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治史的重新建構(四)

台灣政治史的重新建構(四)

文 / 施正鋒教授

肆、墾殖社會的獨立建國

如果說「台灣的中華民國化」就是「內地化」的經典代表，那麼，「中華民國的台灣化」就是「土著化」的最佳例證，兩者都是政治建構的混合體 （hybridity），也就是不放棄台灣與中國在血緣、文化、甚至於政治上的臍帶。就原生（primordial）的角度來看，人們對於先人的出生地帶 有浪漫的憧憬，原本是人之常情，特別是在殖民統治之下，然而，當父祖之國忍心棄絕親生子女而去，不僅是彼此恩斷情絕，連後人也是「田無溝、水無流」，因 此，情感上的眷戀終將隨時間推移而逝去；尤其是在文攻武嚇的情況下，如果還有半點羈絆，除非說是政治權力、或是經濟利益的盤算，恐怕也是匪夷所思的單戀。

由「內地化」到「土著化」，詮釋台灣政治史的最大瓶頸，就是無法突破一個民主政治上最基本的原則，政治制度／政權／國家是因為人民而設計的，不應該 勉強老百姓要去接受不請自來的統治者，因此，如果說異族的荷西、日本、甚或滿清政權都是殖民政府[65]，那麼，漢人的明鄭、以及國府政權所遂行的就是一 種「內部殖民[66]」，也就是試圖就地合法的違章政權，卻不改政治垂直分工的本質。就內部統治階層人數的多寡而言，不管是典型的金字塔型少數統治（譬如 荷西、鄭治、清治、日治、國治）、還是倒金字塔型的多數統治（譬如漢人[67]之於原住民[68]、或本地人之於新移民[69]），只要支配關係存在，即 使被支配者心甘情願，這就是殖民統治（colonialism）；即使所謂的本土菁英取代殖民者上台，只要原住民族永遠在社會的最底層沉淪、後來的移民不 願／無法把這塊土地變成自己的新故鄉，那麼，所謂的「本土政權」，也不過是一個披著原生特質的「族群化國家」（ethnicized state），而原本期待的包容性（inclusive）「公民式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當然會被指控為排他式的（exclusive）「族群式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即使這個國家在形式上（nominal）取得對外的主權獨立，只要在心靈上掙脫不了對於原有政治制度、經濟結構、以及文化覇權 的實質（substantive）倚賴，甚至於要全力加以捍衛，這就是一種後殖民的狀態（post-colonialism）。

針對傳統的「中原文化至上主義」對於蠻夷的歧視，鄭欽仁（1989：8-10）提出「以人民為主體」的呼聲，也就是希望位於邊疆的台灣漢人能被尊 重；曹永和（2000：445-49）也有「台灣島史」的想法，認為傳統的歷史書寫過於強調統治者的看法，因此，主張「人民的歷史」。不過，相較於「這是 誰的國家」的質疑，究竟「甚麼是人民」、「誰來定義人民」、以及「如何定義人民」，也必須有進一步的討論。同樣地，黃昭堂（1998：4）的「沒有母國的 殖民王朝」、以及李筱峰（2003：68-69）的「佔遷者政權[70]」，主要是在否定強調法統、卻又無根的國民黨政權的正當性，似乎對於講「台語 [71]」的李登輝、陳水扁政府比較有好感／信任感，然而，對於要如何面對原住民、甚或「在台灣的中國人[72]」（外省人），除了抽象的「認同台灣」原 則／口號以外，尚未見到他人有提出更積極的公式，來處理民族認同分歧的難題。

若要打破台灣人長久以來的「孤兒意識」，絕對不是「重回祖國的懷抱」、或是「半路認老爸」，因為，只要不是自己雙手建立的國家，永遠有再度被要求 「犧牲小我、成全大我」而割讓的機會。在我們的構思中，所謂的「獨立建國」，並不是廉價的及瓜而代，而是要在一個「墾殖社會」（settler society），重新建立「民族國家[73]」（nation-state）。在這裡，所謂的「民族」（nation），並非指具有共同血緣、語言、或 是文化特徵的一群人，而是指相信彼此在現在、以及未來有共同的命運，同時，又認為彼此的福祉必須透過一個共同的國家，才能夠獲得保障，簡而言之，就是希望 共同生活在一個國家之下的一個「命運共同體[74]」；因此，這是一種「政治性民族」、而非「文化性民族」，也就是說，這是像美國、或是瑞士一般的民族， 把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的人民凝聚成一個民族，而非德國、或是義大利一般的民族，想要把具有共同血緣、文化的人結合起來，進一步統一／組成一個國家。而這個 國家的定位是「民族的國家」（national state、nation’s state），有別於人類過去出現過的城邦國家（city state）、帝國（empire state）、或是王朝國家（dynastic state），也就是說，在這個國度之下，人民（people）不再是臣民／子民／老百姓（subject），而是享有國家權利、以及承擔國家義務的公民 （citizen）。

當然，這裡必須問，究竟這個民族是如何想像出來的，也就是說，「台灣民族」是如何建構的[75]；否則，如果只是關心民主化的過程[76]，枉顧何 者為主體，那麼，台灣本身的民主化很可能將被視為次要的、是可以犧牲的，因為，必須永遠為層級更高的個體所定義出來的目標來服務，從屬的自己並沒有置喙的 餘地。

就社會的屬性而言，我們將台灣定義為一個「墾殖社會[77]」，而非「移民國家」。所謂的「移民」，是指在主動、或是被動的情況下，遷徙到一個新的 國度，而且會想辦法融入這個主流的社會。相對之下，「墾殖者」（settler）不是單純的移民，他們一旦移入，還會把原鄉的社會制度加以移植；他們也不 是一般的「殖民者」（colonist），因為他們背後並沒有一個可以依靠、或是回灌財富的本國（metropolis）。所謂的「墾殖國家」有兩種，第 一種包括指美國、澳洲、紐西蘭、加拿大、以及拉丁美洲國家，是指墾殖者來到新天地建立自己的國家／王朝以後，一方面要擺脫母國的控制，另一方面，還要面對 原住民族對於統治的挑戰；另一種是沒有原住民族的社會，譬如過去白人少數統治的南非、以及羅德西亞（津巴布威）[78]，也就是在帝國主義者離去以後，墾 殖者繼承殖民政府、或是成立新政府，繼續支配居本地人。

台灣的社會結構可以說是前面兩者的結合，也就是說，這是一場同時在進行兩條戰線的奮鬥：對內而言，首先，墾殖者（鶴佬人、以及客家人）與新移民（外 省人）搶奪政權的主導，其次，兩者必須面對原住民族（平埔族）消聲匿跡的歷史責任，再來，在全球化的情況下，本地人必須思考如何接納最新一波的移民 [79]、以及心繫台灣的外移離散者[80]（diasporas）；對外而言，這個國家除了要面對母國併吞的威脅、以及統派的木馬屠城，還要時時提防其 他強權的覬覦、以及買辦的裡應外合[81]。我們（施正鋒，2001a）先前曾經建構了一個墾殖社會的政治架構（圖6），在此略加修飾（圖7）（略），也 就是把移民再區隔為墾殖者、以及新移民，以呈現不同波移民可能存在的差異，同時，也顯示強權與母國之間的關係、及其對墾殖國家可能的影響。

在我們所構思的概念架構中，國家／政府界於社會、以及國際體系之間，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之下，有三種可能的角色（Shih & Wu, 2005）：（一）在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之下，國家是社會與國際體系的介面，政治決策者面對國際關係上所謂的「二階競局」（two -level game），將內外的挑戰視為資源、以及限制，希望維持國家最高的自主性（autonomy）。（二）在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之下，國 家聽命於國際體系，政治菁英對於外部強權、或是母國言聽計從，甚至於就是帝國主義者的統治工具，族群關係注定要被統治菁英所操弄。（三）在還原主義 （reductionism）之下，國家從屬於社會；端賴社會對於多元族群的整合情形，國家有可能信奉多元文化主義，也有可能自我矮化為族群化的國家。

不管是從獨立運動、民族運動、還是民主化的角度來看，墾殖國家必須面對「國家肇建」（state-making）、「民族塑造」（nation- building）、以及「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的三大任務，也就是在列強環伺的夾縫中確保國家主權的獨立（施正鋒，2001b、 2005）、在族群競爭的徬徨中凝聚民族認同的共識（施正鋒，2000、2001a、2002、2006）、以及在後殖民體制的迷惘中進行民主制度的打造 （施正鋒，2002b、2003）。就優先順序而言，先有獨立自主的國家，才能奢言內部的認同凝聚、以及制度建構；同樣地，如果認同有嚴重的歧異，對於如 何設計政治制度就很難有共識。不過，就實際上的推動而言，這三項課題可以齊頭並進、而且是相互影響的（圖8）（略）。也就是說，雖然國家主權獨立是最先決 的條件，然而，如果內部對於民族認同、以及國家體制的認識相持不下，就會大大減弱對外的看法是否一致；同樣地，就是因為大家對於國家定位、以及國家體制缺 乏共識，連帶地，也會阻礙民族認同的趨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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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也就是在殖民地所從事的任何開發、建設，終將必須貢獻殖民者的本國。

[66] 有關「內部殖民」的概念，見Hechter（1975）。

[67] 漢人＝外省人＋客家人＋鶴佬人；本地人＝原住民族＋外省人＋客家人＋鶴佬人；新移民＝婚姻移民。

[68] 對於「漢番」之間支配關係的不平，見楊碧川（1987：6-9、57-67）；這些書寫者多半會將彼此的通婚帶上一筆，譬如史明（1980：89）、或是 吳密察（1998：121）。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歷史上的原住民族，其實是聚居於平原的「平埔族」；當前國家所承認的原住民族，未必對於這些當年接受漢化 的「同胞」（？）有所同情。

[69] 也就是所謂的「外籍新娘／外娘」；就目前規劃的模式而言，應該是「婚姻移民」比教妥適。究竟這批以來自中國、以及南洋（東南亞）為主的新移民，是否構成一個內部具有凝聚力的新族群，仍有待觀察；事實上，由於取得身分的時程不同，兩者略有張力。

[70] 李筱峰毫不掩飾這個概念取自Weitzer（1990），可能的理由是該書提及台灣。

[71] 這是鶴佬人約定俗成的自稱，過去，官方的用字是「閩南語」。

[72] 這樣的用法，可能是擔心「外省人」一詞隱含台灣是中國眾多省份之一，因此，有自我矮化的意思。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說，如果外省人不願意當台灣人，就直接稱 呼之為中國人，沒有必要勉強；問題是，並非所有的外省族群的成員都認同政治中國。其實，即使外省族群的國家定位獲得合理解決，仍然要面對台灣內部的分配議 題，也就是說，作為台灣的一個族群、而非客居的外國僑民，還是有權利要求保有族群的集體差異，包括族名的自我稱呼。

[73] 留日學者稱為「國民國家」，可能是對漢字「民族」有所卻步。

[74] 有時又稱為「生命共同體」。就一個「共同體」（community）而言，其範圍可大至一個地球村，是全人類的共同體，也可以小至一個地方性的社區，當然，族群（ethnic group）也是一種共同體。

[75] 相關的議題是「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有何差別」。

[76] 民主化包括自由化、民主轉型、以及民主鞏固等三個過程。

[77] 有關「墾殖社會」的一般性介紹，見Clayton（1996）、Stasiulism與Yuval-Davis（1995）。Hartz（1971）雖然沒有直接用到這個字眼，早有類似的分析架構。

[78] 有時，也包括以色列、甚至於北愛爾蘭；見Abu-Lughod與Abu-Laban（1974）、Clayton（1996）、Weitzer、以及Will與Ryan（1990）。

[79] 不止最常見的婚姻移民，外來，還可能還要面對是否接受外籍勞工歸化的議題。

[80] 包括台僑、以及台商。

[81] 其實，不管是母國、還是強權，只要他們企圖操控台灣的自主性，就是帝國主義者。


(待續)

文章出處：台灣法律網　http://www.lawt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