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氏轉型
by 吳思
《晏子春秋·外篇第七》中記載了一段晏子作官的故事。晏子(名嬰，卒於公元前500年)是與孔子同時代的齊國賢臣。
故事說，齊景公派晏子去東阿當領導，在晏子領導東阿的第三年，齊景公把他召回來訓斥了一頓。齊景公說：「我還以為你挺有本事呢，派你去治理東阿。
現在你竟把東阿給我搞亂了。你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吧，寡人要狠狠處理你。」晏子的態度極好，立刻表示改正，他說：「請允許我換一個辦法治理東阿，如果三年治理不好，我情願以死謝罪。」齊景公同意了。
第二年，在晏子上來匯報稅收工作的時候，齊景公迎上前去，祝賀道：「好極了!你治理東阿很有成績嘛!」
晏子回答說：「從前我治理東阿，後門全部關死，賄賂根本就沒有。池塘裡的魚都造福窮人了。那時候老百姓沒有挨餓的，而您反而要治我的罪。後來我治理東阿，大開後門，大行賄賂，加重老百姓的稅賦，搜刮來的財富不入國庫，都孝敬您左右的人了。池塘裡的魚，也都入於權貴之家。現在東阿的老百姓有一半在挨餓，您反而迎上來祝賀我。我這人傻，治理不了東阿。請您准許我退休，給賢能的人讓位。」說著連連磕頭，請求退職還鄉。齊景公聽了，從座位上走下來道歉說：「請你一定勉力治理東阿。東阿是你的東阿，我不再幹涉了。」
分析這個故事，我們至少可以發現三個要點。第一，晏子初期不媚上不欺下，實行了一套合乎仁義道德的政策；第二，晏子後期欺下媚上，實行了一套竭澤而漁的政策，這是只做不說的潛規則；第三，合乎仁義道德的政策頂不住巨大的壓力，被迫向潛規則轉變。這三個要點構成了一個堪稱經典的變遷模型。讀讀中國歷史，這類變遷總是在人們的眼前晃來晃去。為了識別方便，我乾脆給它起個名字，叫作「晏氏轉型」。
在《晏子春秋》這本書裡，晏子治東阿的故事先後講述了兩遍，上面引用的那個版本是在「外篇」裡講的，還有一個版本是在「內篇」裡講的。在內篇的版本裡，晏子刮窮了百姓，喂足了權貴之後，齊景公將晏子召回嘉獎，同時還讓晏子介紹一下經驗——你是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績的。於是晏子向齊景公分析了前後兩種政策所涉及的利益集團及其利害關係。聽聽這位賢人的分析，我們可以找到「晏子轉型」——仁政墮落為苛政的壓力來源。
晏子對齊景公說：過去我治理東阿，堵住小路，關緊後門，邪民很不高興；我獎勵勤儉孝悌的人，懲罰小偷壞人，懶民很不高興；我斷案不偏袒豪強，豪強很不高興。您左右的人求我辦事，合法我就辦，不合法就拒絕，您的左右很不高興；我侍奉權貴不超過禮的規定，權貴們也不高興。邪民、懶民、豪強這三邪在外邊說我的壞話，您的左右和權貴這二讒在裡邊進我的讒言，三年內壞話就灌滿您的耳朵。
晏子說，後來我小心地改變了政策，不堵小路，不關後門，邪民很高興；不獎勵勤儉孝悌的人，不懲罰小偷壞人，懶民很高興；斷案時討好豪強，豪強們很高興；您的左右求我辦事，我一概答應，您的左右很高興；侍奉權貴超出了禮的規定，權貴們很高興。於是三邪在外邊說我的好話，二讒在裡邊也說我的好話，三年內好話就會灌滿您的耳朵。其實，我過去招致指責的行為才是應該獎賞的，我現在招致獎賞的行為正是應該懲罰的。所以，您的獎賞我不敢接受。
晏子把討厭仁政、喜歡苛政的人分成了兩大類：一個是民間的「三邪」，另一個是統治集團內部的「二讒」。這兩類人的利益所在決定了他們的好惡，而他們的好惡關係非常重大。
統治集團內部的人，控制著通向以暴力組織為後盾的最高權力的信息渠道，他們是齊景公的耳目。晏子實際上幹得如何並不要緊，要緊的是信息渠道中傳上去的是惡言還是美言，在正常情況下，他本人的命運便是由此決定的。作為信息通道的把關人，二讒在晏子面前碰壁，願望沒有得到滿足，預期中的利益未能實現，積攢了滿腔怨恨，自然不肯傳達有利於晏子的好話，也不肯攔截詆毀晏子的壞話。如果實在聽不到什麼壞話，我想，只要有機會，他們一定也願意編造出一些謠言。更何況民間還有三邪存在，不愁聽不到壞話。
民間的三邪，是有能力也有願望與二讒勾搭的人。二讒接觸的幾乎都是這些人。二讒吃他們的，拿他們的，聽他們的，在信息通道中傳遞他們的意見。因此他們在政界的嗓門格外大，就好像現代政治中強勢的「院外活動集團」。晏子得罪了這個集團，自然要成為他們遊說攻擊的目標。
那麼，從仁政中受益，在苛政中受損的普通老百姓呢?他們自然是支持晏子的，可惜，他們的力量太弱，聲音太小。他們的讚賞不能使晏子陞官，而三邪二讒卻可以。他們挨餓並不能讓晏子丟官，而三邪二讒卻能夠。這些老百姓，按照馬克思的比喻，就好像是一麻袋毫無組織的土豆。零散的土豆無力保護自己的利益，需要高高在上的皇帝代表他們，賜予他們雨露陽光。
按照馬基雅維裡的分析，這些土豆不僅能力不足，熱情也不夠。在晏子建立的理想秩序中獲利的老百姓，他們怕三邪二讒，也不相信理想的秩序能夠推行到底。相反，三邪二讒卻熱情十足，利用每一個機會向晏子進攻。當然，我們也不好抱怨老百姓不夠意思，說他們膽小怕事。如果把晏氏轉型中的所得所失分攤到每一個老百姓的頭上，在每次轉變造成的新增得失中，每個人確實攤不上多少。他們犯不上為這一點東西冒險招惹政府官員。而分攤到三邪二讒的頭上，每個人得失的份額都足夠多，足以激發起大家高昂的熱情。總之，老百姓不如三邪二讒的政治熱情高昂，這是有數學計算上的根據的。
雙方的熱情和影響力的差距如此巨大，如果不談道德操守，僅從趨利避害的角度看，行政官員何去何從已經命中注定了。要徹底改變這種命運，只好從根本上改變專制官僚體制的利害格局。
《炎黃春秋》2000年第1期
《晏子春秋·外篇第七》中記載了一段晏子作官的故事。晏子(名嬰，卒於公元前500年)是與孔子同時代的齊國賢臣。
故事說，齊景公派晏子去東阿當領導，在晏子領導東阿的第三年，齊景公把他召回來訓斥了一頓。齊景公說：「我還以為你挺有本事呢，派你去治理東阿。
現在你竟把東阿給我搞亂了。你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吧，寡人要狠狠處理你。」晏子的態度極好，立刻表示改正，他說：「請允許我換一個辦法治理東阿，如果三年治理不好，我情願以死謝罪。」齊景公同意了。
第二年，在晏子上來匯報稅收工作的時候，齊景公迎上前去，祝賀道：「好極了!你治理東阿很有成績嘛!」
晏子回答說：「從前我治理東阿，後門全部關死，賄賂根本就沒有。池塘裡的魚都造福窮人了。那時候老百姓沒有挨餓的，而您反而要治我的罪。後來我治理東阿，大開後門，大行賄賂，加重老百姓的稅賦，搜刮來的財富不入國庫，都孝敬您左右的人了。池塘裡的魚，也都入於權貴之家。現在東阿的老百姓有一半在挨餓，您反而迎上來祝賀我。我這人傻，治理不了東阿。請您准許我退休，給賢能的人讓位。」說著連連磕頭，請求退職還鄉。齊景公聽了，從座位上走下來道歉說：「請你一定勉力治理東阿。東阿是你的東阿，我不再幹涉了。」
分析這個故事，我們至少可以發現三個要點。第一，晏子初期不媚上不欺下，實行了一套合乎仁義道德的政策；第二，晏子後期欺下媚上，實行了一套竭澤而漁的政策，這是只做不說的潛規則；第三，合乎仁義道德的政策頂不住巨大的壓力，被迫向潛規則轉變。這三個要點構成了一個堪稱經典的變遷模型。讀讀中國歷史，這類變遷總是在人們的眼前晃來晃去。為了識別方便，我乾脆給它起個名字，叫作「晏氏轉型」。
在《晏子春秋》這本書裡，晏子治東阿的故事先後講述了兩遍，上面引用的那個版本是在「外篇」裡講的，還有一個版本是在「內篇」裡講的。在內篇的版本裡，晏子刮窮了百姓，喂足了權貴之後，齊景公將晏子召回嘉獎，同時還讓晏子介紹一下經驗——你是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績的。於是晏子向齊景公分析了前後兩種政策所涉及的利益集團及其利害關係。聽聽這位賢人的分析，我們可以找到「晏子轉型」——仁政墮落為苛政的壓力來源。
晏子對齊景公說：過去我治理東阿，堵住小路，關緊後門，邪民很不高興；我獎勵勤儉孝悌的人，懲罰小偷壞人，懶民很不高興；我斷案不偏袒豪強，豪強很不高興。您左右的人求我辦事，合法我就辦，不合法就拒絕，您的左右很不高興；我侍奉權貴不超過禮的規定，權貴們也不高興。邪民、懶民、豪強這三邪在外邊說我的壞話，您的左右和權貴這二讒在裡邊進我的讒言，三年內壞話就灌滿您的耳朵。
晏子說，後來我小心地改變了政策，不堵小路，不關後門，邪民很高興；不獎勵勤儉孝悌的人，不懲罰小偷壞人，懶民很高興；斷案時討好豪強，豪強們很高興；您的左右求我辦事，我一概答應，您的左右很高興；侍奉權貴超出了禮的規定，權貴們很高興。於是三邪在外邊說我的好話，二讒在裡邊也說我的好話，三年內好話就會灌滿您的耳朵。其實，我過去招致指責的行為才是應該獎賞的，我現在招致獎賞的行為正是應該懲罰的。所以，您的獎賞我不敢接受。
晏子把討厭仁政、喜歡苛政的人分成了兩大類：一個是民間的「三邪」，另一個是統治集團內部的「二讒」。這兩類人的利益所在決定了他們的好惡，而他們的好惡關係非常重大。
統治集團內部的人，控制著通向以暴力組織為後盾的最高權力的信息渠道，他們是齊景公的耳目。晏子實際上幹得如何並不要緊，要緊的是信息渠道中傳上去的是惡言還是美言，在正常情況下，他本人的命運便是由此決定的。作為信息通道的把關人，二讒在晏子面前碰壁，願望沒有得到滿足，預期中的利益未能實現，積攢了滿腔怨恨，自然不肯傳達有利於晏子的好話，也不肯攔截詆毀晏子的壞話。如果實在聽不到什麼壞話，我想，只要有機會，他們一定也願意編造出一些謠言。更何況民間還有三邪存在，不愁聽不到壞話。
民間的三邪，是有能力也有願望與二讒勾搭的人。二讒接觸的幾乎都是這些人。二讒吃他們的，拿他們的，聽他們的，在信息通道中傳遞他們的意見。因此他們在政界的嗓門格外大，就好像現代政治中強勢的「院外活動集團」。晏子得罪了這個集團，自然要成為他們遊說攻擊的目標。
那麼，從仁政中受益，在苛政中受損的普通老百姓呢?他們自然是支持晏子的，可惜，他們的力量太弱，聲音太小。他們的讚賞不能使晏子陞官，而三邪二讒卻可以。他們挨餓並不能讓晏子丟官，而三邪二讒卻能夠。這些老百姓，按照馬克思的比喻，就好像是一麻袋毫無組織的土豆。零散的土豆無力保護自己的利益，需要高高在上的皇帝代表他們，賜予他們雨露陽光。
按照馬基雅維裡的分析，這些土豆不僅能力不足，熱情也不夠。在晏子建立的理想秩序中獲利的老百姓，他們怕三邪二讒，也不相信理想的秩序能夠推行到底。相反，三邪二讒卻熱情十足，利用每一個機會向晏子進攻。當然，我們也不好抱怨老百姓不夠意思，說他們膽小怕事。如果把晏氏轉型中的所得所失分攤到每一個老百姓的頭上，在每次轉變造成的新增得失中，每個人確實攤不上多少。他們犯不上為這一點東西冒險招惹政府官員。而分攤到三邪二讒的頭上，每個人得失的份額都足夠多，足以激發起大家高昂的熱情。總之，老百姓不如三邪二讒的政治熱情高昂，這是有數學計算上的根據的。
雙方的熱情和影響力的差距如此巨大，如果不談道德操守，僅從趨利避害的角度看，行政官員何去何從已經命中注定了。要徹底改變這種命運，只好從根本上改變專制官僚體制的利害格局。
《炎黃春秋》200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