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22日 星期二

郭冠英後台很硬 驚爆郭冠英在神旺飯店神秘工作!◎彭淑禎

週一 2014年07月21日

 

馬英九說不認識郭冠英

郭冠英在上海擔任服裝設計師的女兒郭采君,曾經發表題為「松花江上」的文章,描述父親曾經多次說要他們當中國人。

文中提到,「那幾年的大年初一中午,王一方(郭冠英友人)會請他大學的一位女同學全家來他家過年。

王奶奶很喜歡這個女同學,她的先生是馬英九,當時還是陸委會副主委。」 女同學是指周美青,郭冠英與馬英九總統夫婦熟識,後台很硬。

圖片來源:郭冠英的老婆趙耀新臉書

1991/02/15這天,馬英九不要說不認識我們,我們還跟張學良一起吃過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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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上/郭冠英的女兒郭采君

{編者按:郭采君小姐是台灣著名電視紀錄片製作人、時事評論家、反台獨英雄郭冠英先生的女兒。現在上海一家法國公司從事服裝設計工作。

2008年11月14日,複旦大學舉行“口述曆 史研究中心”揭牌儀式,同時舉行“口述曆史與實務”論壇,原定出席報告的台灣著名學者、《世紀行過——張學良傳》的作者郭冠英,因故改由其女郭采君發言。 這位二十幾歲“80後”的小姑娘講述1993年,她少兒時隨父親郭冠英,去到世紀老人張學良身旁,歌唱“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的情景。}

曆史如果是個胡桃核,我就是我爸爸的胡桃鉗(nut cracker)。

一九九三年,我九歲,一個可愛的女孩,如果那年舉辦奧運,我有資格去唱《歌唱祖國》。 我爸爸想叫張學良喜歡我,喜歡我們這一家,開口講出更多的曆史,因為沒有人有這個機會,沒有人比我爸爸更有這個機會而又知道要認真的把握它。

我爸爸不隻是為了記述曆史,他想把握曆史、導引曆史。 他想叫張學良回家鄉,想為我們中國的近代史最重要、最戲劇性的篇章,留下一個完整的結尾。 想給一段中國人最多談述的故事,留下一個或許是老套,但是一個喜劇的結局。 就如童話故事的結尾:「王子與公主後來……。」

我與我哥哥是我爸爸的工具,愛國的工具。 他要我們唱《鬆花江上》。 那首歌,對一個八、九歲的小孩來說,很難唱。 他要我們唱給張學良聽,要為那個機會做準備。 可能在張學良離開大陸後就沒聽人唱過這首歌,我們要唱給他聽,打動他被禁錮的心靈,希望他能說:「好,走,備馬。」

我爸爸想做那牽馬的人。

我爸爸在作統戰。 他要統戰張學良,他要統戰一切與張學良有關,能夠影響張學良的人。 團結他們。

是基於他對張學良的愛嗎? 有一點,是基於對打開胡桃核的好奇嗎? 有一點,但最大的原因,還是基於他對我們國家的愛。 他的愛很深,我們體會不到他的愛,我們隻知道他很認真的要我們唱好這首歌,他把歌詞的意義講給我們聽,要我們了解,要我們感受到國家之痛,國家之愛,告訴 我們國家的曆史,上上一代的國難家仇,我們這一代人的何去何從。

二○○四年最後一天,他帶我到了鬆花江邊,走上了冰凍的大江。

誰教導我爸爸要愛國,我們是中國人? 蔣中正。 我爸爸被教育說,我們的國家遭到大不幸,都是因為共匪竊據了大陸,共匪本來已該滅亡,就是因為「西安事變」。 張學良是國家的罪人。 因此,我爸爸對國家愛,就對張學良恨。 在我見到張學良那個年紀,我爸爸心目中最大的壞人就是他。

「這個壞人現在在哪兒呢?」我爸爸的小學老師來自竹東,她說他住在他們那個鎮再往裏麵去的山中,那裏叫清泉,但當我爸爸聽到張學良這個名字的時候,張學良已離開了山裏,回到了人間,他與蔣介石的恩怨,已基本結束。

但是我爸爸小學課本中的第二號壞人楊虎城呢? 他的老師答不上來。

「枕中不眠尋詩句,誤把溪聲作雨聲。擁被推敲難 入夢,靜聽頭前溪水聲。」一九六四年,葛樂禮台風,清泉被衝毀了,現在,新竹縣政府要出錢把那個日本房子修複,把張學良當初的照片布置起來,把我爸爸的紀 錄片放出來,不是做為曆史恥辱柱,也不是做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隻是想做點生意,吸引大陸的觀光客來看。

後來,我爸爸離開了新竹,到台北上大學。 他進了一個匪情研究所深造,那個研究所叫「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在台灣,研究共匪也可以當博士的。 我爸爸不但研究共匪,他的老師有的也是共匪,他後來一交跌進匪窩,竟然成了共匪。 人家叫他郭匪。 他原來是來消滅共匪,結果他發現國民黨原來也是共匪,是赤黨。 如此認定他們的是張作霖,中華民國的元首,張學良的爸爸,那張作霖是好人?

我爸爸本是訓練來做特務,結果他反因此開了眼界,看了機密,其實隻是些掩蓋的常識,成了一個有獨立思考的人。

他發現曆史不是小學課本講得那麽簡單。 張學良不是壞人,「西安事變」是改變了曆史,但並不是蔣介石必然失敗的因素。 國共是兄弟鬩牆,但也曾共禦外侮。 最近國民黨黨史會公布,他們還欠毛澤東同誌七十大洋薪水呢! 當然,我爸爸現在說,他那時的小學課本雖然簡單,雖然片麵,但大體仍算正確,是一部簡單的中國曆史,不是現在我這一代所讀的否定中國的曆史、從異族角度來 寫的無根的偽史。 可以這麽說,我爸爸小學讀的曆史充滿著技術性、枝節性的錯誤,現在台灣小學生讀的曆史是有著基本性、史觀的扭曲。 我爸爸那個時代教育出的是批頭腦有點不清的中國人,現在台灣想要教育出的是一批仇恨中國的外國人。

但在我爸爸的求知經驗裏,他在矯枉過正,他想撥 亂反正。 他愈是發現更多的曆史錯誤,愈覺得張學良是個好人,甚至偉大,一心純潔,隻知愛國,愈覺得蔣介石陰狠量窄,多疑好殺。 在我爸爸的心目中,忠奸正邪在轉變著。 他說他用手搖開了曆史(圖書館書庫的移動書架),在那一大堆標示著機密的書中,看到楊虎城全家被殺,連八、九歲的稚子也不免時,他淚涔涔如雨下。 他那時剛生下了我,知道了生命的可貴。

我父親這時候發現,曆史就在他身邊,他看得到張 學良,碰得到麵。 最先是一九七○年,他在同學王一方的家裏,那時他對張學良的看法還沒轉變,隻是想他是王家的重要客人之一,後來我爸爸繞了一大圈,飛出了台灣,鑽進了書 堆,回來告訴王一方 :「張學良非常重要,你的責任重大。」

張群曾對張學良說:「你是個寶。」我父親發現這個寶,是因為他讀通了曆史。

是王一方給了我爸爸這個機會,他是我爸爸最好的 朋友,我爸爸一直感激他,感激到那點小抱怨也微不足道。 那是我爸爸每次想把握機會,與張學良做較長的口述時, 王一方要出去玩,催著結束,說:「來日方長,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沒想到他卻在一九九三年的火災中燒死了。 青山遺恨,我爸爸很懷念他。

我爸爸是在大學中結識了王一方 ,他們很快成為好友。 王一方的父親是王新衡。 張學良在負責「豫鄂皖三省剿匪總部」時,王新衡做科長,兩人相交。 一九六○年張學良放寬管製,準予來台北居住,蔣經國負責張學良的安全,王新衡銜命與張學良來往,他們與張群、張大千組成了「三張一王」的「轉轉會」,定期 聚首,我爸爸就是這樣在王家看到了張學良。

在我爸爸最崇拜張學良的日子裏,他甚至幻想要解 救張學良。 他要為曆史撥亂反正。 「西安事變」改變了曆史,他也要改變那個因改變而被懲罰、被阻隔的那段曆史。 他想著如何繞過警衛,他沒想到他最後會與警衛組長李震元認識,李組長還對我爸爸很好,我爸爸也給他做了口述。 不但如此,我爸爸還給他之前的各個組長──段毓奇、熊仲青都做了口述曆史。 最有名、最被醜化的劉乙光,他的兒子劉伯涵也把他們家的故事全告訴我爸爸,還給了我爸爸劉乙光的日記。 還有組員張行端、司機龔永玉,都很樂意的講出他們那一段的曆史。 我爸爸把這些口述都寫了下來,剪入他的《世紀行過》的紀錄片中。 他們的曆史,比起張學良來說,或許很微渺,或許隻算雞犬附麗,但仍足道。 見微知著,從那裏麵也可以看到大曆史,甚至旁觀者清。

這裏麵對我爸爸最好的是熊仲青,他是隨護張學良最久的人,有三十年,他死前還抓著我爸爸的手說:「郭先生,你很好。」

他們是壞人嗎? 是大陸曆史書中所說的凶惡特務嗎? 如果張學良是好人,那看管著好人,隨時奉命就要殺掉好人的人是什麽人? 這些人後來成了愛護他的長輩,他們信任他,把他們的故事說給他聽,他們本來或是敵人,後來竟成好友,曆史到這裏要怎麽解釋? 如何定位?

這也像今天保護「中華民國」,保護那麵中國旗,重新給蔣介石公正評價的,仍然是中國人。 禮失求諸野,隻要野是自己同胞,野沒被異族侵占,我們仍是一家人。 家務事、兄弟事,總會有個道理,是非暫時擺著,隻要劫波過去,終能一泯恩仇,共建家園。

到了八○年代底,王新衡死了,蔣經國死了,張學 良,這個「民國的光緒皇帝」,仍健康的活著,雖然一道無形的圈子仍畫在那兒。 張學良身邊最親信的人是王一方 ,我爸爸可以真正認識張學良了。 我爸爸不但進入了一個曆史的寶庫,他還想盡量打開庫門,叫對張學良曆史有興趣的人,渴望著、爭相想在他們畫的史龍上點眼的人,進到這個寶庫。 我爸爸不想在曆史知識上藏私,他隻想為國、為張學良,留下這一段曆史,找誠心看待這段曆史的人來記下這段曆史,來填空,來補白。 他自認為隻能做書童和參謀,他最大的目的,還是想請張學良回家,回東北。

因此,我和我哥哥努力的在唱著《鬆花江上》。

這時候,我也看到張學良了,但我對他一點不注意。 那幾年的大年初一中午, 王一方 會請他大學的一位女同學全家來他家過年。 王奶奶很喜歡這個女同學,她的先生是馬英九, 當時還是陸委會副主委。 照例,原來這頓飯是請張學良夫婦的。 我們家通常是他們吃完了飯才去,我爸爸借機與張學良談話,我們小孩領了壓歲錢就跑開了。 在桌上,我爸爸會問:「張伯伯,幾時回大陸啊?」趙四就打斷了說:「上帝那兒才是我們的家。」趙四是生怕張學良又回到人間,我爸爸是生怕張學良進了陰間。 因此,我爸爸與趙四的矛盾比與警衛都來得大。 趙四不喜歡我爸爸,但她還喜歡我媽媽,因此,我媽媽也成了我爸爸的統戰工具。

終於,一九九三年,好像是一月間的一個晚上,我們走進了張學良大屯山下的家,我媽媽送了她插的花,我們穿上了最好的衣服,我們在張學良耳邊唱了《松花江上》。他耳朵不好,但我想他聽得清楚,我們唱進了他的心裡,我們把他心扉打開了一點。

那天晚上,他很高興,他又做了個手帕兔子,在我的鼻子上抓了一下。他給我寫了「愛人如己」四個字。最後帶我到壁爐前,打開了蔣夫人送他的銅馬車燈,他說:「當心,妳看,一會兒馬車就會跑啦。」

後來張爺爺坐馬車跑了,我們家出國,我再也沒有見到張爺爺了。

我 爸爸還在努力,他找了周聯華牧師、郝柏村等任何有影響力的人,仍在想辦法勸張學良回鄉。張學良也很想回鄉,他曾說:「國家有用,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但 他不知道的是,他被劫持去到的中國那一小塊土地,後來又被日本人占了,他的國家沒有了,他沒有用了,他又體弱老殘,最後竟無力點那完整的句點了。死前他在 夏威夷,他的看護林淵泉,那位小孩時從清泉就跟著他出來的人,推他散步。他說 :「我要到那邊去。」看護說:「好,到那邊紅綠燈,我再推您過去。」張學良說:「不是,我要到那邊去。」看護這才知道,他說的是東北。我的爸爸這時又幻想 了,如果他在張學良身邊,他一定會說:「好,張伯伯,我去安排,我們儘快就走。」

這就是我的故事,我唱《松花 江上》的故事,我爸爸愛護張學良的故事。沒有人教我爸爸如何去做口述歷史,他也沒什麼口述歷史的技巧可以野人獻曝,他不是學歷史的,不是歷史學者,他只是 個中國人,想愛國,想知道我們國家的歷史,知道他面對的是段重要的歷史機遇,他要把握它。他得到張學良的喜歡,這點我也有點力量,取得張學良的信任,他問 出了一些關鍵性問題,或許在那周恩來的三個電報中已有,記載得很詳細,但張學良親口說出來,總算拍了板。

他或算是個記者,趙四為此防著他。因為在長久的幽居經驗中,祕密就是安全,

一有風吹草動,頭上懸的那把刀或就會掉下來。

但 我爸爸主要不是做口述歷史,那是唐德剛要做的,我爸爸只是把最好的醫生的履歷開出,由張學良去選而已。他最大願望是請張學良回家,這點沒能做到,當然是大 遺憾,但我爸爸知道這些是歷史遺留的因素所造成,這些因素又相互影響,包括出現我爸爸這種狂熱希望他回鄉,又能貼近他身邊的人。經過這段遺憾,使我爸爸體 會到,這還是個國家衰弱的問題。國家弱,就會挨打,就會有日本侵略,就會有台灣割讓,痛苦到今天還沒解決,還在成為中國要富強的一根芒刺,就會有皇姑屯、 九一八、安內攘外、西安事變、抗日救亡、二二八,就會有唱《松花江上》、《義勇軍進行曲》,問:「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蔣介石、張學 良,只是在這個暴力侵略之下,兩個中國領導人物不同的應對和因此發生的衝突,誰是誰非,誰對誰錯?還要從整個大勢大局來看才比較清楚。這裡面沒有好人、壞 人,好人也會做壞事,壞人也可能功垂不朽。張學良一會兒說他沒錯,一會兒又說他是罪人,還是罪魁。一切正邪對錯還是要看你如何判斷國家利益,如何做有益於 此的決定。中國未來的發展,也會反過來驗證影響了歷史的詮釋,人常說「以古鑑今」,事實上「明常鑑古」。以前我爸爸要撥亂反正,要矯枉,就會捧張貶蔣。他 愈是崇張,愈是惡蔣,但等更了解了歷史,看得更深,更高,又覺得蔣介石其實仍是國家英雄,他想做好,認真努力,真是愛國。我父親現在成了一個保蔣者,尤其 當倭寇在惡毒的反蔣去中之後。

老實說,以上的很多話是我爸爸說的,我並不太 懂,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那麼愛 國,為什麼那就叫愛國?十五年前那個晚上,我記憶很深,因為我父母那天慎重其事,我又練了《松花江上》那麼久。或許,我要再年長些,再對我們的國家了解多 點,才能了解今天我為什麼站在這裡,將來我要站在哪裡?只有了解了這些,體驗了一段的人生,我或許才能了解那個晚上的意義,那對我爸爸的意義,對我的意 義。我想,那是份驕傲,但我要真正了解,才會感到驕傲。

我的最基本了解,也是我爸爸一直教導我的,也是 我爸爸 《世紀行過》紀錄片最後的一句話,張學良最得意的一句話。那就是,「夜殺其夫,明坐其家。」張作霖死了,日本派出元老重臣林權助來瀋陽弔喪,說盡了好話, 告訴張學良不能易幟統一。張學良說:「林老先生,你所替我想的,比我自己想的都正確,但你忘了一件事,你忘了,我是個中國人。」

這一點,我一直沒有忘記。

*本文為郭采君二○○八年十一月於復旦大學口述史會的講話

驚爆郭冠英是中時地下總主筆?難怪「爽退」唱My Way

2014/07/17 14:42:00

因 「爽退案」引發軒然大波的前新聞局秘書郭冠英,15日是他在台灣省政府上班的最後一天,26年公職生涯正式劃下句點,雖然暫時還領不到每個月六萬元的退休 金,但郭冠英的心情顯得相當愉快,為慶祝「光榮退休」,他還即興高唱英文老歌《My Way》,強調未來要走自己的路。原來他這麼高興地唱著歌打包,是因為他早就找好頭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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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旺集團蔡衍明的哥哥蔡衍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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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冠英每周五秘密上班?

法治時報社長黃越宏說:「其實郭冠英這段時間以來,一直在中國時報裡面擁有相當高的份量,幾乎是主持他們的言論。而郭冠英為了逃避,說自己本身已經是省府的公務員,不能夠兼差,所以他用了兩個技巧來取巧,第一個是他每個禮拜五早上都會到神旺飯店去開會,所以他沒有到中國時報公司裡頭去上班,而中國時報為了讓他在那邊開會,會把中國時報的高幹都叫到神旺飯店,這也代表他在任職公務員的期間兼差做了第二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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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冠英高唱《My Way》有玄機?

郭冠英為什麼能夠氣焰那麼神氣地說:「我走我的路」?黃越宏大爆:「就是因為郭冠英背後有中國時報撐腰,他有一個專門聽他話的人,叫做福蜀濤,是中國時報執 行副總主筆,另外有一個在中國時報幹了30幾年才退下來,專門跑省政府,叫王伯仁,他一輩子只跑一個路線,就是跑省政府,所以省政府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知 道,王伯仁很久之前寫過一篇,說如果用地下總主筆來稱呼郭冠英也不過分。」文章中還大批郭冠英說當年范蘭欽取得氣勢那麼高,現在倒是取得很隨便,像是丹尼爾、洛杉基、阿修伯…等。雖然筆名隨便,但也再再顯示郭冠英對中時干涉程度之大。(整理:實習編輯呂怡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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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冠英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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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19 Sat 2014 18:44

統一超商揭露的蘭嶼文化危機 (黃旭)

週二 2014年07月22日

 


許多人擔心小7進駐會嚴重衝擊蘭嶼以獨木舟做為物質核心的生活價值。圖:翻攝劉克襄臉書
新頭殼newtalk2014.07.21 文/黃旭

繼合歡山巔之後,統一超商攻向了海角。作為曾經在蘭嶼長期田野工作的我,不禁憶起1980年代蘭嶼的生活。讓一位學生如此魂縈夢牽,腦中揮之不去的並不是那些著名的觀光「亮點」:地下屋、雙獅岩、拼板舟、飛魚季…這些景象皆特殊、精彩,但經過長期居住你會明瞭,還有一個更令你感動的時刻,它讓這些景象都鮮明了起來。

那是一個族人聚會的生活空間,發生在住家前的涼亭或客廳裡;幾個達悟朋友在街上呼朋引伴,一群人回家後端坐地板,一個民生問題啟動了這個時刻:手邊有些酒,但沒有食物怎麼辦?這時,總有人自告奮勇,回家拿了自製魚槍,戴上蛙鏡,前往海裡潛水打魚,過了約莫一兩個鐘頭,朋友們的飯桌上(正確來說應該是地板上)就出現了八爪魚、剝皮魚等海鮮,眾人分頭殺魚、到廚房料理,一地板的食物就神奇的出現在你眼前。

大自然曾經如此垂手可得,哺育著我的達悟朋友們。餐桌出現過的食物,除了海裡的魚,還有田裡的芋頭、地瓜、山上的龍眼、溪裡的螃蟹、甚至放養的山羊和豬肉。只要透過身體的勞動,這些食物近在咫尺;雙獅岩旁的山羊、村落旁的水芋頭,村前大海是達悟族的冰箱。他們共勞共食,一起在住家裡經營一個酒酣耳熱的社會空間。

1980年代的蘭嶼已經不是日治時代人類學者眼中的研究樂園,貨幣早已流通使用,族人靠著貨幣取得建築材料、香菸和酒類等用品,但相對來說,當時的貨幣在達悟族生活裡,還是居於一種「補充性」角色。在日常生活中,族人對貨幣的依賴相對比較低。一個擅長傳統勞動的達悟男人,只要他願意,就可以讓他自己脫離貨幣的控制;會作船讓他有飛魚吃、會伐木讓他可以自己蓋房子,這也就是說,蘭嶼島像個母親一般「免貨幣」的提供族人生活所需的自然資源。渡過海洋到台灣工作的達悟孩子,在異鄉縱使失業沒賺到貨幣,他們都知道有一個地方,只要他會捕魚種田,母親般的海島永遠等待著他。

但對貨幣的依賴並沒有終點,隨著現代化生活在島上不斷展開,貨幣逐漸不可或缺。餐桌上的菜色,逐漸變得更加多樣,米飯、空心菜、土雞肉、竹筍和豬肉香腸等,它們從台灣透過海空運躍上了蘭嶼的餐桌。你已經可以從椰油村的超市裡買到它們,甚至也可以填寫訂貨單,傳真到台東後,下午的開元港就會駛進一艘載著台灣食物的貨輪。食物確實變得多樣好吃了,但對貨幣的依賴當然也就加深了。

食物的選擇也反映了年輕一輩的口味。很多的家庭是因為小孩子在學校吃慣了台灣食物,家裡長輩為了小孩只好配合。年輕的一輩,相對於80年代外出台灣打工但仍精於傳統勞作的長輩,他們大都接受現代教育的訓練,從地方小學和中學,到台灣的大學甚至研究所,一路讀上來,拜台灣教育制度之賜,愈來愈多人讀到大學,但也愈來愈多人脫離了傳統勞動技藝,甚至失去母語的能力。

貨幣依賴的深化,再加上傳統勞動的退化,形成了目前迫在眉睫的文化危機。這裡指的文化危機,不只是語言和傳統生活方式面臨的困難,甚至也關係到了土地流失和族群的生存。試想,當愈來愈多的族人,不懂得如何捕魚和耕種,土地和海洋的意義會是甚麼?

蘭嶼的土地大都是原住民保留地,但根據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透過權利設定登記和申請,可以允許不同程度的開發。開發一塊土地需要資本,資本投入愈多商業的競爭力愈高,但明顯的,大部分達悟人的資本無法和漢人競爭,因此形成了「人頭」文化,由族人設定登記後取得所有權,或申請開發許可,再由漢人實際投資經營,這在台灣原住民部落已屢見不鮮。環繞著觀光客入口的蘭嶼機場附近,可以看的到愈來愈多、規模也愈來愈大的民宿,其中很多就是由漢人投資興建;而超級市場,不過是這種現象中的一部分。

我們回過頭從年輕一輩的達悟人來看土地,土地已經不一定是生存的勞動現場,他們所受的教育是企管、醫護、觀光、文創產業等等,面對土地的勞動很多人一籌莫展。在這種情形下,土地將會逐漸閒置,鋪陳了外來資本或大資本進入的管道。隨著老人凋零,土地流失因此加劇,民宿和小七超商,都是大爆發前的徵兆。

蘭嶼的達悟族人曾經無懼的對抗核廢惡靈、曾經在東清七號地上勇敢的與官僚搏鬥;面對外來的力量,族人總能團結攜手,力抗不公不義,保衛家鄉。但隨著現代化生活的深化,現在面對的不只是外部力量,卻主要是內部所形成的文化斷裂。外部力量的入侵可以抵禦,但內部的斷裂卻好似發出一個邀請,邀請著外部力量的進入。

統一小七在蘭嶼的設置計畫,因此不是一個偶然事件,而是蘭嶼發展軌道中一個危機加劇的徵兆,它不是第一個超商,也不會是最後一個。面對加劇的危機,驅逐徵兆其實是徒然,主要是必須積極處理達悟文化如何傳承的問題。當愈來愈多的族人依賴貨幣生活,傳統的勞動技術和文化逐漸產生斷裂,族人們必須認真的省思,面對愈來愈嚴苛的挑戰,族人的將來何去何從?

歷史無法回頭,現代化生活無法逆轉,貨幣經濟已經在蘭嶼生根,企圖取消貨幣交換商品,只會是蛋頭學者對研究樂園的一種慾望、或異化的都市人對原始生活的想像。如何在現有基礎上,解決兩個重要問題將值得族人進一步思考:第一是如何讓傳統文化活生生的繼承下去,而不是靜態死亡保存;第二是如何讓年輕一輩在大學裡習得的智識或工地裡的技術,皆能在蘭嶼未來發展藍圖中找到位置。必須將這兩個問題扣合在一起,共構共生,才能擬定有效策略,斡旋達悟族面臨的文化危機和生存問題。

傳統的勞動文化,和現代教育培育的技能,兩種工作皆必須在蘭嶼的未來擔任重要角色;兩個問題一體兩面,無法單獨解決其中之一。傳統文化必須透過現代技能取得貨幣支撐;現代技能也必須靠傳統文化獲得貨幣。但如何協調這兩者的合作?如何在人力組織、事業經營、經濟分配等問題上突破舊有社會藩籬?這些問題考驗著當今達悟族社會菁英們的智慧。達悟族部分的中壯年階層,他們有著豐富的「台灣經驗」:曾經在嚴苛的資本遊戲中打過滾、對抗過國家機器的棉裡針,他們具有相當能力和經驗處理這些問題,下一代族人的生存,其實掌握在這批族人手裡,唯一只要能夠拆除舊有社會關係遺留下的邊界。

蘭嶼曾被當作國家的文化櫥窗,列名世界遺產潛力點,在學校教科書中,它是台灣文化教育的經典教材。關心蘭嶼的朋友,無論你是作家或社會名流或僅是一位遊客,讓我們的視界穿過小七,一起守護這塊曾感動你我的土地的未來。

作者:黃旭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副研究員)

(圖:翻攝劉克襄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