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29日 星期日

新新人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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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7月18日 05:49 AM

編者按:人口紅利曾經是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伴隨著路易斯拐點的到來,中國人口基本面正在面臨巨大轉捩點,中國如何面對即將到來的“未富先老”局面?中國的人口政策等相關公共政策應該如何調整?經濟轉型如何以此為契機轉化?FT中文網一直對此議題保持關注,今後將陸續推出相關專題,首期推出孫滌教授“新新人口論”。
開宗明義,本文旨在呼籲各界關注中國人口的演進。 “新新人口論”的提法,絕非聳人聽聞,而是要引起對人口正在發生的重大變化的關注。人類歷史從未有過的這個變化,1960年代開始在發達國家顯現,1990年代在世界範圍裏“坐實”,在2002年的聯合國人口報告得到“官方”的認定:全球的總和生育率從2.1下降到了1.85。人口規模不只是關係到經濟的持續成長,而且是人類文明一切活動的“宿命”(destiny),社會歷史學家早就認識到了這個邏輯。
總和生育率(TFR)指每個婦女一生平均生育的存活孩子數。 除了抵補父母的2,這多出的0.1是為了補償孩子未到生育年齡夭亡的損失;在發展中地區,為了補償較高的嬰孩夭折率這個數大約在0.33;而在人類史上絕大部分時間裏,直至二十世紀,這個數還在4以上。 TFR不足2.0的水準,人口的規模就趨於縮小;一旦降到1.8以下,規模的萎縮就難以逆轉了。雖然婦女把育齡往後推、老人活得更久等等,會影響到人口的年齡結構,但女性的生育傾向——TFR的決定因素形成後,要改變是很艱難的事,先進國家的經驗如此昭示我們。隨之而來一系列的重大變更,構成政策的嚴峻挑戰,往往令人措手不及。
這個新變化對於其他國家是新人口規律,在中國卻不得不多加一個“新”字,因為中國五十年代的一場大辯論對其後的人口政策有深遠的影響,直到今天我們還在“還欠債”。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其實並沒有什麼新意,只是當年的意識形態之爭彌漫,又有冷戰的急迫壓力,他不得不委婉地表達“臭名昭著”的馬爾薩斯人口論,對中國國情也同樣適用。馬爾薩斯總結的“人口定律”認為,在生產力低下的狀況,“手”的生產僅能維持“口”的生存,而後者的增速遠遠超過前者,任何豐年的產出很快就會被接下來急增的“口”吃光,而“口”的增加必會被饑饉、瘟疫、災難、戰爭悲慘地平衡掉。人類社會組織經濟生產的一萬年以來,世界GDP的年增長率只在0.01%左右,除了極少數精英分子,人活得悲慘與牲畜無異。直到1790年前後歐美國家的物質生產力才首次超出了人口的增長。此前的2500年裏,世界的人均生產增加了才一倍而已,以後的220年裏則突飛猛進,美國的人均生產提高了卻有四十倍之多。
當時中國貧弱,積累低,技術創新基礎差,無法迅速把民眾的“消費的口”轉換成“生產的手”,更談不上“創新的腦”。這種約束之下,人口首先是個拖累,必須有計劃地加以節制。但直到目前,人們在檢討這段歷史時還在“炒冷飯”,似乎馬先生當年爭辯的人口政策所以遭到杯葛,在於它的“新”。本文的目的之一,是要提請大家注意,人口發展的新趨勢已明白無誤地呈現出來,我們若不能及時改弦易張人口政策,尤其是一胎化的限制,難免又重蹈當年的覆
除了人們固有的心理惰性,以及政策(成功)實施而來的慣性之外,人口變化本身的滯緩,也是不容易看清人口規律的主要原因。好比你每天看冰川的頭,無論在海螺溝還是阿拉斯加,完全觀察不到變化;過了三十年再去看,它們可能退縮了好幾公里。為了增加一些感性的體認,你不妨在腦子裏描繪這樣一個模型: 畫兩根平行的垂直線,形成一個“時間通道”;在通道裏把每個年齡的人群畫成一行小人形,每個小人形代表一百萬人,比如,71歲的人有兩千八百萬,就居中畫成28個小人形的一行,同齡5歲的兩千一百萬就是21個小人形的一行,如此等等,把1380個小人形安排就緒後的形態,立即使你對中國人口(13.8億)的年齡結構一目了然。然後再把15-64歲、低於15歲、 高於64歲這三個區間濃淡不同地標示出來,你就很清楚勞動者和他們需要撫養的人口的比例關係是怎樣的。而且很簡單就可以動態化,把時間通道連同有三個年齡區域往下拖就行了,整個人口大軍像似在時間通道裏列隊向上走,去年n歲的人今年准是n+1歲。加上新生兒的一行,做些調整,你就不難再現過去幾個世紀前後、甚至整個歷史發生過的人口變遷。
理想的年齡結構當然是紡錘圖形,幹活的人居多,兩頭需撫養的人少。不過這持續不了多久,新出生的孩子如果維持在低水準,圖形轉眼就會蛻變成為頭重腳輕的倒金字塔,不過在歷史上這還確實沒發生過。我們不妨把0-100歲(過100的當做百歲)的那一百行的人看做一個同時活著的生命池,注意點放在每年流入池子的新生兒和流出的死亡人數。1750年前流經生命池子的是“穩流”,許多新生命,或流產或夭折過不了門檻,成年後流出又很快,或戰亂或饑饉活不到天年。1750年後英國率先的產業革命給人類提供了生機,於是大量的新生命開始洶湧流入。年輕的馬爾薩斯洞察到了這個趨勢,在他的小冊子(1784年發表,比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晚了三十幾年)裏描繪出來,連同他人類的超生現象終將被“悲慘地抵消掉” 的悲觀預測,成為後世所謂的“馬氏人口定律”。其後的世界發展印證了馬氏定律,長達二百餘年,人口的流入湍急(當時全球婦女的TFR在6.0以上),流出滯緩,生命池猶若尼羅河般的氾濫。
今天這一切已全然改變,而且正在走向反面。這段發展史在中國有著濃縮的極為戲劇性的表現:1949-79的30年裏,中國人口大漲了4.2億;1980-2010的30年裏,我們的人口比“應該的”少增加了4億。
引起生命池裏湍流激蕩的原因是什麼?論辯很多說法不一,但毫無疑問,人們必須嚴肅對待這個嚴重變化。世界人口增長在銳減中,其間並沒有世界範圍的戰亂、災變、饑荒和瘟疫,不要說馬爾薩斯不曾預見、馬寅初未能看到,幾乎所有的人都沒想到。一言以蔽之,這個變化是人類文明發展的許多偉大成果造就的。
首先是科學技術的一系列突破,給人類的發展拓展出寬廣的生存空間。其中醫藥進展的成就尤其輝煌,不但大為降低了嬰孩的夭折率,而且令老人活得越長越健康。這反應在過去兩個世紀人口的膨脹上面:
2011年10月人類總數首次突破70億,中國人占了19%。全球人口1800年初才攀升到了10億,中國人約占其三分之一;到了1900年增加到15億(+50%);1950年又增加了60% ,中國人占了25億總數的四分之一,其後的50年裏更大漲140%,2000年達到了60億。若是增長一如既往,2100年世界人口將超過200億,威脅到資源窮盡和環境崩潰。
但始料未及的是,過去四十年來生命池的流入量縮減得更厲害,人口的增長率竟“悄悄地”從2.1%減到了1.1%。由此估算,2100年總人口應當在100億附近。究其關鍵的因素,首推婦女的教育、就業和收入。婦女參與社會生產的程度越高,她們生育的傾向就越低,和馬爾薩斯人口理論預示的趨勢正相反對。婦女的教育程度、就業和收入提升的結果之一,是她們的生育和成婚的意願大打折扣。選擇晚婚甚至獨身的婦女越來越常見,即使結了婚她們也不願意多養孩子。這適用於世界任何地方。
以TFR 來度量的一個顯著的例子是,1955年在巴西是6.1,在中國是5.6;到了2010年分別下降到了1.8和1.7,而在這個期間巴西並沒有推行過嚴格的計劃生育。通常以為生育意願低只是歐美婦女的問題,在東北亞地區目前這個矛盾更突出。例如,2010年韓國婦女的TFR已降到了1.2左右,比法國還低。臺灣的TFR則下降到了驚人的0.9,在全世界196個國家地區裏是最低的。大陸的不少大城市的總和生育率早已降到1.5以下了,據上海市計生委主任謝麗玲報告,上海市的TFR在幾年前就下降到0.9以下了。東南亞各國(除菲律賓外)的TFR都在迅速下降中。如孟加拉,在1980-2000的20年間從6降為3。印度南部也是如此。伊朗的TFR在1984年還高達7,2006年驚人地降為1.9,在首都德黑蘭地區更只有1.5了。
經濟統計分析發現,一個社會的人均收入達到1000-2000美元,TFR就開始下跌,在4000-10000美元的水準時接近維持簡單規模的2.1,然後繼續下行。目前世界上TFR低於2.1的國家接近80個(1970年僅24國),其中包括一些非洲國家。英國作為“產業革命” 的發軔地,TFR從5減至2用了130年,而南韓只用了20年(1965-1985)的時間就完成了同樣的歷程。
必須認識到,人類對環境及自身而來的挑戰的回應,本無所謂絕對的“錯”與“對”,而必須把握合理的“度”,過猶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