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答：《紐約時報》調查報道幕後

 

2012/10/31 01:32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2/10/30/c30barboza/zh-hk/

問答：《紐約時報》調查報道幕後 

DAVID BARBOZA 2012年10月30日 

《紐約時報》上海分社社長大衛·巴博薩(David Barboza)上周在一篇報道中披露，中國總理溫家寶的家人持有巨額秘密財富。以下是他對該報道引發的讀者提問做出的回答。

問：

作為《紐約時報》上海分社社長，我想你在對中國的報道方面是一名老手了。我很好奇促使你寫這篇文章的原因是什麼？你為什麼會選擇在這個時候寫？你有沒有感覺自己被利用了？——卡薩布蘭卡

答：

我2004年來中國，當時是一名負責經濟板塊的記者，主要報道經濟能源、金融以及商業問題。在中國工作期間，我聽到很多關於高層政府官員家人在中國經濟轉型之際從企業得到所謂秘密股份的議論。上海、北京的銀行業人士、律師以及會計師在一起吃飯時，這是個經常聊到的話題。很多人告訴我，這通常是利用朋友或者那些在持股人記錄中很難看出與官員有關係的“代名投資人”實現的。有人告訴我，通常這些代名人替那些有權勢的官員家人持股，使他們可以擁有一個公司的股份。

大約一年前，我開始寫一個關於中國國有經濟的系列報道，於是決定查一下是否有證據支持這個說法。我開始研究幾個高層領導人與商業的聯繫。任何了解中國商業和金融的人都知道，特別是關於總理家人的議論，一直都在流傳，所以我最後的關注點就縮小在溫家。我知道這非常耗時，而且任務艱巨，但還是決定要弄清楚。繼續查下去以後，我大吃一驚，發現有大量與此有關的公開記錄。我的報道並沒有發現違法或者貪污腐敗行為。但它的確暴露了隱藏在數十個幾乎無人知曉的投資平台背後的溫家寶家人的名字。

問：

我幾乎要相信了你報道中針對溫家寶的所有指控（報道中大部分篇幅都指向他是一個兩面派，並涉嫌嚴重的腐敗），但在文章最後，你寫到，他幾乎要因為妻子引人質疑的商業交易活動而離婚，而且他還願意讓歷史去評價自己。不幸的是，很少有人會把這樣一篇長文讀完，或者他們讀完你的前半部分報道之後就已經形成了自己的觀點……請你告訴我還有其他讀者，你如何解釋自己的做法，即先給出強烈的指控，然後才暗示你並不確定這些指控是否屬實。說的明白一點：我們都已經受夠了中國（和其他地方）的腐敗行為，但我恐怕你的報道會對讀者造成誤解，並引發政府進行更嚴格的控制——這意味着將來在中國會出現更多腐敗以及偏左的政策。希望這不是你想要的結果。——美國西海岸

答：

您斷言我是先列出了言辭強烈的指控，然後又暗示自己其實對這些指控並不確定，這一點我不敢苟同。

我寫這個報道的目的就是要確認總理的親屬是不是在中國企業中擁有大額股份，弄清楚他們到底積聚了多少財富。如果有線索表明這些親屬是如何發家致富的，那顯然就可以從中略微了解中國高級領導人的親屬是如何行事的。

我沒有進行指控，不過是陳述了自己的發現。根據我查閱的公開記錄，過去十年來，總理的親屬控制了價值至少為27億美元（約合170億元人民幣）的財富。

就和對任何給定主題進行報道一樣，我們不是在真空中進行調查。在我們追蹤的文件中出現了一些人名，我們直接去找了這些人。我們也多次試圖聯繫總理和他的各位親屬，想讓他們有機會同我們就這些文件展開討論，或者反駁我們的發現。但他們要麼不做回應，要麼拒絕置評。那麼，接下來最好的選擇就是探究公開記錄，和讀者分享，總理在公開場合就腐敗說過些什麼，以及他是否謀求了個人私利。我們還援引了維基解密(WikiLeaks)公布的文件，因為它們對我有所啟發，因而可能會幫助讀者更好的了解我們的發現的來龍去脈。其中，2007年的一份美國國務院(State Department)電報很有意思，提到了總理以及他的家族的商業交易。

問：

首先，感謝能發表這篇文章。真是讓人大開眼界。我的問題是，對將於2012年11月8日舉行的共產黨權力交接，您的文章有着怎樣的意義？顯然，有人試圖敗壞溫家寶以及他所屬的改革派的名譽。誰將從您的文章中獲利最多？是吳邦國和周永康領導的強硬派嗎？

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在共產黨不同派系之間的鬥爭中，《紐約時報》已經變成了一個工具。您的文章其實也不足為奇，中國領導層中誰的手都不幹凈，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整個政府都存在腐敗。要當一名誠實的政府官員是不可能的。唯一令人驚訝的是腐敗的程度。以前，我一直以為是幾億。多虧了《紐約時報》，現在我知道實際上是幾十億。 ——俄勒岡州本德市喬丹

答：

很抱歉。我必須承認，自己是個商業記者，並不報道北京的政治動向，共產黨代表大會也不是我調查的重點。所以我不能回答你關於這篇文章會帶來什麼政治影響的問題。或許你已經看到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裴敏欣(Minxin Pei)在文中的評論。他相信這篇報道將會在溫家寶最後幾個月的任期里削弱他的實力。另外還有兩位這方面的專家——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李成(Li Cheng)和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他們在接下來的幾周可能會有關於十八大和這次領導人換屆的消息。這次領導人換屆將任命下一屆的國家主席與總理，很多人認為習近平將接手第一個職位，而李克強有可能代替溫家寶成為新任總理。我在北京的同事正在做一個關於此次換屆的系列報道，名字是“權力交接”( “Changing of the Guard”)，非常引人入勝。

問：

很有意思的是，幾天前，一些中國網站報道稱，有人匿名將一大摞關於溫家寶家人財富的材料交給了數家主要的美國新聞媒體。有人猜測，這是那些同情薄熙來的人士在報復。《紐約時報》能不能解釋一下，為什麼在相關謠言已經流傳了好幾年之後，才決定在現在做這篇報道？此次的蓄意泄密事件是否跟這篇文章的發表時間有關？如果是，我認為《紐約時報》應該對此有所提及。這篇報道頗具震撼性，但相關信息會幫助讀者了解報道的背景。事實上，那樣的話，我們將會了解到更多關於中國政治的複雜精細之處。——喬伊，波基普西

答：

你的問題很好。為什麼現在？因為收集和評估這些證據需要很長時間，其中涉及了我們從各級中國政府申請獲得的公司和監管方面長達幾千頁的公開披露材料。

去年年末，我開始調查溫家寶家人的商業活動。之前，我一直在做一個叫做“審視中國模式”("Endangered Dragon")的關於中國國有經濟的系列報道，我想寫一篇能更深入反應中國資本主義在高層是如何運作的文章。這是個很寬泛的題目，所以為了更容易把握，我決定把焦點放在一個家族上。之所以選擇總理的家族是因為，我多年來一直聽到過對他們的商業活動的猜疑。人們公開談論他家的財富，就好像這是事實一樣，但卻從沒有真正的報道來支撐這些猜測。我一直不太理解為什麼沒有人去求證這些廣為流傳的謠言。

因此，我去年就開始了，而且在大約一個月內，我就發現了有關部分業務非常有趣的地方。但每一項新的發現都要求進行越來越深入的挖掘。我本來預計，連帶周末加班，我能在一個月之內完成計劃，但實際上卻花了一年多時間。

我看到了一些人的猜測言論，認為有“內部人士”給我提供信息，或者認為總理的一些敵人將一大箱文件扔到了我的辦公室。這都是一些子虛烏有的說法。不僅泄密文件並不存在，我也從未在報道過程中見過任何主動提出或暗示說自己持有關於溫家寶家族財產的文件的人。我只是在調查過程中對公開的文件進行了追查，如果我能大膽猜測一下的話，在我之前沒有人走過這條路。

簡而言之，考慮到這次調查所花費的努力，如果真有這麼一箱文件，且包含了這篇文章需要的所有資料，我簡直會目瞪口呆。若果真是這樣，就太容易了。

問：

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細節豐富。我能問您一下，您是如何得到這麼具體的信息的嗎？您從內部人士那裡獲得過線索嗎？在我看來，要在沒有知情人士的任何暗示的情況下理清這樣的秘密交易網絡幾乎是不可能的，而這些知情人士極有可能就是溫家寶的敵人。謝謝。——紐約，傑克。

答：

我這篇長文唯一真實的來源是一個裝滿了文件的文件櫃。在歷時大約一年的時間裡，我從中國不同的政府機構那裡獲得了這些文件。在最初成功地從多個地方的工商局獲取一些公司註冊文件後，我再接再厲，又查閱了數十家同溫家寶親屬有聯繫的合夥公司的文件並支付了相關費用。

我也開始列出個人和公司的名單，試圖弄清楚這些人是誰，他們彼此之間是什麼關係，以及所有這些合夥企業的目的又是什麼？這些合夥企業中，很多企業的股東名單都很類似。

儘管工商局的記錄是面向公眾開放的，但中國記者很少真正地全面利用它們，而這些文件是有關私有企業的無價信息來源。《財新》(Caixin)和《21世紀經濟報道》(21 Century Business Herald)這兩家出色的中國出版物會經常利用工商局的記錄，做一些頗具開創性的經濟報道。然而，政府對有關高級領導人家人的報道進行約束，這導致中國的調查性新聞的深度與廣度受到限制，特別是在涉及高級官員的家族時。

因此，傑克，沒有“內部” 人士幫我。我閱讀文件，打電話給律師、會計和金融專家，向他們諮詢如何搞清楚這些記錄的意義。偶爾，我會和能指認出某個股東的人見面。但我幾乎沒和人說過我正在寫一篇有關總理的親屬的文章。即便是我的密友也不知道。我知道，討論我的研究題目可能比較危險，這樣做可能斷送整個計劃。

翻譯：張亮亮

 

民國，就是那扇窗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7175?page=1

2012年10月29日 07:41 AM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連清川

對於中國人來說，關於戰時離亂的悲歡，總是最能夠調動淚腺的題材。宋代故事的《四郎探母》一直是長演不衰的曲目。而在兩岸分離之後，其中又生產出多少足以令人動容的離合。

近讀錢理群先生的《血是熱的》，驚異地發現他原來就是兩岸分割最大的受害者之一，他的父親和一個哥哥逃亡臺灣，而母親和許多哥姐，都留在了大陸。而這個家庭更大的悲劇，乃是父親原是臺灣高級官員，而二姐和四哥，卻是隨解放大軍南下的幹部。家庭的離亂已經足夠驚心動魄，而血緣至親的心靈隔膜與對峙，更加催人心肝。

在懷念二姐的文章中，錢先生的一段話不由得讓人尋思：“我到了臺灣，聽到一種說法，仿佛當年反共的人才是真正要求民主的。……每當聽到這類高論，我都要想起二姐、四哥，忍不住要為他們當年的選擇作辯護。我們不能否認當年的國民黨政權是一個專制獨裁政權這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如果把冒著生命危險反對國民黨的一党專制的共產黨人和他的同情者視為反民主分子，無疑是對歷史的歪曲和顛倒。我們更不能囿于成敗論英雄的歷史觀，因為共產黨後來重陷怪圈而否認二姐、四哥這樣的40年代大、中學生中的佼佼者選擇革命的歷史合理性。”

在最近的幾年裏，關於晚清與民國的史料不斷發掘出來，頗有“民國熱”的氣象。民國人物與民國生活的細節漸次張目，上海的美女招貼畫，老照片，市井的繁榮，知識份子的自由與風度，新聞的犀利，集會遊行的頻密，對高層的批評與攻擊等等，在各類出版物與網路盛行，似乎民國已成了一個新的烏托邦。政治人物的品評自然也是重點，尤其是以往面目不清的國民黨領袖蔣介石，得到了愈來愈多的正面評價。

誠然，在意識形態的教育之下，對於民國歷史的汙化和掩蓋乃是一個事實，民國的真相早已湮滅在重重有意識與無意識的制度性扭曲之中。如果我們僅僅從教科書與官方材料中去尋找民國，或者在閱讀魯迅中去重構民國的話，得到的只能是一個黑暗得沒有邊際的民國。

然而，恰如錢理群先生所論述的那樣，假如民國真是一個萬象更新、山河靜好的世界，為什麼有那麼大的一群仁人志士，要甘冒生命危險，離鄉別井，拋妻棄子，斷絕家庭，去反對一個美好的烏托邦？僅僅是因為意識形態的愚弄？僅僅是因為背棄理智的煽動？

民國並不像一些出版物或者微博上碎片化的圖片與隻言片語那麼美好。對於民國的世界和生活的真相，在解讀上有著許多誤區。在我零零碎碎讀過的幾本關於民國的書中，是無從構建出一個美好的民國圖景的。

從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49年民國敗退臺灣的將近40年裏，民國數易其幟。國號未變，而內體各異。袁世凱、北洋軍閥與國民黨政權，各自構建屬於自己的政體。然而，無論是任何一方，都未曾嚴肅認真地去構建過良好的、能夠運行於全體的制度與憲政，而是輪番尋找獨霸全國的武力征服。如果我們認為延續至清朝的國體乃是家族專政的話，那麼民國所承續的，不過是派系專政與黨派專政。孫中山從軍政到訓政到憲政的路線圖，不過是“朕即天下”的一個變種，它假設有一個偉人或者一個黨派有著對整個國家的全知全決的能力，從而安排國家的前途命運。由是憲政乃是自上而下的恩賜，而非制度的必然。蔣介石承襲了這種理論，不過因為這種理論所提供的，本身乃是一個上皇的位置。葉曙明的《中國1927：誰主沉浮》之中，對於孫中山在廣東的專政，有著生動的描寫。孫從未真誠地承認過民主與自治的力量，他內心中相信的，不過是黨派專政而已。

一種美好的自由民主制度，從來都不是什麼偉人英雄的恩賜，而乃是對於社會各階層、勢力與利益的尊重，從而妥協逶迤而生。最早的君主立憲制英國如此，最早的聯邦共和制美國也是如此。誰見過一個由英雄恩賜來的穩定而長久的民主？

蔣經國的臺灣也不是一種恩賜，不過是對於社會大動盪在即的順水推舟的明智。

許多人不斷地說，蔣介石是因為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建設大陸的制度，因而敗退的。美國學者陶涵（Jay Taylor）在其著作《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中這樣寫道：“如果他在大陸能有和平、穩定的環境，中國的快速工業化以及其他方面的現代化，很可能就會遠遠超越中國共產黨的記錄。”

不無矛盾的是，他也同樣認識到：“一旦危及國家的存亡、統一或他的統治地位，他也會合理化暴力行為。”《中國1927》中披露的，乃是蔣介石在獲取權力的過程中，不但要消滅共產黨，而且全面汙化並且流放了他的黨內政敵汪精衛和胡漢民。

在另外一本研究民國政治的書《派系集團之爭於民國政治走向》中，作者張皓即指出“不特國共兩黨內戰不已，國民黨各派系、各地方實力派互爭雄長，甚至導致大規模混戰，招致強敵入侵。”

對於政敵之不容，異派之消滅，從來是中國政治之痼疾。民國政治不過是晚清政治之邏輯延續，哪來什麼民主自由的氣象。個別領域與區域的景象，怎能替代全局？制度的穩定與憲政的遵從乃是國家發展的根本，政治如此，哪來良好的民生？

自然，民國時期上海的繁榮，南京的端肅，北平的古風也一再為今人所津津樂道。上層的生活安詳而富足，生產出許多浪漫與情調。這在許多描述中國知識份子的書中多有體現。不過，恰如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那樣，辛亥革命乃是停留於上層的革命，或者是“油面的革命”。參加辛亥革命的人，乃是一群留學生、國內知識精英、改良派、改革派與社團領袖。他們在原本的社會體系中，就已經擁有了良好的資源。民國的建立，不過是奪取了皇族、王族與貴族的權力，從而將社會控制權力轉移到了他們手上。因此，民國的社會，依然是上層富足而下層困頓。改革從未深入城市下層與民間。如果說民國政府確實未曾獲得足夠的時間將改革深入下層的話，那麼無非是上層的利益分配尚未結束，下層的利益還未來得及分配。但是，上層的利益分配何時結束？

除了共產黨的武裝之外，民國的民間有沒有足夠的力量可與上層周旋？一個健康的社會，民間可以組成遊說團體、利益力量、民間組織、社會自治，與統治集團、精英階層進行對話，從而使整體社會利益分配不致失衡。顯然，民國的民間是完全無力量足以與國民黨治理結構進行對話的。雖然蔣介石和地方政權對於學生抗議、知識份子遊說常常有懷柔政策，乃至寬容忍讓，但說到底也是無約束的恩賜，而非必然的制度憲政結果。

民國在文化上的確頗有建樹，眾多知識份子擁有廣闊的發言空間，媒體的自由度很高，學術自由，群星璀璨。但是，這都是一個社會文化能量的零星爆發，從來沒有一種制度性的文學、藝術與創造方法，允許與鼓勵文化創意全面性生長。

我們常常有著這樣的虛妄：因為現實生活的不美好，於是依賴某種介質去虛構一個美好的想像體。對於民國，我們的心理機制也大抵如此：因為這個時代不美好，於是推導出那個時代是美好的。但是民國的真相的確是不美好的：政治獨裁，黨派專政，情治盛行，貧富分化，下層困苦，文化黯啞，戰亂遍地。上層醉生夢死，下層咬牙切齒。這樣的社會幾乎必然地是革命的誕生，不是共產黨，也會有別的黨。緬懷民國中殘存的美好事物雖然合理，但是美化民國的世界卻大可不必。

民國在中國大陸的潰敗是一種邏輯的產物，無論從政治、社會還是文化上。儘管歷史從來都是偶然性與必然性共同作用的結果，並且偶然性的因素往往有著相當可觀的作用，例如全球經濟危機的產生，日本的侵略，蘇聯的介入等等。但是邏輯的必然性因素卻無從忽略。

抹黑民國的魯迅有著一段所有人都耳熟能詳的名言：“中國人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民國就是那扇窗，國民黨不讓開，屋子就推倒了。與其緬懷那扇窗，不如去努力把今天的窗打開來。

番茄與龍葵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640?page=1

2012年09月20日 06:39 AM

番茄與龍葵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許知遠

一
髒話此起彼伏。比起七個字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過度陳舊的“抵制日貨”，“小日本，X你媽”、“野田佳彥，傻X”與“血洗東京”、“對日宣戰”的口號，顯得乾脆有力，更帶有一種暴虐式的快感。
遊行是封閉迴圈式的。你先在德國學校門口，加入一個正在集合的隊伍，等到人數到了一百多人以後，就可以出發了。在路上，它們形成一個接一個的鬆散的方陣。有的隊伍人數眾多，紅旗招展，有更多的標語，聲音更嘹亮，有的則鬆散、氣勢不足。但每個隊伍第一排總有人舉著毛澤東像，也總有人手中拿著擴音器，帶頭喊口號，還有一些人唱起了“我的中國心”與“義勇軍進行曲”。
隊伍時走時停，讓人想起運動會的入場室。兩旁則是欄杆與藍色警服的員警，宣傳車則一刻不停播放著這樣的呼籲：政府與人們的心情是一樣的，必將捍衛釣魚島的主權，但請人們理性地表達愛國熱情。你熟悉那種音調，似乎粉碎四人幫、天安門事件，都是這樣腔調的宣傳，充盈著“黨”的味道，它總和你站在一起、總理解你的內心、總有義務指導你，總用空洞的抒情的來表達。
在經過日本使館時，口號聲更嘹亮，人們甩出了手中的礦泉水瓶與雞蛋，它們穿過一排排的手拿透明盾牌的防暴員警與漆黑鐵門，進入了只有員警與兩位攝影師的院落裏，或是在砸在四層灰色樓房牆壁上，上面掛滿蛋青與蛋黃。樓裏似乎空無一人，比起馬路上的吵鬧，它散發出一種令人特別的鎮定，像是一種高度壓抑後的沉默。不知館內的工作人員對這一切會做何想。他們一定會有一種深深的被圍困感，其中混雜著屈辱和莫名的神秘，舊大使的車上的國旗被人路上搶走了，新大使在上任前卻突然逝世。我突然想起了1999年夏天那一幕，當成群示威者向美國使館仍石塊後，李潔明頹然在只殘存幾片碎玻璃的窗前的向外張望。中國人仍很少意識到，在我們高呼“日本帝國主義”或“美國帝國主義”時，在世界的眼中，中國已經變成了一個新帝國。在我們仍覺得自己是歷史的受害者時，很多地區的人們則認定中國正在給他們帶來新的恐懼與傷害。

二
遊行隊伍沿著亮馬橋路北側向東，直到一個高瀾大廈的路口再折回，最終回到德國學校門口，倘若你願意，可以一直迴圈的走下去。
這是北京最富有的地區之一，你看得到凱賓斯基、四季酒店的高樓，也經過加拿大國際學校與好運街上的成串餐廳。它們都是一個迅速豐裕、開放的社會的象徵。但是在過去的幾天裏，這新的繁榮顯得如此脆弱。
我打量著周圍的人，這些熱衷於拿著手機拍照人們，真的在乎釣魚島，真的憤怒於日本的所為，真的有勇氣沖進旁邊的酒店，砸爛玻璃嗎？
在過去的幾天裏，遍佈中國的反日遊行，演變成一場社會騷亂。除去層出不窮的暴力事件，還有令人瞠目的極端情緒的復蘇。當你看遊行隊伍中的毛澤東像，或是“寧可大陸不長草，也要收復釣魚島；寧願中國遍地墳，也要殺光小日本“的標語時，你真感到黑暗亡靈再度復活，扼住了這個民族的咽喉。這場反日遊行，跳過了五四運動以來的遊行傳統，直接與義和團銜接了起來，它以空洞的仇外為名義，行所有的罪惡之事。
僅僅用“烏合之眾”或是“非理性的民族主義”來概括嗎？在騷亂發生後，香港人中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大陸人民以實際行動證明，洗腦教育的危害性。同樣是群體示威，比起香港人，大陸人的表現混亂且殘酷。這也令人想起埃裏克•霍弗的著名比喻，他用番茄與龍葵來比喻不同類型的群眾運動——它們都屬於茄科的植物，它們在形態與內在都有諸多相似之處，番茄營養豐富，龍葵則有毒。
我們正品嘗的龍葵，既與長期的扭曲歷史教育有關，是一個失敗的公民社會的必然後果，但更重要的是，它明顯被上層的政治鬥爭操縱。
但這一次示威的暴力與粗鄙程度都超越了人們的想像，“殺光日本人”與“活捉蒼井空”這樣的口號並存。它與幾年來日益加劇的社會矛盾相關，人們的不滿需要宣洩，失意者很容易演變成狂熱分子，釣魚島或是日本只是這種情緒的藉口。但不要以為這是一群狂熱分子的衝動。倘若你生活在中國，你一定知道倘若有大批的員警在旁，你是很難去砸毀路邊的商場的，儘管人們哀歎道德淪喪，但是公共理性也在迅速提升，人們對於“非暴力”早已達成默契。
在這樣超級的維穩狀況下，只有官方的介入才可能把反日示威演化成一場普遍性的城市騷亂。而這一切，也必然與上層的權力鬥爭有關。倘若沒有慈禧的默許，義和團不可能進京，沒有毛澤東的上層權力鬥爭，文革式的混亂很難發生。而如今這場社會騷亂，也伴隨著新的權力交替。

三
用了40分鐘，我走完了示威路線。看得出，大部分人著迷於這行動本身。抗議仍是個新鮮事，或許在他們的一生中，也很少有機會走在馬路中央，呼喊口號。他們拼命的拍路旁的景象、還有自己，享受著觀看別人也被別人觀看的過程。對於釣魚島、日本，他們必定都一無所知。倘若觀察他們臉上的表情，你會知道他既很難熱愛什麼，也很難仇恨什麼。他們是高度功利的，也是高度表演性的。即使走在了一起，喊了共同的口號，你也感覺不到陌生人之間萌發出的親近感，激發出共同情緒，人們只是鬆散的湊到了一起。
不過，每個隊伍的一頭一尾，都看得到這樣的活躍者，他們大多皮膚黝黑，留著平頭或光頭，他們舉著毛澤東的畫像，或者拿著話筒，他們帶頭喊口號，催促人們步子快一些，聲音大一些。
“這畫像從哪來”，在遊行快結束時，我走到前面，問這個舉畫像的小夥子。
“是自己做的”，他說。
“那為什麼每個隊伍的都一樣？”我繼續問。
“哦……”他的表情有點尷尬。
“是發的，發的”，他身旁的一位光頭大漢不耐煩的說，“問那麼多幹嗎？”

中共眼中的「中華民國」

by 慕蓉理深 2012-09-19

 

《中華國耻地圖》，中國河北省工商廳，1929（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這份地圖顯示，當時在中國內部（表面上）達成政治整合後，國族主義轉將目標對外。此縮圖中的淺紅色部分為清帝國失去的疆土或附庸，完全沒提也未畫出今天在中國引起一片狂熱的釣魚台。黃色部分為當時中華民國宣稱領有的疆域範圍，包括今日的蒙古共和國。如果真的要為清帝國的失地「雪恥」，中國遲早得跟十幾個國家打仗，包含美、日、印、俄在內。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孫子兵法》

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

《黄石公三略》

只要國際場合出現「中華民國」名號或其象徵，北京就會施壓，務使它立刻消失。這一點，大家都知道，也習以為常，好似那是自然現象，就像蘋果會從樹上落下而非向上飄一樣。極少人深究箇中原因。

 因為中南海的大官們一看到「中華民國」就全身發癢冒疹子？當然不是。中共政權的正當性（legitimacy）最初建立在人民解放軍於1949年擊垮貪腐無能的國民黨政權、消滅中華民國。這個新政權若自始同意「中華民國」還存在，等於留一扇門給舊政治勢力，讓對方有機會回來挑戰自己的至尊地位、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並不是說他們怕「中華民國」或這塊招牌底下的中國國民黨。中國國民黨之所以敗逃渡海，是因為被大多數中國國民唾棄；就算沒有共黨的武裝革命，蔣家集團應仍免不了失去政權。1949年以後，由於共產黨的接連鬥爭，更由於世代交替與經濟社會結構改變，中國內部可以讓國民黨起碼立足的社會基礎從殘存變成完全消失。在北京躋身核武俱樂部（1964）後，蔣家政權軍事反攻的夢想更徹底幻滅。不論從什麼角度看，共產黨都不會怕國民黨，亦不必擔心中華民國的復活。

中共真正的慮念是要將「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奉為某種讓人民磕頭膜拜的「一神教」。任何關於中國政治體制的另類想像全被視為不容存在的邪教異端，連可能滋生或傳播「異端」政治思想的場所與網絡都須受嚴密監控，包括internet以及以梵諦岡為中心的正牌天主教會。本來無涉政治的法輪功亦然：它之所以遭到中共的殘酷迫害，並非因為其教義內容，而是因為它創造了一個中南海無法全然控制的社會網絡。相較於法輪功，蔣家集團搬到台灣的那塊「中華民國」神主牌對數以億計的中國人其實毫無號召力可言，它只不過是「殺無赦」的至高律令下必須摧毀的眾多事物之一。

以上乃「一中原則」（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奧義。循此理路，即不難認識到：在北京眼中，2000年才出現的所謂「1992共識」在內容上絕對只能是「一中原則」，絕不容「各表」，而所謂的「共識」無非是「以我識共你識」（這裡的動詞「共」跟中國共產主義那種「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我的」思維系出同源，意指「吃掉」）。

常有人以「天無二日，國無二君」的傳統政治觀念來理解中共對「中華民國」名號的打壓。這種解釋不夠全面，尤其難以照顧到政治上的利害關係。如果它足以解釋中共的這種行為，主張改「中華民國」為「台灣」的台灣主權派應該受中共歡迎才對；但是，中共一貫主張的是：台灣不但應該撤掉「中華民國」這塊招牌，更不可以改稱「台灣」或「台灣共和國」等國家級名稱，而只能被定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省」（簡稱中國台灣）。佔領台灣才是中共的實質目的。

老蔣於1949年躲到台灣，中共乃順勢以「主權領土完整」 為藉口來主張併吞在法理上與事實上均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灣。換言之，隨著老蔣的遁走海島，殲滅或招降仇家宿敵（國民黨）的基本任務跟擴張領土的野心彼此嵌合在一起。至於所謂的「自古屬於中國」云云，嘿嘿！那只是個政治幌子，否則，要討回的領土可多著呢，例如曖琿條約的廣大失地。

標語底下的盤算才是重點。積極而言，台灣是中國向太平洋擴張的戰略關鍵（啊！拿下台灣！屆時，會有數億中國人張燈結彩——可惜他們沒讀或沒讀懂歷史，不曉得那將是劫難的開始）。消極而言，這種懸而未決的政治問題是專制的好藉口，它告訴人民「革命尚未成功，繼續服從領導」，有助於維持中共的一黨專政，而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如果真的拿下台灣，就會有接二連三的藉口來替補，例如南海或釣魚台等等——這是帝國擴張的老套） 。

 

維也納，1938年，群眾夾道歡迎併吞奧地利的納粹德國軍隊。

多年來，中共不急於拿下台灣，他們要將阻力與成本降到最低。手段在九七前的香港已經實驗過，也就是多方滲透，掌握政治、經濟、媒體網絡要脈。他們只消奉行孫子兵法，不戰而屈人之兵；而這種「對台工作」的最佳結局則是作到讓台灣百姓夾道迎接「王師」，如同1938年的奧地利那般地把「門打開」，歡迎納粹德國軍隊入境來「完成統一大業」。

現在台灣內部的政治情況更讓中共上上下下信心十足，好整以暇地等待台灣人的心防完全卸除。在這之前，等待的時間不會白費，因為整個過程不斷產生政治利益與金錢利益。這些利益雖會外溢讓走狗們多少舔一些，但是「收尾會」的終極贏家仍是紫禁城裡面的主子。

台灣頂的那塊「中華民國」招牌是這個權力遊戲的重要槓桿，所以，想取下這塊招牌的台獨勢力變成例外：雖是「敵人的敵人」，然而，不但不能成為朋友，而且是更討厭的敵人。於是，循著「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之規則 ，國共如今聲息相通、水乳交融（直到狡兔死的那一天）。同理，日前中國保釣示威那一片紅色旗海中偶現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 不論是出於官方安排或縱容，也是基於「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統戰算計——而且，這是個一魚多吃的連環計（詳見本文末段）。

一旦參透箇中實際政治利益計算，就不會惑於表象層次的矛盾。中共一方面在國際社會到處撲滅「中華民國」名號；一方面卻希望「中華民國」的象徵符號繼續在台灣內部使用（但不能出現在北京欽差面前），以繼續維持傾向「中國認同」的官方意識型態。看似矛盾的這兩種態度實際上相互為用：讓「中華民國」名號存在、而且只存在於台灣，以虛擬地延續早已結束的國共內戰，裨使併吞行動師出有名，而且同時可以拿「內政」當藉口來排除第三國的干預。對中共而言，「中華民國」最後將會是人民解放軍登陸台灣的墊腳石 。

就算中共早一步垮台，其繼承者也很難跳脫這個思考架構，因為「台灣屬於中國」早已變成一種宗教信仰，而攻佔台灣（不論以飛彈或銀彈）就像是二十一世紀版的十字軍東征（跟古時候的十字軍東征一樣，少數人趁機大發利市）。

很多台灣人由於自幼受教育灌輸而對「中華民國」寄予情感，因此反射式地只從情感層次來面對中共之打壓與懷柔，忽視其諸般作為是基於冰冷的政治計算，從而對大局發展抱持不切實際的癡想期待。其實，台灣人早就不得不面對事實：中國國民黨所謂的「中華民國＝中國」是個幻象，這幻象的背後是「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現實。然而，多數人因怠惰、懦弱或心智荏弱而選擇矇眼逃避、繼續受騙或自我欺騙，不願誠實面對國家之基本界定問題。中國共產黨樂於見到中國國民黨繼續蒙蔽台灣人民，因為他們知道：這兩個式子會在時間上結合變化，最終成為「中華民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相對於這個主要戰略路徑，釣魚台問題對中共而言是次要的，但卻很有用，因為它一方面有助於挑撥離間，破壞台日關係，進而誘使台灣去對抗具有保台功能的美日軍事聯盟（同時也就破壞了台美關係），另一方面可藉著製造共同敵人而針對台灣內部與國際輿論營造「兩岸齊心抗日」、「北京主唱、台北幫腔」的幻象，在大眾心理上為「終極統一」鋪路。馬英九根本不必為了釣魚台而去彭佳嶼虛張聲勢。若又要釣魚台、又要講和平，何不真的著手把這個案子拿到荷蘭海牙，請國際法院裁決呢？喔，對了，請馬先生記得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去提告喔…（冷笑中）

愛中國是一種罪惡！

Monkey 2012/08/20

已經上演了半個月的「保釣」拖棚歹戲，隨著日本方面明快的逮捕港、澳「保釣」人士並迅速予以驅逐出境後，原本各界以為事情將如同以往般的就此落幕，然後在平息一段時間之後，又在港、澳「保釣」人士的盲動下，再次上演一次轟轟烈烈的「保釣」年度大戲，然後日本再逮人、放人…，有如過年過節般的行禮如儀。

只不過，這一次日本不同於以往那般在海上派直昇機與船艦進行高風險的攔截，而是先任由港、澳「保釣」人士登上尖閣（釣魚台）列島，之後才動手逮人，結果不但成功的在全世界面前營造了中國「保釣」人士非法闖入日本領土，迫使日方不得不依法予以逮捕以維護領土主權的印象外，同時也讓美國批評此舉為「挑釁」，並再一次重申尖閣列島屬於「美、日安保條約」的範圍，等於是公開向全世界宣示美國承認尖閣列島的主權歸屬日本(註1)。

因此，日本在這一次的事件中，可說是在外交上大獲全勝，以至於，連中國國防大學教授、海軍少將張召忠都認為中國這一次掉進了「日本所設的局」；而中國「人民網」日前也引述日本新華僑報總編輯蔣豐的觀點說，日本有能力阻止保釣人士登島，這次「放水」背後有更大陰謀，意圖激起日本進駐釣魚台輿論(註2)。以中國近百年來一直有被害妄想症的民族性來看，對於這一次日方對於「保釣」人士登島的處理方式會有這樣的「陰謀論」並不足為奇，但事實上，讓中國陷入這樣的困局的始作俑者，正是中國共產黨自身而不是日本。

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自1949年建政以來，為了鞏固其政權的正當性，總是將中國塑造成一個近百年來飽受西方帝國主義列強欺凌的無辜受害者，中國共產黨政權則是讓中國免於受到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保護者，但卻絕口不提中國自身在數千年的歷史中，也同樣不斷向外擴張併吞其週邊弱小民族、國家的帝國主義罪行，作為在遠古時代並非中國領土的台灣、琉球乃至於這一次成為事件衝突點的尖閣（釣魚台）列島，都不過是中國與日本在近百年來對外擴張下的受害者，因此，日本佔領尖閣列島如果是不對的帝國主義行為，主張中國釣魚台島是其所有的中國，又何嘗不是？

正因為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對其人民灌輸這種偏頗又狹隘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思想，才導致中國共產黨本身反而被這樣的偏狹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所綁架，導致平常在中國共產黨高壓統治下無法公開合法參政的中國人民，只要一逮到機會，就會變得特別狂熱，並不顧一切後果的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對外開戰，以「收回領土」，否則就會反過頭來對中國共產黨進行強烈的批判，趁機發洩平常累積已久的不滿，使得中國共產黨政權因此失去外交折衝的迴旋空間，而面臨騎虎難下之勢！

在這樣的情勢下，對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可說是一直被美國所監管，無法如同一般正常國家般採取完全自主對外政策的日本來說，反倒成了可以藉力使力加以順勢操作的槓桿，從而，日本這一次顯示是鑑於過去日本在海上攔截中國「保釣」人士後，反而助長了中國人民力挺中國共產黨政權一致對付日本，使得日本必須面對中國頻頻派出船艦騷擾尖閣列島海域讓日本窮於應付的教訓，才先讓「保釣」人士登島再予以逮捕，並在中國還沒有準備好之際就快速放人。

如此一來，反倒使得原本在中國國內風起雲湧的反日情緒，頓時失去了明確的抗爭的目標，而把這樣的能量全都發洩在中國境內所有具有日本象徵的事物上，結果便是在這一起「保釣」的鬧劇落幕後，中國多個城市反而爆發反日本示威，其中深圳的反日活動更演變成破壞一般民眾駕駛的日系品牌汽車、警車及日式餐廳的失控暴力場面，使得中國公安必須動手逮捕這些「愛國者」(註3)。

這種原本應該是中國全民一致對外，到最後卻反而急轉直下成為中國警民對立的內部騷亂，追根究底，其原因還是在於中國共產黨自己所造成的，因為只要中國共產黨仍然想要繼續維持一黨專政抗拒民主化的時代潮流，就必然不得不繼續灌輸中國人民偏狹的歷史觀來操弄民主主義與愛國主義來凝聚民心士氣，但是在講求實力原則的國際社會，中國根本沒有能力對有「美、日安保條約」作為後盾的日本發動一場戰爭來滿足中國人民的期待，而這又將使得中國共產黨反倒成為中國人民所批判的對象，進而動搖到其繼續一黨專政的正當性。

於是，對外無計可施的中國共產黨，最後除了鎮壓中國人民失控的反日行為以自保外，就再也沒有其他的辦法了，如此一來，中國人民愛中國，也就不可避免的成為一種罪惡了！ 


(註1)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11741/132012081600967.html
(註2)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208190041.aspx
(註3) 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208190141.aspx

〔 資料來源： Monkey的花果山 | 引用網址/留言討論 〕

杭州燒香指南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5701?page=1

2012年07月30日 07:20 AM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錢真多 

每次看美劇，看到主人公因內心糾結不已去看心理醫生，我就會油然湧起一股優越感。老美真實誠，又得預約，又得花錢，到點了屁顛顛離開，還不保證病看不看的好，醫生泄不洩密。俺們中國人不看心理醫生，俺們有事想不開了就去燒個香，奢儉由人，菩薩24小時線上，而且除非你自己大嘴巴，嘚吧嘚吧把心事告訴別人，神仙們保密的功夫是凡人醫生無法比擬的。更有一樁妙處，有名的寺廟大多是在風景區，看一趟“病”還能順便郊個遊，哪家醫生蓋得起這般氣派的“診所”？

杭州的廟很多，最出名的自然是靈隱寺。因為香火太盛，門票也就最貴。本地人有優惠，花個32元辦張廟票管用一年，各家寺廟隨便進。通常一年只要去一趟靈隱寺，這個本就回來了。不過身為本地人，豈可只滿足於占這點便宜？因此我們拿著廟票進了靈隱寺的門，拜的卻是靈隱後山韜光的菩薩，這一點小秘密，一般人我們不告訴他。我有個同事跑過一陣寺廟線，她告訴我，老底子靈隱這塊有三座寺廟，靈隱寺、永福寺和韜光，分別求的是福祿壽三樣福利，靈隱寺管祿，永福寺管福，韜光管壽。這事我沒求證過，不過古老相傳，凡是家裏有人生病，必是要去韜光拜菩薩的，而且必須摸到寺廟後門石洞上方那只呂洞賓祖師留下的鐵葫蘆才算沾到了福氣。韜光治病的靈驗，恐怕每條巷子裏的老杭州人都能告訴你幾個身邊的實例，因此，當我路過靈隱的山門，直奔韜光而去的時候，心裏常會湧現出隱秘的喜悅，外地朋友們，你們在靈隱寺只能求個升官發財，是不是覺得有一點俗氣啊？俺求的才是高端福利，身體健康，比啥都強。

靈隱的堵車太厲害，所以杭州人其實也不怎麼認牢它，若無大事，都是就近上香。自從我媽開過兩次刀後，她就成了虔誠的佛教徒。每個月初一是必須要去燒香的，家住得離淨慈寺近，因此每個月就去看望濟公活佛。但是，到了觀音菩薩生日時，她就要求我必須換好班，開車送她去三天竺燒香。我問她為什麼觀音菩薩生日就得去三天竺，老太想了半天說，好像老人們講，觀音菩薩升天前，如果來杭州，就住在三天竺這一帶。升天的時候，她的披風落了下來，端端正正罩住了杭州城，所以杭州是風水寶地，沒啥天災。杭州人為了感謝觀音菩薩，生日這天就去三天竺紀念她。三天竺風景優美，停車也遠比靈隱方便，我很喜歡走法雲古道在三天竺間穿梭，四處風景是非常典型的江南小橋流水人家意境，不論發呆還是把妹都是上佳之選。有人若問燒香怎麼還把妹，這您就外行了，三天竺這裏有塊三生石哪，MM們一看到三生三世的原版活化石，百煉鋼也早化成繞指柔了。

不過我對三生石沒啥興趣，我感興趣的是上天竺法喜寺的齋飯。據說燒香這天吃個齋飯才顯誠心，經過各家齋飯的比較後，我認為上天竺的齋飯性價比最高，味道最好。5元一份，菜一碟，飯自己看著盛，湯管夠。此地的素雞和豆腐不知何故分外香甜，我不是愛吃豆製品的人，但上天竺的齋飯我總是吃個精光。當然了，吃齋飯就算味道不好也不敢不吃光，因為人人都知道，菩薩最恨浪費，你要是不吃完，許的願就不靈了。我真的是很喜歡這個價值觀，每次看到幫工們輕鬆地收走空空的齋飯盤碗，我總是會想到自己吃過的其他食堂裏，那堆積在泔水桶裏的剩菜剩飯。

近年來物價飛騰，燒香這項有益身心的活動也未能倖免。雖然拜了廟票的福，不用挨那門票的宰，但是汽油費、停車費卻是省不下來的。每回油價漲一次，老太就要念叨一次，觀音菩薩一年也就三次生日，這三趟的“過路費”她是不打算省的，但是每月一次的燒香，她卻想要節個流。還真給她想出來了，離家不遠的吳山，有個“潑水觀音”，根據鄰居的老太太們反映，也很靈驗。老太就心動了，扳著指頭和我數：離家近，走路過去就可以，無門票，齋飯可以回家自製，爬山還有益身心健康。這樣的話，只需出點香火錢就夠了。跟著她去了幾趟，發現香火還真旺盛。“潑水觀音”不是菩薩的名字，而是吳山后山東南坡上的一處泉池，早先這泉池上方有一堵高達六七米的石壁，石壁上林木鬱蔥，石壁下潭水深及盈丈，石灰岩的石壁經多年風化，上面形成了些許不規則的條紋，用潭中水潑及，石壁會顯現神似觀音的圖像，“潑水觀音”因此得名。上世紀70年代，看到搞封建迷信的人越來越多，當地派出所炸掉了整堵石壁，炸下的石頭正好用來填平深潭。後來改革開放了，2003年，信徒們想辦法重建了石壁，刻了一幅觀音像上去，經過這幾年的頂禮膜拜，發現菩薩沒有怪罪世人，該顯靈時還顯靈，大家也就放心了。

總體而言，在杭州燒香，算是件選擇餘地很多、性價比較高的活動。想砸錢，有的是名牌寺廟任你揮灑；想健身，有的是盤山小道等你攀登；想簡約，稍稍留點心，有的是街坊鄰居提供的“貼牌”燒香地點。我自己在燒香這事上選擇的是低配版，與其花大價錢去佈施金身、做法事，我更願省下這錢去捐給自己信得過的慈善專案。世間若真有菩薩，也就真有因果報應，把錢用在做好事上，而不是燒進香火裏，我以一個凡人的心思揣摩，這應該是菩薩更樂意見到的吧？畢竟燒香這事嘛，也就定期去和菩薩套個近乎混個臉熟，真有啥事了，還是得看平時你積了多少善緣啊。

 

魯迅與“洗腦”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5806?page=1

2012年08月02日 06:42 AM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許知遠 

一 

十號的風球過去了，雨忽大忽小，卻從未中斷，整整一周，香港浸泡在令人發狂的潮濕裏。此刻，豔陽高照，我斜躺在沙田矮山下的長椅上，曬一曬發黴的身心，讀星期日版的《明報》。 

這張報紙早不復查良鏞時代的風味，知識人的立場、文人的雅趣，政治、文學與新聞的曖昧地帶，都隨那個緩慢的舊時代消亡了，只有周日版尚清新可讀。

“Impatience is a virtue”——三星手機在幾年前推出的廣告語，準確捕捉到了新的時代情緒。對於一切東西，我們不僅要，而且現在就要。這是個行動而非沉思、追求結果而不是過程的時代。

不過，缺乏耐心並不全然是壞事，偶爾的激烈言語與行動，常是必要的自由空間的前提。“假如一見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這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然而幾個人既然站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在副刊的第四版，我有些意外的讀到魯迅這著名的比喻，出自他的第一本小說集《呐喊》的序言。

銳利又複雜、悲憤且柔情的魯迅，是所有反抗者的導師與朋友，每個人都可以在他貫穿一生的掙扎中，尋找到隻言片語來獲取能量。這位名叫安裕的香港作者，不僅借用了魯迅的比喻，還把自己的文章命名為“覺醒”。

倘若魯迅得知，該做何感？一生中，他到過到過香港三次，兩次乘船路過，一次專門演講，都發生在1927年，這一年也是國共分裂、暴力肆意的恐怖之年。他對香港印象不佳，曾不無刻薄的寫道：“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著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夥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

不過，他在這個殖民地發表的演講倒頗富價值，尤其是在香港青年會所做的《無聲的中國》，不僅在說那個時代，也似乎是對今天所講。他用開窗子來比喻中國變革的困難性，你必須通過拆屋頂的方式，才能讓人們勉強接受開窗的變化，“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他還講到中國人缺乏對自身處境的描述能力，是因為人們身陷各種習俗與網路中，缺乏對“真”的追求，“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一切利害，推開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

對於當時的魯迅而言，倘若以個人的覺醒為標誌，以《新青年》為標誌的啟蒙運動不僅遠未結束，還陷入了新的危險。個人不僅被傳統的文化、家族、社會習俗封閉，還被新湧現出的黨派與主義所窒息。那些在五四運動中共同走上街頭的青年人，如今分裂成兩不同的派別，還相互殘殺。他對於與帝國主義結盟的國民黨深感絕望，在短暫的投身於共產黨的主張、對蘇聯的實驗投注熱情後，他更感到另一種幻滅。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魯迅寫道：“倘當崩潰之際，竟尚倖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

到了1949年後，中國變成了徹底的“無聲之國”，人們不僅失去了描述歷史與現實的能力，還生活在一種徹底虛構的歷史與現實中。偌大的國家連雜音都沒了，只剩下一種領袖的聲音。而至於魯迅留在大陸的同代人，不管是朋友還是論敵，不僅都穿上了“紅背心”，遭受的痛苦更遠勝於“掃馬路”。

二

“這項研究開始於對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改造’或‘洗腦’的心理評估……它不可避免的發展成對極端主義與全能主義的心理研究，更寬泛的說，一項對人類變革採取‘封閉’還是‘開放’態度的研究。”

羅伯特•J•裏夫頓，一位傑出的心理學家，在他1961年出版的《思想改造與全能主義的心理——關於中國“洗腦”的研究》的序言中這樣寫道。他依據的材料，正是從中國大陸逃到香港的中國與西方難民，他們都曾深受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改造”之害。

被魯迅所不屑的殖民地，不僅成了中國最後的自由角落，還成為了觀察中國的極權體制的最佳場所。而裏夫頓則發現，思想改造是由一連串步驟構成的。首先，它要攻擊個人身份，倘若個人身份被摧毀，那麼他就容易接受新的變化。接著，你內心會產生罪惡感，不斷強調你做錯了什麼，會讓你覺得該接受處罰與改造。一種自我背叛就會開始，當你必須要譴責你的家人與朋友後，你會盡一步放棄個人身份，脫離與過去經驗的關係，為新人格的建立創造空間。接著你到了某種臨界點，你接近心理崩潰，徹底忘記自己是誰，擔心自己的消失。崩潰之後，人們渴望被拯救與安撫，這時黨組織以安撫者的面貌出現，給你物質的小恩惠，或言語上的勸告。

強迫性懺悔。你從崩潰邊緣被拽了回來，人們會覺得有義務懺悔自己的罪惡，以換取之前的恩惠，同時避免被再次攻擊。經過這樣的程式，人們都已經忘記自己為何被攻擊，只覺得自己一切都錯了。過去的自我消失了，這也說明，你過去整套價值觀都要被拋棄。這時，一套新的意識形態被引入你的頭腦，它還許諾一種進步與和諧，你誠心接受這一切，然後獲得重生。

源源不斷湧來的難民，不需要理解裏夫頓的理論，卻對中國的共產主義制度，有著直觀式的感受。它用光輝的標語與口號，用集體主義的感召與壓力，讓你放棄個人的思考與感受，而這鍛造出來的“新人”成為各種社會主義建設的磚與瓦，他們作為材料，而不是個人存在。

羅伯特•J•裏夫頓在1950年代中的香港研究，最終變成了心理學領域的權威著作。他的研究方法很快也被引入了對蘇聯與東歐和所有共產主義政權的分析。蘇聯人或許會嘲笑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嘗試，不過是農民式的造反，充滿了對馬克思列寧理論的誤讀。但在改造思想、創造新人方面，沒有任何一個極權國家——不管它是信奉共產主義還是法西斯主義——能比中國共產黨更有能力。事實上，連“洗腦”這個詞都是中國人創造的。一位元叫愛德華•亨特的美國記者在1951年第一次使用了它，Brainwash正是“洗腦”兩個字的直譯。

三

在香港這風雨不斷的一周裏，我到處看到、聽到“洗腦”這個詞，而7月29日這個星期天，香港則出現了反洗腦的大遊行。

它源於香港政府要在中小學中推行的“國民教育”，在公佈出的一些教材中，人們看到了濃厚的“中國特色”——謊言被包裝成新學說，強調國家主義、貶抑個人選擇，在談論到“中國模式”時，它甚至赤裸裸地宣稱中國共產黨是“進步、無私及團結的執政集團”。當家長們發出質疑時，教育局長不僅避而不答，甚至傲慢地回應道：“如果腎壞了就洗腎，腦有問題，當然要洗腦。”

香港人已談了好一陣的“核心價值觀”。但如今，北京不僅指派了一位“地下共產黨員”來管理他們，如今還要用華麗的謊言塑造下一代人的心靈。對於一些憤怒者來說，“國民教育”令人想到了文革與納粹時代。當北京在感歎香港的“人心不回歸”後，似乎準備要來直接改造這些人心。

對於我這樣的大陸人，“國民教育”的教材沒有被描述的那樣可怕，而香港人在過去幾年來的不斷上升的抗爭情緒，似乎也有過度敏感之嫌。即使梁振英真是一位“地下黨員”，他也沒有能力將香港“赤化”，將中國的專制系統引入，“國民教育”的教材更無力在這樣多元的社會系統中，進行成功的“洗腦”，此刻的共產黨的感召力與強制力也與狂熱的毛澤東時代大為遜色。不過，過去幾年的中國共產黨的確也發展出一種新的、軟性的洗腦方式，而一位元香港作家敏銳地抓住了這種變化。在《盛世》中，陳冠中描述了一幅“美麗新世界”式的圖景，大國崛起的幻象迷住了人們的心竅。

很有可能，我這樣的外來者已經“久居鮑魚之肆”，而感受到不到香港的焦慮。在文章《覺醒》中，安裕回顧了15年來，尤其是2003年7月1日遊行以來（在此後，北京對於香港的干涉明顯增強），香港人內心的變化——“善良的市民起初還勉強吞下這顆苦藥丸，時日久了，耐性都被官員的花言巧語磨掉。這是一場接著一場的欺騙。香港社會十五年來的容忍度一點一點剝落，一貫的核心價值隨風而逝。”而他要覺醒的香港人，發出魯迅式的呐喊。

倘若魯迅聽到這喊聲，也必定欣慰。那個由洋主子、高等華人、奴氣同胞與默默吃苦的“土人”構成的香港早已發生了改變，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僅要擺脫“無聲的香港”的狀態，還可能再度啟動那個“無聲的中國”。回歸中國的香港，正以再鮮明不過的姿態表明，對於一個社會，異議的聲音、挑戰的聲音，是多麼的重要，追求“真”的生活、“真”的聲音的熱情，將會轉化成多麼大的力量。

在7月29日下午的街頭，有9萬香港人上街反對“國民教育”，這個數字大大超越了所有人的想像。一位香港學者說，這讓他想起哈威爾所說的“活在真實中”。魯迅必樂於聽到這一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