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高的中國“人情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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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高的中國“人情債”
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主任、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甘犁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文
編者按：經濟學對於家庭生活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經濟也曾有管理家庭事務之意；不過相關優質分析在中文領域仍屬稀缺，尤其是和傳統息息相關的“人情往來”。本次FT中文網邀請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CHFS)甘犁教授結合該中心相關資料，剖析中國“人情來往”現狀與利弊，透視中國不同階層人情消費的複雜動機。
甘犁教授以及CHFS長期關注中國家庭金融資產的調查與研究，此前FT中文網曾刊登相關專題探討爭鳴（鏈結）。2012年12月CHFS相關報告資料將向學術界和社會免費公開，FT中文網也會繼續關注後續動態，敬請讀者留意。
古人有雲：“來而不往非禮也。”人情往來本是中國的傳統美德，是促進交流、加深社會凝聚力的手段。然而，這初衷本善的禮尚往來卻日益畸化為龐大的“人情債”，人情支出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大負擔。
根據2011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CHFS)的資料，中國戶均人情支出（節假日和紅白喜事支出，下文皆如是）在家庭總收入中的占比高達7.9%；農村家庭（以戶籍劃分，下文皆如是）更高，達11.4%。
筆者認為，傳統的“人情往來”，已經演化成壓在大眾頭上的一座大山，成了被強制消費的“奢侈品”。
或許對富人而言，一次大手筆的“人情消費”也許等同於添置一塊瑞士手錶或是一套名牌西服——是“身份的象徵”。 “人情消費”的等級水準往往是劃分社交“圈子”的依據之一。一個厚實的紅包強而有力地傳遞著送禮人財力殷實的信號，從而幫助其被較高的社會階層所接納，進入“富人的圈子”。經濟學中將這種消費行為稱為“地位尋求”（status-seeking）。
當然，除了心理上的自我滿足以外，加入這樣的“圈子”還有可能獲得更完全的市場訊息，減少搜尋成本，擴大融資管道等，有潛在的經濟利益。從CHFS的資料中看，收入最高的1%的城市家庭雖然戶均人情消費高達3.28萬元，但只占家庭總收入的1.5%；收入前5%的城市家庭戶均人情消費為1.91萬元，占家庭總收入的2.4%；而收入處於前10%~20%的城市家庭戶均人情消費即下降為6452元，在家庭總收入中的占比上升至5.8%，但仍然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當然，富人的人情消費行為並非只是由尋求地位的動機所決定。人情事小，面子事大，“同伴效應”(peer-effect)也有可能是另外一個原因。所謂“同伴效應”，即是指人們的行為往往會受與自己情況相仿的人群的影響；類似人們常說的“攀比風”。我們將家庭按收入水準劃分為不同的人群，考慮每組人群消費的數量的相似程度，消費更為類似的組其“同伴效應”就更為顯著。結果顯示，城市中人情支出中最為類似的消費出現在收入水準處於前10%~20%分位數之間的家庭中；農村中則出現在收入水準處於前20%~30分位數之間的家庭中。對比之下，收入水準最高10%的城市和農村家庭人情支出量則差別很大。
因此，人情支出對於次高收入家庭而言，可能也不足以帶來較為可觀的收益，其消費決策則更多地參照他人，這“份子錢”，便往往是大家都差不多。對這部分家庭而言，人情支出城市占總收入比重為5.8%；農村為11.3%，尚可負擔。
除了地位尋求和同伴效應之外，經濟學中還認為人情消費行為有可能是一種風險共擔機制（risk-pooling）。在金融體系不健全的地區，尤其是中國農村，家庭很難通過正規的金融市場進行跨期融資來平滑消費，只能通過人情往來進行自我保險。支付出去許多“人情費”，在未來某天面臨婚喪嫁娶的大額開銷時，便能回收回來貼補開銷。
但是，對中國窮困家庭而言，人情消費可以稱得上是辛酸的“血淚債”了。根據CHFS的資料，收入水準處於最低25%的城市家庭人情支出占總收入的45.1%。如此高的人情支出，任何自我保險、地位尋求等說法，都很難解釋。那麼，是什麼驅使窮人們入不敷出也要去付“份子錢”，維繫他們的社會關係呢？
答案也許很顯然。人情債，還了，也許餓肚子；不還，下場更糟糕。
從資料中看出，低收入家庭的人情支出水準在進一步細分的不同收入群組間差別並不大。例如，收入水準分別位於15%~20%、20%~25%、25%~30%、30%~35%、35%~40%之間的城市家庭戶均人情支出均在3000元左右；農村家庭戶均人情支出則均在2000元左右。這樣的金額似乎是一個約定俗成的數目。窮親戚、富親戚，只要人情往來，便都是一個價，但對不同收入家庭的影響卻是大不相同。以農村為例，收入水準位於35%~40%之間的家庭戶均年收入為7846元，也許可以負擔2000元的人情消費；而收入水準處於15%~20%之間的家庭戶均年收入銳減至3096元，除去人情消費已經所剩無幾。不付或是少付自然是不行的，違反了規定的風俗習慣也許會受到嚴厲的制裁。社交孤立是一方面，輿論壓力更是難以承受之重。
即便是目前可以做到“遺世而獨立”，待到家中子女即將成家立業之時，也不得不重新進入社會關係網路。普林斯頓經濟學家Deaton認為，婚姻市場的競爭在處於收入低的家庭之間尤其激烈。低收入家庭，尤其是農村家庭，在婚姻市場上的競爭力很大程度取決於所處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聲譽。為了營造好的口碑，維護與鄰里鄉親的關係，從而將來為子女謀求好的配偶，這部分家庭不得不咬緊牙關支付高額的人情費用。如果將處於最低25%的農村家庭按照是否有適齡未婚子女（16-28歲）進行分組，結果顯示，家中有適齡未婚子女的農村家庭戶均人情支出達3139元，超出無適齡未婚子女家庭35.8%。人情支出在收入中的比例也超出無適齡未婚子女家庭16.9個百分點。
所以，再窮也要咬咬牙出了該出的份子錢，不出的話，鄰里取笑，鄉親指責；不出的話，兒子娶不上媳婦，女兒出不去閨閣。人情貴嗎？再貴也要給，砸鍋賣鐵也要給。近年來見到一些報導，一些偏遠地區的農民甚至賣牛賣地來支付“份子錢”，想必也是被人情“綁架”了。
人情貴，債難還。一聲歎息，許多無奈。
對窮人而言，人情支出的邏輯背後隱藏著更為畸形的消費陋習。鋪張的紅白喜事推高了家庭的人情支出；因為怕收不回來，家庭便想盡辦法以各種名義擺酒設宴，愈發鋪張。人情消費和鋪張之風水漲船高，帶來的是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一方面，這部分本可以用於生產的資源被用於扭曲的炫耀性消費，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的極大損失；另一方面，日益膨脹的人情消費和婚喪嫁娶規模使得低收入家庭苦不堪言。Bulte和Zhang曾調查中國某偏遠農村人群支出，發現三個行政村分別有41%、29%、20%的農民依靠賣血來增加收入。大部分農民坦言，他們不得不去賣血，這樣他們才能給兒子準備婚房，辦婚禮或葬禮，以及付份子錢。
傳統習俗如果已經病入膏肓，或許就到了該被摒棄的終結點了。或許我們該找到新的交往模式，而不是依靠扭曲的消費行為苦苦支撐。筆者相信，我們完全可以有更好的均衡，人與人交往並不需要金錢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