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2日 星期日

與中國有利益關係的台商「建議」能聽嗎?

by 曹長青 2007/12/02

有位台灣的企業家近來在報上連續登廣告,提出以「統一公投」為主要內容的「兩岸和平共處法」,一時引起爭論。但是人們應該怎樣看待與中國有一定經濟關係的企業家「政治建言」?這個問題很值得探討。

美國外交官出身的作家米勒二戰前曾在《你不可和希特勒做生意》的暢銷書中警告說,「我們必須永遠記住:和極權國家做生意,絕對沒有純經濟關係這回事。」中國目前仍是極權國家,在這種情況下,與中國有經濟利益關係的「台商」的政治建言,到底是「純粹」的肺腑之言,還是為中國統戰做宣傳,就很難區分。

公元八○年代我在中國深圳辦報,那時香港的企業家霍英東很活躍,不斷給中國的各種體育項目「捐款」,數字還都不小。因此他被稱為「愛國港商」。當時中國政府外事部門來的客人,一般都先安排到霍英東投資的「白天鵝賓館」,這已不是什麼秘密。於是霍英東的「飯店」客源不斷、生意興隆。

捐出芝麻,賺回西瓜

這只是極小的一部分公開的「優惠回報」,而那些看不見的私下交易、經濟巨額好處,外人是難以想像的。霍英東是精明的生意人,他懂得小投資(捐款)、大回收的「政治經濟學」。

和霍英東並列的香港另一位企業家包玉剛,也是北京的紅人。他也曾給中國不少項目捐款,今天建學校,明天捐體育隊,反正都是「善行」。但中南海給他的遠洋船隊幾個運輸項目,他就捐點芝麻,賺回了西瓜。

霍英東和包玉剛都曾對香港前途發表過「政治建言」,調子都符合北京的口徑,高喊「回歸、統一」等。這到底是他們的一己之見,還是替北京傳話,有政治常識的人,都能猜出幾分。

TVB老闆北京閱兵

近年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共產黨有能力把更多資金投入統戰宣傳。原中共香港新華社社長、六四事件後流亡美國的許家屯披露,當年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就批示,對外宣傳的經費「上不封頂」(無上限)。曾有資料說,台灣有十七家媒體,背後有中共資金支持。像TVBS電視的香港母公司TVB的老闆,就是北京的紅人,在共產黨慶祝建政五十週年時,曾和中共領袖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閱兵。

在中國崛起之際,北京對外統戰宣傳也達到了歷史高點。前年我到哥斯大黎加首都參加會議,住到飯店打開電視,發現主要的華文頻道是北京中央電視四台(國際宣傳台),播放的幾乎全是渲染民族主義的所謂中國強大等。共產黨連對美洲一個小國的華人進行宣傳的機會都不放過。

不久前去巴西聖保羅市演講,在所住的旅店打開電視,又看到北京中央電視四台,當時該台正在播放共產黨在溫哥華舉辦的為「○八年北京奧運」暖身的宣傳晚會。中國用幾個貨運櫃把晚會所用燈光器材等專程從北京運到溫哥華,可想而知為「對外宣傳」是不惜血本。

今天,北京如果想利用與中國有經濟關係的台灣企業家做統戰宣傳,根本不需要直接動用對外經費,只要像當年對霍英東、包玉剛們那樣,只給他們在中國的生意一些「優惠」好處,就足以讓他們嘗到「西瓜」的甜頭,然後就更「西瓜偎大邊」,替北京說話。

百部「和平法」都沒用

今天,台海兩岸問題的實質非常清楚,那就是一邊「凍蒜」,一邊「清算」,是民主與專制的對立。兩岸的僵局,或者說危機,全部責任都在中國那一邊,因為它對內暴力統治,對外用飛彈威脅台灣。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制定一百部「和平共處法」都沒有用。就像當年英相張伯倫竭盡全力要與希特勒「和平」,結果毫無用處(反而適得其反)。

道理很簡單,在豺狼要吃掉羔羊的情況下,任何有點常識、有點良知、有點人性的人,都應該譴責「豺狼」,而不是一味要求「羔羊」做出承諾。羔羊制定多少部「和平法」,都不能改變豺狼的性質,反而通過迷惑、混淆了是非,造成部分羔羊的幻想,而助長豺狼的氣焰,損害自身的安全。

當年張伯倫是因為愚昧,還情有可原。而今天在台海兩岸「凍蒜」和「清算」一目了然的情況下,還要用「統一公投」來麻醉台灣人,實質是為國共的「統一」背書,這就不僅僅是「愚昧」了。當年政治老人宋楚瑜朝拜北京後,就提出「兩岸和平促進法」,結果以丑劇結束。這次又有商界大老玩起這種把戲,要制定什麼「兩岸和平共處法」(和宋楚瑜的「說法」只差兩字),只是模仿丑劇,卻連「丑」的想像力都沒有。因此,所有和中國有經濟關係的企業家提出的「政治建言」,都不能排除後面的統戰企圖,人們要警惕。

俺弟鬧分家,俺想弄死他

by unknown

俺家住在土地村裡,家產不多,但是人丁興旺,俺爹給俺留下了幾十個弟兄姐妹,在村裡也還算是個說得上話的。

俺爹也曾有一份家產,後來讓他敗光了,只留下了一個「當家說的算」的家法。一家的農活、家務活,全是當家的一手安排,每年的收成也是當家的統一規劃、分配。以前當家的是俺爹,俺爹走後,這位置就是俺的了。

俺當了家才知道,這個家法真是不一般的好啊!俺每次分配收成時,就從每人身上剋扣3成,幾十個兄弟姐妹算下來,俺扣下的糧食吃都吃不完,還可以拿到鄰居老王家換河蟹吃!所以別看俺家窮,但俺可是村裡頭幾戶能吃上河蟹的呢!這還不算,俺平時對兄弟還可以想打就打,想罵就罵。誰要俺是當家的呢。俺兄弟不僅不敢反抗我,還一個勁的討好我,紛紛讓自己的媳婦來伺候我,給俺端茶送水,洗衣搓腳。俺每次出門,還要專門指派幾個弟兄前後開道,敲鑼打鼓。俺家的家產在村裡中流偏下,但你不要瞧不起俺,要起論氣派,俺要是稱第二,村裡沒有敢喊第一!我這時才弄明白了,為啥當年俺爹寧願跟全村的人斷交,死活也要維持這個家法。

這家偶爾也有不和諧的聲音。總有幾個人平時喜歡嘟囔。俺的對策是,恩威並用。俺平時教育他們要愛家,要為家自豪,別人家的馬桶再好,也是別人家的,咱就得愛自己個家的糞坑,再說俺家也是村裡頭幾戶能吃上河蟹的啊(雖說都是我一人吃了)。俺還說,如果不是俺給他們分配收成,他們能有的吃麼,不都得活活餓死麼?說起來還是俺養活他們的呢。

除此之外,俺還有手段呢。俺一方面俺對那些嘟囔的剋扣更多的糧食,讓他們吃不飽飯,還讓他們幹更重的農活,給他們小鞋穿;另一方面,俺提拔少數幾個馬屁拍得特別好的給俺當副手,以奴制奴。我心裡暗自竊笑,他們果然從此以後整天就忙著為那幾個副手的位置內訌,有人還專門出賣那幾個愛嘟囔的在我面前邀功。哈哈,斗吧斗吧,鬥得凶就沒力氣反對我了。擺平了那幾個愛嘟囔的之後,咱家就又開始吃上河蟹了。得意之下,俺還專門買了三塊表戴上。

但最近出了件煩心事,讓俺整夜睡不著覺。俺爹有個小兒子,也就是俺小弟兄,開始鬧分家了。也怪俺當初大意了。俺剛當上家的時候這小弟兄還小,整天就愛去村頭捏泥巴,特別招老王家喜歡,俺尋思一小孩能咋樣了,就沒去管它。沒曾想這小子捏泥巴捏出名堂了,村裡人都愛他捏的泥人,還拿回家去當裝飾品!這小子就靠捏泥人,去老王家那裡換糧食,換衣服,居然就不拽俺這個當家的了!俺恨得牙癢癢,但是老王家勢力很大,俺也不想得罪他,就裝著很熱心,要他回家跟大家一塊過,一起享受俺爹留下來的家法。咋說那也是他爹不是,他總不能不要自個爹了,跑去老王家過他們家的家法吧,那豈不是不認祖宗,認賊作父了?咱家人會一起搓他脊樑骨的。

嘿——!這小子竟TM不識抬舉,根本就不鳥我,還叫嚷著要分家,要加入村委會。俺那個氣啊,俺家只有俺有資格加入村委會,他小子一偏房,論輩分最低,憑什麼加入村委會!這不是在村裡丟俺的人麼?問題還不止這些,這小子捏泥人賺了不少,整天穿金戴銀,過上氣派人的日子了。咱家人看著眼紅啊。都是一個爹生的,憑啥人家過那麼好。家裡會紡線的7妹,會打鐵的三弟,會做糖葫蘆的9弟等等,都動了心思,就連那幾個拍馬屁的都想走幺弟的道路了!這怎麼行!祖宗家法不能改。這家法是當年俺爹和全村人pk才保存下來的,俺不能讓它毀在俺手裡了。

因此,俺決定鋌而走險,弄死幺弟。只要幺弟一除,咱家人就又能過上安寧的日子了。咱家的家法就能保存了。大概是走漏了風聲,老王家居然賣給了幺弟一把手槍自衛。當場沒把俺氣暈過去。我說老王頭啊,咱對你可不薄啊,咱拿大米換河蟹的時候,可從沒跟你講過價啊,你咋為了幾個泥人就如此偏心啊?!老王還放出話了,不許俺動手,不然以後就不賣河蟹給我了。哪有這個道理!幺弟是我親弟弟,我殺不殺他是我的家事,你姓王的,管自己家的事情就行了,憑什麼來干涉我?!

俺憋了一肚子氣,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著,心裡煩死了。那幾個拍馬屁的也不中用,整天跑到村裡面叫囂要攻打幺弟。mgbz,老子要打早就打了,輪得到你們去?這幫孫子天天去叫戰,不是存心丟我的人麼?這口氣俺暫時忍著,等解決了幺弟的事,俺要把這群拍馬屁的全收拾了。

台灣的癌症

by 蕭瑟寡人 2006/06/10

台灣,咱們的家,是一個在過去一世紀中度過戲劇性曲折的寶島。

自國民黨撤退至台灣後,台灣從中華民國版圖中的一省搖身一變成了中華民國的大本營(憲法怎麼寫隨他去)。在之後的數十年,台灣的十大建設與各種發展政策讓台灣快速地從農業社會進升工業社會,成為世界上最好的汽車零組件與文具、燈具、雨傘、腳踏車等日常用品的最大製造國。

在這期間台灣造就了震驚全球的經濟奇蹟:台灣的國民生產毛額在70與80年代各增加了一倍。

進入了九零年代後,台灣人並沒有因為「台灣錢,淹腳目」(台語:台灣人的錢已淹到膝蓋的意思)而倦怠。台灣的電子業在八零年代後期和九零年代的發展,讓台灣在2006年的今天,成為世界許多商業評論雜誌討論的焦點。

2005年五月,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以「Does Taiwan Matter?」(台灣重要嗎?)作為標題封面,報導了台灣在過去一年對世界科技產業的影響:
台灣是全球最大的晶片的供應國家,擁有70%的市佔率,總價值89億美金
是全球最大的筆記型電腦供應國家,擁有72%的市佔率,總價值220億美金
是全球最大的液晶螢幕供應國家,擁有68%的市佔率,總價值140億美金
是全球第二大伺服器供應國家,擁有33%的市佔率,總價值18億美金
是全球第二大數位相機供應國家,擁有34%的市佔率,總價值20億美金
是全球最大的PDA供應國家,擁有79%的市佔率,總價值18億美金
(以上數據來自於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的2005年5月份刊物)
2006年初,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發表2005年全球競爭力排行,台灣被評為亞洲第一、世界第五,僅次於芬蘭、美國、瑞典與丹麥。
而到目前為止,台灣也是:
每週平均使用電腦12小時,是世界網路使用率最高的國家
臺北市是世界第一個可無線寬頻上網的城市
是亞洲第一個建立完善民主與自由體制的國家
是世界上唯一沒有透過武裝衝獲得民主體制的國家
是在美國申請專利權數量第二多的國家
是手機密度最高的國家
是寬頻網路普及率第三高的國家
擁有世界密度最高的航空交通
擁有世界前十名的職棒
是世界最大的汽車組件生產國家
台灣的捷安特是世界公認的頂級腳踏車品牌
台灣的101商業大樓是目前世界最高的建築物
台灣明碁(BenQ)併購德國西門子(Siemens)成為全球第四大手機供應商

商業週刊更對台灣做出以下評論(翻譯):「…許多公司以為他們將產品設計和製造外包給台灣,但事實卻不是如此:"台灣"一詞已經冥冥之中發展成為"高品質"的代名詞,反而是台灣將其製造之高科技產品外包給其他品牌公司作行銷。」

台灣已經不再是一個世紀前的戰後廢墟,更逐步擺脫了對其他先進國家的依賴,成為全世界高科技產業的新指標。

二三十年前,台灣人將美國、日本、菲律賓造的產品當作高級品、台灣人也只能在駐台美軍的福利社才買得到美國進口的食物。再往前回溯一些時候,台灣當時是靠製造絨毛娃娃、塑膠玩具等來賺外匯的國家。

當時,美國和日本是賞台灣飯吃的大老闆,台灣人對美國和日本於是存在一種幾至盲從的敬畏。「美國和日本來的,總比台灣本土製造的強些」的觀念逐漸蒂固。

或許台灣的經濟奇蹟來得太快,讓國人沒有時間適應;也許台灣的高科技產業崛起得太突然,讓台灣人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的成就。

自 國民黨撤退後,台灣的民主體制逐漸地在進步。終於,中華民國於1996年在當時總統李登輝的推動下,執行了第一次總統民選。李登輝與連戰更以54%的過半 選票當選了台灣第一任民選總統與副總統。一位從台灣原有的專制體制繼承統治權的總統,能夠將選擇權還給台灣人民,確實值得褒獎。中華民國更於西元2000 年見證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中國國民黨繼撤退以來五十餘年的執政,首次將政權轉移給台灣本土的政黨,讓民主有了一個不同角度的詮釋。

最重要是的是:台灣的民主進步沒有訴諸於武裝革命,這是台灣人應該感到驕傲的!

很多外國人都會想,擁有如此輝煌成就的國家,其國民一定很引以為傲。

但事實可真是如此?那倒是未必。

今天的台灣人,對於自身的認知似乎還停留在十年前的時空中。尤其對於全球化、中國大陸的崛起、製造產業外移更是缺乏明確的瞭解。或許,這就是台灣人國際觀上的盲點。

就俺的經驗來討論,大多數台灣(本地)人,對於台灣的現狀與未來的看法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财 大陸的經濟崛起意味著台灣又多了一個競爭對手。現在台灣產業都移到大陸去了,未來台灣人都得跑到大陸去才找得到事。台灣沒救了!
财 南韓的國民生產毛額十年前比台灣低,而現在已經與台灣相近甚至超越台灣,台灣的經濟完蛋了!
财 每天就是看到藍綠陣營在惡鬥,台灣的政壇真的是無可救藥!
财 美國、加拿大、荷蘭這些國家都有很多福利…可是台灣都沒有,可見台灣的執政者都沒有在為台灣想。
财 台灣的環境骯髒又沒水準,早點移民到國外去吧!
财 台灣的教育太死,教不出什麼好學生來!看看歐美的學校吧,學生多有創意?
财 台灣的執政者弊案那麼多,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的政治更齷齪?!
财 台灣的軍隊能打仗嗎?都是溫室裡的花朵呀!中共打來我們一定完蛋的。

當然,許多人看到剛剛俺提出的數據,一定會說:
财 是嗎?這一定又是台灣的記者在唬弄人!

這些台詞是否似曾相見?是否在許多談話中出現過?

這些批評的語句,充斥了台灣大大小小的論壇。

哈!雷蒂斯與尖頭鰻,這就是台灣人的真面目。

每提到台灣,台灣人都是非常同心一致、上下一心地批評自己政府、批評國內經濟、批評社會福利和拿外國的情況來把台灣比下去,但是就沒有人會去思考解決方案。

台灣人很喜歡拿外國的片面情勢來與台灣做比較,用以顯示台灣的經濟成熟度、行政體制和人民素養多麼低落。然而,大家用來批評台灣的這些片面的國際情勢根本是斷章取義。凡事各有利弊,別國的內政難道完全沒有缺點麼?

俺有這麼一個朋友的家庭花了很多錢送她的姊姊去加拿大讀書。而她姊姊即將申請加拿大公民,而這對俺朋友而言當然是好消息,因為她終於有了一個移民的機會。

她與俺的對話當中,她提到了「能去國外深造總是比留在國內強」。

這 句話乍聽之下好像很有道理,但俺反問她:「台灣有揚名國際的高科技產業,請問加拿大有什麼?」當然,加拿大的農業十分地發達,但除此以外,加拿大的教育相 較起台灣來講,實在是缺乏業界與學術界的雄厚龍骨,怎麼會是「深造」?特別是台灣的強項:電子與資訊,要論水準,台灣有的是絕對的優勢,為何會有人每年燒 幾百萬去加拿大去接受次等教育?

國外的優勢,台灣人應當學習吸收並且協助推動改革;而不是抱著一個崇洋媚外的心態出國,然後自以為比其他台灣人高了一等,反過來嘲笑國人。

後來俺每次碰到這種崇洋的言論,俺就會反問一句:「請問你對這個國家瞭解有多少?你可曾深入瞭解過?」

對方都無言以對,不然最多就是提到短短幾個禮拜的旅遊經驗。他們難道不知道,一個國家的觀光面與現實面之間的差距有多大?

談 到移民,俺就必須指出:很多國家(如美國)是沒有全民健康保險的!你必須花很多額外的錢去跟保險公司投保,而且在萬元台幣以下的看診費用健保是不支付的! 而且台灣因為人口多,雖然擁擠但是也意味著各種服務都是隨手可得。世界上大部分國家人口都沒有那麼密集,若是移民去加拿大或是澳洲,沒車子你什麼都辦不 了。上次俺在網上看到一篇說荷蘭的老人津貼比台灣多、工時比台灣少,俺看了都有點哭笑不得 - 那是一個高齡化社會呀!年輕人要繳重稅去養退休老人呀!台灣人在評估內政和生活品質時都太短視了。要論社會福利,台灣目前的制度根本太好了,才會讓人濫用 (如亂領藥)。這些日常生活上的大小問題,只是去觀光的你根本不會察覺。

就在寫這篇文章的同時,更有人詢問俺要如何才能夠掩人耳目到美國 生小孩,讓孩子拿到美國公民。俺就覺得很好笑,奇怪…台灣都已經是先進國家,怎麼還會有人做這種偷雞摸狗的勾當?人家第三世界的父母是不希望孩子在戰亂或 貧窮的環境下長大,才會偷渡到先進國家生產,以換取小孩的未來。但是這種誘因根本不適用於台灣人,今天台灣的各種社會和教育體系都已經成熟,去美國生產有 多少好處?首先,美國沒有全民健保,如果要偷偷飛到美國生小孩(代表這人沒有綠卡),沒身分根本不可能申請保險公司的健保,因此要做月子和生產都要花費钜 額費用的心理準備。再來就是生下孩子後的問題:一個沒有身分的人,哪有可能留在美國當地工作(若語言能力不行,要找到像樣的工作都是問題了),當然還是帶 著孩子回到台灣,總不可能把小孩丟在美國吧?小孩在台灣長大,自然就跟美國社會脫節,想要未來突然跑到美國去生活是相當困難的。請問用這樣偷偷摸摸、勞民 傷財的手段去得到的美國公民,有什麼好處嗎?這種現象顯示台灣仍有太多人有著崇洋媚外的意識型態,在評估自己的決策時根本對其中的利害關係一點概念都沒 有。

再來就是對大陸經濟崛起造成的恐慌。很多人認為製造業飄流過海以後,台灣人都得跑去對岸搶工作。是嗎?美國已在數十年前就已經把製造 業都移到亞洲來了,請問亞洲取代美國了沒有?美國現今的企業甚至很多把工廠賣掉,專心做研發(IBM去年將硬碟生產部門賣給HITACHI,也將將筆記型 電腦生產部門賣給聯想電腦)。製造業漂流過海代表了什麼?國內經濟進步到了一個階段,人工成本太高了!因此,公司寧願培育國內的人才去做更高階層的管理工 作,也不願意請他們去做人工。這樣說來,為何還會有人想要跑去對面搶飯碗?台灣的代工製造業已經走到黃昏了,是該投入知識產業和自創品牌的時候了,怎麼能 不知變通地留戀於即將成為過去式的代工經濟?

論起南韓,這倒是趣味了。台灣與南韓的發展政策非常的不同。台灣是積極將國營企業民營化,穩 定資本主義的體系,以讓民營企業有穩健的基礎去打國際市場;而南韓則是利用政府投資的巨型企業來購併國內中小企業,利用雄厚的政治影響力和財力去打國際市 場。南韓的貧富差距逐漸拉大,說明瞭南韓政府用巨型企業來拉抬國民生產毛額,無視國內其他中小企業的發展。更有趣的是,如果南韓真有本事,為何至今台灣的 電子市場佔有率與競爭力都大大超過南韓?又為何今天世界性商業雜誌和商學院論文,討論的是台灣、日本、甚至中國大陸,而不是南韓? 如果以為靠拉抬國民生產毛額就可以取代台灣,似乎有點太短視了。

南韓的手機、汽車、隨身聽,在歐美國家和日本根本是當作低檔貨,甚至是當作贈品贈送的,為何在同樣身為科技強國的台灣,卻搖身一變成為高級貨,還可以跟日本品牌開同樣的價格?

提到政治,俺就很火大。很多人總是喜歡拿美國的民主來跟台灣比,但大家總是忽略了一點:美國的民選實施了兩百年,而台灣的總統民選實施不到二十年呀!!!!!連政黨輪替都不過是六年前的事情!

沒錯,台灣的民主是尚未成熟,但是對於一個正在進步中的民主國家,要放棄希望實在言之過早!

遊行、暴動?誰說美國沒有?美國政治人物有過弊案多著是,而且美國的民主不但是經過武裝革命(與法國聯手的獨立戰爭),還因為施政理念不同而分裂過(美國南北內戰)!

對於台灣,一個沒經過武裝革命來獲得民主自由的國家,想要用實施十餘年的民主政治來斷定台灣的政治未來,實在是可笑至極!

而 台灣的軍隊能否打仗?根據美國FAS(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的評論,台灣建造的IDF的技術與品質超越了中共目前建造的任何已知戰機。台灣的防空火力和密度是世界首屈一指,而中華民國空軍也 是全球極少數能夠在未預警情況下緊急升空作戰的軍隊。其實台灣的軍力當然不可能和中共這種每年投入钜大預算發展軍事的大國相比(目前已經超過美軍的百分之 十),但在世界上來講,台灣軍力算是還不錯的(還可排入前25名內)。台灣其實擁有相當的軍事研發能力,但因美國不希望台灣以較低價軍事裝備與其競爭東南 亞的軍購市場而對台灣的軍備研製進行打壓。對於台灣的軍力,國外各大軍事雜誌都有給我不錯的評價,因為畢竟台灣還是亞洲小具影響力的一支軍隊。(尤其是對 美國設置的外交影響圈來說)

至於台灣的人民素質,俺可以很直接了當的告訴你:你見到那些溫文儒雅的外國人,都是比較高知識水準的(不然台 灣怎麼會請他們來?)。沒有見識過外國貧民窟的人,根本沒有資格去對台灣的人民素養去做任何的批判!特別是像美國這種貧富差距指數超過10的國家,其社會 低層的人之知識水準與鄙俗行為根本是超乎台灣人的想像!

所以…

與其說台灣政治和經濟有什麼大問題,應該說台灣的癌症就在台灣人的心中!

「台 灣是寶島」這句話還未過時。俺先前提供的資料,就是最好的力證。台灣近年來被國外稱為「矽島」,而國內品牌更是逐漸擺脫代工製造、設計,而慢慢開始打自家 品牌。就統計,宏碁已經在歐洲成為筆記型電腦第一品牌,成功擊敗了美國電腦巨擘惠普。此項成就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日本的品牌都無法達到的創舉,卻讓一個台灣土生土長的企業做到了。

俺一直很不能諒解的是:為什麼台灣不管怎麼努力,人民卻只會在別人面 前吐槽台灣?俺唯一見過台灣人團結砲口對外的時候,就是被大陸同胞辱罵的時候。奇怪,台灣人打死都不願意肯定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但是為什麼就會跟對岸的 死對頭嗆聲?可見台灣人繼承了炎黃子孫的惡習,深受意識形態影響而無法自拔。

中國人其實是十分聰明的民族,其直覺性十分的強,能夠很自然 地將週遭事物運用在生活中。最好的證明就是中國的科技發展史,不論是指南針、韁繩、印刷技術、強弩、火藥武器還是船尾舵,這些發明中國至少領先了歐洲大陸 數百年、甚至數千年。但是上帝很公平:中國人從未發展出抽象的邏輯架構。也正因為如此,中國人的判斷能力幾乎完全被意識形態主宰。

中國人喜歡憑直覺來給事物貼上二元標籤,而不懂得用推論和歸納去瞭解其中的道理。因此中國人在討論時習慣將議題所涉之一切事物分化成派系,對於直接和間接的關係缺乏辨識能力。

這 點從中國人的政治和辯論文化就可以充分瞭解:中國人非常喜歡進行人身攻擊(可能因為中國的影響力曾經遍及亞洲各地,因此許多亞洲人都有這種傾向)。一旦進 入辯論,中國人就無法克制地將對方的一切都貼上「對立」的標籤,而不自覺地將攻擊的對象從「對方的論點」轉移到「對方本人」,因而亂了討論方針,鑄下人身 攻擊的大錯。(對方提出的論點與對方本人是間接的關係,因此討論時不應對其背景與人格進行攻擊,這是粗魯又缺乏邏輯的作法。)

意識型態在中國人的政治中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只要政客稍將弊案或爭議跟某一政黨或團體做隱喻接軌,民眾很容易就將這種間接關係(甚至根本無關係)當作直接關係,把假設錯當結論,實為毀謗、抹黑,以致派系林立。

台灣人有中國人的聰明睿智,但也繼承了中國人的缺點。這些缺點,也成了台灣人民必須克服的障礙。

台灣人投票可以說是投黨不投人,完全以意識形態的取向做基準(如藍綠兩營就各自被塗上了統獨的色彩),很少有人能夠做到選賢不選黨。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台灣人的意識形態竟然可以延燒到選後,在總統上任後還繼續跟隨著在野黨扯其後腿。

老實講,陳水扁以一個總統來說,做得並不好。但陳水扁前一陣子做外交訪問被美國擺了一道,台灣的立委和民眾竟然在電視上公然漏總統的氣,稱之為「外交失敗、自食其果」,這就是非常可笑又幼稚的作法。今天虧待咱們國家元首,咱們非但沒提出抗議,還對自己國家的元首潑冷水?

這讓俺想起了美國911恐怖攻擊後,當時已經卸任的柯林頓取消了訪台行程,趕到了紐約。柯林頓到達雙子星大樓崩塌現場後,當地記者問柯林頓:「請問,你覺得小布希這次應變能力如何?」

柯林頓答道:「據我所知,政府能做的應變都已經在進行了。」

記者隨即又問:「如果你今天是總統,你會怎麼做?」

柯林頓連眼睛都沒眨,回答道:「問題是我今天不是總統,因此美國人現在需要做的不是問這種沒有意義的問題,而是要支持現任總統來做災後應變。」

反觀台灣呢?

陳水扁總統被槍擊後不到兩個小時,就馬上有泛藍人士跳出來指控「槍擊案是陳水扁自導自演」,實在是有缺民主社會應有的水準與規範。這指控是空口無憑,但是人家身上可有槍傷哪。

有很多台灣人都跟俺說:「但是陳水扁有貪汙,而且施政問題比小布希多很多。」

是嗎?

911 後約一年,有許多開放派的作者與政治評論家都整理了許多資料,質疑小布希總統在911恐怖攻擊發生前早就知情,甚至有涉及幕後。布希家族與賓拉登家族共同 經營一軍火巨擘,在911發生時,小布希不但沒有下令扣押調查賓拉登的家族成員,反而將賓拉登所有家人第一時間送出美國。可有趣的是,當美國政府向布希家 族钜資購買軍火時,賓拉登的家人卻是在數鈔票。

小布希總統在美國被咬住的疑點,數量比起陳水扁總統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是民主黨的議員可有在911發生時對指著布希拍手大叫:「你施政失敗,活該!」、「這一定是咱們總統導出來的戲」?在一個民主思想成熟的國家,當有危機發生,應當以國事為重,怎能繼續以意識形態來決定自己的立場?

光是比較美國與台灣的民眾和政治人物對於危機發生時的反應,就可以看出臺灣人因意識形態而做出的行為是多麼地幼稚。

請問哪個先進國家的國民,會在自己總統在外交上被圍堵時,自己在國內拍手叫好的?若國民都無法放下既有的藍綠意識形態、就事論事,還讓國際看到台灣人詆毀自己的國家意識,請問咱們還能渴望國際給予台灣政治上的支持嗎?

要 論弊案,台灣問題都還算小。大家要知道,今天你能夠在電視上看到這些弊案的報導,那都是拜新聞自由所賜。利比亞、中國大陸、北韓、伊朗不是沒有弊案呀,而 是新聞封鎖到連民眾都被蒙在鼓裡。台灣人卻不懂得珍惜自己的權益,只會一昧地用片面的國際情勢來批評內政,從未實際思考過其中的差異。

台灣人的意識型態問題,有一部分也得歸罪於媒體。台灣的媒體很會利用台灣人在意識型態上的弱點,喜歡在新聞尾端加上自己下的結論來影響台灣民眾的立場。台灣很多對國家的不滿,其實都是媒體導引出來意識型態,很多根本是虛有的謬論。

後 來俺發現,那些每天在唱衰自己國家的,都是在封閉式環境下長大、土生土長的台灣人。這票人整天只懂做些與國際觀沒有直接關聯的表面功夫,實際上卻對全球化 缺乏最基本的瞭解,更對台灣在國際社會上扮演的角色一無所知。他們在訐譙台灣的一切時,卻深不知世界各國不管是先進還是落後,都曾在或是將在某個時間點遭 遇同樣的問題。而且最糟糕的是,這票人想到的第一個解決方案就是逃避!逃出臺灣、逃避台灣的問題、逃避國際社會的輿論。他們總是用「台灣就是爛,沒救 了!」一句話來逃避自己應對國家負起的責任。請問在盲目批評的同時,你為台灣的成長貢獻了什麼?

對台灣滿懷希望的,很諷刺地,反而是 那些長年居住國外、甚至根本不是生於這塊土地上的台灣人。說來真的是很不幸:人一定得站在文化的差異點上,才能夠發現自我的價值。在國外工作、留學過的 人,才會發現台灣根本不是自己國人嘲諷地圖上的小鼻屎,而是經歷時空的變遷,承襲了中國、日本與美國三大傳統的多元文化重鎮;更是一個掌握世界電子產業命 脈的矽島,尤其台灣的經濟與科技成就,更是許多商學院研究的主題。

有人說俺太過於沉浸於台灣的現有成就,而台灣就是因為有太多自信滿滿的人才會無視危機、導致經濟成長停滯;俺倒是要請問:台灣人每天受政黨煽動去杯葛內政、遇問題就丟出一句「台灣就是爛啦」,難道這樣會激發國內經濟成長嗎?大家懂得批評,請問大家是否有試圖改變現狀?

不要因為自己自卑,就認為自己有腐化的權利。逃避問題,最後產生的是更多的危機。

目前,台灣仍是世界上競爭力第五強國,也仍是高科技代工第一大國。但台灣已經走到了一個臨界點,其高科技代工產業已經越來越沒有獲利的空間,必須慢慢轉型成為知識型產業與自創品牌。

每經變遷,一位巨人可能倒下,但是也可能更加壯大。在這節骨眼上,台灣的問題卻是來自於自己人民的不信任。

台灣在世界上的創舉,從經濟奇蹟、和平政權轉移到稱霸電子產業,難道你不以身為一個台灣人感到驕傲嗎?俺最欣賞台灣人的一點就是台灣人會內鬨,但是卻不會對外人耍嘴皮子,就是做出來給別人看!

若台灣人能夠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並且更肯定自己的實力,這矽島的壯史,才能夠繼續寫下去。

中油,拆了吧!

by 邱文福 2007/12/02

台 灣中油業務包括原油採購、國際合作、油礦探勘、油田開採、原油提煉、成品完成、油料批發、油料儲存、油品運輸都涵蓋在內,加油站業務是最末端的純油品供應 而已。這些業務,使得台灣中油成為台灣史上最大的公營企業機構,一九七九年在美國財星雜誌全球一千大就是唯一列名的台灣企業。因此其董事長、總經理,過去 影響力甚至大過經濟部長,否則就是經濟部長的繼任人選。

近年因為油品開放民營,所以台灣中油在競爭中,不得不開放民營加油站加盟。但加盟商來源不乏因為土地使用受限,才不得已投入加油站用地的。但是,土 地連同加油站設施投資,一個加油站至少需要八千萬元以上資金,若沒有地方民代關係與關說(從土地用途變更一直到後續經營管理等),不容易開店。問題在於, 加油站業務對中油這麼大的機構而言,負責的頂多是三、四級主管,哪承擔得起關說壓力?如果說台灣中油對加盟加油站根本是無法管理,並不為過。這次藉著新聞 事件的炒作,反而給了台灣中油非常好的理由加以整頓。

台灣中油要往民營化的路走,最好的方法就是「切割」成多個區塊,國家僅掌握戰備安全油源,將開採與國際合作、煉油業務、油品運輸與加油站業務配套或 分別開放民營。其中,加油站業務是最該優先處理、切割成獨立公司的。加油站業務獨立出去之後,分成幾個區塊,純加油的、含保養站的、含混合商店的,這樣一 拆分成三類,民間企業參與或議價購買的機率就大多了,也不易落人「圖利財團」的口實;同時不限制只能販售中油油品,在競爭之下,日久也能看出中油在油料品 質的魅力上如何了!

但是台灣中油問題最嚴重的,其實是煉油業務。當全球暖化問題、污染管制日趨嚴格,台灣油品幾時跟得上歐洲汽車所需的油品品質?不是單單推出九五、九 八汽油就算成功,看看汽車進口送測,居然必須另購「測試專用油」,就可以知道表裡不一的嚴重性了!這種表面粉光式的能源與污染管理,是「garbage in, garbage out」的具體呈現。台灣中油、能源局、環保署全都一起打混。

進一步說當紅的柴油問題。台灣中油早就可以做出適合民用的柴油,但是何時才願意做呢?

(作者曾任職台灣中油公司的汽車產業專業顧問)

台灣政治史的重新建構(五)

台灣政治史的重新建構(五)

文 / 施正鋒教授

陸、結語

就傳統的看法,歷史只能反映權力擁有者的看法,或是政治力量用來塑造認同的一項工具而已,也就是說,歷史若不是被動的應變數,頂多也只是強化、或是 弱化上述依賴關係的中介變數。既然歷史是手握槍桿者最方便的統治利器,歷史的書寫自然是兵家之爭的關鍵場域;誰掌有歷史呈現的控制權,誰就控制百姓的思想 認同,就可以冠冕堂皇羈靡沒有自主性的眾生。

其實,認同、權力、以及歷史三者是可以相互建構的,也就是說,一方面,權力宰制者歷史的書寫、以及認同的塑造,另一方面,認同決定著歷史如何呈現、 以及權力如何運用,更重要的是,歷史的了解除了可以幫助我們做自我了解,同時,也可以提供我們自我賦權(self-empowerment)的契機;特別 是對於被支配者而言,在面對支配者所威脅的直接暴力、殺人不見血的結構性暴力、以及無所不在的文化性暴力之際,要打破這種看來似乎是萬劫不復的宿命,相較 於流血革命,歷史的重新認識雖然工程浩大,卻是社會成本最低的選項。

在台灣,歷史自來是外來政權的統治工具。負載著統治者所灌輸的沉重歷史,台灣人一直是逆來順受的客體,彷彿是歷史水晶球之中被設定的楚門,很少人會 去懷疑統治者的正當性。在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儘管史觀由「內地化」調整為「土著化」,不過,即使不再強調逐鹿中原,基本上,還是以自認為是漢人者、或是 漢化的平埔族的觀點,來作為自我詮釋的中心,對於如何與原住民族進行歷史,並未嘗試作通盤的反思。在定義含混的「本土化」呼聲中,如果認為光憑共同的語言 就是凝聚集體認同的充分條件,那麼,勢必要重蹈覆轍歷史的錯誤。

我們提出「獨立建國」的觀點,主張台灣是一個想要拒絕母國併吞、以及強權支配的「墾殖社會」,也就是說,這是由原住民、墾殖者、以及新移民所共同要 建立的新國家。對外而言,台灣既非母國的邊陲、也非強權的傀儡,不只滿意於事實的獨立,也想要法理上的獨立,不只是要取得形式上的自主,也想要享有各層面 的實質自主。對內而言,如果多元族群有意願生活在同一個國度之下,一方面,彼此必須思考在尊重原生性文化差異的情況下,如何戮力消滅有形、或是無形的結構 性不平等,另一方面,在體認到彼此的集體經驗的確有別的情況下,如何在衝突中逐漸摸索出大家的共同願景、以及互動的規範。這也就是獨立建國的「國家肇 建」、「民族塑造」、以及「國家建構」的三戟工程,在確保台灣國家主權獨立的條件下,以積極的國家制度的建構,嘗試著去累積族群成員作為公民的正面記憶。

到現在為止,台灣政治史的重新詮釋,絕大多數是由具有強烈本土意識的歷史學者在衝鋒陷陣,政治學者如果不是統治者的御用工具,頂多也是選擇明哲保 身。然而,如果不能由歷史學與政治學的相互沖激中汲取滋養,政治學的研究將繼續奢侈地將精力放在「客觀上可以觀察得到的政治行為」,政治學者自以為「學術 中立」而沾沾自喜,實際上是有辱於作為知識份子的自瀆行為,也就是「讀冊讀到kha-gia-piaan(背部)」。

如果說歷史學隸屬人文的範疇,而政治學則歸社會科學類,兩者的研究精神(ethos)雖非南轅北轍,不過,仍然有相當大的磨合努力空間。儘管政治學 者在現有的框架之下有所怠惰,歷史學者卻從來沒有放棄自己的專業天職,而「台灣歷史學會」自是默默耕耘者的平台。當然,如果說政治學者在從事政治史的研究 是「次級產業」的話,必須仰賴歷史學者提供可資詮釋的素材。如果兩個學門的學者能進一步攜手,嘗試對理論架構、科學哲學、以及研究方法有起碼的共識,相互 滋潤,台灣政治史的書寫會有加快的成果呈現。

最後,感謝「台灣歷史學會」前輩、以及同儕的提攜、以及包容。

附錄一:大學院校系所相關台灣政治史課程[82]

科目名稱

學分

教師

專長

學校

開課單位

台灣政治史[83]

2

淡江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台灣政治史[84]

3

黃昭弘

政治學

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

台灣政治史[85]

2

陳世岳

政治學

中山大學

通識教育

台灣政治史[86]

3

許介鱗

政治學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社會學院

台灣政治史[87]

4

志汶

歷史學

台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

台灣政治史[88]

2

陳世岳

政治學

中山大學

共同科

台灣的政治演變史[89]

2

林寶安

社會學

義守大學

共同科

台灣政治發展史[90]

2

李功勤

歷史學

世新大學

通識教育

近代台灣政治史[91]

2

歷史學

台南大學

鄉土教育學程

戰後台灣政治史專題[92]

2

陳翠蓮

政治學

政治大學

台灣史研究所

台灣政治史專題[93]

許介鱗

政治學

台灣大學

政治所

台灣政治史研究[94]

2

鄭梓?

歷史學

成功大學

歷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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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除了附表所列學者,下列學者將台灣政治史列為專長:陳延輝(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陳儀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吳叡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83] 筆者在1990年代擔任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主任之際,曾經建議開設「台灣政治史」的大學部課程,一開頭,校方就是以這種理由拒絕,後來,經系上的堅持,才得以邀請世新大學的教授李筱峰前來兼課。不過,在接替的陳翠蓮離職後,該課程暫時停擺。

[84] http://www2.scu.edu.tw/politics/course/93/BPO12101.doc

[85] http://www.course.nsysu.edu.tw/crs_net/class.asp

[86] http://www.fgu.edu.tw/~history/teacher/OTHERS/Political%20History%20of%20Taiwan.htm

[87] http://www.his.ntnu.edu.tw/menu.htm

[88] http://www.general.nsysu.edu.tw/course/88gs1/88gs-2.html

[89] http://www.isu.edu.tw/new/doc/gov/26100/GEC_course/891_h/891_267.htm

[90] http://cti3.shu.edu.tw/SHUDOC/00/DOCS/1/A0040401.html

[91] http://web.nutn.edu.tw/gac630/0_homepage.htm

[92] http://moltke.cc.nccu.edu.tw/qrycourse_SSO/setWillTpe0.jsp

[93] http://reg.aca.ntu.edu.tw/college/search/gradshow.asp?gid=001080

[94] http://history.lstar.com.tw/forum/index.php?action=sad&forumID=11&articleSn=318&page_no=。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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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治史的重新建構(四)

台灣政治史的重新建構(四)

文 / 施正鋒教授

肆、墾殖社會的獨立建國

如果說「台灣的中華民國化」就是「內地化」的經典代表,那麼,「中華民國的台灣化」就是「土著化」的最佳例證,兩者都是政治建構的混合體 (hybridity),也就是不放棄台灣與中國在血緣、文化、甚至於政治上的臍帶。就原生(primordial)的角度來看,人們對於先人的出生地帶 有浪漫的憧憬,原本是人之常情,特別是在殖民統治之下,然而,當父祖之國忍心棄絕親生子女而去,不僅是彼此恩斷情絕,連後人也是「田無溝、水無流」,因 此,情感上的眷戀終將隨時間推移而逝去;尤其是在文攻武嚇的情況下,如果還有半點羈絆,除非說是政治權力、或是經濟利益的盤算,恐怕也是匪夷所思的單戀。

由「內地化」到「土著化」,詮釋台灣政治史的最大瓶頸,就是無法突破一個民主政治上最基本的原則,政治制度/政權/國家是因為人民而設計的,不應該 勉強老百姓要去接受不請自來的統治者,因此,如果說異族的荷西、日本、甚或滿清政權都是殖民政府[65],那麼,漢人的明鄭、以及國府政權所遂行的就是一 種「內部殖民[66]」,也就是試圖就地合法的違章政權,卻不改政治垂直分工的本質。就內部統治階層人數的多寡而言,不管是典型的金字塔型少數統治(譬如 荷西、鄭治、清治、日治、國治)、還是倒金字塔型的多數統治(譬如漢人[67]之於原住民[68]、或本地人之於新移民[69]),只要支配關係存在,即 使被支配者心甘情願,這就是殖民統治(colonialism);即使所謂的本土菁英取代殖民者上台,只要原住民族永遠在社會的最底層沉淪、後來的移民不 願/無法把這塊土地變成自己的新故鄉,那麼,所謂的「本土政權」,也不過是一個披著原生特質的「族群化國家」(ethnicized state),而原本期待的包容性(inclusive)「公民式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當然會被指控為排他式的(exclusive)「族群式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即使這個國家在形式上(nominal)取得對外的主權獨立,只要在心靈上掙脫不了對於原有政治制度、經濟結構、以及文化覇權 的實質(substantive)倚賴,甚至於要全力加以捍衛,這就是一種後殖民的狀態(post-colonialism)。

針對傳統的「中原文化至上主義」對於蠻夷的歧視,鄭欽仁(1989:8-10)提出「以人民為主體」的呼聲,也就是希望位於邊疆的台灣漢人能被尊 重;曹永和(2000:445-49)也有「台灣島史」的想法,認為傳統的歷史書寫過於強調統治者的看法,因此,主張「人民的歷史」。不過,相較於「這是 誰的國家」的質疑,究竟「甚麼是人民」、「誰來定義人民」、以及「如何定義人民」,也必須有進一步的討論。同樣地,黃昭堂(1998:4)的「沒有母國的 殖民王朝」、以及李筱峰(2003:68-69)的「佔遷者政權[70]」,主要是在否定強調法統、卻又無根的國民黨政權的正當性,似乎對於講「台語 [71]」的李登輝、陳水扁政府比較有好感/信任感,然而,對於要如何面對原住民、甚或「在台灣的中國人[72]」(外省人),除了抽象的「認同台灣」原 則/口號以外,尚未見到他人有提出更積極的公式,來處理民族認同分歧的難題。

若要打破台灣人長久以來的「孤兒意識」,絕對不是「重回祖國的懷抱」、或是「半路認老爸」,因為,只要不是自己雙手建立的國家,永遠有再度被要求 「犧牲小我、成全大我」而割讓的機會。在我們的構思中,所謂的「獨立建國」,並不是廉價的及瓜而代,而是要在一個「墾殖社會」(settler society),重新建立「民族國家[73]」(nation-state)。在這裡,所謂的「民族」(nation),並非指具有共同血緣、語言、或 是文化特徵的一群人,而是指相信彼此在現在、以及未來有共同的命運,同時,又認為彼此的福祉必須透過一個共同的國家,才能夠獲得保障,簡而言之,就是希望 共同生活在一個國家之下的一個「命運共同體[74]」;因此,這是一種「政治性民族」、而非「文化性民族」,也就是說,這是像美國、或是瑞士一般的民族, 把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的人民凝聚成一個民族,而非德國、或是義大利一般的民族,想要把具有共同血緣、文化的人結合起來,進一步統一/組成一個國家。而這個 國家的定位是「民族的國家」(national state、nation’s state),有別於人類過去出現過的城邦國家(city state)、帝國(empire state)、或是王朝國家(dynastic state),也就是說,在這個國度之下,人民(people)不再是臣民/子民/老百姓(subject),而是享有國家權利、以及承擔國家義務的公民 (citizen)。

當然,這裡必須問,究竟這個民族是如何想像出來的,也就是說,「台灣民族」是如何建構的[75];否則,如果只是關心民主化的過程[76],枉顧何 者為主體,那麼,台灣本身的民主化很可能將被視為次要的、是可以犧牲的,因為,必須永遠為層級更高的個體所定義出來的目標來服務,從屬的自己並沒有置喙的 餘地。

就社會的屬性而言,我們將台灣定義為一個「墾殖社會[77]」,而非「移民國家」。所謂的「移民」,是指在主動、或是被動的情況下,遷徙到一個新的 國度,而且會想辦法融入這個主流的社會。相對之下,「墾殖者」(settler)不是單純的移民,他們一旦移入,還會把原鄉的社會制度加以移植;他們也不 是一般的「殖民者」(colonist),因為他們背後並沒有一個可以依靠、或是回灌財富的本國(metropolis)。所謂的「墾殖國家」有兩種,第 一種包括指美國、澳洲、紐西蘭、加拿大、以及拉丁美洲國家,是指墾殖者來到新天地建立自己的國家/王朝以後,一方面要擺脫母國的控制,另一方面,還要面對 原住民族對於統治的挑戰;另一種是沒有原住民族的社會,譬如過去白人少數統治的南非、以及羅德西亞(津巴布威)[78],也就是在帝國主義者離去以後,墾 殖者繼承殖民政府、或是成立新政府,繼續支配居本地人。

台灣的社會結構可以說是前面兩者的結合,也就是說,這是一場同時在進行兩條戰線的奮鬥:對內而言,首先,墾殖者(鶴佬人、以及客家人)與新移民(外 省人)搶奪政權的主導,其次,兩者必須面對原住民族(平埔族)消聲匿跡的歷史責任,再來,在全球化的情況下,本地人必須思考如何接納最新一波的移民 [79]、以及心繫台灣的外移離散者[80](diasporas);對外而言,這個國家除了要面對母國併吞的威脅、以及統派的木馬屠城,還要時時提防其 他強權的覬覦、以及買辦的裡應外合[81]。我們(施正鋒,2001a)先前曾經建構了一個墾殖社會的政治架構(圖6),在此略加修飾(圖7)(略),也 就是把移民再區隔為墾殖者、以及新移民,以呈現不同波移民可能存在的差異,同時,也顯示強權與母國之間的關係、及其對墾殖國家可能的影響。

在我們所構思的概念架構中,國家/政府界於社會、以及國際體系之間,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之下,有三種可能的角色(Shih & Wu, 2005):(一)在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之下,國家是社會與國際體系的介面,政治決策者面對國際關係上所謂的「二階競局」(two -level game),將內外的挑戰視為資源、以及限制,希望維持國家最高的自主性(autonomy)。(二)在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之下,國 家聽命於國際體系,政治菁英對於外部強權、或是母國言聽計從,甚至於就是帝國主義者的統治工具,族群關係注定要被統治菁英所操弄。(三)在還原主義 (reductionism)之下,國家從屬於社會;端賴社會對於多元族群的整合情形,國家有可能信奉多元文化主義,也有可能自我矮化為族群化的國家。

不管是從獨立運動、民族運動、還是民主化的角度來看,墾殖國家必須面對「國家肇建」(state-making)、「民族塑造」(nation- building)、以及「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的三大任務,也就是在列強環伺的夾縫中確保國家主權的獨立(施正鋒,2001b、 2005)、在族群競爭的徬徨中凝聚民族認同的共識(施正鋒,2000、2001a、2002、2006)、以及在後殖民體制的迷惘中進行民主制度的打造 (施正鋒,2002b、2003)。就優先順序而言,先有獨立自主的國家,才能奢言內部的認同凝聚、以及制度建構;同樣地,如果認同有嚴重的歧異,對於如 何設計政治制度就很難有共識。不過,就實際上的推動而言,這三項課題可以齊頭並進、而且是相互影響的(圖8)(略)。也就是說,雖然國家主權獨立是最先決 的條件,然而,如果內部對於民族認同、以及國家體制的認識相持不下,就會大大減弱對外的看法是否一致;同樣地,就是因為大家對於國家定位、以及國家體制缺 乏共識,連帶地,也會阻礙民族認同的趨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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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也就是在殖民地所從事的任何開發、建設,終將必須貢獻殖民者的本國。

[66] 有關「內部殖民」的概念,見Hechter(1975)。

[67] 漢人=外省人+客家人+鶴佬人;本地人=原住民族+外省人+客家人+鶴佬人;新移民=婚姻移民。

[68] 對於「漢番」之間支配關係的不平,見楊碧川(1987:6-9、57-67);這些書寫者多半會將彼此的通婚帶上一筆,譬如史明(1980:89)、或是 吳密察(1998:121)。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歷史上的原住民族,其實是聚居於平原的「平埔族」;當前國家所承認的原住民族,未必對於這些當年接受漢化 的「同胞」(?)有所同情。

[69] 也就是所謂的「外籍新娘/外娘」;就目前規劃的模式而言,應該是「婚姻移民」比教妥適。究竟這批以來自中國、以及南洋(東南亞)為主的新移民,是否構成一個內部具有凝聚力的新族群,仍有待觀察;事實上,由於取得身分的時程不同,兩者略有張力。

[70] 李筱峰毫不掩飾這個概念取自Weitzer(1990),可能的理由是該書提及台灣。

[71] 這是鶴佬人約定俗成的自稱,過去,官方的用字是「閩南語」。

[72] 這樣的用法,可能是擔心「外省人」一詞隱含台灣是中國眾多省份之一,因此,有自我矮化的意思。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說,如果外省人不願意當台灣人,就直接稱 呼之為中國人,沒有必要勉強;問題是,並非所有的外省族群的成員都認同政治中國。其實,即使外省族群的國家定位獲得合理解決,仍然要面對台灣內部的分配議 題,也就是說,作為台灣的一個族群、而非客居的外國僑民,還是有權利要求保有族群的集體差異,包括族名的自我稱呼。

[73] 留日學者稱為「國民國家」,可能是對漢字「民族」有所卻步。

[74] 有時又稱為「生命共同體」。就一個「共同體」(community)而言,其範圍可大至一個地球村,是全人類的共同體,也可以小至一個地方性的社區,當然,族群(ethnic group)也是一種共同體。

[75] 相關的議題是「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有何差別」。

[76] 民主化包括自由化、民主轉型、以及民主鞏固等三個過程。

[77] 有關「墾殖社會」的一般性介紹,見Clayton(1996)、Stasiulism與Yuval-Davis(1995)。Hartz(1971)雖然沒有直接用到這個字眼,早有類似的分析架構。

[78] 有時,也包括以色列、甚至於北愛爾蘭;見Abu-Lughod與Abu-Laban(1974)、Clayton(1996)、Weitzer、以及Will與Ryan(1990)。

[79] 不止最常見的婚姻移民,外來,還可能還要面對是否接受外籍勞工歸化的議題。

[80] 包括台僑、以及台商。

[81] 其實,不管是母國、還是強權,只要他們企圖操控台灣的自主性,就是帝國主義者。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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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治史的重新建構(三)

台灣政治史的重新建構(三)

文 / 施正鋒教授

參、由「內地化」到「土著化」的史觀

儘管我們看到學者刻意避開政治立場、小心翼翼地要想從事「中立」台灣史研究[53],特別是動輒得咎的政治史,然而,如果沒有史觀,所謂的「客觀」 呈現,充其量也不過是拾人牙慧的史料堆砌,甚或於充當政治正確的幫兇,譬如過去國民黨的政治控制、或是中國的「政治牽扯[54]」。不過,當政治學者陳延 輝(2002)寫出〈有關台灣政治史編寫的思考〉,頗有「有為者亦若是」的自我期許。我們可以將書寫台灣政治史的觀點,大略歸納為中華民族擴展/移墾社會 的內地化、移民社會的土著化(indigenization[55])/外來政權的本土化(naturalization)、以及墾殖社會的獨立建國三大 類(圖5)(略)。

在「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的領土」的框架之下[56],台灣的歷史被視為「中華民族在台灣拓展」的一部份(陳奇祿,1981:1),因此,經過漢人 開發以後,接下來就是要進行李國祁所謂「移墾社會[57]」的「內地化」工作,也就是在「地理延伸」之後,在「開山撫番」的過程中,如何進一步將中國的政 治、社會、以及文化移植台灣,同時,還要從事經濟「現代化[58]」、以及政治「民主化」的努力,(陳其南,1987:159-76;王晴佳,2002: 99-107)。在這樣的脈絡之下,台灣是「海洋中國」(余英時,1992:i),是一個「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中國社會」(魏鏞,1985),是「中國現代 化的實驗室」(尹章義,1986)。在冷戰時期,台灣不只是自我定位為「反共的堡壘、自由的燈塔」,甚至於,這個「島嶼中國」往往被歐美社會科學家視為研 究中國社會文化的「實驗室」、或是「代用品」(陳紹馨,1979:1)。然而,如果我們比較日治時代的「內地延長主義」,可以看出,「內地化」只不過是企 圖在殖民地進行同化政策的代名詞,也就是中國式「皇民化政策」的翻版。

陳其南(1987)在1970年代中期,直接批判「內地化」的看法,另外提出「土著化」的詮釋,也就是台灣的漢人社會如何由「移民社會」轉型為「土 著社會」;如果使用當前流行的「認同政治」觀點來看,就是台灣人如何拋棄心態上的「祖籍意識」,「以建立在台灣本地的地緣和血緣意識做為新的社會群體認同 指標」,「重新肯定台灣這地方才是自己的根據地」(頁156-58)。陳其南(1987:160-61)認為,「內地化」所處理的對象是台灣所有的族群, 包括如何將漢人移民的政治、以及社會組織「與中國同化」,同時,還要進行原住民族(高山族、平埔族)的「漢化」,相對之下,他所主張的「土著化」,主要的 對象是漢人移民如何,因為,原住民族沒有土著化的問題(頁161)。

根據陳其南(1987),就是因為漢人移民在清朝已經「定著化[59]」,就沒有東南亞華僑所面對的認同問題(頁179-80);不過,經過三十年 來的政治發展,我們看到當前台灣認同與中國認同的糾葛,可以大膽說陳其南當年的判斷是過於樂觀的。儘管如此,日後蔣經國過世前為了「革新保台」所進行的國 民黨政權「台灣化[60]」、以及李登輝總統任內推動的「本土化」,大致不脫陳其南所揭櫫的「土著化」藩籬,也就是一個「外來政權」如何本土化的過程。若 林正丈(2004:258)認為在台灣的「中國國家」為「中華民國的台灣化」,稱之為「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李登輝自己則稱為「中華民國在台灣」。

在李登輝時代,杜正勝(2004)為了要匡正「中國為主體、台灣附屬」的史觀(頁21),提出「同心圓」的看法,也就是由鄉土史、台灣史、中國史、 亞洲史、到世界史,「由內到外」、「由近及遠」(頁70)。這樣的歷史、文化、以及教育觀點,與「立足台灣、胸懷中國、放眼天下」的政治論述,頗有異曲同 工之妙,也就是堂堂正正地以台灣為主體,同時,又要試著以世界來沖淡中國的制約;問題是,為何台灣往外延伸,首先要接觸的是中國,而不是南太平洋的南島民 族(Austronesian)國家,更不是戰前、戰後與我們關係密切的日本、或是美國?由此可見,不管是李登輝想要追求的「新中原」、還是陳水扁所堅持 的「華人國家」,依然是擺脫不了漢人血緣、或是華人文化的束縛;也難怪由杜正勝等人(2004)編著[61]的《中國文化史》,竟然會將「台灣經驗」收納 為探討的對象。

整體來看,「內地化」的說法只是把台灣當作母國的邊疆、或是殖民者的殖民地,在領土取得、或是軍事征服之後,必須進一步加以開發、或是展開發展,同 時,更要賜與教化、或是進行同化,終究,就是要把這裡的百姓變成忠心不貳的臣民、或是皇民。在最壞的情況下,這裡是海禁政策之下、盜匪罪犯流竄的淵藪之 地;在最好的情況下,如果能僥倖獲得寵幸,可以做為抵禦外犯的屏障、揮軍南進的基地、或是封鎖陸權的航空母艦。在這樣的構思之下,人民只是被統治的客體, 不會被允許有自主的思維,更不用說妄想要脫離甲禮(傀儡)的苦海,因而,卑微的本島人(islanders)必須像希臘神話中的薛西弗斯 (Sisyphus)一般,永無止境地作出最高的奉獻,不管是參與革命、內戰、還是戰爭,不管是被當作同志、同胞、還是軍伕,唯有任勞任怨、逆來順受,乞 求終有一天會獲得垂憐,才能與內地人(inlanders)/大陸人(mainlanders[62])享有同等的待遇。在此之前,台灣人只能乖乖地接受 任人擺佈的命運,好像是有耳無嘴的孩童、不能稍有異議,否則,就是不聽使喚的「麻煩製造者」,必須要接受最嚴厲的處罰,不管是軍事鎮壓、外交封鎖、還是經 濟制裁。

表面上看來,「土著化」的論點似乎是對漢人移民的一種救贖,也就是試圖超越被動的工具性定位,不管是鄭氏王朝的「反清復明」、還是蔣氏王朝的「反攻 大陸/反共抗俄」,要以土斷來確立外來政權統治的正當性。儘管這樣的論述已經改頭換面,將立足點放在台灣,鄭經政權轉而採取屯兵拓墾、引入文教,小蔣政權 低調調整目標為含糊其詞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然而,卻改變不了兩個政權都是「沒有母國的殖民王朝[63]」的本質,也就是說,不管「東寧王國」、還是 「中華民國」,都是硬生生地加在老百姓身上的殖民政府,只不過,他們卻已經沒有退路了、沒有所謂的母國可以回去了。因此,所謂的「土著化」,其實,就是流 亡政權將中國的統治制度移植台灣、把「同心圓」的中心由中原移到台灣;雖然台灣或許不再是中土的邊陲,然而,對於當地人來說,垂直重疊加上去的國家機器, 卻掩飾不了殖民架構下的支配關係。

雖然李登輝在總統任內推動政治民主化,奮力擺脫國民黨的黨國體制,特別是裂解國民黨,他甚甚至於自豪將「中華民國在台灣」轉型為「台灣中華民國」, 也就是將台灣身軀藏匿在中華民國的外殼之下,然而,這樣的巧思建構,卻隱藏不了這個國家是外來漢人後裔所掌控的事實。同樣地,在民進黨於2000年上台以 後,即使政權和平轉移,然而,對外而言,「中華民國是台灣」仍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糾纏不清;對內而言,表面上看起來是改朝換代的壯舉,千呼萬喚,卻也 不過是取而代之的戲碼罷了。更嚴重的是,如果說經過三代,不請自來的外來移民(immigrants)可以蛻變為本地人(natives),然而,對於原 住民族(indigenous peoples)來說,只要自己老是被當作「他者」(other),那麼,即使台灣人[64]/本省人出頭天、當家作主了,不管是「土著化」、還是「本土 化」,也不過是另一件用來合理化漢人政府進行統治的國王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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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即使陳其南(1987)當年(1975年)提出「土著化」的理論,還是必須先強調台灣是「中國傳統是會」;同樣地,即使在解嚴之後,周婉窈(1998: 6)在委婉指出「以地理空間來回溯一個社群或『國族』的共同歷史,是近代社會普遍的現象」之際,卻不忘先聲明,「我們無意在這裡做任何政治主張」。當然, 諸如鄭欽仁(1989)般直接了當的學者是例外。

[54] 這是翁佳音(2001:3)的用詞。

[55] 「Indigenization」還有「原住民族化」的意思。

[56] 譬如郭廷以(1975:1)說:「台灣之為中國之不可分的一部分,一如山東河南或福建廣東,是絕不容疑,而為人所公認的,所不同的不過是地理上的分別,一 為海島,一為大陸而已。」方豪(1994:1)甚至於推到史前時代說:「地質學家告訴我們:台灣本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

[57] 蔡淵洯(1986:45)認為「移墾社會」就是陳其南所謂的「移民社會」。

[58] 留學日本的歷史學者似乎習於把「modernization」譯為「近代化」;見若林正丈與吳密察(2004)。

[59] 我們猜想,應該是「territorialized」的意思。另外,王晴佳(2002:102)主張稱為「本地化」。

[60] 具體而言,就是起用一些「本省籍」台灣人;又稱為「催台青」。

[61] 「中文」教科書之中最令人困擾的就是所謂的「編著」。就學術而言,編輯就是編輯、著作就是著作,沒有灰色地帶。

[62] 究竟「islanders」(本島人)、「inlanders」(內地人)、以及「mainlanders」(大陸人)這三個英文名詞要小寫、還是大寫, 要看是否由形容詞而來的一般性名詞、還是已經轉換化為專有名詞。譬如說,相對於本島人的內地人,再不同的時空背景,可以指日治時代在台的日本人,也可以指 戰後來台的外省人。同樣的,「客家人」這個集體名稱用久以後,已經是專有名詞,不再帶有字面上的形容詞意思。

[63] 這是黃昭堂(1998:4)的用詞。

[64] 對於原住民來說,究竟所謂的「台灣人」是否包含自己、還是限定於「白浪」(歹人、漢人)?答案並非絕對肯定的。同樣地,客家人認為鶴佬人習於自稱「台灣人」,似有排他之意。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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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治史的重新建構(二)

台灣政治史的重新建構(二)

文 / 施正鋒教授

貳、政治學與歷史學

政治學的起源有哲學、法學、以及史學,我們甚至於可以說,現代的政治學大致是由歷史學發展而來[9],也就是「由歷史學者進行歷史事件的研究」,來 印證政治上的通則;已故的英國政治學者S. E. Finer便曾經說過:「政治學如果不碰歷史是不可思議的。」E. A. Freeman也有一句名言:「歷史是過去的政治、政治現在的歷史。」Lord Action在1895年榮昇劍橋大學教授之際也說過類似的話:「政治學是歷史潮流的沉績物,宛如河流中的金砂一般。」(Qvortrup, 2004: 128)。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學者並不是純粹為了歷史本身而作歷史研究,而是想要透過歷史所提供的紀錄來了解政治現象,也就是Finer所深信的,「當下 唯有透過過去才能了解現在」(Qvortrup, 2004: 130、132)。

戰後,由於美國為主的政治學在受到行為主義(behavioralism)影響,與歷史漸行漸遠,不像歐洲研究政治的學者受到歷史社會學的薰陶,仍 保有相當濃厚的歷史途徑[10];一直要到1970年代末期、1980年代初期,比較歷史分析[11](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的研究方法重新為社會科學家重視,才開始有人對於這樣的歷史切割走向加以挑戰,譬如Charles Tilly(Qvortrup, 2004: 128-29),終於有新制度論[12](new institutionalism、neo-institutionalism)在1980年代的蓬勃發展,特別是其中的歷史新制度論 (historical new institutionalism),強調由歷史事件的比較分析,來看國家制度的變遷(institutional change)(Robertson, 1994: 131-39)。

如果我們把歷史發展約略分為上古、中古、近世、近代、現代、以及當代[13],那麼,荷西之前的所謂「史前時代」,並非原住民族沒有歷史[14], 而是沒有文字書寫的歷史。其實,在傳統大中國的思維中,台灣只是地方、不是國家,因此只能有「方志」的編修[15];日本殖民統治循例,也只是消極地進行 「舊慣」的調查;戰後,國民黨政府延續「通志」的編纂,以羈靡地方仕紳(吳密察,2006)。在戒嚴時代的台灣,研究台灣史是不被鼓勵的,甚至於是被視為 危險的工作,因為很可能牽涉到對於國民黨政權是否為正統的詮釋(陳木杉,1997:302);因此,除了表徵「中華民族擴展」的開發史以外,在政治史裡 頭,就屬斷代的抗日運動史是比較可以接受的。這種「既無歷史、何來政治史」的冠冕堂皇說法,就是要以專業的理由,方便地否定台灣史的研究、或是教學的必要 性。一直要到解嚴以後(1987),前總統李登輝倡議「台灣優先」,台灣忽然被「發現(天下編輯,1992)」,對於鄉土的關懷被認為合乎人性而接受,台 灣史的研究才被「史蹟」、「源流」的束縛下逐漸鬆綁、甚至於被視為顯學(彭明輝,2002:114)[16]。除了說開始有「國民中學認識台灣歷史篇」的 課程(國立編譯館,1997),中央研究院經過十年的籌備(1993-2004),也終於有台灣史研究所[17],而台灣政治史也開始在大學教授 [18]。

大體而言,我們可以由三個面向來看台灣的歷史呈現(圖4)(略):首先,就縱切面而言,我們可以由原點的通史出發,然後,隨著時間的推移,可以有史 前、荷西、明鄭、清治、日治、以及國治等斷代史[19];接著,從橫切面來看,我們可以有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以及文化史等專史;再來,我們依據書寫 的對象(object)、或是主體(subject),也可以分別有族群、或是民族史,譬如原住民族、鶴佬人(福佬人、閩南人、河洛人、Ho-lo [20])、客家人(客人)、或是外省人(新住民[21])。

經過這樣星羅棋布般的分類(typology),我們進一步來看政治史的分布。姑且不論當代史、或是政治人物的傳記[22],我們可以看到,有關台 灣政治史的書寫,大致是集中在通史、或是綜合性的歷史論述[23];特別是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台灣史」、或是「台灣歷史」為名的專書、或是教科書,有 如雨後春筍一般紛紛出現[24]。如果以斷代史看,則以有關日治時代的專論最多,或許是因為不管政治立場為何,都可以找到發揮的立足點;如果由書寫者立場 的光譜來看[25],由主張與中國統一[26]、保持現狀[27]、無色彩[28]、本土派[29]、到台灣獨立建國[30],即使國家定位的看法不同, 不過,大致是有反殖民的共識[31]。同樣地,明鄭政權可以持續受到青睞[32],除了有益確認政權的正當性以外,應該還有實務上的工具性運用,譬如未來 與中國談判的可能[33]。相對之下,清治[34]、或是台灣民主國[35]就比較不受到重視。

如果就戰後的政治發展而言,也大體可以使用光譜的方式來排出作者的政治立場,由許介鳞(1996、2001)、彭懷恩(1987)、到李筱峰 (1987),政治立場涇渭分明[36]。至於二二八事件的書寫,由當時官方的「二二八事變」(林木順,1990)、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 (1994)的「二二八事件[37]」、陳翠蓮(1995)的「二二八悲劇」、到王建生等人(1984)的「二二八革命」,光是如何加以稱呼,就可以大致 看出是否有褒貶臧否的意圖。相對之下,有關台灣獨立運動的發展,大多數是由本土派[38]、台獨人士[39]、或是外國人[40]來執筆[41]。

在過去,或許歷史的書寫並沒有特別作族群的區隔,除非是涉及族群間的衝突,譬如閩客之間的械鬥[42],然而也因為如此,少數族群的觀點很可能被一 般化的處理,因而被稀釋掉了;不過,也有一些特例。社會學者蕭新煌與黃世明(2001)對於客家族群的地方政治發展作了相當詳盡的描述,尹章義 (2003)則從開發的角度來看客家史。歷史學者藤井志津枝(2001)探討百年來的原住民政策;另外,政治人類學者王嵩山(2000)對於原住民鄒族的 政治制度也有描繪。歷史學者翁佳音(2001)嘗試考證荷治時期平埔族大肚番王的政治安排;人類學者Shepherd(1995)顯示清廷如何積極介入漢 人與平埔族之間的競爭;社會學者柯志明(2001)由土地權著手,說明清廷如何周旋於漢人、平埔族、以及生番之間的「三層制族群分佈」。

整體來看,有關台灣政治史的書寫,如果扣除政治運動者[43]、統派論述[44]、中國觀點[45]、以及官方核准的樣板[46]以外,絕大多數是 由歷史學者來進行,包括鄭欽仁(1989)、張炎憲(1995)、吳密察(1991)、李筱峰(1987)、以及薛化元(1996)[47],都是台灣歷 史學會的成員[48]。相對之下,政治學者參與台灣政治史詮釋的並不多[49],除了當年流亡海外的黃昭堂[50](1989)、盧修一(1990)、以 及許世楷(2006)以外,就剩下江澄洋(1995)、陳翠蓮(1995)、以及許介鳞(1996、2001)[51]。論真來講,真正標榜書寫「台灣政 治史」的,倒是一位美國政治學者Denny Roy(20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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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以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的圖書館來說,政治學的學術期刊依然陳列在歷史學的部門。

[10] 譬如Robert Michels、Max Weber、以及Morsei Ostrogosky(Qvortrup, 2004: 128)。Hobson(2002: 6-15) 指出兩種「去歷史化」(ahistoricism)的方式:chronofetishism、tempocentrism。前者認為當下是自主的、自然 的、以及自發的,只能透過當今的檢視來了解,因此,過去是可以忽略的;相對地,後者認為可以將過去不同時代的不連續斷裂、或是差異加以燙平,因此,對於過 去的考察是要找尋是否有與當下相符的跡象,然後可以大言不慚地宣稱過去其實是與現在沒有多大差別(isomorphic),因此,也是可以加以扁平化。

[11] 比較歷史分析的重點有三:強調有系統的比較方式來作分析、重視事件的發展時序、以及關心如何解釋因果關係(Mahoney與Rueschemeyer, 2003)。請比較Alexander George(1979)的「結構式集中比較」方法(structured, focused comparison)。

[12] 新制度論的重點在於強調國家制度的自主性,可以提供誘因給行為者所,也可能構成障礙。有關於新制度論與舊制度論的差別,見Orren與Skowronek(1995)、以及Robertson(1994)。

[13] 有關台灣歷史的分期,見黃秀政(1999:384-86)。

[14] Wolf(1982)稱西方人在美洲所遇見的原住民為「沒有歷史的民族」(people without history)。

[15] 有關方志在台灣的發展,見陳捷先(1996)。

[16] 對於台灣史研究在戰後發展的回顧,見張炎憲(1993)、以及王晴佳(2002)。

[17] 有關於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的沿革,見http://140.109.185.220/sim1.htm

[18] 目前開設類似課程的大學大約有十所左右,除了歷史學、或是政治學相關系所,大致是放在通識課程裡頭;見附錄一。

[19] 尷尬的台灣民主國可以分開列、也可以置於清治的尾聲、或是日治的序曲。

[20] 究竟這個用字的漢字如何寫,立場不同,當然就有偏好上的差異,客家人慣稱「福佬人」,國民黨政府的「正式」用法是「閩南人」,當然是有其政治社會化(洗 腦)的考量,一些強調原生性純種漢人血統者則穿鑿附會為「河洛人」,而「鶴佬人」是語言學家洪惟仁的用詞,借其音,「Ho-lo」則是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 會在2003年通過的『語言平等法草案』(第二條)的暫時妥協用字。

[21] 這是一些外省運動者所提的用詞,不過,言下之意,似乎暗示其他三個族群為「舊住民」、或是「老住民」;此外,也有人認為換湯不換藥、或是擔心有負面的絃外之音而敬謝不敏。在族群未有共識之前,我們暫時接受一般的用法,並無排拒的意思。

[22] 譬如蔣渭水(黃煌雄,1978a)、彭明敏(1995)、或是雷震(2003)。

[23] 前者有王詩琅(2003 [1978])、王育德(n.d. [1979])、呂秀蓮(1979)、史明(1980)、吳密察(1998 [1981])、楊碧川(1987)、伊藤潔(1994)、李筱峰與劉峰松(1994)、李筱峰(2003)、以及戴寶村(2006);後者有林濁水等人 (1984)、吳密察(1991)、李筱峰(1992)、張炎憲、陳美蓉、與黎光中(1995)、張炎憲、李筱峰、與戴寶村(1996)、黃昭堂 (1996、1998)、翁佳音(2001)、以及若林正丈與吳密察(2004)。有關外文的台灣通史,見翁佳音等人(1992)的評介。

[24] 譬如薛化元(2001)、Lin與Keating(2001)、黃秀政等人(2002)、簡後聰(2002)、陳鴻圖(2004)、李筱峰與林呈蓉(2003)、以及高明士等人(2006)。

[25] 這當然是概念上的粗略分法,特別是交接處不免有灰色地帶;此外,在將特定對象歸類之際,當事人未必在主觀上會同意我們的做法。我們以為,政治立場並無對錯,只有追求的手段是否可以接受,因此,也就沒有刻意「戴帽子」的用意。

[26] 或是親中派,譬如王曉波(1985、1997)、以及洪宜勇(2004);或是流亡中國的台灣人,譬如黃玉齋(1999)。

[27] 或是中華民國派,譬如林國章(2004)。

[28] 譬如蔡陪火等人(1971)、連溫卿(1988)、林繼文(1996)、陳芳明(1998)、葉榮鐘(2000)、以及周婉窈(2003)。

[29] 譬如黃煌雄(1978b)、楊碧川(1988)、陳俐甫(1996)、以及簡炯仁(1997)。

[30] 譬如黃昭堂(1989)、盧修一(1990)、以及許世楷(2006)。

[31] 當然,也有日本人的出版品,譬如井出季和太(1977)、以及向山寬夫(1999)。另外,中國人也不會放棄針砭的機會,譬如安然(2005)。同樣地,荷治時代的歷史,除了郭弘斌(2001),也有中國的楊彥杰(2000)。

[32] 譬如黃典權(1975)、周宗賢(2002)、陳錦昌(2004)、黃玉齋(2004)、以及江仁傑(2006)。

[33] 譬如吳正龍(2000)。

[34] 見戴炎輝(1979)、以及楊熙(1985)。

[35] 少數的特例是黃昭堂(1993)、或是黃秀政(1992a)。

[36] 不過,薛化元(1996)、任育德(1999)、謝漢儒(2002)、或是蘇瑞鏘(2005)似乎是採取中間的路線,可以稱為沒有色彩、或是本土派、甚或廣義的民主/自由派。

[37] 不過,海外的林啟旭(1984)、以及島內的張炎憲等人(2006)來看,儘管還是沿用通俗的「二二八事件」,不過,詮釋上顯然與前者有別。

[38] 譬如陳銘城(1992)、陳佳宏(1998)、以及張炎憲等人(2000)。

[39] 譬如劉重義等人(1988)。

[40] 宋重陽(1996)是日本人、而Geoffroy(1997)是法國人。

[41] 南方朔是特例(1980)。

[42] 見南兵和(1981)、以及丁光玲(1994)。當然,一般性的「分類械鬥」,也包括閩客之間的衝突;見黃秀政(1992b:37-39)。

[43] 譬如王育德(n.d. [1979])、呂秀蓮(1979)、史明(1980)、林濁水等人(1984)、楊碧川(1987)、以及伊藤潔(1994);其中,旅日過世的王育德、以及伊藤潔,既是台獨運動者、也是學者。

[44] 譬如尹章義(1986)、王曉波(1988)、以及戴國輝(1989)。

[45] 譬如楊克煌(1956)、莊嘉農(1990)、陳碧笙(1993)、以及蔡子民(2004)。這些人都是出生台灣、戰後流亡中國者。

[46] 譬如郭廷以(1975 [1954])、連橫(1977 [1921])、高賢治(1978)、黃大受(1982)、以及林衡道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0)。

[47] 李功勤(2002)的《中華民國發展史》雖然包含台灣,卻有一半的篇幅與台灣無多大相關。

[48] 其實,他們也都是台灣教授協會的會員。

[49] 有關台灣政治學界研究的發展,見高永光與郭中玲(2000)的回顧。

[50] 黃昭堂的大學學位是台灣大學經濟系學士,最高學位是東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專攻為國際關係;如果在歐美,除了少數有自己的科系,國際關係隸屬政治學的範疇。其實,鑽研台灣政治史的日本學者若林正丈(2004)的博士學位也相仿。

[51] 政治學者彭懷恩(1987)、Tien(田弘茂)(1989)、Chu(朱雲漢)與Lin(林繼文)(2001)、以及若林正丈(2004)主要是從比較 政治學的途徑來看戰後台灣的政治發展。有關國內政治學界研究的回顧,見何思因、與吳玉山(2000)。另外,吳叡人的博士論文The Formosan Ideology: Oriental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1895-1945,從題目看來,應該也算是政治史;見其個人網頁的清單著作http://140.109.185.220/per2-rrwu.htm

[52] 另一位書寫台灣史的美國人Garry Marvin Davison(2003),本身是中國歷史專家。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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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治史的重新建構(一)

台灣政治史的重新建構(一)

文 / 施正鋒教授

台灣政治史的重新建構*


Writing history is as important as making history.

Kemal Ataturk(Çetin, 2004: 347)

I feel one of the obligations of the public element of my intellectual life is to give voice to the dead, especially of the victim…. The living need history, too. Not to be made to feel guilty for a past they are not responsible for or cannot change. The living need a history disturbing enough to change the president.

Greg Dening(Newmann, 1998)

In any case, the historian cannot choose to be neutral; he writes on a moving train.

Howard Zinn(1990: 35)

We are neither Europeans nor Indians, but a mixed species midway between aborigines and Spaniards. Americans by birth and Europeans by law, we find ourselves engaged in a dual conflict, disputing with the natives for titles of ownership in the country of our birth against the opposition of the [Spanish] invaders. Thus our position is most extraordinary and complicated.

Simón Bolívar(Humphreys & Lynch, 1986: 25)

Every Hispanic American sought only to take the place left by the conquistador. From the dominated man which he was, he aspired to be the dominator of the weakest. . . . Meanwhile, the rest of the world marched forward, progressed, and made history. Hispanic America continued to be a continent without history, without a past, because the past was always present.

Louis Hartz(1964: 169)

壹、前言

作為一種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歷史是對於過去的呈現(presentation)、或是重新呈現(representation);透過對於過去的詮釋,可以了 解現在的自己,並且為未來的行動提供方向(Çetin, 2004: 347-48)。根據Zinn(1990: 275)的歸納,所謂的「歷史意義」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想辦法由過去找到自己;以及(二)藉著過去來幫助現在。如果將前者運用到極至,可能發展為命定 的想法,把歷史當作是自己的負擔;後者則將歷史當作改變世界的幫手,這是操之在我的作法(Zinn, 1990: 54)。

就前者而言,就是對於所謂「歷史教訓」的套用,把歷史當作是礦場,只有在用來印證現在才去挖出來使用(Hobson, 2002: 5);特別是採取歷史決定論[1](historical determinism)的方式來詮釋現在,這種用法其實是以歷史事件來束縛自己[2]。相對地,如果從政治家的角度來看,就是以現在來看歷史學者對於過 去的了解,透過「政治的歷史面向」(politics in history)、或是「歷史中的政治」(politics out of history[3]),由歷史事件來鑑往知來,譬如說古巴飛彈危機事件、或是慕尼黑事件[4],以作為決策的依據[5](Aron, 1978; Zinn, 1990)。

從建構論(constructivism)的觀點來看,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的產生除了在於一些想像的共同原生性(primordial)特徵以外,更重要的是這群人是否有共同的經驗、歷史、或是記憶[6];因 此,如果說歷史是一種共享的公共記憶(public memory)、或是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話,那麼,歷史的論述其實就認同的論述(Çetin, 2004: 348)。然而,對於「何者要記憶、何者要失憶」,歷史往往是高度選擇的,也就是要尋求「可資使用的歷史」(usable history)。因此,所謂「還原歷史真相」的說法,背後隱含著一個更基本的問題,也就是「誰的歷史真相」;端賴於歷史書寫、或是記憶的主體的不同,歷 史所呈現的往往是「多重的事實」(multiple facts),而歷史詮釋也難免是相互競爭的。

特別是當歷史是硬加在(imposed on)被統治者身上之際,無非是要用來塑造被支配者的認同。如果由「知識就是力量」的脈絡來看,歷史往往是由統治者、或是戰勝者所書寫的,也就是透過政治 力量來建構文化、思想上的霸權(hegemony)(Çetin, 2004: 349),因此,歷史所反映的無非是一種支配性的結構:一方面,擁有政治權力就可以掌握歷史的書寫,另一方面,歷史書寫是用來鞏固既有的權力(圖1) (略)。

其實,對於歷史作如此的工具性理解,只能說是將歷史當作一種權力與認同之間的中介變數而已,也就是說,權力關係決定了認同如何作定義[7],而歷 史只是用來強化、或是減弱這樣的關係(圖2)(略)。如此一來,不只是說歷史的書寫淪為臣服於政治力量的次要因素,連認同的形成也只能由權力來作想像,這 當然是過於決定論的看法。這就是所謂的「歷史的政治」(politics of history)。

其實,不僅是權力與認同有雙向的(recursive)因果關係,連歷史也可以分別與權力、以及認同作雙向的互動(圖3)(略)。只要我們有生活在 同一個國度的意願,那麼,歷史的改寫可以視為一種族群和解(reconciliation)的嘗試,也可以進一步用來凝聚嶄新的民族認同[8] (national identity)。

身為政治學者、又是台灣歷史學會的常務理事,我們一直覺得有強烈的學術義務,要去釐清歷史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我們在先前寫過〈客家人由中國遷徙台灣 ──台灣客家族群認同的打造〉(施正鋒,2000)、〈建構台灣政治史的嘗試──由creole到mestizo的墾殖社會〉(施正鋒,2001a)、 〈台灣民族運動的反思〉(施正鋒,2001b)、〈原住民族的歷史重建〉(施正鋒,2002)、〈台灣民主化的挑戰──國家肇建、民族塑造、以及國家打 造〉(施正鋒,2002)、〈台灣在「李登輝時代」的民主轉型〉(施正鋒,2003)、〈由後殖民的觀點看台灣獨立運動〉(施正鋒,2005)以及〈台灣 認同的的重新呈現〉(施正鋒,2006)。在下面的章節裡頭,我們先將由政治學的發展來看歷史的功能,緊接著,我們要考察自來台灣的政治史是如何被呈現 的,再來,我們將檢視有關如何詮釋台灣史的觀點,也就是「內地化」、以及「土著化」兩種看法,最後,提出我們自己的「墾殖社會獨立建國」概念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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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於台灣歷史學會主辦「台灣學術主體性之建立研討會」,台北,台灣國際會館,2006/7/1。

[1] 參見Berlin(1954)對於「歷史的不可避免」(historical inevitability)的批評。

[2] 比如一般人時常引用《三國志》「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說法,只能算是一種粗略的描述性歸納,並未真正解釋甚麼

[3] 這是Brown(2001)的用字。

[4] 見Neustadt與May(1986)、以及Trachtenberg(1991)。

[5] 此時,必須小心邏輯上的「錯誤類比」,也就是牽涉到如何小心從事比較,特別是前提條件是否相符。

[6] 當然,也包括有意、或是無意的集體失憶,譬如,外省族群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趨避。

[7] 當然,認同的定義也可以用來確保原有的權力關係,

[8] 一般又譯為「國家認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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