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想做什麼樣的夢？
by 老愚 20130412
在安陽官員策劃的恭迎女航天員劉洋回鄉掃墓事件中，76歲高齡的安陽市作協主席崔復生因3156字長詩一夜間紅遍中國。
洋洋
你笑對著父母
笑對著國旗
笑對著山河蒼穹
笑對著宇宙世界
心潮澎湃
是無聲地高喊
「我要上天了」。
這首所謂的「長詩」，其實是分行的胡言亂語，繼承了毛澤東時代文化大躍進的遺風，具備無產階級革命文化的所有特質：幼稚，生硬，荒誕的豪氣。
一句「我要上天了」，令這首裹腳布一般的東西產生了奇妙的戲謔效果，讀出了其中的意味，讀者紛紛中彈倒下。在一個喪失激情的年代，煽情的句子僅僅具有自我嘲諷的作用。偽造激情的奉命之作，呈現的是一個精神病人般的抽搐。可以斷定，作者乃一無情感、無修養、無文化的三無御用文人。
慶幸的是，這個體制滋生的頌歌體產品，終於走到了末路。如果再讓你聽一遍賀敬之、柯岩、郭小川之類的詩句，那絕對是一場難以忍受的精神折磨。
頌歌體衰敗的標誌性事件是2008年的羨鬼詩，山東作協副主席王兆山在汶川大地震後填詞一首，題曰《江城子 釵頭鳳》：「天災難避死何訴，主席喚，總理呼，黨疼國愛，聲聲入廢墟。十三億人共一哭，縱做鬼，也幸福。銀鷹戰車救雛犢，左軍叔，右警姑，民族大愛，親歷死也足。只盼墳前有屏幕，看奧運，同歡呼。」作者以勸慰的口吻，讓鬼魂感激所處的幸福時代，藉此歌頌國家和太平盛世。這是一首匪夷所思的阿諛之作，他違背了人之常情，將生命置於黨國的冰冷的祭台上，以知心大姐的腔調，摹寫其承受恩澤之樂，用詞肉麻、下作，令人產生生理性厭惡。從郭沫若的馬屁詩詞到這首喪失人性的發瘋之作，頌歌體一脈相承，數十年而未改。
自下而上，這個文化體制豢養的就是這麼一批泯滅人性的怪胎，可稱之為黨化心靈雞湯師。他們顛覆了人的認知，公然以無恥示人。
這就是一個甲子以來文化專制的後果：讓文化成為當權者的侍女和僕從，讓一批無獨立人格的碼字工成了文化的掌控者和創造者。這些專制時代的活化石，一生不能感受美和人性，無一絲內心生活，無一絲對文字的敬畏，終其一生，自覺充任僵硬意識形態的宣傳員。
我悲哀的是，自上而下的主流官媒完全淪落為宣傳機器，弱智、浮誇、虛假，正是被這個政權長期馴化而成的標準樣式。而且，級別愈低，奴性愈重。閹割與自我閹割，使其成為真正的文化和思想荒漠。到了地市級，宣傳部長索性兼任媒體總管，實現了黨對媒體的絕對控制。人世滄桑，官媒卻穩如泰山，他們完全成為國家機器身上卑賤的螺絲釘，順從而快樂地運轉著。
你可以鄙夷他們，但他們卻在塑化著許多中國人：他給你所有事物的標準答案，讓你自覺靠攏那種正確的話語方式，進而成為體制所需要的樂呵呵的一員。多少曾經以反抗專制話語起家的作家，最後都自覺或不自覺進入那個誘惑的體制場，成為專制制度的捍衛者。
一首向劉洋致敬的「長詩」，讓一個河南地方官員作家浮出水面。3100多字的所謂詩，是不忍卒讀的文字垃圾，思想貧乏，缺乏基本的思維邏輯能力，更無敘述能力，但這樣的垃圾竟能堂而皇之懸掛在當地網站首頁頭條，這真的令人毛骨悚然。
崔復生作為個案，正可以繪出中共的文化譜系。
這個出身流民之家的苦孩子，學趙樹理走上所謂的文學之路，處女作是歌頌毛澤東的詩歌《毛主席引來了清泉水》。依靠寫合作化農村修建水利工程的長篇《太行志》，躍升文壇新星。升任安陽作協主席，兼任安陽市下轄的林州作協主席，被譽為地方文學帶頭人和奠基人。此人自1996年擔任安陽市作協主席至退休為止。此人曾出版過一本名為《對起人民》的報告文學，一個文辭不通的書名足以說明此人的文字水準。就是這樣一個作家，還在2011年出任安陽師院特聘兼職教授，他傳授給文學院大學生的是這樣的感悟：「創作是離不開時代背景的，真正好的作品都有它一定時代的映射……」「寫作是有技巧在裡面的，要練就一雙慧眼，積累素材，濃縮語言……」。
可以想見，由這樣一大批無文化的文化官僚把持的大學，不可能培養出人格獨立、追求真理的知識分子。一個懼怕思想流通的社會，必將成為無文化的工具集中營。把大學改造成標準意識形態產品工廠，是這個體制最偉大的貢獻之一。由此，他們才可以做統一的「中國夢」。
自小學、中學到大學，「中國夢」的各色活動風起雲湧，宣傳機器以強力塑造自己的擁躉。當中國夢成為政治正確的標籤，進而以是否贊同做官方欽定的「中國夢」區分敵我的時候，你不覺得這個國家從來就沒有變化過嗎？當你做夢的時候，有人把中國放在前面。在無所不至的權力槍口下做同一個「中國夢」，那是多麼可怕的事情！但事情正在發生，而且在各路人馬的配合下，漸趨高潮。他們要的就是這個效果：有這麼多人真心在做中國夢，不願意加入做夢大軍的，你出局了！
舉國做這樣一個春秋大夢，是需要一大筆金錢的，但當局從來就不缺這錢。
打開4月10日的《光明日報》，頭版分別是評論「認真領會中國夢的精神實質」，「追夢人足跡」專欄開張，以及《光明專論》「堅持實幹興邦是實現中國夢的根本途徑」，三篇文章佔了四分之三強。「中國夢是人民的夢」——這是他們的說法。該報12版一整版刊登「中國夢」的猩紅廣告：我勤勞 我善良 圓我中國夢，畫面主體是五星紅旗和長城，下面點綴了三個人物頭像，他們分別是：最美女教師、雜交水稻之父、當代雷鋒。
首善之區也在行動，他們組織了「我的夢 中國夢」百姓宣講活動，有首都國企宣講團、衛生局白衣天使宣講團、西城區文化工作者宣講團、朝陽區社區宣講團。《北京青年報》4月11日的報導這樣闡釋每一個中國人的夢：17年間清運垃圾糞便15萬噸，安全行駛60萬公里，「我沒吃過早飯，午飯晚飯也常常是從食堂打好帶到車上，等卸完垃圾再吃。」記者描述的現場是這樣的：「自發而熱烈的掌聲不時響起，中途也沒有人離場」「74歲的老人為普通勞動者平凡中彰顯的偉大而感動，她很少抬起頭，手中的筆飛快舞動，記下令她感動的語句。」
中國夢製造工廠出品的此類忘憂丸，當成革命浪漫主義文學創作欣賞更好，造夢工作者未必有神聖感，未必相信自己所造的夢，但他們一定要讓自己充滿激情地創作，他們試圖感染那些還願意被感動的讀者。社論，報導，宣講，投入者只是在按照指令行事，他們無需對自己的言行負責，更無須承擔失實的責任，這麼多年不就是這麼過來的嗎？一定要製造一個夢一般的氛圍，哪怕只存留片刻。他們是為這個殘酷的現實塗抹亮色，撫慰那些在苦難中呻吟的民眾。
宣傳機器搜尋一干人物，從國家英雄劉洋到運送糞便的農民工，企圖證明這些人在中國做成了夢，以此感召感動更多的中國人步入做夢行列，沿著中國道路埋頭做夢，忘卻人生的煩惱。
當局試圖借助中國夢這劑強心針，轉移國民注意力，同時阻止覺醒者探求中國真正的出路。中國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另一個說法，制度自信、理論自信和道路自信，這鏗鏘有力的三個造詞洩露其以不變應萬變的真實企圖。他們將沿襲革命以來的政治體制，堅決不走還政於民的憲政之路，靠反腐倡廉之類的把戲修修補補，繼續坐江山。
在這樣的架構裡，僅有生活，而不應有思想和文化的創造。緊箍咒似乎更緊了，對一個虛弱不堪的政權而言，他們唯一的選擇是擰緊閥門，別讓自由溢出來。
劉洋們替中國做了一個夢，但並不是每個人的中國夢，能做得起中國夢的人，應是政府特選的夢者。
我十歲的時候，相信了「四個現代化」的中國夢，盼望時間早早翻到2000年，到了世紀末，政府連一個必要的交代也沒有。接下來是富裕夢，一部分人倒是先富起來了，但全體人民卻陷入生存危機的困境焦躁不安。後來又聽到了和諧夢，每一個動車車頭都刷上了「和諧號」油漆，每日面對的是噪音、罵聲以及冷酷無情的臉。我的「中國夢」做得綿長，最後全成了春夢。一個少年被夢催成了中年，身邊是叢林法則主宰的動物世界，生活中的勝利者總是那些假裝為中國做中國夢的人。在這個腐爛的時代，我不想做夢了，我只想要一個看得見的往公平正義路上走的中國。我期待一個實現憲政的中國，每個人做有尊嚴的公民——一個政府生怕伺候不周的公民，憲法賦予他無恐懼地作自己人生之夢的權利，他擁有無人盯視的精神自由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