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旭東的困惑

◎ 祝祥麟

「中國毫無理性的大量生產，現實世界真的有理性可言？台灣該如何自處？」這是日前企業家徐旭東向應邀來台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沙金特（Thomas J. Sargent）所請教的問題。

事實上，徐旭東的問題幾乎是台商和外資製造業對於中國的疑惑，也是目前的痛處。

產能過剩和重複建設，是中國計畫經濟體制下ＧＤＰ掛帥的產物。由中央分配到每個地方，省、市都有其ＧＤＰ的目標，號稱「鐵公雞」（鐵路，公路，機場）、公共建設就在這個大目標下自然產生。在產業界，依ＧＤＰ成長率，再規劃其產能的成長。而國有（含地方政府投資）為主的產業結構，相較於自由經濟體下的私人企業，其投資效益和風險評估就相對「非常樂觀」；更重要的是，過程中官員可以上下其手，因此樂此不疲。後者，沙金特演講中所謂的「理性」代表「人們都會根據自己的最大利益來做最終決定」，倒很諷刺的適用於此。

中國這些特權人士的「理性」和政府的意志（ＧＤＰ成長導向），造就了產能過剩和大量錯誤（或無效率）的投資。對全球市場來說，就是貿易糾紛，如傾銷，或「殺敵一千，自傷八百」的非理性低價競爭，如太陽能產業，沒有「國家」的間接支持，何能讓德國的大廠也無招架之力？

當全球的成長再也無法消化中國過多的產能時，其外銷帶動成長的模式，就質變成一種「以鄰為壑」的貿易政策。套用知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aul Samuelson的「自由貿易不適合用在那些追求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的貿易夥伴國家」，或更能回答徐的問題（沙只簡單說明其預期理論在計畫經濟和自由競爭市場的不同，由於點到為止，部分媒體各有解讀）。

至於「台灣該如何自處？」沙又把問題丟回給徐旭東。徐應當問問馬總統、經建會主委尹啟銘，這也是目前台灣經濟處於前所未見的困頓下，國人想要知道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