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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9日 星期二

從李光耀的「亞洲價值」看善霸與惡霸的雙重鏡像

 

 

 

 

 

 

 

◎ 李明勳/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讓「新加坡模式」逐漸成為一種「亞洲例外論」(Asian Exceptionalism),彷彿一切標準遇到新加坡後,都自然而然退居成為次要選項。即便許多證據顯示,亞洲價值充其量不過是獨裁政權的掩護,以合理化自身的獨裁統治;但無可諱言地,仍有許多新加坡民眾對亞洲價值欣然買單。

 

 

 

進一步探究會發現,整個新加坡社會猶如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面孔,在李光耀「亞洲價值」論述上,映照出「善霸」與「惡霸」的雙重鏡像。Macdonald Critchley1928)在《鏡像書寫》(Mirror-writing)中解釋,「所謂鏡像書寫……是指各種書寫字體以反方向書寫出來,個別文字因而反轉過來。書寫出來的文字必須擺在鏡子面前才能閲讀。」而「雙重鏡像」(double mirror)意指不僅左右顛倒,連上下也相反。本文以「雙重鏡像」的概念,重新理解新加坡社會如何在亞洲價值洗禮下,逐漸形成雙方互為顛倒、上下相反,但也同時並存的雙重鏡像之矛盾現象。

 

 

 

善霸?凡事都是為你(妳)好的「大家長」

 

 

 

誠如〈「亞洲價值」?新加坡與亞洲價值國家的人權實證分析〉1所 述,所謂亞洲價值包含五種特性:階層式的集體主義、家父長制的菁英領導、人際互惠性和調和、社群利益和和諧、儒家式家庭主義。如果將這五種特性做個正面的 形象包裝,即是「凡事都是為你(妳)好的『大家長』!」無可否認的,許多人認為李光耀就像是一位在家父長制下的大家長,照顧國家各種大小事,連個人的私領 域也不例外,因為大家長不管對自己做了什麼事,都可以在「我這麼做都是為你(妳)好」的論述下被掩蓋。大家長對於國民的照顧是一種恩賜與贈禮,要時時刻刻 心懷感激;即便要求自己做不想做的事,都要接受,因為他「都是為了我好」。換言之,為了整體社群的利益犧牲個人的利益,理所當然。如同李光耀所述(19872 

 

 

 

「我經常被人指控干預公民的私人生活。沒有錯,如果我沒有那麼做的話,我們不會有今天的成績。我講起這些不會有任 何一點悔恨的成分,如果我們沒有介入非常私人的領域,像是你的鄰居是誰,你怎麼生活,你發出什麼噪音,你怎麼吐痰,或是你說什麼語言,我們就不會有經濟發 展。我們決定什麼是對的,『才 不 管 別 人 怎 麼 想』。」

 

 

 

對李光耀而言,他對國家的想像不過是李氏家族的外延。政治就是聖君賢相,只有賢達的人才有資格擔任領導者。因此,人民行動黨自執政以來就一直注重人才的培養,好的政治領袖要兼顧品格、學識與紀律,總之就是儒家思想下的「正人君子」之典範3 。然而,到底誰可以成為聖君賢相、正人君子呢?判斷標準又是什麼?又是誰在判斷呢?可以想見的是,所謂的國家領導者往往符合儒家式的家庭想像,即「高教育的中產階級異性戀男性菁英」。他不會是低學歷,不會是中下階級、不會是女性,更不會是同志(LGBT)。 「大人說話,小孩子別插嘴」、「男人說話,女人不要表示意見」,其中的大人、男人即為亞洲價值所讚揚的道德領袖與菁英,而小孩子與女人則是那些不成熟的、 未見世面的、品德有缺陷的常民。這種只重視個人的菁英領導,而不容許反對聲音存在的「為你(妳)好」父權,在新加坡被發揮的淋漓盡致。

 

 

 

對擁戴者而言,「沒有李光耀,就沒有現在的新加坡」。當初被馬來西亞踢出聯邦,使新加坡被迫獨立,並在對其懷有敵意的伊斯蘭國家(馬來西亞和印尼)環繞內勉強求生存。然而,李光耀並未因此而一蹶不振;相反的,他反而讓新加坡這個蕞爾小島一躍成為經濟大國。從1959年的五百美元,到2010年時已超過五萬美元,如此輝煌的經濟成就,成為擁戴者屢屢傳頌的佳績。這種悲情式論調特別容易引起50年代的新加坡人民的同情,因為道德領袖必須在悲情傳奇中才能襯托自己的不凡與道德正當性。於是在「經濟發展」的大旗下,什麼都可以被犧牲,包括人權;為了國家整體的經濟發展,個人利益都必須讓步。藉由「亞洲價值」的提倡,來為自己的人權侵犯尋找託辭。

 

 

 

於是亞洲價值就在李光耀的反覆論述下,使「經濟發展」與「人權保障」幾乎成為兩個互斥且對立的詞彙。然而,對擁戴 者而言,新加坡不是沒有自由,他們可以選舉、可以投票,而這些都被視為是李光耀的「恩賜」,即便這只是最低限度的「選舉式民主」。而現代威權政體最獨到的 統治之術就是善於利用「自由的幻覺」,讓民眾以為我們很自由、很民主,但實則仍活在李光耀塑造的牢籠裡。
 
 

 

圖片來源:Nathan, Andrew. 2012. Confucius and the Ballot Box: Why Asian Values Do Not Stymie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91(4): 134-139.

惡霸?不容異己的鐵腕「獨裁者」

 

 

 

另外一些人則認為李光耀是不折不扣的「獨裁者」,不僅嚴格控制大眾媒體,而且運用「國內安全法」來打擊異議人士及 反對勢力,對人民的政治活動施加許多侷限和管制。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等成為遙遠的烏托邦想像。他一邊讓民眾享受經濟發展的甜蜜果實,一邊卻 高舉「亞洲價值」來鞏固自己的威權統治。如上所述,經濟發展和人權保障在李光耀的形塑下幾乎成為兩個對互斥且對立的詞彙。然而,這無疑是一種謬論,為什麼 發展經濟的同時必須以人權保障為代價?從台灣和南韓的發展經驗可知,經濟發展和人權保障其實是相互並行的。因此,不是經濟發展必然與人權保障相脫鉤,而是 統治者願不願意落實國民基本的人權保障。

 

 

 

簡言之,不是每個國家在經濟條件未臻成熟之前,就能夠合理推延權利的賦予和人權保障,而是「究竟國家能否為了經濟發展這樣的集體目標來合理化侵犯個人權利的行為?抑或是能否藉由侵犯人權來維持某一個政府的繼續執政?」對反對者而言,答案昭然若揭。然而,50年代起的新加坡國民卻活在李光耀的迷思下,深信「如果沒有李光耀,新加坡就不可能由當年的一無所有晉身為現在的經濟強國」。但實際上新加坡能有這樣的佳績,更多是因為過去的歷史、地緣政治等因素所致,讓新加坡早在30年代(英國殖民時代)就已是重要的貿易轉口港,從而為其後的經濟發展奠定基礎,而非李光耀個人的豐功偉業。另外,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與所得分配的經驗,並不支持威權體制成為「亞洲例外論」,反而成為民主作為普世價值的另一次驗證(林宗弘,20074 

 

 

 

近日,一位16歲新加坡青年余澎杉(Amos Yee)於YouTube上載一部短片,標題為「李光耀終於死了!」(Lee Kuan Yew is finally dead!)5, 他在影片中質疑李光耀「被過分的讚譽」,指李光耀是個「極具馬基雅維利色彩」(意指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領袖,批評「(李)是獨裁者,卻愚弄世人以為他 民主,給予新加坡人投票機會便裝作我們有選擇自由的模樣」。此外,李還全面箝制傳媒和教育,締造了「一個貧富懸殊、以物質富足論成敗」的社會。總之,就是 「假民主,真獨裁」。

 

 

 

影片一上載後,就吸引數萬人次瀏覽。但兩天後,該位青年即被警方逮捕,並控以「傷害宗教族群情感」、「片中出現淫穢字眼」與「蓄意散布侮辱的言論」3項罪名,其中「傷害宗教族群情感」最重可判3年監禁。自李光耀逝世以來,余澎杉並不是唯一批評李光耀的人,但卻是唯一因此被逮捕的6。新加坡基督教協會和新加坡保護記者協會均呼籲釋放該位青年,保護記者協會更指稱該事件「顯見當局是如何的鉗制言論自由。」事實上,該位少年只是表達他對李光耀的看法,就被入罪。設想這種狀況如果發生在台灣,那豈不是千千萬萬的「婉君」(即網軍)都要被入罪、被逮捕呢?

 

圖片來源:〈星國少年賀「李光耀終於死了」被逮 台幣44萬交保〉,東森新聞雲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0401/486899.htm

 

 

 

除了嚴格控制大眾媒體,他還運用《國內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來打擊異議人士及反對勢力,對人民的政治活動施加許多的限制與管制。新加坡「國內安全局」(Internal Security Department, ISD)被賦予非常大的權力,英國殖民時期留下來的《內部安全法》授權內部安全局可在必要時無限期拘留任何可能威脅種族和諧與社會穩定的人士,並可在不經審訊的情況下羈押多年7

 

 

 

基本上,他對於反對者的打壓策略,不外乎是控告、誹謗、使其破產,最顯為人知的就是1997年 的「鄧亮洪事件」。李光耀不僅控告其政敵鄧洪亮誹謗,加上稅局又指控鄧逃稅,最終牽連到其太太及子女,並查封他們全部資產。最後鄧亮洪不得不流亡香港,後 往澳洲尋求政治庇護。當年大選,鄧亮洪曾多次收到死亡恐嚇信,但向警局報案卻不受理。在其所著的《鄧亮洪回憶錄》中,花不少篇幅指責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用 行政和司法手段限制反對黨,並以操縱選舉時間、減少新聞採訪反對黨、針對反對黨勝選選區進行限制公共經費、選區重新劃分等等手段,操弄選舉制度和規則,確 保反對黨無法構成挑戰8

 

 

 

「鎮壓,是一種日益成長的習慣。我聽說幹這事就像做愛,第二次就會容易些!第一次有些良心上的創痛呀、罪疚感呀。但是一旦搞上了,重覆幾次,你就會越來越厚顏無恥,放手大搞了」(李光耀,1956年)。

 

 

 

1989年中國發生嚴重侵害人權的天安門事件,但李光耀卻公開為鄧小平辯護。他認為:「(鄧小平)當時想的是,『如果我要射殺20萬個學生,才可令中國免於陷入百年亂世,那就這樣吧!』」並聲稱「此一舉措與人權問題無關,是維護國家穩定的必要手段」。這種公然藐視人權的言論,也就不難理解為何他會被反對者視為「獨裁者」般的惡霸了。

 

 

 

無論是「善霸」還是「惡霸」,都是「霸」!

 

 

 

綜上所述,李光耀式的權術(新加坡模式)與亞洲價值,映照出兩種截然不同的鏡像。一方面,擁戴者看到他的「善 霸」,因為李光耀就是儒家式的大家長,他做什麼事都是「為了我們好」。為了經濟發展、為了社會穩定,人權保障與民主都必須讓位,成為次要的政策目標。這種 「為你(妳)好」父權在新加坡被發揮的淋漓盡致,總之就是菁英領袖高瞻遠矚的德政。

 

 

 

另一方面,反對者卻看到他的「惡霸」,不容他人表異議的鐵腕作風,使國家只存在一種聲音,即對李光耀的歌功頌德。 能做到這樣「一言堂」的國家,除了北韓之外,還有誰能與之相比擬呢?相比於經濟低迷的北韓,經濟蓬勃發展的新加坡卻反倒成為值得借鏡的「模範生」?同樣都 是獨裁統治和人權紀錄堪虞,只因為經濟發展程度不同,就有了截然不同的評價。

 

 

 

從新加坡模式中,驗證了「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AI)東南亞與太平洋研究主任魯佩特(Rupert Abbott)所述:「李光耀建立現代的新加坡,在經濟發展上他留給新加坡無人能及的遺產,然而他也留下了黑暗的一面,基本的自由與人權太常為了確保經濟成長而被犧牲,限制言論自由、消音批評聲浪依舊是新加坡人現實日常生活的一部分。」9

 

 

 

簡言之,「善霸」的鏡像映照出「為了經濟發展的集體利益而犧牲人權保障,也不足為惜」;相對的,「惡霸」的鏡像則 映照出「人權保障在經濟發展的大旗下,時常被忽視與犧牲」。不難理解的是,前者傾向支持亞洲價值,而後者則傾向反對亞洲價值。在「亞洲價值之鏡」下,所有 人皆無所遁形。從某一方向看入是善霸,反方向看回來卻是惡霸,彼此成為彼此鏡像的他者,共存在亞洲價值之鏡的兩面。

 

 

 

「亞洲」或「東方」是歐洲人在向外殖民的過程中,以歐洲作為「自我」,而以東方作為拓展的「他者」所形構的詞彙。 同樣的詞彙在李光耀的操弄下,使他一方面否定西方,一方面卻用亞洲價值來對自己的人民「再殖民」,是故人民始終是被拓展的他者。又,如何理解沒有民選基礎 的李光耀,為何可以聲稱有一種適用於全體社會或東亞地區的價值,叫做「亞洲價值」呢?在完全沒有徵得被亞洲價值所再現的主體的同意之下,就貿然宣稱所有的 再現主體都存在某種共享文化價值,因而使亞洲價值使終囿限於這種顯著的「錯誤再現」。

 

 

 

不管從哪個面向來分析,新加坡模式或許更像是一種「恐怖統治」,整個國家的運作奠基在「恐懼」之上。無論是「善霸」還是「惡霸」,都是「霸」,都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菁英領導與威權統治。人民遵守法律並不是真的內化了「法治」(rule of law)精神,而是因為「恐懼」,深怕自己一不小心就觸犯了嚴刑峻法,如鞭刑。表面上是城市的井然有序與和諧穩定,實則是對法律的「恐懼」,擔心因為挑戰體制,會讓自己原本安逸的生活付之一炬。基本上,整套法律體系其實就是為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的執政來量身訂做,形成「法制」(rule by law),法律只是李氏政權這個統治集團的工具,其立法目的只是為了方便專制體制的有效統治,而非保障全民福祉。

 

 

 

矛盾的是,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鏡像同時並存在新加坡的社會裡。不僅如此,連非新加坡社會亦如是。以台灣為例,李光耀 逝世的消息一傳到台灣,主流媒體極盡所能的歌功頌德與造神運動,只有在網路社群軟體上才有質疑李光耀的獨立新聞在散播。一方面,主流媒體映照了「善霸」的 面孔,為了經濟發展而犧牲人權保障不僅是基於情勢所迫,更是情有可原,甚至作為一種「價值示範」,足以成為他國仿效學習的模範。另一方面,社群軟體上的獨 立新聞則映照了「惡霸」的面孔,亞洲價值不過是獨裁者為了合理化自身獨裁統治的託辭。人權彌足珍貴,怎可在經濟發展的大旗下,就犧牲人權保障。

 

 

 

其中可能的解釋因素為「世代差異」,即上一輩的人習慣使用電視媒體和平面新聞,而電視向來是威權政府政令宣傳的傳 聲筒,因而使上一輩的人較有可能映照出李光耀的「善霸」;反之,年輕人則善於使用網路與新興科技,而無可諱言的,網路的興起使之較能逃脫國家政府的言論控 制,使真實的聲音較能在此平台上被體現,因而使新世代較有可能映照出李光耀的「惡霸」。因此,接觸訊息管道的差異,造成了這種雙重鏡像得以共存在同一個社 會裡。

 

 

 

第三代人權與亞洲價值

 

 

 

國際人權概念的發展大致有三個時期,第一代為公民政治權利,第二代為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第三代則為集體權利。其中第三代人權即建立在社群、集體聯帶關係(solidarity)和同胞愛(fraternity)的基礎上,透過大家努力方能實現之和平權、環境權、發展權等集體權(collective rights),亦即「連帶的權利」10。而李光耀的「亞洲價值」某種程度上即是以集體權利中的「發展權」為基礎來論述。根據《發展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第一條(關於發展權的定義):「發展權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由於這種權利,每個人和所有國家人民均有權參與、促進並享受經濟、社會與文化和政治發展,在這種發展中,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都能獲得充分實現。」11 1993年世界人權大會通過的《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再次重申發展權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

 

 

 

集體權利的主張容易被極權或威權政體錯誤的援引,以合理化自己的作為符合人權,例如他們會主張為了達成快速的經濟成長,違反國際所認可的人權是必要的、可辯護的,甚至認為是值得的。簡言之,犧牲個人權利來換取經濟成長的集體權利。李光耀「亞洲價值」的論證邏輯即是如此。

 

 

 

然而,筆者試圖揭開李光耀「亞洲價值」論述並不符合第三代人權的主張。第一,「亞洲價值」再現了誰的聲音?集體權 利的主張之前提必須「符合個人自主的程序」。如果全體人民是經過自主程序來主張「亞洲價值」,則此種集體權利將具有其合法性;反之,如果「亞洲價值」的主 張只是統治者個人為了滿足自己或政權的利益,則這種集體權利當然不具有合法性,只是獨裁者為了合理化自身獨裁統治的託辭。換言之,發展權這種集體權利的主 張某種程度上必須奠基在一定程度的民主程序,否則此種權利的主張往往流於統治者個人利益的偏頗(Jack Donnelly, 200312 。即上段所述在完全沒有徵得被亞洲價值所再現的主體的同意之下,就貿然宣稱所有的再現主體都存在某種共享文化價值,因而使亞洲價值使終囿限於這種顯著的「錯誤再現」。

 

 

 

第二,比例原則。即便全體人民經過自主程序,而主張存在一價值,即「為了經濟發展,有時候可以犧牲個人權利的保 障」,但政府必須強烈銘記在心,這種犧牲必須被限縮在極少數事例、極短時間的極小範圍內,而不應該長期拖延對於個人權利的賦予,因為此種犧牲只是暫時為了 國家的經濟發展這個集體權利,一旦經濟發展的目標達成了,國家就應該立刻將個人權利的保障付諸實現(Jack Donnelly, 2003)。而目前新加坡的經濟榮景早已不是當年的百廢待舉,國家沒有理由持續拖延個人權利的賦予,這種論述將隨著新加坡經濟發展的實現,而逐漸失去其論述基礎。更何況這種理由還沒有符合「理由一」的論證,即它並不是經過全體人民自主程序下的決定,而只是李光耀片面的說詞。

 

 

 

由此可知,李光耀的「亞洲價值」之所以不符合第三代人權的主張,在於亞洲價值的主張並沒有經過全體人民的自主決 定,憑什麼李光耀的個人片面說詞可以代表全體人民,甚至是整個「亞洲」?再者,隨著新加坡的經濟發展之目標逐步實現,國家沒有理由持續拖延個人權利的賦 予。因此,李光耀的「亞洲價值」的論述正當性與合法性並無法被第三代人權所證成。

 

 

 

「後李光耀時代」的警鐘

 

 

 

或許,我們不得不承認李光耀為新加坡帶來的經濟成就,但在缺乏保障自由與人權的政治體制下,如果領導者不是像李光耀這樣的善霸,而是惡霸,則新加坡現有的體制應該如何制衡呢?猶如杭廷頓所述「李登輝過世的話,台灣民主還能留下來,但是李光耀過世,制度卻無法留下」13。的確,一個為李光耀量身訂做的體制在缺乏李光耀這位舵手操盤的狀況下,應該如何運作呢?

 

 

 

除了李光耀這位舵手外,必須注意的是,2011年五月的國會大選和八月的總統大選,人民行動黨遭遇自獨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敗,只取得六成的選票,顯示網路及社群媒體的運用成為反對黨的重要串聯管道,以突破執政黨對新聞媒體的箝制。另外,也顯示其逐漸不受人民的青睞,尤其是青年族群,形成世代上的差異14

 

 

 

獨立製片人施忠明表示:「人民行動黨向來以打壓異見人士見稱,這是所有專制政權的DNA,但我預示這高壓手段撐不住,在沒有李光耀的道德權威,現時的領導人難以再將這高壓手段合理化」15 

 

 

 

50年代的新加坡國民深受李光耀悲情式論述的浸濡,而景仰李光耀,但對新世代的青年而言,這幾乎是遠古時代的想 像。就如同生活在新世代的台灣青年,也很難想像蔣中正當年的大撤退是如何的風雨飄搖,更遑論景仰蔣中正。由於與上一世代的人們不存在共同的知識與歷史背 景,因而形成世代間的認知差距,但也因為超脫於歷史情境,更容易客觀公正的看清蔣中正的作為,使青年無疑成為台灣轉型正義的重要推手。

 

 

 

同理可證,新加坡青年亦如是。相比於未知的歷史想像與悲情式論述,他們更關注青年當下遭遇的困境,例如貧富差距擴大、生活物價昂貴等。再者,相較於強調經濟發展的物質主義思考,青年更注重心靈層次的滿足、自我價值的實現、生活品質的滿意,這些無疑是「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的體現。我們必須嚴正思考,當國家從物質主義逐漸邁入「後物質主義社會」時,一個缺乏保障自由、民主與人權的體制,應該如何滿足人民的需求呢?我想,除了邁向自由、民主與促進人權之外,別無他途。一個指日可待的「新加坡之春」或許正在悄然醞釀。

 

 

 

最後,「國際特赦組織」呼籲下個世紀的新加坡領袖問問這個問題16: 「這是個開放的社會?還是個封閉的社會?這是否是一個人們可以對既有的教會、既有的政府宣傳想法的社會?不論這些想法是新奇的、非傳統的還是異類的。在這 個社會裡,人們的心智是否能夠在正確與否、公正與否、符合國家利益與否的基礎上不斷競爭?還是這是個封閉的社會,包括報紙、期刊、出版品、電視、廣播等大 眾媒體,都被單調且對特定傳統政治哲學的阿諛奉承所餵養?我在這裡說的是一個開放社會的原則,開放的辯論與靈感,而非恐嚇;是說服,而非脅迫。」

 

 

 


 

1.  李明勳,2015,〈「亞洲價值」?新加坡與亞洲價值國家的人權實證分析〉,《菜市場政治學》,http://whogovernstw.org/2015/04/28/minghsunlee1/ 

 

 

 

2.  梁展嘉,2015,《幹嘛羨慕新加坡?:一個台灣人的新加坡移居10年告白》,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64275?hc_location=ufi  

 

 

 

3.  顧長永,2013,〈新加坡:威權政體的持續與挑戰〉,《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持續與變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4.  林宗弘,2007,〈民主與威權的制度績效:亞洲四小龍政治經濟發展的量化分析〉,《台灣政治學刊》,11(1)175-238 

 

 

 

5.  蕭爾,〈網上批評李光耀的新加坡少年被起訴〉,BBC中文網: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5/03/150331_singapore_amos-yee_charges 

 

 

 

6.  同上註 

 

 

 

7.  顧長永,2013,〈新加坡:威權政體的持續與挑戰〉,《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持續與變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8.  〈李光耀病逝 新加坡建國之父 「威權資本主義創造者」〉,立場新聞:http://is.gd/CeVepC

 

 

 

9.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https://m.facebook.com/AITW0528/photos/a.238537679595189.53763.238507146264909/758654084250210/?type=1&source=46

 

 

 

10.呂炳寬、楊智傑,2005,〈全球化脈絡下的人權保障〉,21世紀政治學研究的新趨勢學術研討會論文。

 

 

 

11.《發展權利宣言》中文版,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Development/DeclarationRightDevelopment_ch.pdf 

 

 

 

12.Jack Donnelly, 2003. Universal Human Righ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3.林朝億,〈李登輝:我主張自由民主 與李光耀不一樣〉,新頭殼:http://www.peoplenews.tw/news/8c59d806-beb5-4527-a2d7-1e7617a9bc02

 

 

 

14.顧長永,2013,〈新加坡:威權政體的持續與挑戰〉,《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持續與變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5.〈拍片批李光耀 星17歲藝人被捕〉,蘋果日報: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150331/19096125

 

 

 

 

 

16.國際特赦組織 台灣分會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https://www.facebook.com/yestnc/posts/813903335361942

2015年5月15日 星期五

統治者的進化:日本總督府如何籠絡台灣人心?

 

週一 2015年05月11日

 

作者:陳文松(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由於日本帝國自從領有臺灣以後,便面臨著由部分鄉紳階層所領導的抗日武裝勢力的頑強抵抗。[1]而且另一方面,則有部分的鄉紳階層因不甘心受異民族統治,或以退隱的方式,或是設立書房和詩社等以互通聲息維繫漢民族意識。

 

於是有鑑於此,臺灣總督府一手執「長鞭」採取強力的軍事討伐作戰,另一手則高舉著「紅蘿蔔」採取攏絡懷柔的政策,例如在1896年10月頒布《紳章 條例》來強化「尊士」政策的推動。自1898年「兒玉-後藤」搭檔後的臺灣總督府,不僅持續延用這套紳章制度,還在臺灣各地舉辦饗老典和揚文會。[2] 其中,又以揚文會最具代表性。

 

002

 

不過,揚文會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舊鄉紳階層間的酬酢,雙方所打的如意算盤究竟為何,更是揚文會最令筆者關注之處。換言之,以往言及揚文會,往往偏 重於統治者藉此攏絡具有科舉功名的舊鄉紳階層;但究其實,揚文會最終卻儼然成為統治者亟欲藉此推廣新學,以培育新式人才的一場深具政治、社會戰略意圖的鴻 門宴。

 

這場堪稱為臺灣總督府領臺初期最佳的「尊士」政策代表作—揚文會,1900年3月中旬在臺北淡水館盛大舉行。當天聚集了來自全臺各地的原清國科舉考試及格獲得功名的舊鄉紳,共有72名出席。[3]

 

在這個盛會中,新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和會議的籌劃者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親自迎接與會者的到來。所以選擇在淡水館召開,乃因此地正是「昔舊清政府陶鑄人才之地即登瀛書院」[4]所在地之故。所以揚文會在會場的挑選上,一方面顧及原清國科舉功名的士人—學者的面子,另一方面藉此故地展演新殖民統治者禮賢下士的懷柔攏絡戲碼,期能發揮最大功效。

 

然而,揚文會當天的主角看似這批受邀前來的前朝遺臣—舊士,但吸引全場目光且奮力演出的毋寧是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若先就結果來看,揚文會舉行的最大目的除了對舊士(學者)「救濟」[5]之外,更赤裸裸地顯露出統治者的政治意圖,亦即向這批舊士推銷殖民地近代學校教育—「新學」,並希望(要求)透過他們在各地域社會的影響力,進而推廣至整個臺灣社會。

 

此所謂的「新學」,即為前述自1895年領臺伊始設立的官立芝山巖學堂和國語傳習所、1896年設立的國語學校,以至1898年10月《公學校令》 實施後,由各地鄉紳和住民所自行出錢出力而陸續興建以臺灣人學齡兒童為招收對象的公學校(國語傳習所的後身)等,這一連串從點到面逐漸普及臺灣各地的近代 學校教育機關。

 

003

 

但是新學的推展並非一帆風順,且從一開始就面臨極大的挑戰。主要原因,除了公學校的設立所須經費乃是由當地住民負擔外,更重要的關鍵在於,前述民間傳統教育機關—書院和書房的存在。

 

1899年,也就是《公學校令》實施後的第二年,為了突破學生募集的難關,一位站在教育第一線的內地人國語學校教師甚至提出一套冠上漢族傳統科舉之 名的「私案」,以現代的話來說就是所謂的「學位授予法」,希望讓國語教育能早日滲透到臺灣人的社會中。以下便是這位內地人教師的「私案」內容:

 

「我的所謂私案,並非想譁眾取寵以服人,而只是為了吸引臺灣人學習日本語,若能仿效清國科舉考試之法,頒授秀才舉人之名號(非學位),只要是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之人,皆授予此名號是也。」[6]

 

亦即提案將舊清國時代科舉取士的「秀才舉人」名號,授予新式學校教育的畢業生。儘管是缺乏實質(「非學位」)的名號授予法,作者提出此案的理由竟是「蓋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像漢民族那樣認為以官為尊為貴的民族之故」。

 

不過實際上,是因為當時臺灣人認為即便接受學校教育,日後也不過擔任通譯這類「賤職」罷了,因此對於「視當官為榮」的臺灣人來說,到學校讀書乃缺乏 實質利益的一件事。所以,這位內地人教師主張接受國語傳習所和國語學校教育的臺灣人畢業生,不能光只讓他們擔任通譯,還應當授予秀才、舉人的名號。最後, 他更強烈呼籲當局「教育臺灣人非設相當於舊慣的秀才舉人法不可」。[7]

 

這裡所指稱「相當於舊慣的秀才舉人法」,原來即為臺灣社會傳統科舉制度下,透過書院、書房等傳統教育機關培育學者—官僚—「士」的教育方式,所謂 「造士」之法。換言之,這項「私案」是企圖將臺灣鄉紳階層以科舉致仕的傳統思想移花接木,融入國語教育的推展,而把「造士」的舊慣奪胎換骨融入於近代學校 教育之中,以藉此打破殖民地學校招生困難的僵局。

 

004

 

雖然這項「私案」的建議最後沒有被採用,但是統治者利用臺灣人尊重士人的傳統,藉此推動新學以培育「新士」的意圖卻未曾打消,後來殖民政府所舉辦的 揚文會,其目的可說與此「私案」的企圖相一致。甚且,殖民政府此時更已意識到,為了達到目的,首先必須排除傳統舊學教育機關的書房不可。

 

那麼在揚文會的場合上,殖民政府當局又是如何將漢族「造士」的傳統奪胎換骨呢?重新檢視揚文會當天召開的情形,便可窺知一二。

 

1900年3月15日,後藤新平在揚文會召開當天的演說中,把一半以上的內容都花在勸導舊士的各地鄉紳,應該以身作則廢棄書房教育,其說法如下:

 

所謂揚文者。並非徒事虛文。乃發揚俗儒記誦詞章之習也。督憲閣下之意 在普及日新之學。文明之德。期興期民之福利。欲解世人眩惑新故之教育不一。使悟其道為一理。方開此會。畢集高識諸君。苟諸君豁然冰釋。夫所有書房教學之 徒。亦能靡然矯風異俗。而就日新之域者必矣。此實臺民將來胚胎福利之根源也。[8]

 

即一開始便明確訓示舉辦揚文會的趣旨並非是要宣揚「虛文」,而是希望每位出席的鄉紳們能以身作則成為新學的典範,讓那些仍然從事書房教育的人能風行 草偃,全力投入新學和文明的普及上。如此便得以讓新、舊教育都能一致推動新學和文明,這才是揚文會的真正目的;反之,若依舊從事學習「虛文」的舊學,已勢 必無法替臺灣住民帶來利益。

 

在這樣的前提下,後藤新平進一步警告:「本島書房教育之方法。大不適時宜。並非養成國民。造就有用人才之道也」,直接當著全臺鄉紳代表面前,強烈呼籲書房教育的不合宜性。

 

005

 

在如此否定書房教育的強烈口吻後,演講的後半段,後藤新平面對遠從全臺各地來出席揚文會的鄉紳們明確指出,揚文會的目的乃在於「作新民」,並且將透過新學的教育機關達到「無不學之民」的目標,因此當場呼籲鄉紳們讓自己的子弟們都能來新學校入學就讀:

 

現今所有國語學校師範學校公學校等。皆為培養人才之所。其中公學校者。即為國民普通教育之基礎。則益扶植。以冀他日全島各階〔應為街之誤〕庄社洽設不漏。以便來學者。使無不學之民。

 

最後,為達成此一目的,後藤新平甚至放下身段,以誠懇的語氣寄望鄉紳們能全力協助:

 

諸君素為本島先覺之士。為後進子弟之模範。今歸鄉之後。當襄贊本旨。益奏揚文之實務。以仰副督憲優待之美意。是余所厚望於諸君者也。

 

上述所引用的演講內容雖然稍嫌繁複,卻只是當天演講內容的一小部分。儘管如此,已可明確傳達後藤新平抑或殖民政府盛大召開揚文會的政治意圖。其重點 一語以括之,即藉由揚文會以斬斷傳統漢族「尚文」的根基—書房教育,而著眼於普及自日本帝國領臺以來,以伊澤修二等學務官僚為首所推動的國語教育所象徵的 新學。

 

換言之,培養遂行日本帝國殖民統治所需人才的政策意圖,以揚文會的形式加以重新包裝,並且當面向這些來自臺灣社會各地具有代表性的鄉紳階層(尤其是仍開帳授徒從事書房教育者)諄諄訓誡,這不但是對鄉紳們的一項政治的警告,同時也是對臺灣社會的全面宣示。

 

揚文會結束後不久,臺灣總督府的御用新聞《臺灣日日新報》上,便陸續刊出各地鄉紳階層代表們對東道主臺灣總督的各類謝辭。當時臺灣各地的「總代」(主要代表者,即頭人)包括臺北縣總代李秉鈞、臺中縣總代莊士勳、臺南縣總代蔡國琳和宜蘭廳總代李望洋等人。

 

006

 

從這些謝辭當中,亦可以看出當時被統治者臺灣鄉紳們的期待,似乎與統治者的意圖(推廣新學)有不同處,主要是呼籲當局應廣開言路並登用舊士;不過, 對於培養新式人才(「造士」)這點上則是相互一致。其中又以宜蘭廳總代李望洋的〈答揚文會謝辭〉所言,最為言簡意賅,即「嘗思國運肇興必先造士」,闡述登 用士人與「造士」乃是當前不可或缺的。[9] 換句話說,培養「新士」—所謂「造士」的必要這點上,不管是統治者或是臺灣鄉紳階層,具有一致性。

 

從具體的事例來看,揚文會後不久,地域社會的鄉紳階層們便開始研擬設置揚文會,並研議如何接納「新士」入會的辦法。其中如臺北縣總代李秉鈞,便針對如何活化地域社會而與會員們商討訂定揚文會的組織和宗旨。對此,《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如下:

 

揚文會光景已屢登報矣。茲聞是日亭午。李秉鈞為座首。蔡國林〔應為琳之誤〕為之副。商榷教事。第一曰此會宜永遠保持其法。每歲訂 開一小會。三年即開一大會。若其會員不限以耆宿。凡國語學校卒業暨諸學校之新進。其善一藝者。俟地方會員推薦許為會員。而必要稟報總督。其他雖不領紳章 者。有學識名望並高者。輒推以為會員。制定一徽章。交與各員以為標云(後略)。[10]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該會的會員並不限於「耆宿」(即舊士),而將國語學校及當時各種學校的畢業生—「新進」之士亦納入其中。

 

如此作法並不能單純僅視為擴大會員的資格而已,更可看作是這些鄉紳階層希望他們的子弟—受過殖民地近代學校教育的新進之士,日後能傳承家業,以確保 在新政權統治下維繫宗族勢力於不墜的一種變通手段。換言之,從揚文會召開的意圖以及各地鄉紳階層的回應之間,可以看出雙方皆對於這批新學教育出身的「新 士」有所期待。

 

於是透過揚文會的召開,殖民政府有效地獲得鄉紳階層們象徵上與具體上對日本殖民統治權力的承認和附和;同時另一方面,舊鄉紳階層亦藉此培養子弟為新 學之士,使其成為日後維繫地域社會和宗族勢力的新生力軍。雙方各取所需,也讓新學之士與「青年」的誕生有了直接的互換性和社會基礎。

 

*本文選自台大出版中心出版之《殖民統治與「青年」──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

 

application殖民地青年是統治體制的協力者?或是反抗者?本書自臺灣總督府教化政策的特殊視角切入,呈現殖民地歷史中清流與濁流難以劃分的複雜面貌。

 

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意圖使臺灣人的子弟成為其殖民統治的協力者,賦予臺灣青年擔任「殖民地近代性」的仲介者角色,卻也同時孕育了反殖民的年輕 力量。本書旨在探討日本統治下,殖民地臺灣長達半世紀的殖民政策,如何形塑一特權化「青年集團」,並藉由近代化的「青年」概念,闡明其與殖民地社會之間的 互動和關聯。

 

「科舉造士」原是中華帝國科舉制度為國舉才之傳統;為了培育殖民統治所需人才,殖民政府透過1896年設立的臺灣第一所高等教育機構──臺灣總督府 國語學校,將此傳統換骨奪胎,並移入近代國民國家的「青年」概念,作為殖民地學校教育與社會教化的先鋒部隊。此一「青年集團」的內涵,隨著臺灣社會情勢之 演變而變化,全島自主性的「臺灣青年」與地域社會的「官製青年集團」,在傳統與近代、統治與被統治之間,亦呈現多重的面貌。

 

作者簡介:

 

陳文松

 

日本東京大學總合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博士,曾任教國立花蓮教育大學、東華大學,現為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講授臺灣政治文化史、日治臺灣 史、區域研究。其研究領域包括殖民政策史、地域社會,以及日常生活(娛樂)史。著有〈從「總理」到「區長」:與日本帝國「推拖頑抗」的武秀才洪玉麟――以 洪玉麟文書(1896-1897)為論述中心〉、〈日治臺灣麻雀的流行、「流毒」及其對應〉等。

 

http://www.press.ntu.edu.tw/index.php?act=book&refer=ntup_book00778

 

[1]社 論〈揚文會〉,《臺灣日日新報》第495號(1900年1月9日)。該社論指出:「學歷與資產是評定中國種族階級的標準,對此兩者的尊重與否也是了解治亂 的依據,同時法律也是傾向尊重此兩者,特別是學者作為士人而受到世人的敬重」,強調敬重士人的風俗。然而,「總督府有鑑於此,領臺之初便設置了紳章規程, 以學歷及資產為標準授予紳章,以示對我輩的尊重。卻又在行政上,將各地有名望的學者拔除資產家之列,不任命他擔任參事官,也不任命他為街庄社長,藉以維繫 民心。自古以來,以士人階級為主所謂的學者,尚無法全面網羅,多數的士人坎坷困頓、窮死於草莽之間,此為本島的有志者所擔憂的地方,也是急切需要救濟之 處。」表達了希望揚文會能救濟更多士人的期待。

 

[2]會員谷脇虎之助,〈國語統一の必要より打算して臺灣語を最速に我が國語化せしむる一法に及ぶ〉,《校友會雜誌》第2號(1899年8月),頁5。

 

[3]會員谷脇虎之助,〈國語統一の必要より打算して臺灣語を最速に我が國語化せしむる一法に及ぶ〉,頁6-7。

 

[4]翁佳音,《臺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1895-1902)》,臺北:稻鄉,2007年。

 

[5]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197。

 

[6]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66。

 

[7]〈揚文謝辭〉,明治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揚文會臺北縣治下會員總代李秉鈞。《臺灣日日新報》第561號(1900年3月17日),漢文版。

 

[8] 1900年3月15日,〈後藤民政長官揚文會演說〉,《臺灣揚文會策議 全》(臺灣總督府,1901年),漢文版,以下同。

 

[9] 「嘗思國運肇興必先造士。作人雅化實賴賢才。蓋天生人才原以供一代之用。為上者誠能收人才以培國本。開士路以廣登庸。則凡學識兼優之士。自不至沉淪於草野 矣。(略)明治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揚文會謝辭〉,《臺灣日日新報》第562號(1900年3月18日),漢文版。

 

[10] 〈杯浮揚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62號(1900年3月18日),漢文版。

2015年5月13日 星期三

不要再玩「如何證明你媽是你媽」的遊戲了

 
史努比 2015/05/11
 

根據媒體報導,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有點像是柯P上身,在5月6日的常務會議上「震怒」。他說,有一個公民要出國旅遊,緊急連絡人填了媽媽的名字,結果有關政府部門要求他提供材料,證明「你媽是你媽」。李克強說,拿著無關緊要的事情刁難民眾,這是個「天大的笑話」。

馬英九玩「如何證明你媽是你媽」的遊戲,樂此不疲。(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其實馬政府也在玩著「證明你媽是你媽」的遊戲,只不過他們玩的題目是「如何證明沒有是沒有」,不是嗎?總統大選都還沒正式開打,就看到某人整天說 「九二共識是兩廂情願」、「九二共識已存在23年」、「九二共識是捍衛主權的最好模式」、「沒有九二共識,沒有現狀」,再不就是追著民進黨問:我們有九二 共識,你們有什麼呢?前兩天還喜孜孜的拿著文件說:這個東西,李某人有簽名哦!

九二共識:有?嘸?

九二共識,先不談內容。參與1992年香港會談的已逝大老辜振甫在回憶錄中表示,當時沒有達成共識。當時的總統李登輝和陸委會主委黃昆輝說,沒有共識。曾任陸委會副主委的馬英九自己也曾說,兩岸會談「功虧一簣」。

所謂九二共識,真正的命名應該是「2005國共共識」。為什麼?因為九二共識是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自己承認,在2000年4月28日,也就是政權交 替前基於「善心」而「發明」的名詞。從這一天起,九二共識突然從沒有變成有了。但是我們要注意,在2000至2005年之間,北京從來不曾承認有什麼九二 共識。然而在民進黨執政的背景下,中國也慢慢覺得,這個名詞用來牽制台灣政府好像也蠻好用的,於是在2005年國民黨主席連戰訪中時,首度提了這個名詞。 接下來,某些美國前官員和學者因為只想要兩岸之間波平浪靜,再不然就是拿了好處,你們說什麼也就什麼了,也跟著說有九二共識。

中國是如何利用九二共識同時牽制國、民兩黨,讓九二共識成為一個走不出台灣的概念,這個大家都很清楚了。

這些發展的結果是,民進黨陷入了一個超級大的「三人成虎」困境。用新聞學上的例子來說明,當一個、兩個、三個...甚至更多的人都說,森林裡有一棵樹倒了,那棵樹究竟倒了沒有?當身邊的人都說有九二共識,你要如何去證明「沒有是沒有」?

只有我能維持現狀

相同的邏輯,可以延伸到國民黨如何回應民進黨提出的「維持現狀」。馬英九故意裝可愛的說,「民進黨說我親中賣台,又說要維持現狀,難道是要維持親中 賣台的現狀嗎?」這同樣是在玩文字遊戲,而且有自婊的嫌疑。馬真正的意思是說,現狀只有國民黨得以維持;無論民進黨怎麼作,都無法維持現狀。

但無論如何,從一年到頭在作的兩岸關係民調,就可以很簡單的判斷什麼是台灣人想要的現狀,那就是:兩岸實際上是國與國的關係、不接受台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希望台灣與中國交往,但不能以犧牲主權與民主自由為代價。

現狀是變動的,也需要被定義。我們目前至少知道的是,馬政府的現狀,和民進黨的現狀、台灣人民想要的現狀,都已經有相當大的一段距離。從馬英九在 10日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時,依然不改其色的堅稱,國民黨主政下的兩岸交流帶給台灣更好的經濟與未來,就可以知道他自我催眠的意志有多麼堅強,因此糾纏在 現狀的爭辯,同樣會陷入「證明你媽是你媽」的荒謬。

真正的重點:一中和人民幸福

其實,國民黨真正應該作的,已經不是在「九二共識」和「維持現狀」上玩文字遊戲,而是正視由馬英九起頭、而且很可能要由朱立倫承繼的一中論述,已經由聲稱的「一中各表」往「一中框架」,再往「兩岸同屬一中」傾斜的趨勢。

兩岸同屬一中,不能只單純視為兩岸人民或政府的一種政治意念,而是具有法理上的後座力。陸委會主委夏立言日前不小心講出事實:「一中」說法會讓人誤 以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他的說法不僅直接戳穿一中各表的虛假,也直指問題核心──長久以來,美國的一中政策之所以從來未曾、也不敢承認「台灣屬於中國的一 部份」,是因為如果承認,將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基礎。兩岸同屬一中的說法,形同將台灣問題限縮為中國的內政問題,因為一中的「中」指 的就是PRC,而絕不會是ROC。世界各國的承認一中,只不過是為了應付中國,而非真心相信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換句話說,馬與朱為箝制民進黨的說法,是從根本上危害了國家的未來,而且有可能造成不可逆的形勢。

最令人擔心的是,由於媒體清一色聚焦於兩岸議題,以及國民黨堅持打兩岸牌,2016總統大選將再度被許多煞有介事卻毫無意義的兩岸口水淹沒。真正攸 關2300萬人民幸福的經濟、財政、長照、食安、能源議題,將被拋在一邊。選民需要的,是一個能像媽媽一樣照顧國民的好政府,而不是「你要如何證明你媽是 你媽」。

2015年5月8日 星期五

感謝董媽媽 拆穿「不在籍投票」詭計

 

 

民報社論 2015/05/08

 

自從中國國民黨去年底九合一大選慘敗,新任主席朱立倫主動拋出修憲議題後,憲改列車終得以啟動。立法院遂組成修憲委員會,並召開10場公聽會。其中 4月20日由中國國民黨籍呂學璋委員主持,針對該黨主張18歲公民權綁不在籍投票,一起納入修憲之提案進行討論。與會多數公法科班學者,甚至包括立院中國 國民黨團自己推薦的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廖元豪教授,也清楚闡述不在籍投票牽涉法律層面問題,不必納入憲法規範。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國民黨毫不理會學者忠 告,一意孤行地以「擴大全民政治參與」為由,堅決主張18歲公民權與不在籍投票必須配套實施, 並宣稱若只有18歲公民權,就失去全民參與意義云云。

回顧歷史,不在籍投票在我國從1991年2月以來即成為頗具爭論性的法律議題。迄自2014年12月,不管是公法學界抑或政治學界,在這長達23年 又10個月的漫長光陰裡,有關我國應否導入不在籍投票制度,一向俱屬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及公民投票法等法律層次的辯論。直到最近幾 個月,這個法律層級課題才「突然」躍昇至憲法位階,且成為國民黨認為本階段修憲應該積極推動入憲的重點。究竟國民黨在玩什麼把戲?所幸有賴英國董氏全球金 融公司董事長董淑貞女士(董媽媽)在日前台商座談會中的精闢剖析,真相方以大白。

中國企圖驅動台商返台投票,進而左右台灣選舉結果,這種統戰伎倆早已不是秘密。但由於選民必須返回戶籍地投票,由於台商大多搭乘飛機返台,動員人數 有限,再加上台商各自回歸戶籍所屬投開票所投票,根本無法從投開票所開出票數進行監票,因此影響選舉效果尚屬有限。根據董媽媽統計,兩岸聯姻眷屬選票逾百 萬票,這個龐大的百萬台商眷屬投票部隊若要返台投票,進而讓國民黨逆轉得勝,以上障礙勢必要予以排除。而看似方便並擴大選民行使公民權、百利而無一害的不 在籍投票,便成為箇中成敗關鍵。一旦不在籍投票付諸實行,百萬台商眷屬投票部隊只要在法定期間內將投票所移至鄰近中國的金門、馬祖行使,本來只有少量、零 散、坐飛機的空降傘兵,將變成由特定人士帶隊、龐大、搭船登陸的陸戰部隊。再者,由於這些台商前往的投開票所勢必侷限於數個特定區域,且與當地選民不成比 例。於是這些返鄉投票台商的政治選擇立刻無所遁形,未免事後遭受不利益對待,屆時只有配合層峰指示投票的餘地。

以上推論並非架空的假設,相關修憲案早已在4月8日由中國國民黨籍吳育昇委員等33人以「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及第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連 署提出。該修憲案一方面刻意強調不在籍投票的正當性,接著又虛情假意地宣稱「明文排除我在大陸地區公民之外國不在籍投票之實施」。最後,圖窮匕見,「至我 在大陸地區公民返國後,依法於國內實施不在籍投票,則不受影響」。董媽媽以慈善家之姿,潛伏敵後、孤身犯險。今適逢國共靠攏,台灣面臨存亡危急時刻,其以 「百萬台商眷屬投票部隊如何登陸、進而逆轉選舉」之警語,巧妙拆穿「不在籍投票」的詭詐算計,堪稱智勇兼備。爾來各界對其嚴詞撻伐,實未盡公允。爰作此 文,以為嘉許!

2015年4月30日 星期四

【插畫】教育部課綱「微調」:讓小石虎唸熊貓族的課本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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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不要過年了吧,端午中秋也可以取消了,放個屁假,遇到連假還小確信

  •  

    灌輸民族認同跟採用的習俗有和直接相關,那元旦也不要放假,大家不要修周休二日,因為這些都是西方引進的文化,並非所謂「大中華文化」的常態。
    話是不能這樣說的

  • 顯圖

    說得好 ! 那你就別取英文名字了,你是西方人 ? 萬聖節,聖誕節,1月1日別跨年,請問你有宗教信仰沒 ? 不准信佛教 ! 基督教 ! 天主教 ! 回教 ! 你只准信道教,對了~網路不是中國人發明的,請您停止使用網路。做不到 ? 那你放什麼屁 ?

  • 請問國家認同跟文化認同有啥關係?
    日本也過聖誕節情人節
    日本有變成神聖羅馬帝國嗎?
    不過確實只過陰曆年而不過原住民族各族的年是很奇怪
    我主張各個原住民族的慶典都要個別慶祝

 

 

2015年4月29日 星期三

美國表示,舊金山和約是對付中國侵略的政策基礎◎沈建德

 

週二 2015年04月28日, 9:59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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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東海、台海、南海挑起爭端的領土,本有舊金山和約規範,約中,第2條第2款規定日本放棄台澎、同條第6款日本放棄西沙、南沙,這些領土都沒交給中國,中國卻說是它的。

它現在強佔西沙、南沙建了飛機跑道,和越南及菲律賓起衝突。對台灣則加緊恐嚇,揚言若不承認92共識台灣屬於中國就會天搖地動,並宣稱,屬於台灣的釣魚台和西沙、南沙一樣,根據開羅宣言這個國際法,和台灣一起「歸還」了中國。

中國這樣說,我們一再要求習近平,既以開羅宣言為國際法,就應把文件拿出來,他拿不出來(見本fb第231篇及第142篇,請上http://www1.taiwannation.com.tw)只是展示肌肉。

今年428是舊金山和約生效63週年,際此中國在東亞到處點火,我們要重新溫習這個和約、拆穿開羅謊言,和中國說清楚,台灣和西沙、南沙依據國際法不屬中國。

14年前舊金山和約簽字50週年,美國當時的國務卿鮑威爾就說,「舊金山和約」對於未來50年,就像過去的50年一樣,是美國亞洲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今4月15美國目國務卿凱瑞重申,台灣是美國「向亞洲再平衡」政策的關鍵構成部分。對照美國前後任國務卿的談話,就可知「舊金山和平條約」對台灣、東亞乃至世界秩序的重要性。

吃台灣米長大的投機份子,無視舊金山和約台灣不屬中國的規範,和中國祕謀「92共識」台灣屬於中國、「和平協議」等等,說是「兩岸」和平的基礎。台灣既有舊金山「和平條約」還簽什麼「和平協議」?

須知「和平條約」是國際性質,而「和平協議」屬於國內交戰團體間的協議,簽了就是向全世宣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落入「反分裂法」所設下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的遺留的陷阱。

國共及其綠營同路人等,休想利用這種幼稚的手法,和中國串通夢想併吞台灣。

圖:

舊金山和平會議會場:舊金山大飯店,姚嘉文的「台灣建國論」插圖。舊金山歌劇院照片亦同。

1951年9月8日,當時全世界只有50幾個國家,49國在舊金山大飯店開和平會議連開數天,其中美國代表杜勒斯在逐條說明舊金山和約時提到:各位 記得,聯合國憲章第77條的意思就是要把從2戰敵國分離的領土交付託管。又因為聯合國憲章第76條規定交付託管的領土,最後在使其自治、獨立,這當然包括 台灣在內(見本fb第235篇)。

和平會議結束後,在舊金山歌劇院簽字承認舊金山和平條約。50年後的2001年9月8日,美日等國又在歌劇院集會,表示舊金山和約繼續有效,是它們的政策基礎。間接反對國共所謂的「92共識」。

很重要的例子是,2007年科索沃獨派勝選,宣布從塞爾維亞獨立,美國等西方國家支持,共產國家反對,送聯合國國際法庭,裁決科索沃獨立不違法。

科索沃原屬塞爾維亞,它宣佈獨立國際法庭認為不違法。根據舊金山和約及開羅宣言,台灣都不是中國的領土,台獨在國際法上的條件比科獨強多了,為何還在和中國糾纏不清「92共識」、「和平協議」?朱立倫還說「朱習會」要深化「92共識」?

台灣人怎能沒聲音?

 

 

 

2015年4月27日 星期一

不懂網路就別搞東搞西◎人渣文本

 

週一 2015年04月27日

人渣文本 – 周偉航 04月27日(一)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呼籲政府應立法針對網路言論嚴格要求。(資料圖片)

由女模自殺所引發一系列關於網路霸凌與言論自由的討論,在執政黨的刻意引導之下,頗有可能轉變成為對於網路言論的立法控制。

雖然目前還不清楚會採用什麼方式來管制網路言論,但說難聽點,不懂網路,就別搞東搞西。硬要立新法,國民黨顯然是把人民當白痴。

這話怎麼說呢?

就女模自殺案來看,其所遭遇到人格污蔑,現有法律即可處理,只是家屬至今仍選擇不予追究。原案根本不需額外立法,那國民黨政客出來「靠北」說要立法,只代表他們有兩個企圖。

第一,是他們不想再被罵了,想摀住大家的嘴。第二,是如果他們一直無法在網路世界取得優勢,那就破壞網路世界。

就第一點來說,國民黨政客在網路上的確被罵得非常慘。但他們被罵,是因為他們做了一堆錯事,講了一堆蠢話,這樣被罵,當然合情合理。有過則改,也不應逃避。

不幸自殺身亡的楊姓女模,是啥都沒幹,就被特定網友罵得豬狗不如,兩者狀況有相同嗎?

有些論述辯稱,連勝文也沒幹嘛,卻被罵得很慘,這也是網路霸凌。

連勝文沒幹嘛?他一出來就扯謊說自己是什麼財經專家,當大家是忘了嗎?他底下的人亂咬亂批,為了選舉不惜破壞台灣的醫病互動與信心,而他只會一推二五六,當大家是忘了嗎?還需要更多例子嗎?

不要以為時間久了,大家記憶力弱了,就可以漂白。現在有google,什麼鬼記錄都調得出來。

想立法讓大家都忘記你做過啥鳥事?有本事你就封鎖google,看之後選舉會有多少票。

就第二點來說,國民黨近年不斷想打入網路,但一直失敗,其網軍也以騙錢的為主。加上黨籍政客負面言行催化,在當前的網路政治評論中,藍綠勢力接近二八開,是非常不利的局面。

雖說好好執政,就是取回網路優勢的主要方法,而國民黨在2006至2008的網路世界,也曾因為阿扁自爆而一度翻紅,但現在看來,使國民黨失去網路優勢的那些「病根」,那些愚不可言的深藍,在他們仍掌握黨內發言權的狀況下,應該不至於突然出現網路局勢的翻轉。

因此,國民黨利用這次的自殺事件,對網路開放架構進行結構性的破壞,也就成為可行的選戰招術。透過立法限制,以阻斷、遲滯或弱化公民利用網路對於政治議題的意見表達與溝通,進而減少網路對政情的影響力。

不過,要讓這個社會話題成為立法議題,需要民氣的支持,像是洪仲丘案或阿帕契案。依本案發展的脈絡,百姓心裡清楚得很,話題已從一開始對於女模的追悼,轉變成為一堆犯錯被罵的名人藉機跳出來喊冤、裝可憐。這樣哪會有什麼民氣?
而且,任何新增的網路限制,都會影響刻正蓬勃發展的新媒體。這個產業在台灣開放的網路環境下,會是下個世代最有潛力的產業之一,你跳下來亂搞,連經濟選民的票都會流失。國民黨確定要不懂裝懂,強硬在網路中「插入」什麼新法律嗎?

所以,老話一句,不懂網路,就別搞東搞西。回去把正事做好,就不會有那麼多人罵你。

還有,別想從無辜者的死亡中撈取政治利益,那是全天下最缺德的事。

2015年4月2日 星期四

外省人已經融入台灣社會了嗎?

 
ptt56 2015/04/02
 

其實演藝圈是最好的階級壟斷例子~

某人的女兒,連口袋撿到兩百塊都可以上新聞~
為什麼?
就老爸想辦法弄來的新聞啊~

台灣現在的問題真的比較不是省籍問題
那是過去式了

階級壟斷問題才是現在問題核心

有人罩,養隻狗都可以靠狗賺錢了...

本文轉自PTT,作者授權轉載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425148700.A.A06.html
作者  cgi0911 (勝者的迷思)                                   看板  Gossiping
標題  Re: [問卦] 外省人已經融入台灣社會了嗎?
時間  Sun Mar  1 02:38:17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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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省籍也好、語言也好,我們覺得它是個問題,
但它是不是問題的最根源?還是它只是反映一些更深層的問題的表象?
在我看來外省人的問題並不是台灣目前面臨到問題的最根本,
它反映的其實更多是一種階級流動性質的問題。

台灣真正的問題是,有些階級流動問題,是被KMT跟族群綁在一起的。

我們雖然嘴巴上不講,但是,台灣的確有些重要的部門是被血統給壟斷的
最明顯的三個例子,是軍隊、媒體和外交。而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
外省人壟斷這三個領域,給予全體台灣人民極大的困擾。

而最糟糕的是,這些人坐在這些位置上,
他們的決策不是經過睿智與職業倫理而做出來的,
而是以血統集團的利益與意識型態為優先。

在過去兩岸對立的年代,軍隊雖然組織規模龐大,
但裡面遂行著血統至上的人事升遷政策。
佔軍隊絕大多數的義務、志願役士官兵,
完全沒有發言權,軍隊上下的溝通管道是切斷的,
而軍官階級外省血統濃度之純正,在世界上少見此例,
也造成整個軍隊高層的決策一直在近親繁殖,只知黨國而無家國。

這點我要感謝李登輝與阿扁實行的軍隊國家化,
現在部隊的主官管,血統的色彩已經愈來愈降低了,
但高層由外省人壟斷的局面還是持續著。君不見,
歷任國防部長與參謀總長裡面,本省人佔了幾個名額?

外交也是一樣,無法從台灣作為一個獨立政治體系的角度來做思考,
只會在「漢賊不兩立」與諂媚美國老爸之間擺盪,
因為外交官僚講究血統與派閥的純正、近親繁殖之下也激盪不出新觀念來。

一直到今天,政大外交系仍是全台灣大專院校(除了軍校以外)裡面,
外省血統濃度最高的一個科系。就知道外省血統壟斷外交官僚體系,
靠血統臍帶互相援引人事的現象,並沒有完全消失。

媒體也是一樣。最淺顯地看,大家有沒有發現各大新聞台裡面,
坐主播台的絕大多數仍是具有外省血統的人士?
台灣的媒體雖然表象上為了市場,必須有一定程度的本土面貌,
但最高決策者與站在前檯的最菁英階層,仍然是外省人過半的局面。

在本土政權時期,李扁都見到了這個問題,
也試著想要從高層人事權下手,去革除這個「外省人國中之國」的權力架構。
但是李試著潛移默化,失之太緩;扁提拔了一堆本土將領、
任用了本省籍的外交海外學術菁英
(請注意是海外學術界,而不是外交部官僚界;
吳釗燮、陳唐山、蔡同榮、許世楷、羅福全皆屬此類)
來領導外交部門,媒體方面也盡可能設法培植本土大眾傳媒,
並且安插具有本土意識的人士進入老三台上層部。

結果呢?台灣外交界上行下不效,中堅部官僚陰著來,
讓台灣外交處處觸礁;而媒體界呢?江霞的前例,我想大家都很耳熟能詳了。
而到了二次政黨輪替,馬英九又開始重視血統,任人唯親。
我記得我兩、三年前在八卦版統計過,行政院二十幾個一級首長裡面,
有十九個是外省人出身。

而更糟糕的是,中國在戰略上,
相準了這些執掌高層的外省權貴無本土感情、唯黨國是從、執著大中國情懷,
與缺乏政治道德倫理的本質,發現這些從前高喊著「漢賊不兩立」的人們,
才是最容易被籠絡收買的。所以在近十年來中國大力釋放特許利益(經濟與政治上的)
以收買台灣人心、分化台灣團結的戰略手段下,高層部外省人成為優先被收買的對象,
也讓這些人在大環境漸趨困窘的趨勢下「逆勢爬升」,成為特權階級中的特權階級

而作為交換的,就是這些人在自己早就壟斷許久的台灣的國家決策體系裡面,
加入了非本土的元素。台灣就在這種大政所出都不是從本土著想的畸型體系裡面,
國家的未來一點一點地被削弱流失掉。


總結來說,省籍、語言、文化本身不是台灣最本質的問題,
台灣最本質的問題,是KMT黨國把省籍、語言、文化,和特定領域裡面的
人事、升遷、薪資、福利給綁在一起
。在制度面與潛規則面,
做到了血統歧視的世代傳承。這才是「外省人」在台灣真正造成的大問題。

是以從上面來看,我們根本不應該從省籍與語言作為出發點來探討台灣問題的本質。
台灣的大衝突點,已經漸漸從省籍情結,轉型為階級與世代的鬥爭。
事實上佔外省人絕大多數者,連這些高層決策的權貴門檻都摸不到,
他們除了省籍與語言的傳承以外,經濟與階級上的立場,跟本省人並沒有什麼兩樣。
如果我們光是從省籍作為思考的出發點,都會進入弱勢鬥爭弱勢的誤區。
我們真正該檢討的,是「省籍」與「階級」的交集,
也就是台灣決策部門那些任人唯親、近親繁殖的潛規則,
再者還有法條裡面沒有明辨省籍,卻因為過去國家的詮敘制度,
而實質上割裂階級的不當軍公教福利政策,也是幫兇。

〔 資料來源: WeTalk 論壇 | 引用網址/留言討論

2015年3月31日 星期二

簽名章對決實質影響力

 
洪大隆 2015/03/31
 

讓陳水扁身繫囹圄的龍潭購地案,是源自於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收購台泥的土地而起。若說貪污案必須有金錢上與主事 者行政權力上的對價關係,最高的負責單位也應該是行政院長。而我們的司法單位,不但捨棄了法定職權說的經驗法則,更首創了「實質影響力」的判決;陳水扁沒 有在任何公文上簽名,也沒有蓋章,更不能說他是「分層負責的交給行政院長處理」,照樣被判十一年有期徒刑。

相對的,馬英九在市長任內的公文,由他親自帶領的市政團隊所經手的美河市案,中間不管有多少的批示,還包含他自己在電視上、書上吹噓政績的直接間接證據,更有公文與契約上的蓋章,現在竟也能硬拗成那不是他的簽名,只是一個蓋章,是他授權給副市長歐晉德全權處理,他對案子一無所知。

美河市案的司法程序還在進行中,也必須等到馬英九卸任後才會有更多的調查證據出現,這時候我們無法下定論說前後兩任總統在司法上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可是目前在輿論上以及政論節目上,我們看到了一些荒唐無理的說法,把「簽名章」跟「簽名」畫上一個不等號,說這是副市長或秘書室蓋的,暗喻馬英九可以不用 負責。

當年特偵組陳雲南率領檢察官開記者會公開宣示:「扁案辦不好,就全體下台」,現在所有的選民都眼睜睜的看,我就不相信陳水扁的實質影響力比得上馬英九的簽名章,期盼特偵組能夠用辦陳水扁的態度來偵辦馬英九。

(作者任職廣告業,台中市民)

2015年3月25日 星期三

「林輝煌們」還在阻撓真相

 
鍾瀚慧、陳俊宏 2015/03/25
 

沒有歷史真相,就不會有轉型正義,如此便無法保證威權統治永不再發生。

作者:鍾瀚慧(白色恐怖研究者)、陳俊宏(東吳大政治系副教授)

日前,法務部提名現任司法官學院長的林輝煌出任大法官,引發政治受難者與公民團體抗議。爾後,法務部表示林輝煌曾多次被歷任部長推薦出任大法官,以 示對其學品毫無疑義,並對本次抗議感到不解。法務部的「無知」與其他力挺者的言論,正是台灣數十年來從執政者以降,對於「白色恐怖」沒有進行轉型正義、沒 有對加害體系進行反省與究責、沒有歷史真相的證據。

2010年起,聯合國將3月24日設為「瞭解嚴重侵犯人權行為真相權利和維護受害者尊嚴國際日」,強調保存受害者記憶、以及瞭解真相的重要性。台灣 在2009年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兩公約施行法。2013年初,首次舉行兩公約國家報告的國際審查,審查委員建 議政府除對被害者進行賠償外,應採取具體措施揭露白色恐怖年代大規模人權侵犯事件的完整真相,並應保證被害人與研究人員能夠有效取用相關國家檔案。

然而,台灣政府的表現令人失望,甚至在去年初發生高中〈歷史課綱〉及〈公民與社會課綱〉試圖刪除白色恐怖歷史的「微調」事件,更凸顯執政者昧於史 實,使得此一影響台灣社會至深且遠的歷史真相,並未因解嚴日久而更顯清晰;遭難之人傷痕猶在,今人卻已不知其由來,更有知者仍不敢言。

例如,二二八事件受難者阮朝日的女兒阮美姝,直到事件的五十年後(1997年),當年奉命押送阮朝日赴刑場的司機,才敢告訴她其父生前最後的境況, 「阮朝日被押解到警備司令部軍法處,經嚴刑拷打,受盡凌虐,再移送警務處,戴上手銬腳鐐,待往六張犁山上被槍殺。一槍未立即致命,任他連同另外兩位難友活 生生地飽受折磨,至血涸而死。」又如1993年,政治受難者曾梅蘭終於在台北市六張犁公墓找到1952年遭槍決的二哥徐慶蘭的墳塚。隨後發現了共有200 多個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遭槍決者的荒塚。由於有些墓塚似曾稍事整理,推估應有少部份的家屬已獲知此地此事,但長年不敢張揚。

獨裁政權剝奪受害者言說能力的目的,除剝奪他們表達具體遭遇的能力,同時也剝奪他們對於如何將自己在歷史中定位的權力。台灣社會沒有讓政治受難者回 復正義,不僅使受難者噤聲,即使在解嚴後,所有的關係人仍可能在其中痛苦並害怕,難以說出歷史真相,也沒有檔案證據可為他們說話。

如果,在「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通過17年,補償了近八千人,政治案件檔案漸次公開,口述歷史不斷累積後,如果當年美麗島事件 中起訴被告的低階軍法官還可以如此平步青雲就任大法官。則那些在威權時期活過來的人,會不會再不敢把過去自己的、至親好友的,以及周遭的,即使沒有親身經 歷都覺得害怕的政治迫害經驗說出來?台灣社會還會有揭露歷史真相、邁向正義的一天嗎?

國際經驗與台灣在地現況顯示,沒有歷史真相,就不會有轉型正義,如此便無法保證威權統治永不再發生。台灣政府與社會若不傾力以對,以後的執政當局與 許許多多的「林輝煌們」,都將繼續作為追尋白色恐怖歷史真相的路障,阻撓台灣的轉型正義工作。此不僅讓政治受難者難以回復身而為人的尊嚴,我們也可能因此 再次失去得來不易的思想、人權與民主生活。

2015年3月23日 星期一

李光耀投北京所好反台獨 論述則支持獨立

 
唐詩 2015/03/23
 


記者唐詩/台北報導 2015-03-23 09:48


新加坡總理辦公署23日發布聲明,前總理李光耀(圖)於台北時間23日凌晨3時18分逝世,享壽91歲。(檔案照片)中央社 20150323

被視為「新加坡國父」的新加坡首任總理及建國設計者李光耀,今(23)日凌晨過世,享壽91歲,歷史學者、台北教育大學教授李筱峰在臉書發文評價李光耀,他說,雖然李光耀經常投北京之好,否定台灣的獨立自主,「但李光耀曾說過的一段話,剛好可以用來反駁他對台灣獨立的態度」!

李筱峰說,記得當年新加坡獨立之後,李光耀曾經對外說了這樣的一段話:「我不是中國人,就如甘迺迪總統不是個愛爾蘭人。慢慢的,世人會知道,新加坡姓李、姓高、王、楊、林的人們,外表上是中國人,說著華文,然而卻與中國人不同。我們有中國人的血統,我們不否認這點」。

「但重要的是,我們以新加坡的立場思考,關心新加坡的權益,而不是以中國人的立場,為中國人的權益著想。」

李筱峰說,「這段話,用到我們台灣人身上,不也是一樣嗎」?

〔 資料來源: 民報 | 引用網址/留言討論

2015年3月19日 星期四

窮人,你的名字叫笨蛋

 
管仁健 2015/03/17
 

1973年,一艘由高雄旗津開往前鎮的民營渡輪高中六號,因超載且機械失靈而翻覆沉沒,造成25位住在旗津中洲,要趕往前鎮的高雄加工出口區的年輕女工罹難。圖:翻攝網路


台北市長柯P上任後提出的公共住宅政策,讓各地的聯開宅住戶紛紛傳出不一樣的聲音。有人支持柯P,希望可以人人有房住;但也有人反對柯P,擔心引發周圍生 活品質下降,導致附近房價下跌。也拜柯P引爆的社會住宅議題,讓網路鄉民可以暫時揮別電玩與女神,一起來討論「青貧」亂象。因為月領22K的年輕人,在台 北市僅能三餐糊口而已,絕無可能存到買房的頭期款。

從事自然觀察寫作,稱號「鳥人」的四年級作家劉克襄因此有感而發,在臉書上以〈像我這樣四年級的人〉為題發文,直言三、四年級台灣人自私的心態拖垮 了台灣,「未留下一個安心可以奮鬥的環境」,讓年輕人找到生活目標後努力打拼。許多學者專家仍像部落的巫師,愛當社會的預知者,在年輕人身上貼上許多標 籤,「威權式地批判年輕人不願意低就、又過度迷戀網路世界」。但劉克襄認為,社會批判現在的年輕人,反而是對自己最嚴厲的指控。

劉克襄這篇代表四年級的懺悔文,在傳統媒體與網路上都引發一片叫好聲。記者蘇瑋璇以〈像我這樣七年級的人〉回應劉克襄,痛陳他所面臨的經濟及社會困境,「像我這樣的七年級生,我們和朋友PK誰在這城市過得更慘」,描述得比劉克襄形容的還不堪。

接著六年級後段班的姜洋,也在《蘋果日報》投書〈六年級的我也有話要說〉,敘述他們這一世代的困境。在這種各自代表年級發言的詭譎氣氛下,社會上出現了世代剝奪的怨懟情緒,年輕世代天真的人云亦云,以為這一切一切「都是上一代的錯」。

身為五年級前段班的網路資深鄉民,不願落入劉克襄精心預設的「世代陷阱」,也來代表五年級發言。從歷史來看,階級問題無分古今中外,就是這麼簡單的 弱肉強食。但既得利益者卻偽善狡詐的把此一矛盾,包裝轉化成省籍、黨派、城鄉、宗教到統獨。當這幾招都用爛了之後,現在最新流行的藉口則是世代,甚至更細 分為年級。這些炒作土地的政客、財團與自稱是上人等等的既得利益者,現在一定又在偷笑:「窮人,你的名字叫笨蛋。」

劉克襄不會告訴你,年輕的鄉民大概也無法想像,四年級這一世代當年就業時,職場的環境如何?在還沒有新竹科學園區之前,台北這裡的凱普、飛歌、通用等超大型工廠,都是女工上萬的大公司。但是兩蔣時代的勞動條件、工安比起今天,那才真叫地獄與天堂。

我在北投住了半世紀多,除了當兵那兩年以外,從未離開過這個小鎮。資深鄉民應該與我有同樣的印象,在淡水線鐵路的竹圍車站外的民族路上,有家生產電 視遊樂器和家用電器美商阿泰利(ATARI)集團的飛歌電子廠。那年代公家機關與大眾交通工具都沒裝冷氣,大部分的電影院與餐廳也沒有,但飛歌的廠房裡竟 都裝設了冷氣,因此飛歌的女工很自豪,連放假都還穿著工廠制服,就像如今的空姐那樣。

但1972年7月起,飛歌電子廠忽然傳出「怪病」,女工一個又一個暴斃,門口就擺著一具一具的年輕女屍;因為覆蓋的白布不夠,有時甚至是兩具或三具 女屍合用一塊。當時還沒有《蘋果日報》,這種女體加屍體的聳動畫面,根本沒有記者會有興趣。但廠家附近的居民早已人心惶惶,平日熱鬧的廠區附近商家也都關 門,瞬間變成了鬼域。當時飛歌是台灣很重要的電子大廠,也是退出聯合國之後美商還續留在台的重大投資,因此兩蔣鷹犬也在這裡很認真的「抓匪諜」。

後來女工暴斃的案例越來越多,連高雄那裡的日商三美與美以美也傳出同樣災情,最後政府工安部門不得不入廠追查,才發現根本就不是什麼匪諜在「下 毒」,而是美商與日商為了節省成本,而戒嚴時代台灣什麼也沒有,就剩人命特多也特賤,因此他們竟然都用毒性甚高的有機溶劑三氯乙烯與四氯乙烯,但在冷氣房 內工作的女工卻毫不知情,以致在廠房裡吸到了過量的乙烯中毒身亡。

年輕鄉民或許不解,兩蔣既然要封鎖女工接連暴斃的新聞,為何廠方反而要這麼殘忍的曝屍?原來那時雖已實行9年國教,但在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下,很多 鄉下小女生,小學一畢業就必須上台北打工;但未滿14歲,工廠不能錄用,偏偏趕貨時又缺工,於是工廠要她們自己拿其他超過14歲在學女生的名字當人頭,用 來領薪水與應付安檢。很多鄉下未成年少女為了進廠,於是冒用正在就讀高中女生的姓名個資來應徵。

資本家草菅人命,兩蔣鷹犬助陣,害得這些小女孩因工安意外暴斃,卻連微薄的勞保給付也拿不到。由於死者有些是廠方也不知真名,用假名在打工的小女 生,偏偏一時間又無法通知家屬,只好曝屍以供家人指認。消息傳開後,一方面有些中南部的家長聞訊趕來,急著連薪水也不要了,只想把確認還活著的女兒帶回 家;但另一方面在廠方加薪再加薪之下,也有些貧困的少女,明知這裡已死了好多人,仍在真相未明之前趕著來應徵。

當年逃過一劫的飛歌倖存女工,後來下場也沒多好。1984年美商阿泰利將股權與廠房,移轉給另一家美商TTL公司,卻未發放資遺費。除了飛歌事件 外,1973年9月3日清晨,一艘由高雄旗津開往前鎮的民營渡輪高中六號,因超載且機械失靈而翻覆沉沒,造成25位住在旗津中洲,要趕往前鎮的高雄加工出 口區的年輕女工罹難。這些可憐而早夭的四年級的女工,她們剝削了誰?她們又怎麼能為今天的居住正義負責?

吳念真也曾寫到,鄉下的女工在工廠裡被檢查出來有肺結核反應,廠方就通知家長領回。小女孩想到回家後沒辦法賺錢,反而還要浪費糧食,就在同事都去上 工後,在宿舍裡上吊自殺。台灣經濟的起飛,靠著就是兩蔣這種黨國資本體制剝削廉價女工。今天RCA罹癌的女工,聯福製衣、福昌紡織電子、耀元電子、興利紙 業、東菱電子、太中工業等遭黑心老闆惡意關廠的工人,很多也都是四年級生啊!

那年代工廠裡的三班制,生產線上建教班的女生若生病,上課可以請假,上班卻不能請,因為生產線趕工時,上課沒來學校睜一眼閉一眼,但上班缺勤會毫不 通融的退學。而且加班領的費用,不是像現在乘以1.35或1.7,而是乘以0.3或0.6,而且不加還不行。我能理解六七八年級的孩子們投入職場後,一定 有很多不滿,但你們又怎能想像,三四五年級當時的職場又是什麼光景?

我在戒嚴時代,也在某一國民黨中常委的工廠裡工作3年,見過生產線上有當了20年的計件工,公司就是不給正式職缺(不想付勞保與退休準備金),懷孕 的就想方設法調她去粗重的、骯髒的、汙染的地方。3年裡我親眼看見2次職災,一個工人頭被夾斷在生產線上,當場死亡;另一個被斷掉反彈的刀片刺入胸中,送 榮總不治。但生產線依然沒停,勞動檢查完全是虛應故事。戒嚴時代的工殤血淚,真的是罄竹難書。

女工與老兵的命運一樣,像牲畜一樣的成了黨國體制的奴工。因此女工在工安事件中,面對生產線上同事的死亡,也跟軍中與眷村裡的人,面對身邊的人遭到 白色恐怖凌遲時同樣的「淡定」。一條生產線每一班都上百人,三班制趕工,即使身邊的同事慢性中毒倒地昏厥(像飛歌),甚至意外身首異處、血流遍地(像那家 中常委的工廠),生產線還是不能停,死傷者由主管負責,工人不能擅離崗位。在戒嚴體制下,這種上萬人的保稅工廠,就跟眷村與戰場一樣冷血。

唉!窮人,你的名字叫笨蛋。四年級的人到底是招誰惹誰了?鄉民們別再落入當權者為我們預設分類械鬥的世代陷阱中。土地是有限資本,有本事操作的一定都是特權階級。這是階級問題,與誰是幾年級無關。無關,無關,無關(丟筆,沉思中)。

2015年3月13日 星期五

中国历史课本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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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事件最大的長期洗腦工程 -- 用227代替了228

 
ZM 2015/03/12
 

南京西路185巷巷口的前天馬茶房,有著二二八事件引爆地紀念碑,天馬茶房一直以來都被官方官史認為是228事件的發生地。一講到228發生,就會聯想到這個私煙取締。

但是天馬茶房發生的私菸取締衝突,明明就是2月27日。那應該叫做227事件才對,怎麼會是228事件。

真正的228事件是什麼?是2月28日,因為前一天的事件,大批前來行政長官公署,和平請願的無武裝群眾,遭到國民黨衛兵的機槍掃射屠殺。

在公署的機槍鎮壓前,群眾只是罷工罷市,沒有「毆打」了誰。在這一槍開了之後,全島沸騰,才開始出現武裝起義、佔領電台和波及到外省人。

所以228事件,本來就是指行政長官公署的機槍屠殺事件,不是天馬茶房的私菸取締事件。228開的第一槍,是公署國民黨兵對群眾有殺意、有針對性射出的鎮壓子彈,而不是227取締員不小心、誤擊的子彈。長期以來,統治結構用227取代228,讓你討論「227的族群誤解」來迴避「228統治軍警對和平群眾的無差別屠殺」,一方面避重就輕,一方面把政權對公民的鎮壓引導成族群問題。

將227置換成228,這是長期以來最成功的潛移默化工程。就連很多文史研究者都中計其中渾然不覺。

所以請正名,228的發生地,是行政長官公署,現在的行政院。

1947年2月28日,國民黨軍隊無故開槍鎮壓和平請願的群眾。
2014年3月24日,同一地點,國民黨警察暴力鎮壓和平抗命的學運群眾。

行政院,國家暴力的代表,真正的罪惡之城。從228到324,都是歷史流血記憶的現場。

〔 資料來源: ZM的facebook | 引用網址/留言討論

2015年3月11日 星期三

論特務頭子變民主推手之謬誤

2014-03-07 15:25
 
東海大學畢業,旅外作家,曾任職於聯合國
 
論特務頭子變民主推手之謬誤
台灣民主鬥士雷震(右一),當年被蔣氏父子聯手迫害,昔之特務頭子,今卻有人頌之民主推手,何其荒謬!

編 按:今天,是台灣民主鬥士、《自由中國》雜誌創辦人雷震逝世的紀念日,1960年雷震與台港在野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中正三連任總統」,結果遭蔣介石、蔣 經國父子構陷入獄。本文作者殷惠敏以「特務頭子變成民主推手」為題,直指中國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企盼有一天中共也能出現一個蔣經國式的人物之可笑,文中 亦述及兩蔣迫害雷震、民主殺手的本質,在雷震逝世紀念日這一天讀來,特別發人深省…。

近年來,中共為了對台灣的國民黨統戰,在有關抗戰歷史的書寫上,刻意哄抬蔣介石的功績。在電視劇目上,蔣介石父子也有了正面的政治形象。大陸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也順此推波助瀾,甚至企盼有一天中共也能出現一個蔣經國式的人物。

由 台灣《中國時報》出資,請一位美國退休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為蔣介石和蔣經國寫的傳記,其格調和過去蔣家御用史家的作品其實差別不大,但因為作者是洋人,對華人讀者來說,似乎就增加了客觀可信度。實 則,儘管過去幾十年蔣家政權有過鋪天蓋地的宣傳,只要親身“走過從前”,體驗過台灣政治發展歷程的人,都不難辨識出什麼是真像,什麼是假象,什麼是幻象。 這不是請來一個遠地和尚就能混淆是非的。

特務頭子成民主推手

對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台灣政治發展的探索,使人了解到,在詭譎多變的表像下,也有恆常不變的事物。那就是蔣父子為了維護權力所採取的毫不鬆懈的手段。

事 實上,自從葉公超代表台灣政府同美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後,台灣固然有了安全保障,大陸不敢貿然攻台,台灣在美國的保護傘之下,按照條約義務,台灣也無法在 不知會美國的情況下,逕自對大陸發動攻擊。這個限制所造成的台灣地位的實質改變,已使得國民黨政府宣傳多年的“反攻大陸”國策成為政治神話。這一點,不僅 杜勒斯和葉公超心知肚明,蔣介石父子也心理有數。基本國策無法成立,政權的法統,包括戡亂時期戒嚴條例的設置,中央民意代表的無限期延續等,也都要出問 題。在當時的情況下,維持專制統治所依賴的只有謊言與暴力。

明眼人都看到了這一點。所以蔣介石要違 法連任時,胡適苦口婆心勸他遵守憲法。胡適建議國民黨必須“毀黨造黨”,台灣才能走上民主之路。 “毀黨造黨”就是毀棄“革命”的黨,建造遵守民主遊戲規則的黨(這樣的處方對今日的中國大陸似乎還是適合的)。胡老頭這個溫和的建議,卻激起了有儒學修養 的基督徒蔣介石的肝火。他忍不住在日記裡大罵胡適為“買辦文人”,“其勸我'毀黨救國',此與共匪之目的如出一轍。”

前仆後繼的民主運動

曾 被推舉為“十大傑出青年”之一的台大法學教授彭明敏,也意識到國民黨政權的這個“法統危機”。他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中,直指蔣介石“反攻大陸”的 把戲是二十世紀的一大騙局。蔣的意圖是要“利用非常時期的名義,排除憲法和法令的正當行使,陷害愛國而富於正義感的人們,進一步限制言論,封鎖新聞,控制 思想,實行愚化政策。”這正好勾畫出蔣經國的使命所在。

吳國楨要落實人民的憲法權利,實施地方自治 時,蔣經國就指使特務系統以抓“流氓”來恐嚇地方領袖,甚至企圖謀害吳的生命。為了消除孫立人勢力的潛在威脅,蔣經國不惜炮製一場由假匪諜策動的假兵變。 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反對蔣介石違憲連任,雷震和台灣名人李萬居要合作組黨,蔣經國又搬出“匪諜”戲碼,逼迫雜誌社的職員劉子英出來自誣,將雷震按上 “知匪不報”的罪名,判處十年徒刑。雷震被捕後,胡適在美公開為雷震辯護,強調雷震絕非叛亂犯時,蔣介石在日記中的反應就是潑婦罵街了:“此人(胡適)徒 有個人而無國家,徒恃外勢而無國法,只有自私而無道義,其人格等於野犬之狂吠。”

“野犬狂吠”?罵胡適沒有“國法”,倒是令人莞爾的。

 然 而,台灣的民運一直前仆後繼,從未止息。白雅燦參加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的政見,要求蔣經國公佈私人財產,繳納蔣介石遺產稅,解除戒嚴令,結果以違反基本 國策,鼓動叛亂的罪名,被判處無期徒刑。楊金海與國會議員郭雨新組黨,結果遭警總逮捕,以意圖顛覆政府的罪名被判無期徒刑。當年帶領黨外人士於國際人權日 在高雄示威遊行的“美麗島”領袖黃信介、施明德,初審被判無期徒刑。在另一件“匪諜”案中,特務系統要吳泰安自供為匪諜,來誣陷高雄的黨外重量級人物余登 發,吳泰安在獄中翻供後突然又“畏罪自殺”。同樣的戲碼,演了又演,這些政治案件背後的黑手,都可以追溯到蔣經國身上。

可 是,在蔣經國基金會贊助下,陶涵撰寫的蔣經國傳記,卻稱頌他為台灣民主的催生者,不免令人啼笑皆非。台灣的民主推手難道不是在專制時代前仆後繼的民主運動 嗎?推動民主化的是推手,壓制民主化的是殺手。殺手只能從反面促進民主化。替殺手改頭換面,把殺手說成推手,要不是黑色幽默,或價值錯亂,就是如納粹所 說,謊言說一百遍就成真理。這是國民黨政府多年宣傳所造成的潛移默化的效果嗎?

其實,早在七十年代,出身芝加哥大學的一位學者謝善元,在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出版的《亞洲觀察》撰文,分析蔣經國在不同時期向幹訓班的幹部和學員所做的內部講話,就發現他的政治思想中沒有任何可與民主政治銜接的地方。

蔣 經國強調的革命任務是鞏固領導中心,打擊分歧份子。他領導的特務系統,也的確壓制了歷來對國民黨統治的大大小小的挑戰。 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可說是對台灣民主運動的一次規模最大的鎮壓。對蔣經國來說,他固然是不辱使命,但台灣至今在政治衝突中讓人感到的一股戾氣,卻 是以往長久的挫折所積累起來的。這顯然也是蔣經國留下的政治遺產。

1988年,在蔣經國死後的翻案風中,雷震案的關鍵人物劉子英,寫了一封信給雷震的遺孀宋英女士,懺悔他當年扮演“匪諜”的往事:

“雷 太太:我實在愧對雷公和您了,所以不敢趨前面領罪責。回想當年為軍方威勢脅迫,我自私地只顧了自身之安危,居然愚蠢得捏造謊言誣陷儆公,這是我忘恩負義失 德之行,被人譏笑怒罵自是應該,所幸社會人士大多明白這是怎樣的一樁冤獄,而您對我的為人罪行也仍給以寬容,從未表露責怪之意,因而益使我無地自容。…”

這或許可為陶涵筆下的蔣經國這個“民主催生者”的業績,做一個註腳吧。

陶 涵寫的蔣經國傳記,訪問了包括蔣生前的心腹侍從李煥、王昇和讀報秘書宋楚瑜、馬英九等人,還為蔣經國在江南謀殺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刻意洗刷,認為他本人對此 並不知情。但效果可能適得其反。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偵查線,毫不費力就從執行暗殺行動的竹聯幫追索到台灣國防部情報局,最後鎖定在蔣經國的次子蔣孝武身上。 這件消息經《紐約時報》記者包德甫(Fox Butterfield) 報導出來,對蔣經國和國民黨政府來​​說,都是十分難堪的事。

眾 所周知,王昇被黜後,蔣經國已疾病纏身,本來召集各部會首長開會,下達命令的核心小朝廷“劉少康辦公室”的機要事務,交由次子孝武代行。蔣經國從八十年代 初就有意培養孝武接班,所走的途徑似乎和自己當年一樣,是在情報機關裡“歷練”。不久,情報系統向蔣經國匯報的重要國安情報,都由蔣孝武經手過目,儼然成 為蔣經國的耳目。眼看專制的三世傳承就要開展,卻在江南案上栽了一個大跟頭。

就像他的祖父年輕時與 上海黑幫的淵源,蔣孝武也有利用幫派“報國”的奇妙想法。情報局被鼓勵去嘗試一條新路線,於是便產生了指使竹聯幫在1984年10月赴美刺殺江南之舉。江 南在這一年6月訪問了吳國楨,得到一些尚未公開的資料。江南計劃動筆寫吳國楨的傳記。這些資料一旦公諸於世,對國民黨多年來營造的蔣經國形象,將是不利 的。但主事者忽略的是,江南是美國公民,美國是台灣的保護國,到美國來行刺一個美國公民無異是太歲頭上動土。就如一句英文俗話所說,餘下的就是歷史了。

聯 邦調查局掌握了無可辯駁的偵查材料, 在國際媒體的聚焦下,蔣經國在《時代周刊》採訪記者面前宣布他的子女不會接班。受到美國政府的強大壓力,蔣經國被迫向來台訪問的《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證實 台灣將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這個一生致力於鞏固領導中心,打擊分歧份子的“革命家”忽略的是,他的子女,在民主的遊戲規則下,和其他的台灣公民一 樣,也同樣有機會競選台灣的總統。

 這大概就是台灣民主催生的關鍵所在。現在回想起來,在民智已開的八十年代,蔣經國傳子的企圖顯然是犯了時代錯誤的。

然 而,我不免產生的感想是,只要專制統治的時間夠久,泥土路變成柏油路,雜貨舖變成小超市,手工廠變成電子廠,專制的道路似乎就變成唯一的、合理的發展道路 了。發展經濟學家會提供理論根據,政治宣傳家會來塗脂抹粉。那些陪伴獨裁者打牌度日的爬蟲,也“無怨無悔”地沉浸在良好的自我感覺中。 《蔣經國傳》的作者陶涵2009年曾經接受大陸《南方人物周刊》的專訪。在答覆周刊記者關於如何評判蔣經國的一生的問題時,陶涵的妙答是:“蔣經國應該堅 決反對他的父親實施白色恐怖。他也應該更早地在台灣推進民主化。”隔靴搔癢到這般地步,令人啼笑皆非。

特務系統成怪獸

權 力如同春藥,上了癮之後,企圖心會無限膨脹,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蔣經國靠著情報特務系統而控制軍隊,控制政府的運作以及行政和技術官僚。但在這個過程 中,他所操縱的特務系統也變成了一個尾大不掉、行走於法律邊緣的怪獸,對台灣政治和社會的荼毒,罄竹難書。在他統治下的台灣,一些有政治理想的人,他們的 基本權利被剝奪。不少有志之士或政治異議者因政治主張而投獄、受難,甚至喪失生命。如果說,這是安定繁榮、經濟發展必須付出的代價,這個代價顯然不低。那 些在專制的銅牆鐵壁中碰得頭破血流的思想犯、政治犯,他們又該向誰申訴?被軟禁的政治犯彭明敏1969年在冒險離家逃亡前夕,給《華盛頓郵報》駐港特派員 寫的英文信說:

“我要離開此地,因為我和我家屬的安全受到威脅。我覺得這是保全我的生命及解除我的 家屬所受困擾的唯一辦法。我從軍事監獄釋放回家以後,我全家一直在受著嚴密監視,日夜備受干擾。我已得到可靠的秘密消息,特務機關將對我的生​​命有所企 圖。整個情勢已使我相信,要確保我生命的安全及家屬的平安,沒有他途了。我十分了解要這樣做所冒的危險及其政治後果,但還是要做這痛苦的決定。過去幾年, 特務機關一再設局要陷害我,使我被判死刑。調查局牛科長和劉組長曾當面威脅我說,他們隨時能夠殺我。與特務機關有關人士也曾一再警告我有生命危險。我於 1964年被捕以後,一直被國民黨機關抹黑攻訐。我出門一步即受特務人員跟踪或包圍。我的家屬每一個都受特務人員的騷擾。連我子女的每日例行活動(如往來 學校)也受嚴密監視。這對他們的敏感心理已有極大影響和打擊,使他們近於精神崩潰。”

蔣父子是必要的嗎?

在 那個時代的台灣,思想箝制、政治壓制,特務橫行,都是“必要之惡”嗎?經濟發展是否必須以犧牲民主為代價?為國民黨政權辯護的人往往表示,過去這幾十年所 走過的路便是唯一的出路了。但為什麼是“唯一”的出路?難道不是因為其他的途徑都被封殺了?我們今天的困局有許多都是過去幾十年所造成的。至今未解決的國 民黨“黨產”問題,不就是當年吳國楨所指控的“國庫通黨庫”種下的因嗎?在五十年代以來台灣的政治發展上,我們不免要問,蔣介石是必要的嗎?蔣經國是必要 的嗎?

盼望蔣經國式的人物在大陸出現的人,恐怕是拜錯了神。民主不可能恩賜,餡餅從天上掉下來的機率其實很小。還要等待那虛幻的彌賽亞的到臨嗎?不如聽從那句古老的哲理: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作者殷惠敏,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台灣俗稱的「外省人」,曾在聯合國工作,長年旅居海外,現居美國紐約)

雷震民主人權基金會 顧立雄扮推手

http://www.peoplenews.tw/news/ca9165d9-9876-4962-98fd-1aa5fa5b63ba

1960雷震事件始末

http://www.peoplenews.tw/news/9be92ec2-62a4-4cc1-9c68-f301a66c3470

2015年3月9日 星期一

打敗國民黨的方式(一)

 
周偉航 2015/03/08
 


本來打算另以專文探討,但因為發現之前參與某團體社課的演講過程,其實就已經是不錯的參考資訊,因此簡單整理過後,刪改極少數需要隱蔽的部份,依逐字稿的方式提供給大家參考。

原社課共有三小時,分別談文宣、組織,以及「問與答」部份。將先提供最不需要修改的文宣部份,餘下的部份將視狀況後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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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先進大家好。能當貴社活動的開場講者,當然有很重大的責任啦!在這邊還是感謝主辦的肯定。好了客套話就講到這裡。我想我的風格是輕鬆,所以大家不要當成是什麼學術演講,我們就自然的談。

今天我要談的是「打敗國民黨的方法」。

其實很多人找我談怎麼打敗國民黨。我心中當然有一些看法,不過在回答這種問題之前,我還是有先看過現在已經有什麼相關的「理論」。

我用網路找到一些分析國民黨,或是對於「拉下」或「搞倒」國民黨的一些策略。這些策略來自一些我不是很熟的「大師」。應該是大師啦!感覺他們信徒很多,我就先當大師來看。

我認為這些分析,有個共同的問題,就是多半來自於和當代國民黨沒什麼「關係」的人。他們在談一個陌生的「客體」。就是陌生的對象。他們一直站在外面看國民黨,覺得自己看得很熟,可是從來都沒有進去過。

我認為,這種論述雖然不見得就無效,但鐵定有遺漏。

我無意否定他們的貢獻,重點是我能有什麼貢獻,能夠補他們的不足。我想要做的工作,就是用我對國民黨的認知與經驗,把剩下的部份補足。

接下來一小時,我會一直圍繞著「打敗國民黨」這個目的來談,談的重點當然是「手段」。我會談到一些和別人重疊的手法,也會有比較罕見的觀點。我的想法是,不論發揮的效用有多大,有提總比漏提好。

我歡迎任何批判,等一下我們有問與答時間,一個小時耶,哈哈。不過我想提醒的是,不需要站在國民黨那邊的意識形態來提問。為什麼呢?

如果我說得是錯的,對於國民黨就不會有重大的傷害,那麼真正的國民黨人就無需在意。這也不是學術討論,不要和我盧資料哪出來的,我哪會記得,資料就是來自我的頭,不信當然可以,但你不信,不見得它就沒用。

你要站在什麼反國民黨大師的立場來罵我,我都會虛心接受,但應該不會有什麼改變。我用這些想法已經打得很順,看不出有什麼問題。這可不是紙上談兵,談將來應該做的事,而是把我已經用了一段時間的概念整理起來。

好,現在要來談個重點。一開始最重要的事。「打敗國民黨」,一定要先確定這「國民黨」指的是什麼。

為了批判國民黨的合法性,許多反國民黨的人,會由歷史溯源的角度,從1945拉出一個很長的脈絡到今天的國民黨。這是意圖消滅國民黨的道德合理性,或是藉此想喚起一些情感上的憤慨。就效果面上,我認同這樣的做法,可以持續。

其實在學術上這種做法有問題,但因為能傷害國民黨,我們就先不管他。哈哈。(場中提問:「為什麼?」)國民黨有新的選票,就一定會有新的道德合理性基礎。這個先不討論,反正大家都不在乎吧。之後的Q&A時間在討論也可以。

我 想強調的是,現在的「國民黨」實體,和1945或1949的國民黨,沒什麼關係。擁有國民黨認同的人,很多是自外於194X年脈絡之外的。他們和蔣家政權 沒啥關係,也覺得自己和那個政權沒關係。你打這點,打不到他們的肉。你自己會很爽,可是他們不會痛,因為他們不覺得自己是那個國民黨。

就我來看,「國民黨」是由一個上下層結構所組成。雙層結構。在上層的,是實際的統治集團,是一堆國民黨政客和商人。位於下層的呢,是會投票給國民黨的國民黨百姓社群。

這上下層間,沒有什麼流動性,所以可視為兩個群體。

對於上面的,那些國民黨政客和商人的部份,已經有很多社會先進,大師、大德進行過完整的分析,資料相當多,我就不深論了。我也講不過他們。

這個由「高級外省人」「有錢人」與「地方實力者」,就是地方派系,組成的群體,在人際與金錢往來上盤根錯結,可以視為單一的個體。我以下簡稱這些「上層國民黨人」為「國民黨A」。不是A錢的意思啦!是簡稱。

而由一般百姓組成,在選舉時會投給國民黨或類似黨性候選人的下層百姓,則簡稱為「國民黨B」。

如果打算由選舉方式瓦解國民黨,瞭解國民黨B,會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工作。而就近十年的投票狀況來看,國民黨B主要來自於以下的幾種社群。

第一種就是外省裔。大約還有七到八成的外省裔依意識形態支持國民黨,這些人的總數其實不多,但在接近戰的選舉中影響很大。很多人說現在要改稱這些人叫中國人,可是中國人這個詞的意義更混淆。我們就還是講外省人、外省「裔」就好。

他們裡面有一些是反國民黨的,而且非常反,反到你覺得大腦是不是有問題,哈哈。這些人會是很重要的種子部隊,可以從這些人身上產生強大的破壞效果,破壞他親戚的意識形態。就像灘頭堡那樣。

第二種就是軍公教及其家庭成員。這些軍公教因為工作環境,會有一種意識形態的群聚效果,大概有六七成是慣常支持國民黨。他們會支持國民黨,主要是利益考量,像是福利,退休金等等。

但新人已經開始覺得自己領不到錢了,開始仇視同一職場的老人。這些人也是灘頭堡,很重要。下一堂談組織時大家就知道灘頭堡的重要性。內奸沒有在嫌少的,我們需要滿坑滿谷的內奸。

第三就是地方派系。我把閩南裔、客家裔中挺國民黨的劃入這一群。這一些人因利益考量,動員力強,但叛離也相對容易。他們人數不好掌握,但如果頭子挺國民黨,一群就都會挺。

要打動或打散他們,要有不同的方法。這個我們後面也會談。因為沒錢和國民黨拼,所以你不能拼錢。要拼的原理也是一樣,讓他們「絕後」。不是剪他的雞雞,是要把他們的第三代吸過來,變成貴社的社員這樣。這樣很好齁,社長。社長點頭了。

第四種是低教育程度者。這些人通常也是低收入的勞動者。為什麼他們會支持國民黨,主要因為缺乏思辯能力,沒有接受訓練過,所以對小時候接受的政治意識形態是照單全收。

很多人說要教育他們,我認為這種想法也是很傻,你哪來的時間教人?他們哪來的時間讀書?這種想法就是大學教授病上身,瘋了。對這些人,應該是震撼教育,大炮在他們頭上一直轟,嚇死他們這樣,讓他們西瓜靠大邊。這個之後我們再談。

好,我就提四種。那為什麼要集中目標在這四個群體?

其實國民黨在其他的主要社群、主要的社會分類中,支持者都沒有過半,而選舉只要過半就好。那些國民黨沒有過半的社群,支持國民黨的比例,已出現門檻效果,就是過了那個引爆點,所以正快速衰退中,就沒必要優先處理。

還有,我知道有些大師主張要完全消滅國民黨支持者,所以其他群體也要顧。我認為這在實務上根本不可能做到,只是浪費資源。這根本沒有經濟學概念嘛!他們沒有邊際的概念,只是在傳教。你以為你是耶穌喔,耶穌都還沒辦法讓所有人都信教咧。

你錢不多,就應該準確將資源投注在國民黨有優勢的人身上。

好,面對這種組成的「國民黨B」,我們要達成的目標有二:

一,就是想辦法挖其中的人,讓他叛離國民黨。
二,避免原本在外面的人流入國民黨B。

如果你想透過選舉方法擊敗國民黨,那這兩者應該同步進行。選舉是比餅的大小,你要讓他越做越小,同時不可讓自己的餅流過去那邊。

所以要談「對象分析」,這樣談應該就夠了。如果你聽不懂剛剛講的,簡單說來,就是現在會投國民黨的,只剩特定族群,我們一方面要把他們拉出來,同時避免有新人流進去。

確定對手之後,要思考的是目的性問題。為什麼我們應該要打倒「國民黨」?

這個對大家來說是屁話啦!都坐在這邊了何必談?但你要給其他人,其他中立派一個理由。我認為不用說得太長,也不用牽絲到什麼歷史。談現在就好。

現在,這個「國民黨A」,這種政經複合體,會對一般的百姓帶來傷害,這點沒什麼好爭議的,因此應該消除。那我們又何必針對「國民黨B」,他們同樣是百姓呀?

這很簡單回答。因為國民黨B會透過選票不斷支持國民黨A,讓國民黨A得以利用權力向外造成傷害。因此瓦解國民黨B,會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更進一步來講,國民黨B本身也可能會對其他百姓造成直接的傷害。

國民黨早就已經沒有信仰與思想,不信你可以去問那些黨員什麼是三民主義,這和現在國民黨的做法又有什麼關係。根本就沒啥狗屁關係呀!平均地權咧?漲價歸公呢?驅逐韃虜咧?驅逐CCR好像是當務之急哈哈。

因為沒有思想,所以現在會加入,或依附,或票投國民黨的人,就只有一種動力,就是利益。這種利益,可能是基於人身安全,或族群權力地位的考量,也可能是直接的金錢利益。這就是一種很明確的「外在價值交換模式」。就是交易啦!賣票。

國民黨B,想透過支持國民黨候選人,為自己謀取利益,但這些利益,是從別人身上剝削而來的。很多人說國民黨B是無辜的,我不認同。現在的不正義,不只滋養到國民黨A,也會分享給國民黨B。爽都是爽到他們,血都是吸其他人的,所以打擊國民黨B是有道德正當性的。

如果你聽不懂我剛剛講的,不要緊,簡單來講,就是「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懂了嗎?很好懂嘛!你看他的表情就是秒懂。

目的部份講完了,接下來就是手段的部份,我會談出幾個對抗國民黨的重要策略。就是這個ppt上的「小丑化」、「搶劫意識形態」、「去二元」,與「世代斷鏈」。

我們先來看小丑化,這個是我的主要打法。

(待續)

從鄭氏政權到蔣氏政權

 

 

民報文化雜誌第五期〈台灣名字的發源地〉

 

李筱峰 2015/03/09

【專文】從鄭氏政權到蔣氏政權

台南曾經是漢語族第一次建立獨立政權的中心,這個獨立政權就是鄭經建立的「東寧王國」。

 

台南曾經是漢語族第一次建立獨立政權的中心,這個獨立政權就是鄭經建立的「東寧王國」。但是這個東寧王國為何滅亡,是一段很值得我們借鏡的歷史。

台南曾是「東寧王國」政權中心

1661年﹐鄭成功率領著承繼自父親的海商集團勢力﹐攻打台灣﹐經過八個多月的苦戰﹐於1662年逼使統治台灣長達38年的荷蘭人退出台灣。但是鄭成功取台灣之後五個月即去世,子鄭經在一場權力鬥爭勝利後即位。1663年,鄭經全面撤出閩南沿海,進入台灣。

鄭 經進入台灣後,雖然一方面引進中國(明帝國)的文教制度,如設科舉、建孔廟;但另一方面則相當「國際化」―發展國際貿易。清廷雖封鎖台灣,但台灣轉而向外 發展國際貿易,國際化的東寧王國,與日本、菲律賓、暹邏、東南亞各地,甚至英國,展開廣泛的多邊國際貿易。對日本輸出稻米、蔗糖、鹿皮和絲織品(來自中 國),輸入鐵、銅、軍用物品、棉布、瓷器等;再將從中國(走私)和日本運到台灣的商品,轉售到菲律賓和南洋。

鄭經時代 安平扮演遠東貨物集散地角色

東 寧的貿易對象以到日本、菲律賓的商船最多,英國則是最積極想與台灣貿易的歐洲國家。英國船於1670年首度來台,與東寧王國協議成立非正式通商條款37 條,1672年正式訂定協議條約13條,並在安平籌設商館;依協議,東寧王國向英國輸出蔗糖、鹿皮,輸入軍火、棉布等物。鄭經時代台灣的國際貿易發展,使 得安平一直扮演著自荷蘭時代以來遠東貨物的集散地角色。郁永河所指出的:「我朝(清)嚴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凡中國各貨,海外皆仰資鄭氏,於是通洋 之利,惟鄭氏操之,財團益饒。」(詳見郁永河,《裨海紀遊》,〈鄭氏逸事〉)其中,「通洋之利」指的就是發展國際貿易的好處。國際貿易的龐大利益,成為鄭 經立足台灣的重要憑藉,是鄭氏東寧政權能夠站起來的重要實力。此時的東寧王國,儼然以島國之姿,雄據東亞。

鄭經對人家說﹐他不是不能戰﹐而 是「不欲重苦沿海吾民﹐故效張仲堅遠絕扶餘﹐不與中土爭衡。」﹔1666年﹐鄭經所倚重的佐臣陳永華﹐在和鄭經的一次談話中也說到:「清朝亦知我們株守而 無西意」(江日昇《台灣外記》);1667年鄭經曾說:「東寧遠在海外,非居[中國]版圖之中,王侯之貴,吾自所有,衣冠之盛,不輸中土…」(答覆滿清孔 元彰的招撫信);1669年鄭經又說:「….全師而退﹐遠絕大海﹐建國東寧﹐別立乾坤﹐自以為休兵息民﹐可相安於無事。」(給答覆滿清官員李率泰信,見川 口長孺《台灣鄭氏紀事》);西洋人稱呼他為「台灣的國王」(The King of Tyawan),1670年英人東印度公司負責人Henry Darces上書鄭經﹐稱呼他「Your Majesty」(陛下); 到了1674年鄭經更定官制後﹐他的屬僚不再自稱「卑職」而都改稱「臣」了。鄭經儼然獨立建國於台灣,這是台灣史上首次出現漢語族人建立的獨立政權。

鄭經儼然獨立建國於台灣

從 1664年到1674年的十年之間﹐鄭經在台灣的獨立經營﹐已經使得東寧王國逐漸發展出一個局面。但是﹐中國傳統歷史意識的「大一統」情結﹐顯然又在鄭經 身上發酵﹐儘管東寧王國已在台灣奠下根基﹐鄭經原本已表示「株守而無西意」,卻不能安於小國寡民的價值﹐1674年他經不起「清初三藩」的鼓動,參與「三 藩之役」的反清行動,發動一場反攻大陸的戰爭,使得十年來好不容易在台灣累積的績業﹐卻在這場歷時六年的征戰中耗損殆盡,結果因此「套牢」。

在反攻大陸敗退的過程中,滿清當局在漳州設立「修來館」作為統戰機構﹐發布各項投降獎賞標準﹐利誘鄭軍部將兵士奔降﹐在這次的挫敗撤退當中﹐鄭軍又掀起一波投降潮﹐投降滿清的鄭軍官兵總數約10萬人。

鄭經反攻大陸戰爭 是東寧國滅亡關鍵

1680 年2月﹐鄭經全面退回台灣,但是已回不到歷史的原點。因為發動這次的反攻大陸戰爭﹐經過6年的征戰﹐消耗掉的財力﹑物力﹑人力﹐以及時間﹐使得東寧王國的 元氣大傷﹐加上因此造成的心理打擊﹑民心的潰散流失﹐則更不能以道理計。不僅國家元氣耗損殆盡﹐連賴以生存的經貿實力也大受影響﹐就在鄭經敗退回台的那一 年─1680年﹐英國撤銷了他們在台灣的商館﹐這表示外國也不看好東寧王國了。1683年8月鄭家第三代的鄭克塽率領已經薙髮的東寧「亡」國的文武百官, 向前來台南宣達投降清單的滿清代表施琅將軍(原為鄭成功部將)投降。

誠然﹐鄭經發動反攻大陸的戰爭﹐是東寧國走向滅亡的最大關鍵。

蔣政權的「反攻大陸」 幸好只流於口號

266 年之後,蔣介石的中國國民黨政權也撤退來台灣,以台灣為根據地,標舉「中興復國」、「反攻大陸」的口號。好在蔣政權的「反攻大陸」只流於口號,而沒有真正 付諸行動,至多僅於1950年代初期在中國大陸沿海島嶼發動幾次小規模的攻擊而已。蔣政權未能發動「反攻大陸」的實際攻擊行動,當然受制於美國的約制,美 國只願協助防守台灣抵擋共產中國的攻擊,但不幫助蔣政權用軍事行動攻擊中國。蔣政權因此穩守在台灣,台灣免受戰爭之苦,成為一個實際獨立於中國北京政權之 外的政治實體,致力於經貿發展。

兩相比較,我們發現鄭經將「反攻大陸」付諸行動,使得東寧國在台灣的經貿發展成果冰消瓦解;蔣政權的「反攻大陸」只是口頭喊喊,真正在台灣致力於經貿發展,卻使得台灣成為世界第14大貿易國,躍居「亞洲四小龍」的行列。

台灣與大陸分離 卻是經濟繁榮的時代

歷 史學者黃富三曾經指出:「在台灣與大陸分分合合的過程中,我們悚然發現,合併時竟是進步最小而社會混亂的時代;反之,分離或發展自我性格時,卻是經濟繁 榮、社會安定的時代。」(詳見黃富三,〈「台灣問題」的歷史淵源〉)揆諸前述鄭經與蔣介石兩個政權的歷史,正好驗證了這段歷史解釋。再看看2000年起, 尤其是2008年馬英九主政之後,所採取的「傾中」政策,中國勢力開始插手進入台灣各個領域,台灣的經濟呈現嚴重蕭條與不景氣。彷似又替這段史論提出具體 的佐證。

鄭軍在反攻大陸失敗時,發生軍人投降潮,以致東寧王國民心瓦解;今天許多原來追隨蔣介石來台要「反攻大陸,消滅共匪」的軍官們,也 紛紛向中共政權輸誠,還有人說出「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打擊民心士氣!。台灣今天雖然沒有像東寧政權敗退時的十萬人投降潮,但是台灣在發展成經貿大國之 後,卻有許多台商將大量資金挹注中國,造成以商逼政的危機。

撫今追昔,我們是否從歷史中得到反省與借鑒?

2015年3月8日 星期日

毆打!毆打!毆打?! – 228事件時的「忠義服務隊」及 圓山事件

 
台灣回憶探險團 2015/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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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事件爆發後,國民黨政府曾派間諜許德輝(化名高登進)在臺北組成「忠義服務隊」,透過許的人脈找了流氓及特務共250人,再招募不知情的學生共1200名 「共同維護治安」。這些流氓及特務四處毆打及燒毀外省人商店,擴大事端,製造派兵鎮壓的藉口。之後軍隊更將忠義服務隊中無辜學生於圓山倉庫廣場前集體射殺 作為代罪羔羊。
隨著各種史料如「台灣二二八事件反間工作報告書」、「台灣二二八事變報告書」的出爐,這些現在看來不可思議的事情一一浮現。其他不為人知的事情,還有多少呢?

(圖:事件當時,軍隊將機槍架於消防車上沿街掃射,出自wiki)

「上 午10時,柯遠芬引導楊亮功到圓山陸軍倉庫前面廣場,指遍倒在廣場上的數百個死屍說:這些就是昨晚進攻這個倉庫,被國軍擊斃的奸匪暴徒。楊亮功無言。後來 楊亮功對他的跟隨人透露:倉庫附近並沒有戰鬥過的跡象,死者都是十八、九歲的中學生,又沒有攜帶武器……這數百名十八、九歲的中學生,應是昨晚在市內各派 出所維持治安,而機槍步槍齊響以前,被憲警,林頂立的『行動隊』和許德輝的『忠義服務隊』所拘捕、押到圓山倉庫前面廣場,被國軍擊斃的。」
– 林木順《台灣二月革命》

「二 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事件中代表民間立場與政府部門談判,但是處委會治安組忠義服務隊的角色卻十分詭異,原本應該是維護治安功能的該隊,卻是民間眼中「公 然打劫、威脅良善、結隊橫行、假公報私,勒索案殺」的流氓。(引自林木順,台灣二月革命;蘇新,憤怒的台灣)原來,忠義服務隊是警備總部之下的單位 ,在新出土的檔案中這個事實得到印證。忠義服務隊總隊長許德輝在呈軍統頭子、保密局長毛人鳳的「台灣二二八事件反間工作報告書」中,詳述他於2月28日晚 經軍統台灣站站長林頂立、陳儀之弟公銓引見陳儀,面准創立忠義服務隊應急制變的經過,乃召集台北二十二處角頭流氓成立二十二分隊,加上特務隊三十名共二百 五十人,許氏為總隊長,台北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為總隊部。該隊經運作設於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治安組之下,而不知情的台灣大學及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共一千二百名與 之共同負起維護治安之責。但忠義服務隊中的流氓實則在燒殺擄掠,燒毀外省人商店、毆打外省人,一方面造成民眾對處委會的懷疑,一面製造中央派兵鎮壓的藉 口。(引自吳濁流,台灣連翹)而可憐的是,諸多單純的學生在軍隊上岸後被集體屠殺於圓山,成為忠義服務隊的代罪羔羊。
軍統方面的「台灣二二八事變 報告書」中著力誇大該系在事件中的功勞,指忠義服務隊的反間工作在「台中、台南、高雄、花蓮各地亦有如法進行,收效宏大」。陳儀當局一面向中央誇大事件的 嚴重性,一面又透過特務與流氓翻雲覆雨、擴大暴亂,忠義服務隊僅是其中一例,這是什麼樣本質的統治當局?」
– 陳翠蓮教授 淺論情治機關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

延伸閱讀:
二二八事件檔案展 台灣二二八事件反間工作報告書:
http://theme.archives.gov.tw/228/228online/Type2/000029812/pages/0000298120001.htm

淺論情治機關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 陳翠蓮教授
http://taup.yam.org.tw/comm/comm0204/228%AEy%BD%CD%B7%7C.htm

間諜許德輝(化名高登進)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8%B1%E5%BE%B7%E8%BC%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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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7日 星期六

被砍頭掛牌的蔣介石

 
林楠森 2015/03/05
 

林楠森BBC中文網台灣特約記者

在台灣今年的二二八紀念日前後,全台各地包括校園內的許多蔣介石銅像遭到潑漆或塗鴨,在北台灣基隆的一個蔣介石銅像並遭到砍頭下場。

蔣介石銅像在台灣民主化後雖然已不像過去那樣四處密集林立,但在不少校園及公共場所仍持續存在,幾個存在台北市數家重點高中及大學校園內的銅像,在校方一直拒絕撤除下,過去時不時發生零星抗議學生塗鴨。

相對於過往二二八紀念日時的零星塗鴨,今年全台各地的蔣介石銅像遭到的則是密集抗議,除了基隆的"蔣公"砍頭遭遇外,各地"蔣公"更多的是被掛牌或噴漆。

連日來遭抗議的也包括了台北市中心紀念蔣介石的中正紀念堂中的巨大銅像,這座有軍方儀隊站崗的銅像被抗議民眾扔雞蛋及潑墨水,抗議者則迅即被警察壓制逮捕。

抗議行動在二二八過後仍在持續,比如在台北市的一所高工,在銅像的基座"永懷領袖"刻字一旁,被學生用紅漆噴上"黨國威權滾出校園",在南台灣嘉義的一所高中,銅像底下則被放上手寫紙牌說"只許率獸食人,不許人民噴漆"。

"元兇"

除了蔣介石銅像外,仍奉蔣介石為精神領袖的國民黨,其在台北市的中央黨部也被噴漆"歷史元兇"。

在1947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距今雖已六十八年,但此一蔣介石及其子蔣經國主政時代被禁止提到的事件在眼下台灣仍無定論,抗議者說這是國民黨有計劃地針對台灣菁英屠殺,國民黨則否認。

雖然官方成立的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曾發表責任歸屬報告,指出蔣介石是事件元兇,但此一報告除曾被蔣經國庶出的前國民黨副主席蔣孝嚴提出刑事控告外,國民黨也從不接受。

以台北市中心的中正紀念堂來說,民進黨在執政時曾將其改名為民主紀念館並在蔣介石巨大銅像旁掛上許多裝飾物品,但在國民黨再度執政後迅即將名字改回,拆除銅像旁物品,而隨著馬英九當政,台灣又恢復了過往那種總統率領高官每年定期至蔣介石墓園"謁陵"之舉。

卸下國民黨主席職務不久的馬英九在二二八當天,仍一如往例以總統身份主持官方的紀念活動,他在活動上持續強調和解,這場官方活動出席者包括了甚受台媒矚目的台北市長柯文哲。

作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後代柯文哲,在去年競選台北市長時稱二二八不一定要追查元兇,以及應該淡化等說法,曾引起公民團體及二二八受難者家的質疑與批判。

相對於去年說法,柯文哲今年出席二二八官方活動時則改稱有真相才有原諒,有原諒才有和解,並說台灣人要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要做台灣這片土地的主人。

而對於仍在校園存在"永懷領袖"的蔣介石銅像,他則說台北市不會拆除,繼稱自己是超越藍綠後柯文哲稱此為"超越歷史",盡量不製造對立。

氣氛轉變

柯文哲這類和解、向前看、避免對立等說法,是從李登輝當年作為國民黨主席以來為台灣社會定下的主旋律,在此前陳水扁執政時對中正紀念堂作出改名等改變時,即受到不少批判是在製造對立。

不過這樣的氣氛正在轉變之中。指控破壞蔣介石銅像者是紅衛兵,是不尊重歷史沒有民主精神一類指控一如往常出現,但這些指控已不再像此前那麼成為主流。

比如有民眾投書媒體說,歷史很不幸的有許多被篩選剪裁可能,否則馬英九政府不會在高等行政法院判定敗訴後,仍然堅持使用審核小組成員與會議記錄內容皆不詳的"歷史課綱微調"。

參與太陽花運動的青年公民團體則說,在威權國家統治之下,設置蔣介石銅像或有其歷史因素,然而主權歸民後的民主台灣對蔣介石仍採取其一貫之威權立場,台灣人民不能接受。

對於蔣介石的評價,國民黨立委在這波其銅像遭洩憤的風潮中,重提了一個過去常用來說服台灣民眾必須感謝蔣的理由說:若非蔣介石,台灣會被中共統治經歷大躍進、大飢荒、文革,沒有蔣介石就沒有今天的台灣民主。

不過投書媒體的民眾說,如果要這樣假設論證,同理也可假設論證若蔣介石當年不是國民黨領袖,國民黨不會輸給中共,中國不會經歷文革,台灣也不會經歷漫長痛苦的戒嚴。

有網民則說國民黨當年在的二二八靠殺立威鞏固的黨國殖民體制,至今仍深深影響台灣,強取豪奪的黨產也仍未解決,在這種狀況下貌似清高談和解向前看,實際上是在幫助鞏固國民黨持續對台灣的掌控。

在去年底國民黨慘敗的九合一選舉時,參與太陽花運動的網民曾喊出"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而今年二二八氣氛的轉變,有評論員指出這一樣是延續太陽花運動的氛圍,且這樣的氛圍看來還將持續至明年的總統改選。

(責編:董樂)

〔 資料來源: BBC中文網 | 引用網址/留言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