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血 . 漢奸 . 劉曉波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在二十二年前曾經說過一些話，現在正被很多中國人用來證明他是「漢奸」。

以下是原文 (香港《解放月報》1988年12月號全文) :

今 年 (1988年) 6月，北師大舉行劉曉波博士論文“審美與人的自由”的答辯會，九位全國一流的教授專家一致同意授予劉曉波文學博士學位。但是，這篇訪問中的劉曉 波，沒有表示一點學者的拘謹和斯文，而是更像一名頑強地表現自己觀念的“憤怒青年”或“思考青年”。他的激烈和尖銳來自于世界觀的成熟，他的勇敢無畏則顯 示了和中國思想界主流派的深刻代溝，這很容易令人想起台灣六十年代的李敖。

如果推劉曉波為當代中國反叛的青年一代的理論代表，他是當之無愧的。因此，這篇訪問記錄值得推廣給所有關注中國發展和青年一代狀況的人士一讀。

問︰您在大陸被視為一匹“黑馬”，言論“偏激”，他們怎麼會放你出來的呢?

劉曉波︰我出國沒感到多大阻力，手續辦得非常順利。邀請遞上去，先由系里批準，再由學校批，我只去過國家教委兩次，一次送材料，一次拿護照與簽證。這在中國人中是非常順利的，人家出國不知道要跑多少趟，簡直要扒掉一層皮。我一次也沒去過挪威大使館

對教育制度的批判

問︰你今年6月在北師大獲得博士學位，是否意味著一種官言承認?

劉曉波︰我永遠不承認學問好壞由博士碩士決定，我只看具體的人，如果你行，可以不用任何學位。我認為，不論在國內外，真正像樣的只是極少數，所以我 說大學畢業生有95%的廢物，碩士畢業生有97%。博士畢業生有98%、99%的廢物。不能用學位去評價一個人，同人接觸，我完全憑感覺決定喜惡、好壞。

問︰西方社會的支柱之一是教育制度，學位往往決定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你看中國的學位制在國際上地位如何?

劉曉波︰中國的學位，我不想多談，我想談談中國的教育制度，這個制度有一點是世界各國無法企及的，即它通過教育如何把人變成一個奴隸。

問︰你是說過去還是現在?

劉曉波︰過去現在都一樣。

問︰一點變化都沒有嗎?

劉曉波︰沒有。中國通過教育把人變成奴隸的技巧和一套程序，已經達到世界上最成熟和登峰造極的地步。我在中國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在“夾板”中長大的，就如圍住長的一棵樹，長出杈就砍掉。

問︰你在文革時開始念書了吧?

劉曉波︰我非常感謝文化大革命。那時我是一個孩子，我可以想干什麼便干什麼。父母都去干革命。學校都停課了，我可以暫時擺脫教育程序，去干我想干的事，去玩，去打仗，我過得很愉快。

問︰你這次去北歐，是干什麼?愉快嗎?

劉曉波︰是奧斯陸大學一個基金會邀請的，他們有一筆研究中國的經費，準備請五個人︰第一個是我，第二個是北島，然後是陳凱歌、萬之、米丘。去講了五次課，留下一個講課提綱，3萬多字，主要講中國文學。

對西方漢學的批判

問︰這三個月，你對北歐的中國研究有什麼印象?

劉 曉波︰我仍然說，他們的漢學家中98%是廢物，學素質極差，很多人在向中國政府諂媚，他們與中國的關系有很大的功利成分，他們不是學者。我比較喜 歡的是如澳大利亞的李克曼，美國的費正清，他們真正是搞了中國問題，他們對中國采取一種冷眼旁觀的超脫態度，但現在不少漢學家，如德國的、瑞典的、北歐 的，他們既不了解自己的文化，也不了解中國，中國的東西看得很少，只是喜歡某個作家，研究他的東西而已，至少我知道奧斯陸大學東亞系教授的水平是誤人子弟 的，包括語言能力。我對他們說，你們研究中國當代文學，有如中國人研究越南文學、朝鮮文學的水平。那位邀請我去的漢學家說，我是第一個被他們邀請又對他們 不客氣的中國人。

問︰除了文學問題外，你在國外還談政治社會問題嗎?

劉 曉波︰很少。我在國外很深的一點體會是，想做一個真實的人，上天給了你不同于別人的天賦，你能把它貫徹到底。這就是一個徹底的人。做這種人不僅在 中國，就是在西方一樣需要勇氣和智慧，人類的不少弱點是共同的，只不過中國人把它發展到他媽的沒法再“操蛋”(北方粗話)的地步。

問︰你這次去夏威夷，準備講什麼?

劉曉波︰不準備再講文學，想講講哲學，大約三個月，然後可能去美國加州。

問︰你這樣雲游四海，還打不打算回去?

劉曉波︰我現在不想回去，但我不敢保證我將來會有什麼變化。

問︰有的中國作家說，離開了自己的國家和人民，就很難作出成就來，你同意嗎?

劉曉波︰他們是給自己留退路，是弱者的表現，生活就在你腳下，每分鐘都有生活，你只要能面對內心世界，能保持感覺，就能寫出東西，不論你生活在哪里。

問︰你自己會不會面臨抉擇呢?

劉曉波︰我有自身無法擺脫的局限︰語言問題。我沒法用英語那樣好的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我將來有可能用英語表達的意思，但語言的味道會一點兒也沒 啦。所以，語言如果可以過關，中國會和我根本沒有關系。我最大的悲哀就是因為語言的局限性，還不得不為中國說話，我是在與一個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東西對 話，這種對話只會使自己的水平越來越低。

問︰中國文學提出“走向世界”的口號，但我發現他們對外部世界又有某種程度的抗拒感(年輕的作家好一些)，不像甦聯和東歐的作家，如索忍尼辛昆德拉，不恐懼國外生活，而且寫出了好作品。

劉曉波︰這種抗拒感來源于他們太軟弱，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是他們虛構的前提，就像能不能獲諾貝爾獎的問題一樣，其前提是中國作家已達到獲諾貝爾獎的水平，為什麼獲不到?如果諾貝爾獎是世界一流水平，這前提就是虛構的。當然，諾貝爾獎的作品不一定是最好的。

對電視片“河殤”的批判

問︰最近我看了電視片“河殤”的腳本，金觀濤他們表達了一個強烈的意念︰透過所謂黃色文明與藍色文明的對比，中國一定要走向海洋，你對此是否同意?

劉曉波︰我認為東西方文明並示構成沖突和對抗，那也是中國人虛構出來的，中國文明就落伍了，並不 存在與西方文明對抗的問題，需要的是從頭學起，承認 落伍和失敗，老老實實向別人學習，只有強度相等而方向不同的兩個東西才會形成對抗，如西方的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哲學，生命哲學與科學哲學等等。中國有什麼 東可以與西方文明對抗?這種對抗概念證明了中國民族根深蒂固的虛榮心。

問︰“河殤”在海內外引起軒然大波，褒貶不一，你同“河殤”的作者是同一代人，很想听听你對它的評價。

劉 曉波︰“河殤”做到了中國人現在電視上可能做到的程度，盡管我覺得還遠遠不夠，放在中國而言，我肯定“河殤”，假如放在更高層次上看，這個片子也 有沒什麼東西。我特別不喜歡“河殤”的解說詞和它的語調，那是一種毛澤東式的語言，救世主式的語言。毛澤東這一點很厲害，他的語言影響了當代中國所有的理 論和小說。

問︰很多人推崇“河殤”在文化層面上所作的探索和反省，你對傳統文化也很批判，為什麼又對它很有保留?

劉曉波︰“河殤”在解說詞和畫畫的背後，蘊含了中國人幾千年的虛榮心，它不是徹底承認中國落伍。它提出中國的西化，可今後中國要中化世界。中國人的 觀念是︰西方強大時，中國人當奴隸，中國強大時，它要西方人當奴隸。這是“河殤”中潛在的意識，如洋務派所說︰師夷之長以制夷”，為什麼一定要制別人?中 國罵別人帝國主義，其實自己最帝國主義。中國人在物質上可以承認自己落後，機器不如人家，衣服不如人家，但精神上不承認落後，道德世界第一!如梁漱溟、李 澤厚、林語堂這些學者都持這種論調，李澤厚就要求以東方天人合一補充西方的天人對立，以東方的群體性、人際關系補充西方人的空虛感……但這兩種東西是根本 不能互補的!是決然不同的兩種文化體系，不能調和的。

對中國人格的批判

問︰你說“河殤”後面的虛榮心，我也有同感……

劉 曉波︰比如一開始的舞龍場面，拍得激昂，很有力量，如果我拍的話，我會拍出中國人如何的萎縮，軟弱和“操蛋”，而不加一句解說。但“河殤”潛在的 意思還是在說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中國人99%的萎靡狀態和那些畫面表現的精神狀態差得太遠了。我在“新時期文學的危機”一文中，曾指出中國人從肉體到 精神統統陽痿!

問︰真是一番李敖味道!“河殤”實際上把中國近幾百年積弱落後解釋成一種歷史的誤會，似乎中國本應是世界第一，根本就不應該落後，你如何看待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作用?

劉曉波︰我不相信古書上記載的知識分子人格如何高尚，如韓愈是一個很正統的衛道士，一個大儒，但此人生活無所不好，財、權、色俱全。中國知識分子的 雙重性很強，學術也具有功利價值，成了學者之後，能得到許多實際的功利，所以，中國知識分子立足社會有兩條路一是入世當官，成為官僚集團中的一員，得到實 際利益；一是先成名後得利，諸葛亮三顧茅廬留美名，就很會同統治者玩游戲，隱是為了顯，退是為了進，出世是為了入世。

問︰“河殤”對中國社會長期停滯提出了一種解釋，也就是現在很時髦的金觀濤理論︰超穩定結構，另外，也有人對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提出批評，你以為如何?

劉曉波︰我承認我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最後走投無路，如果你把問題歸結為政治腐敗，再及文化腐敗，就會問︰為什麼孔子的思想能統治中國這麼多年，至今 陰魂不散?我沒法回答。我說過可能與人種有關。我絕不認為中國的落伍是幾個昏君造成的，而是每個人造成的，因為制度是人創造的，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 人自編自導自演和自我欣賞的，不要埋怨別人，反傳統與革新要從每個人開始，中國打倒“四人幫”之後，人人都成了受難者，或是反“四人幫”的英雄，他媽的， 文革時你干什麼去了?那些知識分子寫大字報比誰都寫得好，沒有土壤，毛澤東一個人不會有那麼大的力量。

問︰你常提到“人格”，你認為中國人在人格、人性素質方面，甚至在人種方面，同西方民族有什麼差異?

劉曉波︰我只能說一點，中 國人缺乏創造力。以哲學而言，西方有最好的經驗主義哲學家、思辯哲學家、宗教哲學家、非理性哲學家和邏輯學者，他們能把人 身上所具有的每一創造力，都發展到一個極致和非常漂亮的地步。要非理性，就有尼采式的那樣全非理性的學說；要邏輯，有亞里士多德的邏輯，有羅素的數理邏 輯，有笛卡兒、萊布尼茲的邏輯，精細嚴密到你毫無辦法!中國人有什麼?中國只有一堆非驢非馬的大雜燴。

問︰為什麼會這樣呢?中國人智能不低啊。

劉曉波︰那我回答不了。從制度、文化推到人種上去找?我無力去天空幾十萬年前的歷史。中國人一直傲稱古代四大發明，西方古代以來幾百大發明都有了，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四大發明對中國今天惟一的意義，就是遮羞布!

對孔孟之道的批判

問︰你曾宣稱要徹底埋葬孔孟之道，在它的廢墟上能建立現代中國文化，如果一個民族完全否定了她的傳統文化、失去了基礎，如何建設一個新文化?

劉曉波︰傳統文化只是提供了一個否定的基礎和起點，不是繼承和承襲的基礎。我認為孔子是個庸才，孟子比他有智慧，他承認的天才是莊子，從哲學上說， 孔子什麼都不是， 孔子的學說是一種入世的為政治服務的學說，漢代把它變為統治工具，它的生命到漢代就該死亡了，奇怪的是這麼多年還沒有死亡!不過，它面對 新世界已經死亡了。西方有人喜歡孔子，不奇怪，因為是多元社會，但是在一元化的社會中，最好的東西也沒用。所以孔子在東西方的意義不一樣，如果中國是個多 元化的政體，我不反對別人信仰馬克思、信仰基督教、信仰孔子，但當前的中國，你信仰馬克思就等于信仰一種思想獨裁，因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是統治階級的工 具，是棍子，不具有理論意義。

問︰有人認為亞洲四小龍經濟上的成功是儒學的勝利，證明儒學還有現代價值。

劉曉波︰這是胡說八道!也是忘恩負義。台灣、南韓、新加坡都有美國支持，日本也是，如果沒有美國的人權觀念的約束，這些國家可能什麼都沒有!這 是東 方人的丑惡，東方人面臨著人的解放的問題，中國是一架政治機器，日本是一架經濟機器，每個人都是機器上的一個螺絲釘。台灣、日本的人權問題表示解決，香港 解決了西方近代的個人主義是功利化的，它爭取的是政治與經濟的權利，但現代存在主義哲學追求的則是生命意義上的個性解入，這是一種“純哲學”。

問︰哲學問題我們只能點到輒止了。不如你說說，你如此反傳統，是否同意全盤西化?

劉曉波︰現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論自由、法律至上。這是無可爭議的，中國不存在理論問題，只有政策問題，全盤西化就是人化、現代 化，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西化與中國制度的區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換言之，要過人的生活就要選擇全盤西化，沒有和稀泥及調和的余地。我把西化叫做 國際化、世界化，因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發揮，這不是一個民族的選擇，而是人類的選擇，所以，我很討厭“民族性”這個詞。中國就講不清什麼是“中國特 色”。

問 ︰據了解，大陸思想界對你閣下的這些高見，頗有一些如“走極端”、“絕對化”的批評，你有何辯解?是否有意賦予它的特殊意義?劉曉波︰不是，我的 聲音只屬于我自己，那只是中國的一種聲音，別人搞條理很清晰、論證很嚴密的學問，我不反對，但我的方式就是這樣，無以名之，但並不妨礙我欣賞西方的科學哲 學。它嚴密的論證環環相扣，但我不會那樣寫，我的極端應有存在的理由，我並不要求別人和我一樣。我不喜歡錢鐘書那樣寫一條後引好幾十條考證式的文章，那是 他的一絕，我承認他的價值，雖然我可能認為他很荒謬。

問︰你的思路和表達方式有鮮明的個人色彩，是怎樣形成的?通過思辯、經驗還是人生的獨特背景?

劉曉波︰我向來不喜談“我的治學之道”，沒什麼道，只不過我與別人不同，其他沒什麼好談的。有的人動輒談成材之路……他媽的，你有什麼資格給青年人 做楷模，當青年導師!我很欣賞無法之法，每個人只有自己的方法，無統一的方法，做學問做人皆如此。任何一個人的成功，都是別人的墳墓，不要走別人的路。

對四大思想領袖的批判

問︰請你介紹一下，海外所說金觀濤、李澤厚、方勵之、溫元凱是中國四大思想領袖，符不符合實際?

劉 曉波︰某種情況下是符合的。不過，方勵之要除外，只有李澤厚、劉賓雁、金觀濤，他們和青年的關系是伯樂和千里馬。他們的“伯樂欲”特別強，他們要 不斷發現人，給青年人寫作，而年輕知識分子又要依靠大樹來生活，進入名人圈子。中國不是千里馬多，而是伯樂多，故爾千里馬多。中國名人征服人的辦法不是打 不是罵，是撫摸你、關懷你，用類似女性般的溫柔去同化你。

問︰他們四大領袖的思想在中國究竟有多大影響力?

劉 曉波︰非常大。金觀濤、李澤厚很有市場，尤其在大學生中，青年導師嘛。我演講時，別人請教，我就說不向任何人教任何東西……我為什麼要演講，一是 自我感覺好，二為了掙錢，不給夠一小時多小錢，我就不去。錢是一種自我評價，有了一定數量的錢，你的生命也就隨著開放到一定的廣度。(眾笑)我太清楚了! 有次去北京友誼商店，見到一瓶160元外匯券的酒，當時我站在那瓶酒前面，感到自己是個弱者，完全被粉碎了!他媽的，你劉曉波出名、演講，有什麼用，這瓶 酒都不能征服它!

問︰四大思想領袖對青年的引導，你認為是否全是正面的?有無負面的成分?

劉 曉波︰我先要排除方勵之，我認為他不是青年導師，他要自封的話，我也不喜歡。(問︰為什麼?)他有什麼資格!!(問︰他事實上已經是導師!)這叫 做中國人制造偶像的先天遺傳，有些人不願當偶像，是別人把他推上去的，就像一個為掌聲而跑的運動員。方勵之人過的最大的關，不是和當權者的關系，而是和崇 拜者之間的關系，是面對鮮花和掌聲應該怎麼辦?我認為，他們每個人對青年的引導基本上是負面的。

問︰這樣說來，中國思想界對青年一代的影響是一片空白了?

劉曉波︰中國現在的“文化熱”是虛幻的，中國人的素質這樣低，一個農業文明生存方式的國家，在十年內走完了西方兩千年的精神進程，從古希臘到後現代派，似乎都接受了，但什麼也沒有接受，什麼都玩了，什麼都不地道、不深入，新名詞只能滿足人們的虛榮心。

問︰你可否說一點你對李澤厚的“挑戰”?

劉 曉波︰李澤厚與劉再復有一個對話，談對青年人的態度，說他們過去“整體地支持青年人”。過去我說過再不同庸才作戰了，現在我要和庸才作戰(我承認 我也是庸才)。我和他們論戰時是指著鼻子罵的，但他們明明罵的是我，卻不指出來，說現在年輕人分化了，對有的年青人要重新看。他們的心態是︰當你承認他是 伯樂時，他就整體地支持你︰你想叛逆他時，他就不支持你。劉再復在文章最後說︰“青年人，我希望你們知道，我們是愛你們的!”他媽的，你那個愛值幾個錢? 誰要你的愛!你高高在上，賜給我一個愛，誰稀罕你!你的自我評價太不準確了!他以為愛一個人，別人要感激他，跪下叩頭——沒那碼事!他們三位青年導師(不 算方勵之)的態度本身就很“操蛋”，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救世主人格。

對當代中國文學的批判

問︰你86年發表了關于文學危機的驚人之論後，現在你看中國文學有了多少變化?

劉 曉波︰對大陸文學我想說的只是︰沒有好的東西。不是不讓寫，而是寫不出來。我較喜歡的作家是殘雪，他有遠到世界水平的潛力，他的感覺很奇特，那種 陰冷的、恐怖的、折磨人的感覺，他的“蒼孝的浮雲”我很喜歡。我早就想寫關于他的評論，遲遲未動筆，是想看看他還能不能寫出好東西來。我評價一個作品有兩 個參照系，一是國內的，一是世界的，往往國內一流的作品拿出去也不能跟別人比。

問︰中國作家的創作向西方借鑒的情況令人滿意嗎?

劉 曉波︰西方文學影響該喚起中國作家內心的生命力才有效，如魯迅受到很多外國影響，但他的“阿Q正傳”絕對是中國式的，現在有些作家抄西方的意境和 結構，比如高行健的“車站”把“等待戈多”的結構全部照搬過來，竟被認為是“創新”，這種庸俗是高級庸俗，比模仿句子更可怕。尋根文學也抄“百年孤寂”的 神神怪怪，陳凱歌他們也有這種情形。

問︰你自己的文章與理論呢?

劉 曉波︰我承認也有拾人牙慧的地方，但我承認要切切實實的學習，因為我是在文化沙漠中成長起來的。我要感謝馬克思的是，我在文革中能看到的書只有馬 克思選集，馬克思給我提供了不少西方哲學史的線索，是當時“走向世界”的惟一橋梁。我看過馬克思全集四十多卷，可以大段大段背下來。馬克思前期的作品不 錯。

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

問︰馬克思主義近幾年受到了沖擊，它是否在中國已走向衰落?或失去了生存的價值?

劉 曉波︰馬克思給我惟一的震撼，是它不妥協的批判態度。他的歷史主義方法也有一定道理，其他不少則是胡說八道，如他對西方社會結構的分析︰剝削者與 被剝削者、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就太簡單，沒有看到各階層互相制約的關系。嚴格地說，階級的概念在西方已不適用了。馬克思的兩分法只適用于專制社會。馬克 思的共產主義也只不過是西方傳統的一環，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聖經中的天堂。到摩爾的烏托邦，到康特拉的太陽城，到法國空想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理想的混 蛋的地方是，它說這理明天就會實現︰資本主義準備好一切物質條件，只要一革命就能實現共產主義。馬克思的理想太廉價了。

問︰你認為現在的中國社會處在歷史的什麼發展階段?

劉曉波︰還沒有走出農業文明。

問︰是不是要補資本主義的課?

劉曉波︰必須補課。

問︰那麼，今天中國的路線還是順著農業社會的慣性在走?

劉曉波︰是的。不過，它在調整它的專制，因為它面臨危機。

問︰中國可能在根本上加以改造嗎?

劉曉波︰不可能，即使一兩個統治者下決心，也沒辦法，因為沒有土壤。

問︰那什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呢?

劉曉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

問︰十足的︰“賣國主義”啦。

劉曉波︰我要引用馬克思“***宣言”的一句話︰“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

問︰你是說，中國還要走香港的路?

劉曉波︰但歷史不會再給中國人這樣的機會了，殖民地時代已經過去了，沒人會願意再背中國這個包袱。

問︰那怎麼辦呢?豈不太令人悲觀?

劉曉波︰沒辦法。我對整個人類都是悲觀的，但我的悲觀主義並不逃避，即使擺在我面前的是一個又一個悲劇，我也要掙扎，也要對抗，我不喜歡叔本華而喜歡尼采，原因便在于此

陷入自我矛盾！／死抱「中華台北」 馬政府造惡果

by 記者鄒景雯／特稿 2010/10/25

東京影展開幕式，中國團抗議台灣團名稱，揭露了兩岸之間最核心的矛盾本質，吳敦義昨天出來表態說，「中國台北」、「中華台北」名義，那是奧運場合彼此有約定，影展不在此列，此話講得實在太沒誠意了。怎麼說？

ＷＨＡ也不是奧運項目，何以馬英九要主動宣稱「中華台北」是最好的名字呢？

這 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全是自找的。馬政府的政策講得很明白，一個中國不是問題，中國即是中華民國，大陸為我固有疆域，既然如此，對岸叫你「中國台北」 在邏輯上有什麼不對？中華民國不是中國嗎？如果現在要改口中華民國不是中國，怎麼又不接受「中華台北」？難道「中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在ＷＨＡ這麼 愛用中華台北，影展又為何不能用？難道最好的名字現在承認是最糟的名字？

這正是馬政府當前左支右絀的關鍵所在。明明九二沒有共識，竟要大家 自欺欺人說國王有穿新衣；明明「中華台北」是自我踐踏，卻總愛隨意就躺在地上任人踩；明明一路走來是唾面自乾，居然逢人就吹是六十年來前所未有；明明是中 國綠豆官來台灣，國旗就要撤下，跑到國際別人的地盤，又何所憑恃？

既然所有的行為都指向︰這是自己送上門的，吳揆好意思罵人蠻橫？罵人若要理直氣壯，先把「一個中國即是中華民國」、「中華台北」這樣的騙局自動收了吧！如果一國元首不打自身的正衣冠做起，人民被拖累羞辱後再來作態給人民看，撇清自己不是加害者，得當嗎？有用嗎？
 

阿Ｑ還活得好好的

by ghost_twtw 2010/10/25

有人說，上帝以自己的形象造人；上司以自己的形象提拔屬下；魯迅以中國人的形象創造阿Ｑ．魯迅筆下的阿Ｑ最後被槍斃了，但是阿Ｑ精神不死，直到現在還是活得好好的．

國民黨將魯迅列為左派文人，因此拼命禁魯迅的書，深怕台灣人看到，共產黨卻為魯迅建紀念館，兩者差異真是天地之別．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國民黨就像被阿Ｑ附身一樣，所以怕台灣人讀到『阿Ｑ正傳』，了解到國民黨的本質．

阿 Ｑ的人格特質是什麼？簡單的說，就是以自我欺騙的方法，以『精神勝利』代替『實質勝利』．當他被打時，他心裡想，『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世界真不像 樣』，這種『精神勝利』就是不敢面對現實，用瞞用騙，使自己的失敗合理化，以貶低對方，甚至自打耳光，當作是打到對方，從而取得『精神勝利』．

１９４９年國民黨『逃亡』到台灣，卻說是『轉進』台灣，反攻大陸反不了，就說『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統一中國統不了，就說『等中國經濟發展了，民主化了才來統一』，國民黨卻不實實在在的搬回中國，去為中國發展經濟，推動民主化．這些不都是自我欺瞞的『精神勝利』嗎？

國民黨貪污賄選的新聞不斷，臺北市新生高工程也是弊案不断，花博更是黑影幢幢，卻還要貶低對手是貪腐集團，這跟阿Ｑ被打，說是『兒子打老子』，貶低對手的方法有何不同？

馬英九外交政策走不出去，台灣入聯，或中華民國返聯，都沒能力做，根本是無能外交，竟然還能美其名為『外交休兵』，還得意洋洋，一個外交國都沒掉，也省下一大筆友邦援助．這不是標準的以『精神勝利』代替『實質勝利』的阿Ｑ嗎？

馬英九面對中國一千多顆飛彈威脅，不敢面對現實，只能說，『中國仍以飛彈瞄準台灣的確非常『不合邏輯』，不符合兩岸關係的利益．』說對方沒有邏輯，不就是說對方是腦殘，理盲又濫情嗎？這種貶低對方的方法，和阿Ｑ『兒子打老子』的『精神勝利』不是一樣嗎？總統是馬Ｑ嗎？

媒體報導：對於我國政府致函抗議，美聯社總社國際新聞總編輯「丹尼塞夫斯基」回應說，江局長的抗議，主要是針對「報導內容強調的不同」。意思是馬總統強調的是經濟優 先，而美聯社的報導強調的則是隨後會有政治談判，相信讀者看完全文之後，可以瞭解馬總統的原意。美聯社沒有承認報導錯誤。

主張終極統一的馬英九，接受美聯社專訪，對於美聯社強調隨後會有政治談判，卻打死不認，要統一還躲躲閃閃，這跟當賊的阿Ｑ，只是一個上不了牆，進不了洞，只能在洞口接東西的無膽小賊，有何不同？要統一就正大光明說出來，不是很好嗎？搞成如無膽小賊阿Ｑ一般，了然喔！

陳雲林來台，稱馬英九總統『您』，把總統變成『您』先生，馬英九不抗議，不吭氣，還很滿意，因為馬英九是第一位以總統身分接見中國官員的人．

有一回，阿Ｑ又被人打了，對方逼他要說：『這不是兒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阿Ｑ歪著頭說：『打蟲豸，好不好？我是蟲豸』，眾人打夠了以後，阿Ｑ卻心滿意足，因為他認為，他是第一個能『自輕自賤』的人，又得到一次『精神勝利』．

總統變成『您』，不也是很像阿Ｑ的『自輕自賤』的『精神勝利』嗎？馬英九口口聲聲說，中國釋出善意，結果這次東京影展，台灣團名稱遭中國打壓，也是阿Ｑ的『自輕自賤』的『精神勝利』吧！

阿Ｑ雖然常常被人打，被人欺侮，當他看到小尼姑時可神氣，又捏臉，又輕薄，又辱罵，常常被人欺侮的阿Ｑ，欺侮人的本事可一樣沒少，惹得旁觀的眾人大笑．

陳雲林來台，又封路，又警戒，看見國旗就沒收，唱片行音樂不能放，還要關門不能賣唱片，抗議群眾被打倒在地上，看到這景象，被中國欺侮，總統被稱為『您』的馬英九，是不是很像欺侮小尼姑的阿Ｑ呢？

阿Ｑ以自我欺騙，合理化自己的失敗，總是找出莫名其妙的退路，正顯示著他的無賴，怯弱，無知，又狡猾，每天過著『精神勝利』的滿足感，實際上卻一天天沉淪，但卻還自我感覺良好．

雖然阿Ｑ人格特質沒一樣好，都是負面，但是有一點卻是直得肯定的，阿Ｑ在法院被審判時，口供上要簽名，因為他不識字，就被要求在口供上畫個圓圈，不識字的阿Ｑ還很認真的畫圓圈，畢竟這個圓圈代表他的名子，所以慢慢的劃，希望把圓圈畫得很圓．

不識字的阿Ｑ如此在乎自己的名子，台灣人呢？你在乎過你國家的名子嗎？

當 有人說馬總統無能時，就有很多名嘴抬出阿扁，狠狠的貶低阿扁．當有人說，行政團隊很差時，就有官員說，前朝如何如何．．諸如此類的語言，常常聽到，這種不 敢面對現實，不敢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反而忙著為失敗找合理化的理由，每天過著『精神勝利』的滿足感，實際上卻一天天沉淪，但卻還自我感覺良好．不就是真 真實實的阿Ｑ嗎？

魯迅筆下的阿Ｑ被槍斃了，但人世間的阿Ｑ可活得痛快咧，不但沒死，還吃香喝辣，活得好好的．

阿 Ｑ是一個受人欺侮的人，可以說是弱勢者，但他卻不知反省，不知覺悟，不認為欺侮人和被欺侮都是錯的，反而以欺侮他的強勢者的價值觀，用在比他弱勢的人身 上，所以阿Ｑ在趙大爺前面一個樣，在小尼姑前面又是另一種樣，阿Ｑ成了，欺侮人與被欺侮的混合體，一個社會如果強欺弱是一種價值的話，這個社會就只能沉淪 到人吃人的世界．

那些依附在國民黨下面，既被國民黨壓制，又壓制著台灣人的人，只辦綠，不辦藍，不敢面對馬英九無能，只會打扁，這些人不都是活生生的阿Ｑ嗎？

阿Ｑ不是指什麼職業，什麼階層，什麼地位的人，因為阿Ｑ是一種病，也是一種傳染病．總統體檢預算大幅提升了，不知有沒有檢查阿Ｑ病的項目？

匯率戰，國族主義與經濟哲學

  by Ajin 2010/10/23

其實當初Bretton Woods 採用以美元比對黃金作為國際的標準貨幣，這件事若深沈地思考，會讓人啞然失笑的。關鍵問題就是為何必須有個標準貨幣。這個問題是哲學性高於經濟性。

甭說美元，就算拿黃金好了，憑啥說黃金作為貨幣的標準是最佳的選擇？稀有嗎？未必！漂亮嗎？未必！耐磨嗎？未必！這些條件都有比黃金更佳的咚咚可以使用，為何單獨中意黃金呢？

哈哈，同樣的問題，憑啥定義公分，公尺，英吋？這些標準最初的設定是毫無理性考量的，而是從空氣中抓下來後，變成法制標準，如此就一直延續下來了。

英吋的決定，聽說是英國國王吃早餐時，油膩膩的大拇指在桌上一按，油膩的指印留在桌上，這指印的寬度就是一英吋。這就是標準的起源！同樣，黃金作為貨幣標準也無任何經濟理性根據，只不過是慣性思考罷了。Bretton Woods 會議的國際決定，凱因斯是徹底反對的。

其實用啥作為標準，需要有一些準繩，例如教科書上就提出四種考量：稀有不易取得（rarity）、重複使用性 (durability)、切割性 (divisibility)、交換性 （fungibility）。但即使有這些考量，採用黃金仍然是一種眾人同意下的任意選擇罷了，沒有任何經濟法理的因素。事實上擁有同樣條件的其他黃金替代品還是一大堆。

標 準決定之後，任何貨幣的轉換，或價值的轉換都可以隨意。這樣一下來，事實上用啥作標準都無所謂了，都可以再度換算來來去去的。這樣說來，美元不比對黃金， 或美元不再作國際貨幣標準，其實也無傷。就算是拿人民幣作標準也好，都一樣。問題是人民幣穩定性高嗎？可以超越人為政治控制嗎？這就又是另一問題了。說不 定幾年以後，本位幣會改成為以鑽石為標準也說不定。

然而，最關鍵的問題出在於為何需要所謂的標準貨幣 (本位幣)？這就牽涉到人類經濟行為的自然法則：「交換」。為何有「交換」的存在？這問題是哲學了，且是深具形而上的性質。答案要上帝才知道，為何當初創造這麼一個咚咚。

「交換」本身是中性。然而，「交換」的結果，若朝著良性循環的話，交換可以帶來合作，促進互惠、幫忙、共存。但若朝著惡性循環的話，就會因人性中的貪婪導致「交換」帶來資本「佔有」的累積之惡果。不錯，資本累積是經濟循環中的惡果！

從 「交換」到「佔有」的累積，這過程所牽涉到的就是整個經濟體系的全部了。交換標準如何擬定？每次交換是否等值？若不等值時，就產生利潤，而利潤合理嗎？多 次交換後的利潤累積要如何使用，注入經濟迴轉系統再產生更多利潤？（投資的起源）目前在某處不用的資源如何轉換到其他需用之處呢？（貸款的起源）。將來若 有天災人禍不可預期的風險時 （價格起伏，操縱的起源）。

關鍵問題不在於標準用啥，而是在於人類經濟行為的內嵌矛盾性：「需求有限、慾求無限」。用最簡單的說法就可以看出這矛盾性的極端：每個人（邦國）都想要有錢。當一個人（邦國）賺盡全世界所有的錢，擁有全地球的資源。雖然成為世上唯一的獨富霸王，但那時變成只有一個人（邦國）的消費時，還存在著可以「交換」的市場嗎？

答案就是這問題：「當賭場將所有賭鬼全贏光了，賭場還可以繼續開張嗎？」這就表示一個人（邦國）賺盡全世界所有的錢，擁有全球的資源後，是也決不可能讓他自己（邦國）這個唯一的富人（邦國）存活下去的。換句話說，若利潤最大化到無限，全體都不要活了。

所以說，不管標準如何設立，美元不用，回到黃金，或改用RMB，或瑞士法郎，或人工晶片，或 - - - - 都可以，關鍵問題在於經濟體系是必須藉著文明的提升來最小化必要之惡！美國不可能因別邦的經濟不好，自己還可以安心過日。同樣，中國也不可能因自己的國族主義，讓中國的經濟凌駕於其他邦國之上而還能維持的。中國自己的國族主義勢必讓中國成為經濟的受害者！這點，中國操控經濟政策的人還必須再受深沈教育才能理解的。

只有透過互惠，共存，利他才能達到全球經濟最優化的平衡點。

【外電】為什麼我們把諾貝爾獎的榮譽給劉曉波

by Tottoro 2010/10/24

【外電】為什麼我們把諾貝爾獎的榮譽給劉曉波

 

紐約時報

THORBJORN JAGLAND

2010年10月22日

 

奧斯陸訊

 

中國的當局譴責諾貝爾獎委員會選擇了劉曉波，這一位被監禁的政治活動家，作為2010年和平獎的得主，正好闡明了為什麼人權是值得捍衛。

 

當局聲稱，任何人都無權干涉中國的內政。但是他們錯了：國際人權法和標準是超越國家民族的，而且國際的社會有責任確保人權得到尊重。

 

現代的國家制度是由國家主權觀念演變而來，是確立於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當時，主權是由專制的統治者所體現。

 

關於主權的思想卻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公民人權宣言取代了獨裁者的控制，代而起之的是人民的主權作為國家權力的來源和合法性。

 

這個主權的想法，在上個世紀隨著世界從民族主義轉移到國際主義又再一次有所改變。在兩個災難性的世界大戰後，聯合國成立了，並致力於成員國之間以和平的方法來解決爭端，明確定義了全人類的基本權利的人權宣言。根據這個聲明，民族國家將不再有最終的無止境的權力。

 

今天，普世的人權價值提供世界各地的絕對多數一個檢驗標準，無論他們是民主與否。一個佔多數的議會，不可以做出損害少數人權利的決定，也無權投票給破壞人權的法律。而即使中國的憲政不是民主，但它是一個聯合國的會員國，也已經修改了其憲法以符合世界的人權宣言。

 

但是，劉先生的監禁清楚的證明了中國的刑法是不符合它自己的憲法。他被判定的罪行是「散佈謠言、誹謗，或以其他手段來顛覆國家政權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但是在以普世人權為基礎的國際社會中，消滅意見和謠言並不是一個政府的工作。各國的政府有責任確保言論自由的權利 -- 即便是發表言論者所主張的是不同的社會制度。

 

這些就是諾貝爾委員會要支持的權利，藉著和平獎來獎勵那些長期堅持保護人權的人士，其中包括了沙卡洛夫（Andrei Sakharov）在蘇聯境內為了被侵犯的人權而奮鬥，以及馬丁路德金博士在美國所爭取的民權。

 

中國的政府嚴厲批評獎諾貝爾委員會一點也不令人驚訝，它聲稱委員會非法干涉其內部事務而且在國際的眾目睽睽下羞辱它。相反的，中國應該為它自己已經強大到足以成為辯論和批評的對象的而感到自豪。

 

有趣的是，中方的政府並非唯一批評諾貝爾委員會的人。有些人說，頒獎給劉先生可能實際上會讓在中國主張人權的人士的處境更惡化。

 

但 是，這種說法是不合邏輯的：這種主張所得到的結論是，我們要促進人權最好是保持沉默。如果我們對中國保持沉默，誰將會是下一個國家去要求他們的人民保持沉 默和不被干涉的權利？這種做法將使我們趨向削弱人權宣言和人權基本原則的路徑。我們絕不能也不可以保持沉默。任何國家都沒有權利忽視其國際社會中的義務。

 

中國對自己在過去20年來的成就，絕對應該感到自豪。我們希望看到這樣的進展能夠繼續下去，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把和平獎頒獎給劉先生。如果中國要推進與其他國家的和諧相處，成為一個維護國際社會價值的重要合作夥伴，首先它就必須給予其所有公民自由表達的權利。

 

一個人僅僅因為他表示自己的意見就被監禁11年，這是一個悲劇。如果我們要走向諾貝爾先生所說的國家之間的友愛，那麼普世的人權就必須是我們的試金石。

 

Thorbjorn Jagland 是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的委員長。

Why We Gave Liu Xiaobo a Nobel

By THORBJORN JAGLAND

Osl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condemnation of the Nobel committee’s selection of Liu Xiaobo, the jailed political activist, as the winner of the 2010 Peace Prize inadvertently illustrates why human rights are worth defending.

The authorities assert that no one has the right to interfere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But they are wrong: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standards are above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world community has a duty to ensure they are respected.

The modern state system evolved from the idea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established by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in 1648. At the time, sovereignty was assumed to be embodied in an autocratic ruler.

But ideas about sovereignty have changed over time. The Americ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the French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 replaced the control of the autocrat with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as the source of national power and legitimacy.

The idea of sovereignty changed again during the last century, as the world moved from nationalism to internationalism. The United Nations, founded in the wake of two disastrous world wars, committed member states to resolve disputes by peaceful means and defined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all people i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nation-state, the declaration said, would no longer have ultimate, unlimited power.

Today, universal human rights provide a check on arbitrary majorities around the world, whether they are democracies or not. A majority in a parliament cannot decide to harm the rights of a minority, nor vote for laws that undermine human rights. And even though China is not a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it is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t has amended its Constitution to comply with the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However, Mr. Liu’s imprisonment is clear proof that China’s criminal law is not in line with its Constitution. He was convicted of “spreading rumors or slander or any other means to subvert the state power or overthrow the socialist system.” But in a world community based on universal human rights, it is not a government’s task to stamp out opinions and rumors. Governments are obliged to ensure the right to free expression — even if the speaker advocates a different social system.

These are rights that the Nobel committee has long upheld by honoring those who struggle to protect them with the Peace Prize, including Andrei Sakharov for his struggle against human rights abuse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Rev.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for his fight for civil rights in the United States.

Not surprising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harshly criticized the award, claiming that the Nobel committee unlawfully interfered with its internal affairs and humiliated it in the eyes of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On the contrary, China should be proud that it has become powerful enough to be the subject of debate and criticism.

Interesting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not the only one to criticize the Nobel committee. Some people have said that giving the prize to Mr. Liu may actually worsen conditions for human-rights advocates in China.

But this argument is illogical: it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we best promote human rights by keeping quiet. If we keep quiet about China, who will be the next country to claim its right to silence and non-interference? This approach would put us on a path toward undermining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and the basic tenets of human rights. We must not and cannot keep quiet. No country has a right to ignore it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China has every reason to be proud of what it has achieved in the last 20 years. We want to see that progress continue, and that is why we awarded the Peace Prize to Mr. Liu. If China is to advance in harmony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become a key partner in upholding the values of the world community, it must first grant freedom of expression to all its citizens.

It is a tragedy that a man is being imprisoned for 11 years merely because he expressed his opinion. If we are to move toward the fraternity of nations of which Alfred Nobel spoke, then universal human rights must be our touchstone.

Thorbjorn Jagland is the chairman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只有蔣介石才會逃亡，我不會

by 陳水扁 2010/10/21

《1.86坪的總統府》代序

二00九年六月十日的午後，我正在清洗馬桶，這是每隔幾天就要做的事情。我非常專注地，以洗衣粉、菜瓜布，重複擦拭便池的裡裡外外，即使只是一個小小的黑點，我也不放過。為了確認便池內側不再有任何污垢，我必須低下頭探視檢查，連裂縫、漆漬也要一擦再擦。

馬桶對我來說，不單純是如廁的地方，更是我的浴室、廚房、餐廳。除了洗澡、洗衣、洗碗、洗臉在馬桶邊外，三餐進食毋庸置疑的，也要與馬桶為伍，所以馬桶的乾淨整潔，對長期幽禁在斗室的我而言，更形重要。

我這個人的人生哲學很簡單，「是什麼、做什麼」，「做什麼、像什麼」，不管做什麼，都會盡心盡力，全力以赴。每次清洗廁所，都會讓我想到寇爾遜的故事。

寇爾遜(Charles W. Colson) 係美國前總統尼克森的白宮幕僚長，他的文章《基督的形象》收錄在台福傳播中心出版的＜他們做對了－五十五位名人談爹娘＞。寇爾遜也捲入「水門案」，雖然講真話，仍然入獄服刑七個月。

寇 爾遜說，他在獄中見證了其父親生前給他的教誨：「無論你心裡想什麼，你一定做的到。無論你從事什麼，就是清掃廁所也無所謂，都要好好的做，做得出類拔 萃。」他服刑第一天晚上，赤裸身體搜身，幾天之後，獄方給他一塊抹布、一桶水，要他清掃40個人共用，非常骯髒的囚室廁所。

寇爾遜回憶， 「幾個月之前，我還坐在位於美國總統隔壁的辦公室，一部高級轎車外加司機隨我配置，政府的噴射機在安德魯空軍基地隨時候駕，載我到任何地方，將軍在我走過 時，向我敬禮。現在，我清掃監獄的廁所，沒有人向我行禮。但奇怪的是，我並不覺得羞恥，也不絕望。在我與父親遠遠分離時，他的教導都如此靠近我：『無論你 做什麼，就是清掃廁所也無謂，都要做的出類拔萃。』」

「2185，特見。」管理員打開房門通知。
「是誰？」我從清洗馬桶中，不疾不徐地抬頭問著。
「彭明敏，快準備。」

一 位科員，兩位管理員帶著我走出牢房，其中一位管理員負責全程錄影，說怕有意外。我進到李所長口中所形容的「鬼地方」－土城台北看守所以來，一直就是這兩位 戴帽子的「常在左右」，生活作息所有的一切，不管是收垃圾、換茶水、打報告、換電池、打飯、放封、運動、會面，都是透過李姓、胡姓兩位管理員，完全不假手 於雜役，說是為了我的安全與衛生。

在與臨時偵查庭共用的特見室，等待總統府前資政彭明敏的到來，是即將接任立法院民進黨團總召集人蔡同榮 立委安排並陪同的特別接見。彭資政已經八十六歲的高齡，是國際上頗富盛名的太空法學者、曾取得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法學碩士及法國巴黎大學法 學博士，並擔任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主任。1964年9月，與學生謝聰敏、魏廷朝發表「台灣自救運動宣言」而被捕，1965年以叛亂犯罪判刑八年，11月特 赦出獄，遭情治單位二十四小時監控，1970年1月「秘密」出境至瑞典獲政治庇護。嗣後往美國擔任大學教職，1972年繼「台灣獨立聯盟」總本部創盟主席 蔡同榮之後，接任台獨聯盟主席。1992年11月回到台灣，1996年3月代表民進黨參選首屆台灣民選總統。

彭資政的年紀比我的父親還大， 而且又是我的老師，台灣憲法學泰斗李鴻禧教授的老師，輩分甚高，他來探望我，我覺得非常溫暖，並感榮幸。資政的話不多，言簡意賅，劈頭便說：「我是過 來人，現在跟你說甚麼都是多餘，四十五年前，我被羈押在軍事監獄，換了幾個地方，有十三個月之久。第一個月最難過，無紙、無筆、無書、無桌、無椅，完全孤 立，我最瞭解你的心情。」

資政說話的速度不快，一字字、一句句娓娓道來，有如老師的教誨，父母的訓示。緊接著，資政頗為嚴肅的提醒，好像我會撐不住的樣子。

「我知道你的壓力很大，不過我必須再一次的規勸你，絕對不能投降，不能求饒。因為你代表的不只是你個人自己，而是代表台灣人的風骨與精神。」我頻頻點頭稱是。

「聽 說你要寫第三本書，我完全贊成，把過去八年的民進黨執政，所遇到的困境與難為，一五一十的做個剖白，我曉得中間有很多的紅線限制，也有不少外界不知道的內 幕秘辛，趁著寫書，好好回憶，對台灣人民做最坦誠的交待。」資政接著說。「我有一本即將發表的新書《逃亡》，特地帶來給你，不知道會不會被誤會我在教你逃 亡，不但書送不進去，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又多一條，再作為延押的理由，我可害了你….。」

我沒等資政講完，馬上回說「應該不會吧！上次有醫師朋友送來《基督山恩仇記》，描述基督山伯爵如何逃獄，都沒問題，這次應該不致於吧！」

接見結束，在收封前終於收到《逃亡》一書，一個晚上就把它讀完，不禁讚嘆，如同其英文書名 A Perfect Escape完美的逃亡。

其 實在彭教授逃亡之後，坊間最普遍傳言的是，彭教授得到美國政府的協助，經由台中清泉崗機場，搭乘美國軍機離開台灣，連我也是這樣相信著。如果沒有資政親自 出書並交代當年那一段外界不知的歷史秘辛，很多人都被矇在鼓裡，無法知道真相。台灣的情治單位，當時的警備總部在定名為「一二四」專案報告中，推測彭教授 逃離的地點與方式，最有可能是：乘坐美國軍機從台中地區的公館（清泉崗）機場離開台灣。調查局台中市調查站的調查報告亦研判，台中C.C.K. 美軍基地係一可能性較大的出境地點，該基地之出入境係由美軍掌管，我方概不過問，如欲搭便機出境，只要獲得該基地司令之許可即可，故彭教授亦可能暗中透過 美籍姑息份子之關係，取得該基地之協助，而安全順利出境。

看《逃亡》一書之後，才清楚的知道，除了瑞典政府外，並沒有任何外國政府的援助，只有來自民間私人的幫忙，除了美籍傳教士、牧師娘、日本友人外，就是國際特赦組織在瑞典的「彭案小組」成員的營救。

彭 教授的逃亡是在1970年1月3日晚上從台北松山國際機場，並未拿中華民國護照，而是持日本護照，撕下別人護照上的相片，再換貼自己的照片，配合易容變 裝，正式從國門離境；一路經香港、曼谷、蘇聯的Tashkent、丹麥的哥本哈根到瑞典的斯德哥爾摩，終獲瑞典政府給予政治庇護。此時台灣的特務，在其後 的一段時間，仍然繼續向上級報告彭教授的「行蹤」，說某日某時彭某到某處，或到某處用餐，都有監視到，更證明逃亡的完美。

彭資政寫到曾經對 美國政府作最後的求援，也透過與當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相識的日本資深媒體人數次致函季辛吉，請他幫忙讓彭教授能夠出境，因為季辛吉曾兩次邀彭參加 在哈佛及在東京舉行的國際會議，兩人相當熟識。案發後，不只美、日兩國政府不同情，季辛吉也很冷漠。資政說「政治的冷酷無情令人噓唏」。

後 來，彭資政終於恍然大悟，原來季辛吉當時正在秘密策畫接近中國，而不願插手此事。1969年1月20日尼克森總統就職，任命蘇聯專家季辛吉出任國家安全顧 問，負責執行「尼克森主義」，主張世界新秩序的維持，需要其他國家共同來承擔，使其他國家的衝突成為美國的衝突之時代已經過去，亟需改善美、中關係避免 美、中衝突，利用中、蘇衝突平衡美、蘇勢力，也想利用中、蘇對越南的影響力來讓越戰越南化，讓美軍全身而退。一年後，尼克森在國會的外交咨文正式稱呼中共 的國號中華人民共和國。

1971年5月季辛吉正式訪問北京，在與周恩來總理的初次談話中就已承諾美國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支持台灣 獨立，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與此同時，羅吉斯國務卿於1970年春邀請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訪美，尼克森總統當蔣經國的面保證「我絕不會出賣你們」。 1971年5月我駐美大使沈劍虹呈遞到任國書時，尼克森重申支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

接著是1971年7月9日季辛吉以「肚子痛」 經由巴基斯坦秘密訪問北京，7月15日尼克森正式宣布季辛吉訪中回國，其本人願意接受中國的邀請前往北京訪問，1972年2月所謂「改變世界歷史的一週」 的中國之行，尼克森在1972年2月22日就台灣問題提出五項原則，第一項就是：「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今後不再提台灣地位未定。」2月 28日美、中雙方發表上海聯合公報。10月25日蔣介石的代表被逐出聯合國。

這是國際局勢的現實，在美國國家利益至上下，彭教授當年的逃 亡計劃希望得到美國政府的暗助，季辛吉國安顧問的同情，顯然是一廂情願。然而一些認識不久的美國傳教士願意冒死相救，不管是出於俠義之心，民主信仰，基督 教義都令人感佩。一趟「逃亡之旅」沒有變成「死亡之旅」，是命運安排，也是上帝的旨意。

至於法國大文豪大仲馬筆下的世界名著《基督山恩仇 記》送來監所，有些政論性節目的所謂名嘴竟然誣指瞎掰說我想要「逃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基督山伯爵唐泰斯在小說裡的角色扮演，引人入勝的地方不是 逃獄，而是含冤入獄後恢復自由身，如何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從冤獄的受害人變成正義的化身。

本來是喜事一樁，水手唐泰斯遠航歸來，就在跟 美麗姑娘梅爾塞黛絲訂婚儀式上，船上的會計唐格拉爾和姑娘堂兄費爾南竟不懷好心，沆瀣一氣，密告誣陷唐泰斯是拿破崙黨人，在場的裁縫卡德魯想要阻止，卻因 醉酒不省人事。訂婚宴席上，憲警帶走唐泰斯，代理檢查官維爾福為了自身利益，罔顧良心的把無辜的唐泰斯定罪並關進伊夫堡的地牢監獄。唐泰斯打破瓦罐，用瓦 片挖堅硬的水泥牆，因而認識關在地牢另外一間的神甫法里亞，是這位集人類智慧於一身，為祖國統一而奮鬥的義大利神甫將唐泰斯造就成了一個學問淵博，無所不 能的奇人，並且讓他得到了基督山島上的寶藏，才能在出獄後，把三個害他的仇人，破產的破產，自殺的自殺，起的起，都得到應有的報應。

雖然， 我在牢房無桌無椅，但有筆有紙，解除禁見後可以寫信看報紙，聽廣播，看數位電視，比唐泰斯在古代地牢好多了。他要用煙炱融化在葡萄酒裡自製墨水；用鱈魚頭 的軟骨作筆的材料；用送來的肉把肥膘切下熔煉成油脂作蠟燭；兩塊碎石和燒焦的襯衣加上一點硫磺就可點火。現代牢房不必擔心紙筆，燈光，但不可能有瓦罐 可以打破，更不可能用鐵鉸鏈去做鑿子、鉗子和撬棍，都是一天二十四小時全天候錄影監視，哪有獄卒走了，可以有十二個小時自由行動，挖了50尺的地牢通道連 通兩間囚房，而獄卒一點都沒發現。尤其囚犯死了，還可以代替死人被丟到大海逃獄，這在現代監獄是不可能想像的。法理亞神甫死了，唐泰斯用小刀把裹屍布袋剝 開，將屍體抽出，放在唐泰斯自己的床上裝成睡著了，而唐泰斯本人再鑽進剝開的屍袋，從裡邊再縫上，也只有古代才做得到。

彭明敏教授的逃亡是拿變造的外國護照公然離境；唐泰斯水手的逃獄是裝作死人，雙腿綁著36磅重的鐵球丟向海裡。不論是借用活人，或利用死人，都要借殼才能上市，借屍才能還魂。

2008 年11月11日，我第一次被特偵組檢察官向台北地方法院聲請羈押，是引用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規定，易言之，並未以被告逃亡或有事 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為羈押理由。是2008年12月12日及2008年12月18日台北地方法院周占春審判長的合議 庭兩次無保釋放後，原承審法官被換掉，改由蔡守訓審判長的合議庭續審，才開始有被告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的羈押理由。

而為什麼我沒有逃亡，卻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致必須羈押，每次的裁定依據均有不同。主要的理由臚列如次：

2008年12月30日再羈押理由，說我兩任總統，長達八年，權傾一時，縱現在已卸任，實際上仍屬具相當影響力之人士，鑑於檢察官提出之國內外涉犯重罪之權貴人士，棄重保逕予潛逃，甚至流亡境外之例，比比皆是，認仍有事實足認我有逃亡之虞。

2009 年3月3日第一次延押理由，說我在押期間，縱人身自由已受限制，仍有出書或經外國媒體刊載訪問文章之情事，或絕食引發身體不適，固屬言論自由之一環，或性 質屬原因自由行為，認被告主觀上顯存循法律外途徑干擾司法正常進行之意思。被告在押期間，尚且干擾訴訟效率之進行，若逕予釋放，非無逃匿可能。

2009 年5月11日第2次延押理由，說我縱已卸任總統，實際上仍具相當影響力，此由前往台北看守所會見者，不乏社會知名人士(見地院接見卷(一)、(二))即可 知悉。被告人身自由雖受限制，仍利用出書(第二本書)、由案外人轉述對外發言或召開記者會等方式展現其影響力，被告主觀非無循法律以外途徑干擾司法訴訟之 獨立進行之意思。又聲請撤銷羈押及是否延押程序進行後，被告絕食並對外發表激烈之政治迫害聲明，企圖援引外力干擾司法訴訟之獨立進行及裁量，若逕予釋放， 其非無以各類方法拒不到庭，甚至逃匿。

2009年7月13日第三次延押理由，說我在任時曾向吳澧培資政表達卸任總統後，常常會到國外去， 希望幫忙安排。我問過AIT楊甦隸處長，我出國應該沒問題。以及卸任總統後，7月2日向外交部以最速件申辦加註TAIWAN的新護照，而認護照可在未遭撤 銷前，持以向他國申請境外停留之許可，被告逃匿避訟之可能性極高，已有具體事實可認被告有逃亡之虞。

所以做過總統的人都會逃亡，因為有影響 力。人關在看守所，還有人去探監，而且不乏有頭有臉的社會知名人士前往會面，就會逃亡。此外在獄中出書、外國媒體專訪、經轉述對外發言，透過他人在外開記 者會，或者絕食期間還發表激烈聲明等等，不是在展現影響力，就是在援引外力干擾訴訟。人關起來，自由受到限制都這樣，一旦釋放，「誠難想像」人不會逃亡出 去。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正式成立前，依據1947年實施之中華民國憲法選出首屆總統蔣介石、副總統李宗 仁，1948年5月20日在南京宣誓就職。八個月後，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總統下野，離卸總統職務，成為一介平民，由副總統繼任總統。1949年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1949年11月20日李宗仁總統飛往香港，隨後流亡美國，而蔣介石則在同年12月亡命台北。這才是總統級潛逃流亡之 例。

而檢察官所舉國外元首之例，一為祕魯總統藤森，一為泰國總理塔克信，前者係在當總統時出訪日本，在日本期間宣布辭去祕魯總統職務；後者則是在總理任內，至英國訪問，被國內發動軍事政變，而滯留國外，均非潛逃流亡可以比擬。

2009 年8月10日甫過逝的菲律賓前總統柯拉蓉．艾奎諾夫人，生前曾在馬可仕戒嚴時期，和其家人被逮捕，在美國前總統卡特干預下，馬可仕將被判死刑的艾奎諾及其 家人放逐美國。1983年艾奎諾執意返國，準備參加總統競選，卻在馬尼拉國際機場步出華航班機時遭暗殺身亡。柯拉蓉返國處理亡夫喪禮，1985年被反對陣 營共推參選菲國總統。1986年2月15日，柯拉蓉敗選，一週後發動不流血的人民力量革命，幾百萬的菲國人民走上街頭反對獨裁統治，包圍總統府。1986 年2月25日，柯拉蓉和馬可仕分別宣誓就職總統，但馬可仕當天晚上就在美國的安排下流亡到夏威夷，終其一生。

艾奎諾參議員是反對馬可仕政權 的在野領袖，被戒嚴統治的獨裁總統逮捕並處死刑，他並未逃亡，而是在美國政府當時的卡特總統介入下，被馬可仕趕出菲國，流放美國。一樣地，馬可仕 1986年2月25日宣誓就職菲國總統，不僅得不到廣大民眾的支持，軍方國防部長、參謀總長率領三軍部隊陣前倒戈，天主教領袖並呼籲馬可仕下台，但馬可仕 及其家人在四面楚歌之下也沒有逃亡，最後連美國政府都不支持他，馬可仕及其家人士在美國安排下搭乘專機被送到夏威夷。很清楚地，艾奎諾也好，馬可仕也罷， 他們離開菲律賓，人到美國根本用不到菲國護照，更不必辦理美國簽證。

就如同彭明敏資政，1970年1月3日離開台灣，並未持有台灣的護 照，1月5日正式申請政治庇護，身上既無護照，亦無任何證件及真實照片。蔡守訓法官說我在2008年7月2日申辦台灣新護照在未遭撤銷前，可以持向他國申 請境外停留許可之用，顯係硬拗栽贓，我之所以申辦新護照，最主要是我的護照長久以來未經使用，不知道早已過期而失效，因為最後一次使用是1999年12月 到英國、比利時、荷蘭訪問；2000年3月18日當選總統5月20日就職，八年總統任內，從2000年8月到2008年1月，前後14次出訪，都是拿元首 特別通行証，從未持用護照。

是2007年11月及2008年4月，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兩次邀請我擔任2008年9月6日，在美國紐澤西舉 行年會的主題演講人，加上歐美地區還有一些邀請，由於美國簽證必須提前磋商，專案處理，才想到把將近九年未使用過的護照拿出來看看，發現護照有效期限到 2005年1月4日屆滿，順便申辦加註TAIWAN的新護照，這是我總統任內所推動的台灣護照，以免被混淆誤會為中國護照，對我來講意義重大。

我 在7月2日向外交部最速件申辦護照，翌日並以新聞稿對外說明，是公開的申辦護照，不是偷偷摸摸。何況向馬英九政府外交部洽辦，更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覺，對已 被境管的我，外交部是要向最高檢察署特別偵查組報告的。我要潛逃，難到還要敲鑼打鼓，唯恐天下不知嗎？一件單純的舊護照過期，重辦新護照竟穿鑿附會為有事 實足認有逃亡之虞。由於7月4日特偵組傳票，通知7月24日第一次庭訊，有關應邀出訪及辦理美簽之事也就不再考慮。假如申辦新護照是足認為有逃亡之虞的事 證，則2008年11月11日特偵組聲押，並未以此為羈押理由，更未以援引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據為聲押，即使 2008年12月30日再羈押，2009年3月30日第一次延押，2009年5月11日第2次延押均未提及申請新護照的羈押原因，直到一年後7月13日第 三次延押始作為羈押原因。台灣俚語：「半瞑喫西瓜，反症」，或許是最佳詮釋。

我一生以作為台灣人為榮為傲，願意竭盡心力為台灣的民主進步 及台灣的獨立建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1979年1月1日台美斷交，台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有些在美國的親友一再警告台灣很快會沉掉，美國已經放棄台灣， 台灣被中國共產黨統治是遲早的事，趁著現在還來得及逃離台灣，為何不趕快移民美國，先申請綠卡。我仍然對台灣自己的國家深具信心，不但不為所動，而且矢志 留在台灣共生死。1979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高雄市發生了1947年228事件以後的最大政治事件－美麗島事件，在一片風聲鶴唳中，我毫無所懼地 挺身而出，為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的龍頭黃信介先生義務辯護，並在1981年9月出馬競選台北市議會的議員。因為我認為為美麗島事件最好的辯護不在有形的軍 事法庭，而是在人民的良心法庭；最好的上訴，不是幫當事人聲請再審，而是步民主前輩之後塵，繼續走他們未竟的政治之路。三十年來，我選擇留在台灣，並走反 對陣營的政治路，再多的辛酸苦楚，再大的打擊威嚇，坐輪椅進黑牢，無怨無悔。

我心裡明白，要作有尊嚴的台灣人，不做懦弱的中國奴，是要付出 代價的。特別台灣要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主客觀因素告訴我可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國際情勢的現實，對岸中國的蠻橫，內部環境的複雜，在在說明這是一條坎 坷難行的獨立建國路。隨著年紀的增長，經過不同的閱歷，從地方到中央，從民意代表到行政首長，從首都市長到台灣總統，從一國元首到身陷囹圄，更讓我深深 覺得這條路走來固然不孤單，但卻發現要付出的代價越來越大。

我愛台灣，我愛我的國家，三十年來從未想過移民，更不曾有過任何腳踏兩條船的念 頭，要去拿美國、加拿大、澳洲等任何國家的永久居留權。堅持孩子在自己的國家受完大學教育，絕對不做小留學生。如果我要逃亡，2任八年總統，我可以做很多 的事情，我不必在2006年11月底把大腹便便懷孕八個月的媳婦叫回來生產，人家馬英九可以做美國人的爸爸，為何我不能做美國人的阿公。我不僅拒做美國人 的阿公？連台灣人的孫子要去美國念書我都不鼓勵不支持。我如果要逃匿避訟，我大可利用出訪的機會尋求政治庇護，或者利用出訪辭掉總統，再由繼任總統特赦 我。我選擇面對，無所逃避，竟被扭曲抹黑成我一心一意想要逃亡，對我而言，是不可承受之重，更是我一輩子熱愛台灣的最大羞辱。

任何一位以政 治為終身職志的人不可能離開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人民，縱使一時離開，終究不可能永遠離開。搞政治的人再怎麼流亡海外，最後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土 地，所謂落地歸根。無根的浮萍是無法長久存活的，沒有自己國家的土壤灌溉滋養，最後一定會死掉。身為政治人物，大家都知道「離此一步，即為死所」的道理， 明知回國會失去自由，甚至犧牲性命也要冒死歸國，爬牆回家。艾奎諾如此，金大中亦然，剛被罷黜的賽拉亞何嘗不是。

在戒嚴時期的黑名單時代， 在懲治叛亂條例「二條一」，刑法100條思想會叛亂尚未廢除的時代，多少台獨領袖視死如歸，一個個回台衝撞體制，衝破禁令，明知回國是通往監獄之路，仍然 前仆後繼，無畏無懼。因為他們充分理解搞台獨不能一直在美國、在日本、在巴西，在海外搞，最後還是要回到台灣。不然搞台灣獨立，不在台灣的土地上，不和台 灣人民一起，不能成為土地上的運動，蔚為人民所信仰，怎麼會有力量，進而邁向成功呢？

「逃亡」對很多政治思想家運動家來說，不 是目的，不是終極目標。「逃亡」只是一時的過程，階段性的手段，不是政治志業的結束終點。「逃亡」意味著「轉進」，「逃亡」不是走向死亡，「逃亡」是為了 避天災人禍而流浪異鄉，「逃亡」不是為死亡而逃，「逃亡」是為保全生命而逃，「逃亡」的同義詞應該是「逃生」。至於因犯罪而逃亡到別處去，不是逃亡，那是 「亡命」。

1952年4月28日華「台北和約」在台北賓館簽訂時，日本學者政要認為當時的蔣介石政權是「亡命政權」，並不代表中國，蔣介石政權是「不法佔據」台灣。

無獨有偶地，將近二十年後，亦即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第26屆第1976次全體會議通過2758號決議文：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大會回溯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考慮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對於維護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組織根據憲章所必須從事的事業，不可或缺。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它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立即趕出蔣介石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機構內的代表，因所有席次皆非法佔有。」

換 句話說，不只「台北和約」在1952年4月28日簽訂時，日本的學者政要認為蔣介石政權是「亡命政權」，是「不法占領」台灣。1952年8月5日「台北和 約」生效前必須經過日本國會的審查通過，當時日本外務省官員在國會答覆有關本和約的效力範圍時，明白指出本和約的簽訂，並不代表日本承認台灣，澎湖歸屬 「中華民國」。因為「台北和約」第2章規定：
「茲承認依照1951年9月8日在美利堅合眾國舊金山簽訂之對日和平條約(以下簡稱舊金山和約)第2條，日本業已放棄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以及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依據與要求。」

而代表國民黨政府與日本談判「台北和約」之簽訂的外交部長葉公超在立法院報告並備詢時，被批評談判失職，他坦承台灣、澎湖的主權並未轉移給「中華民國」，日本亦無權移轉。

「台 北和約」的締約雙方，日本政府與國民黨政府的說法完全一致，依據「台北和約」承認「舊金山和約」，日本只是放棄對台灣、澎湖的權利，並未轉移台澎的主權給 「中華民國」或「中國」。連中國故總理周恩來於1971年10月21日和美國國安顧問季辛吉會談時，周恩來甚至抱怨「舊金山和約」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的權 利，而不明定歸屬，那是留給眾國，不知道這條約是誰擬訂的。周恩來痛罵蔣介石「霸佔台灣」，「對日和約」未言明台灣交給誰，只說日本放棄，「我有理由罵他 是賣國賊」。

另外在國際社會，最大的組織聯合國也在1971年10月25日的2758號決議文，明確指出蔣介石的代表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 機構的席次均屬「非法佔有」，而被逐出聯合國大門。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既未提到「中華民國」，更未提到台灣，遑論說到台灣是中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固然代表中國，但無權代表台灣。蔣介石政權及其代表既不代表中國，又「非法佔領」台灣，「霸佔台灣」殊屬顯然。從蔣介石亡命來台 時自己所講的一段話更足以證明。

蔣介石在國民政府時期，曾有兩次「下野」，「下野」者「軍政領袖引退也」，所謂「引退」，就是「告退」、 就是「辭官」。第一次是1927年蔣介石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被桂系李宗仁聯合其他反蔣勢力所逼退。第2次是1931年蔣介石出任國民政府主席，粵系、 桂系聯手通電倒蔣，迫使蔣介石辭退主席職務。1948年蔣介石與李宗仁在國共內戰期間分別當選為行憲後首位中華民國總統與副總統，1948年5月20宣誓 就職，但翌年，1949年1月21日隨即在國共和談及副總統李宗仁的壓力，第三次「下野」，辭掉總統職務，由副總統李宗仁繼任總統。辭官下野不是「不能視 事」，而是「總統缺位」，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第49條規定，自應由副總統「繼任」。

如果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總統仍在， 只是「因故」，如因病、或動手術必須全身麻醉幾個小時，以致不能視事時，依據憲法由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副總統還是副總統，副總統不會變成總統。一旦 總統生病痊癒，或者麻醉手術過後，已經恢復意識，可以上班可以視事，隨時拿回總統職權，不必「代總統」的副總統同意。1950年1月蔣介石託請白崇禧致電 在美的李宗仁籲請李宗仁辭去「代總統」，仍任副總統，由蔣介石復職任總統，為李宗仁所拒，李宗仁認為當時無法召開國民大會選舉總統，蔣介石復職亦屬違憲。 李宗仁「代總統」不是憲法「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而是「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否則蔣介石要復職任總統，何須代行總統職務的副 總統同意。可見蔣介石的總統職務早因下野辭官引退，而失去總統職務，不可能自行宣布復行視事，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並無離職總統得逕行自動宣布復行視事的規 定，1950年3月1日蔣介石總統在台的復行視事，絕對是違憲的無效行為。

更何況「中華民國」已經滅亡，這也是蔣介石本人自己說的。1950年3月13日，蔣介石在台北陽明山莊對中國國民黨幹部講話，原文如下：

「我自去年１月下野後，到年底為止，為時不滿一年，大陸各省已經淪陷，今天我們實已到了亡國的境地了，-----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我們今天已成了亡國之民。」(參見1950年10月國防研究院出版《蔣總統集》第2冊(演講))

蔣介石的「亡命政權」藉由「中華民國」的殭屍再度復活，直到1971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又死了一次。

(完稿於2009年8月)

台北市的城市造災運動

by 廖本全 2010/10/21

選 舉這件事，非得搞得如此恐怖與邪惡嗎？台北市政府在選前積極進行保護區變更案的大清倉。首先在9月20日第617次市都市計畫委員會通過「變更臺北市信義 區福德段四小段135地號等7筆保護區土地為宗教特定專用區（松山慈惠堂）主要計畫暨細部計畫案」，再於9月28日將「變更臺北市北投區行義路一小段49 地號等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再提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本案於2008年市都委會第581次會議通過），緊接著將在10月25 日召開第619次市都委會審查「變更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5段大湖公園北側部分保護區及道路用地為社會福利特定專用區（慈濟）主要計畫案」。

讓違法「就地合法」

這 三案，因分別涉及三大利益、宗教或慈善團體，面對龐大的選票，北市府用盡各種方法讓所有的違法「就地合法」，並美化其名叫做「輔導合法」。其中，即將於近 日審查的慈濟內湖基地案，因順向坡、回填湖區、谷地集水區、礦坑、斷層等不利的自然條件，形成典型環境敏感地區與潛勢災害風險地帶，是劃設保護區的癥結， 多年來保育團體努力反對本案變更，沉寂數年後，竟藉由選舉重返戰場。

郝市政府應該（但拒絕）面對保護區變更的基本命題，包括為何要變更保護區為他用？該區保護的條件消失了嗎？社會福利特定專用區可以凌駕於國土保安、水土保持、維護天然資源及保護生態功能嗎？為什麼不進行保護區通盤檢討，而任令權力者挑戰保護區並為其一一開門？

市 府在都市發展政策白皮書中對市民有「積極保育保護區、避免自然生態敏感區受衝擊與破壞」的承諾。但這些案件的通過勢將破壞保護區的體制且違背社會公益，更 嚴重的是後續效應，保護區的變更將瓦解城市維生、維安機制，製造城市災難，難道市府渾然不覺？抑或這是郝市長有計畫的造災運動？

政治人物只為自己的明天而活，為選票、為連任，拿市民的明天當賭注，是絕無僅有的台灣政治風景，夠狠，真的夠狠。

(作者為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系副教授 )

【昨天的歷史經驗】台灣與大陸政權的隔離與發展!

by sophist4ever 2010/10/21

在 目前藍綠雙方就中國政策的攻防中，「鎖國」與否一直是個爭辯的焦點議題。過去或目前的台灣是否鎖國，辜且先不論，但是台灣的發展歷史中，卻有一個很有趣的 現象，倒是頗值得拿出來聊聊，那就是「台灣發展的歷史都與中國的鎖國政策或兩岸的隔離，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甚至簡而言之一句話來說，就是歷史上台灣的 發展機運，都是在與中國這塊大陸出現分離的時期。

 

明 朝的海禁，是台灣發展史上的第一個契機。原本靠捕魚為生的漁民，為了生計只能冒險繼續從事非法漁業活動，既然在大陸沿海有海禁，那就不如另尋一個基地，而 當然被明朝視為化外荒地的台灣，就是首選的目標。台灣漁業的興起，帶動的是漁獲加工品的貿易，海禁下的走私商人反正就是要走私，將中國的絲綢、茶葉運出來 賣，不如就選在台灣當貿易中繼點，一方面比直接運到日本、南洋方便，另一面返航時可以載鹽魚、鹿脯、烏魚子回去賣，一趟路賺兩筆錢。

日 本與南洋的海商或海盜，也樂於到台灣進行貿易，原因在於明朝的海禁與貿易限制，讓這些人無法在大陸沿海港口作生意，就算要搞走私也還要先打點腐敗的官員， 那就遠不如直接到當時無法無天的台灣來，把貨物賣給中國走私商人比較方便。同時再大量購買中國走私出來的貨物與台灣的加工漁獲，拍拍屁股準備回家再賺一 筆。因為明朝的海禁，讓台灣成為新的漁業基地、貿易中繼站、走私天堂，也因此開啟了台灣的第一波發展。

稍 後荷蘭人東來，尋求與大陸沿岸地區進行貿易被拒，也選擇到台灣落腳，希望就近伺機與中國進行貿易。集海盜、海商、官兵等多重身份的鄭芝龍就成為荷蘭人的合 夥人，發展出新的貿易走私網。這一票人在那個明朝海禁的年代，獨佔海上貿易大餅，吃香的喝辣的，讓鄭芝龍富可敵國，讓荷蘭人打算長期經營台灣。明朝覆滅 後，清朝初期因為台灣的問題，繼續施行海禁，鄭成功與鄭經父子得以故技重施，從中國走私貨物，武力控制海洋，壟斷與大陸地區的貿易，台灣的鄭式海商集團盛 極一時，也為台灣的建設奠下基礎。

明清兩朝的海禁，讓台灣成為當時重要的海洋貿易中繼站。

鄭 式王朝覆減後，台灣進入清領時期，清朝的海禁逐步廢馳，日本、南洋的海商船隊直接可以到大陸沿岸港口進行貿易，台灣雖然也同樣可以從事與各地的貿易活動， 並輸出漁獲、山產、蔗糖等，但是重要性已經大不如前。就明鄭而言，台灣是整個海上貿易網的交換中心，就清朝政府而言，台灣只是無足輕重的邊陲小島，當台灣 與這片大陸已經不再隔絕，卻也失去獨佔性，台灣的發展因此停頓。清領兩百餘年，能寫入課本吹噓的，竟然也就只有後期的沈葆楨、丁日昌、劉銘傳三人。最後甚至在馬關條約中，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

台 灣進入日治時代，在政治上是與大陸上的政權完全隔離，雖然在海運交通上是暢行無阻，但是畢竟是分屬兩個國家，台灣因此幸運的躲過中國在清末民初的動盪。接 下來中國軍閥的割據混戰，兵匪橫行，台灣也都幸免於難。同時台灣身為日本的南進擴張基地，開始了現代化的建設。在中國陷入民國時期的內戰時，逐日富強的日 本，則是東北亞的經濟火車頭，台灣是日本與東南亞地區的交通中繼樞紐，讓台灣得到了另一次的發展機會。

二戰初期，台灣是侵略國的一部份，戰爭末期又僥倖是跳島戰略中被跳過的那一個，免於兵災之禍。

但 是二戰結束，日本放棄台灣的主權，盟軍將越南與台灣委由中國戰場最高指揮官蔣介石來接受佔領。越南強悍的打跑了去接受的中華民國軍隊，但是台灣選擇「回歸 祖國」，與這塊大陸又連在一起，卻因此捲入國共內戰中。不只經濟跟著中國崩盤，台灣人被迫拿四萬換一塊，接收台灣的國民黨貪官污吏還激起二二八事變。台灣 最後糊里糊塗的變成所謂的復興基地，在白色恐怖下，負擔著沉重的軍費開支，而國共內戰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更讓今天的台灣連個被國際社會承認的身份都沒 有。

但是誰會知道中國共產黨作繭自縛，在冷戰裡成為鐵幕中的一員， 台灣雖然差點就萬劫不復，但是一個鎖在鐵幕中的中國，讓台灣又與這塊大陸上的中國政權分開。台灣在政治上成為圍堵共產勢力的一員，在經濟上則因為共產中國 對民主陣營採取隔離鎖國政策，反倒讓台灣又成了東亞海上貿易線上的中繼站，與日本、南韓、香港、新加坡一起成為了新興經濟體。反正誰都無法與中國共產黨政 權控制下的這塊大陸作生意，那就不如與周遭國家進行往來，一來可以鞏固民主陣營的圍堵線，另一方面也有「和平演變」鄰近共產勢力的用意，可謂一舉兩得。

台 灣就在這樣的機緣下經濟起飛，但是蘇聯瓦解，東歐共產政權紛紛垮台，中國被迫走向改革開放，台灣也在走向民主化後，開始與中國進行接觸。語言與地理環境的 便利，讓台灣成為最快與中國來往密切的國家，台商隨著各國商人一起西進，中國不斷開放並吸取養份，很快的這塊大陸上的龐大市場，成為了整個東亞的新焦點， 台灣又再度邊緣化，追逐利益的商人想的是，可以進軍龐大的中國市場，何必眷戀小小的台灣。而且台灣不止在經濟上成為邊陲，在政治上更是倍受打壓，與中國越 接近，台灣就越像是中國的一部份。

若從結果論來說，歷史上的中國與台灣，似乎是相剋多於相生。

很多人愛談雙贏，但是如果本質上就互相排斥或有競爭關係的對手，那要如何雙贏??獅子與羚羊有可能雙贏嗎??獅子不吃羚羊就會餓死，羚羊不跑就會被吃掉，我還真的挺好奇的，獅子與羚羊會有雙贏模式嗎??

皇帝最清廉

by ghost_twtw 2010/10/11

１０月１０日是個無聊的日子，各種媒體報導的都是差不多內容，好像這一天世界都沒事，電子媒體也是差不多的畫面，除了大官唸一唸文章，喊一喊口號，就這樣無聊的過去了．

不過今年倒是有一件是跟往年不同的事，名設計師贈送一套禮服給總統夫人，大家好奇的看著，到底設計師的服裝如何，終於在電子媒體鏡頭看到，穿著名設計師禮服的總統夫人．

雖然我不是什麼服裝美學專家，但是看了一看，總覺得怪怪的，好像不太合身，不知是衣服設計差？還是總統夫人身材差，沒有模特兒的衣架子身材，雖然還不到一朵鮮花配上牛糞的程度，但總覺得不搭嘎．

記 得以前藍營的名嘴們，總是批評吳淑貞收禮是藉端藉勢，認為如果不是她老公當總統，誰會送她禮．這下可怪了，周美青怎麼會收下這套名家設計的禮服呢？難道也 是藉端藉勢嗎？她老公沒當總統有人會送他禮服嗎？況且台灣身材好的名模多得很，隨便找一位出來，穿上名家設計的禮服，一定更賞心悅目，不是嗎？

馬英九曾經為了表示自己的清廉，說過連一個馬克杯都不能收，怪怪這句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嗎？意思是送馬克杯不能收，只收名家設計的禮服嗎？名家設計的禮服，一套價格應該很高吧，可以買好幾拖拉庫的馬克杯吧．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不得接受市價新台幣三千元以上餽贈，號稱清廉的馬英九，怎麼會讓他老婆接受這套禮服呢？總該不會是因為禮服送給帶賽的，禮服的價值就貶值吧．名家設計的禮服被帶賽後，一套不到三千元台幣嗎？

媒體報導：總統府公共事務室表示，吳季剛表達贈送其所設計禮服時，府方即向法務部與政風單位查詢可否收受，經法務部及總統府政風單位審配法令規章，認定此屬於「公務禮儀」，依規定可受贈。

哇哩咧！「公務禮儀」是什麼鳥呀？怎麼沒聽說過，廠商過年過節送禮也是「公務禮儀」嗎？到底標準是什麼？政風單位也太扯了吧，竟然拿出這種理由來說明．不讀書也該看報吧．

南 方朔曾經在媒體投書，批評馬英九像崇貞皇帝，當時有人很不服氣，認為馬英九無能還不到崇貞皇帝的程度，但是要說到清廉，崇貞皇帝還真是清廉，沒聽過崇貞皇 帝貪污吧，因為天下眼睛看得到的，耳朵聽得到的，都是皇帝的財產，包括人民身家性命，甚至妻兒子女都是皇帝的財產，不是嗎？所以皇帝最清廉，因為皇帝貪污 是自找麻煩，也只是把左口袋的錢放到右口袋罷了，不是多此一舉嗎？

一套禮服算什麼？政風單位和法務部是不是吃飽沒事幹？這種問題還要研究，對清廉如崇貞皇帝的總統，一套禮服也只不過是從左邊的衣櫥，移到右邊的衣櫥罷了，還搞個不三不四的，毫無標準的「公務禮儀」，不是畫蛇添足嗎？想想看，政府一群官，還不如一個南方朔管用咧！

論「人性化」的社會價值觀

by Ajin  2010/10

 

正值雲程博貼上2010諾貝爾物理化學獎 一文後，網友博大們的討論很有意思，尤其eachouchen博比較幾個邦國花在研發的費用與產生一個諾貝爾獎的關係，日本顯然是比德國，英國更貴，而德國顯然是最便宜。產生一個諾貝爾獎人頭，越便宜當然是越好，代表投資報酬率最高。

eachouchen博提出質詢，為何日本會相差西方這樣大？更何況日本學界顯然是比德、英更努力工作的一群，各方面也西化得很廣泛，怎麼還會有如此誇張的落差？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要探討這問題之前，先說個今天的故事，因為從這故事讓俺體會到一些可能的解答。

男女老幼，沒有一個人喜歡去看牙醫。但不看又不行，即使僅是正常維修，也必須去。更何況早期俺在台灣看牙科的經驗，實在非常恐怖，這樣印象一直儲存在腦中，一坐上牙科的座椅，簡直有如坐上死刑台的電椅一樣。

印象中，台灣的牙醫很認真也很小心地診斷，治療，也很熱心地教導一些口腔保健常識。雖然台灣的牙醫們都很專業，也很和藹可親，但不管怎樣，哪種恐怖感就是揮不去。

今天去看的俺牙醫，在大約90分鐘的療程中，她（女醫師）一直沒停過的講笑話，不是刻意的笑料故事，而是非常自然的幽默，從最近發生的新聞，從國際匯率，墨西哥的渡假，英女皇的早餐 - - - ，談到俺們村莊的汽車修理場，消防隊 - - - ，每件事都有她的看法，並加上幽默的註解。

俺口張得大大的，注水與吸水兩隻管掛在嘴唇，喉頭猛吞水，還得注意呼吸不讓水嗆到，耳朵還聽著醫師的滔滔不絕。好笑時，要能保持不嗆到，這還真的需要一些功夫。然而俺的牙醫知道，啥時該停止讓俺喘口氣，好好笑一下。

整個（洗牙）過程雖然將近90分鐘，但一點都不覺得，而且整個緊張心理一點都不存在。

最 後 醫師還說一句，讓我笑到不行：「一天下來，我最累的地方不是手，也不是腳，是我的嘴唇！」還說：「因為我的老公不聽我說話，所以我只能用你們這些病人當聽眾！」

這位醫師她非是八婆或大嘴巴，不嘮嘮叨叨說個不停不行，而是她藉著製造這種愉快的氣氛來鬆弛病人的心理。那是一種受過如何處理病人心理的專業訓練所培養出來的功夫，是她整個療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份。這點或許有當醫師的博大，可以表示一些意見。

同樣的牙醫專業訓練，在台灣的牙醫就是一本正經，非常敬業地替病人治療，但俺這位牙醫，卻更進一步把這人人畏懼的口腔醫療程序「人性化」了。

回家途中，想到諾貝爾獎得獎人數與成本代價的問題，除了正規教育體系的因素，關鍵在於整個社會的文化是否採「人性化」！

「人性化」就是可以站在別人立場，「換我是他時，我的感受如何？」「人性化」是最主要的動機，也是最要緊的，至於可以滔滔不絕地說笑，那是技巧，是須要培養與訓練的。

這樣「人性化」的概念，在東方一直不存在。

東方注意的教育就是培養個人的傑出，以此作為成功的標準，完全疏忽了還須帶給旁人快感的「人性化」教育。結果，只有競爭，沒有合群的概念。一但是群，就僅想登上群頭，坐上龍椅為止。

這個「人性化」的概念，非常重要，重要到刺激思考與創作。因為驅動力不是個人努力要在某方面的展現，競爭壓倒群雄，而是在於「我」可以如何為「他人」創製出更舒服，更不痛苦，更不恐懼，更有保障，更安穩的環境。換句話說，朝著「人性化」發展的社會，就是以「利他主義」作出發點。

當這樣的社會價值觀若形成流行的文化時，自然而然，眾人所不喜歡的許多事，就會想辦法克服。從抽水馬桶到牙科用的麻醉藥，從垃圾的處理到音樂藝術的創作，一切就是透過細心觀察，敬業，思考，冒險探知，建立系統 - - - - 這就是西方社會的流行價值觀。

即使幾乎完全西化了，日本所呈現的還是具有東方邦國的特質，尤其文化上，家庭概念上，都無法徹底地如西方社會。個人的成就與群體的關係，還是拘限於以競爭為主的體制。換句話說，文化中所涵蓋「人性化」的成分還是遠比不上西方。

俺猜想，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日本造就一個諾貝爾獎得主的代價是西方邦國的好幾倍。

值得再追問的是：美國造就一個諾貝爾講得主的代價多高？這是很有趣的事。但美國是否能同質性地與其他邦國放在一起比較，這倒是可質疑之處

台灣智庫民調／主張獨立 爬升至五成九

by 自由時報 2010/10/10

台灣智庫昨在雙十國慶前夕公布最新民調指出，有五成九民眾明確表達台灣應該獨立，二成二傾向統一，僅有一成一認為會維持現狀。有五成四民眾更認為在馬帶領下，中華民國可能走向「被中國統一」。

這份民調是委託精湛民調公司在十月六、七日所做。問及馬英九上任後，身為中華民國國民，「光榮感有沒有增加」？民調顯示，六成五民眾表示沒有增加，只有三成一表示有。

五成四認在馬帶領下

中華民國可能被統一

有關統獨意向，有五成九民眾明確表達台灣應該獨立，二成二傾向統一，僅有一成一認為會維持現狀。

交叉分析發現，不僅泛綠民眾高達八成八支持獨立，泛藍民眾亦有三成八支持台灣獨立。

若再問在馬英九帶領下，中華民國比較可能走向「被中國統一」，還是「主權更加鞏固」？結果五成四認為會被中國統一，只有不到三成認為主權更加鞏固。

交叉分析發現不偏任何政黨民眾，亦有五成一認為會被中國統一。

民調也顯示，只有四成二民眾知道馬政府進行精采一百的慶祝活動，不知道比例達五成九。

對於建國百年的各項慶祝活動，更有九成六民眾表示「沒有參與感」；只有三．八％表示有參與感。

進一步詢問五都選舉若國民黨勝選，馬英九「有沒有可能在兩岸關係上開始與中國進行政治談判」？有五成二受訪者認為可能，回答不可能有三成四。進一步詢問，若與中國進行政治談判，是否擔心「會傷害台灣的主權」？結果有五成四會擔心，四成四表示不擔心。

〔記者蘇永耀／台北報導〕

花博的價值 由納稅人決定

by 紀志毅 2010/10/06

近日因台北市花博的花價問題，台北市政府常以「價格不等於價值」來回應外界的質疑。從經濟學的觀點，這句話只對了一半；另一半的問題是：價格低的還是價格高的東西，價值比較高？台北市政府應該是認為高價格的東西價值高，但經濟學的觀點未必是如此。古希臘的哲學家對價格機能有不少疑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鑽石與水的矛盾」：水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但其價格卻相當便宜；相對的，有沒有鑽石並不影響人的生命，但其價格卻相當昂貴。包括亞里斯多德在內的大哲學家，因而懷疑是否價格機能出了問題。這個「公案」持續困擾後來的思想家，直到19世紀末有了「邊際效用」理論後，才得到解答。

價值能否超過成本

水（以及任何產品）為消費者提供許多重要性不同的功能，為了這些功能，我們願意付出的價格也不同。當水稀少時，我們一定優先將它拿來延續我們的生命，也會不惜代價去搶水，這個代價大約代表水的價值。當水充裕時，我們會拿水來澆花，此時我們對於水所願意付出的價格，只反映了它所提供的灌溉功能，但水的價值，卻是我們為了它各種用途所願意付出的代價的總和，包括延續生命以及灌溉。換句話說，水的價格越低，它的價值越高。

在花博花價的紛爭中，北市府似乎把成本跟價值混在一起。花是否買貴了，影響的是花博的成本，以及花博的毛利。價值是由消費者看了花博後的感受而定，就像手工麵雖然成本高於機器做的，但消費者是不是認為手工麵有其價值，是看煮好的手工麵是否顯著優於機器麵，而不是老闆說了算。同樣的，花博的價值是由民眾而不是由北市府決定。另外，花博並不是由民間投資，因此，納稅人還要關心，花博創造的價值（所有參觀過的人的滿足感），是否能超過花博的成本。

和2006年泰國清邁的花博相比，台北花博要讓納稅人滿意可能很困難。清邁花博只花了18億元，其中原因除了土地及人工便宜外，還加上它是「世界」花博會，由各國興建自己的展覽館，相互爭奇鬥豔。泰國的觀光點向來對本國人免費或收低廉的門票，花博也是，因此各地泰國人參觀花博的人，都享受到了高「價值」。清邁的外國觀光客本來就多，一城的來客量就超過台灣，花博更是將人數推上高峰，賺進了大量外匯。展覽後，清邁將展覽場地整理成住宅用地，以低價格供建商建造平價住宅。這些平價住宅可不是大樓型的國民住宅，而是有庭院的平房或兩層樓房；這也算是清邁花博另外創造的價值。

台北花博已花費鉅資，雖然有台灣各式花卉，但看不到其他國家的。此外，國人票價沒有優惠，展覽後的用地目前用途不明，但可以預見的是，它只會讓台北房價更貴。所以，要和清邁花博的成就相比，只剩下吸引外國觀光客這項。我寒暑假都到清邁教書，華航台北直飛清邁的航線相當熱門，其中除了台灣觀光團，大多是在台北轉機的西方人。根據我的「懶人民調」，我聊過天的西方人都是純轉機，都不順便進來台北玩。我不期待有很多外國人專程為花博到台北，但如果台北花博展覽期間，能吸引這些到台北門口的人進來逛逛，也算是增添了花博的價值。

(作者為中興大學財金系教授)

蘇永欽擔任大法官 有問題

by 胡可飛 2010/10/06

馬先生提名蘇永欽擔任「司法院副院長及大法官」一職，姑且不論蘇永欽、蘇起兩兄弟的關係，就擔任「大法官」而言，恐有商榷之餘地。

一 九九六年總統直選後，蘇永欽即寫了「總統選舉後的憲政展望」一文，表示：「不論發動緊急權或決定國家安全大政方針，總統都需超然於政黨利益考量，追求最大 的共識。而要和行政院長維持良性互動，更不適合具有政黨主席的身分。如果行政院長屬於同一政黨，總統兼黨主席很難避免干預政策或人事的印象，不僅打亂憲法 的分權，且使總統陷入日常政治的糾葛」，顯見其理念反對直選總統兼任黨主席，該篇文章並收錄於氏著《違憲審查》一書頁三一九，顯見對其重視。

二 ○○八年十二月，正巧是馬先生選上總統後，同一個蘇永欽，在法令月刊第五十九卷第十二期上發表「雙首長制成功的訣竅在政黨」一文，表示：「對於不同政黨而 言，其具體組織方式未必一致，但只要轉軌到完全執政、完全負責的狀態，總統兼任黨主席也好、指定黨主席也好、提名黨主席而由黨員投票同意也好，他必須是實 質的執政黨領袖，通過政黨的平台，有效整合行政與立法部門在施政上的步調」。

同一個腦袋的蘇永欽，面臨同樣時空背景與憲政問題，甚至是同一 個黨，只因換了總統，意見卻有極大矛盾，恐令做為政大學生的我不得其解。且令人不得不懷疑，是否因與馬先生的私交，而影響到他的決定？如果擔任教職時言論 都會因人而異，那未來擔任「大法官」，要如何使人民期待司法將公平審理？

吾愛吾師，但吾更愛公平的司法—一個淺顯易懂的真理!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法研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