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當年，經濟是怎麼搞的

by 漢堡 2007/06/18

 途經台南縣關廟，長輩指著路邊一間大公司，追憶起當年來。

 

「三十年前我就在這家☆☆☆公司當技工，那時候☆☆☆公司就已經是全東亞的業界龍頭了啊。
結果不知道為什麼，財務狀況突然變差，公司週轉不靈，都快倒了；工人上班都沒事幹，純打卡，因為老闆已經籌不到錢買材料了；沒材料生產，當然就沒辦法出貨，狀況就更差，眼看公司不行了，大家就紛紛跳槽，自尋生路。
幸好，那時候的經濟部長趙耀東願意幫助民間企業度過難關，出面籌了幾億，☆☆☆公司因此化險為夷，到現在還是業界龍頭啊??」

言下頗有感嘆與傾慕之意，可是..........

 

啊上次老謝出面幫高鐵擔保，讓銀行團貸款給高鐵，你怎麼說是圖利財團啊？？？不是一樣的狀況嗎？

中國威脅與台灣國家安全

by 阮銘 2003/06/06

　中國威脅，不是一種理論或假設，而是無時不在、毋容爭議的事實。
 
  　一個共產黨專政國家，向全世界公然宣稱：不放棄用武力消滅一個自由國家，使之成為自己的「一部分」，是它的「神聖使命」；並付諸行動，實際部署大規模毀 滅性武器，肆無忌憚地進行戰爭準備與戰爭恫嚇。這同賓拉登、海珊公然號召發動消滅美國的「聖戰」，性質並無不同。只是由於中國的特殊條件，世界上還沒有對 付它的有效辦法。
 
  　台灣面對中國威脅，如何維護國家安全？這是本文討論的主題。下面分四部分講：（一）世界格局演變與中國對台戰略；（二）中國威脅的現實性與全面性；（三）維護台灣國家安全的戰略思考；（四）維護台灣國家安全的哲學思考。
  世界格局演變與中國對台戰略
 
  　台灣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國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觀察中國威脅與台灣國家安全，不能離開世界格局的演變。二十世紀下半葉世界格局的演變，用一句話來概括，即雅爾達體系的支配及其衰落。
 
  　雅爾達體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羅斯福對史大林妥協，犧牲了許多國家的自由權利，建立起來的大國權力平衡架構，聯合國只是雅爾達體系的一個副產 品，用來維繫權力平衡的大國政治交易所。半個世紀的冷戰恐怖平衡，即雅爾達體系大國主宰世界命運的歷史記錄。在這個歷史記錄中，《大西洋憲章》的自由選擇 權利被踐踏，小國（從捷克、波蘭、愛沙尼亞到台灣）被迫淪為大國的附庸與大國間棋局或賭局中任人擺佈的棋子和籌碼。
 
  　所以，在實現民主化、本土化之前中國國民黨外來政權統治下的台灣，的確只是雅爾達體系中任憑大國擺佈的一枚棋子。在美國同蘇聯、中國兩大共產帝國對抗的 50年代、60年代，台灣是美國的「盟國」；可以被尊為「全中國人民的代表」，佔有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享有與美、英、法、俄同等的特權「否決 權」。到了美國打算聯合一個共產大國（中國）對抗另一個共產大國（蘇聯）的1971年，台灣立刻被貶為「蔣介石的代表」遭到「驅逐」，至今被摒棄於這個大 國政治交易所門外，已32年之久。
 
  　中國對台戰略和台灣國家安全，就在這種大國權力平衡的演變中起伏不定。
 
  　1970年代毛澤東、尼克森建立起來的大國權力平衡架構，是美、中兩國聯合制衡蘇聯。毛澤東對尼克森、季辛吉說：「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台灣有什麼好急的呢？過一百年再去管他。我們現在對香港也不急，甚至不會去碰澳門。整個國際情勢才真的重要。」
 
  　在台、美、中關係史上，1972至1978年是最和平、最穩定的時期。那時台灣和中國都同美國保持官方關係，台、美是正式邦交國關係，美、中是互設大使級聯絡處的準外交關係，形成穩定的台、美、中三國權力平衡架構。
 
  　這個平衡架構在1978年12月被打破。中國毛澤東之後剛剛掌握權力的鄧小平，利用美國總統卡特的軟弱及其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親中反穌的民族主義情結，迫使美國政府同中國建交時接受對台「斷交、撤軍、廢約」三條件，使台、美、中關係從此陷於動盪不定。
 
  　毛澤東的戰略是聯美制蘇，鄧小平的戰略是聯美壓台。鄧小平一同美國建交，立刻把「台灣歸回祖國」列入80年代三大任務之一，而且把「統一」的賭注壓在美國身上，以為美國能壓台灣談判「統一」。這是台、美、中三國關係緊張的根源。
 
  　鄧小平確立的中國對台戰略，可概括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即運用兩手戰略實現吞併台灣的目標，一手文吃，一手武吃，「兩手 都要硬」。但在鄧小平時代，中國威脅突出表現為政治攻勢，台、美、中關係緊張主要在政治領域。蔣經國在1979年12月10日國民黨十一屆四中全會上講， 「這是本黨歷史上最艱險的一年」。正是指台灣遭受美國「斷交、撤軍、廢約」與中國「統一」攻勢雙重政治壓力。蔣經國頂住來自美、中兩國的強大壓力，決心 「不談判，不接觸，不妥協」，走台灣自己的路，使鄧小平不得不放棄80年代統一時間表。，在1989年5月對戈巴契夫講，「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 灣問題，恐怕看不到解決的時候了。」
 
  　共產中國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全面展開對台攻勢，是在江澤民、柯林頓結為「戰略夥伴」的90年代。
 
  　二十世紀90年代，世界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大變動。
 
  　第一、1991年蘇聯共產帝國覆滅，一大批被奴役國家走向自由，使二十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進入高峰，結束了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峙的恐怖平衡。
 
  　第二、共產中國在天安門屠殺後擴張軍事力量，在整個90年代軍費每年兩位數字增長，強化對內武警統治、對外軍事擴張以鞏固共產黨專制獨裁政權。其軍事戰 略由內向型的防禦外敵入侵（主要防禦蘇聯入侵），轉變為外向型的武力威脅鄰國（以攫取台灣為對外軍事霸權擴張的「第一塊踏腳板」）。
 
  　第三、台灣在90年代經過修憲，完成從全國民意代表到國家總統的直接選舉，實現了民主化、本土化的國家制度轉型，終結了台灣二百多年的外來政權統治，成為自由、民主、獨立的現代國家。
 
  　90年代世界形勢的重大變化，本來應當有利於自由國家力量的提升和奴役制度國家力量的削弱。然而處於自由國家領導地位的美國柯林頓政府，未能順應蘇聯、東歐共產帝國崩潰後的歷史前進潮流，終結支配世界半個世紀的雅爾達體系，開創推進人類自由價值的世界新格局。
 
  　柯林頓時代的美國戰略家，一部分繼續陷於雅爾達式大國權力平衡的舊思維。如布里辛斯基的《大棋局》（Creat Chessboard），主張扶植新的共產軍事霸權帝國中國充當穩定歐亞大陸的「遠東之錨」。一部分侈言脫離現實、天馬行空的「新思維」，如福上的「歷史 終結論」、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保羅．甘迺迪的「軍事強權衰落論」，其共同的要害，是無視雅爾達格局支配力量衰落之後自由與奴役兩種制度衝突的尖銳 化；無視隨著蘇聯共產帝國崩潰，急劇削弱的奴役制度在垂死掙扎過程中，與國際恐怖主義力量互相支持，採取更加冒險的攻擊手段。
 
  　柯林頓政府對於所謂「後冷戰時代」的新形勢毫無認識，既無視蘇聯崩潰後自由力量增長的優勢，也無視殘餘奴役力量垂死掙扎的瘋狂性。柯林頓侈言的「世界新 秩序」，方向錯亂，反覆無常，時而誇稱「嚴懲從巴格達到北京的暴君」，時而對伊拉克海珊恐怖政權縱容退讓，同中國江澤民獨裁政權結成「戰略夥伴關係」，把 自由盟國冷落一旁。
 
  　在台、美、中三國關係中，美國對台政策錯亂造成中國對台威脅，歷史上有過三次，都發生在民主黨執政時期。
 
  　第一次是1950年1月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稱：「美國對台灣或中國其他領土從無掠奪的野心，美國無意在台灣獲得特別權利，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亦不擬使用武裝部隊干預其現在的局勢，美國政府不擬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國捲入中國內戰中的途徑。」
 
  　接著，1月12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發表談話稱：美國安全線不包括台灣和朝鮮半島。美國不會為保護這些地方採取直接軍事行動。」
 
  　那時，毛澤東正在莫斯科同史大林談判。毛澤東要求蘇聯在海軍裝備和訓練上幫助中國攻打台灣。史大林拒絕了。理由是蘇聯有雅爾達協定約束，不能干涉協定中屬於美國防禦的範圍。
 
  　然而杜魯門聲明與艾奇遜談話一發表，史大林態度轉變。他說：「美國自己放棄了雅爾達協定劃定的範圍，把中國和朝鮮劃在自己的防禦圈之外，等於交給了蘇 聯。」他承諾毛澤東貸款三億美元，其中一半用於購買準備攻打台灣的海軍武器裝備。但同時史大林又背著毛澤東支持金日成入侵南韓。（注）
 
  　韓戰救了台灣，斷送了毛澤東的攻台計劃。
 
  　第二次是1978年12月16日，美國卡特政府發表美中建交聲明，宣布1979年1月1日，美國將通知台灣「結束外交關係，雙方共同防禦條約將按規定予以終止，美國在四個月內從台灣撤出美方餘留的軍事人員。」
 
  　以1970年代末的國際情勢，蘇聯對中國的威脅遠遠超過對美國的威脅，中國有求於美國也遠遠超過美國有求於中國。美國卡特政府以出賣台灣人民換取同中國 建交，結果是緩解了蘇聯對中國的威脅，卻使中國把原來用於防禦蘇聯的軍事力量轉向威脅台灣，既損害台灣人民，也損害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這種不可思議的卡 特──布里辛斯基戰略，除了美國政府內部權力鬥爭因素（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VS．國務卿范錫）之外，只能以布里辛斯基親中反蘇的民族主義偏見來解釋。 布里辛斯基《大失敗》（The Grand Failure）一書中，把共產主義區分為壞的「傳統共產主義」（蘇聯）和好的「商業共產主義」（中國），主張台灣在中國鄧小平的「商業共產主義」統治 下，「繼續保持其商業自由」。
 
  　第三次是90年代的美國柯林頓政府，無視蘇聯共產帝國崩潰後有利於自由民主發展的國際環境，同最後一個共產軍事霸權帝國（中國）結成「戰略夥伴」。柯林 頓迎合「北京暴君」需要，公開宣布對台「三不支持」，正如《紐約時報》專論指出，「在強化中國極權者實力的同時，剝奪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參與國際社會的權 利，使美國長期以來支持自由權利的名譽受到嚴重污損。」
 
  　2001年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後開始了雅爾達以來最重要的全球戰略轉變。早在「九．一一」恐怖攻擊前，布希在2001年5月1日國防大學演說中即已指出， 「三十年前那截然不同的時空已經過去。」布希的新戰略是終結霸權大國分割世界的雅爾達格局，開創新世紀走向自由的和平，把自由國家的聯合提升到優先位置。 在台、美、中三國關係上，布希糾正了美、中聯手壓台，把台灣套進「一中」絞索的柯林頓戰略，一方面幫助台灣防禦中國的威脅，另一方面也不把中國當做敵人， 而如實地看作走向尚不明確的不穩定國家，保持三國之間的戰略均衡。
 
  　中國對台戰略已適應美國的變化作出相應調整，重心從外部軍事威脅台灣，轉向經濟、政治領域從內部統戰、分裂台灣，煽動省籍、族群、統獨對立，破壞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和主體意識，實現其反獨促統的吞併圖謀。
 
  中國威脅的現實性與全面性
 
  　在台灣有一種流行說法：毛澤東時代是血洗台灣，鄧小平時代是和平統一，江澤民時代是開放交流。似乎中國威脅是與時遞減的。這種說法完全違背歷史事實。
 
  　自韓戰開始，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防衛台灣，毛澤東即被迫放棄攻台計畫。金門炮戰是試探性質，主要試探台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範圍。試探之後，不但放棄 攻台，而且放棄攻佔金門、馬祖。1972年美中簽訂《上海公報》，共同對付蘇聯軍事擴張，毛澤東更明言台灣等一百年後由子孫後代去解決。
 
  　鄧小平上台之初急於同美建交目的之一，即壓台灣上談判桌談判統一。鄧小平與毛澤東全球戰略的主要區別，毛著眼於世界，專注於國際統一戰線包圍蘇聯。鄧著 眼於國家統一，圖謀與香港、澳門一起解決台灣問題。但鄧在策略上著重和平手段，提出「一國兩制，和平統一」；雖然不承諾放棄用武，軍事手段只是用作促進和 談的壓力，並未認真部署攻打台灣的軍事力量。
 
  　江澤民的13年，中國不但軍費每年兩位數字增長，而且完成了從內向型軍事防禦戰略到外向型軍車擴張戰略的重大戰略轉變。90年代中期以來，每年舉行軍事 演習實際準備進攻台灣，對台軍事威脅與日俱增。目前中國為攻打台灣部署的飛彈已有450攸，並以每年75枚的速度繼續增加。中國飛彈部署不但直接針對台 灣，同時也針對可能協防台灣的美國與日本。江澤民至今抓住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和中國國家軍委主席的權力不退，吞併台灣顯然仍是他不甘放棄的目的之一。
 
  　中國對台威脅的現實性，不僅表現於軍事領域，而且表現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外交、醫療衛生等一切領域，已到無孔不入的地步。
 
  　正視中國威脅的現實性與全面性，要看到它的要害在哪裡？抓住要害，才能解除其威脅。
 
  　其要害就是以「一個中國」論述瓦解台灣的國家認同與主體意識。從而分化台灣政黨、軍隊和人民，製造內部對立衝突，摧毀台灣社會的信心與防禦能力，實現其「漸進式吞併」陰謀。
 
  　一、軍事領域：不但存在與日俱增的外部武力威脅，而且存在被統戰、分化的內部威脅。中國對台統戰不但針對商人、學生、政黨、團體，而且遍及軍事將領（包 括退休將領）、國家安全工作人員，圖謀分化軍隊和國家安全部門，「消溶」保衛台灣國家主權，防禦中國侵吞的國防意識；甚至使部分人員墮入認中國為「祖 國」，反對為「台獨」而戰的反國防意識。
 
  　二、政治領域：以「一個中國」的政治論述，去台灣國家認同，去台灣國家主權，去台灣主體意識，使台灣一部分人在政治意識上依附中國、從屬中國，製造台灣內部在國家認同問題上認同台灣與認同中國的對立。
 
  　三、經濟領域：以「一個中國」的經濟論述，去台灣經濟主體意識，使台灣在經濟上依附中國、從屬中國。如藉「磁吸效應」把台灣主要產業的「發展重心轉移中 國」，使台灣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降低為「幫國際社會進入中國，幫中國融入世界」的「窗口」、「門戶」、「跳板」、「橋樑」，逐步喪失台灣經濟自由自主的獨 立主體地位，淪為依賴中國的附庸經濟。
 
  　四、社會領域：中國以統戰手段對台灣社會各階層進行分化、滲透，包括政黨、團體、民意代表、專家學者、大眾媒體、商人、學生、軍人、農民及其他社會人 士，灌輸「一個中國」意識，去台灣主體意識，去台灣主權意識，去國家認同意識，使台灣社會大眾對其漸進式統一、吞併喪失警覺。
 
  　五、文化領域：以「一個中國」的文化論述，去台灣文化主體意識。言必稱「一中」，教科書裡講一點台灣歷史、台灣地理、台灣文學，就橫加「去中國化」、「漸進性台獨」、「本土義和團之亂」等罪名，群起而攻。
 
  　六、外交領域：以「一個中國」原則封殺台灣外交空間。中國以大量財政和人力資源運作聯合國及其附屬組織，無所不用其極。不但一貫成功阻撓台灣進入聯合國及其所屬組織，甚至為阻撓美國揭發其不良人權紀錄，成功地策動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趕走美國代表，以蘇丹取代。
 
  　七、醫療衛生領域：同樣以「一個中國」原則，阻止國際衛生組織對台灣抗SARS之支援。雖然美國、日本、歐盟等均支持台灣應進入WHA分享人類保護生命免受病毒侵害的平等權利，中國仍能成功操控WHO組織拒台灣於國際防疫大會門外。
 
  　這裡值得思考的是，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現代文明國家，今天世界上一半以上人口，都已經生活在自由民主制度之下，而且全球主要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 歐洲，都是自由民主國家；為什麼還會發生一個共產黨統治的專制、腐敗的奴役制度國家，能夠為所欲為，公開以武力威脅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的生存，成功地封殺這 個自由民主國家的國際空間呢？
 
  　一個簡單的答案是中國無理。這當然毫無疑義。但問題是為什麼全世界不能阻止它不講理？
 
  　第一、舊的國際組織制度已經不能適應新的時代需要。聯合國及其附屬機構，是過時的雅爾達體系的遺產，無法解決人類面臨的新問題。伊拉克之戰也證明這點， 無法通過聯合國安理會解決，必須採取45個自由國家組成志願聯盟這樣的新形式來解決。聯合國不但過時，而且腐敗。世界上什麼事交給聯合國辦，一定一塌糊 塗。像聯合國主持科索沃重建已四年，據研究科索沃戰爭的歐洲學者施瓦茨（Stephen Schwartz）今年四月撰文指出，連電都沒有解決，晚上停電，路燈也沒有，他在路上被鋼筋絆倒摔壞了腿。但當地聯合國機構辦公大樓有自己的發電機，徹 夜燈火輝煌，裡面無人辦公。一個在聯合國科索沃重建項目中負責電力的德國工程師，最近被查出貪污救援款430萬美元。當然不能說聯合國這個龐大機構沒有一 個做事的好人，作為整個組織，已經過時，中國操縱這樣腐敗、過時的聯合國來打壓台灣，易如反掌。
 
  　第二、自由國家政府貪圖一時利益，常常放棄原則，同奴役國家作出不必要的妥協，犧牲人類普世價值。如美國柯林頓政府1998年中國之行提前到6月，是為 美國國內注目的李文斯基緋聞案轉移目標。江澤民抓住機會討好，向全球直播柯江會記者會和柯林頓在北京大學演講，換取柯林頓在上海宣示「三不支持」打壓台 灣。中國政府還常常以商業利益利誘自由國家政要和企業，影響這些國家的政府承諾在外交上幫中國封殺台灣的國際空間。
 
  　第三、國際組織內一些貧窮的奴役制度國家，容易被中國收買聽其指揮。如這次WHA大會，台灣以為降低訴求，不以主權國家而以衛生實體申請「觀察員」，合 乎章程規定。但中國正是因為台灣事實上是主權國家，它要吞併這個主權國家，才處心積慮在國際上封殺台灣。所以台灣想放棄主權訴求，只有在套進「一個中國」 絞索，像香港一樣加入「中國代表團」，承認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才行。美國等愈支持台灣，中國愈強硬圍堵，在奴役國家追隨下得逞。
 
  　第四、台灣內部認同「一個中國」，不認同台灣是主權國家的分裂勢力，是支持中國打壓台灣和助長國際社會拒絕台灣的最主要因素。
 
  　假如台灣內部的國家認同是一致的，一致認同台灣是獨立的主權國家，一致在國際社會維護台灣的國家獨立主權，國際社會就無法否認台灣這個自由民主國家存在的事實。中國對台灣的打壓、封殺就會因失去支撐點而徒勞無功。
 
  　然而今天台灣內部的分裂勢力，不認同自己的國家，不認同自己的國土與國民，卻認同圖謀吞併台灣國土與國民的中國是「祖國」，在國際社會同中國合唱「一個 中國」來抹煞台灣作為主權國家存在的事實，才使中國打壓有隙可乘。所以對於維護台灣的國家安全來說，內部分裂勢力的威脅，事實上更甚於外部軍事侵略的威 脅。
 
  　假如台灣內部軍民團結一致，加強全民國防；外部有自由國家相互支持，共同防禦中國霸權擴張，外部軍事侵略是可以制止的。
 
  　反之，若台灣人民讓不認同台灣是主權國家的內部分裂勢力取得台灣的國家最高權力，使之有機會同中國霸權合謀，將台灣套進「一個中國」絞索，通過政治談判方式吞併台灣（「和平統一」），則舉世無可奈何。
 
  　這不是想像的假設，而是現實存在的威脅。茲舉二例：
 
  　一是去年4月18日，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主席在華盛頓全美記者俱樂部新聞人物記者會上發表題為《台灣與國民黨何處去》的演說。連戰說：
 
  　「該往何處？我們接受一個中國。Yes，可以讓北京宣稱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But，台灣可以宣稱一個中國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這是中國歷史典型的保存雙方面子的解決方案。」連戰在演說時宣布：他將「回到駕駛座」，讓台灣「重新啟動」，駛向「一個中國」。
 
  　當時我向朋友談到連戰這篇演說，是對美國和中國傳遞他的2004年總統競選政綱。朋友不予置信，笑稱連戰是阿斗，選不了總統。再看第二例：
 
  　一年之後，今年4月19日，連戰以國、親兩黨2004年總統候選人身分，會晤美國聯邦參議院多數黨領袖佛瑞斯特一行，連戰強調：「中國國民黨堅持九二共 識，一貫反對台獨，主張在一個中國，各目表述的共識基礎上維持台灣現狀。」這是正式對美國和中國傳遞他的2004年總統競選政綱（佛瑞斯特一行第二天抵達 北京會晤胡錦濤），而且正是辜振甫在日本重申九二是「相互諒解」，不是「共識」的三天之後。
 
  　世界上有誰能相信連戰設計的這種騙局：「台灣可以宣稱一個中國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難道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國土、十三億國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倒成為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國土、兩千三百萬國民的「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了？
 
  　如此丟盡「面子」、輸光「裡子」的連戰謊言，除了讓連戰一派的聯共反台分裂勢力自我陶醉一番，騙得了世界麼？
 
  　為了維護台灣國家安全，我們不僅要正視中國威脅的現實性與全面性，更應正視台灣內部聯共反台分裂勢力在中國對台軍事恫嚇、政治分化、經濟吸血、外交封殺中所起的決定性關鍵作用。一旦這股聯共反台分裂勢力獲得足以支配台灣的國家最高權力，則台灣危矣
  　
  維護台灣國家安全的戰略思考
 
  　蘇聯共產軍事霸權帝國崩潰之後，全球自由制度VS.奴役制度的戰略重心由歐洲向亞洲轉移，台灣成為防禦世界上最後一個共產軍事霸權帝國對外擴張的第一線 國家；所以，防禦共產中國入侵民主台灣，即防禦共產奴役制度向自由民主世界的軍事霸權擴張。維護台灣國家安全，即維護自由人類免遭奴役制度復辟的命運。人 類歷史上策一波、第二波全球民主化浪潮，都曾經因自由國家喪失對反民主復辟勢力的警惕，導致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兩輪奴役制度的回潮。人類第三波民主化浪 潮能否在全球終結奴役制度，避免回潮的歷史悲劇重演，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民主台灣VS.共產中國的未來發展。也就是說，維護台灣國家安全，不僅是台灣一國的 問題，同時是關係世界未來命運的全球戰略問題。由此提出下列幾點：
 
  　第一、台灣需要國家安全國際化的戰略思考，即確立台灣國家安全的全球戰略。
 
  　我認為台灣根本不必把加入聯合國作為國際化的戰略目標。國際化與聯合國是兩回事。世界上最封閉的奴役國家北韓、伊朗、古巴均為聯合國會員國，利比亞還是 本屆人權委員會主席。聯合國的國際行為，已是對其憲章與人權公約的諷刺。此次美、英、波蘭、澳大利亞等四十五國自由志願聯盟排除聯合國阻撓打敗伊拉克暴君 的歷史意義，是向全球宣告代表舊雅爾達體系的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支配地位的終結。今後聯合國若能配合自由國家聯盟的新戰略，不再阻撓搗亂，則還可以起一點 輔助作用，如對伊拉克重建的人道援助之類。如繼續搗亂，則將進一步邊緣化。
 
  　台灣的國際化戰略思考，可以不必去看聯合國及其附屬機構（如WHO）的臉色，你不理我算什麼？我還不屑理你呢！以台灣本身具備的國家實力，完全可以無視 聯合國（你無視我，我當然有權無視你）這台破爛絞架（它事事處處幫共產中國把台灣套進「一個中國」絞索），擴大同自由國家聯盟各國的直接交往與平等合作。 尤其是擴大同自由國家聯盟領袖美國的直接交往和平等合作。
 
  　今天的台美關係，處於歷史的最好時期。美國布希政府是對民主台灣最友善，也最誠實的一屆美國政府。台灣應當積極主動地推進這一有利形勢平穩地繼續向前發 展。台美兩國沒有「官方」關係，只是囿於歷史因素，即蔣介石時代自我套進「一個中國」絞索和在「一個中國」絞架陰影下的美中三個聯合公報。與柯林頓時代相 反，當前可能損害台美關係的主要威脅不在美國，在台灣內部。那些親中反美（過去親柯林頓，因為柯林頓傾向共產中國，現在反布希，因為布希傾向民主台灣）的 政黨（有的還以中國為名）、政客、媒體（有的也以中國為名）、社團、學者，攻擊台美關係的進步是所謂「抱美國大腿」、「做美國馬前卒」；在國內煽動反美歇 斯底里，到國外遊說自由國家政府、學者支持他的「中國」政黨「堅持一中」、「反對台獨」！
 
  　發展和鞏固台、美兩國關係是台灣國家安全的基石，這一點不能有絲毫動搖。在共產中國吞併民主台灣的威脅之下，台灣必須毫不含糊地站在美國一邊，站在自由 國家一邊，站在歷史正確一邊。維護台灣國家安全，這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在中國威脅之下，不選擇自由，即選擇滅亡，沒有中間路線。
 
  　台灣應擴大同世界自由國家的交流合作，特別是開創同第三波全球自由化浪潮中從奴役制度下獲得自由、獨立的新自由國家的合作關係，包括從蘇聯、東歐共產帝 國獲得自由、獨立的新歐洲自由國家和新亞洲自由國家。這些新自由國家經歷過同台灣相似的外來政權統治，感情相近，也需要台灣提供國家發展的經驗，在經濟、 政治、軍事、文化、教育、科技各領域都有交流合作的空間。台灣在世界上交的新朋友愈多，愈有助於台灣國家安全的國際保障。
 
  　第二、台灣國家安全的內部保障，最根本之點是國民的國家認同。沒有國民的國家認同，軍隊不清楚「為何而戰，為誰而戰？」再好的武器裝備，也維護不了國家安全。
 
  今天的台灣，是經過「寧靜革命」，從外來政權脫胎而來的現代自由民主國家。國內還存在圖謀復辟外來政權的舊勢力，他們不認同自由的新台灣，卻去認同威脅台 灣生存、發展的中國為「祖國」。不少國民由於外來政權時代舊教育體系的灌輸，對國家認同也模糊不清。什麼「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之類模稜兩可的糊塗觀 念流毒甚廣，甚至軍隊內部也存在舊軍隊政工系統灌輸的「不為台獨而戰」之類錯誤觀念。所以國民的國家認同問題，軍隊的「為何而戰，為誰而戰」問題，是台灣 內部為維護國家安全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也是台灣內部為維護國家安全必須面對、不容逃避的獨特問題。
 
  　一個自由國家的國民，不認識自己的國家，不認同自己的國家，似乎不可思議。瑞士人不會認同法國是祖國，美國人也不會說「我是美國人，也是英國人」。同文 同種，與國家認同是性質不同的兩回事。國家認同屬於國民權利、義務範疇。你享受國民的權利，就有維護國家安全的義務。這個國家，理所當然是你自己生存、納 稅，由自己選擇政府領導人的國家。這在任何國家都不成問題。然而在台灣，卻可以存在不認同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去認同中國是「祖國」的政黨（中國國民 黨）、媒體（中國時報）和政治人物。這樣的政黨和政治人物還可以參選台灣的國家總統！一旦中國對台用武，軍隊戰士不知「為誰而戰為何而戰？」國民不知入侵 的是「敵軍」還是「我軍」？誰來保衛台灣的國家安全？
 
  　所以，認同台灣這個擁有兩千三百萬國民、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國土的自由國家，把保衛吾土吾民，保衛這個自由國家的生存和發展，作為全國國民、全軍戰士的神聖義務，每個國民和軍人都為民主台灣不被吞併而戰，這是台灣國家安全最根本的保障。
 
  　第三、台灣國家安全的戰略目標，不但要解決台灣是一個獨立的自由民主國家的認同問題，而且必須明確這個國家的發展目標，是擁有獨立、完整的經濟、政治、軍事、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環境保護體系的現代文明國家，即具有一個大國的實力。摒棄小國依附觀念和事大主義。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最近公布2003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將世界上的國家分為兩部分，以兩千萬人口為界線，兩千萬人以上是大國，兩千萬人以下是小國。所以台灣是大國。
 
  　它這個分法是有道理的。在過去時代，決定一個國家國力大小的是土地、資源。所謂「地大物博」，則國家富饒。今天時代不同了，決定一個國家競爭力的是人，是國民素質、勞動力水準、創新能力、智慧財產、政府的政策和效能。
 
  　有人說，台灣像一粒花生米，地圖上都難找到。自輕自賤，這是最落伍的控固力頭腦，中世紀頭腦。
 
  　擁有兩千三百萬高素質台灣人的自由國家，這是一個現代文明大國。現代大國的領袖（你們是領袖學院）應有大國的戰略思考。
 
  　這不是我隨便說的。瑞士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今年四月份發表的勞動力先進經濟體評比報告，台灣與比利時、美國並列第三。第一名新加坡，第二 名瑞士。新加坡、瑞士、比利時都是兩千萬人口以下的小國（新加坡三百萬，瑞士七百萬，比利時一千萬）。所以在兩千萬人口以上的大國中，台灣是與美國並列第 一的「勞動力先進經濟體」。
 
  　當然，國外學院、公司的評比，只是一種參考。有人說，這是SARS以前的，不算數了。我倒不這麼看。台灣這個「勞動力先進經濟體」，非一日之功，亦非一 日能破功的。這是台灣人在世界上長期打拚出來的。台灣人在共產中國軍事威脅之下，在被國際社會、聯合國排斥、打擊的孤立環境之中，創造了現代經濟奇蹟，創 造了現代自由民主國家奇蹟，還在繼續創造現代文明大國的奇蹟。難道一點SARS病毒就能改變歷史前進方向，變成什麼「後SARS時代」了？
 
  　領袖，要看到歷史的主流。人的智慧和創造力決定歷史的主流。SARS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片小浪花而已，轉瞬即逝。
 
  　台灣國家安全的戰略目標，應建立台灣主體的現代經濟體系，台灣主體的現代憲政體系，台灣主體的現代軍事防禦體系，台灣主體的現代教育、科技、文化、衛 生、環境保護體系，把台灣建成廿一世紀的現代文明大國，也就是奠定台灣國家安全與永續發展的物質和精神基礎。這是台灣從寧靜革命進入寧靜建國的歷史時期。
 
  　第四、台灣的經濟安全戰胳，即建立台灣主體的現代經濟體系。
 
  　一個沒有經濟實力的國家，軍事再強也會崩潰，像蘇聯。美國與蘇聯不同之處，美國的軍事實力，是建立在經濟、教育、科技、文化，整個物質與精神文明的基礎之上，是自由與創造力締造的文明強權，具有永續發展的生命力。
 
  　台灣經濟發展戰略應走美國之路，即在發展本國經濟、厚植國力的基礎上前進全球。
 
  　過去幾十年，台灣處於開發中國家地位，是「雁行理論」中追隨大雁起飛的小雁。今天台灣已經長大，作為與美國並列的勞動力先進經濟體，台灣的國家競爭力， 已經成為可以獨立引領小雁的大雁了。但台灣內部卻出現奇怪「理論」，認定中國是廿一世紀的大雁，全球經濟的火車頭；台灣只能跟著中國走，不跟中國走就被 「邊緣化」。日本大前研一也是這個「理論」，所以台灣不惜重金請來替中國和依附中國論者做廣告。其實依附中國，做中國的「窗口」、「門戶」，像香港已經在 做的那樣，才是「邊緣化」。中國雖大，但中國是勞動落後的經濟體。依附中國，只能使台灣喪失全球先進經濟體的地位。
 
  　有人說，全球對外直接投資（FDI）都到中國去了，再不去就趕不上了。其實不然。1996至200O，FDI流入已開發國家的佔73％，接近四分之三， 比1991至1995的61％高出十二個百分點。這說明知識經濟時代，FDI並非單向流入勞工、土地便宜的低生產成本國家，而更趨向於企業創新能力強的先 進國家。中國吸取FDI的增長，擠掉的是開發中的東南亞國家。台灣的生存發展之道，應進一步提升本國投資環境，吸引追求卓越的FDI前進台灣，而非「水往 低處流」，單純追逐低生產成本流入中國。
 
  　當前台灣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不是國家競爭力或企業創新能力問題，而是國家發展的戰略方向和企業信心問題，即國家缺乏主導發展的長遠戰略及相應政策措 施，企業缺乏信心，非經濟因素削弱了台灣經濟的競爭優勢。正如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aipei）的2003年台灣白皮書（2003Taiwan white paper）所指出：
 
  　──台灣經濟面臨重大挑戰之際，令人驚訝的是，台灣的政治評論似乎常常圍繞在不重要或周邊的議題上。各政黨非但未能競相提出明確的經濟政策和落實的方 法，反而總是陷入瑣碎的爭辯之中。過去十二個月以來，短期的政治議題，繼續將經濟議題推向邊緣化，也影響到外商企業的信心。外商並不清楚是誰或哪一個團隊 負責協調並闡述台灣之整體經濟政策，於是觀察家認為台灣經濟政策斷斷續續，甚至還存在內部矛盾。經濟政策因此顯得缺乏明確性。是故，當受訪者被問及「對企 業營運幫助最大」的前五大政府改善項目時，難怪「明確的經濟政策」會排名第一。
 
  　台灣的國家經濟安全需要有明確的戰略指導方向，即建立廿一世紀自由民主的文明大國所必需的國家經濟體系。這個國家經濟體系需要滿足台灣的雙重國家轉型：
 
  　從開發中國家到已開發國家的轉型：
 
  　從外來政權的依附地位到獨立主權國家的磚型。
 
  　也就是在建立本國先進經濟體系的基礎之上進軍全球的美國之路，如同美國的經濟發展戰略首先為滿足美國人民的需要，同時也吸引全球的需要一樣。台灣的轉 型，就是進入這樣一個國家發展階段，台灣的新經濟戰略應當取法美國，首先為滿足兩千三百萬台灣國民的需要和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台灣國土永續發展的需要，同時 吸引全球的需要與FDI進入台灣。
 
  　日前蕭萬長以「再造台灣經濟新政」為題，在總統府專題報告中建議，以公共建設刺激景氣、擴大內需並振興國內經濟。陳水扁總統宣示由政府投資興建機場捷 運，應予肯定。但也必須指出，今天台灣投資公共建設，擴大內需、振興國內經濟，不能僅僅視為一時「刺激景氣」的階段性政策，而應視為國家永續發展的長遠戰 略，作出更具前瞻性的全面規劃，並排除一切政治阻力持續貫徹執行。過去行政院不是沒有提出過好的公共建設構想與計劃。陳博志任經建會主委時就提過「一年一 千億，五年五千億」公共建設規劃，但未能執行。凡是有利於提升台灣、國家經濟實力和國民生活品質，有利於台灣子孫後代永續經營台灣的國家經濟建設戰略，台 灣內部的分裂派一定堅決反對到底，因為不利於他們的「一個中國」統一大業。
 
  　所以今天制定與執行國家經濟建設戰略，需要比蔣經國十大建設時代更高的戰略遠見和宏偉氣魄。當年反對蔣經國十大建設之聲也不小，蔣經國斬釘截鐵回答： 「今天不做，明天會後悔！」十大建設讓台灣成功度過石油危機，1975年經濟增長率4.2％，1976年更高達13.5％！台灣的經濟奇蹟開始了。蔣經國 的國家建設戰略是從反攻大陸基地走向台灣主體的歷史轉捩點，為台灣的寧靜革命奠定了物質基礎。
 
  　一種新戰略的提出與執行，遇到舊政治勢力的阻撓是必然的。領袖的作用就是堅持正確的戰略方向，凝聚一切力量堅持前進，不能遇到反對阻撓就退縮不前。媒體 反對，立法院封殺，今天攻高鐵，明天攻台南國際機場，就是要你動彈不得，好讓分裂派復辟上；你越退縮，他就爬到你頭上叫「we are ready」，鑽進你「駕駛座」奪方向盤了。連、宋的字典裡沒有民主，只有復辟，把復辟叫做「二次政黨輪替」。民主國家哪有英國政黨來輪替美國總統的？最 近不是在爭論公投嗎？公投不是能不能的問題，問題是公投什麼？關係台灣國家前途、國民命運的國家重大建設，被中國政黨發動政治惡鬥阻撓通不過，就訴諸台灣 全國國民公投。領袖應有這樣的氣魄。我不信台灣國民都跟中國政黨去，反對台灣建設自己的國家。
 
  　第五、台灣需要建立獨立的國家防禦力量，同時參與自由國家的共同防禦體系。
 
  　有人說，「台灣不做美國馬前卒」。這是荒唐的說法。今天不存在美國軍事侵犯中國的問題，自然更不存在台灣做不做美國馬前卒的問題。這種說法是要鼓動台灣人盲目反美，投進共產中國懷抱。用心險惡，不可不察。
 
  　當前台灣和世界面臨的現實，是中國軍事霸權擴張，威脅亞洲鄰國，公然宣布不放棄對台用武。其中一條是如果台灣「無限期拖延統一談判」，中國就可以發動戰 爭吞併台灣。這是赤裸裸的戰爭恐嚇。中國還不敢直接威脅美國，而是要求美國停止對台軍售，削弱台灣的軍事防禦能力，以利於中國吞併。美國布希政府的國家安 全戰略是「有利於自由的實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 that favors freedom），所以不會接受以一個自由國家被消滅為代價同中國做交易。
 
  　台灣處於自由國家防禦中國軍事侵略的第一線，是中國所謂「外向型軍事戰略」的「第一塊踏腳板」。面對中國的直接軍事威脅，台灣必須有自己的國家防禦力量。台灣離美國遠，離中國近，最初的中國攻擊，台灣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來對付。
 
  　中國整體軍事力量雖很落後，但部分戰略武器如飛彈、核彈之實力不可小覷。中國新領導人胡錦濤上台後，今年國家軍事預算雖從江澤民時代每年兩位數字增長稍 稍放緩至9.6％，仍高於GDP增長率。胡錦濤於5月23日政治局學習會上提出「借鑑世界新軍事變革的經驗，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跨越式發展。」接著， 於5月25日發射第三顆導航定位衛星，為他第一次以國家元首身分出訪亞、歐兩國熱身。中國衛星的定位、導航系統可以提升其飛彈的準確度，有助於開發出類似 西方「精靈炸彈」的精確打擊武器。
 
  　針對中國日益增強的軍事威脅，台灣時刻不能放鬆警惕，必須強化獨立的國家防禦體系，也需要發展嚇阻性攻擊力量，以戰止戰；不能一味強調「柔性」治國，使對方認為軟弱可欺。
 
  　台灣應加強同美國和世界自由國家的軍事合作，建立共同防禦體系，以制止中國軍事擴張，實現有利於自由的和平。
 
  維護台灣國家安全的哲學思考
 
  　第六、台灣還需要建立獨立的國家憲政體系，獨立的國家教育、科技、文化體系，獨立的國家公共衛生醫療體系，獨立的國家環境保護體系等等，即全方位建設獨立的現代文明國家，以保障台灣的國家安全。這就是寧靜建國的戰略思考。
 
  　你們是領袖學院，顧名思義，是培養未來的領袖人物。我覺得台灣人有一種迷信，似乎領袖應該什麼都懂，要懂專業，又是什麼「領導力」、「執行力」之類。對 此我很懷疑，領袖樣樣都懂，樣樣想管，那一定樣樣一塌糊塗。領袖懂專業比不懂專業危險。專業是專家的事，領袖成了「專家」，專家就無所適從了。
 
  　雷根是電影明星。布希被考問要他說出幾個國家總統的名字，他只說出一個：台灣總統姓李。但雷根和布希是二次大戰以來最好的美國總統，使美國變得強大，讓世界走向自由。兩個人的共同點：一是掌握美國和世界的大方向，對自由力量有堅定信心；一是能用人，信任人；三是誠實。
 
  　這樣的領袖是國家安全的衛士。
 
  　領袖重要的不是專業（世界上沒有領袖專業），不是權謀，是哲學。
 
  　戰爭有哲學，拚經濟有哲學，搞政治也有哲學。
 
  　伊拉克之戰、防SARS之戰是典型的現代戰爭，靠透明、誠實克敵制勝，暴露了反戰者的虛偽、無能。
 
  　維護台灣國家安全也需要哲學思考。
 
  　我向各位推薦讀兩本書：
 
  　一本是印度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nya Sen）的《Development as Freedom》（中文譯為《經濟發展與自由》）。一本是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的最後一部著作《Justice as Fairness》（中文譯為《作為公平的正義》。這兩本書的書名正好配對，其實譯為《發展即自由》《正義即公平》就好。一本是經濟哲學，一本是政治哲 學。
 
  　如果還想學戰爭哲學，這次伊拉克之戰是現代戰爭哲學的典範，參考文字的話，可看去年9月20日美國白宮網站發表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The National Secun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沈恩的《發展即自由》，謂經濟發展的目的，是人的自由；經濟發展的手段，也是人的自由。自由的人能夠充分實現人的創造能力，而這種創造能力正是現代經濟 發展的原動力和取之不竭的源泉。所以發展的手段和目的是一致的，目的為了自由的人，手段是依靠人的自由創造能力。而不是靠壓低工資、延長工時那種大前研一 鼓吹的中國典範。
 
  　沈恩的《發展即自曲》，是現代文明國家的典範。
 
  　大前研一的《中華聯邦》，是前現代的奴役國家壓榨工奴的典範。
 
  　兩種典範，代表兩種哲學思考。一種是歷史前進的哲學思考，一種是歷史倒退的哲學思考。
 
  　沈恩的哲學思考是面向未來的。因為自由人的創造力是取之不竭的，發展即自由，就能永續發展。
 
  　大前研一的背對未來，面向過去的舊時代。他說中國的廉價農民工「取之不竭」，並不可靠。大前研一說，中國九億農民，每年流出一千萬到農民工市場，可以供 應九十年（原文如此，實際上九億農民中有老、幼、病、殘、「近視眼」，不夠當農民工的）。但農民工也是人，有覺醒到要爭取自身的人的權利和平等待遇的一 天，那時大前研一式靠壓榨農民工降低成本的企業已因失去競爭力而沉淪。
 
  　羅爾斯的《正義即公平》，解決自由與平等的關係問題。不自由的平等，只能是奴隸的平等；不平等的自由，只能是貴族的自由。所以羅爾斯的政治哲學追求的是 如何實現平等的自由或自由的平等。舊自由主義者並不否定平等，他們主張機會的平等（廢除貴族特權）而非結果的平等。但羅爾斯認為，一些先天條件不足的人， 事實上連那種平等的機會也到不了他們身上。所以他主張，事實上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差別待遇，應當有利於先天條件最差的那部分人，也就是儘可能減少因先天條件 差別引起的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而使自由儘可能遍及每個人，以接近「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理想社會。
 
  　伊拉克之戰為什麼要透明？舊時代戰爭不是「兵不厭詐」嗎？伊拉克之戰是「兵不厭誠」。透明、誠實，把戰爭無時空差距地展現在世人眼前，才能使伊拉克人 民，使反戰者，使全世界相信，這場透明戰爭的目的是剷除暴君恐怖統治，實現伊拉克的自由。透明使受暴君迫害的伊拉克人民敢於背棄暴君迎接自由。透明使暴君 的衛隊不敢再為保衛暴君而戰。這就是透明和誠實的勝利。透明和誠實，成為這場現代戰爭中最先進的現代武器。
 
  　經濟、政治、軍事之外，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環保等領域的國家安全哲學，更是為了人。所以整個維護台灣國家安全的哲學，就是一切為了人，為了人的自由、自由的人。維護國家安全的目的是為了自由的人，維護國家安全的手段是尊重自由人的創新精神。
 
  　防SARS之戰難道不也如此嗎？SARS是很差勁的病毒，只要透明與誠實，它就立即被隔絕而無法傳播。造成災難擴大的原因都是因為不透明和隱瞞，或者為了錢，或者為了權。如果都為了人，人人透明而誠實，SARS病毒就毫無用武之地了。
 
  　台灣國家安全的哲學，台灣寧靜建國的哲學，就是一切為了人，為台灣兩千三百萬國民，為國民生存的這片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國土的永續發展。保衛自由的國民、 自由的國土不被侵犯，不受奴役，不容外來政權復辟；無論打的是「二次政黨輪替」還是「九二共識」、「一個中國」的招牌。對那些攻擊高鐵建設，反對寧靜建 國，拒絕為台灣子孫後代建設一個現代文明國家，卻還要謊稱反對「債留子孫」的政客，要揭穿她（他）們的虛偽面目。讓台灣人團結在自由的旗幟下，邁開走向現 代文明大國的前進步伐，創造21世紀的新台灣奇蹟。

□ 〔 資料來源： 〕

（注）金日成在1949年9月即向史大林提出「統一朝鮮」作戰計畫。當時史大林反對，理由是：

　 一、美國在中國失敗之後，將比在中國更直接干預朝鮮局勢。 　二、北朝鮮軍隊沒有強大到發動速決戰。 　三、一旦戰爭出現相持局面，將給美國提供干涉朝鮮的理由。 　但當史大林看到艾奇遜談話把朝鮮半島劃出美國防禦圈之外時，改變了主意，於1950年1月底（當時毛澤東正在莫斯科，被史大林蒙在鼓裡）同意金日成實施 「統一戰爭計劃」。史大林答應北韓以9噸黃金、40噸自銀、一萬五千噸其他礦石換取一億三千八百萬盧布的蘇聯武器彈藥，並提前使用原定1951年提供的七 千萬盧布國家貸款裝備北韓軍隊。

高鐵神話

by Jason 2009/09/23

不要錢的高鐵原本就是一個神話，只是我們現在不得不面對它罷了。

現在大家都很氣，氣這些企業當初為何欺騙大家，讓我們以為政府不用花錢就可以讓國家擁有高鐵；氣這些企業這麼不負責任，現在又把高鐵搞成爛攤子丟給政府。

讓我們回歸現實吧。如果當初高鐵不採取BOT，那政府就得要自己編預算出資蓋高鐵，自己營運，自己吸收虧損。如果當初高鐵的BOT案是由劉泰英的團隊得標，那政府必須先分擔一筆可觀的金額（是多少我忘記了），然後當這個團隊砸鍋時，仍然要擔負起責任來。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付出的代價，是遲早要付出的。這幾乎是命中注定的，因為台灣沒有辦法養出一個會賺錢的高鐵，就像台灣沒有辦法養出一個會賺錢的台鐵一樣。

高鐵是賠錢的事業，因為高鐵要自負盈虧，收支相衡，必須要有幾個條件：（1）有效率的經營並降低成本、（2）足夠的載客量與營利業務來增加收入、（3）站區土地開發能夠獲利。這些事情做不到，或環境條件不允許我們做到，那無論是民建民營或公建公營，結果都是要賠錢。

所以我們來檢視一下，現在政府所謂的「接管高鐵」，會不會滿足這三個條件。

首先，政府接管後，營運成本可以降低嗎？不可能。理論上，政府的效率不可能高於民間，如果高鐵還有裁員減薪或降低成本的空間，高鐵早就做了，或者是說，歐晉德早就做了。

其次，政府接管後，載客率和營收可以提升嗎？不可能。不想搭高鐵的人，不會因為董事長換人、或政府介入經營，就突然瘋狂地愛上了高鐵。

最後，政府接管後，站區土地的開發就會成功嗎？不可能。載客率沒有提升，站區偏遠依舊，誰會突然因為政府接管了高鐵經營，就跑去投資開發？況且，站區開發政府本來就在想方設法，跟由誰經營高鐵沒有關係。經濟好的時候都做不起來，何況現在？

進 一步問：那為什麼當初設站要離市中心這麼遠？答案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裡面有沒有利益糾葛，有沒有圖利了誰。我只知道路線規劃是當初行政院院長郝柏村決 定的，所以這個答案應該要問問那個時代的大官們。不過我想他們也會說，如果站區往市中心拉近，那土地徵收成本又會更高，難度也會增高，還可能延誤工程。所 以站區地點的選擇改變，不代表政府可以出比較少的錢。

這樣看起來，現在政府這種接管模式到底有什麼用？唯一有用的在於讓銀行團願意貸款給高 鐵，也願意降低原來的貸款利息。但是，這件事政府不介入經營權，也可以做。民進黨執政時，讓國營事業出資高鐵，協調銀行團貸款，也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才好 不容易讓高鐵通車，沒有「壯志未酬身先死」。只不過，這件事情只能解決燃眉之急，不會把高鐵變成金雞母。

因為，前面說過，台灣養不出一個會賺錢的高鐵。高鐵本來就是賠錢的事業，它的意義是讓旅客們流動的速度變快，讓出差的人可以當天回家陪小孩，讓我們比較常返鄉省親，讓我們願意經常出門長途旅行，讓這世界減少了一些碳排放，讓台灣變成一日生活圈，但是不會讓國家或公司賺錢。

如果我們假設高鐵會賺錢，只是被高鐵公司搞砸了，那就太超現實了。就好比我們以為台北捷運公司會賺錢，卻忘記中央和地方政府花了上兆的預算蓋捷運，然後用象徵性的一塊錢賣給捷運公司來經營一樣。

至於，當初政府怎麼會相信大陸工程團隊開出的條件？我不知道，這得要去問問當初那些笨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