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旭東的困惑

◎ 祝祥麟

「中國毫無理性的大量生產，現實世界真的有理性可言？台灣該如何自處？」這是日前企業家徐旭東向應邀來台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沙金特（Thomas J. Sargent）所請教的問題。

事實上，徐旭東的問題幾乎是台商和外資製造業對於中國的疑惑，也是目前的痛處。

產能過剩和重複建設，是中國計畫經濟體制下ＧＤＰ掛帥的產物。由中央分配到每個地方，省、市都有其ＧＤＰ的目標，號稱「鐵公雞」（鐵路，公路，機場）、公共建設就在這個大目標下自然產生。在產業界，依ＧＤＰ成長率，再規劃其產能的成長。而國有（含地方政府投資）為主的產業結構，相較於自由經濟體下的私人企業，其投資效益和風險評估就相對「非常樂觀」；更重要的是，過程中官員可以上下其手，因此樂此不疲。後者，沙金特演講中所謂的「理性」代表「人們都會根據自己的最大利益來做最終決定」，倒很諷刺的適用於此。

中國這些特權人士的「理性」和政府的意志（ＧＤＰ成長導向），造就了產能過剩和大量錯誤（或無效率）的投資。對全球市場來說，就是貿易糾紛，如傾銷，或「殺敵一千，自傷八百」的非理性低價競爭，如太陽能產業，沒有「國家」的間接支持，何能讓德國的大廠也無招架之力？

當全球的成長再也無法消化中國過多的產能時，其外銷帶動成長的模式，就質變成一種「以鄰為壑」的貿易政策。套用知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aul Samuelson的「自由貿易不適合用在那些追求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的貿易夥伴國家」，或更能回答徐的問題（沙只簡單說明其預期理論在計畫經濟和自由競爭市場的不同，由於點到為止，部分媒體各有解讀）。

至於「台灣該如何自處？」沙又把問題丟回給徐旭東。徐應當問問馬總統、經建會主委尹啟銘，這也是目前台灣經濟處於前所未見的困頓下，國人想要知道的答案。

從龍象之爭看未來

作者:余傑 

關於中國模式的爭論吸引了許多學者介入，有趣的是，大部分的參與者都是經濟學家。因為在經濟學的維度上討論中國模式，在中國國內還有一定的空間，而一旦觸及到政治體制，就成了社會學家丁學良所說的「五星級的辣椒」，官方覺得辣，憤青也覺得辣。所以，政治學家被禁足的地方，經濟學家尚可「戴著鐐銬跳舞」。黃亞生便是其中之一。他是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被美國國家研究學會選為全美研究亞洲問題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之一。近年來，黃亞生在報刊上發表了數十篇關於中國模式的文章，並結集為《中國模式到底有多獨特？》一書出版。他對中國模式的剖析，主要也是從經濟學的路徑進入──雖然經濟與政治最終並不能截然分開. 

反對流行的「中國模式」觀 

中國學術界有一種主流觀點認為，中國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高速的經濟增長率以及儒家文化傳統，共同構成「中國模式」的重要特徵。黃亞生反對這種觀點.他認為，單單從經濟發展模式上來看，無論是中國的成功經驗還是發展困境，都不是中國特有的，都可以在其他國家身上找到影子。以成功經驗而論，中國類似於東亞各國。東亞經濟的高速發展歸功於早期的士地改革、民營部門的茁壯成長以及政府對教育和衛生事業的大量投入。從欠缺方面來講，中國的不足也能在拉美國家找到影子。在拉丁美洲，巨大的貧富差距困擾著每一位執政者。國有企業和壟斷資本大大壓縮了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以此而論，並不存在一種多麼獨特的「中國模式」。而未來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還是要依靠「市場」和「法治」等要素。 

在黃亞生的這本文集中，最讓人耳目一新的是對中國和印度的對比。這些年來，中國模式被吹捧上天，印度卻連「模式」的說法都不敢提出。國民生產總值已經超過了英、法、德、日，即將追上美國的中國，當然不會將印度這個昔日戰場上的手下敗將放在眼裡.但是，長期從事中印比較研究，並創辦「中國實驗室」和「印度實驗室」的黃亞生，卻在對兩國的深入比較中，得出與常人截然相反的結論。 

中國印度貧富懸殊不同景觀 

一般人對印度的第一印象就是髒、亂、差，印度沒有一個大城市像北京和上海那麼光鮮和整潔。髒、亂、差當然是現代城市管理者應當加以改進的方面，但黃亞生對此有著不同的看法。他發現，印度的貧民窟與富人宅第基本上比鄰，常常是高樓大廈的旁邊緊挨著就是成片成片臨時搭建的低矮的帳篷人家。窮人們抬頭就能看見富人，富人每天出門在門前、屋後、拐角處總能碰見窮人。他進而發現，在印度是沒有「收容」或者「城管」之類的，印度憲法規定印度公民有遷徙自由，你願意到哪裡登記就可以到哪裡居住。所以，即便住在王宮式的豪宅中的印度首富，也不可能將住在帳篷裡的窮人鄰居趕走。 

中國的情況則相反。在北京、上海的中心地帶很難見到窮人，在高樓大廈拔地而起的過程中，窮人多數被遷到城市的邊緣或者郊區.此外，拋開暫住證這類對外來人群的限制外，城市底層的創業人群經常受到城管的清理。這種通過政府強制力量達成的貧富分化乃至貧富分離、貧富隔絕，比印度古已有之的種姓制度的惡果還要嚴重。黃亞生指出： 

「窮人遠離人們的視線，很多大學生和商界人士對中國窮人的真實生存狀況所知甚少，所以才會安然地認為不讓窮人和外地人分享城市利益，要遠比保障這一人群的合法權利、使他們得到公正發展的機會重要得多。這也是致使他們對社會低層人群缺失社會責任感的原因之一。」有權者和有錢者的傲慢與偏見，冷酷與自私，不可能不引發底層的反彈。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一種法西斯主義的情緒化，正如丁學良指出的那樣：「這種可怕情緒是上下惡性互動的結果，暴官導致暴民反抗，以暴抗暴。」如此惡性循環，中國的前景不堪設想。 

印度窮人有尊嚴、有自由 

印度當然存在嚴重的貧富懸殊，但比起中國的窮人來，印度的窮人的幸運之處在於：他們尚有自由，尚有尊嚴。黃亞生從印度貧民窟的髒、亂、差中，發現了一個秘密：窮人的自由，是國家的活力和希望所在。「自由遷徙、隨意棲居的背後是創業者更低的創業門檻、更自由的創業選擇。每年都有無數來自各地的心懷夢想的創業者湧入孟買，他們可以隨意到街上擺攤招攬生意，隨意搭建帳篷自由居住，隨意開始自己的創業.」印度的軟件業為什麼迅速超過中國，恐怕真要從這裡尋找根源。 

在印度，窮人的帳篷「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在中國，即便是唐福珍這樣的城市中產階級的住宅也不免遭到暴力拆遷.在印度，媒體大部分是私有的，窮人的聲音可以在媒體上表達出來；在中國，媒體仍然掌控在政府手中，弱勢群體永遠是「沉默的大多數」。法國學者索爾孟《印度製造》書中一句話便揭示了兩個國家的差異：「中國使用暴政的力量將所有的人民串連在一起，在印度則是所有國民的力量讓印度人團結在一起。」他觀察到，印度追求的是一種「正義、正確、合理的發展」，印度人一直在追問「自由經濟市場將耗時多久才能完成更均勻的財富分配？還要多久印度的婦女才會從經濟成長中受益？這些問題能夠一直提出，才是印度民主最偉大的優點」。 

印度不會到處建「甘地學院」 

印度的民主制度不允許政府像中國這樣「以舉國之力辦奧運、奪金牌」。印度在奧運會上獲得的金牌，不到中國的一個零頭.印度的人均收入雖然不到中國的一半（實際購買力如何另當別論），印度政府卻宣佈為全體居民提供免費的寬頻服務。中國的做法與之相反：政府肆意投入巨資修三峽大壩、建高速鐵路、實施登月計劃，以及修建阻止國民自由上網的「網絡長城」。 

那麼，為什麼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時常優於印度呢？首先，黃亞生發現，印度的優點是非常透明，它的缺點都擺在那兒，你可以盡收眼底。印度的媒體每天都在揭政府的醜，想捂都摀不住。所以，一個國家如果對自己的缺點非常坦然，當它公佈自己的成就時就不會有人去懷疑。黃亞生談到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的一門開了五年之久的關於中印比較的課程，每年都有人質疑中國經濟的統計數字，卻沒有一個人質疑過印度的統計數字。 

另一方面，由於印度的政治制度，印度政府不可能在不經過議會和人民的同意前提下，撥出巨資到國際社會去作「國家形象宣傳」和「軟實力推銷」，比如像中國到全球開設無數孔子學院那樣去開設「甘地學院」。更何況甘地的思想和精神早已成為人類現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本無須以甘地學院的形式來作對外宣傳。而中國則可以不計成本地辦奧運會和世博會，甚至買下西方主流媒體最佳和最貴的廣告時段，播放中國的正面形象宣傳片。 

國民幸福指數和民主自由相關聯 

但是，這些亮麗的畫面和數字，跟民眾的幸福指數究竟有多大的關聯呢？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中國經濟增長到底能給老百姓帶來多少福祉。中國的外匯儲備居世界之首，有學者建議用外匯儲備增加醫療和教育等福利投資時，卻遭到官方的斷然拒絕.黃亞生在對印度的研究中卻發現，印度的政治經濟體制決定了它的GDP增長和個人收入增長總的同步性。印度人的工資年均增長百分之十二，扣除物價上漲也有百分之七，而中國人的工資扣除物價上漲之後卻是負增長.黃亞生說，這種不增加人民福祉的GDP增長正是他最反對的，「對於富士康跳樓的工人們來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再快，外資投入再多，國家外匯儲備再大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一個國家國民的幸福指數，不僅取決於經濟增長，更取決於政治制度是否民主、公民的人權與自由是否得到保障，以及經濟增長是否與每個人的生活相關.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在《慣於爭鳴的印度人》一書中指出，理解和利用印度豐富的爭鳴傳統，對於印度民主制度的成功，對於捍衛其世俗政治，對於消除各種與階級、種姓、性別及社群有關的不平等現象，對於南亞次大陸的和平事業，都是至關重要的。而這樣一種「慣於爭鳴的傳統」，恰恰是崇尚「家天下」和「一言堂」的中國最為匱乏的。 

印度沒有搶佔土地和暴力拆遷 

中國和印度經濟的快速發展，引起了世界的矚目。即便在「金磚四國」中，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也是最快的。於是對於即將到來的「龍象之爭」，人們拭目以待。英國專欄作家戴維‧史密斯甚至專門撰寫了一本名為《龍象之爭：中國、印度與世界新秩序》的著作，不過他並沒有得出誰將是贏家的結論。 

在這場拉力賽中，中國似乎遙遙領先，印度奮起直追卻力不從心。觀察家普遍看到民主的印度存在嚴重的「管治不善」，英國作家馬克‧涂立和吉莉安‧萊特在《印度慢吞吞》中引用了印度精英知識分子的哀嘆，「即便在高科技的印度理工學院，我們仍然是歷史的人質」。而人們通常給予一黨壟斷權力之下中國行政當局的組織能力以及龐大的基礎建設給予極高的讚譽.黃亞生不同意這樣的看法，他將政府大力興建高鐵、公共設施和基礎設施的做法稱之為「鐵公雞經濟學」，而在今天這是「最有害的經濟觀點之一」。溫州高鐵撞車慘禍，驗證了黃亞生的先見之明。 

跟中國的大步流星相比，印度慢是慢了些，但印度政府的每個決策都經過充分的民主討論才能作出，印度的社會矛盾大都與教派衝突有關，而不像中國這樣百分之六十以上都與搶佔土地和暴力拆遷有關.對於印度來說，最基本的國家建構和政治架構的問題早已解決，即聯邦制、三權分立和新聞自由，使得印度有理由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為驕傲。而中國表面上看步履如飛，但潛在的問題和矛盾「剪不斷，理還亂」，政治體制改革的關口還沒有邁過，整體性的動盪的可能性越來越大。以經濟學家的眼光來看，黃亞生認為，中國最近二十多年來經濟發展的軌跡是：重投資輕消費，重政府稅收和企業盈利，輕家庭和個人收入。這樣的發展模式是殺雞取卵式的，缺乏持續性和後續力。 

競爭力、高科技、銀行優於中國 

雖然在總體的經濟發展水平上，印度仍然落後於中國；但在若干關鍵的領域，印度已經後來居上。黃亞生指出：「儘管人們普遍認為中國的製造業遠比印度成功，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每個工人在製造業上創造的附加值要高於中國。」中國企業競爭力指數排在全球第五十七位，而印度已經排在第三十一位。印度擁有的民營的、高科技的、國際性的大企業也多於中國。印度的銀行更是優於中國的銀行：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就開始在農村地區實施了金融改革，卻於九十年代發生大逆轉，從此便落後於印度。一九九二年，印度准許私有銀行進入銀行系統.截至二○○三年，這些私有銀行的信貸額佔整個印度銀行系統信貸額的百分之十二。相比之下，在中國，私有銀行是微不足道的。 

龍象之爭，誰是贏家？也許短期之內不會有最終的答案。但是，呈現印度真實的發展狀況，對比中國的種種弱項與缺陷，也許會讓那些沉浸在中國模式「就是好」的優越感中的、夜郎自大的國人清醒一點吧。 



－－原載：《開放》，2011-10-05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467

猶太人在美國的影響力

(Ajin 開口)

底下這篇文章的作者黃文局先生是紐約曼哈頓台灣名人，也是台灣人在美國少數非常成功的大企業家之一，而且對台派運動是一向都不缺席，信息資訊掌握一直都非常靈光，也常常是大手筆的捐款者。台派知名的檯面政治人物，至少包括陳水扁，謝長廷，許信良，過去每當他們訪紐約時，經常是文局兄的座上貴賓。 

以前椰子樹下曾經介紹過 猶太教育 這本書。底下文章的內容正好也呼應著這本書，而且比該書更具實例，非常難得。

 這篇文章是作者於本月受邀在紐約台灣會館的演講內容。他將猶太人對美國政界的影響作了非常精采的剖析。其所收集資料範圍，廣泛且充實，並整理出來龍去脈，且用非常深入淺出的表達方式呈現，極為有價值的參考文章。

  

   

 

猶太人在美國的影響力 （黃文局 9-12-2012）

有位極關心台灣的朋友問我，你看OBAMA或ROMNEY當選對台灣比較好。我的答案是任何人當選都與台灣無關。台灣的前途決定於其客觀的戰略地位。因為台灣人在總統選戰中的角色微不足道，對共和黨或民主黨都起不了任何作用。反之，不管是共和黨或民主黨都要受猶太人很大的制約。原因是影響力來自三方面﹕鈔票、選票、與關係。

（註﹕COHEN, 1990 LIEBERMAN, 2009）

· 金錢第一（MONEY COUNT）

今年，共和黨初選時，威尼斯賭場大亨ADELSON SHELDON（全世界財富排名第14）拿了1000萬美金給NEWT GINGRICH。GINGRICH退選之後，又拿1000萬美金給ROMNEY，ADELSON是共和黨猶太人委員會主席，迄今已投入超過3000萬美金。（ADELSON是極端的以色列支持者）

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金融巨鱷索羅斯GEORGE SOROS捐給民主黨候選人OBAMA幾千萬美金TENS OF MILLIONS。

（註﹕SEP 1，2012 NY TIMES）。

海耶特HYATT連鎖旅館業老闆普利茲克MS. PRITZKER原來支持HILLARY CLINTON。HILLARY失敗後，主持一個OBAMA募款委員會。共募了5300萬美金。（後因猶太人不滿OBAMA對以色列不夠好，2012年甚為冷淡）。

這都還只是公開可查的數據，不為人知的私下交易尚有很大的想像空間。

猶太人出手就是千萬美金，而且不是只有一個，是一大票。誰能輕視他們？誰敢忽視他們？

柯林頓總統任內，羅斯柴爾德ROTHCHILD家庭的一個婚禮晚宴在白宮的林肯房舉行。試想這是什麼樣的親密關係？

ROTHCHILD在2008年民主黨初選大力為HILLARY CLINTON募款並組一TOGETHER4US的助選團。HILLARY敗選之後，ROTHCHILD就不那麼熱心了。（據聞HILLARY 父母皆是CHICAGO的猶太人，待查）。

柯林頓是歷來最重用猶太幕僚的總統，包括把29年來美國財政赤字銷減為零的財政部長魯賓（原來是GOLDMAN SACKS的總裁，猶太公司）。

國務卿歐布萊特，國家安全顧問伯格，國防部長科恩，勞工部長拉賓，商業部長（曾任哈佛校長、財政部長）SUMMERS，聯儲會主席GREENSPAN等，連腓聞白宮實習生李文斯基也是猶太人。高級幕僚占總數的42%。

甚至一年內任命二位猶太人任最高法院法官（全國共九位）。

難怪柯林頓總統1996年競選連任總部主任夏荷特（Arthur Schechter，猶太裔）表示﹕柯林頓是有史以來對猶太人最友善的美國總統。

有關羅斯柴爾德家族有必要多費一些筆墨，他們的精彩故事值得占些篇幅。根據英國學者尼爾 × 弗格森 FERGUSON的研究，他們是世界上最神秘的金融家族。因為他們的家訓是不可對外公布財產，因此，迄今神秘莫測。不過，由以下的片段，可知其勢力，遠遠超乎常人想像。

1744年創始人梅耶羅斯柴爾德出生在德國法蘭克福。12歲到漢堡HANOVER歐本海默WOLF JAKOB OPPENHEIMER家族銀行實習（生在紐約的原子彈之父默本海默德先祖）。當時的歐本海默家族是德國最有名的“宮庭猶太”COURT JEW之 一 。

發 展 到 1800年 ， 羅斯柴爾德家族已成法蘭克福最富有的猶太家族之一。5個兒子被分派到德國、英國、法國、奧地利、義大利開創天下。個個身手非凡，英國的納森羅斯柴爾德連一句英文也不會，竟然能利用1815年拿破崙滑鐵盧戰敗的先機一舉掌控英國國債與貨幣發行權。這膾炙人口的故事實在是商戰的經典。

1791年，ROTHCHILD就通過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漢米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建立美國第一銀行，也是中央銀行。20年期限。

1816年，又設計第二家中央銀行，也是20年期限。

1913年，則由血親JACOB SCHIF主持成立第三家中央銀行，即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ED。ROTHCHILD的神通遍及世界。美、英、法、德、俄、日本、香港、中國，等主要國家甚至教宗都與他都脫離不了關係。歐洲第一條鐵路，他們建立的。埃及蘇黎士運河因英國猶太首相DEISREALI的幫忙而取得。（另一巴拿馬運河則控制在美國猶太人SELIGMAN手中）。世界最大鑽石礦DE BEERS最大股東。倫敦地鐵最大控股公司。

1815年，拿破崙與威靈頓打仗，法國ROTHCHILD借錢給法國政府，英國ROTHCHILD則資助英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法國、英國則分別向該國的ROTHCHILD貸款。德，法、英ROTHCHILD更分別控制德國沃爾夫通訊社，英國路透社（也是猶太人創立），法國哈瓦斯通訊社。

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引發擁幕與倒幕德戊辰戰爭。法國ROTHCHILD借貸給江戶幕府，英國ROTHCHILD則提供資金給倒幕的薩長集團購買軍艦武器。

1904年日俄戰爭，英美ROTHCHILD聯合借錢給日本買軍備。

反正不管誰輸誰贏，最後的勝利者只有一個——ROTHCHILD家族。

1858年，LIONEL DE ROTHCHILD成為英國第一個猶太議員。

1885年，他的兒子NATHANIEL ROTHCHILD成為第一個猶太貴族。

沒有任何民族比猶太人更了解錢的重要性與功能性。從12世紀到17世紀的500多年間，猶太人必須用錢去買生存權與居留權。可以說，沒有錢就是死路一條。為求活路，只有拼命賺錢。歐洲各國只要把他們的錢榨光了就把他們踢走。如1290年英國的愛德華一世。1306年起法國也三度趨逐，又三度召回。因為猶太人總能空手崛起，屢榨不乾。猶太人這種特殊才能不但替他們取得生路，甚至受到很多國家的歡迎。

13世紀，波蘭、立陶宛因受蒙古入侵破壞，政府以優惠的條件吸引猶太人前往定居，促進經濟。（納粹大屠殺，死傷最慘就是這二個國家。波蘭的330萬猶太人，死了300萬，立陶宛猶太人90%以上死亡）。

1492年，西班牙驅逐猶太人（SEPHARDIM）。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派軍艦去接收，安置在其領土。至少有10萬人到土耳其。（土耳其與以色列在回教國家關係最好，其來有自）其中有金匠、石匠、裁縫，……。印刷術也在此時由猶太人傳入土耳其。工商興旺。

1623年，丹麥國王克理斯也大量收容西班牙，葡萄牙的猶太人難民以改善該國的經濟。

1630年，克倫威爾允許猶太人重新回到英國。大批荷蘭猶太人挾巨資轉到英國，英國才取代荷蘭變成世界金融中心。

16世紀末，日耳曼地區的諸侯、貴族、主教爭奪軍需物質及經濟利益，紛紛召回被驅逐的猶太人。法蘭克福、漢堡、紐倫堡出現一批宮庭猶太人COURT JEW，專替權貴買辦。最重要的是SAMUEL OPPENHEIMER。1703年因被積欠太大，週轉不靈，抑鬱而死。鳥盡弓藏，金盡人亡，又是一例。只有不斷積累財富才有活路。

反猶的英國史學大師湯恩ARNOLD JOSEPH TOYNBEE研究猶太歷史後的結論是，猶太人能生存到今天，完全是因為他們了解，沒有金錢作基礎，一切理想都不能存在。（註﹕歷史研究，湯恩比）

猶太人重視思考，更重實踐。他們知道，“只出一張嘴”，幸福不會由天上掉下來。實踐最重要的基礎就是錢。有錢不一定辦得了事。沒錢絕對辦不了事。因此，要實踐任何理想，先要充實錢袋。

1976年美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猶太人索爾貝羅說，金錢是唯一的陽光，它照到那裏，那裏就發亮。

塔木德﹕沒有麵粉，就沒有聖經。

猶太格言，用錢敲門，沒有不開的。

猶太人不空談，重實踐。

沒有錢是一步也走不出去的。

以上也許可以部分詮釋美國50大富豪，猶太人超過1/3，諾貝爾經濟獎超過40%以上的理由。

那麼這些富有的猶太人都是挾巨款來到美國或是在美國含金湯匙出生的？

事實上，他們來到美國，多數貧困，因此絕大部分是民主黨的支持者。但是，他們都能在很短時間出類拔萃。

196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高華德（1909~1998）的祖父是波蘭猶太人，移民到ARIZONA的鳳凰城開一小店，逐漸發展成一大百貨公司。

牛仔褲發明人是二位移民美國的德國巴伐利亞猶太人LEVI STRASS與JACOB DAVIS。LEVI原與兄長移民到紐約，在14街擺攤。1848年隨著淘金熱搬到加州，踫到原牛仔褲發明人JACOB DAVIS（原名JACOBYOUPHES）想申請專利，需要68美元，二人合夥於1873年取得專利。發展至今，李維竟成牛仔褲的代名詞。

1904年拿到巴拿馬運河長期經營權的西里格曼SELIGMAN家族，也是白手起家的範例。先打工，後作雜貨小販。有錢之後再開一日用品商店，擴大連鎖，因緣際會，短期即成巨擘。

根據1970年到1982年間130位參議員的投票記錄，接受猶太政治獻金（超過其總經費15%以上）而支持以色列的比例高達95%，沒人敢背叛。

1990年到1992年間，全美76個親以色列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共募得1400多萬美元。勢力之大，幾乎沒人敢正面對抗。

猶太人支持政治候選人都如此大手筆了，支持母國以色列更是不遺餘力。

1947年，聯合國通過巴勒斯坦“分治”決議，中東戰爭一觸即發。梅爾夫人負責籌款武裝軍隊。僅帶10美元飛往紐約，數天即籌得5000萬美元。

1948年一月，以色列即將建國，梅爾夫人又飛往美國，數星期內募得7500萬美元。（註﹕偉大的猶太人，西苑出版社）。

1948年一月，上海猶太人，合捐10萬美元。當時10萬美元多大？7500萬美元幾乎是天文數字。猶太人財力之雄厚，深不可測。再度證明猶太人“會賺錢，甘開錢”的特性。為了母國，不惜一切。

法國的埃德蒙羅斯柴爾德號稱“伊休夫之父”（伊休夫YISHUV是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巴勒斯坦的定居點希伯來語）。從1883年到1903年的28個定居點全部或部分由他出資。前後至少花了560萬英鎊。

· 選票方面

2011年，美國猶太人約有590萬，占全國不到2%（全國共約3億14萬）。

選票不多，但其影響力大到足以左右選情。據統計，他們的投票率高達90%。

猶太人為達到目的，可以出錢出力輔佐你。如果你不配合他的想法，猶太人也會無情追殺你。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91年以色列政府請美國政府提供100億美元的貨款資助蘇聯猶太難民。老布希總統怕激怒阿拉伯國家而予婉拒，全美猶太團體馬上動員抵制。

1991年，老布希在白宮記者招待會抱怨，猶太活動集團在國會的勢力太大（美國猶太人公共事務委員會是華盛頓最強大的遊說團）。這種不滿導致1992年猶太人的轉向與老布希的落敗。

1992年老布希慘敗給柯林頓，370票對168票。柯林頓獲得78%猶太選票，老布希只有12%。

猶太人雖然人口不到全美國的2%，但80%人口集中在紐約、紐澤西、加州、賓州、麻州、佛羅里達州、康乃迪克州、伊利諾州、馬利蘭州等九州。這九州選舉人票占總數的40%，可以說是“關鍵九州”。

老布希僅在佛羅里達州險勝，因為他的兒子當州長，其他全數敗北。可見猶太人影響力有多大。可以“喊起喊落”（台語）。

1978年，參議員麥高文GEORGE MEGOVERN主張出售F-15戰機給沙烏地阿拉伯，猶太選民馬上反制，二年後，連任失敗。

1982年，眾議員PAUL FINDLEY批評美國親以政策，猶太團體支助其對手，使他落選。

1984年，參議員裴西CHARLES PERCY拒絕連署支持以色列的法案，又贊成出售AWAC預警機給沙烏地阿拉伯，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捐款支持其對手，讓他無法連任。

OBAMA是歷來對阿拉伯國家最友好的總統，很多猶太人因而甚有怨言。猶太人實力雄厚，以色列總理納旦雅胡有恃無恐，竟敢來美國跟OBAMA當面嗆聲。

很多美國人看不下去，不過，這也變成今年總統大選的最大變數。猶太人的動向最為關鍵。

不過，1920年代，在美國的猶太人還備受打壓，反猶勢力盛大。直到1932年小羅斯福FRANLIN ROOSEVELT（老羅斯福之侄）當選總統之後，反猶聲浪才逐漸平息。

1920年代起，全美高級旅館，高級住宅區，俱樂部都不歡迎猶太人。東岸常春藤聯盟大學對猶太人設限。政府部門，法院、金融業、律師事務所都拒聘猶太人。

第一個橫跨大西洋的飛行英雄林白LINDBERGH，當時全世界最大的企業福特汽車公司創辦人福特，駐英大使甘乃迪（美國總統甘乃迪的父親），佈道家CHALES COUGHLIN，名詩人艾略特ELIOT，都是反猶健將。

小羅斯福（據聞母親是猶太人）曾為紐約律師，與紐約猶太人互動良好，猶太人傳統因素加上“黑暗時代”（反猶最強烈的時代）都是共和黨執政的時期，因此，全力支持小羅斯福，取得90%以上猶太選票，獲得壓倒性勝利。

小羅斯福當總統時，踫上世界經濟大蕭條，他極為倚重猶太人。財政部長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設計了“新政”NEW DEAL，甚獲好評。

“新政”構想出自最高法院大法官LOUSI BRANDEIS及FELIX FRANKFURTER，撰稿人是SAM ROSENMAN，三人都是猶太人。中南部及反猶太人士乃謔稱“NEW DEAL”只是“JEW DEAL”猶太人的主意。

（註﹕天擇﹕猶太人的故事，彭滂沱，台灣商務書局）

1948年5月16日即以色列宣布獨立後的第二天，紐約麥迪遜廣場MADISON SQUARE GARDER 聚集了10萬人，MORGENTHAU與前紐約州州長猶太人李曼HERBERT LEHMAN都公開站台，大力支持。

猶太人為以色列可以不顧身分，支持到底。底子硬，不怕你知道。台灣人公開場合敢表明自己是台灣人的，屈指可數。道行差太遠了。

1940年代，沒有猶太參議員，僅有6個眾議員。

1967年六月戰爭大勝，美國猶太人建立了自尊與自信確定反猶勢力不可能死灰復燃，開始大張旗鼓，影響力與日俱增。逐漸控制輿論界與金融界。

現在猶太人有11個聯邦參議員，29個聯邦眾議員。參議員有9個民主黨，眾議員有26個民主黨，因為他們傳統上是被打壓的弱勢民族，傾向民主黨。

· 至於關係

猶太人近2000年流離各國的生死經驗，最了解生存關鍵就是錢與最高層的關係。有錢能辦事，朝中有人好辦事。錢已如上所述，關係請看以下實例。

白手起家的西里格曼SELIGMAN，1837年由德國（巴伐利亞）來到美國賓州。開了一家日用品商店，後來在曼哈頓，紐約沃特鎮加開分店。認識一位常客格蘭特將軍GRANT，那時才是少尉，後來成為總統。家族企業因這關係，接到陸軍服飾大筆訂單。代銷公債，開辦銀行，轉型成為金融巨富。到了18世紀末，竟然已與洛克斐勒、古根漢GUGGENHEIM並稱全美五大家族企業之一。

（註﹕貨幣戰爭中的猶太人，中國書籍出版社）

杜魯門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友猶太人EDDIE JACOBSON（1891~1955），戰後合開男裝店，後失敗關門。但杜魯門當上總統後，有情有義，隨時接見他。（另一猶太人HERMAN ROSENBERG，也是戰友，也隨時可以進入白宮），因為JACOBSON的引見，以色列第一任總統WEIZMANN才能見到杜魯門總統。沒有這層關係，WEIZMANN連向杜魯門總統說明的機會都沒有。猶太人甚至動用杜魯門的母親與姐姐來影響他的政策。

杜魯門曾向友人說﹕我必須面對眾多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成功人士。可見猶太人的壓力與勢力，排山倒海，來自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