濫發紅色旅遊警示是鬧劇

翁裕峰 2013/06/17

上月15日台菲漁業衝突，馬政府將菲律賓列入紅色旅遊警示區的作為，已面臨部分旅遊業者繼續招攬出團的挑戰。到底紅色旅遊警示措施作為的適當性與實質意義如何，頗值討論。是因為菲律賓公務船侵入我國海域並開槍逞兇，使兩國處於交戰狀態，而需要發布紅色警示？還是馬政府濫用民主授權的鬧劇演出？

依照「外交部發布國外旅遊警示參考資訊指導原則」的規定，「警示等級顏色（程度）警示意涵警示等級參考情況」不宜前往的紅色警示定義為：「如：嚴重暴動、進入戰爭或內戰狀態、已爆發戰爭內戰者、旅遊國已宣布採行國土安全措施及其他各國已進行撤僑行動者、核子事故、工業事故、環境衛生及健康條件嚴重惡化且有爆發大規模嚴重傳染性疾病之虞、恐怖份子活動區域或有恐怖份子嚴重威脅事件等，嚴重影響人身安全與旅遊便利者。」發布的程序由外交部「確認後立即」或「聯繫相關部會後」發布「新聞背景參考資料或新聞稿」。

用補償逼業者演戲

但是外交部當時將菲律賓列為紅色警示的新聞稿與背景資料內容是：「……菲國對我政府四項嚴正要求未能作出應有回應……菲律賓政府……不友好作法已造成兩國關係緊張，因此……發布「紅色」旅遊警示燈號……」全文連同標點符號共133字的說明，完全沒提到任何與該旅遊紅色警示事例相符的項目，若硬要說有，充其量不過是「兩國關係緊張」的字眼，但還是極為勉強。事實上菲國並不存在紅色警示條件，硬要發布，必須避免旅遊業者與消費者蒙受巨大損失才行，這才會有外交部代表與觀光局及旅遊業者就發布紅色警示開協商補償措施的會議。外交部代表也知道這個紅色警示是不正當的，才會在協商補償措施的會議中說：「我們的旅遊警示是參考性質，沒有具有強制性，實務上，像我們針對埃及、伊朗發布過紅色旅遊警示，業者也照樣出團。」意思是要跟馬內閣一起演戲的，就有補償，要依既定行程出發的業者，就沒補償。認為補償比出團賺得少的業者，最後當然就決定出團了。

台灣這個民主國家，因為菲律賓公務船以不民主的暴力任意阻撓、槍擊我方國民，就在未進入戰爭狀態的情況下，任意將菲律賓列入旅遊紅色警示，業者公開的錄音片段顯示，其目的並非真要使菲方因旅遊收入損失轉而接受台灣政府的要求，而是用納稅人的錢，請台灣的旅遊業者配合演出，買這個帳的是台灣的旅遊業和原本打算去菲律賓旅遊的民眾，大家可以因此退費，免除「愛國」的經濟損失。姑且不論這是否愛國，馬政府對未處於戰爭等狀態的菲律賓發布旅遊紅色警示，顯然恣意、過當，且違背法治國原則。而社會大眾似也不察馬政府背離民主法治價值的紅色警示。雖然業者拿出協商補償會議的錄音，但其目的是在為其繼續出團尋得正當性，而不是對馬政府濫用民主授權加以評論，台灣的民主前景在此脈絡看來頗令人失望。

(作者為成功大學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不英雄便投降？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老愚 2013-06-13 (www.ftchinese.com)

一封「公開信」，將被延安城管踩頭的自行車店主劉國鋒架到盛夏的火上。這封及時雨一般的「公開信」意在為城管開脫，以常情推理，此信必不是受害人的意願表達，但當局必有能力使當事人接過這盆屎，並自若地扣在自己頭上。城管用一個受害者的榮譽洗白了自己，也使急速展開的追窮寇運動，驟然冷卻下來。

車主成了一個可憐的投降者。

設身處地考慮，在無所不能的公權力面前，他也不得不委曲求全，以苟且者合謀者的角色斷送自己的聲譽。毋庸置疑，他一定經歷了內心的煎熬：關閉求正義的心扉，接受當局強加的表態，不是一個輕易就能跨越的心理門檻。他跨過去了，在權力的扶助下，似乎輕鬆地跨過去了，相逢一笑泯恩仇，他與城管的恩怨消解了，卻把為他呼籲的輿論置於極其尷尬的境地。他等於變相地出賣了正義。

人性黑暗至於斯？這使得對其隱隱抱有期待的正義之士失落，甚至絕望。但無論如何，他也做不了英雄或烈士，那是天真的知識分子和意見領袖們的臆想。國人在遭受人格侮辱、身體凌辱，甚至危及生命的情境下，少有敢於抽刀向施暴者的，多的是自虐式的抗議，從下跪、上訪、自焚到刺向更弱者——濫殺無辜。這也是民間視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的楊佳、馬加爵、夏俊峰等人為英雄的原因。

如果沒有視頻上傳，踩了腦袋就踩了腦袋，劉國鋒沒準兒就認命了，因為不論走那條道，他都不是城管的對手。擁有微微超標三十多層「城管大樓」、局長享用相關企業進貢豪車的城管，是政府管理城市的強力執行機構，擁有事實上不受責任追究的豁免權。不明白這一點，你就無法明白那段視頻裡的情景：公家人竟然像對付仇敵一般，以腳跺頭。那種勇猛，以及由此生出的快感，豈是書生們所能意會的？

政府是一個神聖自足的存在，公務員是管理國民的工具，這是中國大陸的基本知識。他們自己就是法律的化身，侵犯或冒犯其人便是侮辱法律，便要教你嘗嘗執法者的厲害。他們並非出於對法律的敬畏才執法，很多時候他們是為了自己的威風而戰。他們習慣於把職務行為視為自己的權力，一種可自由裁量、變現的流通物，他們一定要讓你意識到他們的價值。從一個片警、街道辦事員到大大小小的官員，看看他們的身體語言，他們對國民的態度，你就應該知道，誰才是國家的主人。這也是我們在與各類政府部門打交道的時候，為何自甘卑賤而不反抗的根源。

延安自行車主劉國鋒是一個識時務者，多年的人生經驗使他明白，自己惹不起公家人，但這次，不知怎麼，他就摟不住火地發作了一次，令他沒想到的是，報復是空前的，他一定被嚇傻了，如果沒有好事者的視頻傳播，如果激不起輿論的興趣，他就白挨打了。如果不服，一系列果斷的措施將會使他陷入困境。他當然從輿論關注中獲益，局長貌似恭敬的道歉，醫療費，及外人無法得知的和解費，讓他享受權力低頭的快感，也是他人生獨有的高峰體驗：似乎被作為一個人尊重了一回。但那是暫時的，是犯事者為了擺脫輿論困境的權宜之計，你得為這種尊重付出代價。「在這個事件中，打人者固然不對，但客觀的說，我也有一定責任，我想，當時我如果能冷靜處理，不要太過衝動，也許可以避免肢體上的衝突。」通過「主動」攬責，極大減輕了城管作惡者的罪責，劉國鋒以詆毀奮起反抗的「血性」完成了自我否定，這才是城管當局最想告誡國民的真理：面對公權力，你們必須放棄反抗的意志，無條件服從施暴者的現場管制，接受最好，即便感覺受了委屈，也得事後通過其他途徑尋求公正；政府就是真理，得罪了政府，你將無路可走。

一個大陸人，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能是法律意義上的自由人，國家權力會通過各種管道降服你，成為順民幾乎是唯一的出路。那些「雜音」，比如要求官員公佈財產的，女權主義者葉海燕在廣西博白的遭遇，河南政協委員趙克羅的下場等等，無一例外都嘗到了國家的滋味。

一個人人無法自清的社會，國民不得不事事苟且。大家都泡在國家的髒水湯鍋裡，身上都不得不帶有污痕，通過法律或單位都能將你制伏。當你發出自己的聲音，跟某一級組織或國家對抗時，你就是國家的敵人，平時假寐的法律條列及其執行人，剎那間就會被一道指令驅動起來，一起全方位地撲向你。

一個無個人意願的國度。只有組織需要的「意願」。

每一起尊嚴甚至生命的喪失，都被迫以更屈辱的方式得到補償。正義一次次倒下，又一次次站起來，但已經越來越可疑了，他的存在就是為了讓他們完成一次次苟合？尊嚴與錢的轉化或兌換模式，加害方與受害方甚至爛熟於心，受害方無非是：動員輿論，獲得最大的利益，然後與官方苟合，最後消失在公眾視野之外。正義死了。對官方而言，他們樂於用錢解決一切願意達成和諧結果的事件。事情變得非常滑稽，為弱者和受害者呼籲正義的人，眼睜睜看著自己繳納的銀子進入人家的腰包，官方事實上並未付出任何東西：納稅人的血汗，不值錢的集體名譽。他們是最大的贏家。

不論我們如何出離地憤怒，受害人的「投降」其實在意料之中：一個無法治保障的社會，少有做得了英雄的國民，在遲遲不能進化為公民的群體裡，暴民即順民，反之亦然。我們唯一要吸取的教訓是，對受害者不可冀望過高，他們是在現實中國泥坑裡蠕動的生物，他們比我們更機敏，在運用同情心的時候，應當充分考慮到這一點——但若只為正義而戰，就可忘掉他們，別讓其苟且的行徑影響了我們追求正義的勇氣。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微博為http://weibo.com/ftly。本文編輯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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