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百年來民主進步之考察
by 吾丁
1． 時間的意義
從民族文化和血緣關係來看，很多台灣人的祖先是中國人，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從一個長遠的歷史背景來看，尤其是從近代100多年的歷史來看，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和中國專制獨裁的政治延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加上近代100年來，在地理和政治的隔絕中，台灣人走出了一條迥異於中國的政治文化發展之路，這使得台灣人的國家認知和自我文化的追求越來越成熟，從國家認同來看，台灣人不但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同時從根本上拒絕了那個古老專制的「歷史中國」。
認識到這一點，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是痛苦的。這種痛苦表現在幾個方面。第一是無奈感。今天台灣的政治現實，任何人不能否認，眼看著一個自己認為「同宗同文」的群體與自己漸行漸遠，而且自己又找不到一個比起「同文同宗」更有說服力的理由，心裡只能泛起苦澀的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哀；第二個是無助感。一部分中國的知識分子，批判當今中國政府的專制獨裁，但是無力改變中國政治現實於萬一，因而寄希望於台灣對中國的影響力。他們滿心希望，拉近和台灣的距離，讓台灣發揮民主的影響，從而使得中國逐步走上開明的現代化之路。但是現實粉碎了這個有些一廂情願的想法：台灣既不願意，也沒有能力來影響中國的政治前途。台灣人的目的只在於維護自己的國家認同和文化追求。第三個是幻滅感。這一點是上述兩個感覺綜合的結果。幻滅感的結局，對於一部分有理智的中國人，演變為順其自便，強求不來的東西就不去強求；而對於另一部分（大部分）中國人來說，幻滅感帶來的則是惱羞成怒式的瘋狂。
關於台灣人拒絕中國的理由，我首先想到時間的意義。隨著時間的流逝和年齡的增長，每一個人對於事物的認識和評價也會產生根本性的轉變，這一點大家都有感受。我有一個好朋友，他的初戀開始於大學一年級下半年，初戀的愛是真誠的刻骨銘心的，人同此心。兩年以後，戀人中途退學出國，臨別時他們海誓山盟，一定要再次團聚，共走人生之路。後來戀人來信告知她要結婚，新郎則是大家同一所大學的另一個男生，他們在海外相遇並且開始談婚論嫁。當時，朋友的心裡感受到的就是強烈的無奈感和幻滅感。他甚至每天都禱告讓上帝懲罰他們，讓他們出車禍，遇到火災或地震，總之把他們恨得要死。過了幾年，他們偶爾恢復了通信聯繫，奇怪的是，此時的他，一句怨恨的話也沒有，漸漸地心情變得很平靜。到現在，他們都知道對方生活的概況，當年的愛的海誓山盟沒有了，後來的切膚之恨也沒有了，他們變成了很冷靜很平淡的朋友。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說明，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環境的改變，人的感受也一定會發生轉變，有時這種轉變是本質性的。上述例子的過程僅僅10幾年而已，人的想法況且有如此巨大的改變，對於台灣人來說，他們的祖先400年以前就放棄了中國而移居台灣，他們對於中國的感覺的淡化以至於拒絕，又有什麼不好理解的呢？
我碰到過一個法國人，我有意識地問他，祖先是哪裡的人。他說他的太祖母是波蘭人，祖父是比利時人。我又問他：你對於自己的國家認同呢？他說：我就是法國人。
不要說四代以上的祖先，就算是離開故土的第二代，也會對父母親的故鄉產生心理的隔閡乃至拒絕，許多移居海外的第二代們，已經不懂得中文和中國文化了，這一點我們見到的應該不少。第二代是如此，400年以後的子孫呢？你還指望他們對於400年前的祖先的故鄉懷有感情和嚮往嗎。
400年實在是太遙遠了，它甚至超過了美國整個國家的歷史承載。我們只消看一看近代100年來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就可以瞭解今日台灣人國家認同的歷史背景。
2． 台灣近代100年民主政治走向之考察
台灣完全與中國隔絕，應該開始於1895年的《馬關條約》。從這一刻開始，歷史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轉變，請注意轉變這個詞，它告訴我們，台灣從那一刻開始真正地改變。事實上，台灣問題遠不是國共兩黨內戰的問題那麼簡單，忽視這個問題，等於人為地否定歷史，這是一個一廂情願的也是掩耳盜鈴式的認識。很不幸的是，中國絕大部分人，不願意正視歷史因素，而僅僅把台灣問題局限在國共兩黨內戰延續這個視角上，這是一個死結。這個死結解不開，勢必造成不可踰越的心理障礙。
1895年到如今，將近110年的歷史進程中，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可以分為兩大時期。以二二八事件為分界點，大致均分這段時期。前半段可以看作民主政治的奮鬥期，後半段是結果期。
根據《馬關條約》，清政府迫於戰敗的無奈，割讓了僅僅建制8年的領土台灣（1887年建立台灣省，首任巡撫劉銘傳），而接收台灣的是日本。當時的日本，正處在明治維新成功以後的發展期，明治維新為日本開闢了現代化的時代，這個時候日本接收台灣，使得台灣近百年的發展，與日本有同步發展的重大意義。而當時的中國，仍然是處於皇權家天下的政治形態，其政治狀況，已經與日本不可同日而語。伊藤博文和嚴復，同為留英學生，而後來兩個人的作為和結局，又如此迥異，令人感嘆歷史的嘲弄。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加快了脫離古老中國文化圈子，大踏步地向著歐洲近代文化靠攏的步伐，從而拉開了日本迅速走向現代化國家的序幕。而古老的中國，仍然在一成不變地因循著祖宗的法制，不肯改變絲毫。就在台灣割讓給日本三年以後，1898年，一場可歌可泣的維新變法嘗試，以人頭落地而收場。如此反差，能不震撼今日中國人之思維邪？
50年的殖民地時代，對於台灣人來說，有兩方面的感受。其一是殖民暴政給台灣人帶來的苦難；其二則是客觀地來看，日本給台灣帶來了具有濃厚現代化色彩的經濟基礎建設，行政管理規範，法制制度基礎以及政府管理之模式。台灣的國土地理考察，人口普查等等近代國家管理措施，都開始於這一時期。可以說，從馬關條約以後，台灣開始從實質上逐漸割斷了與古老的唐山母國的臍帶，離開了以黃河長城為代表的文化磁場。
殖民地時代，並沒有把台灣人變成日本人；同時，台灣人也逐漸變得不再是他們的祖先那樣的傳統的中國人。這一點毋庸置疑。
我們來看一看殖民地時代台灣人追求獨立的奮鬥史。
首先有丘逢甲，劉永福創立的帶有「抗日復清」色彩的「台灣民主國」；然後是1896年林少貓的潮州和恆春起義；1901年的詹阿瑞率領抗日武裝攻入台中城；1906年一連串太魯閣，南澳等原住民的反抗日警鎮壓活動；1912年劉乾，林啟楨的「林杞埔事件」；同年羅福興領導的「大湖事件」和「苗栗事件」； 1915年的余清芳，江定，羅俊領導的震驚一時的「西來庵起義」；1920年留日學生在東京成立「新民會」，刊發《台灣青年》，會長是林獻堂，副會長林慧如，會員王敏川，蔡培火，羅萬伡，吳三連，郭國基，彭英華等，推動台灣認同和自治等理念；1921年，林獻堂，蔣渭水，王敏川，蔡培火，楊肇嘉，林茂生，謝春木等人在台北成立「文化協會」，開始台灣的民主自治運動；1927年，蔣渭水等人另外組織「台灣民眾黨」； 1930年，林獻堂，楊肇嘉等創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1935年，日本在台灣舉行了首次地方議員選舉，揭開了台灣議會政治的發端。
從上述可以看出，台灣人的民主運動的主線，由開始的「抗日復清」，到中起的反抗暴政，直到後來發展到爭取自治和獨立。
50年的殖民地統治，為台灣留下了法治主義，民主主義的現代文明基礎，有別於古老中國的人治主義，父權主義等等中國傳統社會特色，對後來的台灣民主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到1945年日本戰敗，交還台灣，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以後，雖然有血流成河的二二八事件，雖然有暴虐的專制統治，但是台灣人50年以來奮鬥的民主主義之基礎，已經無可動搖，並成為不可遏制的潮流。
二二八事件中推動台灣民主政制改革的台灣精英，許多是30年代留學日本組織「新民會」，「台灣文化協會」的才俊，比如林獻堂，蔣渭水，林茂生，郭國基等等。他們受到的迫害，在台灣人看起來，不啻證明著國民黨政權已經成為一個新的殖民者。從這個意義上說，二二八事件是第二次把台灣和中原母國文化政治割斷的震撼性事件。
到1950年代，台灣的民主發展進入整合期。這一時期的活躍人物，是胡適，雷震，殷海光，徐復觀等人，他們的《自由中國》，與二二八清洗殘留下來的民主人士相結合，繼續推動中國五四運動中未競的「德先生」理念之追求。
1957年，他們推出《今日的問題》，評論台灣的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問題，尤其是殷海光執筆的《反攻大陸問題》，篇篇切中要害，直接批判蔣介石的專制統治，為民主的發展吶喊助威。1959，60年，《今日中國》公開反對蔣介石第三次連任總統的企求；同時，雷震聯合殘留的本土政治精英李萬居，郭國基，吳三連，郭雨昕，高玉樹，許世賢等等，組織「民主人士聯誼會」，舉行「選舉改進座談會」，決定於1960年成立「中國民主黨」。
9月1日，殷海光在《自由中國》發表《大江東流擋不住！》的社論，9月4日，今日中國主要負責人雷震等被拘捕，被迫停刊。
蔣介石查封《今日中國》的理由大概有兩個：一是雷震，郭國基等人組織民主制度性的反對黨，其理念斷難接受；其二，蔣介石害怕大陸的知識分子與本土精英的緊密聯合，會造成分離主義的趨勢，這是違背蔣介石維護大一統中原王朝的理念的。
萬幸的是，蔣介石並不像某個政黨那樣殘忍。他雖然也是個獨裁者，但是對於台灣本地的有選民有選票的政治精英，比如議會的「五虎將」李萬居，郭國基，郭雨昕，高玉樹，許世賢等，還是沒有採取趕盡殺絕的手段。於是，這些在日治時期成長起來的政治精英，繼續在台灣的政治進程中發揮了作用。
1964年，彭明敏教授與其愛徒謝敏聰，魏廷朝一起發表了震撼海內外的《台灣自救宣言》，其主旨是要求民主憲政改革，在60年代，絕對是先知先覺，大智大勇的創舉。
1970年代，由《大學雜誌》到《台灣政論》，台灣的民主改革運動，開始從文化層面向政治層面拓展。1977年的中壢事件，許信良的選戰把國民黨擊敗。
到後來的美麗島事件，其中凸現的是除了文化民主現代以外，還有政治本土化和組織制度化的聲音。
1986年5月，許信良在紐約成立「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10月，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上提出「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稍後，他向《華盛頓郵報》表示，將於近期內解除戒嚴令，開放黨禁和報禁。
11月10日，民進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江鵬堅為第一屆黨主席。
台灣還不是一個成熟的民主制度化國家，但是，台灣已經走上了制度民主化的道路，沒有回頭路可走。縱觀百年來台灣政治民主化的發展進程，可以看出，其起點是日本殖民地時代，這個起點與日本現代化的起點幾乎同步。古老的中國，從慈禧到袁世凱，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到江澤民時代，從政治制度來看，沒有任何本質性的改變，基本上還是一個父權制家長制的社會形態；而台灣，經由殖民地時代和二二八事件兩次與中原母國文化的割裂，在台灣本土以及後來的知識分子的推動和奮鬥下，發展到今天的制度化民主時代。相比之下，其發展軌跡南轅北轍，分道揚鑣，不可同日而語。
3． 中國人面對台灣問題的正確態度
憤怒和無奈是沒有用的。縱觀當今世界，頑固地堅持獨裁政治制度的大國，唯中國一國而已。從人類發展進程來看，近兩百年來，中國沒有給世界貢獻出任何新的科技成果，更沒有新的思想和理論的發現。四顧徬徨之餘，中國人能夠依靠和炫耀的，只有世界第一的人口以及悠久的歷史傳統而已。真是沒什麼值得驕傲的。在世界潮流已經無可爭辯地證明著其前進方向的時候，中國人則膽怯地退居到自己的傳統和歷史中尋求安慰，不敢也不願意正視當今世界潮流的走向。其社會精英，沒有反思傳統的膽識，而是喋喋不休地以傳統和祖先的訓令為依託，抵抗，批判，甚至嘲笑民主潮流，同時為自己國家的專制制度尋找藉口，開脫歷史責任，成為社會前進的障礙。其所思所為，比起100年以前流血捨命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能不羞愧難當乎。
相比之下，台灣人在100多年的時間裡，順應歷史走向，不怕流血犧牲，為了民主理念前赴後繼，終於造成了今日之初步制度化民主之社會形態，其政治，經濟，科技諸方面，比中國之進步，有目共睹，不須贅言。
日本殖民地時代和二二八事件，幾乎徹底割裂了台灣與中原母國的政治文化聯繫，這個事實，在中國人看起來，應該看作是對自己的鞭策和刺激。台灣離開中國既久，其結局是歷史之必然。台灣，先做日本殖民地50年，後被國民政府統治，時至今日，其政治民主化之成果，仰賴其政治精英大智大勇，不怕流血捨命的犧牲精神；其經濟成就，則是台灣人篳路藍縷駢手抵足奮鬥之結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既與台灣沒有任何聯繫，也不應該對其發展指手畫腳，甚至恫嚇威脅。相反，中國人應該做的是，反思自己的頹唐與荒謬，奮起直追，順應歷史，從善如流。否則，在世界諸國面前，只是成為一個歷史的小丑，拖著精神上的長辮，穿著思想上的馬蹄袖，腆顏招搖，自以為是，則徒增世人笑柄而已。
2004-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