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治史的重新建構(二)

台灣政治史的重新建構(二)

文 / 施正鋒教授

貳、政治學與歷史學

政治學的起源有哲學、法學、以及史學，我們甚至於可以說，現代的政治學大致是由歷史學發展而來[9]，也就是「由歷史學者進行歷史事件的研究」，來 印證政治上的通則；已故的英國政治學者S. E. Finer便曾經說過：「政治學如果不碰歷史是不可思議的。」E. A. Freeman也有一句名言：「歷史是過去的政治、政治現在的歷史。」Lord Action在1895年榮昇劍橋大學教授之際也說過類似的話：「政治學是歷史潮流的沉績物，宛如河流中的金砂一般。」（Qvortrup, 2004: 128）。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學者並不是純粹為了歷史本身而作歷史研究，而是想要透過歷史所提供的紀錄來了解政治現象，也就是Finer所深信的，「當下 唯有透過過去才能了解現在」（Qvortrup, 2004: 130、132）。

戰後，由於美國為主的政治學在受到行為主義（behavioralism）影響，與歷史漸行漸遠，不像歐洲研究政治的學者受到歷史社會學的薰陶，仍 保有相當濃厚的歷史途徑[10]；一直要到1970年代末期、1980年代初期，比較歷史分析[11]（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的研究方法重新為社會科學家重視，才開始有人對於這樣的歷史切割走向加以挑戰，譬如Charles Tilly（Qvortrup, 2004: 128-29），終於有新制度論[12]（new institutionalism、neo-institutionalism）在1980年代的蓬勃發展，特別是其中的歷史新制度論 （historical new institutionalism），強調由歷史事件的比較分析，來看國家制度的變遷（institutional change）（Robertson, 1994: 131-39）。

如果我們把歷史發展約略分為上古、中古、近世、近代、現代、以及當代[13]，那麼，荷西之前的所謂「史前時代」，並非原住民族沒有歷史[14]， 而是沒有文字書寫的歷史。其實，在傳統大中國的思維中，台灣只是地方、不是國家，因此只能有「方志」的編修[15]；日本殖民統治循例，也只是消極地進行 「舊慣」的調查；戰後，國民黨政府延續「通志」的編纂，以羈靡地方仕紳（吳密察，2006）。在戒嚴時代的台灣，研究台灣史是不被鼓勵的，甚至於是被視為 危險的工作，因為很可能牽涉到對於國民黨政權是否為正統的詮釋（陳木杉，1997：302）；因此，除了表徵「中華民族擴展」的開發史以外，在政治史裡 頭，就屬斷代的抗日運動史是比較可以接受的。這種「既無歷史、何來政治史」的冠冕堂皇說法，就是要以專業的理由，方便地否定台灣史的研究、或是教學的必要 性。一直要到解嚴以後（1987），前總統李登輝倡議「台灣優先」，台灣忽然被「發現（天下編輯，1992）」，對於鄉土的關懷被認為合乎人性而接受，台 灣史的研究才被「史蹟」、「源流」的束縛下逐漸鬆綁、甚至於被視為顯學（彭明輝，2002：114）[16]。除了說開始有「國民中學認識台灣歷史篇」的 課程（國立編譯館，1997），中央研究院經過十年的籌備（1993-2004），也終於有台灣史研究所[17]，而台灣政治史也開始在大學教授 [18]。

大體而言，我們可以由三個面向來看台灣的歷史呈現（圖4）（略）：首先，就縱切面而言，我們可以由原點的通史出發，然後，隨著時間的推移，可以有史 前、荷西、明鄭、清治、日治、以及國治等斷代史[19]；接著，從橫切面來看，我們可以有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以及文化史等專史；再來，我們依據書寫 的對象（object）、或是主體（subject），也可以分別有族群、或是民族史，譬如原住民族、鶴佬人（福佬人、閩南人、河洛人、Ho-lo [20]）、客家人（客人）、或是外省人（新住民[21]）。

經過這樣星羅棋布般的分類（typology），我們進一步來看政治史的分布。姑且不論當代史、或是政治人物的傳記[22]，我們可以看到，有關台 灣政治史的書寫，大致是集中在通史、或是綜合性的歷史論述[23]；特別是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台灣史」、或是「台灣歷史」為名的專書、或是教科書，有 如雨後春筍一般紛紛出現[24]。如果以斷代史看，則以有關日治時代的專論最多，或許是因為不管政治立場為何，都可以找到發揮的立足點；如果由書寫者立場 的光譜來看[25]，由主張與中國統一[26]、保持現狀[27]、無色彩[28]、本土派[29]、到台灣獨立建國[30]，即使國家定位的看法不同， 不過，大致是有反殖民的共識[31]。同樣地，明鄭政權可以持續受到青睞[32]，除了有益確認政權的正當性以外，應該還有實務上的工具性運用，譬如未來 與中國談判的可能[33]。相對之下，清治[34]、或是台灣民主國[35]就比較不受到重視。

如果就戰後的政治發展而言，也大體可以使用光譜的方式來排出作者的政治立場，由許介鳞（1996、2001）、彭懷恩（1987）、到李筱峰 （1987），政治立場涇渭分明[36]。至於二二八事件的書寫，由當時官方的「二二八事變」（林木順，1990）、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 （1994）的「二二八事件[37]」、陳翠蓮（1995）的「二二八悲劇」、到王建生等人（1984）的「二二八革命」，光是如何加以稱呼，就可以大致 看出是否有褒貶臧否的意圖。相對之下，有關台灣獨立運動的發展，大多數是由本土派[38]、台獨人士[39]、或是外國人[40]來執筆[41]。

在過去，或許歷史的書寫並沒有特別作族群的區隔，除非是涉及族群間的衝突，譬如閩客之間的械鬥[42]，然而也因為如此，少數族群的觀點很可能被一 般化的處理，因而被稀釋掉了；不過，也有一些特例。社會學者蕭新煌與黃世明（2001）對於客家族群的地方政治發展作了相當詳盡的描述，尹章義 （2003）則從開發的角度來看客家史。歷史學者藤井志津枝（2001）探討百年來的原住民政策；另外，政治人類學者王嵩山（2000）對於原住民鄒族的 政治制度也有描繪。歷史學者翁佳音（2001）嘗試考證荷治時期平埔族大肚番王的政治安排；人類學者Shepherd（1995）顯示清廷如何積極介入漢 人與平埔族之間的競爭；社會學者柯志明（2001）由土地權著手，說明清廷如何周旋於漢人、平埔族、以及生番之間的「三層制族群分佈」。

整體來看，有關台灣政治史的書寫，如果扣除政治運動者[43]、統派論述[44]、中國觀點[45]、以及官方核准的樣板[46]以外，絕大多數是 由歷史學者來進行，包括鄭欽仁（1989）、張炎憲（1995）、吳密察（1991）、李筱峰（1987）、以及薛化元（1996）[47]，都是台灣歷 史學會的成員[48]。相對之下，政治學者參與台灣政治史詮釋的並不多[49]，除了當年流亡海外的黃昭堂[50]（1989）、盧修一（1990）、以 及許世楷（2006）以外，就剩下江澄洋（1995）、陳翠蓮（1995）、以及許介鳞（1996、2001）[51]。論真來講，真正標榜書寫「台灣政 治史」的，倒是一位美國政治學者Denny Roy（20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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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以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的圖書館來說，政治學的學術期刊依然陳列在歷史學的部門。

[10] 譬如Robert Michels、Max Weber、以及Morsei Ostrogosky（Qvortrup, 2004: 128）。Hobson（2002: 6-15） 指出兩種「去歷史化」（ahistoricism）的方式：chronofetishism、tempocentrism。前者認為當下是自主的、自然 的、以及自發的，只能透過當今的檢視來了解，因此，過去是可以忽略的；相對地，後者認為可以將過去不同時代的不連續斷裂、或是差異加以燙平，因此，對於過 去的考察是要找尋是否有與當下相符的跡象，然後可以大言不慚地宣稱過去其實是與現在沒有多大差別（isomorphic），因此，也是可以加以扁平化。

[11] 比較歷史分析的重點有三：強調有系統的比較方式來作分析、重視事件的發展時序、以及關心如何解釋因果關係（Mahoney與Rueschemeyer, 2003）。請比較Alexander George（1979）的「結構式集中比較」方法（structured, focused comparison）。

[12] 新制度論的重點在於強調國家制度的自主性，可以提供誘因給行為者所，也可能構成障礙。有關於新制度論與舊制度論的差別，見Orren與Skowronek（1995）、以及Robertson（1994）。

[13] 有關台灣歷史的分期，見黃秀政（1999：384-86）。

[14] Wolf（1982）稱西方人在美洲所遇見的原住民為「沒有歷史的民族」（people without history）。

[15] 有關方志在台灣的發展，見陳捷先（1996）。

[16] 對於台灣史研究在戰後發展的回顧，見張炎憲（1993）、以及王晴佳（2002）。

[17] 有關於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的沿革，見http://140.109.185.220/sim1.htm。

[18] 目前開設類似課程的大學大約有十所左右，除了歷史學、或是政治學相關系所，大致是放在通識課程裡頭；見附錄一。

[19] 尷尬的台灣民主國可以分開列、也可以置於清治的尾聲、或是日治的序曲。

[20] 究竟這個用字的漢字如何寫，立場不同，當然就有偏好上的差異，客家人慣稱「福佬人」，國民黨政府的「正式」用法是「閩南人」，當然是有其政治社會化（洗 腦）的考量，一些強調原生性純種漢人血統者則穿鑿附會為「河洛人」，而「鶴佬人」是語言學家洪惟仁的用詞，借其音，「Ho-lo」則是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 會在2003年通過的『語言平等法草案』（第二條）的暫時妥協用字。

[21] 這是一些外省運動者所提的用詞，不過，言下之意，似乎暗示其他三個族群為「舊住民」、或是「老住民」；此外，也有人認為換湯不換藥、或是擔心有負面的絃外之音而敬謝不敏。在族群未有共識之前，我們暫時接受一般的用法，並無排拒的意思。

[22] 譬如蔣渭水（黃煌雄，1978a）、彭明敏（1995）、或是雷震（2003）。

[23] 前者有王詩琅（2003 [1978]）、王育德（n.d. [1979]）、呂秀蓮（1979）、史明（1980）、吳密察（1998 [1981]）、楊碧川（1987）、伊藤潔（1994）、李筱峰與劉峰松（1994）、李筱峰（2003）、以及戴寶村（2006）；後者有林濁水等人 （1984）、吳密察（1991）、李筱峰（1992）、張炎憲、陳美蓉、與黎光中（1995）、張炎憲、李筱峰、與戴寶村（1996）、黃昭堂 （1996、1998）、翁佳音（2001）、以及若林正丈與吳密察（2004）。有關外文的台灣通史，見翁佳音等人（1992）的評介。

[24] 譬如薛化元（2001）、Lin與Keating（2001）、黃秀政等人（2002）、簡後聰（2002）、陳鴻圖（2004）、李筱峰與林呈蓉（2003）、以及高明士等人（2006）。

[25] 這當然是概念上的粗略分法，特別是交接處不免有灰色地帶；此外，在將特定對象歸類之際，當事人未必在主觀上會同意我們的做法。我們以為，政治立場並無對錯，只有追求的手段是否可以接受，因此，也就沒有刻意「戴帽子」的用意。

[26] 或是親中派，譬如王曉波（1985、1997）、以及洪宜勇（2004）；或是流亡中國的台灣人，譬如黃玉齋（1999）。

[27] 或是中華民國派，譬如林國章（2004）。

[28] 譬如蔡陪火等人（1971）、連溫卿（1988）、林繼文（1996）、陳芳明（1998）、葉榮鐘（2000）、以及周婉窈（2003）。

[29] 譬如黃煌雄（1978b）、楊碧川（1988）、陳俐甫（1996）、以及簡炯仁（1997）。

[30] 譬如黃昭堂（1989）、盧修一（1990）、以及許世楷（2006）。

[31] 當然，也有日本人的出版品，譬如井出季和太（1977）、以及向山寬夫（1999）。另外，中國人也不會放棄針砭的機會，譬如安然（2005）。同樣地，荷治時代的歷史，除了郭弘斌（2001），也有中國的楊彥杰（2000）。

[32] 譬如黃典權（1975）、周宗賢（2002）、陳錦昌（2004）、黃玉齋（2004）、以及江仁傑（2006）。

[33] 譬如吳正龍（2000）。

[34] 見戴炎輝（1979）、以及楊熙（1985）。

[35] 少數的特例是黃昭堂（1993）、或是黃秀政（1992a）。

[36] 不過，薛化元（1996）、任育德（1999）、謝漢儒（2002）、或是蘇瑞鏘（2005）似乎是採取中間的路線，可以稱為沒有色彩、或是本土派、甚或廣義的民主／自由派。

[37] 不過，海外的林啟旭（1984）、以及島內的張炎憲等人（2006）來看，儘管還是沿用通俗的「二二八事件」，不過，詮釋上顯然與前者有別。

[38] 譬如陳銘城（1992）、陳佳宏（1998）、以及張炎憲等人（2000）。

[39] 譬如劉重義等人（1988）。

[40] 宋重陽（1996）是日本人、而Geoffroy（1997）是法國人。

[41] 南方朔是特例（1980）。

[42] 見南兵和（1981）、以及丁光玲（1994）。當然，一般性的「分類械鬥」，也包括閩客之間的衝突；見黃秀政（1992b：37-39）。

[43] 譬如王育德（n.d. [1979]）、呂秀蓮（1979）、史明（1980）、林濁水等人（1984）、楊碧川（1987）、以及伊藤潔（1994）；其中，旅日過世的王育德、以及伊藤潔，既是台獨運動者、也是學者。

[44] 譬如尹章義（1986）、王曉波（1988）、以及戴國輝（1989）。

[45] 譬如楊克煌（1956）、莊嘉農（1990）、陳碧笙（1993）、以及蔡子民（2004）。這些人都是出生台灣、戰後流亡中國者。

[46] 譬如郭廷以（1975 [1954]）、連橫（1977 [1921]）、高賢治（1978）、黃大受（1982）、以及林衡道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0）。

[47] 李功勤（2002）的《中華民國發展史》雖然包含台灣，卻有一半的篇幅與台灣無多大相關。

[48] 其實，他們也都是台灣教授協會的會員。

[49] 有關台灣政治學界研究的發展，見高永光與郭中玲（2000）的回顧。

[50] 黃昭堂的大學學位是台灣大學經濟系學士，最高學位是東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專攻為國際關係；如果在歐美，除了少數有自己的科系，國際關係隸屬政治學的範疇。其實，鑽研台灣政治史的日本學者若林正丈（2004）的博士學位也相仿。

[51] 政治學者彭懷恩（1987）、Tien（田弘茂）（1989）、Chu（朱雲漢）與Lin（林繼文）（2001）、以及若林正丈（2004）主要是從比較 政治學的途徑來看戰後台灣的政治發展。有關國內政治學界研究的回顧，見何思因、與吳玉山（2000）。另外，吳叡人的博士論文The Formosan Ideology: Oriental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1895-1945，從題目看來，應該也算是政治史；見其個人網頁的清單著作http://140.109.185.220/per2-rrwu.htm。

[52] 另一位書寫台灣史的美國人Garry Marvin Davison（2003），本身是中國歷史專家。


(待續)

文章出處：台灣法律網　http://www.lawt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