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18日 星期六

歷史在輪迴

歷史在輪迴 - FT中文網
歷史在輪迴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連清川 2011-06-13 (www.ftchinese.com)

《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錄》(Teason By The Book)

(美)史景遷著 溫洽溢、吳家恆 譯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1年2月第一版

定價:38元

美國的漢學領域是蔚為大觀的,它實際上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圈子,既有對中國的現實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做深入的研究;也有對古代中國極度沉迷的。事實上,在美國政治的決策圈裡,就經常有漢學專家的身影。

在這樣一批人中,史景遷應該算是一個異數。儘管近些年來關於中國的話題日益進入了美國的尋常百姓家,但是真正能夠進入普通閱讀的中國話題卻屈指可數,它多數還是停留在研究和政治層面。而史景遷40年來的中國史學著作,幾乎本本都能進入到暢銷書的行列。

史景遷的歷史著作題材選擇是令人眼花繚亂的,有時候是宏大奇偉,比如《天安門: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大汗之國》;有時候卻見微知著,管中窺豹,比如《王氏之死》、《前朝夢憶》。

《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錄》應該算是他後一種作品,通過一個案件的娓娓道來,去講述一個時代和一種文化。這本書的原名是Treason by the Book,直譯是「以書謀叛」,實際帶有多重涵義。漢語譯名乃是在台灣出版時所取,更加直觀道出本書的主題。英文第一版出版於2001年,在史景遷著述中屬於較晚的(他第一部引發出版界關注的《康熙自畫像》出版於1974年)。

書中所敘述的案件本來案情十分簡單,一個叫曾靜的知識分子,叫人投書給鎮守陝西的將軍岳鐘琪,岳飛的後代,鼓動他謀反。岳趕緊上報皇帝雍正,然後套出了所有涉案人員,其後在皇帝的親自辦案之下,所有罪犯無一落網。

放在一般情況下,龍顏震怒,咔嚓咔嚓一批人頭落地,一批人株連九族,一批人家屬沒官,這事就算結束了,歷史上自然也不乏這樣的例子。謀反是王朝時代最大的罪案,這樣的處理方式,朝中自然沒人會說什麼。即便在歷史之中,這麼做的皇帝,也沒有幾個收到了歷史的審判。

但是奇異的就在於,這個似乎在歷史上以「殘暴」著稱的皇帝,卻一五一十地開始和曾靜這個罪犯辯論上了,而且還和朝臣展開了一場殺與不殺的拉鋸戰。他不但針對的是曾靜指控他的、當時在社會上流傳廣泛的篡改康熙遺詔奪位的「謠言」,而且針對的是對於整個大清歷史的指控。

他把審訊曾靜、以及和曾靜的辯論過程編輯成了一本《大義覺迷錄》,廣泛分發給地方,同時還組織了「宣講團」,到各地去宣講這本書的道理,遠至新疆邊陲。

雍正為什麼要赦免這個大逆不道的「叛亂分子」?史景遷說得很清楚:只有用正當的儒家道統擊敗了曾靜,所有對他雍正,以及從清朝入關以來的所有對於清政府的政權合法性的指控,才會煙消云散。也就是說,這是一場爭奪政治合法性的鬥爭。一方是掌握了朝政已經幾十年的政權的最高統治者,一方是手無寸鐵無縛雞之力的邊遠山村的書生曾靜,和他那一班不堅定和不成材的盟友和弟子。雍正執意要開展一場覆蓋全國的「政治思想教育」,目的是廣佈天下,清政權建立的基礎是漢民族已經薪傳了幾千年的正統儒家思想;而他雍正是歷史傳說中的「明君」之一。

弔詭的問題在於:雍正雖然手握政權,但是他的許多認識並沒有錯;而曾靜雖然貌似反抗暴政的英雄,卻全然是道聽途說的謠言以及個人和民族的臆想所構造出來的。暴君不成其為暴君,而英雄卻是可疑的英雄,這出顛鸞倒鳳的英雄抗暴戲活生生演成了一場政治鬧劇。

更加弔詭的情況卻還在於:在「朕即天下」的政治體制中,皇帝執意要演一場寬厚仁和的思想教育秀,但朝臣們卻偏偏以謀逆大罪抗旨不遵。儘管皇帝從暗示密碼直接改成了明碼呼叫,但朝臣們卻一體再三上書要求立斬無赦。

這又算哪門子的戲碼呢?

我在讀這本書的時候,再三被史景遷對中國政治歷史的「毒舌」所折服。因為通過這個案子的風雲詭譎、一波三折的敘述,慢慢揭開帷幕的,恰恰是中國歷史中複雜如同「達•芬奇密碼」的政治運作真相。

歷代的統治者為了尋求其政權的合法性,一再尋找所謂的正統性。這種正統性一來為仕階層所掌握,即儒道;二來為民階層所掌握,即仁政;仁政之施行,依賴的則是「吏」,也就是下層的實際執行人員。

上層所講求的正統性,與下層實際執行所需要的指令,往往是相互矛盾的。下層實際操作政策,需要的是明確、簡單、可執行的指令,而不是模糊的、哲學化的、具有多重歧義的辭章。

於是,雍正期望通過對曾靜的特殊政策,以傳達其寬仁愛人和朝廷重儒輕刑的政治思維;而下層則認為造反謀逆就是死罪。士人階層非常明白雍正的用意,但是他們並不認為雍正通過這個案子能夠達到目的,但卻干擾了下層的執法行動,於是採用拖延上書的方式來狙擊雍正的操作。

於是這個案子就變得極其奇詭起來。作為最高統治者的雍正雖然壓迫著朝臣按照他的旨意去執行,但下層官吏執行毫無力量;曾靜得以赦免,卻一再被冷藏無人過問,底下不斷有官員起來發難,要求殺死曾靜。

史景遷似乎在破解這樣的一個密碼:中國傳統政治的兩大主角,皇帝和朝臣之間,就是一個貓和老鼠的零和遊戲,到最後,皇帝的思維並沒有得以有力的貫徹,而官員實際執行所需要的政策一再遭到扭曲。

這種高層與下層之間的政治遊戲在中國的歷史中一再輪迴。政權的實際掌握在皇帝和朝臣之間的力量對比之中不斷地閃回。這種強弱力量的對比是隨機性的,並不能形成一個制度化的方式。強皇帝,則弱朝廷;弱皇帝,則強官吏。在每一場政治鬥爭中,都是以個體性或者小團體的政治理念和綱要進行執政,下層官吏隨時擺動執法方式和原則。

《大義覺迷錄》最後的命運,是以下一個皇帝,乾隆的指令而更改的。所有的書全數回收,曾靜和那一批參與者全部人頭落地。所有雍正的想法全面被推翻,他所要建設的清政府的合法性問題,到1911年辛亥革命,都沒有變成現實。乾隆所得以施行和建立的政治方式,與雍正同出一轍。

無論是雍正乾隆也好,還是曾靜也好,還是那一群處於各種各樣目的的朝臣也好,它們所思考的並不在於如何共同去維繫一個政權所需要的技術和制度體系,而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臨時變通式的政治運行方式。一個建立在隨機性上的政治,其必然的結果就是無法形成一整套對整個社會和所有人都通行有效的運作模式。當整個社會所面臨的龐大信息和事件淹沒了他們的處理能力的時候,崩潰就變成一個必然的趨勢。

當然,造成一個社會最終崩潰的原因有眾多,政治因素只是其中之一。但是,整個社會管理結構和系統的隨意性、隨機性和臨時性,其必然的結果就是個案的累積和混亂的加劇,從而導致最後整個系統失效。

中國政治從來就沒有從這種慣性之中行走出來,而進入現代社會所要求的政治制度化、系統化和法律化管理。如果說春秋筆法,或者說歷史的確是具有現實的有效性的話,《大義覺迷錄》中所涉及到的所有人的命運,難道不足以鏡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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