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篇文章裡，筆者期望民進黨的政治領袖在面對中共時，至少應該守住「道義立場」。筆者以為的「道義立場」，就是七月一號幾十萬香港人奔走呼號而不可得的「民主價值」。
余克禮。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說到民主，中方學者在論壇裡的言談，很值得拿出來討論一番。謝長廷這一方的與會者，不管公開或閉門會上，都提到了台灣人民對中國專制體的抗拒。因而余克禮在開場講話時就搶先脫稿，用下頭這段話回應謝長廷：
「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是共產黨自成立之初最基本的理念。中國共產黨當初只有幾十個人創黨，短短三十八年，就成為幾億人口的執政黨。憑什麼？就是憑著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的理念。......你不能說，中國共產黨不是追求自由、民主的政黨。」
余克禮說，但執政不同於在野，在野只要說點「讓一部分人高興」的話就可以了，但執政者必須考慮全局 。然後他說道：「你台灣再怎麼搞民主，也超不過我們文革時期的「小學生可以罷免校長。」言下之意，文革亂局是「民主過頭」的結果，因而現今中共執政，必須謹慎行事，不能亂搞民主，以免舊事重演。
第二天，黃嘉樹在圓桌論壇時再回應了「民主」的問題。他認為，「競爭性選舉」的有無，不應該做為衡量「民主與否」的唯一標準。然後他舉了一些政治哲學學者的論述，但基調不外「各國國情不同」之類。
黃嘉樹。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然後他說：「或許你們對現在的制度挺滿意，但或許有一天，你們會懷念起蔣經國時代的制度也不錯啊。因為一開始選了半天，弄得又亂又吵，先選了一個壞蛋，後頭又選了一個笨蛋。這一定很好嗎？這你們自己來判斷吧......」
筆者引述這些話的目的，並不是要深究、探討余、黃兩位教授對民主的認識。儘管亳無疑問，他們的言談是扭曲的，或者用更通俗的話，就是「硬拗」。如果純就政治哲學和中國近代史的知識而論，余、黃兩位教授的學識絕對不只於此，但何以必須硬坳到這種地步，背後必有潛台詞。
孟子說，「遁辭知其所窮。」他們的「潛台詞」值得玩味，因為窮盡言詞想要閃躲的，必定是一個共產黨「不願面對的事實」。
線索還是藏在黃嘉樹的話裡。他在談民主的這一段話語裡先提到，「以往綠營和我們的接觸少，事實上藍營和美國人和我們接觸時，早就提過這個問題。」但黃嘉樹強調，經過接觸和溝通之後，藍營和美國人也就不再提起民主這個這個話題了。
就筆者記憶所及，近年來藍營政治人物的確只有二零零五年連戰、宋楚瑜訪問中國大陸，在北大和清華的公開演講時提起過民主的問題。之後的確不再提了，這黃嘉樹說的倒是沒錯。
但是「美國」現今不和中國提民主、人權問題了嗎？這當然不是事實。不要說在每一次美中元首高峰會上，中國的人權狀況始終是各方關注的議題之一，有時甚至落實到例如魏京生、劉曉波這類個別案件。美國國務院每年出版的「中國人權報告」，也總是讓中國跳腳。後來索性中國也出了「美國人權報告」。所以在美中之間，人權不僅是議題，而且是「相互關注」的議題。
當然也有「美國人」不會和中國談民主，例如剛剛造訪中國的基辛吉（基辛格）以及委託他對中國遊說的企業家。他們想望的，是中國大陸市場或勞動力為他們帶來的商業利益，自然不需要去踩中共的痛腳。
從這裡就可以讀出中共方面的潛台詞：
第一，對於謝長廷率領的民進黨人，在公開發言或閉門會議裡批評中國民主制度落後的問題，中方代表必須回應。但因為中國對人民政治權利的保障實在太糟，辯無可辯，只能拿出一些完全經不起檢查的說法，或者「文革時期最民主」這種不倫不類的比喻。
第二，藉藍營和美國部分遊說集團的例子，變相暗示綠營人士，如果要從中方這裡拿到統戰利益，就不要踩共產黨的痛腳。
會場現場。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會場現場。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坦白說，如果不深究論述的品質，中方的與會者對自身立場的闡釋方式、對台灣政情的掌握以及如何「揚長避短」的辯論術實在達到一流水準。但反觀謝長廷團隊中，部分人士對中國國情的認識實在還有極大極大的進步空間。例如深受謝長廷倚重的謝敏捷教授在圓桌論壇的發言中，對中共的「治理能力」大加稱讚，他的原話如下：
「治理能力的問題，我個人的回應是，這是兩岸可以特別來參考的。因為我們看到大陸在過去三十年，特別是過去十年突飛猛進的經濟建設，行政效率非常的好。蓋一條地鐵，或者一項公共工程常常就是一年半，我們台灣的公共程常常要七、八年。這是台灣可以來學習的。
另外例如領導人培養的過程，例如大陸培養領導人的過程，就是要從縣、省、到中央部會，然後黨政交流，一步一步歷練上來，所以歷練非常豐富。第二，就是要表現非常傑出才可能出線。」
如果謝敏捷教授對中國情況有所了解，可以發現單單是中國公安部公布的統計，全中國一年所發生百人以上的「群體事件」（示威抗議）就超過二十萬起。這其中相當一部分就是來自公共工程的強拆強遷造成的人民抗議。
更何況，兩岸土地所有制完全不同，在中國城市土地國有，鄉村屬集體所有，政府要徵收建設用地，願意配合的人民以低價打發，不願配合的人民就暴力驅趕。在這種情況下造就的「效率」，大陸只要稍有良心的媒體記者都不敢苟同，更不要說那些在北京餐風露宿的各地訪民了。這真的是謝敏捷教授心所嚮往的制度？
再說讓謝敏捷教授讚賞不已的「領導人培育」制度。謝敏捷教授的理解的確不錯，但要形成這套機制的前提，必須先有個「組織部」，各級官員的派任都由它來考核、決定，而不是人民選舉產生，因為一旦由人民選舉，就可能選出「組織規劃」以外的人選。
更重要的，要實踐這套制度，必須有個萬年執政黨，全盤掌控政治資源和經濟利益，這才能吸引各方「人才」競相前來為我所用，據此無以進行有階段的「黨政交流」，然後培育出各階層的接班梯隊。
總而言之，姑且不論這個制度能不能選出「優秀的領導人」，但它必定是個集權體制下才會產生的人事制度。這難道是謝敏捷教授甚或謝長廷團隊所追求的政府圖像？
這是值得謝長廷團隊的關注的警訊：如果參與研討會的人士，對中國基本制度不能掌握，對台灣民主價值的觀念模糊，率爾發言的結果就是嚴重傷害維新平台和民進黨一再向人民標榜的價值。
難怪黃嘉樹會堅信，台灣會有人「開始懷念蔣經國時代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