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郝伯村不能談民主？
標題Re: [聊天] 為什麼郝伯村不能談民主？李登輝就可以?
時間Sat Jun 29 19:34:29 2013
大家好，我是法律系四年級的朱明希。我今天在現場，我為以下所有的發言負責。
今天我晚了一兩分鐘到現場，也沒有獲得事前的串聯或任何指示。雖然在臉書上早有耳聞有人要抗議，但我沒帶布條、沒有標語、更沒有策略或計畫。所以演講開始後大批的同學起身抗議我並沒有感到特別意外。但為了不要妨害這些同學既有的計畫我選擇先按兵不動。當下的我其實很慚愧，看到同學們這麼有道德勇氣挺身而出對抗威權，自己卻小孬孬地坐在最後一排，還被保全擋住了加入隊伍的路。於是我決定如原Po所說，等待提問時間來個禮貌又理性的問答。
我入場前還特別問了主辦單位有沒有提問時間，工作人員說原則上沒有但會依會議進行的狀況調整。但最後的事實就是沒有提問時間。為了展現我的誠意，我在主講人跟主持人面前舉了快20分鐘的手，工作人員起初認為我有威脅，我說我沒有攻擊性也不會大聲搶話，這只是我表達我想發言的手段而已。
後來20分鐘過去，當中許多觀眾跟工作人員都勸我放棄，說手再酸台上的人都不會理你。我還是堅持我非暴力的政策。比起為民主犧牲的前輩、比起被推擠的同學，手酸根本不算什麼。工作人員還在我面前用無線電說有同學想問問題，還是得到否定的答案。我跟主持人高希均教授四目相對，他還看著我說今天本來就不開放提問。
最後演講在一遍掌聲中結束了，我的手依然舉著。在他們合照完離開前，我找了一個最近的位子，用稍微宏亮但心平氣和的語氣說：
「高老師，我是台大法律系的學生。學生不是暴民，我舉了20分鐘的手都無法表達意見。這也是為什麼我的同學會用比較激烈的手段來表達。民主不是一言堂，台大不是歌功頌德的地方。」
高希均先生跟王院長都特地停下腳步跟我簡單對談，但得到的回應永遠是官腔的：
「下次我們會考慮加入提問時間」
「我知道學生有立場」
「今天場地要關了，我們也還有下個行程，必須要離開。」
結束後我覺得早上那些採取相對激烈方式的人實在太睿智了。如果大家都像我一樣追隨原Po的主張等待提問時間，那就是永遠等不到。
其實我的訴求很簡單，台大的講堂不應該是一言堂，讓講者跟聽眾群體極化走向偏鋒；不應該產生沉默螺旋，讓另一端的聲音不被聽到。尤其現在站在台上的是一位對反民主的軍政頭子。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防禦式民主」的觀念興起，我們不能容許反民主的人利用民主之名行迫害人權之實，這是具有「形式民主正當性」的納粹屠殺後給全人類最大的教訓，至今在德國主張新納粹主義還會被處以刑罰。在第三波民主轉型之後，「轉型正義」的概念蓬勃發展，因為在威權解體之後，如果價值不能澄清，社會無法知道什麼是錯誤的、不可再犯的，進而引起威權的復僻，重蹈過去白色恐怖或人權侵害的覆轍。所以南非要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找出白人的加害者，再他們道歉後原諒；東德以刑事責任訴追加害者。
反觀今天的演講。
王金平院長：「郝柏村院長對中華民國的民主居功厥偉。」「郝院長是民主的大推手」
王建煊院長：「郝院長對民主的貢獻極大，修改很多法案，讓人民過的很幸福快樂」
高希均教授：「郝院長是解嚴的大功臣......豎立了內閣總辭的典範。」「沒有讓槍桿子出政權」「沒有郝院長沒有今天的民主。」「民主轉型初期是很亂的，郝院長努力維持治安，讓台灣沒有發生叛變。」
郝院長：「總統蔣公堅持中華民國憲法的精神，開放地方自治選舉。經國總統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讓中華民國的民主向前邁進一大步」、「我這一生致力於修改不民主、不適合解嚴的法條。」
以上四人：「台灣是非流血的民主轉型，執政者非常的自制，堪稱典範。」
事實是：郝院長當年手腕強硬，首先是主張「嚴辦環保工運農運三類社運流氓」(1990.08)再來是「台灣的前途不能由台灣人民決定，應該連大陸地區的人一起決定」(1991.06)「反對總統直選」(1992.03) 且郝院長任內指示調查局幹員直接進入清大校園抓人，違反軍警不入校園跟大學自治原則。相關的例子不勝枚舉。
且台灣的民主根本不是不流血的民主。林義雄先生家沒有流血？陳文成博士沒有死亡？白色恐怖的黑牢、刑求都沒有流血？海外運動人士久久列入黑名單不能返台都是自找的？只有國民黨官僚的血是血，其他都不是？
我想強調的是，台灣的民主並不是台上高官口中，由統治者「施捨」而來，而是很多人犧牲青春跟生命而得來的成果。一個阻撓民主發展的人卻在這個場合得到這麼高的評價，真令人發寒。
其實歷史已經發生了，已經沒辦法改變什麼了。如果可以發問，我的提問其實非常簡單：
這麼多年過去了，郝院長現在回想起那些主張跟政策，請問您還同意嗎？還是您可以跟大家澄清一下，在21世紀的台灣，我們其實可以更保障人權、更民主、更可以免於國家暴力的侵害、免於生活在恐懼之中？
只是一個簡單的對於正確價值的追求，沒有要清算更不是要暴力暗殺什麼。如果台大法律系的演講廳是一個一言堂，對過去人權侵害的加害者歌功頌德，那我會趕到很難過。畢竟那是我被撥穗的地方、那是陳光誠律師及很多人權民主鬥士站過的講台。
想來真是諷刺。
我來自於一個外省家庭，從小在外省的村子長大，爺爺更曾經是郝柏村先生身邊的幕僚。我外祖父是客家人、外祖母是閩南人。我的發言並不是基於特定的政黨立場，更不是因為我是外省人／本省人，是因為我是人，我在捍衛一件「對人而言就是正確的事」(Human Right means that thing for Human is RIGHT)。
個人淺見，請大家多多指教。
法律四 朱明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