鎖國在哪邊？

by phopicking 2007/11/17

說了很多次，就是有人愛講我們鎖國。請他們去看數據也不要，然後就一直說什麼台灣自外於世界，台灣自外於中國。

然後問了半天，世界是平的，到底講了個什麼屁？可以用在我們身上？

回答是，教育要做好。杜正勝國文程度不好，一天到晚寫錯字亂用成語，所以是個爛部長。

叫他舉具體的篇章出來，來證明他的論述，就把人家書上的章節照章打字，毫無論述。

然後呢，我看到一位所謂的智者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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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智者說：「世界不僅是平的，兩岸更是斜的。大陸像塊磁鐵，吸住全球資源、人才、市場。台灣越在「狀況外」，狀況越嚴重，這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這是全球化浪潮下台灣最深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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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沒有什麼叫做台灣在狀況外這回事。為什麼這些人隨便唬爛大家都信，然後真正的事實反正不是那麼重要呢？

以下資訊，引用自兩岸經貿交流及其對台灣經濟的影響，作者是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所所長王健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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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1之數據，2006年兩岸貿易總額估計為881.18億美元，較上 年同期成長15.4%，輸入為247.85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成長23.3%。（如果對香港貿易部份全數加計，則2006年我對中國大陸及香港貿易總額達 1,158.57億美元，出口891.91億美元，進口為266.66億美元）。

圖1　台灣對中國大陸進出口金額



圖2　台灣對中國大陸經貿占我國貿易比重

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2006年台商對中國大陸經核准投資件數共計1,568件，總核准金額為119.58億美元。

不少人認為中國大陸的投資是導致台灣所得水準停滯不前的主因，但事實上由表3可以看出，如將家庭所得按戶數五等分的分配，最高所得組仍在增加（2003年有微幅下降），第二、三高所得組的變化不大，而最低及次低所得組則在惡化之中，這驗證了知名經濟學家Paul Krugman的觀察，「全球化後，對外投資之企業家及接受投資國家的勞動階級獲利大，但對外投資國之勞動階級則受害最深。」所以本文的分析大致也驗證了Krugman教授的看法。

表3　台灣家庭所得按戶數五等分位之分配

單位：%；倍
年　別	1	2	3	4	5	第5分位組所得為第1分位組所得之倍數
	（最低所得組）				（最高所得組）
2000	7.07	12.82	17.47	23.41	39.23	5.55
2001	6.43	12.08	17.04	23.33	41.11	6.39
2002	6.67	12.30	16.99	22.95	41.09	6.16
2003	6.72	12.37	16.91	23.17	40.83	6.07
2004	6.67	12.46	17.41	23.25	40.21	6.03
2005	6.66	12.43	17.42	23.32	40.17	6.04
資料來源：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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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說過，我們沒有鎖國。我也說過，放寬對外投資，沒辦法解決物價問題，與所得不均的問題。

可是知名經濟學者的觀察，以及各種統計的數據，好像遇到bob黑洞一樣，還是世界是平的的黑洞。在不曉得哪來的智者發夢夢到的國度裡面，台灣的企業家自外於世界。沒有參與捐錢救中國的救國團活動。只有參加嫖盡女共匪的反共救國團活動。

明明一年投資的金額是上百億美金了，換算成台幣，是3千億呀。3千億，可以讓多少貧困的學童吃營養午餐吃到吐？

這樣還不夠，還說在鎖國。

還說我們是自外於世界，沒有參與逐鹿中原投資戰。

然後還莫名其妙的說我們的競爭對手是在印度...

我搞不懂，對我來說，這真是錯亂到了極點了。

要反阿扁是可以啦，要罵民進黨也是可以啦，不過拿事實來講嘛。不要就講自己的想像。為什麼我們對大陸投資金額一年幾千億，陳文茜之流掛在嘴邊說台灣在鎖 國，大家就被她講的話給唬住了？判斷事情要用腦呀。不要光看到她奶大，就不用腦了，退化到嬰兒期階段。再怎麼說，看到臉也該恢復冷靜吧。

臺北的世界大戰

by Richter 2007/07/21

1964 年的臺北市長選舉，堪稱臺北市有史以來最激烈的選戰，至今仍是許多老臺北人津津樂道的「世界大戰」。儘管國民黨用盡各種手段，在開票時頻頻斷電，但票數仍然灌不贏黨外的高玉樹。現在年輕的一輩可能已經不知道，當年臺北市可是被稱為黨外的民主聖地呢。


事實上，四十年來，臺北市的政治地理並沒有什麼明顯的不同。1964 年高玉樹贏的地方，2006 年謝長廷也都贏。只不過，來自臺北市外的大量城鄉移民，將國民黨的基本盤撐高了 5~10% 左右。更重要的是，1964 年的這場選舉，正是不折不扣的族群投票。各區的外省籍人口比例，竟可解釋高達 96.4% 的選票分布。若按照這個簡單迴歸的估計，當年外省人幾乎不會投給高玉樹，而超過八成的「本省人」投給高玉樹。顯而易見，族群政治在臺灣具有淵遠流長的歷 史，絕不是近幾年才被政治人物「炒作」出來的。




以下，恭錄吾友eslite12對高玉樹回憶錄的評論。



前 言：＜高玉樹回憶錄：玉樹臨風步步高＞是台灣口述歷史研究室最新完成的歷史紀錄，並由前衛出版社出版。前衛的出版品難稱大眾，而高玉樹先生的眼光和品味卻 決定了今天台北市的發展樣貌，所以不管愛憎高玉樹或前衛，要是對這座城市還有一點熱愛或好奇，把此書擺上自己的書架是不需要考慮的！

＜高 玉樹回憶錄＞仍然保持撰述者林忠勝夫婦一貫的風格，以史料和訪談內容混雜的方式行文，對於缺乏背景知識的讀者極易上手。本書基本上以高玉樹的生命歷程為敘 事的主線，從他的家世背景談起，為什麼會從松山興雅庄鄉下搬到人文薈萃的大稻埕，這點對於了解高玉樹的人格養成和他後來受到的工程師訓練至少是一樣重要 的；本書的第二大部是高玉樹人生最輝煌的年代，包括他如何從一位工程師當選市長，參與中國民主黨的組黨，到再次當選並在台北市締造一個國民黨無法抗衡的黨 外盛世；第三部分則是高玉樹遭蔣經國疑懼而明升暗降入行政院，成為位高權輕的資深（或說被淡忘的）政治人物的心路歷程，從高玉樹的描述中不難感受到壯志未 酬的無奈，不過高玉樹先生當年在親黨外報刊上臧否時政的功力也於此重現於讀者；最後則是脫離本書主軸而談及家庭生活，包括否認曾流傳一時的高蔣連姻傳言。 本書也有張炎憲與許雪姬兩位台灣史大家為序，其中許序對於高玉樹是否在國民黨醬缸文化中，自認受黨國恩庇的質疑，或許是了解高玉樹先生的一個切入點。

高 玉樹先生生於１９１３年，是位不折不扣的”大正期”人物，大正期的時代精神是樂觀的，雖然當時日本的民主恐怕主要是功能考量，但這種對於西方先進國家的孺 慕，較為自由的氛圍與科技進展下對物質文明的絕對信仰，創造出總屬邊陲的台灣島上前所未有的一群理性主義者，雖然這種理性與前進幾乎完全建立在對西方的模 仿上（也因此他們恐怕是
台灣歷史上最”國際化”的一群人）；我曾經在舊＜台北畫刊＞上看到高市長以雙掌交握高舉這種在台灣越來越罕見的西化方式答 謝市民，然而對大正期的政治人物來說，這卻是很自然的動作。大正期對台北市也是重要的，這座城市的疆域在大正時期確立，台北不再泛指台灣北部的廣大地域， 而特指以三市街為核心放射出去的盆地與其上的聚落，或更進
一步說，直到這個時代才有真正的台北市乃至台北認同，高玉樹先生後來能以”本市人”（第二屆市長選舉時高陣營的口號為”本市人投本市人”）的身份得到市民壓倒性的支持，他與這座都市在本質上的連繫不應忽視。

然 而認為高玉樹市長不是位市政專材的講法只可能出於無知（當然高市長對於古蹟和環境的觀點用現在的眼光來看是有問題的，因為對他而言這二者的價值只有在”美 觀”－即其主觀－下才能得到彰顯，不過若體會大正時代之人對文明的服膺，這點不應被過度責難），但我們卻也看到許多人責備高玉樹先生在面對國民黨（特別是 蔣介石）的時候總流露出
強烈的妥協色彩，並把他貶為一位單純的工程師市長，我認為這樣的理解有點問題。

高 玉樹的政治黃金年代是五零年代到六零年代中的十年，在這個時代僅管台灣都會區的非國民黨政治勢力已有一定聲勢，但在國民黨與當時尚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及 小鎮居民的緊密結合下，非國民黨勢力是不可能與國民黨在任何形式下進行全國性對抗的；另一方面就算取得地方執政權的黨外人士，也依然需要國民黨的協助才可 能推動建設，在此之中當然會產生各式各樣的人際關係；高玉樹是台北市長，是得到最多選票的無黨籍人 士，但是一方面他清楚透過體制內手段不可能爭取到民主，另一方面他也知道當時的台灣國民黨與各種利益的結合牢不可破，因此他對於國家體制改革抱著一種順其 自然的態度（這點可見中研院陳儀深對高玉樹所進行的訪問最末），這也是多數台灣菁英當時的選擇；另一方面，正如高玉樹自己所評論的，蔣介石是一位極好面子 的領袖（另外應該一提的是，後來張豐緒市長在蔣經國授意下推動”不好面子”的萬大計畫，將高玉樹積極打造大台北的做法改為先整建大龍峒與萬華的破舊地區， 雖然聽起來切實實際上卻是沒有用處的，因為台北人口在戰後的暴漲早就超過了舊市區的容納能量），高玉樹本人又是一位對自己家鄉有抱負的文明至上論者，再加 上他的家鄉也正好是蔣介石的臨時首都，因此二人在台北的都市建設上互動自然較佳，但若認為高玉樹先生真心感謝蔣介石的”愛護””照顧”，或如許序所稱的” 恩庇”，我認為並不妥當。高玉樹先生畢竟參與了對蔣家政權無異於叛亂的中國民主黨，高先生的得意之作”拔旗論”中後半段所謂要插到南京去也明顯不是他的真 意，更重要的是高玉樹的弟弟楊玉成先生在省議會中對國民黨法西斯政權在體制的不民主和建設的敷衍的批評遠較其兄激烈（可見省參議會所作之口述歷史），而在 高玉樹先生實際選舉時支持他的台北市鄉親也相當敵視國民黨，可見高玉樹先生在後來的訪問與回憶中對特定國民黨人的口下留情，實乃身份不同地位不同的場面話 而已。

高 玉樹先生在最後一次市長選舉時，喊出的口號是”黨內人投黨內人，黨外人投黨外人”，我認為這句將”黨外”（或更直接說：台北市的高玉樹勢力）視為一個沒有 黨名的黨的說法，道盡了高先生那一人戰一黨的光輝歲月在台灣歷史上的獨特性，但是高玉樹並沒有在選票上打破台北市嚴重的族群問題（雖然高玉樹先生在本書中 自稱”用人不分省籍”，
但是據楊玉成先生的回憶高玉樹在眷區幾乎沒有選票），所以他曾經力主將三重劃入台北市 管轄，但最後當然沒有成功，而後來台北市在人口結構改變下，果然也慢慢失去民主聖地的光環（僅管台北市本地人的政治偏好從未有太大變化）；高玉樹先生更無 奈的恐怕是許多都市建設都在國民黨後來於台北市沒有民意基礎的長期執政下走了調，比如民生東路並未拓寬為與仁愛路媲美的百米林蔭道，而承德路打通後卻遲未 更新，更造成了高玉樹的新故鄉（同時也是最支持他的）大稻埕地區逐漸沒落；市民也慢慢忘記（對新市民可能根本沒聽過！）由一位真正的”台北黨”人所主導的 台北市史上最朝氣蓬勃的年代。

” 成敗在所不計，公道自在人心”，這是高玉樹先生在第三屆市長選舉慘遭數次”停電”夜襲後，掛在武昌街競選總部的布條，他的台北市施政縱有遺憾，但應該可以 說是成功了，但公道有沒有仍在台灣人民的心中恐怕是很讓人懷疑的；無論如何高玉樹先生在五零到六零年代為了台北和台灣的千秋拼一時，也的確是改變了這座城 市與這個國家的命運。

北藍南綠？

by Richter 2007/3/27

近 年來，「北藍南綠」成為政治/媒體圈的熱門話題。這印象多半來自於縣市層級的得票率分布圖。從此種地圖上看起來，北部縣市確實都是藍色的，南部縣市也確實 都是綠色的。因此要得出「北藍南綠」的結論，好像並非毫無根據。甚至有一種說法是：從 2000 年到 2004 年，綠營揮軍北上，將藍綠分界從濁水溪推進到大安溪。

不過，如果我們將得票率分布圖的統計單元從縣市改為鄉鎮，故事還會是這樣子嗎？





顯 而易見的，北部好像沒有那麼藍了。在淡水河左岸、桃園縣沿海、東北角一帶，都出現了連片的綠色鄉鎮。南部縣市也並非全綠，在山地鄉的部分是深藍色的。此 外，綠色的臺中縣與彰化縣，其實擁有不少藍色鄉鎮；而藍色的南投縣，也擁有許多綠色鄉鎮。這些細節，在縣市層級的分布圖中都被藏匿了。



如 果我們進一步將得票率的統計單元改為村里，則會發現北部的綠色地盤變得更大了。以中壢市為例，在鄉鎮層級的分布圖中，被塗上中等藍色；但是在村里層級的分 布圖中，大部分面積變成了綠色。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這固然意味著綠營的選票分布比較均勻，而藍營的選票則集中在少數人口密集區。但是更弔詭的是，如果我 們拿村里層級的分布圖來說故事，還能得出「北藍南綠」的結論嗎？

這就是使用地區資料的重大陷阱：「可調整地區單元問題」（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 MAUP）。換言之，完全相同的一組資料，隨著地區單元的調整，很可能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MAUP 包含兩種成分，第一種是「尺度效應」（scale effect），亦即不同的空間解析度使相同資料產生不同結果。一個有名的例子，是英格蘭小麥與馬鈴薯產量的關係。當統計單元是 48 個郡時，兩者相關係數只有 0.22；如果把郡歸併為 24 個分區，相關係數為 0.30；12 分區時，相關係數為 0.58；6 分區時，相關係數為 0.76；3 分區時，相關係數高達 0.99。當然，也有相關係數愈調愈低的例子。「北藍南綠」大概就是尺度效應所導致的結果。

MAUP 的另一種成分是「區劃效應」（zoning effect），亦即不同的區劃方式使相同資料產生不同結果。一個有名的例子，是 1968 年美國總統選舉時，Iowa 州 60 歲以上選民比例與共和黨得票率的關係。當統計單元是 99 個郡時，兩者相關係數是 0.346。如果將 99 個郡劃分為 30 個區，可以讓相關係數變成 0.98 ，也可以讓相關係數變成 -0.73。精心操作區劃效應，可以讓選區劃分產生「傑利蠑螈」。

因此，當我們看到任何一張以地區做為統計單元的分布圖時，是不是應該注意一下：地區單元是什麼？如果換成另一種地區單元，分布型態會不會變得不太一樣？這實在是個惱人的問題，幾乎所有研究者都不約而同地選擇迴避。

誰愛說國語

Richter 2007/09/03

1930 年臺灣的「國語」，當然不是當前一般人所稱為「國語」的華語，而是日語。同一名詞，卻能指射完全不同的內涵。顯然「國語」並不是一種語言的專有名詞，而是政治性的措辭。

那麼，究竟七十多年前，什麼地方的人比較愛說「國語」呢？


根據昭和五年的國勢調查，我們得以掌握當年本島人 (臺灣人) 的日語普及程度。最引人注目的是，東部與「蕃地」(原住民地區) 的日語普及率，相較於全臺灣，擁有比較高的水平。看來日本人在「改造」原住民方面，確實費了相當大的功夫，也獲得一定的「成果」。事實上，直到今天，日語 仍是許多原住民老人間的共同語言。我便曾經在一個原住民部落裡，透過戰前世代鶴佬人的協助，進行臺語-日語口譯，才得以跟原住民老人溝通。

扣 除東部與「蕃地」，日語普及率的分布具有三種趨勢。毫無意外地，都市比鄉村的普及程度高。在臺北市、臺中市、臺南市，超過四分之一的本島人能使用日語。再 者，客家人似乎比鶴佬人更愛說「國語」。無論是北客還是南客，客家庄的日語普及率皆明顯高於鶴佬庄。除此之外，大致以舊濁水溪為界，北部人比南部人更愛說 「國語」。

很直觀地，我預期一個街庄的日本人比例、人口密度 (反映城鄉差異) 與本島人的族群組成 (鶴佬/客家/原住民)，可以解釋本島人的日語普及率。不過，本部落格的熟客大概也猜得出來我還會說什麼。毫無疑問的，語言是最典型的集體行為。除非你完 全活在自我封閉的世界裡，否則你說什麼話，取決於別人說什麼話。在你的生活周遭，當某種語言的使用者愈多時，你使用這種語言的機會便愈大。因此，語言的普 及顯然是一種「擴散」。

可惜，憑我一個陽春博士生之力，目前沒時間做這個研究。不過至少在這裡，我將指出七十多年前「國語」的分布型態，與當前的「國語」大同小異。雖然兩種「國語」是不一樣的東西。

編者: 現在我能明白祖父對於我質疑他為何對於日本人給台灣人的評語「驚死、貪財、好面子」能認為理所當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