

賭場要賺錢，須有外國客源。拉斯維加斯靠的是鄰近加州有商務及觀光客，澳門則主要靠中國賭客；但中國發現有官員及不法團體洗錢問題，二○○九年一度限縮中客，澳門經濟就幾乎崩盤，台灣難道也要走這條路？懷德公司也坦承，馬祖很難吸引國際客，預計七成要靠中國陸客、兩成靠台客。但中國官方早就宣示過，中客可到台灣旅遊、但不能賭，馬祖賭場明顯只能賺台灣人的錢。

業者還說要蓋最高級機場、大學等，交通部就明言一百廿億不夠蓋頂級機場；內政部更指馬祖水電根本不夠，馬祖一噸水成本要台灣的八倍、一度電要五倍，「光是水電就要賠死」，更遑論沒腹地可容納百萬觀光客。

更引人懷疑的是，懷德在經濟部登記資本額只有一百萬，依據採購法，根本沒資格承攬這些開發業務，六百億只是口頭漂亮數字，錢在哪裡？只怕是找投資人吸金或融資貸款。

稅率13％ 低得不像話

Ｑ：不僅離島爭取，甚至台中等本島縣市都說要闢博弈特區，真能賺到錢？

Ａ：我對博弈產業已研究十幾年，看到從中央到地方，根本不懂博弈，大家都在「騙」。「博弈」號稱可做觀光娛樂多元經營，其實只是把「賭博」美化名稱，業者很清楚，如果沒賭場，根本無法賺錢。

拉斯維加斯的賭場面積可能只佔五％，但賭場稅收一直遠超過周邊飯店及娛樂事業，直到近兩年才勉強拉平。但博弈真正能賺到錢的只有賭場業者，根本不是民眾或國家，否則美國到處蓋賭場就經濟大好了。

有能力蓋頂級賭場的國際大咖業者寥寥可數，金沙集團、永利集團或美國川普等少數大亨；但台灣剛通過博弈條款時，金沙高層就說過，會感興趣的只有台北或高雄這些交通方便且有國際客源的大都市，離島交通及建設成本太高，又沒客源，很難獲利。

最離譜的是，交通部、經建會等政府單位沒弄清楚狀況，規劃博弈稅率僅十三％，低的不像話。拉斯維加斯賭稅是四十％，新加坡為招攬金沙集團，開出十五％的優惠稅率，台灣卻只要十三％，高達八十七％利潤讓賭場業者賺走（附表）。開這種條件是大笑話。

就算賭場真能營造三百億稅收，政府只能分到十八億、馬祖二十一億，比離島建設經費還少，業者卻能抱走兩百六十多億；如到第五年有一千四百億稅收，業者更可抱走一千兩百多億。如今，業者擺明只能賺台灣客的錢，這更是要用國人的錢、去養賭博財團的荷包。

居民染賭癮 無可救藥

Ｑ：賭博也會對社會有影響，台灣將需付出多大成本？

Ａ：有些人說賭場就像瘦肉精可以不吃，不去賭就可以了？美國早對拉斯維加斯做過研究調查，附近地區有至少十八％居民染上賭博習慣，有開放賭場的州，一至三％居民更是有「病態性賭癮」，而且離賭場越近、賭癮比例越高。連帶也提高了犯罪率、自殺率等，這些問題根本避不開。

政府說要立法限制民眾賭博，其實許多有賭場國家也都有限制性條款，還是無法阻擋弊端。以人口才三百七十多萬的新加坡為例，就對國人限制，但去年當地人進賭場入門稅已達四十六億、換算每年就有兩百萬人進賭場；以成年人六成來算，更是所有成年人都去過賭場，而且很多是買年票、每年去賭不只一次。

新加坡人不僅花錢去賭博，還要計算這些人去賭錢而相對消失的工作產值，對經濟衝擊很大，賭場獲利其實都是新加坡人自己花錢堆積的。可悲的是，其中很多是低收入、中低收入戶去博運氣；諷刺的是，賭博財團卻可以拿走八十五％利潤。

這在在顯示，一個國家社會一旦開放賭場，就像染上愛滋病毒或癌症，會不斷蔓延，幾乎無可救藥。不只是社會問題，光從經濟層面來看，也是弊多於利。

永續發展 未必靠賭博

Ｑ：支持博弈公投者都說是要建設、要交通？台灣及離島觀光，有無更好出路？

Ａ：財政部數據顯示，全國各縣市報稅排行，連江縣其實是高居前三名， 平均稅金九十一萬只少於北市、新竹市，馬祖經費其實未必不夠，而是要用在更好、更可永續發展的方向上。且交通建設與地方發展未必可畫上等號，雲林、彰化、嘉義縣等地交通較方便，經濟就發展起來了？重要的還是各地要找出強項特色，要發展高品質、高價位且能長期穩健的觀光產業。

例如花蓮也高喊要蘇花高、拚命衝高中客團人潮，但其實團費很低、旅遊品質也不好，無法廣泛提升觀光業，僅是造福少數禮品店。只怕都是短利。

美國離島夏威夷有許多觀光人潮，但許多加勒比海小島只吸引少數頂級、長期旅客，獲利率及經濟效益卻更高。馬祖其實有很多特色資產，例如芹壁村、亮島遺址、坑道戰地資源、神話之鳥等自然與人文資源，未必要靠賭博賺錢，希望中央與地方發揮智慧，為馬祖及台灣的永續發展多想想。

記者黃以敬／專訪

中國黨是台灣的經濟毒瘤

by Tottoro 2012/07/15

因〈南科高鐵軌道減振案〉而被纏訟多年的謝清志博士，在一、二審均獲判無罪之後，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於7月11日再度駁回檢方的上訴，維持無罪的原判。

聽到判決的結果，謝博士表示「沒有喜悅、也無意外，但感激關愛的鄉親們」。

這位早年被列入海外「黑名單」的傑出台灣人，後來放棄了美國太空科學家的高薪工作，在1995年回台灣進入國科會貢獻所學。沒想到在沒有受賄證據情況下，謝清志於2006年因南科案被關了59天才被「取保候審」。謝博士在他的著作〈生命的振動〉一書中坦誠，在牢裡的掙扎是外人無法了解的經驗；那種度日如年的痛苦外加檢方刻意操作的訊問，一次又一次摧毀他的信心，折磨到最後差點要「相信」那些自己沒做過的罪行。

事實上，謝清志唯一的「罪行」就是他在扁政府時代擔任國科會主委。所以當年承辦南科案的檢察長朱朝亮就曾經對媒體放話說：「檢察官辦案不一定是要當事人被判有罪，但至少要讓他們得到教訓！」然而這麼多年來，中國黨為了把阿扁和民進黨鬥臭鬥垮，有多少官司到最後都證明是政治惡鬥的結果，而所謂涉及醜聞的綠營人士，絕大多數都因缺乏證據而被判無罪；但媒體鋪天蓋地的公審，和檢調單位屢屢出槌的發言，早就讓這些受害者永不得翻身。相反的，比較起「人才」濟濟的國民黨，明明有數不清買票、賄選、和貪污而被定罪的國民黨籍公職人員，但馬先生就是還有臉到處吹噓他「清廉執政」的招牌，和「選舉不買票，執政不貪污，問政不腐化」的口號。

然而，中國黨之所以是台灣的毒瘤，真正的源頭還不是這個黨的貪腐。中國國民黨可以為了一黨之私而不顧台灣人民的出路，為了政權保衛而寧願玉石俱焚。正如同宇昌案，為了抹黑蔡英文，不惜傷害台灣的生技產業，一桿子打翻所有相關的生科大老。也難怪生技業者對馬政府心寒，致使馬政府所推動的TMF（台灣生技創投基金）也在近日因募款不順而終告夭折。也就是說，好好的一條生機，一個低污染、高效能、外加經濟效應十足的生科產業，就在「最會拼經濟」的中國黨手中毀于一旦。

就算不談這些因中國黨鬥爭手段而心寒的海外人才，馬政府那一招頂多只能騙到689萬的呆子，因為他們多年來的作為看在旁觀者的眼裡，很自然會讓國外投資者卻步。也難怪聯合國日前發表的2011年世界投資報告中指出，台灣去年吸引的外資連北韓都不如，排名全球第210名，只贏了非洲國家安哥拉。報告中還指出，去年全球外資投資金額比前一年增加16%，顯示經濟有逐漸回溫的傾向，但是「最會拼經濟」的中國黨沒讓台灣趕上這班列車，反倒是以負成長收場。對於這樣的警訊，馬政府的經濟團隊還辯稱，一年的數值無法真實反映全貌，並以「相當訝異但樂觀以對」作為回應。

看到台灣這麼「衰小」其實一點也不令人驚訝。沒有人投資的時候是抱著賠錢的心情，而這就是為什麼世界上許多外資，都不願意去政情不穩定的地區投資。因為政治跟經濟的關係本來就是脣齒相依，而國民黨最在行的就是以政治鬥爭凌駕一切的事務。

事實上，台灣社會所瀰漫的國民黨「卡會拼經濟」的迷思，幾十年來都把「中國黨是台灣的經濟毒瘤」這個事實給掩埋了。

仔細想想，即使在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我們的國家創造了什麼世界獨一的品牌或技術？我們有當年風行世界一時的SONY，有TOYOTA、HONDA等汽車工業，還是韓國的SAMSUNG和HYUNDAI和KIA嗎？十幾年前韓國車在美國還是低階車的代名詞，但經過韓國政府和人民的努力，現在是不可同日而語；光是今年六月，HYUNDAI在美國的市場銷售量就增加了7.8%。反觀台灣，我們一直走代工路線，代價是台灣的土地和人民健康作賭注；而近年來甚至把工作機會和台灣企業的投資，不斷的轉移到中國市場。也難怪近日紐約調查顧問公司所公佈的2012品牌聲譽調查，全球超過1千家大型企業中，台灣僅有宏碁（ACER）入百大。問題是我們並非沒有人才，來自台灣的巧思和創意，向來在許多國際發明展的競爭場合大放異彩。但這些聰明才智就是無法轉化為台灣進步的動力。為什麼？

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先生曾經表示，他最討厭聽到政府說「拼經濟」。因為政府用的是「政治人」，是最差的經營者而且效率低；因為什麼事都是政治思考，不以經濟原則來處理事情。所以國家一旦由政治人來治理，就會「很不經濟」；像過去的紡織、水泥、汽車工業當年若不是政府限制，台灣的汽車業應該老早就贏過韓國了。而許文龍先生所說的「很不經濟」，放在中國黨的身上是特別的明顯又恰當；如果有人不爽這樣的說法，那就請解釋一下為什麼國民黨政府發包的工程從來沒有按時完成，而且經費永遠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追加？

看看這個最會「拼經濟」的國民黨，過去幾年以來對台灣有什麼貢獻？ECFA真有如馬英九的預言，是台灣經濟的大補帖？馬先生的「黃金十年」從選前喊到選後，但台灣至今的失業率還是四小龍的冠軍；其中青年失業率已達12%，比平均的4%高出許多。對此台大國發所副教授辛炳隆表示，台灣青年的失業已是結構性的失業；是無法透過救濟補償方案來處理，正如金融海嘯時產生的22K，表面上解決失業率瞬間衝高的危機、美化數字，但實際上只是隱藏問題。然而勞委會日前對這個現象的解釋是︰「歐美日各國年輕人是沒有工作機會，但台灣不缺就業機會；青年高失業率是因年輕人就業意願、技能不足，甚至家長過度保護。」

果然是馬的勞委會，錯不在己，失業率居高不下都是別人的責任或人民自己不求上進。只不過聽到這樣的說法，腦海中立刻浮現的，卻是那一位求職多年不成而在近日跳樓自盡的25歲年輕人。不曉得勞委會打算把他列入那一類的青年？是意願、技能不足？還是父母親過度保護？

經濟不安全台灣沒未來

by 林向愷 2012/07/10

　　最近一份民調顯示，高達六成三四受訪者反對以瘦肉精牛肉交換與美國重啟貿易協商。然而，馬英九從先前「沒有預設立場，沒有時間表，沒有對美方作任何承諾」三沒有立場，到六月七日國民黨立院黨團大會上強硬表示，美牛案若不過，台灣因無法在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平台上，與美恢復協商。當立院無法在本會期通過美牛案，府院黨更決定儘速召開臨時會，執意此案非過不可。

　　由此事件可看出馬政府對自由貿易的錯誤認知。美牛案攻防過程中，馬英九認為反對美牛案就是鎖國，因為以國民健康為由反對等同設下貿易障礙。過去，歐盟曾以對國民健康，生態環境以及生物多樣性有害，反對基因改造食品在歐盟銷售，美國政府認為此項禁令違反自由貿易原則，但歐盟堅持此項禁令係對境內與境外生產販售採一致性規範，無歧視進口商品的問題，迄今仍禁止基改食品。所以，只要台灣堅持國民健康與食品安全原則，對國內生產與進口農產品採取一致性檢驗政策，絕對不違反自由貿易原則。

　　馬政府堅持自由放任的經濟轉型策略才是問題的核心。政府迷信自由貿易協定（FTA）是解救台灣經濟的萬靈丹，只注意到經濟整合有助於提升效率，卻忽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aul Krugman所強調：經濟整合無法讓所有參與國皆得到好處，尤其是規模愈小的國家，會因產業外移而淪為邊陲，整體犧牲最大。

　　近來，馬英九常援引南韓為例說明簽FTA對台灣經濟轉型的迫切性，孰不知南韓是以「先佔領國內市場，確保競爭力，再進軍國際市場」做為經濟戰略，以技術生根，建立品牌以及行銷管道取代價格競爭，掌握核心競爭力後才開始洽簽FTA。洽簽過程中，由於南韓依循日本發展模式而與日本存有競爭關係，所以南韓決定先與歐美簽FTA，藉與歐美先進國家發展密切經貿關係來降低中國磁吸效應對南韓的衝擊。然後，才與後進國家如：東協與中國洽簽FTA。

　　反觀台灣，政府順應廠商「降低成本」的策略，採取全面開放政策，陷入價格競爭的無底洞。過去，馬政府一再鼓吹ECFA的重要性，認為簽ECFA後，廠商會因商品輸往中國享有零關稅而選擇留在台灣，卻忽略因為雙方皆享有零關稅，廠商基於中國市場規模與成本優勢所產生的群聚效應，會選擇到中國投資生產。果不其然，ECFA簽訂後，上市(櫃)公司投資中國金額屢創新高，台灣技術優勢因廠商無轉型壓力而逐漸流失。此時，再寄望簽FTA來強化台灣出口商品的競爭力，無異本末倒置。縱使未來政府順利與其他國家簽訂FTA，只會為部份出口產業帶來短期效益，長期而言，只要無法維持技術優勢，成長動能將無以為繼。

　　此次美牛事件最令人擔心的是政府長期重貿易輕農業的心態。不少人認為台灣農業不具國際競爭力，進口價廉的外國農產品可減輕消費者負擔與提升生產效率，使得國際貿易談判時農業部門總是被犧牲，導致目前超過四分之一的耕地休耕或廢耕，而糧食自給率則降到百分之三十二，遠低於國際水準。

　　這讓我想起前些日子，與彰化社頭生產蔭油的老闆談到有關黑豆原料來源，他說上一代經營時，黑豆都是由台南縣以及屏東縣農民所生產，為了確保豆源，黑豆收成時，還得南下幫忙採收；政府開放黑豆進口後，為降低成本改採進口黑豆，國內種植黑豆農民只有放棄生產。近來隨新興國家經濟快速發展，加上國際資金的炒作，進口黑豆的價格節節高升且來源愈發不穩定，這位老闆嘆說此時已不可能回頭去找農民種植黑豆，擔心未來工廠的經營。

　　這段對話說明了：農業才是國家生存與發展最關鍵的部門。農業不僅生產糧食，它還具有帶動經濟成長、提供工作機會、維護環境生態以及促進社會安定等諸多戰略價值，所以不能單純從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重衡量農業的重要性。政府有必要以全新的戰略，思考如何避免價廉但質劣的外國農產品進行惡性競爭，摧毀台灣農業。

　　全球化下，政府最基本的責任除了維持市場效率外，還要確保國家經濟安全。經濟發展不能只強調全面開放而忽略國家經濟安全，不能只重視貿易而忽略農業的重要性。政府對自由放任有太多迷思，把原屬於國家的責任丟給自由市場解決，未來政府應積極保障全球化下人民維持基本生活的權利，恢復人民對市場經濟的信任。唯有如此，台灣才能重新找回國家的榮耀感。

台灣外人直接投資慘 聯國報告賞馬政府巴掌

by 自由時報 2012/07/10

 

聯合國2011年全球外國人直接投資金額排名
馬執政四年 僑外投資腰斬

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ＵＮＣＴＡＤ）日前發表的二○一一年世界投資報告中指出，台灣去年吸引的外人直接投資（ＦＤＩ）不如北韓、只贏安哥拉。經濟部辯稱是一年數值無法真實反映全貌，但投審會統計數字拆穿經濟部謊言，馬政府主政四年多來，僑外投資從扁政府時代高峰腰斬只剩一半不到，核准赴中國投資卻屢創新高。

去年FDI金額 竟為負592億元

根據這份報告，去年台灣ＦＤＩ金額為負十九．六億美元（台幣五九二億元），在全球二一一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名倒數第二，僅優於安哥拉的負五十五．九億美元。

外國直接投資包括企業併購、設立分公司及股權收購等投資活動，代表外國投資人對特定地區長期經濟發展的信心。報告顯示，去年台灣的ＦＤＩ金額是負十九．六億美元，在東亞和東南亞國家中表現最差，連政治封閉的北韓都有五千五百萬美元外資流入。去年日本的ＦＤＩ金額負十七．六億美元，全球排名到數第三。

去年美國ＦＤＩ金額達二二六九．四億美元，居全球之冠，第二名為中國（一二三九．九億美元）；新加坡以六四○億美元排名全球第六，南韓去年ＦＤＩ金額為四十六．六億美元。

根據ＵＮＣＴＡＤ公佈的ＦＤＩ吸引指數，未來三年最吸引ＦＤＩ的前五大國家或地區分別為香港、比利時、新加坡、盧森堡和愛爾蘭。

經濟部還拗 係屬個案性質

針對這份報告，經濟部辯稱「二○一一年外人直接投資錄得負值，主要為金融風暴，諸多業者態度轉趨保守並縮小跨國布局投資規模所致，係屬於個案性質」；還硬拗「外人直接投資每年流量波動甚大，一年數值無法真實反映一國外人直接投資全貌。」

但根據投審會連續性統計（僅公布ＦＤＩ匯入、未公布匯出），近十年來僑外投資在扁政府主政年代的二○○六、二○○七年達到一三九．六九億美元、一五三．六一億美元最高峰；換馬英九主政後，卻一路最重慘跌到三十八．一一億美元，只有扁政府高峰時的三分之一不到，就算今年前五月也僅二十億美元出頭，還是在相對低檔。

相較僑外投資大減，馬主政四年來放行企業赴中國投資金額卻創高。在二○一○年突破百億美元、達一二二．三億美元新高，去年再度改寫紀錄，達一三一億美元。

〔記者盧永山、高嘉和／台北報導〕

蔣介石都招了，馬英九你還扯什麼？

by 沈建德 2012/07/10

南海、釣魚台主權之爭由國際法和平解決，美日達成共識，意謂台海爭端亦將如此，而關鍵文件是「開羅宣言」，但它只是新聞公報（Press Communique）無人簽字的新聞稿，亦未承諾把台灣交給中華民國。因此馬英九決定拖美國下水，他宣佈「《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公告》圴已列入美國《條約和國際協定彙編》中，具有約束力，符合國際法規範，非屬新聞公報」，意圖利用美國的錯誤，永遠竊據台灣。

然而，查美國《條約和國際協定彙編》，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這天有四筆，第一筆為「First Cairo Conference, 1943第一次開羅會議」，並無「開羅宣言」，但日本接受而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卻規定要實施「開羅宣言」，令日本放棄台灣等海外領土，使其領土限於四大島。日本放棄的台灣有沒有交給中華民國，必須拿文件來證明，馬英九拿不出來。

其他三筆都叫「Tehran Conference, 1943德黑蘭會議」，再分別加註稱為three-power declaration（三強宣言），declaration regarding Iran（對伊朗關係宣言）及military conclusions（軍事會議結論）等。這三件羅斯福、邱吉爾都有簽字，而馬所提的除稱為「第一次開羅會議」之外沒標示是「開羅宣言」，且羅斯福、邱吉爾沒簽字，內容亦未承諾台灣交給中華民國。

那麼「波茨坦公告」到底說了什麼？答案在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美蔣第二次會談，蔣代表顧維鈞說，「對日和約問題，經詳陳政府考慮，答覆為：關於台灣等領土問題，我方認為，只須日本依照波茨坦宣言投降條件，聲明放棄對該項領土主權，由同盟國自行處理，無須日本個別追認撥歸何國。」杜勒斯說這也是美國的主張。可見「波茨坦公告」和舊金山和約一樣，都規定日本放棄台灣沒給中華民國。蔣介石都招認了，馬英九還拗什麼？

（作者為留美企管博士，台灣國臨時政府總召集人兼自耕農）

20倍 貧窮世襲數字佐證

by 陳竹上

前幾天擔任大學指考的監試工作，望著台下一排排的考生，心想這群青年的未來將是自己努力的成果，抑或是深受家庭背景的左右？因為日前一份統計呈現，排名較後段的私立學校，其中低收入學生之比率，是前段國立學校的二十倍，顯見家庭背景對大學入學結果產生關鍵影響。

無奈的是，在我國以全民及社會資源支撐的高等教育體系，原本應以促進階級流動為初衷，如今卻不僅在入學時複製家庭背景，更在後續四年強化與深化社會階級，並進而影響畢業後的就業機會。舉其要者：因家庭經濟、學習資源、父母關照較有限而不易錄取國立大學的青年，反而要承擔更高額的私校學費，打工兼差的奔波成為大學生活的常景，畢業之際往往更已是數十萬的學貸上身。雪上加霜的是，過去排名較後段的大學生，若有幸遇到志在促進學生代間階級流動的老師，在老師無私的付出與熱忱下，父母擺攤為生或單親家庭的青年考取公職或國立研究所並非不可能。但近年來不分公、私立大學幾乎一致身陷力拚研究績效的漩渦，良師已面臨自身難保的苦境

站在考場的講台上，時間滴答流逝，深感國家整體教科文資源分配失衡在先，民間財團忘卻辦學興學之初衷在後，原應扮演社會良知的學者氣若游絲，大方向一旦偏航，假以時日，台灣將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之社會。

頭號納粹通緝犯 匈牙利落網 二戰時虐待猶太人

 

鉅亨網新聞中心　(來源：財匯資訊，摘自：中國經濟網)　2012-07-19 17:35:01    

“頭號納粹通緝犯”拉斯洛·喬塔里18日在匈牙利落網。他涉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折磨并把猶太人送進奧斯威辛集中營。

喬塔里現年97歲，曾逃到加拿大隱姓埋名，十余年前回到匈牙利。

曾缺席被判處死刑

喬塔里當天黎明前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被警察逮捕。匈牙利公共檢察官辦公室發表聲明說，喬塔里已被關押，涉嫌戰爭罪。

檢察官蒂博爾·伊博堯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喬塔里已接受布達佩斯檢察官辦公室問訊。他身體和精神狀態良好，配合問訊，但否認指控，理由之一是“奉命行事”。

伊博堯說，喬塔里所涉罪行嚴重。只是出於無罪推定原則，考慮到他的年齡和健康，法官可能暫時下令軟禁，要求他只能待在家里。屆時警方會沒收他的護照。

“我們的觀點是，對這個年紀而言，軟禁在家已是相當大的打擊了，我們得確保這個人活著且能夠受審，”伊博堯說。

喬塔里在專事追蹤納粹戰犯的西蒙·維森塔爾中心通緝名單上排首位。捷克斯洛伐克一家法庭1948年缺席審理喬塔里，判處他死刑。喬塔里逃到加拿大，偽造身份做藝術品生意，1995年身份暴露后再次逃亡。

二戰時虐待猶太人

路透社援引檢察官辦公室的聲明報導，喬塔里受控“非法折磨人類的戰爭罪”。這項罪名的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不過檢察人員先前一份聲明顯示，由於事發年代久遠、地點在另一個國家且尋找目擊者花費時間，喬塔里在監獄中終老的可能性“有限”。

喬塔里1944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斯洛伐克城市科希策的一名高級警官。科希策那時屬於匈牙利。

任警官期間，喬塔里參與把科希策周邊近1.2萬名猶太人送進奧斯威辛集中營等死亡營。調查人員在英文版聲明中說，喬塔里“經常用鞭子抽打猶太人”。

聲明中舉例，1944年6月，喬塔里往一輛貨車里塞進將近80人。一名遭關押猶太人當時請求他給車廂通風，遭拒絕。

對喬塔里的審理可能持續數月。

敦促盡快予以制裁

總部位於美國洛杉磯的西蒙·維森塔爾中心發表聲明說，喬塔里落網消息讓他們高興。他們滿意匈牙利當局為審理喬塔里采取初步必要步驟。另外，鑒於喬塔里年事已高，他們呼吁優先審理。

這一機構主管、以色列人埃弗拉伊姆·蘇羅夫最早在布達佩斯發現喬塔里的行蹤。

蘇羅夫說：“我們敦促匈牙利當局完成余下的法律程序，讓喬塔里盡快受法律制裁。”“這是他欠很多受害人的債，”蘇羅夫說，“時間流逝不會減輕殺手的罪行，年事已高不應成為犯罪者的保護傘。”

追捕喬塔里是西蒙·維森塔爾中心“最後機會”行動的一部分。行動旨在把納粹嫌疑人捉拿歸案，給予提供線索的人金錢獎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