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31日 星期四

秦檜與岳飛;真犬儒與假犬儒

by lovesue 2007-05-29 20:02:41


犬儒學派(Cynicism)是個外來詞,由甦格拉底的學生安提西尼創立。提倡回歸自然,清心寡欲,鄙棄俗世的榮華富貴;要求人克己無求,獨善其身。類似中國的老莊哲學,想起某些魏晉名士。

最著名的犬儒學派人士是安提西尼的弟子狄奧根尼(Diogenes of Sinope),狄奧根尼本人住在一個桶里(又一說是住在甕里),以討飯為生。有人譏笑他活得象條狗,“犬儒”之稱由此得名。

一天,亞歷山大御駕親臨,前來探望正躺在地上曬太陽的狄奧根尼,問他想要什麼恩賜;狄奧根尼回答說︰“只要你別擋住我的太陽。”

和玩世不恭相反,犬儒是極其嚴肅的,狄奧根尼是一個激烈的社會批評家。他立志要揭穿世間的一切偽善,熱烈地追求真正的德行,追求從物欲之下解放出來的心靈自由。狄奧根尼曾經提著一個燈籠在城里游走,說︰“我在找一個真正誠實的人。”

密爾(John S.Mill)指出,專制使人變成犬儒,類似中國的王夫之的話︰“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

但,犬儒卻被某些人歪曲成譏誚嘲諷、憤世嫉俗、玩世不恭。 狄奧根尼堅持真善,揭穿偽善,這種批評精神被後來者扭曲得面目全非。比如,某網友這麼說︰

“犬儒年年有,近年特別多! 在犬儒繁榮昌盛的年代,類似岳飛這樣的人,又該走霉運了!最近和訊網上,又有位歷史大儒引經據典,振振有辭地說,金國皇帝是“國際和平主義者”;秦檜是“曲線救國”,比竇娥還冤;岳飛是軍閥,戰績是虛報,“民族英雄”是造假工程煉成的!…… ”

這個網友大概是在說我吧?因為我寫了系列的文章,為宋朝的三大“漢奸”翻案,引用最原始的宋金歷史文獻,特別是岳飛問題上,我寫的題目覆蓋面很廣,快可以寫成一本書了。為了驗證我的研究正確與否,我把我的帖子貼到了網上最強的論壇,比如,北大歷史系的往復論壇,中山大學歷史系的論壇,天涯論壇,人民日報的強國論壇,等等。除了我本人有目的張貼外,無數網友把我帖子轉載,數十萬的網站論壇轉載了我的文章,有正式的官方網站,也有熱血漢奸論壇。我的文章都沒有受到有力的反擊,特別要提一下的是,網上有個著名寫手,叫“蘆笛”,出過書,是著名的“熱血漢奸”,他竟然也反對我為秦檜說公道話,讓我驚詫。

如果說我是犬儒,我應該算是堅持真善,揭穿儒教偽善的“真犬儒”。而某網友和其他一些無任何歷史材料的謾罵,才是屬于譏誚嘲諷、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假犬儒”。

其實,我最反感的就是“儒教”,我的所有文章,幾乎都是在以歷史事實揭穿儒教制造的無數謊言。



秦檜與岳飛

秦檜(1090年~1155年),進士。 秦檜是南北宋期間的一個傳奇人物,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漢奸或賣國賊。但也有不少人為他鳴不平。

真實的秦檜遺囑: 秦檜《遺表》

《三朝北盟會編》,宋代史學名著,南宋徐夢莘編。 卷220︰

秦檜《遺表》曰︰‘死生夜旦之常,難逃大數命義。臣子之戒,敢竭愚衷。屬餘息之將辭。戀清時而何及?伏念臣早緣末學,奮自書生。當見危致命之秋,守策名委質之分。畫疆之遣,元樞飛掩。報之符存趙之陳,具寮奉懲斷之指。倉皇皇奔走從君,衣冠不變于中華,覲會自依于常度。雖歷九死其未悔,猶冀一言而可興。草徽廟之二策,身居營窟,心在周行。洎浮海以言旋,舉同朝而趣異。下石而擠者紛至,奉身而退者累年。荷上聖之深知,排群疑而復用。延登右揆,峻陟維垣。專秉任于鈞衡,奉疇咨于帷幄。入而告後,玉音常許。其無心出則稱君,輿論共推于得體。上遵成算,復建中興,惟聰明睿智之絕倫,因古昔帝王之未有。挺身死難,救民于仗節之初;修睦休兵;尋盟于奏峨眉山之後。是謂樂天,以保天下繼代,以率功名居然。甯親以甯神,盈城而盈野。德之厚也,臣何力焉?臣感陛下推心委用之誠,進期畢命;睹陛下求治焦勞之切,退欲忘身。但知方疾以盡公,不敢辭難而避事。仰勤宸注,親屈帝尊訓詞矜惻于孱軀,天步邁臨于寢室。戴恩慈之俯逮,徒感咽以何言。顧愚臣知遇之若斯,雖舉族捐糜而曷報。而臣上負乾坤之造,莫知藥石之功,病在膏盲,命垂晷刻。闕廷注想,難瞻穆穆之光;黽鼎妥安,尚抱拳拳之恨。念吁天而靡逮,忍將死以猶言。文雖不倫,義或有取。伏望皇帝陛下,惟新盛德,謹保清躬,萬壽無疆。行奉東朝之養五兵,不試永居北極之尊。益堅鄰國之歡盟,深思社稷之大計,謹國是之搖動,杜邪黨之窺覦。以治亂為著黽,以賢才為羽翼,事有未形而宜戒,言或逆耳而可從,緩刑乃得眾之方,訓本乃富民之術。雖淵衷之素定,在愚慮之實深。凡此數端,願留聖念臣形留神往,淚盡辭窮。憂國有心,敢忘城噸之策;報君無路,尚懷結草之忠。’


秦檜的《遺表》很是感人,可以稱得上忠肝義膽,不比諸葛亮的出師表差,秦檜他主張修養生息,養兵,以利後戰。他說︰“行奉東朝之養五兵,不試永居北極之尊。益堅鄰國之歡盟,深思社稷之大計,謹國是之搖動,杜邪黨之窺覦。以治亂為著黽,以賢才為羽翼,事有未形而宜戒,言或逆耳而可從,緩刑乃得眾之方,訓本乃富民之術。雖淵衷之素定,在愚慮之實深。凡此數端,願留聖念臣形留神往,淚盡辭窮。憂國有心,敢忘城噸之策;報君無路,尚懷結草之忠。”

早期的秦檜也是個忠義之人。公元1126年,金兵突襲北宋京城成功。在金人未攻破汴京前,秦檜一直主張抗金,反對割地求和。在金人的威逼下,宋朝百官議立張邦昌為帝。秦檜竟站出來反對,立議狀要存趙氏。結果秦檜被金人俘虜北去。秦檜此舉,頗受人民贊揚。可以說秦檜若不出站來立議狀要存趙氏,就不大可能會被虜走受苦受罪。或許還會在偽齊政府里做大官享受榮華富貴。秦檜到金國後,受到金元帥粘罕另眼看待。忍辱負重為徽宗寫乞和書。可以說這完全是忠臣之舉, 誰那麼傻寫乞和書,給自己找後人唾罵的理由。其後他被金太宗完顏晟賜給左監軍完顏昌。在金國期間並不無任何變節之舉。公元1130年完顏昌攻楚州時秦檜趁機逃回宋朝。


後來的秦檜主和並沒什麼不對,宋高宗趙構本人在秦檜的生前和死後,多次把對金議和的首功歸于秦檜,和、戰問題,是兩軍對壘中經常發生的事,其共同目的,是取決于是否有利保存自己,和爭取時間發展自己。南宋紹興情勢如何呢?清人趙翼說︰“宋之為國,始終以和議而存,以不和議而亡。”“澶淵盟,而後兩國享無事之福者,且百年;元昊跳梁,雖韓(琦)範(仲淹)名臣,猶不能制,亦終以歲幣餌之,而中國始安枕。當北宋強盛時已如是,況南渡乎?”, 見《二十二史札記》卷二十六. 近人陳登元先生把趙翼這個觀點具體化,以為“秦檜在偷安半壁,中原殘破之時,其所以力主和議,實不得已中之不得已也。”其主要理由︰(一)國家經濟困難,支持不了龐大的軍費開支;(二)軍事力量不強,至收潰卒群盜,以充王旅,將驕卒惰,軍紀廢弛,不足以戰;(三)文武不和,不可與圖大業。“因此可知秦檜議和,有人以為保全東南者,非無以也。”, 見《金陵學報》第一卷第一期. 陳登元先生列舉的這些現象,在南宋初年都是存在的,因而建炎間屢屢敗給金人。

為什麼秦檜被後人視為賣國賊呢?這完全是後來南宋政治的需要,明朝和辛亥革命也繼續把這個歷史謊言散布擴大。秦檜是政客們爭名奪利的犧牲品,同時,一個性格有缺陷的戰將岳飛被無限的神化。

秦檜身後,對于他的評價問題,有宋一代,官方就幾經變化。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高宗為褒其主和之功,題其神道碑額曰︰“決策元功,精忠全德”。追封為申王,贈謚曰“忠獻”。太常博士曹冠撰謚議說︰
  故太師贈申王秦檜,光弼聖主,紹開中興。安宗社于阽危之中,恢太平于板蕩之後;道德光天地,勛業冠古今,雖備道全美,不可主一善名一功,而崇報之典,嚴于定謚。尤當先其報國之大節,傳道之效焉。謹按謚法︰慮國忘家曰忠,文賢有成曰獻。宜賜謚曰︰“忠獻”。 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七十.   
   事過五十一年,寧宗開禧二年四月,以外戚入主大政的韓冑準備興師北伐,使禮部侍郎李壁奏貶秦檜,奏疏說︰  
   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仇,不復開于臣子之口,宜亟貶秦檜以示天下。
   于是削奪秦檜王爵,改謚號為“謬丑”。
   結果,開禧北伐失敗,韓冑成為妄啟兵端的罪魁禍首。時任禮部侍郎的史彌遠獻計誅殺韓冑,函韓冑之首向金人乞和。還恢復了秦檜的王爵,再贈以謚號。

元代修的《宋史》,照抄岳飛子孫寫的美化岳飛的家集,同時,也把秦檜列入《奸臣傳》。

上述種種,無論是褒是貶,都是當權者根據政治需要來確定的,秦檜不過是個皇帝手中的玩物。但秦檜本身卻總是忠貞愛國的,可以說是死而後已。他沒有錯,趙構主和也沒有錯。想象漢武帝,他的武功不是因為前面文景之治,才有本錢大打特打麼?趙構時代休養生息,為後來南宋揮兵北上創造了基礎,盡管南宋北伐還是敗了。

到了明朝,為了鼓勵抗擊北元的斗志,秦檜再次遭難。秦檜和岳飛名聲在南宋的大起大落很有戲劇性色彩,非常容易包裝成正反派的明星。明朝文人偽造岳飛的詩詞“滿江紅”。位于浙江杭州西湖西北角的岳王廟,有與岳飛被殺有關的秦檜、王氏、萬俟_、張俊等四人跪像,也鑄造于明代。

到了辛亥革命,民國把明朝的驅除靼虜的一套又全部學來了,當然,也再次掀起了貶低秦檜和神化岳飛的新高潮。個人對明朝和民國沒有任何好感,明朝200年沒有統一北元,卻反復大修長城,民國更差,武昌起義的時候就是打的是十八星旗,意思是把滿蒙藏疆出賣給各個列強以換取支持他們的革命,最後真的把外蒙給驅除了。


岳飛由于深受重用而干涉高宗立嗣的問題,不需要證實其謀反罪名就可處死︰

南宋張戒《默記》記錄如下︰薛弼以甲字正月,道由建康謂戒曰︰ ‘弼之免于禍,天也。往者丁巳歲(注︰紹興七年為丁巳年),被旨從鵬(注︰岳飛字鵬舉)入覲,與鵬遇于九江之舟中。鵬說曰︰“某此行將陳大計。”弼請之,鵬雲︰“近牒報︰虜酋以丙午元子(注︰指宋欽宗之嫡長子趙諶。靖康元年為丙午年,當時宋欽宗立趙諶為太子)入京闕,為朝廷計,莫若正資宗之名,則虜謀沮矣。”弼不敢應。抵建康,與弼同日對,鵬第一班,弼次之。鵬下殿,面如死灰。弼造膝,上曰︰“飛適來奏,乞正資宗之名。朕喻以卿雖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當與也。”弼曰︰“臣雖在其幕中,然初不與聞。昨至九江,但見飛習小楷,凡密奏,皆飛自書耳。”上曰︰“飛意似不悅,卿自以意開喻之。”弼受旨而退。嗟夫!鵬為大將,而越職及此,取死宜哉!弼又雲︰“不知若個書生教之耳。”’

《金佗粹編》卷二十一《吁天辨誣》卷一《建儲辨》引熊克《中興小歷》如下︰‘紹興七年夏四月,上詔飛入覲,弼亦移書趣飛行。至是飛偕弼入奏事,飛以手疏言儲貳事,沖風吹紙動搖,飛聲戰不能句。飛退,弼進,上視之色動。弼曰︰“臣在道,常怪飛習寫細字,乃作此奏。雖其弟子無知者。”’

趙鼎《忠正德文集》卷九《辨誣筆錄‧資善堂汲引親黨》 ︰‘鼎丁巳秋再相,適岳飛入朝奏事。翌日,上曰︰“飛昨日奏乞立皇子,此事非飛所宜與。”鼎奏曰︰“飛不循分守,乃至于此!”退,召飛隨軍運使薛弼諭之曰 ︰“大將總兵在外,豈可干預朝廷大事!寧不避嫌?飛武人,不知為此,殆幕中村秀才教之。公歸語幕中,毋令作此態,非保全功名終始之理。” 弼深以為然,曰︰“當子細諭飛,且諭幕中諸人也。”’




有關岳飛背後的字是否為其母所刺,完全是後人偽造,見我的相關貼文。

慷慨激昂,膾炙人口的《滿江紅》“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為全世界華人所熟知。但是,岳飛的傳世文才《滿江紅》,並非岳飛寫的,實際是明代人偽作,寫作年代不早于明代中葉,此事史學界李傲, 余嘉錫, 夏承燾等人有定論。該詞的偽造要從岳飛被神話的兩個階段談起。岳飛和關羽一樣,被神話成忠義的代表。岳飛子孫神話其先輩,手法是對岳飛敗仗不提而隱藏起來,而夸大甚至編造岳飛的勝仗,這些美化的歷史竟然收入《宋史》。

有趣的是,二十四史中,《宋史》,《遼史》,《金史》,這三史均由元脫脫等撰寫的紀傳體史書。由于《宋史》只用了兩年半的時間倉卒寫定,檢校難周,又出于眾人之手,因此,它在文字修飾,史料剪裁、史事考訂、全書體例等方面,難免有錯誤,甚至互相矛盾,因此後世有重修宋史的提議,清代陳黃中編《宋史稿》219卷、陸心源編《宋史翼》40卷,朝鮮的李算編了148卷的《宋史筌》。

岳飛的美化恨容易從《金史》中的記載揭穿出來。岳飛不是百戰百勝,《金史.王伯龍傳》中就記載“軍渡采石,擊敗岳飛、劉立、路尚等兵,獲芻糧數百萬計。”。《金史.完顏昂傳》記載“宋將岳飛以兵十萬,號稱百萬,來攻東平。東平有兵五千,倉卒出御之。時桑柘方茂,昂使多張旗幟于林間,以為疑兵,自以精兵陣于前。飛不敢動,相持數日而退。”“昂舉兵以為聲援,飛乃退”。《金史.僕散渾坦傳》記載“天眷二年,與宋岳飛相拒。渾坦領六十騎,深入覘伺,至鄢陵,敗宋護糧餉軍七百余人,多所俘獲。”。《金史.完顏宗秀傳》記載“宗弼復取河南,宗秀與海陵俱赴軍前任使。宋將岳飛軍于亳、宿之間,宗秀率步騎三千扼其沖要,遂與諸軍逆擊敗之。”

岳飛子孫如此美化其祖先,但是,《滿江紅》竟然沒有收錄入其家集里,連相關記載也沒有,一直到了明代才突然出現在徐階所編的《岳武穆遺文》,是根據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浙江提學副使趙寬所書岳墳詞碑收入的,且趙寬碑記中提及的岳飛另一首詩《送紫岩張先生北伐》經明人考證也是偽作。此外,詞中“踏破賀蘭山闕”也是一個破綻。賀蘭山入于史書,始于北宋。唐宋人以賀蘭山入詩,都是實指,賀蘭山在今內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時屬西夏,並非金國土地,而金國黃龍府,在今吉林省境內。岳飛不可能以在西夏境內的“賀蘭山”來比喻攻打金國黃龍府的志願,這是牛頭不對馬嘴。實際上是,明代北方韃靼族常取道賀蘭山入侵甘、涼一帶,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將王越曾在賀蘭山抗擊韃靼,打了一個勝仗,因此,有學者推測“踏破賀蘭山闕”是王越或者王越手下文人所作歌頌勝利的詩詞。

鄧廣銘在其文“再論岳飛的《滿江紅》詞不是偽作”辯護說,"第一個應當解答的問題是,如果《滿江紅》詞確系岳飛所作,何以不曾被岳霖、岳珂收集到,不曾編入《家集》之中?據岳珂在《家集序》中所說,其父岳霖對于搜集岳飛的各類作品,確實是作過一番極大努力的,而岳珂本人在這方面卻沒有作過什麼工作,只是加以編次刊印而已。" .

鄧廣銘的辯解軟弱無力,毛選才5卷, 而岳飛子孫的家集竟然有10卷, 誰能想象的出數百年後,今天的毛詩詞里面沒有毛最佳詩詞?有網友說,"巴赫的無伴奏大提琴組曲是在他死後近200年才被發現的", 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 《滿江紅》這麼動人的詩詞是直觀的, 有點知識的都知道, 而音樂是5線譜, 沒有相當的音樂修養的人看不懂,也奏不出來, 極少數人才可以發現的. 岳飛的《滿江紅》詞的確是偽作, 否則,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宋朝沒有,元朝的雜劇《宋大將岳飛精忠》沒有, 怎麼在明朝突然冒出來?


秦檜力主和議,乃“保全東南”之舉, 議和本身並沒什麼錯。岳飛的死是他自己的責任,他不該干涉本來無後的高宗立嗣。

過去,政客們為了自己的利益丑化秦檜而神化岳飛是錯誤的,今天,我們不再需要一個虛假的歷史人物來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中國的歷史上愛國人物很多,比如,晚清抗著棺材收復新疆的左宗堂。教科書上已經不再稱岳飛是民族英雄了,這是個進步。促使我寫這個帖子的根源是我無意中看了一個文章,說某地為了開發旅游資源,要樹立秦檜跪在岳飛母親墳頭的雕像,這也太過分了。為此,寫此貼還秦檜的歷史清白。



看看岳飛的後人多囂張︰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05/06/09/001042283.shtml
南京秦檜後人反對祖先跪拜岳飛母親墓(組圖)-----稿源︰ 南京晨報
近日在江西省九江縣廬山腳下的岳母墓前,當地政府鑄造了秦檜等五奸臣反剪雙手的跪姿白鐵鑄像。然而,南京江寧是秦檜的家鄉,至今還生活著他的許多後人,昨天自稱是秦檜第三十二世孫的秦良先生表示︰“秦檜已在西湖跪了岳飛,憑什麼還要跪岳母?”
秦先生情緒激動地說︰“人自宋後愧姓秦,我從來不向陌生人提到我是秦氏後人。但就跪像問題我要為祖先說幾句話。首先,當年秦檜殺害岳飛時,岳母已經去世好幾年了,我認為秦檜和岳飛母親之間沒有任何關系,沒必要下跪啊;其次,在西湖岳飛墓前,秦檜已經跪了幾百年,現在憑什麼又要跪岳母呢?”
駱主任向記者介紹了當地政府為什麼要恢復秦檜等跪像的原因。“1996年,九江縣政府在財政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專門撥款100多萬元重修了岳母墓,恢復了岳母祠、岳飛守孝祠等史跡。2004年,江西省政府要求岳母墓申報全國文物保護單位,九江縣政府又撥出10萬元款打算再恢復秦檜等五奸臣跪像,同時全國的岳飛後人也捐款2萬元,後來就用這筆捐款鑄造了秦檜等五奸臣跪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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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個奸臣像跪在岳母墓前(華東圖片網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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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個奸臣像跪在岳母墓前(華東圖片網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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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藏在青山綠水間的岳母墓(華東圖片網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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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原文

http://shanghailirongrong.blog.hexun.com/9429234_d.html

當犬儒糟蹋岳飛時

犬儒年年有,近年特別多!

在犬儒繁榮昌盛的年代,類似岳飛這樣的人,又該走霉運了!

岳飛在本朝挨斗,已經不是第一次。“愚忠”,那是岳飛眾所周知的罵名,似乎岳飛只有來個“黃袍加身”,建立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才算“徹底革命”;當宣揚“農民起義是社會的進步力”時,岳飛就被罵為“人民的劊子手,反動警察”;前幾年,由于某些歷史教授、博導根據“歷史唯物”,宣稱宋金之戰是 “兄弟打架”,毫無“歷史意義”,要教委修改教科書,取消岳飛“民族英雄”的稱號!最近和訊網上,又有位歷史大儒引經據典,振振有辭地說,金國皇帝是“國際和平主義者”;秦檜是“曲線救國”,比竇娥還冤;岳飛是軍閥,戰績是虛報,“民族英雄”是造假工程煉成的!……

這些人“長江後浪推前浪”,樂此不彼地折騰岳飛,遭人唾罵是活該,只可憐了岳飛︰都怨死近千年了,還不得“安息”!

當然,不得安息的,遠遠不止岳飛一人。但凡那些歷史上名頭響亮、承載民族精神的人物,特別是在民間上了“英雄排行榜”的,都會被緊盯著,時不時被揪出來,踩上幾腳,添點惡心,潑點污水。比如,屈原的遭貶,據說是罪有應得,因為跟楚王妃“莫須有的愛情”嘛,“跳江一怒為紅顏”;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也被人嘲笑是“迂腐”,不識時務;林則徐虎門禁煙,則早被罵成阻礙外資進入中國的千古罪人;甚至連孫中山領導“驅逐靼虜,恢復中華”的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也被說成是導致20世紀軍閥混戰的“始作俑者”......嗚呼,世上果然沒有完人,張仲景也該挨罵,因為他不用抗生素治療肺炎;祖沖之也是混蛋,因為他不使用電腦計算圓周率;最該挨罵的,毫無疑問是倉頡,他為何不發明ABC,卻創造撈什子的方塊字,害得今天的中國人還要另學一門外語!

世上總有那麼一些心理陰暗之人,以褻瀆、糟蹋英雄為樂,自己行為猥瑣,便懷疑一切高尚的舉動;自己是武大郎,便想證明世上絕沒有姚明那樣的高個子!他們一方面以事後諸葛亮般的姿態對古人橫加指責,給岳飛們挖盡毛病,以標榜自己的見識不凡,一方面也為對自己的卑劣行徑找到了理由,那些“具有超常想象力和創造性”的人,甚至還為秦檜們尋覓到了“流芳百世”的偉大證據。

魯迅說︰“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我也想說︰犬儒本不是漢奸,但是,當犬儒打著還原歷史的旗號,糟蹋岳飛、為秦檜翻案、推崇賣國求榮的哲學時,就要警惕他們變成漢奸了!

2007年5月28日 星期一

蘇丹:戰場上的商業大樓

2006年12月11日
蘇丹:戰場上的商業大樓
Glittering towers in a war zone
戰場上閃閃發光的大樓
Dec 7th 2006 | EL-FASHER, JUBA AND KHARTOUM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rosaceae 翻譯

Chinese fingerprints are everywhere.
在白尼羅河與藍尼羅河匯流的蘇丹首都喀土穆(Khartoum),有一個非洲最大的商業建設中心。面積廣達一千五百英畝的一個叫做亞述那(Alsunut)的地方,蘇丹與中國工人正在二十四小時趕工,建設新杜拜:這個綜合發展區將包括辦公大樓、雙併建築、以及高爾夫球場,而這些新發展,被希望能將喀土穆轉變成一個東非伊斯蘭區的金融商業中心。



這個總價四十億美元的發展計畫,第一棟大樓將在明年十月完工,並成為大尼羅河石油發展公司(Greater Nile Petroleum Operating Company)的總部。在它不遠處,另外一個外型像風帆的建築物,將成為蘇丹的佩托達(Petrodar)公司的總部。這兩家公司--由中國、馬來西亞、印度以及蘇丹合資--正在開採蘇丹的石油,而抽出來的油大部份都被中國買走。

一家蘇丹公司,DAL Group,投資了七億美元在這個計畫的硬體設備上,但是建築物本身卻是由其新擁有者來建設,這些擁有者都是出產石油的阿拉伯世界、以及消耗石油的亞洲國家的名人。所有的波灣國家都在這裏買地。喀土穆不只充斥著自己的油賺來的錢,還甚至正在吸收中東多餘的石油利益。科威特人、馬來西亞人、以及中國人都跑來這裏。一家巴基斯坦的商業集團正在蓋一家有三百五十個房間的旅館。

而這個只是白尼羅河的這一邊而已。在亞述那的對面,在恩圖曼(Omdurman)的這一邊,沙烏地與科威特的投資者買下了一大塊土地,打算在這裏建一座很大的金融中心。而這些都是在一個因為給予恐怖份子(一度包括奧薩瑪‧賓拉登)庇護以及支援,而正在遭受全面美國經濟制裁的國家發生的。

蘇丹現在是非洲成長最快的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會預期它的GDP今年會成長13%,而亞述那的投資者也很有信心認為經濟會繼續繁榮下去。蘇丹在1990年代發現自己因伊斯蘭極端主義與恐怖主義而受到孤立,它現在找到一個不需要西方就可以重獲國際尊敬的新方法:將自己塑造為東非的新貿易中心。

但這個,當然,不是全部的故事。在這些快速興建的閃亮大樓之後,有一個地區常期被忽視:蘇丹的南部,就是80%的石油的所在地。在1956年蘇丹獲得獨立以後,蘇丹南部,傳統上一直都是基督教以及萬物有靈教的地區,幾乎從未停止對於穆斯林北部的反抗,它要求分享更多的國家財富,以及更大程度的自治權。這個地區掌握著蘇丹發展的關鍵所在,也掌握著未來能否和平的解答;不止在蘇丹南部,也在飽受戰火蹂躪西部達佛地區。

帶著手榴彈上學

在美國強大的壓力之下,蘇丹北部政府與南蘇丹在2005年簽署了一項全面和平協議(a comprehensive peace agreement, CPA)。根據此和平協議,叛亂團體的主要政治勢力,蘇丹人民解放運動(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 SPLM)現在隸屬於喀土穆的國民政府的一部份;沙瓦‧基爾(Salva Kiir)是蘇解運動的領袖,也是蘇丹的副總統、還是南蘇丹新政府的總統。這是一項暫時性的安排;在2011年,南蘇丹人就將有機會決定他們想留在蘇丹,還是成立自己的國家。


南蘇丹示意圖。來源:BBC

南蘇丹仍然是一個充滿緊張與混亂的地方,過去戰爭的記憶仍然尚未從人們腦海中消失。在南蘇丹公認的首都,朱巴(Juba),維尼斯托先生(他不想說他的名字)不曉得要怎麼處理那些帶著手榴彈來他的小學上課的學生。他的「小學生」年齡從六歲到二十五歲都有;有些人帶槍,有些人來上課時是醉酒狀態。他們所知不多,除了如何打叢林戰以外。就好像在朱巴的每一個人一樣,維尼斯托先生是靠著機智,而不是靠著金錢而倖存下來,他試圖儘量利用現有的51位老師來教導 2980名學生,每位老師都是新來的。每一個班級的學生人數多達150人,而拿來充當教室的帳篷破破爛爛,學童常常不小心滾出帳篷外。維尼斯托先生堅持每天的早課不可間斷,因為只要一下課,常常爆發打群架的局面。

南蘇丹的新政府,由過去的蘇丹人民解放軍的前領袖所組成,正在試圖讓七十五萬名學童都進學校,南蘇丹人口有一千兩百萬人。如果他們成功了,那麼大概只有 30%的適齡兒童在上學。但這就是一種進步了,至少蘇南還屬於一種相對和平的狀態。以目前來說,最佳的猜測是絕大多數的蘇南人贊成獨立。


南蘇丹自治政府的旗子。

獨立之後,就表示他們將擁有自己的石油工業。南蘇丹的副總統里耶‧馬夏(Riek Machar),很積極地規劃要在朱巴的東邊蓋煉油場,還打算建油管通過剛果到大西洋、過肯亞到印度洋。他說,興建油管的建設公司已選好了,需要的經費也幾乎到手;然而經過肯亞的油管將會在世界文化遺址的拉穆(Lamu)出海,他似乎並不擔心。(「他們只是觀光客而已。」)

馬夏先生的規劃,再加上選舉時間表,意謂著北方的政府也許只剩下五年可以從南方這裏儘其可能地抽取石油。而這個期限讓脆弱的和平更加危殆。這些北方政府贊助的石油公司,極有侵略性地尋求、開採石油,不只破壞環境,還在與南方政府的緊張關係上火上加油。而它也正在引起危險的反挫行動。

牛隻、石油與污染

這種危險,在遙遠的上尼羅州(Upper Nile state)、富含石油資源的蘇德沼澤地(Sudd marshes)附近的村子,如隆古秋(Longuchuk)可以清楚地看到。兩年前,中國人的油田工作者來到這裏。他們由身穿T恤的武裝男子護送,後者稍晚由當地人指認為蘇丹大兵。他們在這裏待了六個月,鑿了四個井,並且清出所有通到油井的道路,所有的這些動作,沒有一項告知當地的村民,也沒有事先詢問過他們的同意。在封起來的一個井旁邊,有一灘泥濘的水,顯示這就是他們丟棄多餘的油的地點。村人說,有一百頭牛因為喝了這個水而死掉。當這些人今年四月再回來這裏時,當地人憤怒於他們沒有從此開鑿計劃裏得到任何工作,也沒有得到任何財產損失的賠償,拒絕讓他們進來。

聯合國的蘇丹石油專家,戴安德固茲曼(Diane de Guzman)認為隆古秋的資源如此被掠奪,只是整個南區石油開發模式的一部份。村民被武裝民兵趕走,以讓剥削可以順利進行;土地被佔領;牛隻喝了污染的水,數小時之後就死亡。在和平協議裏明訂,任何石油的開發,都必須向所在地的南方政府事先諮詢;但事實上沒有,而且也沒有人付給南方任何賠償金。

蘇南自治政府才剛剛開始反攻回去;最近它拘留了兩架未得授權而進行地震測試的直昇機。個別的村民以及民兵也開始對油田工作者以及油田設施展開攻擊。過去這幾個禮拜,就有好幾份報導指出,有七個油田工人在巴洛伊希村(Paloich)附近被殺死,而另外一個村子的村民也對一隊二十一輛的運油車展開攻擊。讓北方政府更加憂心的是,從別的地方來的叛亂團體也正在加入。在11月27日,首度,一個這樣的游擊隊跑出千瘡百孔的達佛區,來到北可多芳州(North Kordofan state)攻擊阿布賈巴拉(Abu Jabra)的煉油場,它還稱不上是像在奈及利亞那樣對石油公司的有組織性攻擊,然而最早的徵兆已經出現了。

北方的控制

石油就是南北不和的關鍵。全面和平協議要求兩方要畫出恰當的疆界;但是北方政府拒絕了疆界委員會所畫出來的富含石油的亞伯葉區(Abyei)的範圍,害怕這樣會讓南方取得太多土地。如此一來,也讓整個邊界的畫分過程整個延宕了。在目前,據說南方政府從南部的油田裏拿到了一半的淨收入,這是和平協議裏明訂他們應得的權利。然而石油收入的報告書是由北方提供的。南方的政治家說北方政府不允許他們檢視北方的財報,所以無法確定他們是否真正拿到應得的錢。


蘇丹國旗。

最令人失望的一點,戰爭時期曾經在南方四處游盪的民兵團的解除武裝,幾乎沒有什麼進展。這些常常改變效忠對象的民兵團體,有時被北方政府利用來作為自己的傭兵。在最南邊各州蘇丹軍隊已經大部份撤離原來的基地,但只遠及油田區而已。在油田區,北方政府仍然維持著大約六萬名伊斯蘭人民保衛隊,這支軍隊可以隨它高興任意部署。

有這麼多武裝的民兵仍然到處游盪的危險,在上星期的馬拉卡鎮衝突中,戲劇性地顯示出來。這是2005年的停火協議後最大的衝突,蘇丹人民解放運動與一支民兵以及正規的(北方)蘇丹軍隊展開好幾天的作戰。數百人死亡。前幾個禮拜還有二十起針對朱巴到肯亞的道路攻擊,超過一百人死亡。蘇解運動捉到了十五名攻擊者,並指認他們就是蘇丹軍隊所領導的民兵團的成員。蘇解運動的秘書長帕崗‧阿夢(Pa'gan Amum)說這是「戰爭」,也是意圖讓南方「膽寒與不穩」的詭計。

在這種互不信任的氣氛之中,不令人驚訝的是南方政府正在快速地將過去的游擊戰力改變為一隻正式的部隊。在最近的政府支出報表中,大約有40%的珍貴石油收入,南蘇丹的唯一收入來源,已經被標記為軍事支出。如果北方打算為了油田逼使南方讓步,那麼南方希望確定自己已經作好萬全的準備。

明年大約會有一百萬難民回到南蘇丹,而南蘇丹也打算在十一月進行一項民調,以為2008年蘇丹全國即將進行的大選鋪路。假如選舉未能舉行,那麼南方可能會再度回到經常不穩的狀態,甚至可能再回到戰爭。過去和平可以達成,完全是靠美國、歐盟以及東非各國威脅恐嚇北方政府,叫它必得讓步才達成的。現在這股壓力已經弛緩了。

分散國際注意力的達佛區

理由相當明顯。美國與歐洲的注意力最近都集中在另一個更加不愉快的地方,在西部的達佛區。自從叛亂團體在2003年開始他們對伊斯蘭主義北方政府的軍事行動以後,北方政府一直試圖驅逐或者殺光這些非洲游牧部落,即使大部份的部落族人都是穆斯林。他們既野蠻又殘酷的行為已經讓兩百萬人流離失所,殺死了超過三十萬人。達佛區的災難,特別是西方國家與喀土穆無止境地為了是否要派聯合國部隊進駐的角力,已經使確保南北和談的必備的外界奧援衰竭之中。

在達佛地區的衝突沒有稍緩的跡象。雖然有各種停火協議以及和平談判,今日的戰爭仍然跟過去一樣激烈,而人命的損失一樣可怕。然而,北方的努力似乎越顯示出無效的跡象。在過去的幾個月之中,蘇丹軍隊在達佛區打了兩大敗仗,一次是在Umm Sidir,另一次在Karyare;在那裏,叛亂份子殺死了約一百名政府士兵,俘虜了兩百人。

即使是蘇丹政府嚴加保衛的地方看起來也並不安全。這個星期,戰事在北達佛首都法西爾(el-Fasher)的市場裏爆發,聯合國的工作人員因此而撤離;還有謠言說叛亂團體即將大舉進攻此鎮。北方政府軍似乎士氣不振,效率不彰,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改雇用武裝騎兵團(janjaweed)阿拉伯民兵,結合高頻率的轟炸,以使當地人民害怕並且屈服。但是政府軍吃了敗仗並不代表將會有和平協議;現有這麼多不同的叛亂團體在達佛活動,要與所有的人都達成協議,已經變成極度困難的事。

在法西爾的世界糧食計畫署的代表克里斯‧徹維斯基(Chris Czerwinski)表示,最近的戰鬥已經又製造出兩萬名難民,增加到該區成千上萬的其他難民之中。在五月時政府與其中一個叛亂團體曾經簽署和平協議,此協議失效後的兩個月內,許多地方已經變得太危險,不適合和平工作人員停駐。

在六月到九月之間,有十三名非官方組織的雇員在北達佛的車隊攻擊事件中被殺死。結果,非官方組織現在正在從比較遙遠的地方撤離他們的永久據點。在一次最近的攻擊之中,武裝騎兵團搶了四家世界糧食署的倉庫,劫走一千噸本來要散發給難民的食物。達佛地區的戰事也已經波及中非共和國與查德;在那裏,蘇丹支持的民兵團正在試圖推翻查德總統德比(Idriss Deby)的政府,並且在兩國的邊界製造出許多流離失所的難民。


蘇丹與查德邊界戰爭圖。來源:BBC。查德是我國的邦交國。

根據全面和平協議,蘇丹的全國大選(包括總統大選以及國會議員選舉)不得晚過2009年夏天舉行。這也許將讓南方與西方的局勢好轉。蘇丹的總統,歐馬爾‧ 巴希爾(Omar al-Bashir)認為他們國內的問題被媒體誇大了,特別是達佛,他認為不過是一個遙遠而不重要的省份。他說,西方媒體太誇張了。至少在喀土穆,他有很多同情他的聽眾,因為進入蘇丹的百分之七十外資--根據投資部的數字--集中在喀土穆州,也是北蘇丹的心臟區,讓這裏的人民與執政的國家議會黨更加緊密。

然而巴希爾先生的專制政府在喀土穆以外的地方並不受到歡迎。事實上,看起來幾乎無法在全國大選中贏得多數。經濟也許正在起飛,但是也正在顯示所有過熱石油經濟的典型症狀:升值快速的貨幣、飛漲的物價、以及漫延的貪腐,不只在北方,也在南方政府中出現。只有少數的蘇丹人受益於目前石油業的大繁榮,而選舉也許將會足夠重塑目前的政治局勢,減輕中央政府對達佛與南方人民長期以來施加的壓力。也許對每個與蘇丹有關的人來說,最急迫的工作就是確保全面和平協議裏的全國大選將會舉行。

膽小的投資人

在理論上,統一的蘇丹似乎是很理想的國家:富含石油但是未開發的南方省份,搭配上商業化卻沒什麼自然資源的北方政府。但是北方政府仍然不覺得必要要跟貧窮的邊省分享財富,也不認為應該好好對待它們。雪上加霜的是,現在有太多國家都已在蘇丹投下重金。他們希望與喀土穆保持良好的關係,意謂著強迫喀土穆改變作為,比方說對達佛實施更進一步的制裁,不在他們的利益之中。中國永遠不會同意對蘇丹經濟制裁;而阿拉伯連盟、印度、馬來西亞也不太可能幫忙。他們只在意亞述那商業大樓的工程進度,以及石油的開採權。

亞述那不是喀土穆唯一的鉅型工地。在距此十五公里處,全非洲最大的美國大使館也正在興建,這一棟大樓理論上將會進駐美國領土之外最大的CIA監聽站。這個反映了美國間諜與蘇丹情報局在「反恐戰爭」上的良好關係。只要談到該戰爭,再加上石油的魅力,舊仇恨--以及蘇丹和平的舊希望--都可以快速被遺忘。


蘇丹石油開採圖。第六區的開採權屬於中國國家石油公司。(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CNPC)。根據以上的報導,顯然中國又要染指第五區東南的石油產區。

2007年5月27日 星期日

達爾富爾和台灣

by 想像不到的天空 2007/05/27

感謝其邁出了一個很好的功課給我,昨晚看了一個晚上蘇丹達爾富爾內亂及中國二00八奧運的問題。我原本以為是我最近少看報紙,所以不知道此一聯合國近幾年來最重要的事件。

不過,在打進「蘇丹達爾富爾」關鍵字搜尋,發現台灣的媒體,竟然沒有這個事件的報導,再加上我問一位一定有看報的朋友,是否知道達爾富爾內戰的事,他也不知道,我想或許不是我孤陋寡聞。

相對於一個月前,國民黨及媒體對奧運聖火來台及蘇貞昌說不參加奧運的批判,中國因為蘇丹達爾富爾而被國際社會抵制,台灣絕大部分媒體卻絕口不提此事,就不難看出今天台灣的問題到底出在那裡。

非洲蘇丹的達爾富爾地區長久以來因為伊斯蘭教、基督教宗教問題;阿拉伯人、黑人的宗教及種族衝突,加上近年來石油能源的開發,從二00三年來,該地區的黑 人基於蘇丹政治無力保障黑人權益,組成「蘇丹解放運動」和「正義與公平運動」二大反政府武裝組織,導致數十萬人的喪生,以及上百萬人民流離失所。

從內戰開始,非洲團結聯盟及聯合國安理會多次介入調停,在安理會對蘇丹動用禁運制裁的表決中,中國及俄羅斯數度動用常任理事國的身分否決,而派維和部隊進入蘇丹的表決中,中國及俄羅斯又投下棄權票。

中國在蘇丹有數百億美元的投資,掌握達爾富爾百分五十以上石油利益,加上出售武器戰機給蘇丹,中國成為達爾富爾內戰背後最有力的推手、聯合國維和最大阻 力,當然,也是最大的得利者,而數十萬條人命,為中國利益陪葬,死傷人數每天都在增加中。然而,檯面上,中國還是高喊支持蘇丹的和平,維護人權。

從今年一月開始,國際上有人為中國在達爾富爾內戰中主導性的角色,發出譴責的聲音,其中,好萊塢影星米亞法羅發表公開聲明,指二00八奧運中國喊出「同一 個世界,同一個夢想」,而現在有另一個口號在流傳,那就是「種族屠殺的奧運會」,還有好幾個國家揚言,如果中國不解決達爾富爾的問題,將拒絕參加明年的奧 運會。

台灣的媒體中,除了大紀元時報曾經報導外,包括電視台在內,幾乎看不到達爾富爾內戰及奧運間的關係。網路上的訊息幾乎全都來自中國的官方媒體,自然也看不到米亞法羅的聲明。

幾天前,連方瑀出新書,提到她和「戰哥」將在不久後一起到中國旅行,而剛剛帶了三十幾個國親立委到中國才回台的連戰夫妻,顯然和中國的關係,顯然只有蜜裡調油四個字可以形容。

這幾年中國不再像過去的一樣,對台灣文攻武嚇,而是採取個個擊破式的收買策略,從國民黨、媒體、部分原住民人士等等,在意識型態及失去既得利益的仇恨的種種情緒交織下,小小的台灣已經成了「一個世界,無數個夢想」,有人夢想重新拿回政權。

我們小小的台灣啊!會不會是下一個達爾富爾?

當國際社會都知道中國在玩什麼把戲時,又該如何看待那些和中國唱和的人?

當國際社會都為中國主導他國內戰,攫取利益,而打算抵制奧運時,我們要不要為了中國刻意利用聖火矮化、分化台灣而吵成一團?

此柳哥非彼柳哥

by 慕容理深 2007/5/25

brother
《王哥柳哥遊台灣》(1958)
來源:
國家電影資料館


以「柳哥」為藝名的演員王泰山先生於5月23日以67歲之齡仙逝。據報載,王先生臨終前所受的病痛折磨不太多。也許,上天知道,他一生曾帶給數百萬台灣觀眾歡樂,而特別垂憐吧。

王先生並未出現在上面這張劇照中,今天的自由時報影視名人版記者弄錯了。

五十歲以上的台灣人大概很少人不知道,那是《王哥柳哥遊台灣》(1958)的劇照。三輪車後座穿深色衣服的角色是「柳哥」,飾演者是家喻戶曉的喜劇泰斗矮仔財1916-1992)。後來的「王哥柳哥」系列影片大多由他主演。

矮仔財原名張福財,他在二次大戰期間即已嶄露頭角,不僅在電影院擔任辯士,也參與劇場演出。就我記憶所及,他在戰前的照片中摩登而帥氣,跟後來黏在 台語演員身上的「鄉土」刻板印象,完全是兩回事。以戰前與戰後初年台灣劇場活動鼎盛的狀況來看,若非二二八屠殺以及後來的白色恐怖造成劇場工作者與文學家 死的死、關的關、逃的逃,若非威權體制下的重重禁制、檢查與監視,台灣演藝事業也許早在楊德昌、侯孝賢這些人之前,就已在國際上大放光芒,而也許矮仔財因 之有機會成為國際巨星。雖然只是也許,但那個時代真的埋沒了許多機會,許多生機。

不過,矮仔財畢竟還算幸運。曾經盛極一時的台語片使他成為國內的大明星,當時,他的名字幾乎就是票房保證,跟後來的秦漢許不了一樣。

王泰山小他一輩,運氣也差多了。他出道時,台語片已經到了即將由極盛而轉為快速沒落的節骨眼。他雖然是位相當認真的演員,但隨著台語影劇的餅越來越 小,他扮演主角的機會越來越少。包括他與矮仔財在內,很多台語演員在台語片沒落後,跳入螢光幕中。但是演連續劇並不保證天天有戲可演:面對台語開始在電視 大量出現,國民黨政府很快祭出緊箍咒,嚴厲限制台語連續劇的播出時間與時段。由於只剩每天半小時的配額(還得再被廣告瓜分),所有那一輩台語演員,即使是 矮仔財這種天才型人物,也只能像動物園籠子裡的獅子,無從大顯身手。說他們是失落的一代,並不為過。

回過頭來談王泰山先生辭世的消息。查了一下聯合中國兩小報都未見報導,這當然不令人驚訝。至於兩大報,自由時報之報導有誤,而蘋果日報也沒好到哪裡去:

他曾是1960年代台語片時期重要的喜劇演員,以《王哥柳哥》系列紅遍全台〔...〕

在電子媒體方面,我只查到東森與民視有相關報導。東森有兩則報導,第一則(2007/05/24 12:33)也把兩個柳哥搞混了,五個小時後所發佈的第二則相關新聞2007/05/24 17:52)則已改正過來,大概,昨天下午有人提醒東森記者,王泰山其實是「二代柳哥」。出現在今天早上的民視報導則大致正確。從這個時序來看,自由時報影藝記者陳慧貞小姐,您就別怪我要在這裡碎碎念念:您在資料收集上還有待加強。

話說回來,這些記者可能因為太年輕,而不太清楚那些「王哥柳哥」往事。這個現象也透露出,許多影藝線記者對台灣影劇歷史的知識有待加強。更仔細地 說,他們的相關知識其實是被意識型態透鏡所過濾過的,而同樣的過濾也發生在他們目前的新聞處理上。換言之,這是一個循環。不關心現下時空中的某一部份,也 就不會去注意其 歷史;而一旦動手去碰觸其歷史,發生錯誤的機率就相對偏高。

前一陣子曾經引起軒然大波的三立二二八影集製作者應該也是栽在類似的問題上。若要細究其來龍去脈,應該還可以溯及以下問題:媒體人當年在學校中到底 學了多少台灣媒體歷史。若知戰後初年,台灣的新聞影片製作條件極其惡劣(從終戰到二二八,國民黨派人來接收日人器材,而非派人帶攝影機與膠卷來台灣作報 導),就比較不容易在看到其實拍攝於上海的影像時,逕而誤認為是在台灣拍攝。

其實台灣人,包括所謂的菁英在內,大多數對台灣史的掌握程度沒細到這種程度(即使這不算是專家級知識)。拿這種層次的考題去考NCC委員,能考過關的有幾人?若全部當掉,我一點也不會驚訝。

說到NCC,我倒想請教NCC諸公:像這種關於「柳哥」的報導錯誤該不該罰?我還真的有點希望這類錯誤都比照三立案,每個都罰一百萬,這樣一來,我們的所得免稅額大概都可以向上提升(國稅局官員有興趣的話,不妨到聯合滋事庫與媒體對抗裡找資料來估算金礦的價值)。

自己也身在媒體影像中的NCC委員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只要一打開電視新聞頻道,就有發掘不盡的笑料。這種情況大概可以解釋為什麼,比較起許不了的年代,台灣諧星的市場萎縮得有夠嚴重。這真是個令人哭笑不得的現象。

The Lesson of the Sand Mandala

By DAVID WATERS, Scripps Howard News Service, June 28, 2006



Memphis, TN (USA) -- A few years ago, my wife and I took our two American sons to see 11 Tibetan Buddhist nuns. Not since Gulliver sailed to the land of Lilliputians has there been the potential for such a culture clash.


The nuns, driven from Tibet by Communist Chinese, live in exile at a nunnery in Nepal, but they were touring North America. When my sons arrived, exiled from the TV, the nuns were demonstrating the meditative ritual of making a sand mandala.

A sand mandala is a sacred masterpiece, a large geometrical design created meticulously with millions of grains of hand-crushed, vegetable-dyed marble.

The nuns sat silently and still for hours, leaning almost prostrate over an elaborate blueprint as they applied several grains at a time. The nuns said they don't worry that a sneeze or breeze will turn their design into dunes. They had yet to meet my 4-year-old son, Luke.

If the world were a chair, Luke couldn't live in it. His boisterous little body seems finely tuned to the fact that he's living on a rotating rock hurtling through space.

As Luke bounced precariously around the edge of the most amazing sandbox he ever saw, I was sure I was about to witness my first international incident. The nuns didn't seem to notice. Buddhists believe that practicing proper forms of concentration is the final step on the path to nirvana - perfect peace and happiness.

Apparently, these nuns are well along Buddha's path.

Buddha gave up a life of luxury to follow his path to enlightenment 2,500 years ago. He taught that people could find perfect peace and happiness by breaking attachments to worldly things.

This was long before the Home Shopping Network. And Buddha never encountered Zach, my brand-name-wearing, high-tech-craving 15-year-old son.

I thought Zach would be enthralled by the mandala. He's a talented artist. He's also the creature of a blockbuster, theme-park culture that turns beanbag toys into icons and religious objects into knickknacks.

So when he saw the mandala, he was a bit disappointed. "That's it?" he said. He figured something that takes days to construct at least would be something he could walk through. Then he found out what the nuns were going to do with the mandala when they finished it. Disappointment dissolved into disbelief.

Tuesday afternoon, after spending hours carefully constructing the mandala, the nuns swept the sand into a bowl and tossed it into a nearby lake. That's part of the ritual of making a mandala, a final act of letting go of the material in favor of the spiritual.

"But they could frame it and keep it," Zach said. "They could sell it and make some money."

I was a bit confused, too, at first. Why destroy it? But as I concentrated on the mandala, I felt a peace about it.

Someone somewhere still believes that beauty is a creation, not a collection. That holiness is a process, not a product. That what is sacred is not for sale.

Rainbow warrior

by GEERT DE WEYER





Tenzin Gyatso, the 14th Dalai Lama was recognised at the age of three as the reincarnation of his predecessor.
Picture: Phil Wilkinson


IT IS day two of the Dalai Lama's week-long visit to Belgium, and the cramped smile on his face speaks volumes. Would he please pose in front of a colourful - and rather dreadful - mural? For a moment he seems on the verge of moving, but then he shakes his head and replies that the painting is too ugly to pose in front of. He continues with a tale of how he was once speaking to a Japanese friend about tasteless paintings such as this one, and "that friend later had to spend the night in a room with monstrous illustrations," he laughs. "He didn't sleep a wink."

The security guards and his entourage stand around the Tibetan leader, waiting, shepherding him along and only just stopping short of tugging on his sleeve. "Your Holiness, it is time to go," he is told softly, but decisively. The Dalai Lama is in his element. His programme includes an interview with yours truly and a meeting with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Catholic, Islamic and Jewish faiths, but the jack-in-the-box, as the security guards call him, still finds time to jump out of the car to say hello to some passers-by.

Tenzin Gyatso, the 14th Dalai Lama (Mongolian for 'ocean of wisdom'), was recognised at the age of three as the reincarnation of his predecessor. At four he was crowned in Lhasa, the capital of Tibet, to be the leader of his people. By six he was a monk, being educated with a view to helping his country through difficult periods of political conflict. Then, on March 17, 1959, the Dalai Lama, regarded as the most eminent authority in the Buddhist world and the head of state of Tibet, was forced to flee his beloved homeland. A Tibetan uprising had brought about a crackdown by the Chinese, which left the 24-year-old holy leader and his entourage running for their lives. They escaped to India, where the country's first prime minister, Pandit Nehru, offered political asylum to the Dalai Lama and 80,000 other Tibetans. The exiled leader was also given a place to live, in Dharamsala, which has remained his home to this day.

Now the Dalai Lama spends his time travelling the world. He has been to Scotland twice in the past two years. On his most recent visit, last November, he praised the Scottish Parliament and devolution as well as discussing personal ethics for modern life. He says that the purpose of his international tours is to draw attention to his philosophy; the Chinese say it is to promote Tibetan independence.

He has written dozens of books on the themes of a balanced life, compassion, universal responsi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world peace and religious tolerance. His most recent book, however, fits into an entirely different discipline. It debates the beginning of the universe, genetic manipul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pecies. Entitled The Universe in a Single Atom (Lannoo, 2005), it delves into the common ground between spirituality and recent discoveries in physics, biology and even quantum mechanics.

The Dalai Lama admits that he is a soul in search of the truth - which, he says, owing to new scientific insights, may turn out to be different than originally thought. "Buddhism is based on discovery and experimentation," he says. "Buddha himself taught us that we should have the freedom to experiment, and it is important how we view the reality all around us. From one perspective you only see a limited view of reality, which changes completely when you look at it from another angle. So what is reality? Yet in both cases we are discussing the same universal reality. Now that concept becomes complicated if I view that reality from my Buddhist state. But it differs from other traditions and cultures, where other philosophies prevail. That, too, is reality."

The Dalai Lama stands by the concept of 'one truth, one religion', saying, "For me, Buddhism is the only truth and the only religion. But my Christian brothers and sisters say the same about Christianity. Result: different truths and different religions. That makes things difficult. Therefore we should try to operate from only one religion or truth."

This may seem like a strange pronouncement, but the Dalai Lama believes that we in the West are better off sticking to our own religion rather than shopping around. "As a Westerner, you have a culture of your own. That culture is heavily influenced by Christianity. For that reason it is healthier to continue in the same tradition. Otherwise frustration will result," he says.

"Some people have a different opinion or look towards other traditions.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as long as you are convinced that your own religion has no more effect on you. But I would hope that one does not criticise one's own traditions. You have to keep showing respect, because religion is good and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to many people."

But the Dalai Lama's favourite topic is science, sparked by his discovery as a child, more than 60 years ago, of a copper telescope, a wind-up clock and illustrated books about the First World War, which had been hidden at his official winter residence, the Potala Palace. For the last 20 years, he has brought Buddhism into line with modern scientific thinking."We don't discuss reincarnation, karma or nirvana with scientists. That is a different area. We talk about cosmology, psychology. Those are themes that Buddhism covers, and it is useful to learn about the most recent scientific findings. It enlarges our knowledge. It is not that we want to convert scientists or non-believers to Buddhism, or that scientists are trying to make non-believers of us," he laughs.

"Modern scientists are starting to realise that life is fed by constructive and destructive emotions, so now they are studying emotion. Experiments are being done with students meditating for half an hour every day. After three weeks a difference can already be observed in their behaviour. That knowledge serves humankind," he says. "In our institute we have introduced science as a subject for a select group of monks. In the end we hope it can become a full-time study. We need that type of knowledge."

He accepts the view that the human race, while materially successful, is failing spiritually. "We are capable of much, but when something goes wrong it leads to catastrophe, depression, suicide... Despite our intelligence, we have a tendency to concentrate on one point. For example, if your mother were to die, for a whole day you can think of nothing else. And you grow towards depression. But when you take into account the fact that your mother died without pain, or in a happy way, and that you have many friends who can offer support, that should be a consolation and cause for new inspiration."

The Dalai Lama also believes that we lack balance as a result of too much stress, emphasising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From pre-school onwards, people have to learn to stay balanced. Many direct all their hope towards making money, but when something goes wrong in that regard they get depressed and can end up homeless or frustrated," he says.

Buddhism also has its conservative side, and sex is a thorny issue. I ask him why religions often have so many problems with sexuality and expect their followers to lead celibate lives. His Holiness's entourage look a bit startled at the question, but the Dalai Lama answers with almost visible pleasure. "Buddhism and Catholicism have reasons for preferring celibacy. One of those is that we can practise detachment. You see, desire and attachment can be obstacles for our spirituality. We need to watch out for that."

And homosexuality? He laughs. "All forms of sexuality are viewed as undesirable behaviour for monks and nuns." Why? He laughs loudly. "The goal of sex is reproduction."

My comment that it may be pleasurable all the same is met with a sharp giggle. The entourage giggle along, albeit a little uncomfortably. Then he says, "The point is that when you decide to take your religion or tradition seriously, you should follow its principles. But if you do not have that interest it is up to you to decide what you want to do. I think anything can be done then, as long as it is consensual. Then there is no problem if men do it with men, women with women."

The conversation moves back to the topic of Tibet. Last year the Dalai Lama was not welcome here in Belgium. The Chinese were being difficult, and to avoid a political row Belgian officials chose the easy option. "It was clear to me that it was not a good moment for the government," he says with a shrug, "No problem, I thought, I'll go there next year."

Meanwhile, he remains hopeful about the Chinese attitude towards Tibet, suggesting that the country will have to go alo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of increasing openness, human rights and religious freedom. The Dalai Lama is sure about it: the regime is changing. "Very, very slowly," he emphasises, "but change it does." He says that many Chinese these days show respect, admiration and interest in Buddhism, and he is sure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too. It is only a matter of time. He also believes that there are already changes within the government. For the first time in 60 years, there was a conference on Buddhism and there is even some talk of opening Buddhist schools. "That makes me happy. It is a clear sign that China may be striving towards a more open, more democratic society, even if it is a slow process. I am not seeking separation, I am only looking for a solution for us and the Chinese. Distrust is the biggest obstacle between any two parties."

One area of regret for him is in the gradual disappearance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In that sense there is definitely a cultural genocide in progress, intentional or not. Naturally,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s growing very quickly, and they are looking for areas, such as Tibet, that are suitable for the Chinese," he says.

He takes hope from talks that have taken place with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the last four years. "Formerly, contact and communications with them were officially denied. Those talks are still being held. They help ease the distrust," he says. "We will see where it leads."

2007年5月26日 星期六

明清之交中國的葡萄牙僱傭軍

16-18世紀,歐洲是僱傭兵們建功立業的樂園,從三十年戰爭到波蘭共和國鎮壓哥剎克起義都有僱傭兵的身影出現。

要說參予這一行業經營範圍最廣的民族,可能就是葡萄牙人了。從美洲殖民地到非洲、亞洲滿世界都有葡萄牙人在為金錢打仗。1511年,葡萄牙人來到暹羅,成為最早到達暹羅的歐洲人。他們不僅進入了暹羅國王的軍隊,成為國王的僱傭兵,而且教授暹羅人使用和製造火器,使暹羅"大躍進"成為亞洲較早使用和製造火器的國家。1538年,暹羅巴拉猜王在位時,僱用120名葡萄牙人組成了自己的私人衛隊,並讓他們教授暹羅人使用歐洲的火器。1545年,暹羅同緬甸東籲王國進行戰爭時,這120名葡萄牙僱傭兵參加了戰鬥。不過緬甸王國也曾用葡萄牙僱傭兵和世仇暹羅作戰,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也曾為柬埔寨國王效力,這幾個東南亞國家的宗主國我大明天朝也不例外,理所當然地也利用過葡萄牙僱傭軍。

一.、第一批葡籍軍事技術人員

  此刻正值明末,明政府內憂外患,國事日非。1619年以後,明與後金進行了幾次大戰,屢戰屢敗,明軍士氣低落,雖有後金軍所沒有的佛郎機、鳥銃等火器,但粗製濫造,且施放技術不嫻熟,火器戰術落後與技術的發展,故在八旗軍攻擊面前往往敗北。

  其時在通州練兵的徐光啟 (公元1562—1633年 )就力主向澳門葡人購炮禦敵。徐光啟這個人值得一提:字子先,上海人,曾在明王朝中任過不少重要官職.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他在南京結識了來華的西方傳教士利馬竇等人,開始接觸西方的科學.其後,成了天主教徒的他非常熱心於中西科學的融合, 著力引進西方的數學,天文,火器,水利等方面的先進知識.薩爾滸明軍幾乎全部覆沒之際,時任翰林院官員徐光啟,一連上了三道奏章,認為要挽救國家危局,只有精選人才,訓練新兵,還自願擔任練兵的工作.消極怠工幾十年的明神宗不勝其煩,就批准他到通州練兵去了。練兵衙門成立了一個月,徐光啟要人沒人,要餉沒餉,閒得沒事幹.後來,好容易領到一點軍餉,到了通州,檢閱了那兒招來的七千多新兵,大多是老弱殘兵,能夠勉強充數的只有二千人,更說不上精選了。他大失所望,只好請求辭職。

  公元1620年,明神宗死去,他的兒子朱常洛即位,就是短命的明光宗了。光宗泰昌元年 (公元 1620年 ),徐光啟委託李之藻派門人張燾、孫學詩到廣東又輾轉到澳門向西商購買了紅夷炮四尊,這是明朝四次向澳門買大炮之舉的第一次,其資金實際是徐光啟個人出的。徐光啟極力向朝廷進言:「今時務獨有火器為第一義」「可以克敵制勝者 ,獨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但這四門炮買來後一直迅速廣信,大概是徐光啟個人資金實在有限,無力北運了.。

  朱常洛病死,神宗的孫子朱由校即位,這就是明熹宗.徐光啟回到京城,此時後金的威脅越來越嚴重, 天啟元年(1621年) 3月,遼東戰局急劇惡化,後金軍又佔領了遼陽、瀋陽。徐光啟又竭力主張要多造西洋大炮。為此,繼續購買西式火器的話題重又提上了議事日程。徐光啟使朝廷出面取回滯留於江西廣信的四門大炮,並要求朝廷查訪擅長鑄炮的傳教士畢方濟、陽瑪諾的下落,聘請來京「依其圖說 , 酌量製造」,以優厚待遇從澳門及閩廣招募技師工匠來京設廠鑄炮。他還根據後金作戰特點和敵我力量對比 ,提出建「銃城」以佐防禦。他們的建議主張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年底,四門大炮運抵北京 ,經過試射 ,威力巨大 ,遠遠超出明軍原有的佛郎機及其它舊式火炮之上。於是這年七月,以張燾和孫學詩為欽差,持兵部檄文往澳門聘請炮師和購買火炮 ,澳門當局為迎合中國皇帝 ,將不久前繳獲的 30門英制紅夷炮中的一些買給明欽差。二人很快購得了22門紅夷炮,打算回京師了。

  第2年正月發生的廣寧之戰中明軍又敗,明朝喪失山海關外遼河以西的大片土地。天啟三年四月,新購置的二十二門大炮 ,連同被招募來京幫助造炮練兵的二十三名葡籍炮手和一名翻譯,終於由張燾解送到京。兵部尚書董漢儒隨即奏請派人學習制炮技藝,後來明政府又購買了四門炮。這樣到了天啟末年,明政府已經先後從澳門引進了30門大炮 ,大大增強了明軍的作戰能力 ,其中有十一門大炮被調往山海關,防守京城的有十八門 ,還有一門在試炮時炸燬,葡萄牙炮手若翰哥里亞被當場炸死 ,明政府將其安葬於北京郊外,並下令「從優給恤」。

  這23名葡籍炮手應該是中國戰爭史上第一批正式被中國政府僱傭的西方軍事技術人員。

  運往山海關的大炮後來又轉運至寧遠前線 , 隨後出任遼東經略的孫承宗還將經過葡萄牙炮師訓練的明管炮官彭簪古調至寧遠, 訓練明軍炮手。

  《明熹宗實錄 》(卷六八 )雲 : (天啟六年二月甲戌 )「(正月 )二十四、五兩日 ,虜眾五六萬人 ,力攻寧遠 ,城中用紅夷大炮 ,奮勇焚擊 ,前後傷虜數千 ,內有頭目數人 ,酋子一人 」。此戰是後金髮動侵明戰爭以來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彭簪古因此受到嘉獎,紅夷炮也從此威名遠颺。明廷隨之從 1622年開始仿製。如徐光啟於崇禎三年 (公元 1630年 )二月至八月間 ,共仿製紅夷炮 400餘門。此外 ,廣東、福建、雲南、山西等地都在仿製西洋大炮 ,至 1644年明朝滅亡時 ,已造出各類紅夷炮 1000餘門。


  但是力主購西洋大炮和招募葡萄牙僱傭軍的徐光啟,卻遭到了朝中重臣極力反對和攻擊,有人對徐光啟的工作大肆攻擊,指責他「一味遷腐」,不應「以詞臣而出典兵」,選拔兵士是「騷動海內」,練兵的目的「無非騙官盜晌之謀」,「以朝廷數萬之金錢,供一己逍遙之兒戲,…….誤國欺君其罪大」。從徐光啟文集的《辯梳》部分可以看到許多上綱上線的指責,對軍事技術什麼都不懂的文官們本能的認為堂堂天朝怎麼能借用蠻夷的軍隊打仗呢?特別是兵部尚書崔景榮極力反對徐光啟的提議,加上御史邱兆麟彈劾他種種不是,受到排擠的徐光啟被迫稱疾歸鄉,回老家上海種田養雞去了。他一力倡導的購炮雇炮手等事也隨之中斷,加上試炮炸膛死了人,明官員認為是不吉之兆, 「遂斷其必有害而無利, 立命返澳, 毫無挽回餘地」, 將他們全部遣返澳門。

  雖然天啟三年徐光啟曾經官復原職,後又為禮部右侍郎,但朝廷已為魏忠賢閹黨把握,再無人聽他說話了。天啟五年,他被閹黨彈劾,再次落職閒住。

二、 短命的中葡混合僱傭軍

  轉眼間崇禎帝即位,黜斥了天啟朝權傾一時的魏忠賢閹黨。天啟七年十一月,起袁崇煥為都察院 左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十二月,起徐光啟為詹事府詹事。崇禎元年四月,袁崇煥更升授兵部尚書,督師薊遼。徐光啟乃於崇禎二年正月又要求練兵,其疏有言:
台乞先與臣精兵五千或三千,一切用人選士、車甲兵仗、大小火器等事,悉依臣言,如法製備,再加 訓練。擇封疆急切之處,惟皇上所使,臣請身居行間,或戰或守,必立效以報命。既有成效,然後 計算增添……然馬步戰鋒精兵,終不過三萬人……此為用寡節費萬全必效之計。

  四月,徐氏升授禮部左侍郎,但其自請練兵的建議則未受重視。此時的明朝廷急於擺脫遼東軍事危機,練兵這種費事費時又費錢的事崇禎帝沒有興趣。他對立刻可以見效的買大炮一事感興趣,於是崇禎元年七月,兩廣軍門李逢節和王尊德奉旨至澳門購募炮師和大銃。崇禎二年11月後金軍又一次入關,皇帝十分著急的追問買炮的下落,以至徐光啟把在京的西洋傳教士都動員起來上城牆守城,以安帝心。

  原來,李逢節和王尊德在澳門所購募的炮師和大銃,早在這年二月就自廣州進發了。有都司孫學詩的督護以及耶穌會士陸若漢(Joao Rodrigues, 1561-1633)的伴同,此一隊伍包括一名叫貢薩握•德謝拉的澳門葡人 (Goncalvo Teixeira Correa, ?-1632)所率領的三十一名銃師、工匠和傔伴,共攜大鐵銃七門、大銅銃三門以及鷹嘴銃三十門。這個葡萄牙人是位職業軍人,在徐光啟《聞風憤激直獻疏》中被稱作「西洋統領公沙的西勞」。


  實在是紅夷大銃太重了,以致行程屢屢推遲,到這年十月,才到山東濟寧,忽聞後金已破北直隸遵化等城入關了,剛好遇到兵部奉旨前來催促的差官,由於漕河水涸,公沙等乃舍舟從陸,晝夜兼程。十一月二十三日,至涿州,隊伍在此遭遇了後金軍。比時,州城內外士民已經亂成一團,都打算棄城逃避,公沙的西勞、陸若漢、孫學詩乃會同知州陸燧及鄉宦馮銓(原任大學士)等商議,急將運送的大銃入藥裝彈,推車登城拒守,並在四門點放試演,聲似轟雷,後金軍在遼東吃過紅夷大炮的苦頭,聞聲因而不敢南下,隨後即北退。


  二年十二月,崇禎皇帝因中後金的反間計,將袁崇煥下獄,祖大壽在憤怒驚懼之極乃率遼兵東返。新授總理關寧兵馬的滿桂,旋又力戰身亡。副總兵申甫和兵部右侍郎劉之綸所率領的新軍,也先後敗沒。在此一極為不利的戰局下,公沙所率的銃師和大銃,終於三年正月抵京效命。

  明朝政府答應支付領隊公沙的西勞每年一百五十兩的薪水,每月再加十五兩的額外花費,其餘之人則年支一百兩,每月另給十兩的伙食錢,此一條件相當優越,要知道明朝衛所軍六品百戶官每月俸米才為十石,當時相當於20兩銀子左右;而一般士兵每月只有相當於4兩銀子左右的俸米。正月四日,這些西洋大炮被安置在都城各要衝,並在京營內精選將士習西洋點放法,並賜炮名為「神威大將軍」。很快 ,葡萄牙炮手就訓練出了二百多名明軍炮手。此時 ,關外軍情又急 ,徐光啟即授意公沙的西勞和陸若漢向明政府表示「奉旨留用,方圖報答」「天未遠臣 ,願效愚忠」, 主動提出願意為明朝提供操作火器的軍隊助戰,葡萄牙人的自告奮勇得到了正在焦頭爛額的明朝廷讚賞,徐光啟又不失時機同時上疏請求留下葡人「教演製造 ,保護神京」, 努力促成此事;派人前往澳門招募炮手二百、隨從二百 ,自帶兵器 ,以作先鋒。他認為若能得此協助 ,再加上廣東將要運至的一批西式銃炮則「不過數月 ,可以廓??的全力保舉下,朝廷議准此事並派中書姜雲龍隨陸若漢赴澳門經辦,耶酥會神父陸若漢陪同公沙的西勞一起前往。


  必須提一下,此時正是天主教來華後的南京教案時期,西洋傳教士是不許入內地和在內地傳教的,但陸若漢為購炮事宜來回奔波,還有一名耶酥會日本和中國視察員和他一起來京;其後的澳門僱傭軍中也混入有五名傳教士------明朝廷對西洋火器的倚重並為解救京師危亡之故,禁教令已名存實亡。

  按曾德昭《大中國志》第21章記載,葡萄牙人效率很高的很快招滿了400人,其中200士兵,大多是葡人,有的出生在葡萄牙,有的在澳門,還有部分是當地人,也就是說是中國人,只是生在澳門,在葡人當中受教養,據稱都是優秀士兵,善於使槍射擊。每名士兵有一個青年人隨從----這些隨從是用明朝皇帝的錢購買來的----由明朝廷付給他們大量的錢,以致士兵穿著華麗,配戴武器,都非常富有。由於當時澳門的總人口不過一萬人左右,其中葡萄牙公民僅約一千人,故從此一遠征軍的人數,即可窺知澳門當局對援明之事的積極態度,他們深盼能藉此一天賜良機與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建立較密切的關係。

  從澳門出發的士兵由兩名軍官率領,一個叫做科德略,另一個叫羅德里格 ,尚有他們的尉官及其他軍校。可以看出這支僱傭軍部隊中有很大一部分士兵為中國籍,也有黑人等;各級軍官和主要火炮手都是葡萄牙人,算是一支中葡混合的僱傭軍。部隊應該是和那22門紅夷炮一起出發北上的,當他們抵達廣州時,很氣派地進行檢閱,用他們的樂器致敬,使當地中國人十分驚奇。

  由明朝地方政府供給他們船隻,他們順利地沿河經過全省,到處都得到地方長官的接見,並都得到供應,如雞、牛肉、水果、酒、米等等。從葡萄牙人的記載來看,他們是興高采烈向北京進發的,一路上得到的優待使他們心情很好。

  他們穿越江西全省,直達它的省會南昌。《大中國志》的作者傳教士曾德昭正住在那裡,他帶著自己的在當地發展的信徒去參觀中葡混合僱傭軍隊伍,心裡一定充滿民族自豪感……當地中國人最想瞭解的是葡人的服裝式樣,對他們的開叉穿孔的那種西式燕尾服,中國人不能理解為什麼要破壞一匹完整和嶄新的料子,隨意剪開作裝飾。但是,這支部隊在南昌遊覽城市後就此解散了,大部分人打道回澳門了。

  原來,此舉遭到朝中以禮科給事中盧兆龍為代表的反對派的強烈反對 ,盧兆龍連續上疏進行猛烈抨擊。他認為「此三百人者 ,以之助順則不足 ,以之釀亂則有餘 ,奈之何費金錢、騷驛遞而致之也?」「何事外招遠夷 ,貽憂內地 ,使之窺我虛實 ,熟我情形 ,更笑我天朝之無人也 ?」主張「罷止續取之差 ,以杜內釁。」 徐光啟隨即針對此疏上言,極力分辨紅夷(荷蘭人)和澳夷(葡萄牙人)的不同,盧兆龍因反駁曰:
堂堂天朝,必待澳夷而後強?……臣自幼習讀孔孟之書,改過遷善、省身克己之事,經文備之矣, 不識世間有天主一教與所謂唐朝景教者……臣言夷人不可用,非言火炮不可用。


  崇禎接受了他的意見,於是正當陸若漢帶領澳門僱傭軍隊伍行至江西南昌時,接到了明政府的命令 ,只准陸若漢等少數人運解器械進京,其餘人員一律返回澳門。大明朝第一支西方僱傭軍還未能正式上戰場就已無疾而終了。

  在浪費了大量金錢和時間後,崇禎四年(1631) 三月 ,陸若漢等抵京覆命。徐光啟便將陸若漢等人安排到山東登州,協助自己的學生登萊巡撫孫元化造炮練兵,其時公沙的西勞等葡人已在此。六月 ,又有一批葡人炮手和工匠護送大炮來此 ,這使得登州成為當時中國引進西洋火器技術的中心。葡萄牙僱傭軍雖然曇花一顯,引進西洋火器技術的事業倒是很有希望了。徐光啟在此次葡軍遭遣返之後,或心灰意冷,即不再積極過問兵事,惟其門生孫元化則漸成為軍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之一。

I am a simple Buddhist monk: Dalai Lama

by Percy Fernandez, TIMES NEWS NETWORK, July 6, 2006




Dharmsala, India -- As a young boy of 25, the Dalai Lama, Tenzin Gyatso arrived in India 46 years ago. He turned 71 on the July 6, 2006. Last year, three days after his birthday he delightfully spoke at length on Mao, his boyhood memories, his commitment to spreading human values and his admiration for the Chinese people in an exclusive interview.



Contrary to rumour mills that the Dalai Lama is ailing, this reporter found the spiritual leader hale and hearty, strong and robust and with a firm grip. He is swift, full of life, and laughs his heart out. He is undoubtedly awe-inspiring, yet most humble. Most importantly he has a great sense of humour.

Much has changed since 2005. Early this year, the Dalai Lama expressed his desire to visit China on a 'pilgrimage' and wanted to observe the changes from the time he fled Tibet as a young boy.

He was really happy with the Berne round of talks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in Switzerland last June since the resumption of direct contacts since 2002.

But he continues to be problematic for the Chinese leadership. They are irritated whenever he travels to the US or incensed whenever he visits Japan, China's historical enemy. Hundreds of students from Taiwan and other countries descend to McLeodganj, above Dharamsala to receive his teachings and blessings. Recently, India's foreign secretary Shyam Saran called on the Dalai Lama at his official residence and not much is known about what transpired between them.

Because of his peripatetic schedule his doctors have advised him rest and hence the Dalai Lama has cancelled his European tour beginning from Helsinki next week. Later this year, in September the Dalai Lama will attend the largest gathering of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s in Denver alongside Desmond Tutu, Rigoberta Menchu Tum, Aung San Suu Kyi among others.

Curiously, the tickets for the Denver gathering will go on sale on the July 6 and so is the reopening of Nathu La. And it happens to be the birthday of the Dalai Lama.

Many many happy returns of the day. You have just completed 70 years. How does it feel to look back?

Like any other human being, some painful experiences and some satisfactory. But it has been more of satisfaction even in a life of exile that has brought me and my people a lot of opportunities.

I have had a chance to meet so many people from various walks of life. It has been very helpful in enriching my own way of thinking. I think I have made a little contribution to the Tibetan issue, its people and Tibetan culture. These are sources of my satisfaction.

Promotions of human values, religious harmony and peace have been my three commitments to humanity. I have been able to promote them through my writings, lectures and speeches.

I carry different names like counterrevolutionary, god king, Nobel Laureate and splittist among others. In the sixties, the Chinese media described me a wolf in a Buddhist robe, a great honour for someone who practiced tolerance and patience.

Tibetans think that you are also a political leader apart from their spiritual head.

It is almost 400 years after the Dalai Lama became the spiritual and temporal head of Tibetans. In my case, at the age of 16, I took the responsibility of both.

After we came to India, during the early sixties, we adopted a draft constitution which says that the Dalai Lama's powers can be abolished by two-thirds of majority in the assembly.

Three years back, we already established an elected political leadership. Since then my position is one of semi-retirement. May be, I am an ex-politician. But you don't mix the kind of politics which I involve with party politics. My politics is one of nationalist struggle.

What lies at the core of your identity?

A simple Buddhist monk. In my dreams, I feel that I am a Buddhist monk, not the Dalai Lama. Most people describe me as a Nobel Laureate. Many invite me because I am a Nobel Laureate and not because I am a monk or the Dalai Lama. They do that may be to ward off the Chinese pressure.

Once Bishop Desmond Tutu told me that it was difficult for him to reach the White House and after he receiv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the path was cleared for his visit. (Laughs)

The life of late Pope John Paul II and yours have been compared. The Pope fiercely campaigned against the Communist empire. Did your find similarities in the cause both of you were pursuing?

His Holiness Pope John Paul II was a man I held in high regard. His experience in Poland and my own difficulties with communists gave us an immediate ground.

The Pope was very sympathetic to the Tibetan problem. Of course, as the head of an institution trying to establish good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seriously concerned about the status of millions of Christians in china he could not express this publicly or officially.

But right from the start of our friendship he revealed to me privately that he had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Tibetan problem because of his own experience of communism in Poland. This gave me great personal encouragement.

Do you think tolerance and non-violence succeeds in this world?

Ultimately yes. It depends on situations. It will take time. In spite of taking time, it is the only way. Every issue is a complex one. There is no easy solu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eaders like Stalin, Hitler or Chairman Mao, took the simple method of elimination but never achieved their goals. It is impossible to eliminate all your enemies because you eliminate one, another will be born. It is possible may be in animals, but not with human beings.

If a father is eliminated, his children and grand children may carry those memories.

They will carry a sense of revenge. Bin Laden, if we handle him with hatred and handle violently, there will be 100 Bin Laden in ten or twenty years. It is possible.

Gandhi's idea of non-violence was not only morally correct but also practically realistic.

This violence somehow has to stop. From where should it stop?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expect from the other side to stop. This side, we should create some positive atmosphere.

In our own Tibetan case, we are fully committed towards non-violence and the middle-way approach. Even though we have been victims, we have created a conducive atmosphere. Now the powerful side, the Chinese side, has to act.

The Chinese say development inside Tibet is necessary because of globalization. What are your views?

Whether you call it globalization or economic development, some form of development is necessary. We need development and it is most welcome. But the Chinese way of development is concentrated only in pockets, like in India. Everybody is concentrating in Bangalore.

The rural India is still undeveloped. India is predominantly agriculture based. I have a strong feeling that rural India must transform.

In Taiwan, the farming and agriculture is mechanized, all of them have good education and health 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s good. India should also develop in this manner.

This reminds me of one conversation with one Chinese leader in 1954-55 in Shanghai, then Mayor and later the Foreign Minister.

He told me one late evening that he has no interest in further developing Shanghai. The countryside is not developed in Tibet.

Skewed development may create a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which is not good. I was told by a Tibetan recently the present population in Lhasa is 300,000 and according to a plan, Lhasa city should expand to 800,000. Out of the 300,000, only 100,000 are Tibetans and the rest are Chinese.

The re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Tibetans and their economy is really in question if you analyze in depth and look at the picture carefully and closely. The real picture will emerge when people will be able to speak without fear.

In a recent televised interview, you said you liked Chairman Mao, what made you say that?

Yes. He is quite calm and composed. When he speaks, each word carries some weight. Some people talk a lot and convey little. Each word of Chairman Mao's carried some meaning.

I was impressed with him. Though my knowledge of Chinese was limited, I could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what he said through a good Chinese interpreter. Mao considered me almost like my son.

He was very close to me. I was impressed by his simplicity. He used wear worn-out clothes. Not like Zhou Enlai who looks to be very honest.

Later several books and documents have portrayed a different picture of Mao as a tyrant and one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800,000 deaths of Chinese in the recent book Mao: The Unknown Story by Jung Chang and her husband, Jon Halliday....

Do you think the current Chinese leadership has acquired a forward looking policy to find a solution for the Tibetan issue?

I think the Chinese policy on the Tibetan issue is linked to their overall policy. The current leadership has changed and the situation is different than what it used to be thirty years before.

Much has progressed. In the early fifties, they just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ideology regardless of the reality. After Deng Xiaoping, reality has become more important, which I think has been a remarkable change.

It has been like two steps forward and one step backward, though I am not a specialist on China. On the Tibet issue, there has been no clear policy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y also know 99% of Tibetans are against Chinese rule.

I thin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ventually will realize this. But then they themselves don't know how to tackle it. So the only way out for them is to politically tighten the grip and sanction lots of economic incentives.

They think this is the best policy. I don't think this will work. People in Basque (Spain) are economically well off but politically not satisfied.

Similarly in Quebec (Canada) in spite of a separatist movement, people want Quebec to remain in Canada. And also the case with Scotland.

They would want to remain with Great Britain provided they are satisfied. if people are satisfied, they would want to remain within Great Britain.

Political dominance will not succeed. Tibet will remain with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at's my middle way of approach.

Give us meaningful autonomy, give us respect and trust us. In the meantime,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continue and we will see what will benefit us. It is important a nation handles its citizens with respect.

The Chinese leadership seems to be unhappy because you keep meeting world leaders and going to countries who they don't like, for example Japan and Taiwan?

(Laughs) In that case, India should get protests on a daily basis. I am a guest of the Indian government for the past 46 years. (Laughs) The Indian Government has been taking care of the Tibetan community in the maximum possible way, including preservation of Tibetan culture.

The preservation of Tibetan culture, particularly Tibetan spirituality is quite successful.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s Buddhist study and knowledge, it has been fruitful particularly in south India. They have major Buddhist learning centres. I gave some teachings last year to 12000 monks. Most of them were students which was very encouraging.

Do you think time is on your side when it comes to the Tibetan issue?

Oh.I don't think. I don't think. It is difficult to say although people from China as a whole are changing. In the transformation takes place quite rapidly, it will lead to a more positive outlook.

It will take time. May be 5 years, 10 years, or may be 20 years. If it should take 20 years then the survival of Tibet itself is in question. In Lhasa, the local population has become a minority.

The Tibetan language is not in use. Chinese is used in the shops, restaurants and everywhere. The official language is Chinese. Those students who have scored well in Tibetan are not promoted.

Only those Tibetans who speak Chinese get jobs easily. The present generation of Tibetans prefer to speak Chinese because of their job prospects.

Do you have something to say to the Chinese people?

Some of our Chinese brothers, even if they have a big letter in front of them can't read if they don't want to. Also they will only listen what they want to hear. Strange.

I have always admired the Chinese people and respect them. China is a great nation, the most populous nation and a very important member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They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world.

Their 5000 year old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is equally important. There have been lots of ups and downs in the 20th century for them. Since 1949 there has been some stability.

But looking at stability alone is not sufficient. They must bring more openness, rule of law, democracy, religious freedom, human rights; these are important for their own interest and to be respected as important members of humanity. A closed society always creates fear amongst themselves and outside.

Take for example India and her big neighbour. It is a closed society, a nuclear power. Nuclear power is fine, but there should be freedom. It will be much better if it had religious freedom, transparency and rule of law, isn't? Perhaps I am conveying on behalf of India. What do you think?

全球化和咖啡的恩仇錄

by 少正卯

先看一篇陳文茜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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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陳文茜---- 挪威森林要關門

阿寬的店要關門了。這個在台北溫州街代表某一個時代反叛文化的「挪威森林」咖啡店,即將在六月底告別台北。老闆阿寬以他慣有的細微聲調,苦澀地告訴記者,他不想招待網咖型的顧客,時代無情地走著,阿寬也拒絕再留戀某一個時代;世間沒有不散的筵席「挪威森林」要關門。

依傾向尋找認同部落
2002 年至2005年底,約有四年光景,我因立委職務就近城裡租了一個溫州街小屋。溫州街有條咖啡街,全盛時期共有13家Cafe,每天我路過各大小咖啡屋,有義大利名,有西班牙名,有日式風格,有蘇州風味,也有後現代餘緒者如「挪威森林」。從表面上看,這塊寶地是全台北最國際化,也最多元的聚薈地。它有一點類似國外大學城旁的廣場,年輕人依據自己的文化傾向,尋找自己認同的部落。女巫書店的客人,有著別於台北行人對性別世界的想像,椰荷總招攬一批批風情萬種的女學生們,以舞姿般的步伐,走入巷弄。走進「挪威森林」,或者一位懷才不遇的劇場工作者,正坐在角落,抓著後腦杓想著他的第二幕戲;或者一名副刊編輯正和他的作者們,討論台灣如何重啟新的文化風格。青年學子們在咖啡街上走走,把台北最不商業化的殘餘文明,烙印在自己生命體驗中,等哪一天這個台大人長大,一旦有機會掌權,給世界一個不一樣的聲音。
可惜全球化那種單一、統銷、集體、複製的資本主義力量,從新生南路大街,湧進溫州街小巷弄。2006年初,我搬離了溫州街,年底椰荷換成一家「399吃到飽」的下午茶店,地中海風格「聊聊天Cafe」則改賣韓式銅鍋燒肉,阿寬和他店裡的《王爾德畫報》苦撐了一年多,生意清淡,房屋漲價。這些獨特、個人風格的文人小店,一個個走入歷史;總計離2000年新資本主義全球化開啟,只有七個年頭。

全球化打敗個人風格
「王爾德」隨著他的嘲諷風格畫報,靜躺阿寬的店,已近十年,畫報顏色泛黃,與王爾德的美學已然不合。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進入二十一世紀,從愛爾蘭、巴黎,死後隨著畫報飄洋過海落腳台北,王爾德生前生後與資本主義纏鬥,終至被打敗。是的,某一個年代逝去了,某一個紀念那個年代的文明又逝去了,時間無情地走過,什麼也不準備留給我們。
阿寬的店關門不僅在溫州街不是唯一,在紐約Soho,在巴黎香榭里大道,不同個人風格的Cafe,也正一一被全球化打敗。上個月,我到巴黎,看到法國人心碎地目賭Starbucks、麥當勞、Nike、Adidas趕走法式小店,據佔了整條香榭里大道。2004年,我沿著Westbroadway尋找昔日的Soho,招牌上掛的,均是「Hogan」「Prada」「Chanel」⋯。
歡迎來到統銷、集體、複製的年代!六月底之前,有空到阿寬的店倒數最後的「挪威時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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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茜的文章
最讓人討厭的地方
就是她從來不說實話
好吧
她沒有說謊
但是她也沒有全盤拖出

她常常只擷取部份她要的內容
隱藏部份抵觸她想法的內容
讓不知道的人
以為她講得有理
其實
全部要是全盤托出來講
論述邏輯簡直是一踏糊塗
這樣的人竟然會被民進黨創黨之初稱為才女
在跑去國民黨之後
繼續被重用
證明了
向來
台灣都是三流人在搞政治的說法
空讓豎子成名

這篇文章她說了
溫州街的挪威要關了
可是
她沒有告訴你
該店的老闆同時有很多家店
過去幾年又出書
又開新店的
賺了很多錢就算了
她也沒有告訴你
那很多家店中
有一家挪威在汀州路

而汀州路的挪威現在還好好的
甚至沒有告訴你
該店的老闆
在不過一年多前
還剛剛開了一家新店
叫做海邊的卡夫卡


如果
溫州街的挪威
是全球化Starbucks肆虐下的受害者
難不成汀州路是全球化保護區
Starbucks不能進入?
不然
汀州路的挪威
怎麼就混得好好的呢?


如果
他是全球化的受害者
怎麼
不過一年前
還能夠開新店呢?
難道
全球化是今年的事嗎?

更進一步講

請各位想想

台灣什麼時候開始流行喝咖啡的?

難道是我們父親那個年代嗎?
當然不是
台灣又不產咖啡
向來也沒有喝咖啡的傳統
以前傳統文人
是去喝茶
是去像紫藤蘆這種地方
現在怎麼都跑咖啡館?


如果沒有全球化
沒有Starbucks
台灣人會愛上喝咖啡嗎?
還愛到讓需求如此大
讓該店的老闆有機會
一家一家分店的開嗎?
沒有全球化
能讓該店老闆有機會
以行家的身分出書賺錢嗎?
怎麼
這難道都不是全球化下
老闆獲得的利益嗎?
怎麼受益了不講
悶不吭聲
【受害】了
就是全球化的錯了?

至於那些笨蛋
以為去挪威的森林
或是去海邊的卡夫卡這樣的店
這樣就可以遠離資本主義的【統銷、集體、複製的年代】
我想
還是先想想
這兩個店名
是怎麼來的吧?
還不就是抄來的
怎麼你抄就不是複製
別人抄就叫複製呢?
自己明明就在利用全球化撈錢----
看到日本的小說紅了, 就一個勁的亂抄人家的名字


利用這樣的人出來罵全球化
陳文茜的文章
已經寫到如此前後矛盾
胡說八道到這樣明顯
真的會有人沒看出來嗎?

PS
陳文茜當左派
和星雲當和尚
兩個人怎麼都當到那麼肥啊?
當到那麼肥
一點說服力也沒有

好優美的中國話

by 少正卯 2007/05/15

我實在非常佩服會寫出這種文字的人


想一想
如果一個美國人寫出一首歌
裡面講到【好聰明的米國人,好優美的英語】
我想
大概會被美國人狗幹到爆炸
絕對不會有人出來幫他辯護
不像台灣
還有人可以
大辣辣的幫這種無聊的種族主義辯護
實在太屌了

更進一步講
我在米國
在LA
看到人家在他的車屁股後面貼貼紙
上面寫著
【I am Black and I am proud of it.】
但是
你絕對看不到白人貼
【I am white and I am proud of it.】
如果有白人貼這樣的貼紙
自己大概會被自己白人控訴種族主義份子
抓去遊街

也就是說
其實很多喜歡自我吹噓的種族
在自我吹噓的同時
也暴露的自信不足
信心薄弱
內心其實自卑
卻強裝自大和自信

真正有自信的種族
反而不會用這種無聊的包裝
吹噓自己語言優美,種族聰明
其實正顯露了自己語言其實沒有那麼好
種族其實被欺負的要命
感受到歧視感
才需要強裝故做引以為榮的驕傲

其實米國人內心真正認為最優美的語言
就是英語
只是
因為他們已經佔據了優勢
也就不需要像笨中國人一樣
用這種三流的方式欲蓋彌彰
基本上
米國人內心自大的以為
所有人都會講英文
所以當他們和不會講英文的人溝通時
天真的以為
只要我把英文講得很慢
應該大家都聽得懂
連外星人都聽得懂
最簡單的例子
電影【第五元素】當中
布魯斯威利遇到外星人Lilu
想泡她
問她名字
所以故意把英文講得很很很慢
問她名字
然後
電影也很神奇的讓Lilu突然聽懂很慢的英文
把她的名字告訴了布魯斯威利
看到沒有
這是米國人對於自己語言傲慢的表現方法
多屌
連外星人都聽得懂英文喔
哪像這些自卑又可憐的中國人
選一個愚蠢又幼稚的方式來表現
簡直是蠢蛋一堆

基本上
這也不是只有米國人的問題
我日本同學說
很多日本人
都天真的以為全世界的人都聽得懂日文
他說你去日本用英文問路
很多時候
即使聽的人懂英文
都還是會自然而然用日文回答你
看你一臉茫然
他就會用【比較慢】的【日文】來回答你
在他們腦袋中
理所當然的覺得日文應該是大家要懂得東西
這就是日本人對他們自己語言的自信和傲慢
很好笑
很無知
卻也很自信
比起中國人這種大辣辣
毫無掩飾的宣稱【中國話好優美】
真是天差地別啊

我常講
【唯有徹底的肯定自己,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
缺乏肯定的種族
就像背著枷鎖在身上
永遠都活在憤怒當中
永遠都必須要用這種可笑的方法
來自我肯定
真是可憐極了

最後
希望能有人能將這首歌翻成韓文
介紹給韓國朋友
相信不久
【好聰明的韓國人,好優美的韓國話】這等歌詞
也會出現在韓國的流行歌壇中的

2007年5月23日 星期三

關鍵還是在於產業升級

by Ethan Taokas 2007/05/25

關鍵還是在於產業升級 I


產業升級這個約在80年代中國黨執政的時期就出現的名詞,從沒有過時,有的只是淡忘與執行不夠、不得法!除了這個似乎老掉牙的名詞之外,我還要再提另一個類同的名詞,附加價值。對比於"產業開放西進、全面三通"與"設置外勞特區、基本工資脫勾"等主張,"產業持續升級、追求附加價值不斷提高"是我認為最根本、最核心的。美國、日本、歐盟等先進工業國家做不做產業升級?南韓做不做?他們一直都在做的,雖然他們沒有強調!否則就只有從領先群中敗落下來!台灣不但要做,而且要加速地做,持續不斷地做,才能趕上先進國家的所得水準!

觀念篇
先讓我們再重新審視"產業升級"與"附加價值"兩個名詞。其中,產業升級是方法,不斷提高附加價值是目的。我們要付予產業升級更寬廣的意義:升級是為了讓產品(或服務)在國際市場上更具競爭力,更加被接受與肯定,使產業競爭地位更穩固,最終的結果(即我們的目的)就是附加價值的不斷增加。具體地說,就是要讓今後的每一時期,台灣產業所生產的產品或提供的服務都賣得出去,就算比別國產品賣的貴一些也一樣。因為東西較貴,附加價值才容易提高。而要讓消費者甘心花比較多錢買,讓其覺得值得,只有不斷升級、創新才辦得到,(不妨想想,軟體的改版升級吧!有其類同之處。) 另外要強調的是:產業升級應包括從開發--生產--到銷售整個流程與環節全部。技術升級只關生產的創新,只能算是產業升級的一部分,不等於產業升級。兩者不可混淆!

至於附加價值,這是GDP(國民所得)的根本來源。這樣看:從一開始的原物料,開採、運輸、在工廠加工…(通常是上下游多廠協力完成)、運輸、市場上銷售、到消費者購買,這樣子的一系列過程中,假設消賣者花了100元買,這100元就完全配置給消費者購買之前的所有勞務與資本的付出。(當然,以現在的國際分工情形,這一過程是很可能發生在多個不同國家的。)附加價值是,我買入原料、半成品或成品,處理之後,再賣出去,中間的差額。也就是經由我的處理(可能是加工製造、運輸、或廣告包裝、或銷售),所創造的價值。我們的目的應在於:在台灣境內的一切生產投入中,每單位勞務與資本的付出能有更高的報酬,即所謂高附加價值了。簡單地說,在台灣境內投入的部分若其附加價值愈高,能分給勞工,資金使用者與提供者,以及政府稅收自然就愈高。

產業的問題應在於勞動成本(甚至資金成本)太高嗎?我不認為如此!問題應在於:只賣得出去便宜的東西,或是產品跟別人的幾無差異,無法區隔,賣不出更好的價格。也就是說,廠商的"處理",創造的價值低,附加價值不高。要知道:即使買入的原物料或半成品貴,勞動投入貴,但只要"有能力處理",賣得出好價格,勞動成本就不再是問題。那麼,我們到底是要努力地"壓低工資成本",還是要不斷地努力"增進加工處理的能力",升級再升級?(註:此"加工"不是單指"生產加工",而是泛指所有的投入作為)我並不否認前者可能較容易收立桿見影之效,而後者則時程漫長,並無速效。但是,我們是要考慮容不容易做,快不快奏效,還是要選擇一種方式是較有利於長期台灣經濟發展的路來走?值得大家深思熟慮!

關鍵還是在於產業升級 II


目前台灣的一個現象--實質薪資水準多年停滯,不升反降
問題的根本很清楚:資金的使用者(不是資金的擁有者)在台灣無法找到產生足夠高的附加價值的生產活動,在台灣目前的環境以及目前的薪資水準下。當這情形發生時,在台灣的投資減少,新增工作機會減少,失業率會提高,薪資自然不具備調高的條件。誰的責任?或者說誰較有能力去改變這種情形?我認為是資金的使用者 (或說產業、廠商)與政府!而非勞工。

廠商說,現在在台灣找不到好的投資機會,工資高,土地貴,產品不好賣,沒利潤,錢愈來愈難賺,所以,要外移,到中國以及其他國家去。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是廠商沒有能力開發、生產與賣出利潤更好的產品,只能不斷追逐低工資、低地價的生產地區,不是嗎?有人說,"廠商追求利潤,那裏有錢(容易)賺,自然往那裏","廠商不是笨蛋,知道怎麼評估風險",這不對嗎?這些看來像對的,但廠商可能會短視(myopic),看不清長期利益的所在;低估或者無法規避來自不確定性(uncertainty)的損失;另外,廠商的最適決策,因為外部性(externality),常常不是全民的最適。

薪資成長對於多數廠商來說,當然避之唯恐不及。但對於國家整體經濟發展與全民福祉來說,絕對是正向與影響深遠的。

1,工資率即勞動的邊際生產力,自然的工資成長反應一個國家勞動生產力的提升。而且薪資成長原應該伴隨GDP成長,這經濟發展、GDP增加的成果透過薪資成長,分配於全民,這成長才有實質意義!反之,多年來產業西進,台灣關廠,實質工資率的不升反降伴隨失業率的提高,以及中國的工資率不斷提升,台灣與中國兩國的勞動要素均等化的趨勢十分明顯。若因為西進對台灣GDP的成長有貢獻,即使如此,這貢獻、這成長並沒有發生在全民(至少勞工)身上,而是少數資本家身上。這M型社會結構的趨勢,產業西進是主要的因素之一。

2,實質薪資降低伴隨著外移與關廠所帶來的失業增加,使得消費者(也是廣大的勞動提供者)對前景看壞、信心降低,消費趨於保守,內需消費成長自然好不到那兒了,於是我們看到了GDP中消費的那部分成長不高。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窮的人多賺得1000元比富有的人多賺得1000元,所帶來的消費增加,是要大上許多的,對GDP中"消費"的貢獻自然較大!西進若有賺錢,會是賺到台商那裏,不是到台灣的勞工,對台灣GDP的"消費"一項,貢獻較低。更何況台商消費極可能在中國,並不一定增加在台灣的消費!反之,若薪資增加,反而會活絡內需產業的。

綜而言之,站在國家經濟發展與人民的角度,我們原應該歡迎薪資的逐年增加,實質薪資不增對台灣是一大警訊。而實質薪資不升反降,與產業、廠商在台灣無法找到產生足夠高附加價值的生產活動加上西進,脫不了關係。對台灣GDP成長的貢獻可能是負面遠大於正面。更重要的,這"正面"的部分是少數人所享有,對多數的受薪階級來說近於零,是虛有的。而以"壓低勞動成本",做為產業發展努力的方向,從來就不是一個好主意,就算壓低的是外勞成本,也不要忘記,外勞與本勞的替代關係從不曾消失過,壓低外勞成本,終究會回過來,產生壓抑本地勞工薪資成長的情形。

關鍵還是在於產業升級 III


投資成長與薪資成長
與薪資成長停滯同時發生的還有"投資成長趨緩"的另一個現象!這兩個現象其實已經解釋了目前台灣經濟的許多部分,且兩者如前所述的並非獨立,而是互相影響的。如前述的:廠商"在台灣無法找到產生足夠高附加價值的生產活動"與"西進"是實質薪資不升反降的主要因素,前者使得廠商減少在台投資,後者產生資金排擠亦導致廠商減少在台投資。(註:當然排擠的程度與廠商的籌資能力成負向關係,但是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別,排擠還是存在的。)整體的影響就是在台灣的投資成長減緩,進而壓抑實質薪資的成長。其機制如下:

1,新增投資成長減緩 + 關廠-->新產生的就業機會減少與失業增加-->由於工作機會減少與不穩定性增加,迫使勞工接受較低的薪資水準。

2,經濟學中的經濟成長模型與實證證據支持"勞動邊際生產力(即工資率)"是"每人資本"(capital per capita)的函數,當每人資本增加,則工資率也會增加。資本呢,等於例年投資的總合再扣除資本折舊。如此,一國的投資(嚴格說,是資本的累積)對於其國內工資的關係已是很清楚了。

更進一步地說,每人資本與每人所得(GDP per capita)是正相關的,在成長模型中這些變數應該要隨時間穩定成長的。投資成長若減緩,意味著資本累積成長也要減緩,經濟成長自然也減緩。

綜而言之,一國資本的累積對於經濟成長甚至薪資成長至關緊要,而資本的累積就是要靠國內的持續投資了。(註:此投資,是指設置生產事業的"直接投資",而不是投入股巿的”間接投資”,因為後者並未帶來新增的生產事業。)有興趣的朋友,不妨找來美歐日各先進工業國與台灣的"每人資本"數據,比較看看就知道。以台灣的每人所得(GDP per capita),在文獻中是被歸類在已開發富有國家的偏後端,每人資本的成長實際上應該要高於一般已開發國家,如此每人所得才能追上這些國家,也就是說,台灣至少在未來一、二十年內,仍需要更高的投資成長率,台灣才有可能與一般富有國家並駕其驅!其實,這些觀念並不是什麼新的觀念,但筆者所以不厭其煩,在此再加以說明,一則為了更仔細地闡述,二則為了強調"增加在國內投資"的重要性與加深讀者印象。亦即,解決台灣經濟問題其實就在於解決"在台灣投資成長減緩"的問題。

所以,分析與檢驗"解決台灣主要經濟問題"的任何主張,檢視的標準就在於其能不能有效地增加國內投資,不管是來自本國國民的與來自外國人的投資。另外,我還要再加入一項條件--就是該政策主張能否吸引或爭取到對於能產生更高附加價值的生產活動所做的投資。即我們不僅要增加投資,也希望是更優質的投資。至於,既有累積的資本--生產事業,同樣也需要不斷改進,增加產品與服務的附加價值,因此,政府的政策主張也要有能力促進與協助廠商增加其產品與服務的附加價值。這就是台灣真正需要的經濟政策了!

關鍵還是在於產業升級 IV


實際篇
三項政策主張,西進、三通,外勞特區,與產業升級,那一項能解決國內投資的問題呢?或者,那一項比較有效呢?另外,可行性如何?這是底下討論的重點。


西進,在此筆者不想多談,原因是當前只有產業過度的投資於中國的情形,並沒有不足的問題,證據就在以下的數據中,例如

1)對外投資佔台灣GDP的比例,或平均每人對外的投資金額,與其他先進國家與對手國家的數據做比較。
2) 對中國投資佔台灣對外投資的比例,與其他國家的數據做比較。

這些數據在新聞媒體有報導一些,其他也可以自行去找,個人在此不提供。另外,現在台灣與中國已經是二通半了,三通之後,能不能大幅增加在台灣的投資,先前已有對廠商的調查數據:三通之後,會增加對中國投資的廠商比例,仍會遠高於想增加在台灣投資的廠商比例,並不會有統媒與統派學者、政客所稱的,三通之後台商增加在台灣國內投資的情形出現。產業西進不設限與三通,彼等所稱對台灣所能產生的經濟效益,其實只是騙局!


外勞特區再加上基本薪資本、外勞脫勾等政策,在媒抗另外一欄中,有許多的討論。我只想簡單談幾點:

1,政策的好處(相較於西進、三通)在那兒?在台灣國內的投資增加了;人民的就業問題在某程度上可以得到解決;政府課到稅了。這是此政策的優點。

2,但是也請大家思考:此政策施行後,產品與服務的附加價值可以持續提升嗎?廠商利潤可以明顯增加嗎?可以促使薪資水準穩定持續地成長嗎?對於國家、產業、廠商的長期國際競爭力有增進效果嗎?各項正面效應效果有多大,可以維持多久,短期若是可以,那中期、長期呢?

3,如同三通、西進有其外部性(externality)的情形一樣。外勞引入,同樣有其外部性。前者的外部性在於,中國是對台灣深具敵意的國家,西進、三通產生資金、科技流出與助長敵國等問題,增加了國家、產業安全的社會成本。所以,陳師孟教授曾提出的國安捐,並不是什麼出於意識形態的主張,而是有兩國對立事實與經濟學理作為依據的。(註:我是覺得,如果泛藍對"課稅"一詞不爽,那麼可以改發行每年某一定額的"赴中國投資許可(permit) ",並且公開拍賣,拍賣所得設立基金,用來補貼真正根留台灣的企業,協助其做產業升級,其效果與稅捐一樣,這是一般經濟學所主張,解決外部性的做法……題外!) 後者的外部性在於外勞在台灣所引發的各種社會問題,這社會成本同樣地不被企業所考慮,為全民所共同負擔,依經濟學的主張,同樣地該採取課稅或發行許可等政策的。也因為引進外勞有其額外的社會成本,我們看到日本、以及在另一欄網友所提到的北歐國家,並不依賴外勞進入來解決高薪或缺工的問題。另外,以前曾看過文章,比較德國(引入土耳其等外勞)與日本(不引入外勞)的多年以來產業趨勢與發展情形,以及德國所面臨到的一些社會問題。請思考一下,我們該選擇什麼樣的產業發展,日本或北歐式的還是德國式的?我們的社會能承擔、願承擔這些衍生的社會問題嗎?我們一定要靠大量外勞的引入,才能解決國內投資不足的問題嗎?

我的簡單評論是,這項政策還是可以多深入探討的,但是,我懷疑其只能治標不能治本,效益會是短期的,只能救急,不會是長期的,原因就在於以上問題的思考中。

關鍵還是在於產業升級 V


再回來談產業升級,追求附加價值的持續提升。基本上,產業升級的好處在於,即使薪資成長,地價較貴,導致生產成本上升,但是因為持續地追求升級,推陳出新的產品或服務的附加價值能提高並維持,廠商有能力負擔與轉嫁較高的成本,獲利能力可以維持。如此廠商還是承受得起溫和而持續的工資成長,願意在台灣持續投資。所以,廠商如果有能力持續產業升級,不靠低廉成本來維持其國際競爭力,自然地投資成長仍可以維持,工資率伴隨資本的累積與GDP一起成長,這是最理想的經濟發展了!

但是,為許多人所疑慮的是,廠商、產業界、學界與政府該怎麼做?也有人認為台灣在今天的時空之下根本做不到,也可能緩不濟急。同時也懷疑從80年代以來,台灣進行產業升級的效益(有多大)。這些問題是在於此策略的"可行性"上面,不在於是否是對症下藥的問題。答案,在此我暫時無法立即提供較完整的作法建議,但是,或許我之前所述的想法能讓許多網友重新思考產業升級的問題,並且嘗試去找出可行的作法。又或許有網友能提供其所在行業的一些作法與經驗,因為行業狀況不同,做法也不應完全一樣。總之,筆者希望能抛磚引玉,引領大家一起思考這樣的觀念與可能的作法,而大家的討論與集思廣意應該更能提供許多實際可行的做法。

以下我就只簡單提一下我的一些想法,提供予大家參考討論,或許以後,再嘗試寫個"實踐篇"來。

1,台灣的廠商或許在生產技術上已經是世界最先進了(都已經用了某某國家所製造的機器了),但生產或製程的求新求進步是否就僅止於此?

2,產業升級,比之於(生產)技術升級,定義上是更為寛廣的。產品的推出從無到有,一直到賣出去,有研發,有工業設計,有生產,有品牌價值經營,有行銷等等許多的部分,升級與創新不應只限於生產技術、製程上面。那些更能創造價值(利潤)的部分,台灣廠商是否仍有更大努力空間的?難道台灣廠商在產品的從無到有,直到售出的整個過程中,除了生產之外,其他部分,台灣一定做不來,做不好,不能作為廠商利基嗎?

3,升級與創新,面向是很多元的,舉凡產品、技術、市場、營運與商業獲利模式各方面無一不可升級與創新,經濟學家熊彼得與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等的著作與看法,或許可以提供一些有關產業升級的想法。

4,政府能怎麼做?投資環境該做那些改善?那些法令該修、該立的?如投資獎勵條例,獎勵了那些部分?有獎勵研發、設計嗎?獎勵創立品牌與行銷嗎?還是依舊只獎勵生產的部分?科技保護法是不是該趕快立法?

5,產業公會等協會組織協同政府有沒有可能共同做品牌與廣告行銷?如何做?

這些思考問題,我認為可能有助於做產業升級,提供大家參考。

總之,問題的根本盡在於國內的投資不足問題上面。產業持續升級能讓廠商提升競爭力,促進其在國內投資的意願。我認為國家長期的經濟發展,關鍵還是在於產業升級。

munich 6 day hoy and wolf 6 min track stand!!

Come on, for some excitement!


2007年5月21日 星期一

希特勒對德國有貢獻?

by 雲程 2007/05/19

「中正紀念堂」即將在戒嚴紀念日的5月19日被教育部改為「台灣民主紀念館」。在這篇文章發表的時候,我們還不知道會演變成怎樣的局面,不過,市議會的一場對話卻指出此爭端的本質。綠色議員說,可以紀念獨裁者嗎?郝龍斌回答是紀念對台灣有貢獻的人。



那個對呢?綠色支持者認為獨裁者是正解,藍色的則說不可忘恩負義。

蔣介石是獨裁者,這是世界上公認的,並無可以質疑的地方。不過,就像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樣,從來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即使蓋棺也無法認定。「獨裁者說不定也有貢獻」,這點我們卻不能輕易的否認其可能性。



除了毛澤東之外,希特勒是近代最初名的獨裁者,世界也因他而發生了大戰。誠如邱吉爾所說,二次大戰其實是一次大戰的完結篇。那麼,我們要評論希特勒的獨裁性或貢獻性,就要從一次大戰戰後說起。



一次大戰後的〈凡爾賽對德和約〉,對闖禍的德國施以非常嚴厲的報復,除了割地(亞爾薩斯、洛林,以及海外殖民地)、賠款(戰勝國根本不知道應該要求多少,只是不斷增加)、解除武裝、佔領軍進駐、工業產品抵債等等。德國,做為一個從300多個日耳曼邦的「地理名詞」集結成一個完整的「國家」,一次大戰的挫敗(雖是當然)卻也可能將讓德國從歷史舞台上消失。其實,從邱吉爾的著作中可知,他對此情況覺得很憂慮,這樣的賠償無法達成和平。



撕毀〈凡爾賽對德和約〉的希特勒,是在人民的支持中站出來的。這個時候的希特勒,的的確確是代表著人民的希望,而這時候的希特勒的確也使德國重整與復興。對於處於凡爾賽「恥辱」的德國人民而言,這樣的「希望」的確難以抵擋,不會不支持。



問題是,奪得政權的希特勒納粹並以復興德國為滿足。他還繼續擴張,繼續侵略,繼續製造內部敵人(猶太人)以及實施極權統治,而成為政治、社會學者研究的典型。



希特勒是獨裁者或是對德國有貢獻?這是個「屁股」問題:你站在哪裡,如何將歷史分段,所得的答案是不同的。



對蔣中正的評價也是這樣。台灣人遭受二二八的屠殺、極權與差別的殖民統治、整代菁英和文化語言的的消失,無緣無故將台灣捲入國共內戰等是千真萬確的「邪惡」;然而對於新住民而言,將他們帶離共產統治、在人生地不熟之時給他們一口飯吃、建立衣食無缺的退撫醫療照顧也是千真萬確的「恩情」。



歷史,沒有簡單的答案。歷史,無非是「解釋權」的展現。



既然台灣的主要族群對於蔣介石有迥然不同的兩種解釋,就應該讓「評價」在其紀念館中併陳。「台灣民主紀念館」中有蔣介石這個「民主逆流」,也有蔣介石這個「民族救星」,整合成一個台灣歷史的縮影,恐怕才是現在的。這是以務實的「平行正義」達成「轉型正義」目標的手法。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mar/28/today-o2.htm



而連「平行正義」都不准的當局,顯然是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而不自知。



評價,可能要到日後受恩的、受害的都過去之後,才能真正獲得吧?我們應該而必須做的是讓資料毫無保留的呈獻出來。


Ulysses於2007/05/20 08:48 回應

我想這是一個感情問題(對藍綠雙方都是),難以理性探討。德國人以理性著稱,但到現在也仍然有新納粹伺機而動。

但是就像德國基本法明定該類政黨與團體違憲一樣,"處理"感情卻是可以理性計算的。

台灣政治的理性恐怕得再修一百年才會有這樣的功力。

雲程的雙魚鏡於2007/05/20 16:16回覆

所以,這件事情很難。要靠說服,更要靠時間,也就是上帝的幫忙。

對於我們來說,某種意見是再正確不過了,對於其他人而言,則是另外一種狀況。要命的是,對個別群體來說,其「正確」是再真實不過了。

因此,我才有兩案併陳「平行正義」的想法。無論如何,只獨遵一案,絕對是錯的。


Enrico於2007/05/19 16:19 回應


非踢館!!!

將他們帶離共產統治、在人生地不熟之時給他們一口飯吃、建立衣食無缺的退撫醫療照顧也是千真萬確的「恩情」。
>>>>> 不過...若是探討為何他會丟掉整個中國的真正內幕 (杜魯門就罵過 : 他們每個都是賊) 導致150萬軍公教人員流離失所 妻離子散 逃難到台灣 40年無法探親 能算得上恩情嗎??

建立衣食無缺的退撫醫療照顧 也是一個正常政府的義務 為何又是人民欠政黨的人情???

只能說 整體而言 這個黨還比納粹的優點還不如呢!!!

雲程的雙魚鏡於2007/05/19 19:45回覆

大大所言甚是,但此事極其複雜。奇怪的是,為何中國族群認為有「照顧」,台灣族群認為有「建設」,總之都是「皇恩浩蕩」?

是什麼樣的騙術可以這麼有效?「他們每個人都是賊」,還要加上「他們每個都是騙子」才完整!

可是,要怎麼「做」,才能扭轉回正常?

鄭克塽的投降與降書

by 雲程 2007/05/20

施琅上奏「為偽藩齎書求撫據情具題仰請睿鑒事」:

「…查鄭克塽年尚幼樨,未諳大體,操縱指揮,權皆出于劉國軒、馮錫範二人。茲特令朱紹熙回台灣傳諭,果真心投誠,必須劉國軒、馮錫範來臣軍前面降,將人民土地悉入版圖。其偽官兵遵制削髮,移入內地,聽遵朝廷安輯。…」(1683年8月3日,康熙22年潤6月11日,)



鄭克塽上奏「偽藩鄭氏歸降第一表」:

招討大將軍延平王鄭克塽謹奏。

伏以論域中有常尊,歷代紹百王為得統。觀天意有攸屬,興朝宅九土以受符。誠五德之推移,為萬彙所瞻仰者也。伏念先世自矢愚忠,追懷前代之恩,未沾盛朝之澤。是以臣祖成功,篳路以闢東土,臣父經,靺韋而雜文身。寧敢負固重險,自擬夜郎;抑亦保全遺黎,孤栖海角而已。迨至先人弛擔,稚子承祧,常思畏天之恩,莫求縮地之術。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高覆厚載、仁育義懷。底定中邦,如旭日升而普照;掃擴六宇,雖浮雲翳而乍消。苟修文德,以來遠人;寧事勝心,而焚海內。乃者舳艫西下,自揣履蹈之獲愆;念此氣血東來,無非霜露之所墜。顏行何敢再逆,革心以表後誠。昔也威未見德,無怪鳥骸於虞機;今者誤已知迷,敢後麟遊於仁圃。伏願視天地萬物為一體,合象胥寄棘為大同。遠柔而邇能,形民固無心於醉飽,貳討而服舍,依魚自適性於淵泓。夫且問黃□之海波,豈特誓丹誠以皦日為已哉。(1683年9月17日,康熙22年7月27日)



施琅上奏「為恭報台灣民兵削髮偽藩齎書繳冊印事」:

「…茲7月15日,鄭克塽復差偽兵官馮錫珪、偽工官陳夢煒,劉國軒遣胞弟偽副使劉國昌,馮錫範遣胞弟範偽副使馮錫韓,同曾斐、朱紹熙賚送降本稿前來澎湖軍前回話。…本月27日,偽藩鄭克塽復差馮錫珪、陳夢煒同吳啟爵、常在賚具降本一道,及繳延平王冊一副,印一顆,輔政公鄭聰印一顆,武平侯劉國軒印一顆,忠誠伯馮錫範印一顆,左武衛將軍何祐印一顆。…」(1683年9月19日,康熙22年7月29日)



鄭克塽上奏「為舉國內附、仰冀聖恩事」:(偽藩鄭氏歸降第二表)

招討大將軍延平王臣鄭克塽謹奏 :

為舉國內附、仰冀聖恩事。竊惟臣生自海邦,稚懵無識;謬繼創垂之緒,有乖傾向之誠。邇者,樓船西來,旌旗東指;簞壺緩迎於周旅,干羽煩舞於虞階。自省重愆,誠為莫贖;然思皇靈之赫濯,信知天命有攸歸。逆者亡、順者昌,迺覆載待物之廣大;貳而討、服而舍,諒聖王與人之甚寬。用遵往時之成命,爰邀此日之殊恩;冀守宗祧以勿失,永作屏翰於東方。業有修表具奏外,及接提督臣施琅來書,以復居故土,不敢主張。臣思既傾心而向化,何難納土以輸誠。茲特繕具本章,并延平王印一顆、冊一副及武平侯臣劉國軒印一顆、忠誠伯臣馮錫范印一顆,敬遣副使劉國昌、馮錫韓齎赴軍前繳奏;謹籍土地人民,待命境上,數千里之封疆悉歸土宇,百餘萬之戶口並屬版圖。遵海而南,永息波濤之警;普天之下,均沾雨露之濡。實聖德之漸被無方,斯遐區之襁負恐後。

獨念臣全家骨肉,強半孺呱;本係南人,不諳北土。合無乞就近閩地方,撥賜田莊、廬屋,俾免流移之苦,且獲養贍之資;則蒙高厚之生成,當誓丹青以啣結。至於明室宗親,格外優待;通邦士庶,軫念綏柔;文武諸官,加恩遷擢;前附將領,一體垂仁;夙昔仇怨,盡與蠲除;籍沒產業,俱行賜復:尤期廣推寬大之仁,明布維新之令,使夫群情允愜,共鼓舞於春風;萬彙熙恬,同泳游於化日。斯又微臣無厭之請,徼望朝廷不次之恩者也。為此,激切具本奏聞,伏候□旨。(1683年10月5日,康熙22年8月15日)





雲程角批:

1. 鄭克塽投降一次不夠,兩次。

2. 第一次(表)是道德上的歸降,第二次(表)較具體。

3. 施琅理解鄭克塽未有實權,所以必須先決定讓握有實權之將軍接著鄭克塽(第一次)投降之後投降,最後鄭克塽再投降一次(第二次)。

4. 與荷蘭的降書比較起來,大清要求的降書調性完全不同,多是道德宣化那一套。

5. 中式的投降者,必須自己罵祖宗三代。

6. 大清皇帝並未聽任鄭克塽的期望,命令其率眾大臣與家眷攏遷往北京;克塽封做漢軍公,隸屬正黃旗。

7. 據說鄭克塽最後變成八旗(漢八旗)中正黃旗的一員,一方面是就近看管,另一方面是移轉認同感,這是最早的洗腦。

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揭牌典禮致詞

by 杜正勝 2007/05/21

5月19日,中正紀念堂終於改名為「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並正式掛牌。在揭牌之前,社會有許多討論與爭議。

但台灣已經進入民主時代,絕對不能再崇拜威權,改名之路勢在必行,原因為何?我在揭牌當日的致詞,已經說明,希望藉由將當天的致詞放在部落格上,讓更多民眾了解,共同思考。


蘇院長、曾館長、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好,首先我要代表教育部,感謝所有與會貴賓們蒞臨今天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的揭牌典禮。台灣從一個威權獨裁的專制國家,成功和平轉型為民主國家的過程,已經是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轉型的成功典範,但,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要如何看待並紀念這段轉型的歷程,現在,終於有了答案。台灣民主紀念館的誕生正好可以記述台灣民主發展的艱辛歷程,讓全世界的人在未來透過這個館的不同活動與展覽,了解與認識台灣的民主,也讓國人深刻省悟自由民主絕非天上突然掉下來的禮物。

國立台灣民主紀念園區是我國廢除戒嚴以後,點燃民主火炬的起點。中華民國政府所帶來以大中國為主體的政治體制,由於1990年三月學運的撼動而終於瓦解,萬年國代與立委終於結束,總統直接民選得以實現,台灣變成一個真正主權在民的國家。

這雖然是幾十年來民主鬥士犧牲生命與自由最後的收成,但三月學運所揭舉台灣白合的象徵精神,以及青年運動所引發的全民響應,不能不說是最關鍵的一?。這個園區的歷史定位我們應該要有重新的認識,它使虛幻的大中國法統崩潰,代表台澎金馬2千3百萬人的真實法統於是誕生!

台灣民主紀念園區內的台灣民主紀念館,以前稱做「中正紀念堂」。蔣中正總統是歷史人物,不論在中國大陸時期或是在台灣階段,他的所做所為,對於所有的中國人及台灣人,都產生密切的影響。不論你景仰他、讚美他、恭維他或是痛恨他、批判他、譴責他,歷史人物終究應該讓他回歸歷史,我們的職責是發掘全面的、客觀的歷史事實,提供給每個人自行判斷。民主的時代,每個人都有一隻歷史之筆,都可以評論歷史

人物;評論之前,應該先認清事實。但,有一個基本原則是不變的,歷史人物絕對不是神,他有功,也一定有過;功過都是在人心。

原來的中正紀念堂再利用,現在改為台灣民主紀念館,這並不意味蔣中正先生是推動台灣民主的舵手;我們無寧認為,他在台灣的所作所為,多可做為台灣民主發展之路上的反面教材。所以,我們不會抹煞這一段歷史,反而要讓後世子孫深切地認識,這條台灣民主之路走來有多坎坷。知道了前路的坎坷,今天走在平坦的大道上,才會懂得珍惜。

台灣民主紀念館昭示國人,應該深化自由和民主的內涵,成為我們生活、精神的一部分,進入我們的血液,變成我們的細胞。如果能夠這樣,那麼對這一棟象徵中國傳統帝王權威的舊建築,我們還是會用一個客觀、平衡的心來看待她,用這棟巨大的建築來告訴國人及世人,台灣現在的民主是多麼的可貴。

民主的成果得來不易,台灣民主的發展更是一段值得書寫與紀錄的歷程;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的揭牌啟用,是我們實現轉型正義的關鍵一步,

也是教育下一代面對歷史真相的重要一步。讓我們公平看待且共同分享台灣民主的成就。最後,祝各位身體健康,謝謝各位!

□ 〔資料來源:老杜部落格〕

所有攝影機 都在那一邊

by 陳增芝 2007/05/21

五月十八日上午,陳總統輕車簡從,前往新店市華中街某小巷的某喪宅,為黃文雄先生的尊翁,「刺客的老爸」─黃耀輝先生上一炷香。除了中央社、大紀元以及「與媒體對抗」網站之外,看不到任何電視媒體報導了陳總統這個行程。

五月十九日下午,筆者在台北市警方以蛇籠保護的「大中至正」牌樓下,眼前看著藍綠支持者的叫囂與衝突;心裡還在想著三十七年前,究竟是什麼樣的台灣,逼著一位前途看好的留美學生黃文雄,誓死如歸走上行刺蔣介石之子蔣經國的路。一個比荊軻刺秦更驚險、更渺茫的刺客路。

我想起多年前一個場合,有位國民黨籍神父,以宗教家姿態對刺客說,「無論如何,殺人就是不對」,嚴厲譴責許多台灣人對「刺蔣」的崇敬時,始終謙虛低調的黃文雄先生,神情平靜的回答了這句話:「我知道殺人是不對的,但是我希望神父也能用同樣的標準,檢驗蔣經國先生以及他的父親蔣介石」。

當前統派媒體最大的荒謬,就是在這自由民主、經濟繁榮的台灣,任何一件「自殺」新聞,都不斷有一群電視名嘴,天經地義的要求陳總統為所有的自殺事件負責下台。但是,同樣的這批電視名嘴,卻義正嚴辭的絕不容許討論兩位蔣總統在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過程中,兩手沾滿血腥的歷史。因為他們說這是「撕裂族群」。

筆者父親出生中國安徽,七年前的總統大選時,已逾七十高齡的他,在安徽同鄉會的動員下,坐著遊覽車跑遍宋楚瑜的造勢場子。宋的敗選,讓父親跟著許多老友哀聲嘆氣,痛罵李前總統與陳總統過日子。

但是,我也曾親耳聽到父親為了安慰老友,竟然說出「唉呀,好了啦,別罵了,我們算不錯了啦,現在可以在這裡痛快的罵罵李登輝、罵罵陳水扁,老蔣在的時候,你罵罵看,統統抓去槍斃!」七年過去了,極盡羞辱陳總統的胡言亂語,不僅絲毫不復兩蔣時代的恐懼,更在強勢電子媒體獲得超大的發言權。

十九日下午,在依然刺眼的「大中至正」之下,多起衝突叫囂之後,警方技術熟練的遠遠隔開藍綠群眾後,我看到「所有的」電視攝影機,不約而同的都在泛藍群眾那一邊,「盡職的」拍攝痛罵陳總統、要求陳總統下台的鏡頭與聲音。但是泛綠這一邊,對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的控訴,甚至細說國民黨在中國屠殺共產黨的聲音,顯然都不是電視台眼中的「人民聲音」。

「台灣民主紀念館」的未來,究竟會如何?我不知道。但是,蔣介石的過去、台灣多數人民的聲音,絕對蓋不住的,我知道!

(作者為民進黨中國事務部副主任)

「愛台灣」恐懼症?

by rpot1973 2007/05/19

這個特殊疾病的流行,一般被認為是從2000年民進黨執政開始的吧!主要的受感染者有幾種症狀...

一、受迫害妄想症狀:只要遇到意見和他們相左的,他們就會開始大喊別人用「愛台灣」來壓迫他們,比白色恐怖還可怕(ps.這些人通常對於白色恐怖的歷史一無所知)之類的,就算沒人指責他們不愛台灣,他們也會火速的為自己扣上這個大帽子,然後開始裝口憐、扮被害者,以為這樣的自己就能和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平起平坐,令眾人瞠目結舌。

二、腦殘症狀:一般被認為產生這個症狀的因素有先天和後天兩個部份,先天的部份是因為受到了國民黨腦殘教育的深刻影響,造成邏輯思辯能力的全然喪失;後天的部份則是因為對於媒體腦殘資訊的特殊癖好,所以一向將這類腦殘言論奉之如聖喻,並欲以其腦殘之人格特質,搏得「丁丁是個人才!」的讚譽!

三、肩膀骨質缺乏症:無能承擔決定的責任,不論是要住在台灣還是要移民海外,永遠都是別人的逼迫而不是自己的選擇。政治亂象是政治人物的錯,經濟不好是民進黨的罪惡,就連不愛台灣也要牽拖是因為台灣不可愛,不是因為他們不愛,一整個的沒有肩膀。

在這裡的留言之中有不少此類特殊疾病患者的樣本.........
我想眾人對於「愛台灣」恐懼症應該是耳熟能詳了。一開始不少人還會很有耐心的和他們說,畢竟如果他們真的不愛台灣的話,對大家也沒什麼好處,只要他們真的肯為台灣的未來一盡心力,自然也就沒有這個問題了。但是在過程之中,不論說什麼,他們也總是能夠找到一大堆的理由來說自己之所以沒辦法愛台灣,是因為民進黨執政的台灣太過可恨,不是他們不愛。然後一旦別人指責他們的批評沒有建設性的時候,他們又會開始說別人用「愛台灣」來迫害他們。

不過依我看,他們的問題根本就不是出在到底愛不愛台灣,而在於無腦兼沒肩膀,然後又習於假借受迫害妄想症來逃避別人對他們的質疑。

要說的話,最近剛剛全軍覆沒的那鍋中時所說的「十一寇」也有相同的毛病。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當眾人質疑他們的論點時,他們最常出現的回應是什麼?他們不是就事論事的回應他人的質疑,而是指責那些質疑他們的人打壓他們這些改革派的聲音。這真是個天大的笑話了,那我可不可以說他們利用媒體擴大自己意見的行為,也是在打壓其他民進黨員與其支持者的聲音?這樣一來還能討論下去嗎?所以說這十一寇會被人看不起也只是剛好而已啦!

人啊!如果要人家尊重,其實只有一個要點,那就是要有肩膀!沒本事承擔自己的言論,那就乖一點別亂放炮,別嘴一張就開始亂講話,現在可不比從前,別以為只要被媒體肯定就沒人敢罵!就像我前一篇那位阿母,有看過那位阿母文章的人通常都知道,她之所以出名也不過是因為她比別人敢講罷了!敢講很好啊!我個人是非常欣賞敢講的人的,但是要敢講可是要付出代價的,代價就得不怕人修理。不過好笑的是,在她那裡馬上會有一些支持者出來幫她趕人,說這是她個人的BLOG,不高興可以不要來。唉啊!這可真是好笑了,如果人家來罵人罵的很爽的話不就可以很高興的來嗎?XD不然就是說那些來罵格主的人,是無法容忍質疑的聲音之類的。大家看看,這種作法是不是和十一寇如出一轍!所以說這些人都是一個樣,就是無腦兼沒肩膀,然後又假借受迫害妄想症來逃避別人對他們的質疑。

「愛不愛台灣」真的沒什麼大不了的,就算真的不愛也沒差,搞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之後,老實一點的去辦移民,看要到那國去都行,沒人會怪他們的。在台灣不也有些其他國家的人,不愛自己出生的國家,反倒是愛上台灣而決定成為台灣人的。這在全球化的影響之下,已經是件再平常不過的事了。

但問題就出在這些人不但連移民的膽量與本事也無,更沒辦法坦率的承認自己其實不論是心理還是生理上都離不開台灣,就算對於台灣的現況非常不滿,也沒本事、能力與決心,努力的將台灣推向自己所期待的方向。對於台灣的實際依戀與對於中國的虛幻期待,一整個的在他們的心中矛盾衝突,這些我都不是不能理解,但面對這種情況,我也只能有一個評語,那就是:「關我什麼事!」

說的難聽一點,這根本不是別人能夠幫得上忙的事,決定這種事是自己的責任不是別人的事。他們之所以一天到晚覺得別人用「愛台灣」在壓迫他們,就是因為他們根本沒肩膀為自己的未來做出決定,事實上根本沒人在逼迫他們做出決定,真正在逼迫他們的,其實是這個不斷前行的現實世界,而不是任何人。已經做出決定的台灣人,是沒空留在原地,等待那些仍陷在一整個矛盾衝突的人的。

「愛台灣恐懼症」?

個人認為這只是他們用以迴避面對現實世界的防衛機轉罷了。

【小道消息】玉荷包 vs. 妃子笑

by DLowe 2007/05/19

頭家 - 指路邊開小貨車賣荔枝的商人

鄉民:頭家,這一斤多少?
頭家:一斤 180 (註:昨天報紙寫 190,最旺季會跌到 70)
鄉民:不是已經被對岸的妃子笑打得落花流水賣不出去了?
頭家:(露出不耐煩的苦笑) 啊!我昨天賣 220 啦,這幾天會繼續跌,不然你明天再來
鄉民:那報紙說拼不過大陸的妃子笑是怎麼回事啊?
頭家:很簡單,台灣的貿易公司銷 300 噸去日本,拿台灣的去檢驗,拿海南島的去交貨.....
鄉民:(插嘴) 啊~日本人很龜毛咧?
頭家:對啊!你就祈禱他不要鬧商業糾紛,台灣人就玩這套「過關沒事,被抓到再說」
鄉民:海南島的你吃過嗎?
頭家:我去參觀過,我朋友在那裡種
鄉民:吃起來怎麼樣
頭家:還是比我們的差一點
鄉民:那被日本人抓到鬧糾紛怎麼辦?
頭家:到時候台灣誰記得!
鄉民:(冗長考慮後)頭家!買最小的這一束
頭家:多謝多謝,300 元而已

2007年5月20日 星期日

如果蔣介石的軍隊仍停留在河內,越南不僅會發生228

by 蔣為文 2006/02/28

「台灣羅馬字協會」除了推廣台語羅馬字之外,還推廣台灣和東南亞國家特別是越南之間的國民外交。本會並於2002年結合台灣多家本土社團和出版社贈送越南社科院及國家大學近千本有關台灣研究之書籍。在和越南從事文化交流之際,巧遇一位作家、同時也是當年參與對外抗戰的越南老兵「Hoang Tien」(黃進)老先生。

黃進表示,1945年日軍投降後,蔣介石代表聯軍接收越南北部,同時間南部則由英軍負責接管。那時蔣介石派遣雲南盧漢二十萬大軍進入越南首都河內。當時佔領河內的盧漢軍軍紀不佳,譬如經常在民間吃霸王餐、坐霸王車。此外,蔣介石還要求越南應給付大筆黃金和盧漢軍在越南的所需軍糧。由於當時越南全國正處於戰爭狀況且碰到大飢荒,很多人根本連基本三餐都有問題。越南革命領袖胡志明先生為應付蔣介石的蠻橫要求,只好下令全國人民斷食及變賣家產以籌措糧食、黃金,因此而有數百萬人餓死於當年的天災人禍。

胡志明眼見蔣介石的軍隊在越南胡亂非為,且深怕蔣介石軍隊佔領越南後將藉口“自古以來越南是中國的一部份”而持續統治越南。因而胡志明採取文化和政治二方面的策略以應對。在文化上,終止漢字及法文在越南的使用,改推行越南羅馬字為全國的唯一正式語言文字。在政治上,私下和法國談條件,表示如果法國能運用國際影響力逼迫蔣介石從越南撤軍,越南將同意加入法蘭西聯邦。後來胡志明和法國於1946年3月6日簽定條約;這就是越南近代史上有名的「六三協定」。當年胡志明和法國簽定「六三協定」被許多不知情的人民罵為賣國賊。誰知胡志明出此策乃為緩兵之計,意在逼迫蔣介石撤軍,並趁法國軍隊尚未捲土而來之際準備游擊隊以對抗法軍。最後,蔣介石在法國的介入下才不甘願地撤出越南。以上這段蔣軍佔領越南的史實也被編入越南高中教科書,也因此蔣介石(越南文Tuong Gioi Thach)的惡名在越南家家戶曉。

胡志明曾表示,與其吃中國人的大便,不如聞法國人的臭屁。越南革命領袖深知中國人對越南領土的侵略慾,因此一直設法阻止中國有任何藉口重新佔領越南。相對於台灣,同樣是聯軍委託蔣介石暫時接管,當時台灣精英卻沒認清中國人的野心,還期待 “祖國”能協助台灣脫離殖民統治。越南之例,實可作為台灣人的明鏡!

(作者為台灣羅馬字協會理事長)
Feb. 28, 2006

西螺大橋:唬爛的中美合作

by 陳凱劭 2006/11/28

dscn7911.JPG西螺大橋是為牽繫雲林文化、經濟發展的命脈。這座橋穩定的矗立在濁水溪上,1953年通車。 西螺大橋是華侖式鋼架,每個跨度上的45度斜橫桿,都有一塊牌子上面寫「中美合作」四個字的鋼牌。

這塊「中美合作」鋼牌本來是有藍白紅三色的,這三色正好是蔣幫國民黨國旗及美國國旗色。我從小經過西螺大橋,從這端到那端一趟,都一定會看到這塊版子數十次。

西螺大橋鋼構架部份本來是淺水藍色的,大概十幾年前,受到關渡大橋的影響,被改漆成紅色。油漆工人偷懶,這塊牌也整個漆成紅色。 隨著年歲漸長,突然發現,這「中美合作」四字根本是唬爛的。

dscn7916.JPG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國),還是蔣幫中華民國政府(別名台灣),對西螺大橋的興建沒什麼貢獻可言。這座橋應該是「日米合作」(日美合作)的;這塊騙人的牌子就這樣立在橋上五十多年。

日本時代,為了台灣本島南北交通及國防物資運輸考慮,開始建造大橋跨過濁水溪。始建於1937年,中間因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而中斷,但橋墩已完成。後 於1952年5月,在美國援助下,把橋面及鋼架在1953年1月竣工落成。西螺大橋座落於濁水溪下游,跨越雲林、彰化兩縣,北起彰化縣溪州鄉,南到雲林縣 西螺鎮,全長1939.03公尺,採華倫式鋼鐵作架,水泥作墩,桁樑31孔,橋面寬7.32公尺,主供行人、汽車通行,左側原本還設有糖廠鐵道,當時自稱 「遠東第一長橋」。

dscn7928.JPG1952 年的台灣,並沒有鋼鐵廠或鋼鐵產業,西螺大橋的鋼架,當然是美國製造,再運到台灣,再到西螺組裝。整個成本無疑全是美國政府付的。雖然橋頭是陳誠(前省主 席、時任行政院長)題字揭幕;但我想破了頭,實在想不出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兩個中國的政府,對這座橋有啥小貢獻。這塊騙人的鋼牌,就這樣欺騙了世 人半個多世紀。

橋上鋼構架上的USS(United States Steel)鋼版牌,這家位於美國 Pittsburgh,創辦於1901年的鋼鐵公司,就是承製西螺大橋鋼構造的公司。鋼牌上另有標誌出產國及年代的 USA 1951 字樣:

dscn7908.JPG

日本人做的橋墩,美國人做的鋼架及路面。請問大家,哪個部份是「中國」做的?

006.jpg

濁水溪上的西螺大橋:

dscn7831.JPG

濁水溪上的西螺大橋:

dscn7835.JPG

回應

  1. joe 寫到:

    哪個部份是「中國」做的?提供場地啦,沒有蔣幫同意,美國也沒法送東西給台灣人民。

  2. eve 寫到:

    據了解,是由地方人士自組「西螺大橋促進完成大會」,於民國四十年左右以一百多萬美元購買橋樑鋼材,而由國人施工監造的,所以才會在橋樑上打上中美會合作,但如果以整體來說,就應該說是中、日、美合作了.

    ———————————————————————————-

    [站長回應]:這種講法我是沒看過,但疑點不少。1951年100萬美金等於新台幣4000萬,如果換算「四萬換一元」的 舊台幣,等於是舊台幣1.6兆了咧!小小西螺,甚至蔣幫國民黨政權帶了約150萬不事生產(不從事農業、不從事工業生產)的中國人逃來台灣,怎麼可能拿得 出這筆錢?
    合理的推斷是,蔣幫國民黨以「戰略軍事」的價值向美方提出西螺大橋的預算計劃,講到軍事,美方點頭的機率大增;再說此橋也有經濟價值;我小時候,西螺大橋 橋面西側是有台糖鐵軌的,等於是聯結了雲林數千公頃的台糖農場及彰化溪州的糖廠,此鐵軌約三十年前才拆掉。再說,此橋橋墩已完成,只需橋面鋼架,當然比建 一個新橋還便宜一大半,於是此計劃被美方認可,成為美援台灣初期最重要的建設計劃。

  3. eve 寫到:

    資料顯示是美國以美金一百三十萬元購買鋼鐵材料,配合台灣省政府六百萬台幣工程配合款。
    http://www.hlvs.ylc.edu.tw/shilo/
    沒錯,蔣幫是很可能以「戰略軍事」向美方提出西螺大橋的預算計劃,但,如果以這份資料來看蔣幫他們也是有出到錢/人。台糖人員表示,那時台糖鐵軌是可貫穿全台灣的,導至那時被日軍拿來當戰爭的運輸工具,所以台糖鐵軌也曾為美軍轟炸的目標之一。

    —————————————————————————————-

    [站長回應]:看到這段史料了。美援的部份是130萬美金,等於新台幣5200萬;台灣省政府只配合600萬。這600萬從西螺大橋整體工程經費只是零頭(最後的SHI-YA-GE,油漆、最後修飾)。再把日本時代的橋墩成本加進來,這600萬更是渺小了。

關於美援的書

by

http://dandan1025.blogspot.com/2007/05/blog-post_16.html


過去我一直對戰後台灣經濟史很有興趣,為什麼台灣沒有成為另一個菲律賓?為什麼我們總是有「經濟奇蹟」可以說嘴?另一方面,為什麼台灣沒成為和日本同級的國家?

每次扯到這個問題,某一邊就告訴你,因為我們有英明的政府,我們有李國鼎、孫運璿、尹仲容,我們有高水準的政府官僚,我們吸收了 49 年後全中國的優秀人才,對了!還有我們的三七五減租。

另一邊就會說:那是因為日本時代的基礎建設好,加上本地人很努力。

對面就會說:還不都是搬走了我們的黃金!

在 這三邊的說詞裡,有一個因素卻明顯被三邊都忽略了,那就是戰後的「美援」,相較於二次大戰期間美援物資直接流入黑市,甚至直接進了某些人在紐約的銀行戶 頭,戰後的「美援」可是一套有周詳流程的「計畫經濟」,舉個例子,上一輩的大人喜歡談論美國來的麵粉還有麵粉袋織成的內褲,不可否認的,當年從眷村小孩到 住在宜蘭縣三星鄉偏遠山裡的我老媽都拿到麵粉了,這實在不像當年國民黨的效率,可見戰後的「美援」確實是一套有周詳的標準流程,除了麵粉,美援還包括哪些 呢?嗯,這正是我十幾年來常常自問的問題

最近常看一位成大同輩的網站,剛好他的網站提到另一個成大先拜林炳炎先生寫的一本書《保衛大台灣的美援 1949~1957》, 如此冷門的題目只有三民書局有售,我乾脆直接找作者劃撥郵購,14 日拿到書中午休息時間到 Starbucks 喝咖啡看第一章:「瓜分世界的大謀略」以及第二章:「台灣戰略的論述史」就把我嚇呆了,因為我從未聽過這樣的論述,先拜前往美國國家檔案館取得大量 49 年前後的解密文件,為他接下來的主內容「美國為什麼要進行援助?」做最強有力的背景解釋,爭論多時的「開羅會議」在這兩章的內容裡顯得微不足道。

全書內容類似一篇理工背景人士寫的專業論文,非常注重考證,如果不了解當年的產業背景勢必難以消化這本書的內容,我的看法是如果有機會把這本書和李國鼎、孫運璿、尹仲容這一輩人物的回憶錄對照起來,會更顯出本書的價值。

當 時我購買這本書的另一動機是作者林炳炎先生提到李國鼎、孫運璿、尹仲容的回憶錄都沒提到當年美援的重要人物 V.S. de Beausset,只有嚴演存先生的回憶錄以 120 字提到他,然而據我所知,在台灣進步的過程中 Stanford 畢業的嚴演存先生自己就是一個被刻意忽略的功臣,我看過一本他寫的台灣石化業計畫書,當時他以美國華裔專家的身分擔任顧問工作,但是 70 年代以後的歷史他卻被有意或無意的跳過了,從林先生這本書才發現嚴先生早在 1957 年就遭到整肅而淡出權力中心。嗯!歷史畢竟是得勢的人寫的。

至今我還在努力消化這本專業論文,不過我佩服作者這位多次自費前往美國研究的台電工程師,也替吾母校成大感到光榮。

2007年5月19日 星期六

建中女高音 "Ah, Guarda, Sorella!"

建國中學93年學年度第一學期週會表演節目,
女高音二重唱。唱得不好還請多包涵XD。
An opera performance, Così Fan Tutte:"Ah, Guarda, Sorella!", from Taipei Municipal Chien Kuo Senior High School(boys' school), in 2004.



玩的好!

為什麼要住台灣

by gaidhlig 2007/05/16

http://blog.pixnet.net/gaidhlig/trackback/0714082c67/4637110

我承認,國會打架是很不好的事情,上了國際版面也有一點顏面無光。不過,當立法院上週五再次為了總預算案上演肢體衝突的時候,看著電視上一群人在推擠,我 真的忍不住笑了出來。好啦,我承認,是哈哈大笑。這樣的反應,是以前還住在英國的時候不會有的。光看網路新聞片段而偏頗的報導,我的反應約莫也會認為這是 國會亂象,不足可取,進而大加撻伐政府的無能。而不是像今天這樣拍手叫好。

我所理解的是,總預算早在去年年底就應該通過了,為什麼沒有通過呢?因為有一種東西叫做「立法院程序委員會」(我到現在才知道程序委員會是什麼東西),程 序委員會負責的事項之一就是決定國會表決法案的順序,而決定這些順序的,是程序委員會裡的委員。根據我的瞭解,民進黨好像是因為每次在程序委員會表決都贏 不過國親兩黨,久而久之就不太願意參加程序委員會。因此,程序委員會就變成由國親主導。基本上,由國親主導好像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反正國親是國會多數,只 要表決就一定贏,所以重要的是法案根本不要讓他進程序委員會,不要表決。

今年的問題出在程序委員會運用多數決,將「中選會組織法修正案」擺在第一案,擺在總預算之前。也就是說,只要第一案沒有表決,總預算就不能表決。「中選會 組織法修正案」內容最重要的改變應該是中選會委員改採「政黨比例制」。中選會屬於行政院,因此中選會委員的產生方式為行政權,也就是說,決定誰是中選會委 員完全是行政院的權利,立法院不得立法干涉。所謂「政黨比例制」這一件事情,之前已經發生在NCC,事後也經大法官釋憲,「政黨比例制」這樣的「產生方 式」是違憲,侵犯行政權。因此可以預見,「中選會組織法修正案」中的「政黨比例制」也是違憲,侵犯行政權。

既然明知違憲,為什麼國親還要用這種「給我過中選會案我才給你過總預算」的方法「綁法案」?說實在,我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實在不太敢相信國親是這樣沒有水準的政黨,我一直覺得一定還有什麼內幕。不過很悲哀的,似乎就是如此:一切都是為了馬英九。

2004年總統大選前,319槍擊案發生的時候,好像沒有人知道應該怎麼反應,大家一切「依法辦理」,也就是說,投票照常舉行。然而選前國親民調一直領 先,怎麼也沒有想到會輸個幾萬票(幾萬?我忘記了)。當初國親提出「選舉無效」,「當選無效」之訴時,一直要求中選會不能宣布當選,但是中選會說,我不宣 布當選,要怎麼宣布當選無效?中選會條文中也沒有規定差距在百分之幾之內就要自動啟動行政驗票,因此,後來是因為有當選無效的訴訟,才又重新驗票。

雖然如此,就我所知,2004年總統大選的處理方式是一切合法的。選舉訴訟本來就有選舉訴訟的程序。去年高雄市長選舉也發生票數差距很小的問題,後來也是在黃俊英陣營提出選舉訴訟之後,啟動重新驗票,最後還是輸,也沒有再出來嚷嚷了。

現在,國親害怕2008年總統大選又再發生類似的事情,因此想辦法要爭取中選會的主導權,比如說,在選罷法中加入「自動行政驗票」系統,差距百分之一(根 據2004年的票數大概是十萬票左右),就要自動啟動行政驗票之類的。不過,他們很顯然擔心馬英九輸太多,因此要將差距訂在百分之二,大約是二十萬票左 右。

最重要的還是中選會的委員席次。這就好像說,台灣的棒球隊要出去參加奧運,又怕實力不如人,到時候輸的難看,就硬要擠進國際奧會去,到時候如果打輸了,在裡面用多數優勢改變遊戲規則,改到贏為止。

國親立委一定要讓中選會法案通過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沒辦法,明的贏不了,只好來暗的。但是,民進黨立委如此努力的阻擋我就有一點不懂了。即使過了又怎麼樣呢?反正是違憲,給他過有什麼了不起?以前也不是沒有發生過,何必擔負阻擋總預算的罪名?

想來是因為上一次(NCC)時掉以輕心,後患無窮,這一次如何也不能鬆手,名副其實的「不能鬆手」。如果我是立法委員,我大概也只能這樣做,沒有辦法之中 的辦法。於是這些月領30幾萬的立委們,只好無所不用其極,用大鎖的,用3秒膠的,丟鞋子的,搶麥克風的,擠到跌倒的,受傷的。荒謬到好笑的程度,然而, 在荒謬之中,又有一點點的感動:他們大可以放棄,但是,因為不對,就是不能讓法案過關。因為這樣的感動,我想為他們拍手叫好。

看似荒謬劇的行動中,我覺得住在台灣真精彩。(沒有網路查證細節,如有差池請勿挑剔,知道我的意思就好了。)

十幾年前住在日本的時候,拿的是單次進出的學生簽證,那時候,每一次要回台灣都要到大手町的入出境管理處辦「再入國」。當時,日本政府不給多次簽證,每離開日本一次,就要提前去申請再入境,花費數千日幣。(現在還有嗎?)

至於英國簽證,除了北愛和蘇格蘭,全英國只有2個地方可以辦延簽:Birmingham和Croyden。可以用郵寄,但是最好辦延簽的那兩個月都不要出 國,因為護照收去之後,兩個月還不一定領的回來,整個遺失是很平常的事情。我曾經因為延簽時間碰到要出國開會,前一天晚上到Birmingham過夜,早 上5點就到Home Office排隊,9點才能進門。更不要說所費不貲,動則數千元台幣的簽證費。

台灣政府有這樣對待合法居留的外國人嗎?

我曾經寫過「偉哉杜正勝」,有機會的話,我還是會再說一次。媒體常常將台灣的問題寫的好像只有台灣才有,寫到國際新聞的時候永遠是人家比我們好。事實是這樣嗎?

台灣的語言現況,和政治一樣精彩。

剛回台灣的時候,我也以為台灣學生的中文程度越來越差,我和外甥女幾乎無法用MSN交談,問題是,是誰越來越差,比什麼越來越差?語言是文化和經驗的總 和,語言是活的,會進化,不是靜止不動。語言會改變,會汰舊換新。人類在使用語言的時候會選擇最能夠表達自我的方式,所以,「很好吃」變成「超好吃」, 「很酷」變成「很屌」,這是選擇下的進化,諸不見現在法文也有「le weekend」、「le holiday」。如果因為不會古文或是不會成語就是退步,那麼法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也都是從拉丁文退步來的。當所使用的語言沒有辦法達到溝通的目的 時,問題究竟是出在想要溝通的那一方,還是被溝通的那一方?有問題的,是繼續進化的一方,還是停滯不前的一方?

真正能夠在進化下生存的語言,才是生活的語言。諸不見閩南語和客家話在經過50年的打壓之後,反而如浴火般重生。若要問我的下一代會古文比較重要還是台語 比較重要,我希望她聽的懂我的話,我的媽媽的話,我的媽媽的媽媽的話。如果她對古文有興趣,台灣大學多的是中文系,稱教改為滅國,實在太沈重。

如同每一次開始寫文章時一樣,最後總是沒有將原本要寫的寫進去。風土人情篇,只好下次再寫。

2007年5月15日 星期二

大清皇帝溥儀〈退位詔書〉1912.02.12

by 雲程 2007/05/14

前因民軍起事,各省回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立憲共和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蒙、漢、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

雲程角批:

1. 大清皇室決定將「國體」改為「共和」,此乃中國由君主體制轉為「立憲共和政體」(Republic of CHINA)的合法性來源。

2. 大清皇室將權力(全權)交給袁世凱,並規定以條件(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大中華民國),故袁世凱政府為大清權力移轉後的中國政府合法繼承人。

3. 大清愛新覺羅(Aisingyoro)統治權力一經交出,一如俄國的羅曼諾夫(Romanov)、法國的波旁(Bourbon)或德意志的霍亨佐倫(Hohenzollerns)之淡出歷史,已無法再成為中國的皇帝,也無合法權力重新掌權。

4. 因此〈詔書〉之頒佈,「民軍」(南京孫文的臨時政府)在法理上即為不合法政府。「臨時大總統」也非合法職位。因此,孫文只能下台,是否將「大總統」讓與袁世凱只是面子問題;孫文只能與袁世凱協商。因為這是中國合法的大清皇帝所命令的內容。

5. 此項〈詔書〉為北方代表唐紹儀與南方代表伍廷方在上海ICI公司老闆李德立(Edward Selby Little, 1864-1939)寓所所會談與草擬完成。唐紹儀事後贈李德立一禎三人合照紀念照,上書「承貴行摠辦、君德立紹介和議告成、我中華民國人民同深感激無限、唐紹儀註」。足見大清權力移轉袁世凱,有外國勢力見證。

6. 愛新覺羅溥儀在1908年12月2日即位;

宣統元年:1909年1月22日(週五)?1910年2月9日(週三);閏二月

宣統二年:1910年2月10日(週四)?1911年1月29日(週日);

宣統三年:1911年1月30日(週一)?1912年2月17日(週六)。閏六月

遜位:1912年2月12日(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2008年正巧是宣統100年。

□ 〔資料來源:雲程的雙魚鏡

〈清室退位優待條件 〉1912.02.12

by 雲程 2007/05/15

甲、關於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優待之條件

今因大清皇帝宣布贊成『共和國體』,中華民國於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優待條件如左:

一、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以『待各外 國 君主之禮』相待。

二、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歲用 四百萬兩 ,俟改鑄新幣後,改為四百萬元,此款由中華民國撥用

三、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侍衛人等,照常留用。

四、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設衛兵,妥慎保護。

五、德宗陵寢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禮,仍如舊制。所有實用經費,並由中華民國支出。

六、以前宮內所用各項執事人員,可照常留用,惟以後不得再招閹人。

七、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原有之私產,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

八、原有之禁衛軍,歸中華民國陸軍部編制,額數俸餉,仍如其舊。


乙、關於清皇族待遇之條件

一、『清王公世爵,概仍其舊』。

二、清皇族對於中華民國國家之公權及私權,與國民同等。

三、『清皇族私產,一體保護』。

四、『清皇族免當兵之義務』。


丙、關於滿、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條件

一、與漢人平等。

二、『保護其私有財產』。

三、『王公世爵,概仍其舊』。

四、王公中有生計過艱者,設法代籌生計。

五、先籌八旗生計,於未籌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餉』仍舊支放。

六、從前營業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縣聽其自由入籍

七、滿、蒙、回、藏原有之宗教,聽其自由信仰。


修正清室優待條例

大總統令

派鹿鍾麟、張璧交涉清室優待條例修正事宜,此令。

中華民國13年11月5日

國務院代行國務總理黃郛


修正清室優待條例

今因大清皇帝欲貫徹五族共和之精神,不願違反民國之各種制度仍存於今日,特將清室優待條例修正如左:

第一條:大清宣統帝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且之權利;

第二條:自本條例修正後,民國政府每年補助清室家用五十萬元,並特支出二百萬元開辦北京貧民工廠,儘先收容旗籍貧民;

第三條:清室應按照原優待條件第三條,即日起移出宮禁,以後得自由選擇住居,但民國政府仍負保護之責;

第四條:清室之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民國酌設衛兵妥為保護;

第五條:清室私產歸清室完全享有,民國政府當為特別保護,其一切公產應歸民國政府所有

中華民國13年11月

雲程角批:

1. 大清皇帝退位後,中國政府仍待以「外國君主之禮」,這是什麼意思呢?

2.中華民國政府之所以會修正清室優待條例,是因為發生張勳策動的「溥儀復辟」。准此,溥儀被趕出宮禁,並不意外。

3. 從1912.02.12(退位)到1924.11.05(趕出宮禁)的這段期間 中國有兩位元首,一位是接受大清權力移轉後的大總統(袁世凱),另一位是失去中國統治權的大清皇帝嗎?

4. 「失去中國統治權的大清」是什麼意思?這個大清與中國是怎樣的關係?被保護國與保護國關係嗎?

5. 政權移轉公產與私產應清清楚楚,該保護要保護,該移交要移交。台灣政治人物不懂這套。

6. 大清皇室不必當兵。是把他們當成「特殊國民」還是「外國人」?

7. 當年修正條例曾提到「入籍」、「旗籍」,但現在已不可考。幾百萬甚至千萬人不見了嗎?

8. 「入籍」是什麼意思?外國人歸化嗎?「滿蒙回藏」不是本國人嗎?滿蒙回藏地,是否是中國?或是「大清帝國」的一部份?

9. 「八旗兵弁俸餉仍舊發放」?搞不好台灣軍公教「月退俸」與「18%」以其為準,甚或是其現代轉型版。太陽底下畢竟無新鮮事。只是,當時是以「血統」與「旗籍」為標準。

□ 〔資料來源:雲程的雙魚鏡

2007年5月13日 星期日

一知半解的憧憬

by Shifting 2007/05/14

看一則報導

前途看好》德總理梅克爾⋯ 新布萊爾

最新一期美國「新聞周刊」指出,德國總理梅克爾將成為「德國第一個真正的泛歐洲領導人」,她將接替六月底就要下台的英國首相布萊爾,為歐陸推動新一波變革。
新聞周刊說,英國財相布朗成為首相之後,要耗神處理伊拉克戰爭對英國政府造成的形象損傷,無暇顧及歐陸事務。
法國新總統沙克吉急著改善國內經濟、化解國家認同危機。義大利總理普魯迪、西班牙總理薩帕特羅也為內政問題分身乏術。現在,只有梅克爾足以代表整個歐洲推動各項改革,她是「新布萊爾」。
梅克爾擔任總理之後,效法布萊爾,積極改善與美國的關係,無論是中東政策、貿易磋商還是氣候變遷,她都把美國當作關鍵合作夥伴。
不過,梅克爾與布萊爾還是不一樣。梅克爾在布希總統任期接近尾聲才上台,雖然她對美國態度友好,卻不像布萊爾一樣,因為隨美國陷入伊戰泥沼招致民怨。
布萊爾下台的腳步踉蹌,是個苦情角色。高達七成的民調支持度,卻讓梅克爾滿面春風。
梅克爾對於抽象的「反恐戰爭」興趣缺缺,她滿腦子「全球化」,全心全意改善與美國的經貿關係,好讓兩國攜手對抗亞洲的新興經濟體。
德國現在是歐盟與八大工業國(G八)會議的輪值主席國,沒有一個國家領導人能像梅克爾一樣,在歐洲同儕之間左右逢源。不過,梅克爾也很清楚世局難料、權力無常,梅克爾的幕僚透露,布萊爾失去民心,令梅克爾「非常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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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上投資組合中還握有兩支單一國家基金
我很少買單一國家基金
因為相對風險比較大
其中一支已經持有快要一年半了
報酬率很不錯
已經接近80%
就是德國單一國家的基金
我當初買的時候
純粹是想跑個短線
買個半年
趁著世足賽小撈一下
因為
我主觀的認定
當初被嘲笑為【德東灰老鼠】(因為不會穿衣服,所以通通穿灰色)
前東德時代出生的梅克爾
必定深受左派洗腦
不會搞經濟
經過這大半年的觀察
我必須要承認
我錯了
不過我認錯的很早
所以這檔基金就繼續持有
並沒有短線賣掉

事後我在想的是
為什麼一個在共產黨左派國度長大的人
竟然能夠搞經濟搞得那麼好?
竟然會那麼熱愛全球化?
真是出乎我意料

後來我仔細想想
想通了
也就不足為奇了

Karl Popper 在他的巨作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當中就明確的點出來

開放社會最大的敵人
也就是那些意圖毀滅社會自由和開放者
並不是封閉社會中的人
而是一生生活在開放社會中
不知開放優點的笨蛋和左派份子

就像美國、歐洲和台灣
現在也都面對相同的困境
美國和西歐諸國(例如法國)
很多人從來沒有在共產主義的國度中的經歷
所以他們不知道自由開放的可貴
不像梅克爾年輕時
曾經歷那毫無生氣的經濟制度
缺乏誘因的經濟體的死氣沈沈
因為沒有親身體會的經驗
笨蛋常常自己會將實際和幻想攪混
甚至將幻想實體化
例如法國總統參選人賀雅
還盛讚中國司法制度的效率高超
真是個可笑而幼稚的參選人
又例如
台灣很多新世代的年輕人
沒有經歷過那個沒有民主
言論自由控管的年代
所以天真的以為
秩序和公平
遠比自由和民主重要

但是
經歷過那麼年代的人類
就會知道那是個多麼可怕的年代
當台灣媒體吹捧兩蔣時代的美好時
他們沒有告訴你
他表面上看起來的公平和秩序
埋在下面的
是屍體和血腥

當媒體鼓吹
政客貪污是政治腐敗的象徵
讓我們回歸那個【沒有貪污的年代】時
我總是很無奈
因為人們連什麼是腐敗都搞不清楚

政客貪污不是政治腐敗的象徵。

政客貪污卻沒有人敢講,才是政治腐敗的象徵。


因為沒有人敢講
所以就有很多人天真的以為沒有
因為想講的人都死了
當大家都閉嘴
這就是公平和秩序嗎?
真是愚昧至極

也就經歷過專制體制的人
(當然不是那種在專制體制下吃香喝辣的那一小撮人)
最能體會自由和民主的美好
絕對不願意再回復到那個年代
也唯有出身東德體制的人
最能體會左派經濟體的無能
那創造出一個沒有誘因的均貧的世界
梅克爾拼了老命
也不願回到那麼悲慘的時代

可惜的是
大部分的人類
無法由歷史中得到任何的教訓
所以總是對於他們沒有經歷過的東西
一知半解的憧憬著

□ 〔資料來源:諸神的黃昏

2007年5月12日 星期六

面對世界上數量龐大的支人最務實的策略

by 香月 2007/05/07

記得吳(三桂)先生說過,大致意思是:他會利用一切機會向西人灌輸醜化支那,現在越來越覺得這個話有道理。

西方人的弱點,尤其是有信仰的白人,在和支那人發生矛盾時,表現過於文雅,忍讓,甚至迴避,因為爭吵是很粗魯的事情。加上兩個國家文化不同,家庭背景更不 同(請問支那家庭教育和美國家庭教育如何在一個檔次上?美式教育以愛為主線,支式教育以利為主線)只要你的聲調不提高8倍,支那人很容易誤解你怕他,以致 登峰造極。就上面經歷的事情,看那個女人的敏感答覆說明她愛支的水準相當高了。

我覺得當面對世界上數量龐大的支人最務實的策略
讓一位西方人士明白支那人的惡勝過你直接去和支人打一仗
讓一位西方人士明白漢奸的善勝過費盡心力轉化來一個憤青

支那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病?

by 蒙納麗莎 2007/04/23

讀大學的那一年,認識了一位來自意大利的心理學教授,他對我說過這麼一番話:「我懷疑中國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病,中國人是不是一個有隱性精神病遺傳的 民族」?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他還特地舉出了中國歷史上的數次人口滅殺,人吃人,凌遲,女人裹小腳,男人當太監的種種變態行為,以及近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支 那人對領袖崇拜陷入癲狂的場面來作為事例。那個時候,我還是個受黨國教育影響很深的年輕人,對他的看法抱著強烈的不解,也沒有仔細的考量其中的含義,認為 那不過是一個不理解中國文化的外國人對中國人的無知偏見罷了。許多年以後,特別是當我走出了國門,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接觸到了在不同地方生活的,形形色色 的中國人,才漸漸的理解了這些話所包含的深刻蘊義,或許他說的沒錯,中國人真是一個有著神經病隱性遺傳的族群。


捫心自問,作為一個有支那血統的人,你是否比其他族群的人更容易生氣,發怒,敏感,更容易陷入竭斯底里的狀態?一有風吹草動,就會馬上撩動你心上 那根繃得緊緊的弦?我發現我自己還有我身邊的朋友,以及我所接觸過的中國人中間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著這種現象。就在美國,與那些來自拉美,印度,甚至非洲的 移民相比,支那人的生活水平或許還相對的高一些。但支那人卻遠遠沒有他們活得那麼輕鬆自在。總是不斷的在給自己製造精神枷鎖,思想上的負擔很重,形形色色 的精神壓力來自家庭,工作,學業以及人際關係等各方面,除此之外,還有對物資的追求,對權力的渴望,對他人的嫉妒,一個目標下面接著下去是第二個目標,支 那人是永遠都無法得到滿足的一個群體。當然,這種精神上的焦慮只是精神病早期的輕微狀態,又由於生活在國外的正常環境下而得到了一定的抑制。不過一旦受到 來自外界的強烈刺激,還是有隨時爆發危險的可能性的。多年前盧剛槍殺案和最近的女學生殺夫案就是這類精神病失控走向極端的表現。


我是在中國南方一個住有百十來號人的普通市民大院里長大的孩子,從小生活在我周圍著的支那人就無時無刻的不在上演著一出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劇。 有夫妻打架打得頭破血流的,有賭博輸光家產砸鍋賣鐵的,有結婚三次離婚三次還找姘頭的蕩浪女人,也有連一個老婆也找不起成天把自己關在家裡喝悶酒的老光 棍。再大一點,就有吸毒的,嫖娼的,賣假酒的,偷東西的,當了領導開著汽車大搖大擺招搖過市衣錦還鄉的,也有鋌而走險膽大包天最後鋃鐺入獄被槍斃的。一到 傍晚,從四面八方的各個角落就會傳來打罵孩子的聲音,夫妻吵架的聲音,上門討債的聲音,噼裡啪啦打麻將的聲音,匯成一幅奇妙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鍋碗瓢盆交 響曲。幾乎每個中國人的家庭都不是平靜的,任何一點小事,都可以立即牽動支那人那根敏感而又脆弱的神經,成為引發火藥桶爆炸導致內外戰爭的導火索。如果說 家庭是整個社會的縮影,那麼在西方人看來這些心理極不健康,懷疑都患有精神疾患的中國人就組成了這麼一個千奇百怪的支那病態社會。


支那人的精神疾患是怎麼產生的呢?從歷史根源來講,從百姓層面上來看,是被歷代的統治階級當作牛馬一樣奴役,精神上長期受到凌辱虐待,思想上長期 被嚴格控制,生命財產自由得不到保障,以至心理失衡,思維意志扭曲變形而造成的必然結果。支那人崇拜皇帝,殊不知,在精神病國度裡產生的皇帝自然也是精神 病,而且是屬於精神病裡面程度最嚴重的一種。是集思想變態,殺人狂魔,性變態於一身的極端精神病變者。看到這裡,恐怕有的愛國同志要青筋暴跳了,怒髮衝冠 了。那麼我想問問他,如果皇帝不是精神病,為什麼好好的人要妻妾成群,群交亂交,為什麼動不動就殺人全家,滅人九族,對活生生的生命哪怕是無辜的老弱婦孺 都沒有最起碼的同情心?造反的時候高喊「苟富貴,毋相忘」,一旦上台得勢,就忙著殺功臣清除異己抓反叛征美女,對權力的極度控制欲和獨佔慾望使得他們無法 信任身邊的任何一個人,只重視自己的慾望和享受。伴君如伴虎,正是對中國皇帝患上嚴重精神疾病的最好寫照。這個魔鬼法則,上至秦始皇,下至毛皇帝,上下幾 千年,無一例外。支那的史書上還常常有這樣的記載,當城池被敵人圍困出現彈盡糧絕的時候,守城的將軍就帶頭殺了自己的妻兒,分給軍士們吃,以鼓舞士氣。這 些令人髮指的赤裸裸的血腥罪惡和殘忍的變態行為,卻被支那史家拿出來大書特書,謳歌讚賞,讓後代效仿其「忠勇節義」,你說這樣的民族能不叫精神病嗎?


在這樣一個世世代代由瘋子主導的國家,只會產生一群在相互影響下變得更為瘋狂的人群。一個瘋子倒下了,另一個瘋子又站起來,週而復始,形成了一個 個惡性循環。不要忘了精神病基因是有強大的遺傳性的,父母的精神病都會毫無例外的遺傳給下一代,那些反美反日的糞青,高喊著「愛國無罪」,打砸大使館,商 店,飯館,汽車的年輕人,不就是繼承了神經病基因的這樣一群瘋子群體嗎?同理我們也不難解釋支那人為什麼一直在貧窮,落後,戰爭,癲狂的邊緣中掙扎,即使 去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地方都收盡歧視和白眼,「老鼠過街,人人喊打」了。沒有正常人會喜歡和不能守秩序的瘋子打交道,一個瘋子占人口比例多數的民族是無法走 上健康發展的道路的。我們不要再去指責美國日本為什麼不去解救我們那些受苦受難的支那同胞了,對於瘋子的表演,大多數正常人在閒下來的時候或許會饒有興致 的搬個板凳坐在一旁觀看,或許在高興的時候還會順著他們附和兩句。但一旦這個瘋子失去了理智,舉起屠刀想要殺人的時候,唯一的做法除了快速果斷的奪下他手 中的凶器,把他趕回瘋人院好好的關起來以外也就再也沒有別的辦法了。瘋子只有呆在瘋人院裡由瘋人院的主人管轄方不會為禍人間,美日和自由世界裡的人們對於 支那的瘋子們採取的就是這麼一種態度。治癒精神疾病沒有靈丹妙藥,看來在沒有找到醫治支那精神病患群體的方法以前,支那人還是得繼續住在瘋人院裡過非人的 生活一段時間,這不能算是一種殘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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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覺得這個作品(中國話)很據自婊的意義

by alkahest 2007/05/08

我在網路的討論上有看到這句話
"
這個對岸論壇有提到http://dwz.tw/01un
〝新歌《中國話》由大陸新銳創作人鄭楠譜曲填詞,
並由S.H.E御用王牌作詞人施人誠畫龍點睛〞

所以談到是不是「哈」中國市場的「政治操作」........

我想,原創作人既是中國人,
只能說中國人在天朝神話破滅後,一向都用這種方式自我安慰吧

還有據說 施人誠畫龍點睛的部分,
是"全世界都在學中國話"
是不是打中國市場因素,我想搭配以上,大家都心裡有數。

不過,看到SHE一邊饒舌一邊跳HipHop一邊唱"全世界都在學中國話"
我真的覺得這個作品很據自婊的意義,
若真能在中國大賣只能說中國人真的很有趣阿阿阿XD



by taichung2050 2007/5/08




哈哈,有時候圖片的功能真的遠勝過文字。大大這隻看起來其貌不揚的貓咪,神情有些許的曖昧。

把老虎當成病貓? 拿病貓當作老虎? 這幾年夾帶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自由人權至上等口號已經成為在台中國人的順口溜,雖然他們多數不知道這些字眼的意涵,也沒有參與過這些權利爭取的過程,但是他們倒是很理所當然的用這些口號來掩蓋他們虛幻的靈魂。

看到這隻貓的回應,不免會心一笑,也佩服大大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