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慕容理深 2007/03/18
「自從終戰到台灣光復的這一天之期間中，
從未發生過殺人、掠奪等事，
就民族間戰爭之結尾，堪可誇耀於世界歷史。」
塩見俊二（台灣總督府末任主計課長）
解嚴即將滿二十年。在未來的幾個月內，會不會有人出來頌揚蔣經國決策的「睿智」？拭目以待。在1980年代中期的歷史時空中，當時台灣社會有黨禁、報禁、髮禁，信件在「開封街」被過濾，出國觀光、外匯這些涉外事務更是在半鎖國政策下受到重重約制。罄竹難書的禁制措施招致的不滿在民間快速升高，檢討的聲浪指向萬年不改選、阻礙改革的外來「國會」。當時政治環境猶如瀕臨爆炸的劣質壓力鍋。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的冒險成立就像硬擠出來的蒸汽般地釋出（對當局而言）刺耳的聲響。那也許是爆炸前的最終警告。與其說蔣經國睿智，倒不如說他比整個國民黨敏銳得多，他知道再不掀開鍋蓋，後果難料。解嚴，不得不然也。
作為一個歷史事件，解嚴主要是被興起於1970年代的黨外運動所直接逼出。黨外是台灣民主運動的第三波。雷震組黨計畫與彭明敏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雖是台灣政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但都因政府的打壓而未直接蔚成風潮。反之，二二八事件之後未久即興起的海外台獨運動，雖被隔絕餘島外，但由於其發展的持續性與對黨外的遠端翼助，可被視為台灣第二波民主浪潮。至於第一波，當然是日本時代包括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彼此相關的政治運動。
「台灣民族主義」是這三波潮流的共同動力來源之一，但「台灣人當家作主」的觀念與意志並無法全然解釋：為什麼台灣以極低的人命代價而瓦解了威權體制、為什麼「命運共同體」的類似概念很早出現在台獨思想中並壓倒了族群式觀念而蔚為主流、為什麼在日本帝國相當高明的殖民手段下還有眾多台灣既得利益者追求自治或獨立、為什麼戰敗的日本殖民者並未遭受報復、為什麼戰後幾週期間的權力空窗裡台灣社會一片平靜。
若把抽象的層次拉高些來看，則不難發現，以上五個歷史現象至少有一共相：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這些環環相扣的觀念與信念在不同歷史時刻，貫穿了名貌互殊、知名或無名的歷史人物之思想行為。在長達近一世紀的歷程中，現代民主政治思想被台灣人以不同方式與程度理解、實踐。在這過程中，現代公民的形貌在台灣從無到有，從模糊混沌到愈形清晰。
台灣社會在此一過程曾遭遇不少阻礙與倒退，領航的先知、先鋒們曾是威權統治集團眼中的牛鬼蛇神，甚且被眾多慣於當順民的國人視為麻煩製造者。其中，未成為先烈先賢者有幸看到民主政治的確立，甚至成為今日的掌權者。習慣於英雄史觀的人們會以為，由大事年表加上民主先知與先鋒們的列傳，即足以成一部台灣民主運動史。然而，這段歷史並不只是如此簡單。一方面，民主思想並非像神啟一般地突然出現在這些人的腦海。另一方面，這些人若無相當數量（雖是少數）的支持者，很難在短短數十年間不靠流血革命而創造出今天的民主體制。這些支持者的民主思想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對照包括中國在內的多數非西方國家，台灣顯得像是個幸運兒。接受來自西方的現代民主觀念洗禮的本土政治菁英、反殖民帝國壓迫的政治運動（通常由這些菁英所啟發、領導）、獨立國家的建立，這樣的歷史發展往往未能導出足堪持續運作的民主體制，甚至讓掙脫殖民桎梏的社會走上完全與民主政治背道而馳的路途。台灣是不是獨一無二的特殊個例，這問題並非此處所願及所能討論的。各國都有其相當複雜的歷史，妄加比較不啻野人獻曝。在此，我的討論僅限於在相關著述中經常被提及的「本土菁英」。如本文先前所言，把眼光聚焦於「菁英」的解釋方式至少在台灣是不夠的。
觀察的對象宜指向包括「菁英」在內的整個社會，或至少社會中的某一部份（人們通常會立即想到「中產階級」，但這個詞一放在台灣，馬上就會牽扯出界定的問題，故暫且擺著不用）。就目前的歷史知識來看，從那個動輒「分類械鬥」的前現代台灣漢人社會蛻變到井然有序、夜不閉戶、和善有禮得讓不少戰後初期來台中國人眼睛一亮的台灣社會，其間所歷經的深層改造顯然已使島民具有基本的自治能力。
許多改造的工作出自日本殖民政府之手。效率，包括生產力在內，無疑是日人以現代化為主軸的施政工作首要目的。諷刺的是，日本統治者只是希望讓台灣社會在殖民鳥籠中擁有在日常生活中自我管理的基本能力，但這樣的培養過程中卻不可避免地讓台灣人擁有在政治上自治的能力與意志。此外，在日本極右勢力擅場之前，尤其在大正民主時期，包括民族自決乃至無政府主義等各式各樣的現代政治思想在帝國境內傳佈，並透過留日台灣菁英傳入島內，使得台灣在經濟社會現代化的同時，也捲入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雖然台灣人追求自治的政治運動在1930年代初因日人壓制而偃旗息鼓，但其後十多年間的教育加速普及化，即使有戰時皇民化政策加入，仍不免造就更多能夠參與自治的台灣人（而徵諸世界各殖民地歷史，恐怕還會培養出不少未來反殖民的中堅份子）。歷經半世紀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在社會文化方面已成為亞洲現代化程度最高的一個地方；日本因敗戰而放棄其殖民地，使得台灣沒機會像許多殖民地那樣運用現代化成果來趕走日本殖民政權。
戰後，二二八屠殺不僅戮滅了多數的台灣菁英，同時也冰封了台灣民主化的道路。由於日本殖民時期現代化層面甚廣，台灣社會雖失去眾多菁英，仍具有相當大的潛力。國民黨政權受益於這個現代化基礎之處甚多，有形的基礎建設（如道路、電力設施、戶籍、警察、產業、學校）僅是其中一環，更重要的是已相當現代化的台灣人頗利於經濟發展，也容易統治管理。至於先前伴隨著現代化而來的民主意識，在二二八開始的恐怖統治下雖沈默失聲，但它只是進入冬眠，冬眠在三、四十年後走上街頭要求民主的那些中老年人的腦海中。他們後來被某些人貼上「沒有靈魂的道具」的標籤，但這些長年壓制心中聲音的人其實是推動台灣民主化的後備隊重要成員。他們冷不防地出現在集會遊行中，散場後又遁入社會各個角落，也許稱得上是快閃族的鼻祖吧。
是以，對國民黨而言，日本殖民統治所留下的現代化遺產，宛如包著糖衣的毒藥。前半階段，它帶來社會經濟上的甜頭；後半階段，它在拆解國民黨政權的過程中推波助瀾。同時，國民黨膺續著前殖民者經濟社會現代化與教育普及化的路線，而跟日本人一樣，在歷經二十多年的統治後，開始嚐到這種政策的嚴重副作用：民主化的壓力。跟日本人不同，國民黨還得面對外部合法性來源（美國）的壓力。於是徒具口號形式的民主自由不但被人民弄假成真（許多當外人士曾是國民黨黨員），而也不能像當年只需要跟天皇與日本國會交差的總督府那樣徹底壓制民主運動。從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之後一路走向解嚴的國民黨所面對的是多重來源的民主化力量。這些力量在當時已然匯聚，是以逮捕了黃信介這些領導者已經變成不但多餘（因為遞補者馬上出現），而且致命（因為反作用力）的政治動作。
從以上的角度切入，我們進入的是解嚴與整個台灣民主化（解嚴只是其中一道關卡）的歷史底層構造。在這個層次上，我們應該可以找到台灣當前許多政治問題的核心、以及下一階段政治改造的真正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