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30日 星期三

愛國,不用翻譯,自己造句。

by rosaceae 2008/4/28

愛國,不用翻譯,自己造句。

這就是我看到一個中國的網頁所產生的感想。

我為了要瞭解《經濟學人雜誌》上3 月19日記者在暴動當時在現場所作報導的文章,是否已經出現中文翻譯,特別在網路上搜尋了一下。卻看到這個網頁, 讓我大吃一驚的是,根據這個網頁,這位經濟學人的麥杰思記者認為:「這根本是一場犯罪份子有預謀的屠殺。這麼嚴重的騷亂在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用嚴厲的措施 加以制止,可是中國政府保持了克制。這好像和我們西方媒體一般報道的中國當局不同。我認為我們很多國際同行在徹頭徹尾的撒謊。」還說:「作為一個媒體工作 者,我可以負責任的告訴大家,CNN等一些媒體的報導根本就是謊言,我認為他們侮辱了我們的職業而感到羞愧。」

經濟學人這麼清醒的雜誌,會有這樣的看法,對自己的同業這樣批評,應該會引起西方記者界的大震撼吧!不只美國的新聞,英國的其他報紙電視新聞,應該都會加 以報導,經濟學人自己也會寫社論大加評論。記者自己的反省之聲,這個我在英國也不是沒聽過,可是怎麼似乎一個字都沒聽說呢?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特別去找原始的網頁,原來這位經濟學人的記者真的有接受採訪,採訪他的,不是別人,就是CNN。CNN採訪他,可是他當CNN的記者的面,批評CNN都是謊言?這個邏輯通嗎?

當然是:不通,不通。我特別把他受CNN採訪的原文全部翻譯出來,在最底下。

對照兩文,可以清楚的看到的是,中國網站裏的譯文,不僅把James Miles提到他過去採訪天安門事件,當時政府用強大武力鎮壓的往事完全刪除,也把藏人民怨累積很久很深的部份完全略去,也不提他不認為是達賴策動,只留 下他看到中國軍隊完全沒有動作的部份,再加油添醋,把CNN扯進來,捏造出一些他完全沒有講過的話。

原來所謂的中國對外界媒體作審查,是這樣作的!中國最近拚了老命指控西方媒體報導不實,還要求自己在海外的同胞留學生到CNN總部、分部抗議,甚至有兩人 對CNN提起民事訴訟,要求作名譽損害賠償,可是中國自己才是大說謊家。我看到底下的討論,眾多網民們稱讚這位記者這樣說才是正辦,有人對某個句式特別心 儀,特別要求英文的鏈結,也有人貼出來,然而卻沒有一個人指出來,這篇所謂的譯文,除了幾分真實以外,所有被大家稱讚的部份都是造假的虛構產物?

眾口礫金這句成語(在中國的白話文就是:謊言說一百次即成真理),被中共文宣部真是發揮到淋漓盡致,而中國的眾人也都不查,就這樣被人愚弄了。

我除了感到嘆為觀止之外,也已經去信經濟學人,告訴他們有這一回事。

只是中國官方默許、鼓勵網民的輿論與激憤,他們收得回來?踩得住煞車嗎?中國官方舞起這場民族主義的風暴,除了讓人民看不到真相,有益於自己的統治之外, 不會有其他任何人得利了;輸得最慘的,可能就是中國人民自己,從此以後,就算真相擺在眼前,他們也會因為這是從西方媒體來的,這是CNN來的,而不予信 任。原來這就是今年中國第一次辦奧運,好像是向世界開放,卻在心理上鎖國的諷刺現實啊。



中國網頁上的「譯文」:(明顯與事實不符部份以藍色字標示出來)

『国际观察』 [时事聚焦]CNN无耻之铁证--外国亲历记者现身说法(转载)

英记者谈拉萨骚乱

  西藏发生骚乱期间,英国经济学家周刊记者麦杰思因得到中国官方的批准正在拉萨采访,目睹了骚乱的情况。
  
  麦杰思说,他3月12号抵达拉萨,3月14号就爆发了骚乱。他说:“骚乱发生后,我在横穿拉萨市的北京路上看见大约100名藏人向汉人经营的商店以及被他们认为是汉人的过路人扔石头。他们有的是佛教僧侣,有的是普通市民,也许还有一些外地人。
  
  “3个骑自行车的人从我身边经过,这群人就往他们身上扔石头,而且还向过路的汉人出租车司机扔石头,有一块石头打中了汽车窗户,司机很快掉转车头逃离现场。我还看见这些人在路中央用脚践踏中国国旗。”
    
  *拉萨暴乱后中国军人巡逻*

  麦杰思说,之后的几个小时,在拉萨市的旧城区里,有一大批汉人经营的商店受到袭击,店主的财物被拖到街上,并被堆成堆用火点燃。很多汉人仓惶逃跑,还有一些汉人躲在商店顶层自己的家里。
  
  *唯一获中国许可进藏外国记者*
  
  麦杰思说,西藏发生骚乱后,有些外国记者试图通过非官方渠道进入西藏,但他是唯一得到中国官方许可进入西藏,并从头到尾目睹骚乱过程的外国记者。他说:
  
  “这是我在中国作为外国记者的15年当中第一次被允许访问西藏。虽然骚乱非常严重,中国当局却没有采取暴力措施。尽管他们人身受到攻击。从这一点上我鄙视我的一些同行的失实报道。
  
  麦杰思在拉萨期间,中文部记者多次试图采访他,但都无法打通他的手机。麦杰思目前已经回到北京,由于考虑到安全问题,他在3月19号离开拉萨。麦杰思 猜测,由于中国申奥时作出了给予外国记者更多采访自由的承诺,而他本人是得到中国官方批准,通过正常渠道进入西藏的,因此中国官方才决定把这件事做到底, 并在骚乱期间仍旧允许他留在西藏。
  
  麦杰思说:“中国当局也许还考虑到,至少允许一名外国记者目睹少数民族暴力活动的严重程度,正如我在3月14号和15号所看到的那样,这也许对中国当局有利,因为这根本就是一场犯罪分子有预谋的屠杀。这么严重的骚乱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用严厉的措施加以制止。可是中国政府保持了克制。这好像和我们西方媒体一般报道的中共当局不同。我认为我们很多国际同行在彻头彻尾的撒谎”
  
  *未目睹枪杀事件*
  
  麦杰思表示,在3月14号到3月15号发生骚乱期间,他本人只看见骚乱者用石头或燃烧瓶疯狂袭击中国保安部队,但却没有目睹任何武警开枪事件。骚乱发生时,拉萨大部分保安人员都采用盾牌围成防线来阻挡闹事份子的进攻,尽管他们手里握有武器,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不开枪,或许这就是中国军队铁的纪律决定的。

  *中国将努力展现西藏恢复正常*
  
  麦杰思预计,中国政府从现在开始将非常谨慎处理奥运之前的安全问题。他说,今年5月,奥运圣火将抵达西藏,并经过喜马拉雅山地区后,拉萨市还将举行奥运火炬传递的庆祝仪式。麦杰思认为,届时,中国当局将努力向外界展现出西藏已经恢复正常的面貌。
  
  ‘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CNN等一些媒体的报道根本就是谎言,我为他们侮辱了我们的职业而感到羞愧’麦杰思最后说。



CNN採訪James Miles的逐字稿:

BEIJING, China (CNN) -- James Miles, of The Economist, has just returned from Lhasa, Tibet. The following is a transcript of an interview he gave to CNN.

問:你可以很容易看到你所想看到的嗎?

答:確實如此,通常中國當局在這種事件發生時,對於外國記者出現非常敏感。我在此過程期間,都期待他們會來找我,並且叫我立刻離開拉薩。我想他們克制沒有 這樣做,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們想到北京八月要辦奧運。而他們已經想盡辦法想向世界證明,中國正在開放。我想他們不想讓我待在那裏,但是因為我有官方 許可文件,而過去幾個月以來,他們想傳達的訊息之一,就是北京的記者可以比以前更自由在中國內部行動。當然西藏是個特例。我在中國採訪已經十五年了。這是 第一次我得到官方許可,可以到西藏去。而驚人的是他們決定讓我待在那裏,他們可能有點在賭的感覺。但在暴動進行的時候,我想他們大概覺得讓我在那裏,可以 幫忙傳達中國人自己一直想要指出來的,針對特定族群的暴力的程度。

問:你說的,證實了官方的說法。你究竟看到的是什麼?

答:我所見的,是針對一個族群,或兩個族群,仔細計算的暴力。主要是針對住在拉薩的漢人,但也有拉薩的少數穆斯林回族。回族在拉薩控制了大部份的肉品工 業。而這兩個族群被藏人突顯出來,成為目標。他們用傳統的圍巾把藏人所持有的店家標示出來,而這些店都沒有遭受攻擊,而攻擊的範圍廣及整個城市,不只是在 舊藏區,也在其外,漢人居住的地區。幾乎每兩家就有一家商店被火燒、劫掠、摧毀、打破、而其內的東西被拖出來到街上,推到一起,放火燒。這是驚人的族群暴 力,讓人看得不是很愉快,而有些藏人亦很驚訝地看著。他們自己都嚇一跳。而且不只是針對財產。暴動一發生,許多漢人與回人都逃走了。但那些一開始被夾在其 間的人,都成為目標。他們被丟石頭。其中一次,我看到他們對一個十歲的男孩、也許在附近騎腳踏車的,丟石頭。我自己親身走到他們面前,並說請停止。這是城 市裏滿腔怒火即將發作、族群仇怨的大爆炸。

問:你有看到任何武器嗎?

答:我看到他們帶著傳統的西藏劍,我並沒有看到他們把劍抽出來恐嚇別人。但清楚的是,帶著劍就是要讓人害怕的。後來我跟漢人談起來,他們常常提到這一點,就是這些(藏人)有武器,很可怕。

問:中國官方有回應了。在某些報導中,消息是來自從西藏流亡(政府),大家都好像天安門廣場事件一樣積極想要報導此事。

答:中國對此事的反應是非常有趣的。因為你首先期待,拉薩會有不安的跡象,因為這個城市即使在最佳的狀態,亦像是在刀鋒邊緣,而(中國政府的)反應會是立 即而有決定性的,他們應該會立刻把受波及的城區圍起來,他們應該會抓住那些涉入暴動的藏人。事實上我們看到的,在最早的發展,卻是中國當局完全不採取行 動。好像他們無法下定決心要怎麼處理,因此癱瘓無法動作。暴動很快就從北京路漫延,這是拉薩的中央幹道,直通舊藏區的狹窄巷道。但我在當時暴動一開始時, 並沒有看到當局試圖介入。而我懷疑奧運即是一個原因。他們非常擔心,如果他們在暴動的早期真的進入的話,他們控制的動作就會造成流血。所以他們反而讓暴動 持續進行,而一直到我所能看到的星期六,三月十五日中午為止。所以事實上,他們所做的,是犧牲許多、許多城中漢人的生計,好讓暴動者可以發洩他們的憤怒。 然後逐漸移進軍隊,偶爾使用來福槍單一開火,似乎是警告的開火,好把大家都嚇回家,並且中止此事。

問:若假設(中國當局)使用重手腕的鎮壓方式,是錯誤的嗎?

答:這涵蓋的是城市的廣大區域,而我是唯一的外國記者,至少是官方認可的一位‧‧‧可以在那裏看到此事的。幾乎不可能得到完整的畫面。我在那裏時確實聽到 許多謠言,就是有公安與暴動者發生衝突的場面。而謠言亦提及偶然的流血。但我無法多說那些我沒看到的,只能說有可能的是,有某些漢人在此次暴動中被殺死, 而亦有可能,某些藏人,藏人暴動者本身被公安部隊殺死。但不可能得到的是確切的數字,或者真正的一手資料,來證明上述說法。

問:你對事情未來的發展的看法?

答:我想他們手中真的有了大問題。我昨天離開拉薩,整個城事實上處於戒嚴的狀態。他們用盡可能,不宣布戒嚴,不像1989年拉薩的大型反漢暴動。這一次他 們未使用該名稱,然而拉薩現在的狀態,與1989年的情況卻是一樣的。官員們說沒有軍人,沒有解放軍涉入此次的維安行動中。然而我看到許多許多軍隊的卡 車、看起來像是軍事的車輛,其專有的車牌被遮蓋起來,或者被移除了。而許多在那裏軍隊,其制服上也明顯地缺乏任何一般區別公安或武警的標記。所以我大大地 懷疑,就是軍隊確實是在那裏的,而正在控制拉薩。而移除了那些公安人員,導致藏人能夠利用奧運作為機會之窗,移除了公安我想會是他們現在非常小心的。而且 他們亦有龐大的壓力要這樣做。在六月時,在拉薩有一個奧運火炬儀式。這是一個他希望世界看到的明顯場合,而他們希望世界看到拉薩是正常的。但我認為,要達 到那種境界,會相當困難,因為拉薩藏人之間的仇恨感是很深的。

問:你有確實看到維安部隊與藏人抗議者之間的衝突嗎?

答:在此時期我看到我所住的舊藏區旅館四週圍的情勢是非常緊張的,而且也很危險,我很難自由在街道上走動。但我看到的是一小群的藏人,而且在第二天的抗議 裏,朝著我所認為是,在我視野之外的,維安部隊丟石頭。我確實聽到,也確實聞到催淚瓦斯被發射反擊的聲音與味道。明顯的是,藏人與維安部隊卻實有發生小型 的衝突。但第二天,比起星期五所發生的大暴動,情勢大體平靜下來‧‧‧。而當局對這種與藏人的衝突,並不是使用鎮暴警察、棍棒與盾牌,或甚至帶著槍的的軍 隊,很快地向前推進。很長時間裏,只是偶爾使用催淚瓦斯,而我可見的,就是(如此一來)讓藏人四散到非常狹窄而蜿延的巷道裏。而我卻沒有聽到任何自動步槍 的發射,我並沒有感到像是1989年6月我在這裏報導天安門鎮壓抗議者一樣的,大量而全面地火力。這一次是非常不同的作戰方式,是更加仔細計算過的,而我 認為當局這一次所做的,就是讓人民先發洩怒火,然後再用軍隊、槍枝大量駐入,在整個藏區的每隔幾碼就駐紮。我想,要等到他們覺得安全了,才會有大流血,他 們才會確實使用那樣決定性的武力。

問:在你離開的時候,漢人自由地回來(城裏)了嗎?

答:在星期六早上有一些。在第二天,我們回到店鋪裏,而我看到他們小心走過殘骸,眼中有淚。他們很驚訝,像我一樣,在前一天居然都沒有公安出現。公安只在 第一天要結束的晚上,包圍了舊藏區。但在包圍起來的舊藏區內部,好幾個小時之後,人們仍然自由地繼續搶劫、縱火,而當局繼續不動作。只有在此情況持續到第 二天中午時,我才看到公安大量地進入。拉薩的漢人現在是非常擔心的一群人。有些在那裏已經很多年的人向我表示他們很驚訝這種事居然會發生。他們沒有感到族 群緊張是拉薩生活的一部份。現在我跟他們談過話的許多漢人,都說很害怕,可能會離開此地,這可能對拉薩的經濟、西藏的經濟造成損害。當然,你會預期漢人現 在可能要三思是否來拉薩觀光了,而最近觀光經濟的成長相當快。我在離開拉薩的飛機上,坐在一些漢人生意人旁邊,他們說他們通常都是坐火車進入拉薩的。但他 們現在害怕,藏人會炸毀鐵路線。確實,現在用飛的離開西藏,比用鐵路安全。我們沒有證據說藏人在從事恐怖活動,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此類的指控。但那就是現在 縈繞於一些漢人心裏的恐懼。

問:當你被告知要離開時,他們說了什麼?

答:我擁有可以待在拉薩八天的許可證。許可證的起始在於3月12日,暴動兩天之前,在3月19日時失效。我被官方安排的行程,在暴動發生兩天後就基本上完 全無效了。許多我所預定要拜訪的行程,都在暴動的中心地點。他們也不管我了。有一次我被公安攔下來,被帶入派出所。他們打了幾個電話,然後讓我走回充滿軍 隊、警察在進行鎮壓的街道上。他們堅持,我的許可證確實在19日失效,而我必須離開。我要求延期,他們說絕對不行。

問:所以你不是被踢出來的?只是因為許可證過期了?

答:我們處於灰色地帶。理論上,中國自從2007年1月開始,就開放外國記者採訪,意味著我們不必再像過去每一次我們要離開北京,就必須向省級的政府單位 申請許可。官方的規定裏並沒有提到西藏。但口頭上,官員說得很清楚,奧運的規則不適用在西藏,而任何記者用非正式管道進去的,在暴動之前,或在期間,都被 抓‧‧‧並且被踢出來。而那些成功躲過偵察的記者,則被當局批評。所以你可以說,對,我確實是被踢出來的,因為你假如看他們所宣布的規定,你可以解釋我們 有自由待在我們所想待的地方。但在他們的解釋裏,西藏是例外,而在他們的看法裏,他們已經對我很寬容,讓我一直待到官方許可證的最後。

問:是達賴在幕後策劃的嗎?

答:我們沒有看到任何有組織的證據,至少我所感覺到、看到的在拉薩這兩天的暴動裏,沒有任何組織在其後。而我曾經看過中國內部有組織的暴動。1989年的 天安門廣場抗議,涉及了好幾個北京市民的組織,反對並且要求改革,要求民主。我們在拉薩卻沒有看到。在拉薩,沒有組織‧‧‧確定也沒有人自稱是從什麼組織 來的。這些他們對所謂達賴集團所作出來的指控,是西藏政治語言的儀式性一部份。中國當局常常說達賴喇嘛與他在印度的支持者如何如何。所以不令人意外的是他 們會在此案例中,再度重覆這個的指控。但他們未能提出任何此說的證據。而我認為,我們所看到的,比較有可能是西藏內部的藏人與達賴喇嘛的支持者之間,想好 好利用奧運年的這個渴望,但也是在拉薩當地長期發酵的民怨所激發起來的。



原文
http://edition.cnn.com/2008/WORLD/asiapcf/03/20/tibet.miles.interview/#cnnSTCText

Transcript: James Miles interview on Tibet

  • Story Highlights
  • James Miles, journalist with The Economist, was in Lhasa during violent protests
  • Says he witnessed violence against ethnic Han Chinese and Muslim Hui minority
  • Ethnic Tibetans involved in protests were "armed and very intimidating," he says
  • He says he did not see any evidence of any organized anti-Chinese activity

BEIJING, China (CNN) -- James Miles, of The Economist, has just returned from Lhasa, Tibet. The following is a transcript of an interview he gave to CNN.

Q. How easy was it for you to see what you wanted to see?

A. Well remarkably so, given that the authorities are normally extremely sensitive about the presence of foreign journalists when this kind of incident occurs. I was expecting all along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call me up and tell me to leave Lhasa immediately. I think what restrained them from doing that, one very important factor in this, was the thoughts of the Olympic Games that are going to be staged in Beijing in August. And they have been going out of their way to convince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at China is opening up in advance of this. I think they probably didn't want me there but they knew that I was there with official permission, and one thing they've been trying to get across over the last few months is that journalists based in Beijing can now get around the country more freely than they could before. Of course Tibet is a special example. I've been a journalist in China now for 15 years altogether.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I've ever got official approval to go to Tibet. And it's remarkable I think that they decided to let me stay there and probably they felt that it was a bit of a gamble. But as the protests went on I think they also probably felt that having me there would help to get across the scale of the ethnically-targeted violence that the Chinese themselves have also been trying to highlight.

Q. What you say you saw corroborates the official version. What exactly did you see?

A. What I saw was calculated targeted violence against an ethnic group, or I should say two ethnic groups, primarily ethnic Han Chinese living in Lhasa, but also members of the Muslim Hui minority in Lhasa. And the Huis in Lhasa control much of the meat industry in the city. Those two groups were singled out by ethnic Tibetans. They marked those businesses that they knew to be Tibetan owned with white traditional scarves. Those businesses were left intact. Almost every single other across a wide swathe of the city, not only in the old Tibetan quarter, but also beyond it in areas dominated by the ethnic Han Chinese. Almost every other business was either burned, looted, destroyed, smashed into, the property therein hauled out into the streets, piled up, burned. It was an extraordinary outpouring of ethnic violence of a most unpleasant nature to watch, which surprised some Tibetans watching it. So they themselves were taken aback at the extent of what they saw. And it was not just targeted against property either. Of course many ethnic Han Chinese and Huis fled as soon as this broke out. But those who were caught in the early stages of it were themselves targeted. Stones thrown at them. At one point, I saw them throwing stones at a boy of maybe around 10 years old perhaps cycling along the street. I in fact walked out in front of them and said stop. It was a remarkable explosion of simmering ethnic grievances in the city.

Q. Did you see other weapons?

A. I saw them carrying traditional Tibetan swords, I didn't actually see them getting them out and intimidating people with them. But clearly the purpose of carrying them was to scare people. And speaking later to ethnic Han Chinese, that was one point that they frequently drew attention to. That these people were armed and very intimidating.

Q. There was an official response to this. In some reporting, info coming from Tibetan exiles, there was keenness to report it as Tiananmen.

A. Well the Chinese response to this wa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you would expect at the first sings of any unrest in Lhasa, which is a city on a knife-edge at the best of times. That the response would be immediate and decisive. That they would cordon off whatever section of the city involved, that they would grab the people involved in the unrest. In fact what we saw, and I was watching it at the earliest stages, was complete inaction on the part of the authorities. It seemed as if they were paralyzed by indecision over how to handle this. The rioting rapidly spread from Beijing Road, this main central thoroughfare of Lhasa, into the narrow alleyways of the old Tibetan quarter. But I didn't see any attempt in those early hours by the authorities to intervene. And I suspect again the Olympics were a factor there. That they were very worried that if they did move in decisively at that early stage of the unrest that bloodshed would ensue in their efforts to control it. And what they did instead was let the rioting run its course and it didn't really finish as far as I saw until the middle of the day on the following day on the Saturday, March the 15th. So in effect what they did was sacrifice the livelihoods of many, many ethnic Han Chinese in the city for the sake of letting the rioters vent their anger. And then being able to move in gradually with troops with rifles that they occasionally let off with single shots, apparently warning shots, in order to scare everybody back into their homes and put an end to this.

Q. Would be false to suggest there was heavy-handed security approach?

A. Well this was covering a vast area of the city and I was the only foreign journalist, at least accredited, to ... who was there to witness this. It was impossible to get a total picture. I did hear persistent rumors while I was there during this rioting of isolated clashes between the security forces and rioters. And rumors of occasional bloodshed involved in that. But I can do no more really on the basis of what I saw then say there was a probability that some ethnic Chinese were killed in this violence, and also a probability that some Tibetans, Tibetan rioters themselves were killed by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forces. But it's impossible to get the kind of numbers or real first hand evidences necessary to back that up.

Q. Form any sense of where it would go from here?

A. Well I think they now have a huge problem on their hands. When I left Lhasa yesterday the city was still in a state of effectively Martial Law. They've been bending over backwards this time not to declare martial law as they did in 1989 after the last major outbreak of anti-Chinese unrest in Lhasa. This time they have not used that term and yet the conditions now in Lhasa are pretty much the same as they were in 1989 under martial law. Officials say there are no soldiers, no member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volved in this security operation. And yet I saw numerous, many military vehicles, military looking vehicles with telltale license plates covered up or removed. And also many troops there whose uniforms were distinctly lacking in the usual insignia of either the police or the riot police. So my very, very strong suspicion is that the army is out there and is in control in Lhasa. And removing that security given the way Tibetans are now focusing on the Olympics as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removing that security now I think would be something they would be very, very cautious about. And yet there are enormous pressures on them to do so. Coming up to the Olympic torch carrying ceremony in Lhasa in June. That is one obvious event they will want the world to see and they will want the world to see that Lhasa is normal. But I think getting to that stage will be enormously tricky given the depth of feeling in Lhasa itself among Tibetans.

Q. Did you actually see clashes between security forces and Tibetan protesters?

A. Well what I saw and at this stage, the situation around my hotel which wa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old Tibetan quarter, was very tense indeed and quite dangerous so it was difficult for me to freely walk around the streets. But what I saw was small groups of Tibetans, and this was on the second day of the protests, throwing stones towards what I assumed to be, and they were slightly out of vision,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forces. I would hear and indeed smell occasional volleys of Tear gas fired back. There clearly was a small scale clash going on between Tibetans and the security forces. But on the second day things had calmed down generally compared with the huge rioting that was going on...on the Friday. And the authorities were responding to these occasional clashes with Tibetans not by moving forward rapidly with either riot police and truncheons and shields, or indeed troops with rifles. But for a long time, just with occasional, with the very occasional round of tear gas, which would send and I could see this, people scattering back into these very, very, narrow and winding alleyways. What I did not hear was repeated bursts of machine gun fire, I didn't have that same sense of an all out onslaught of massive firepower that I sensed here in Beijing when I was covering the crushing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in June, 1989. This was a very different kind of operation, a more calculated one, and I think the effort of the authorities this time was to let people let off steam before establishing a very strong presence with troops, with guns, every few yards, all across the Tibetan quarter. It was only when they felt safe I think that there would not be massive bloodshed, that they actually moved in with that decisive force.

Q. At time you left, were Han Chinese moving freely back?

A. There were some on the Saturday morning. On the second day we came back to the shops and I saw them picking through the wreckage, tears in their eyes. They were astonished, as I was, at the lack of any security presence on the previous day. It was only during the night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day that this cordon was established around the old Tibetan quarter. But even within it, for several hours afterwards, people were still free to continue looting and setting fires, and the authorities were still standing back. And it was only as things fizzled out towards the middle of the second day that as I say they moved in in great numbers. Ethnic Chinese in Lhasa are now very worried people. Some who had been there for many, many years expressed to me their utter astonishment that this had happened. They had no sense of great ethnic tension being a part of life in Lhasa. Now numerous Hans that I spoke to say that they are so afraid they may leave the city, which may have very damaging consequences for Lhasa's economy, Tibet's economy. Of course one would expect that ethnic Chinese would think twice now about coming into Lhasa for tourism, and that's been a huge part of their economic growth recently. And leaving Lhasa, I was sitting on a plane next to some Chinese businessmen, they say that they would normally come in and out of Lhasa by train. But their fear now is that Tibetans will blow up the railway line. That it is now actually safer to fly out of Tibet than to go by railway. We have no evidence of Terrorist activity by Tibetans, no accusation of that nature so far. But that is a fear that's haunting some ethnic Han Chinese now.

Q. When you were told to leave, what were you told?

A. Well I had an 8-day permit to be in Lhasa. That permit began two days before the rioting, on March 12, and was due to run out on March 19. My official schedule was basically abandoned after a couple days of this. Many of the places on my official itinerary turned out to be hotspots in the middle of this unrest. They left me to my own devices. I was stopped by the police at one point, taken to a police station. They made a few phone calls and then let me go back out on the streets full of troops and police carrying out the security crackdown. They insisted however that when my permit did expire on the 19th that I had to leave. I asked for an extension and they said decisively no.

Q. So you weren't expelled? It just ran out?

A. Well we're in a gray area here. Because in theory China has been opened up to foreign journalists since January 2007, which means no longer, which was the case before, do we have to apply for provincial level government approval every time we leave Beijing for reporting. The official regulations don't mention Tibet. But orally, officials have made it clear that Tibet is an exception to these new Olympic rules and journalists who have made their own way there, unofficially, both before this unrest and during it have been caught or ... and expelled. Or those who have succeeded in making it out without being detected have been criticized by the authorities for doing so. So one could argue that yes I was expelled, if one looks at the regulations they've announced which one could interpret as meaning we have the freedom to be where we like. But in their interpretation, Tibet is an exception and in their view they were being rather liberal towards me by letting run to the end of my official permit.

Q. Is Dalai behind this?

A. Well we didn't see any evidence of any organized activity, at least there was nothing in what I sensed and saw during those couple of days of unrest in Lhasa, there was anything organized behind it. And I've seen organized unrest in China. The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in 1989 involved numerous organizations spontaneously formed by people in Beijing to oppose, or to call for more reform and demand democracy. We didn't see that in Lhasa. There were no organizations there that ... certainly none that labeled themselves as such. These accusations against what they call the Dalai Lama clique, are ritual parts of the political rhetoric in Tibet. There is a constant background rhetoric directed at the Dalai Lama and his supporters in India. So it is not at all surprising that they would repeat that particular accusation in this case. But they haven't come across, haven't produced any evidence of this whatsoever. And I think it's more likely that what we saw was yes inspired by a general desire of Tibetans both inside Tibet and among the Dalai Lama's follower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Olympic year. But also inspired simply by all these festering grievances on the ground in Lhasa.

2008年4月29日 星期二

曹長青:西藏問題真相與洗腦

by 曹長青 1995/06/01

一、中國人怎樣被洗腦
二、西藏問題的真相
三、怎樣消除藏漢兩族的仇恨

西藏問題,不僅是一個少數民族政策問題,也不僅僅是西藏是否獨立的問題,它關係到以甚麼價值作為建立將來民主中國的根本原則。如果不把人的自由視為最高價值,中國人無法建立起一個真正民主自由的國家,也不會圓滿解決民族衝突和領土爭端。

一、中國人怎樣被洗腦

為甚麼很多中國人談到西藏問題時有這麼強烈的民族情緒和大國沙文主義意識?主要是因為在共產黨長期單一性的灌輸中,人們對西藏的思維已和共產黨的宣傳機器轉向了同一個軌道。在沒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中國大陸,政府統治著出版,即統治著對歷史的解釋。

這 樣的專制社會,歷史真實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對歷史的解釋是否符合官方的意識形態。連中共西藏問題權威牙含章都直言,他寫書是「為了鬥爭的需要,」是 「組織上」安排他寫。牙含章的表白,說出了中共建政後出版的所有關於西藏問題書籍的基本特徵:歷史事實要服從政府宣傳。

即使近年大陸出 版的西藏書籍,仍然延續著這種宣傳企圖。1993年5月,北京華僑出版社出版了三十多萬字的《西藏風雲紀實》,該書極力歌頌中共給藏人帶來了「人間天 堂」。例如,對一九五四年康藏、青藏公路的通車,該書誇張道:「整個世界都震驚了,整個人類都發生了某種意義上的傾斜,整個世界都把目光驟然投向古老世界 的東方之巔。」[3]而對1959年中共所謂「平亂」,屠殺了八萬多藏人的暴行,該書卻稱為「一個前所未有的人間天堂出現在西藏人的眼前。」 「西藏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真是人間奇蹟。」[4]

恐懼不同聲音

中國人就是在這樣單一的具有強烈宣 傳企圖的書籍中,得到關於西藏的知識。而西方學者和流亡藏人學者對西藏的研究,只要不符合北京政府的觀點,在中國出版都是極為困難的。唯一的例外是美國作 家艾夫唐(John F. Avedon)的著作《雪域境外流亡記》,1988年3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5]艾夫唐曾是美國《新聞週刊》的記者,他用了四年時間,在美國和 印度採訪了一百多名藏人,包括很多重要的歷史事件見證人,以及達賴喇嘛本人,寫成了三十萬字的專著。該書受到廣泛好評。《洛杉磯時報》稱「艾夫唐詳細敘述 的真實故事令人目瞪口呆,他所傳遞的雙重資訊——被中共鎮壓的西藏以及流亡在雪域之外的無畏的自由西藏——造就出近年來最具意義的報導文學。」《華盛頓郵 報》評論這是「一本擲地有聲的書,如果你有一顆關切這個時代的正在掙扎的靈魂,此書不可不讀。」

據後來台灣慧炬出版社重印此書的說明, 該書在拉薩被搶購一空,其內容成為大街小巷人們議論的話題,拉薩的幾乎所有大學生都讀了這本書,他們認為從此書得知了西藏的真實歷史。但該書出版不久,就 被當局強令停止發行,並收繳已售出的版本。中共當局在「緊急通知」中說,此書的公開發行是「工作中的失誤」。[6]

如果中國政府出版的 關於西藏的書籍是真實的,應該不恐懼不同聲音的挑戰。而中共當局封鎖一切非官方觀點的書籍,包括西方學術著作的翻譯出版,只能說明中國政府對西藏問題的宣 傳是謊言,因為真實是不怕比較的。經過長達四十年的洗腦,中國人頭腦裏關於西藏的知識,全是政府灌輸的觀點。而中國人歷史性的「大一統」情結,又為接受這 樣的西藏觀提供了土壤。

制度化的謊言

這種政府宣傳在中國人的頭腦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例如我的一位朋 友,是中共中央某部的幹部,最近來紐約辦事時順便來看我。我將一本十四世達賴喇嘛談人生的書《慈悲與個人》中譯本送給了她。她驚訝地指著書的封面上的達賴 喇嘛頭像說,「他的微笑是多麼真誠、慈愛!」她說以前從未見過達賴喇嘛的頭像,聽到的政府宣傳都是「達賴分裂叛國」等等,她腦中能想像到的達賴喇嘛是一個 兇狠的壞人形象。達賴喇嘛的這本書所闡述的愛、慈悲和承擔人類責任的哲學使她讀後非常感動。她回國時向我又要了一本《慈悲與個人》,帶回北京送給她最好的 朋友。

而我個人對西藏問題看法的轉變也有著與她幾近相同的經驗。我大學畢業後在中國一直做新聞記者,但我頭腦中的西藏知識全是官方灌輸 的,根本不知道甚麼是西藏的真實。雖然對我來說西藏是一個遙遠陌生的地方,但我從未懷疑過她是中國的一部份。來到美國後,閱讀到一些西方學者和藏人的著 作,才感到中共對西藏的看法是片面的,更有很多是不真實的。無論是對西藏的歷史,還是現實,中國政府都像它在其他領域一樣製造了很多謊言。

在美國生活的幾年中,我瞭解到中共不僅在西藏問題上歪曲事實,在其他很多重大的歷史事件上也是編織謊言。這裏僅舉幾例:

中 共向以「西安事變」做宣傳,抨擊國民黨和蔣介石,炫耀共產黨才是真心抗日。但我1991年在紐約訪問到了「西安事變」的主角張學良,瞭解到歷史並非中共宣 傳的那樣。而張學良不想去大陸的主要原因是他不同意北京當局把他視為「西安事變」大功臣的看法,他視自己為「一個魯莽從事的歷史罪人」;[7]中共操縱的 史籍和文學作品都宣揚共產黨軍隊在抗日戰爭時期是主角。但海外的歷史書籍記載的是,國民黨的軍隊擔負了百分之八十的主戰場。

對於朝鮮戰 爭,中共長期宣傳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但我1992年在夏威夷的韓戰陣亡美軍墓地看到這場戰爭的詳細示意圖,標示的是北朝鮮軍隊率先使用武力攻佔南 朝鮮。後來從歷史書籍中瞭解到,北朝鮮軍隊用武力統一南朝鮮的舉動,受到世界多數國家譴責,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案,組成以美軍為首,包括其他十幾個國家 的聯合國部隊,在朝鮮仁川登陸,制止了北朝鮮的侵略。但中國政府一向宣傳是美國人要打中國,隻字不提是聯合國的部隊,在執行聯合國決議案。

中 共政權對歷史事件隨意編織的事例不勝枚舉,包括鄧小平主導的「中越自衛反擊戰」,真相也不是當局向人們交代的那樣。而中共黨史書上記載的十幾次所謂「路線 鬥爭」,更沒有客觀真實可言。讀一讀海外研究中共黨史的書籍,包括中共早期領導人張國燾寫的回憶錄,都可以瞭解到中共是怎樣玩弄歷史於股掌。

洗掉「共產軟件」

因 此我總是對剛剛從國內出來的朋友講,要警惕自己頭腦中被中共灌輸的「知識」。要視自己的大腦如同一台電腦,有意識地將中共輸入的宣傳「軟件」一件一件地洗 掉,然後重新輸入新的軟件,輸入真實。但遺憾的是,許多中國人對這項必須做的事沒有給予十分重視。有的人以為來到了西方,就自然知道了真實,其實人的頭腦 與電腦一樣,如果不是有意識地進行清洗和再輸入的程式,一台電腦即使從中國搬到美國,放了多少年,那裏面的「共產軟件」也不會自動發生變化。

這 種「共產軟件」的可怕性可以從徐明旭近來發表的幾篇談西藏的文章中看出。徐明旭已旅居美國多年,但他的文章仍充滿共產黨的邏輯。例如他在「藏獨是民主中國 的末日」一文中,不僅重複中共「西藏人權白皮書」中的觀點,為中共殺害一百多萬藏人辯護,還用武斷的中共口吻說:「任何去過西藏的人都會發現,如今藏人已 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這不是與中共宣傳部一樣在睜著眼睛說瞎話嗎?!從中共佔領西藏至今,藏人甚麼時候享受過「充分的宗教自由」?在中國人的宗教自由被 普遍剝奪和侵犯的情況下,共產黨怎麼會單單給藏人「充分的宗教自由」?這不僅經不起調查,都不符合一般的邏輯常識。而且說「任何去過西藏的人都會發現,」 更是毫不負責任的信口胡言。至少我讀過的一些西方學者去過西藏後寫的文章,就明確指出藏人的宗教自由被嚴重侵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研究員、漢學家 司馬晉(James D. Seymour)不久前去過西藏,他最近寫的關於西藏的文章,仍然指出藏人的宗教自由怎樣被侵犯。而且徐明旭的文章是自相矛盾的。他在說「藏人已享有充分 的宗教自由」之前,又說「毫無疑問,目前藏人也與漢人一樣沒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在這個世界上,會有這麼一個地方,人們沒有言論、出版、集 會、結社的自由,卻「享受著充分的宗教自由」嗎?這符合邏輯常識嗎?而且在這篇文章中,徐明旭還荒唐地把中共一九八九年春天在拉薩對藏人的武力鎮壓(據當 時在場的原《北京青年報》記者唐達獻後來寫的報導,有四百多藏人被屠殺)等同於美國警方一九九二年春天在洛杉磯制止「黑人騷亂」,認為兩者都是必須的。這 種毫無正義和是非原則的混帳邏輯只有滿腦袋「共產軟件」的人才想得出來!

以徐明旭為代表的這種「大中國至上」的沙文主義情緒,和為中共 專制政權辯護的愚昧,根本原因是中共長期宣傳洗腦而輸入的「共產軟件」還在頑固地繼續運轉著。對這些人來說,與其絞盡腦汁在「謊言的軟件」裏掙扎,不如換 幾塊清新、真實的軟盤。在真實資訊可以自由流通的世界,死馱著謊言是很累的。

二、西藏的真相

對於西藏的 真相,中共最為強調的是,西藏從元朝時就和中國在一塊版圖內。但今人以當年蒙古帝國對西藏和中國的同時兼併與統治,作為中國從此就對西藏擁有主權的依據, 邏輯上是不通的。退一步講,即使當年被成吉思汗兼併後的版圖被認為是今天這塊土地應該統一的理由,這個理由也應由成吉思汗的子孫蒙古人提出,而不應是當時 同樣被兼併的中國人提出。再退一步講,如果今天的中國人認為西藏曾是蒙古帝國建立的元朝的一部份,西藏就是中國領土的法理根據,那麼中國人就應該對當時蒙 古帝國轄下的越南、朝鮮和俄羅斯的大片土地都相應地提出主權要求,單獨提出西藏也是邏輯不通的。

在1992年9月發表的「西藏人權白皮 書」中,中共引證了清朝時期西藏與中原密切往來的很多歷史資料來證明西藏是中國的領土。這些史料確實是有所記載的。但西藏流亡政府1993年出版的《西藏 的真相》一書,也引證了大量歷史資料證明西藏一直是獨立的。這些資料在史書上也是存在的。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在於西藏的特殊歷史地位。西藏與清朝的關係實 際上一直是一種「和藩」的關係:即名義上西藏歸屬中國管轄,實際上藏人獨立管理自己的一切內部事務。這種情形或叫 「高度自治」,或叫「事實獨立」。在清王朝的260多年間,基本都是這樣的和平關係。

從辛亥革命到1950年中共佔領西藏這近四十年 間,西藏「事實獨立」的特徵更為明顯。清朝末年清軍曾一度攻佔了拉薩,但兩年後被擊敗驅除。十三世達賴喇嘛於1913年初宣佈西藏為獨立的國家後,蔣介石 的國民政府雖然兩次派特使去西藏規勸,但並沒有採用武力解決西藏問題。[8]因此連本文前面提到的北京出版的《西藏風雲紀實》一書,也承認「從一九一一年 起,西藏開始享有了事實上的獨立和國際承認。」[9]即使毛澤東當年也沒有視西藏為中國的一個行省。美國記者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記述了紅軍長征時藏人給 予食物和給他們借宿的幫助,毛澤東在接受斯諾訪問時對此感激地說:「這是我們對外國的唯一欠債。」[10] 據中國法學學者于浩成的研究,毛澤東在1945年春所做的《論聯合政府》報告中,認為西藏應實行「民族自決」。但後來的《論聯合政府》文本將這段話刪掉 了。在香港仍可看到《論聯合政府》的原始文本,上面有這樣的話。[11]

為甚麼中共建政前的歷代中國統治者都沒有採用武力佔領的方式直 接統治西藏呢?可能他們都做過這樣的權衡:漢人不習慣於西藏的高原氣候,也不習慣於那裏成為日常生活的宗教氛圍,而且西藏是一塊不毛之地,直接軍事統治需 要大量的人力和財力。用「冊封」的方式,取得名義上的管轄,顯然更為合算。即使康熙年間,清王朝處於鼎盛階段,康熙大帝也沒有像後來毛澤東那樣用軍事佔領 方式,直接統治西藏。

同時西藏作為宗教社會,也沒有謀求成為一個典型的獨立國家。因為西藏眾多男子是僧侶,佛教主張不殺生,在這樣的宗 教文化背景下建立一個獨立國家所需要的龐大軍隊是困難的;而且西藏的高原內陸地理條件使那裏的經濟發展遲緩,物質缺乏。他們也需要中國提供的軍事保護和物 質援助。既然中國人不到他們的土地上直接管轄西藏內部事務,又提供保護和援助,那麼對保持這種「和藩」關係,藏人也認為是可行的。所以也沒有強烈感覺到有 宣稱獨立的必要。

應該說,中國的歷代統治者中最傻瓜、最狂妄的是中共政權。它打破了歷代中國政府與西藏的這種互相得益的關係,以軍事佔 領方式,對西藏進行直接統治,還強行社會主義改造。結果不僅耗費大量人力物力,還製造了深深的種族仇恨。今天西藏問題愈演愈烈,已經說明中共這種直接統治 的失敗。而中共的強權鎮壓,更喚出和加強了西藏人民要求獨立的聲音。

刺刀下的「十七條協議」

當然,中共 認為它的佔領是合法的,根據是西藏代表於1950年簽署了同意解放軍和平進藏的「十七條協議」。但稍有這段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在大軍壓境下藏人被迫 做的選擇。當時中共軍隊數量達到520萬,比西藏的全部人口還多。藏人無論如何是打不過中共的。而且四萬解放軍已渡過金沙江,攻佔了康區首府昌都。西藏政 府不得以派出代表到北京談判,謀求和平。「十七條協議」是北京方面草擬的,脅迫西藏代表簽字後,加蓋的西藏代表印章是北京方面刻制的。[12] 而遠在拉薩的達賴喇嘛等通過北京電台發佈的新聞才得知條款內容。[13]它起碼說明「十七條」並不是雙方充分協商的結果。

但後來西藏政 府接受了「十七條協議」,因在大軍威逼下除此沒有別的選擇。「十七條」主要條款是:解放軍和平進藏;西藏為中國的一部份;西藏實行民族自治;現有的政治制 度不變;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地位與職權不變;實行宗教自由政策;西藏的改革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動進行,中央不加強迫。[14]但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共對藏 人的許諾一條也沒有遵守。這就是為甚麼1959年西藏爆發了全民抗暴起義。該起義迅速被中共鎮壓。據中共檔說,八萬多藏人被「消滅」。近十萬藏民隨達賴喇 嘛越過喜馬拉雅山,逃亡到印度。

但中共「西藏人權白皮書」卻說共產黨給西藏帶來「繁榮和進步」。說西藏「人民行使管理國家和地方事務的 權利,」“當家作主人」。共十二章的「白皮書」中多至八章是介紹西藏被「解放」之後的巨大變化,八章中引述的炫耀共產黨功績的統計數字多達269處。 [15]全部數字力圖說明北京政府給了西藏巨大經濟援助,使西藏變為了「人間天堂」。且不說這些數字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和新聞監督的國家是否可信,即使數 字是準確的,經濟援助再大,也不能證明中共用武力恫嚇的方式強迫藏人簽署協議,然後軍事佔領西藏的合法性。因為一切「條約」的法律依據都是「簽約各方必須 自主、自願。」而「十七條協議」是威逼下的產物。這就如同中國大陸人熟悉的「白毛女」的故事一樣,惡霸地主黃世仁強搶喜兒成婚,按照黃世仁的邏輯,也是合 法的,因為喜兒的父親楊白勞在「同意書」上按了手印。但這紙「協議書」是楊白勞在威逼下被迫簽署的。當然,黃世仁可以辯解說,他後來向喜兒一家提供了很多 物質援助,補修了她家的漏風牆,送了很多糧食,還給喜兒買了幾噸「紅頭繩兒」,喜兒自從到了他的手裏,經濟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可謂「沒有黃世仁,就沒有 新喜兒。」但這一切經濟援助和補償能證明喜兒被強娶到黃家的合法性嗎?不能!因為這場婚姻合法性的根本依據是喜兒的自由意願!只要喜兒不是發自內心自願選 擇的,這場婚姻就沒有法理根據。當然,使用強權和武力,黃世仁可以把喜二搶到家裏強暴,但他無法征服喜兒那時刻準備反抗的心。這就是為甚麼喜兒寧肯逃到深 山吃野果當「白毛女」,也不忍受強權下的富裕。對自由的追求是人存在的規定性。在強權暴政之下,人是會低頭。但內心深處那顆渴望自由的靈魂是永遠不會屈服 的,它會找任何機會向強權挑戰。這就是為甚麼在鄧小平的統治下,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比毛澤東時代已有很大提高,仍然發生了八九民主運動。

從 另一個角度說,正如中共無法證實「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一樣,中國政府也無法證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今天西藏這一切」。與共產黨的說辭正相反,顯 見的事實是,在香港和台灣,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那裏反而更繁榮,更民主。即使在蒙古共和國,結束了共黨統治,外蒙古的人民比中共統治下的「內蒙古人」活得 更開心。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區」,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那裏的藏人活得豐衣足食,還有自由。這就是為甚麼至今還有大量藏人翻越喜馬拉雅山,逃離西藏。據西 藏流亡政府的統計,自1979至1992年間,僅逃到印度的藏族青少年就達四千多人。[16]

三、怎樣消除藏漢兩族的仇恨

面 對西藏的這些事實,主張「大一統」的中國人,包括相當一些民運人士會辯解說,他們並不是為中共辯護,因為他們也是中共專制統治的受害者。尤其是持沙文主義 觀點的徐明旭先生,多次在文章中提到他「曾因發表小說暴露中共腐敗而被流放到西藏多年,」也是受害者。但是,一個人受過迫害,是不是就一定比他們的迫害者 正確?對共產文化有精細觀察的捷克作家昆德拉對此做過研究。他在小說《為了告別的聚會》中借主人翁的口說:「我要告訴你我一生最悲哀的發現:那些受害者並 不比他們的迫害者更好。我很容易想像他們的角色調換一下的樣子。」[17]從中國的現實也可以看到這一點。鄧小平當年受過毛澤東的三度迫害,但他主導的 「六四屠殺」,顯示他並不比毛澤東更有人性。一個人正確與否並不取決於他是受害者還是迫害者,而是兩者的價值觀念是否不同。從徐明旭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儘 管他受過中共的迫害,但他的價值觀與共產黨是一樣的,那就是視國家、群體、邊界等價值高於人的自由,為了國家利益,可以剝奪個人自由,摧殘個體。而全世界 所有共產黨的最根本的錯誤就在於,強調國家群體價值,而剝奪個人選擇自由的權利。結果是不僅個人自由喪盡,國家也沒有強大。而西方文明所以能夠戰勝共產主 義的根本原因,就在於視人的自由為最高原則。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今年三月,我在紐約參加了藏人慶祝 新年的晚會。在那個約有三百名藏人聚集(紐約總共只有350多名藏人)的新年之夜,他們身著藏族傳統服裝,在雪山獅子旗(西藏國旗)下用藏文祈禱,唱西藏 國歌;他們在傳統的藏族音樂中跳著豪放的藏族舞;他們飲著米酒傾訴著中國政府對他們的迫害,表達他們一定要爭回自己家園的堅定信念。看著他們那眾志成城的 神態,聽著他們男女老少手挽手狂舞時「海喲!海喲!」的呼聲,我強烈地感覺到,這是一個無法征服的民族。不管是現在的中共政權,還是將來任何形式的中國政 府,都無法用武力征服這個民族的心。

當晚我曾和十幾個藏人交談。由於多年受中共迫害和漢人的種族歧視,他們談起中國人,充滿憤怒。年輕 一代藏人,這種情緒更為嚴重。流亡在印度的青年藏人,要求武裝反抗中國人的呼聲日益強烈。達賴喇嘛不得不幾次公開表示,如果藏人要採用暴力方式,他將辭去 在西藏流亡政府的職務。每年三月十日,是藏人紀念1959年反抗中共的抗暴紀念日。今年,在印度達蘭薩拉的許多激進的年輕藏人要舉辦步行到拉薩的大遊行, 不顧被中共邊防軍射殺的危險。在達賴喇嘛的勸導下,最後才改為徒步遊行到新德里。一位年輕的藏人對我說,「如果沒有甚麼原因,我們藏人憑甚麼無緣無故地恨 中國人?我們遇到的中國人絕大部份都支持中國政府對西藏的佔領,在這種情況下,讓我們怎麼把中共政權與中國人區分開?」他的話使我想到毛澤東那句名言: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作為中國人,我們是否應該認真思考一下,藏人為甚麼這麼恨中國人?如果不是中共政府和中國人對西藏人民 欺辱太甚,他們能產生這樣深深的怨恨嗎?我們誰有過毫無理由地恨一個人或一群人的經驗?那些徐明旭們那麼熱衷而頑固地為中共已經十分強大的宣傳增加分貝, 怎麼讓藏人把中共政權和中國人分開?不管徐明旭們怎麼強調「大一統情結已經成為大多數漢人的集體無意識,」錯誤都不能由於大多數人都錯它就變成了正確。如 果徐明旭的「大多數」是有根據的話,那就更證明大多數中國人對今天西藏人民的悲慘處境是負有責任的。在一個資訊能夠自由流通的中國,我堅信,絕大多數中國 人會尊重西藏人民的選擇權利,因為中國人民的心與西藏人民的心是一樣的,他們最終的呼喚都是自由!

今天,任何人都看到共產黨在中國的統 治即將結束。未來民主中國的領導人是否能夠解決西藏問題,消除藏人對中國人的怨恨,關鍵是看這些領導人有沒有現代文明意識——那就是尊重民族自決,尊重藏 人自由選擇的權利,將人的自由視為處理一切爭端和矛盾的最高原則。而在這一進程中,非常關鍵的因素是中國能否產生一大批崇尚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他們能夠 對徐明旭似的心存「大一統」情結、歧視少數民族的愚昧民眾進行啟蒙教育。如果中國民主運動的領導人和知識份子一面主張民主自由,一面堅持對藏人權利和自由 的剝奪,那就是對自由的褻瀆,他們追求的也絕不會是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正如藏人旦真洛布在接受我採訪時說的,「當我與天安們的學生領袖們談起六四屠殺時, 我們一起譴責北京政權,但當我提起西藏問題時,他們馬上又附和起中國政府。他們這是爭取的哪一門子的民主自由……」

註釋:

1、徐明旭:「藏獨是民主中國的末日」,紐約《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五年三月號

2、讀者投書,《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五年四月號,第一零四頁

3、4、《西藏風雲紀實》,華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月(北京)

5、《雪域境外流亡記》,(美)約翰‧F‧艾夫唐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拉薩)

6、台灣重印此書的說明

7、曹長青﹕「張學良紐約憶往」, 美國《世界日報》「世界週刊」,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七日

8、孔慶宗:「黃慕松入藏紀實」,載《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五輯,西藏自治區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一九八五年,北京。

9、同3

10、埃德華.斯諾:《西行漫記》,英文版(New York,Grove,1961)第九十六頁

11、于浩成先生與筆者的談話,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七日於紐約

12、13、《西藏的真相》,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1993年編輯出版(印度,達蘭薩拉)

14、「西藏的主權歸屬與人權狀況」,一九九二年九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見香港《大公報》,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第八版

15、對中共「西藏白皮書」中二百六十九處統計數字的說明

16、同12

17、米蘭.昆德拉:《為了告別的宴會》,英文版(New York,Penguin,1977),第七十頁

(原載紐約《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五年六月號)

1995-06-01

2008年4月28日 星期一

舊西藏「殘暴的農奴制」,今天還有個活化石

by 鍾國忍 2008/04/18



在中共的文宣中,舊西藏是全世界最野蠻,最黑暗,最殘暴的封建農奴制,一小撮宗教頭目與貴族可以隨心所欲地將藏民挖眼,剝皮,點天燈,百萬農奴過著牛馬不如的悲慘生活。而共產黨入藏後,廣大農奴翻身得解放,藏民衷心感謝黨中央,毛主席帶來的幸福生活。(注1)
當然,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全然否認這些說法,他們稱舊西藏是一個全民信佛的祥和社會。而中共入藏後,造成了約一百二十萬西藏人死於非命,西藏由此成了人間地獄。(注2)

到底誰的描述是真實的?我們不得而知。

不過只要是從50-70年代生活過來的中國人,都知道大地主劉文彩的故事,這些故事還編入了中小學的語文課本,宣傳力度比起西藏的農奴制有過之而不及,因為階級鬥爭是當年毛共最大癖好,遠遠超過民族矛盾。

在中共辦的「收租院」博物館裡,劉文彩是一個令人髮指的人間惡魔,FBI的十大通緝犯加在一塊,也趕不上劉文彩一人之惡。他發明了「氣槍殺人」、 「背磨沉水」、「亂石砸人」、「割耳」、「水牢」等等,不僅有鐵囚籠、三角釘、血手印這些可怕的物證,還有個人證冷月英在那兒血淚控訴。誰知後來真相揭 曉,所有這些都是毛共編造出來的。劉文彩不但不是惡魔,還是個熱心社會公益的慈善家。80年代後中共官員採訪了70多名知情者,翻閱了大量文史檔案。經過 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證一個也沒找到,物證同樣不見蹤影。唯一的所謂受害者冷月英告訴記者「是縣委要我那樣講的。」(注3)

劉文彩的故事是中共在1958年底開始炮製,60年代後越編越多。而達賴喇嘛是在1959年出走,中共立即開始宣傳舊西藏暗無天日的農奴制,兩個故 事發生在同一個年代。1959年前,中共與「罪惡」的西藏貴族還是合作關係,即使在1959年事變後,雖有一批貴族官僚跟達賴喇嘛出走,但是在中共政權 內,仍有阿沛•阿旺晉美等一大批原西藏貴族官僚歸附中央,這一大批貴族在舊西藏統治了幾十年,是否雙手沾滿了藏民農奴的鮮血?為什麼中共仍然讓這些「血債 纍纍」的舊貴族舊官僚身居高位,主管西藏事務?(注4)

與中國接壤的十幾個國家中,唯一沒有與中共建交的,是不丹王國。許多中國人對這個國家一無所知。其實不丹在歷史上曾經是西藏的一個部落,早在7世紀 起就屬吐蕃之地,按照中共的邏輯,不丹自古就是西藏的領土,自然也可以說是中國的領土。不丹語是藏語的分支,與現代藏語有80%詞彙是相通的。藏傳佛教是 不丹的國教,這個國家也有大量的轉世活佛,喇嘛寺廟與王公貴族控制了全國的政治經濟。可以說,不丹的政治經濟文化,正是舊西藏的完整縮影,一個活化石。

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網站上的各國概況,不丹2007年GDP總額按兌換率約為11.64億美元,人均約1700美元, 如果按平價購買力則人均GDP高達5100美元(注5)。而按照中共人民日報網的資料,西藏2007年的人均GDP為12000元人民幣,折美元也是 1700美元左右。總之,按官方數字,在中共耗費千億元援助下的西藏,經濟水平與不丹相近。(注6)

不丹極為重視保護環境和生態資源,每年只允許6000名外國遊客入境,由於其環保工作極為出色,2005年獲得聯合國首屆地球衛士獎。國王經常親自 駕車到全國考察民情,推行「全民幸福計劃」,向全體國民提供免費義務教育和免費醫療和住房供給制。根據英國萊斯特大學公佈的世界各國幸福指數排名,不丹排 名全球第八,前十名全部是歐美富國如丹麥,瑞士,奧地利,加拿大等,不丹是唯一的窮國。(注7)

就在3月24日,西藏衝突愈演愈烈之際,不丹年輕的國王自廢君主制,力推民主選舉,成為全球最年輕的民主國家。(注8)

在許多當代遊客的筆下,由於環保出色,不丹是一片如詩如畫的人間淨土,最後的香格里拉,中共的官方網站,政府媒體上也有許許多多讚美不丹的文章(注 9)。在筆者看來,不丹仍是一個窮國,並非盡善盡美,初生的民主制度總會有些社會問題。只是從不丹這個人類少數民族文明的活化石,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舊西 藏經濟社會的影子。

至於毛澤東時代的中共社會的經濟社會狀況,是不是幸福的新社會,現在鄧共時代的年輕中國人可能沒有沒有親身體會,其實也有一個活化石供參考:北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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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新華網:西藏:讓歷史告訴世界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08-03/29/content_7881333.htm

注2: 西藏之頁:人權
http://www.xizang-zhiye.org/gb/arch/books/zhen/zhen5.html

注3: 中華網:劉文彩「水牢」真相
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0419/12251264.html

注4: 新華網,全國政協副主席,阿沛.阿旺晉美簡歷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1/24/content_252165.htm

注5:美國中央情報局資料CIA Factbook-Bhutan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bt.html

注6:人民網:西藏人均GDP:50餘年增長了近50倍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7080732.html

注7:新華網:英國一大學推出全球最幸福國家排名 丹麥奪冠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7/30/content_4895416.htm

注8:新浪網:不丹國王自廢君主制力推民主選舉
http://news.sina.com.cn/w/2008-03-29/071915249673.shtml

注9:中國精神文明網:不丹:千方百計保護森林
http://www.godpp.gov.cn/tszs/2003-12/20/content_1374503.htm

500個特權家庭壟斷中國,0.4%人掌握70%財富

by unkown 2008/04/24

自改革開放以來,直到1999年時,每年的"儲蓄增加額"都相當高,幾乎可以約等於"工資總額"的 80~90%,而在1995年,"居民儲蓄增加額"居然還比該年的"工資總額"多出了44億元。2001年內"新增居民儲蓄"足足超出了"工資總額"達 3000億元。"這就是說,2001年發出去的工資,不僅沒有被拿工資的人吃掉用掉—分錢,全部存進銀行,又不知從何處增生了3000億元(約相當於一年 全國教育總經費)也存進了銀行。又如2002年工資總額大約是1.2萬億,而居民儲蓄卻增長了1.5萬億。這種全世界罕見的怪事,只有一種解釋:財富被以 非工資方式集中在少數富人手中!因為中國公眾實際上除工薪之外極難有其他收入,只有貪官污吏才有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所以,全國的貪官污吏在加速貪錢,使 全國銀行的個人存款總額年年大大超過了全國工資總額!

131萬中×縣團級以上幹部及其家屬佔有全民財富的70%,1996~2003年外逃資金流入境外中×幹部及其家屬帳戶2萬2千億人民幣。至 2002年6月底,全國個人儲蓄存款達7萬5千2百億元,其中縣、團、處級或以上幹部(包括離退休)及其家屬申報的個人儲蓄高於4萬億元。

中國股市證券市場中的6萬億元,幹部及其家屬佔了4萬5 千億元,佔75%;而5萬名持有2千萬元以上的股票證券人士中,幹部及其家屬佔了4萬2千多名,佔86%。十多年來中國數千萬股民投入股市的資金 25000億,而相應的上市公司淨資產不到5000億,目前股票的流通市值只10000億。如果算上投資者損失掉的機會成本,股民的損失應在20000億 以上(平均每年近200億)。中國7000萬股民投入股市的3萬億現金,還剩1萬億,其餘2萬億巨資已被官商聯盟所侵奪和消耗。

2006 年4月初,國務院研究室、中紀委辦、中國社會科學院,完成了《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產調查報告》。該報告披露:黨政幹部已經形 成社會特權有產階層,其中地廳級以上幹部已是官僚特權階層。官僚特權階層年收入是當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當地農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

據該報告披露:全國有7省市地廳級及以上幹部個人及配偶擁有財產超7百萬,概況如下:廣東省,平均8百萬至2200萬;上海市,平均8百萬至 2500萬;福建省,平均7百萬至1600萬;浙江省,平均7百萬至2千萬;江蘇省,平均7百萬至1800萬;山東省,平均 7百萬至1500萬;遼寧省,平均7百萬至1千4百萬。

7省市地廳級及以上幹部及配偶擁有住宅數及平均面積如下:廣東省,平均3.5 幢,面積6百平米至9百平米;上海市,平均2.5幢,面積450平米至850平米;福建省,平均2.5幢,面積5百平米至6百平米;浙江省,平均3幢,面 積5百平米至650平米;江蘇省,平均3.5幢,面積6百平米至8百平米;山東省,平均2.5幢,面積5百平米至7百平米;遼寧省,平均3幢,面積6百平 米至850平米。以上7省市地廳級及以上幹部的子女87%~95%,在金融、地產、經貿領域工作。可見,"堅持×項原則"的結果是壟斷一切權力的黨官先富 起來了。什麼"利為民所謀",什麼"和諧社會",什麼"中國特色",什麼"共同富裕",通通見鬼去吧!只有"保先"是真的:保持GCD先富起來的特權地 位,這才是最重要的!

2007年深圳市城市人均年收入是32650元,地廳級高幹財產在700萬至1000萬,省級高幹財產在850萬至 1200萬。這樣,深圳市的地廳級幹部的平均財產相當於一個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資,省級幹部相當於一個平均收入的市民 300年的工資,這地廳級幹部全都成了地"扒皮"了,這省級幹部呢,那就更不用說,全都成了省"霸天"了。

在2004 年中國財富管理論壇上,美林集團發表了最新的年度全球財富報告,2003年中國百萬美元的富豪達到24萬人,所掌握的財富總額達到9690億美元,相當於 2003年13億中國人創造的社會財富總和。中國現已有資產百萬美元以上的富豪24萬多人,總資產達8萬億元人民幣。也就是說全國不到萬分之二人口擁有的 資產相當於全國國有企業或全體城鄉居民存款總額的約80%。

2005年11月份僅一個月,各級官員的家屬搶購黃金金條、金幣及99%含量的黃金飾物的重量達50 噸!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上海、重慶五省二市的廳(局)級或以上幹部及其家屬,2005年就已經有98%的人已擁有或超擁有1000萬元的財產。

據《遠東經濟評論》2007年第4期報導:至2006年3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 人,超過1 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過1億元以上者,有2932人即超過90%是高幹子女,他們擁有資產20450餘億元;也就是說:GCD3000名高幹子弟擁 有的資產達兩萬億元人民幣,平均每人6.7億元。其中:廣東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 195人;江蘇省,172人;山東省,141人;福建省,92人;遼寧省,79人。5個最重要的工業領域——金融、外貿、地產、大型工程、安全業,85% ~90%的核心職位掌握在高幹子女的手中。截至2005年底,僅海外高幹子女親屬經營的中國進出口貿易每年就達1千多億美元,擁有財產6千億美元以上,海 外定居的高幹親屬超過100萬,其中高幹配偶子女20多萬人。億萬富豪主要靠以下途徑致富:①以引進外資(包括駐外中資到內地投資)從中獲取回佣。②進 口、引進成套設備,一般比國際市場高出60%-300%。例如,從意大利引進製造皮鞋的自動流水線,國際市場價200萬美元;廣東、江蘇引進同一型號,報 價分別為600萬~720萬美元。一套年產50萬噸化肥成套設備,國際市場價2.2億美元,山東、遼寧以4億美元引進。③操控國內資源、商品,出口獲利。 ④國土開發、地產倒賣,靠銀行借貸,無本獲暴利。⑤走私、逃稅,每年走私轎車3萬至4萬輛。⑥金融機構無抵押信貸,資金外流到個人口袋,這也是金融機構壞 帳的主要因素之一。⑦獨家或霸佔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85%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當地高幹親屬。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獲利700萬-1100萬。⑧抽 逃資金到個人帳戶,一般通過金融機構、中資進行。⑨操控證券市場,製造假信息勾結金融、傳媒造市,從中獲利。

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是私有制,國家只能通過政策措施來調節經濟,但沒有自己的財產,國庫全靠納稅人出錢來充實。政府花錢要有嚴格的程序,要受全國 監督,貪起污來談何容易。可是中國就不同了,它的基礎是公有制,全國的經濟命脈都在政府手裡。政府是由官員組成的,名義上是公有制,實際上是官有。有權的 官甚至不必犯傻去貪污,他只要批個條子,給主管官員招呼一下,他的子女就可以撈到一塊大地皮,或到國企裡去當個頭頭,這都是真正白手起家的捷徑,試問哪個 資本主義的官員有這種方便條件?所以在中國特色的官場,聰明人既可以本人當清官,留令名,又可以讓子女據要津,成鉅富。真正是名利雙收,兩不耽誤。至於那 些被雙規的,坐監獄的,見閻王的,其實只是少數財迷心竅者做的蠢事。在當今中國,數以萬億計的國有資產,960 萬平方公里國土,都是官有制下的囊中物,想拿的話,探囊取物即可。"打下來的天下,自然由我們來坐天下,這天下的財產不傳給子孫又傳給誰?"所以當今中國 億萬富豪中90%以上是高幹子女,也就不足為奇了!

2006年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美國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為世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中國"新貴家庭"(即擁有百萬美元金融資產的)數量僅佔中國家庭總量的千分之一,但是卻掌控全國41.4%左右的財富。全世界已有960萬戶家庭 金融資產超過百萬美元,約佔全球家庭總數的0.7%,它們控制的金融資產為33.2萬億美元,約佔全球家庭金融資產總額的33.9%。比較上面這兩個數 據,全世界千分之七的富人,在全世界家庭金融資產總額中所佔的比例,尚低於千分之一中國富人"掌控全國財產"的比例。據此推算,中國的貧富差距,和全世界 的貧富差距比較,大概在十倍左右。

一位在中國居住了20多年的美國官員,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那麼大約500 個特權家庭的問題。這500個家庭,加上他們的兒孫、親友及身邊工作人員,構成了約5000人的核心體系。他們之間還存在著普遍的通婚聯姻的關係。他們壟 斷權力、形成利益集團,竭力維護現狀,並製造了"一旦民主,就會天下大亂"的謊言;十幾億中國人民,都成了這個小集團的人質。

劉在中:究竟是誰將奧運政治化?

by 劉在中 2008/04

近來,中共對奧運火炬在倫敦、巴黎、舊金山等地傳遞過程中遭遇激烈抗議坐臥不安、耿耿於懷,經常指責外國 政要和媒體將奧運政治化,人家准許和平抗議就被說成是政治介入體育的具體表現,從而,為其無視世界譴責、血腥鎮壓西藏、繼續妖魔化達賴和大規模打壓維權人 士等等惡行尋找藉口,似乎共產黨反而成了政治介入體育的受害者。這些莫名其妙的話語,大有丈二金剛——讓人摸不著頭腦的奇怪感覺。

但凡瞭解中共歷史尤其是其體育史的人,對這種無端指責只能嗤之以鼻。眾所周知,中共恰是政治介入體育的行家裡手——豈止介入?簡直是常用政治強暴體育了!好比一個江洋大盜纍纍作案,失手被捉後,竟對著群眾高喊:「你們都是小偷!」實在可笑得很。

體育政治化,中共是從體委組織結構做起的。首任體委主任由賀龍擔當,軍階元帥。他在西南地區親手所抓的競技隊伍取名「戰鬥」,比賽就是打仗,運動 員就是軍人,一切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歷來崇尚武力信奉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中共強人,當然也相信槍桿子裡面出成績,所以,凡有培養前途的運動員,大多納入部 隊編制,一則國防開支無定數可以隨便花錢、二則便於強化管理。即便沒有納入部隊編制的文體骨幹,每逢大賽將至之時,都要進行軍事化管理和訓練,這可是幾十 年不變的並不光榮的傳統。說明白點,就是要剝奪運動員的個性和尊嚴,讓他們變成比賽機器並為當時的政治目標服務。

70年代末端和80年代伊始,為了在國門初開時防止資本主義思潮、確保一黨專政不被動搖,必須假借弘揚「愛國主義」的情緒來麻痺人民群眾,首先在 男排勝韓國後喊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將體育比賽變成了直觀的政治說教。男足衝擊世界盃時,李富勝偶然守住點球,說成守住了「國門」;女排周曉蘭攔網成 功率高,被吹噓為「天安門城牆」。50年代,在友好國家運動員來訪時,曾強調「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反映出當時國際上的孤立狀態。60年代,為配合「解 放台灣」 的夢囈,徐寅生要把「乒乓當成蔣介石的腦袋」來打。70年代,在德黑蘭亞運會上,為了對伊朗驅台之舉投桃報李,讓水球隊故意輸給東道主,竟把輸贏勝負當成 了政治交易的砝碼。而在90年代開始的「奧運戰略」中,又強調不擇手段地搶分爭金,包括用中成藥代替興奮劑逃避檢查,和推崇馬俊仁、王德顯之流進行法西斯 訓練。

賀龍任上最得意的「傑作」,就是組織了新興力量運動會,而這恰恰是最典型的政治強暴體育之案例。1956年,台灣以台灣名義參加了16屆墨爾本奧 運會,由於當時的僵化思維是「有台無我、有我無台」,遂解散隊伍退出奧運自絕於國際體育組織,成了游離於國際體育組織之外的孤家寡人,也讓中國的競技水平 大開倒車;因而對國際奧委會主席、美國人布倫戴奇恨得牙根癢癢,卻又找不到下口的地方。時逢印尼蘇加諾意氣用事退出聯合國,兩個狹隘民族主義者一拍即合, 就搞出個所謂的新興力量運動會來:失道寡助,應者寥寥,歐美自然抵制,連蘇聯和東歐都只能派來二三流選手「文化交流」應付。在新興力量運動會上,沒有過硬 的強手,中共沐猴而冠大把攬金,卻無多少真正的含金量,不少冠軍達不到參加奧運預選賽的及格標準。為了抗衡中共當時還未加入的亞運會,1966年,柬埔寨 在重金誘逼下,勉強同意再搞一次亞洲新興力量運動會,此次運動會先天不足,更顯得門庭冷落車馬稀……從此以後,所謂的新興力量便偃旗息鼓無疾而終了。中共 與其說是利用「新興力量」抗衡國際奧運,還不如說是自不量力的小丑跳樑,碰得頭破血流顏面掃地,以完全失敗告終,白花了納稅人的大把銀子。

賀龍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後,中共幾乎停止了所有的體育賽事,不准國球參加29、30屆世乒賽,引起乒乓球員衝擊國家體委,於是乎昔日功臣變為肉中 刺、眼中釘,59年多特蒙德男子乒乓單打冠軍容國團和姜永寧等名將相繼自殺身亡,惟莊則棟是個例外,他在國家體委的官僚中青雲直上。除了江青的個人好惡 外,也得益於著名的「乒乓外交」:1971年名古屋世乒賽後,據說美國隊員上錯中國隊員汽車,「無意邂逅」,促成美國隊訪華並導致中美關係解凍。中共宣傳 為「小球推動地球」,將體育政治化擴大到了無以復加的神話地步。試問,如果不是世界冷戰格局發生變化,各國從現實利益出發重組戰略夥伴關係的話,一個小小 的乒乓球真有如此魔力嗎?!如此神勇,何不派乒乓國手去國外代替藍衣特警充當護火隊員,免得過分丟人現眼讓陸克文這位友好的中國通澳大利亞總理,也警告 說:必要時將逮捕這類暴徒了。在國外,任何人都有和平示威的自由,卻無中共特務渾水摸魚逞兇肆虐的自由。

1976年10月,四人幫倒台,莊則棟也跟著倒霉,難道不是政治強暴體育鮮活例子嗎?無獨有偶,伍紹祖以少將軍銜出任國家體委主任,還是槍桿子在 管理體育。槍桿子是中共政權賴以生存的根基,也是其最大的政治賭注。伍在任上,因法輪功申請將練功作為群體項目推廣,「傳說與李洪志有過接觸」——後來有 消息說倆人合影是SP合成,故無正式結論。但隨著法輪功被宣佈為非法組織,伍紹祖立即下台,管他是真是假,誰沾上法輪功的邊兒,誰就貓兒抓餈粑脫不了爪 爪。這一事件,既印證了法輪功的正派,也反映出體育界的政治鬥爭無情無義,身居高位的國家體委主任亦難倖免啊!

從2001年起,中共開始了無休無止的奧運鼓噪,正如小區王婆婆嘀咕:「開始說奧運,我的女兒還沒出嫁,現在外孫能跑能跳上學前班了,還在天天說 奧運,耳朵聽起繭子,他們不累我累呀!」的確,中共對奧運的政治期盼太大太強,似乎辦個奧運就能一步登天馬上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不是取笑,媒體就是說日 本從 1964年的東京奧運後起飛,變成今天這個樣子;還說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也將韓國帶上了強國之路。全不去宣傳人家的制度優勢和國民素質。如果此論成 立,是不是首先應在最落後的非洲國家開奧運會呢?

火炬傳遞受阻,惹得天怒人怨,不會怪怪別人,會怪要怪自己。如果中共兌現承諾改善人權現狀,不繼續迫害法輪功及不同政見人士,善待維權上訪群眾; 如果中共和平處理西藏危機,不開槍打死打傷成百藏民,不驅逐外國記者、不封鎖消息,讓媒體客觀報導事實真相,火炬傳遞一定比較順利。如今,為了避開抗議群 眾,火炬傳遞被迫轉入「地下鬥爭」;印度只傳兩三公里路程,卻動用一萬五千名警察維持治安並沿途加上防護欄、焊死窨井蓋……失去了奧運會是全世界人民共同 節日的初衷,成了刺刀下的奧運。換句話說,奧運尚未揭幕,敗局早已決定,破壞奧運的罪魁禍首就是窮兵黷武的中共當局,正因為共產黨用政治強暴了體育,才讓 彰顯人性之光的奧運會失去燦爛光芒,變成了腐敗政權和覺醒民眾的角力血戰!

2008年4月26日 星期六

澳洲堪培拉火炬傳遞, 飛機在天上寫出Free Tibet

澳洲堪培拉火炬傳遞, 飛機在天上寫出Free Tibet





西藏問題:王千源的撫藏,金庸的剿藏

by 草蝦 2008/04/16


王千源小姐的公開信,核心就是兩個字「撫藏」,這是挺漢、挺藏之外的第三條思路。所謂「中國」的歷代「中央政府」,對任何「反賊」的手段,都是以剿助撫, 只要他們承認「中央」,就讓他們自治,決不干涉他們的家務,這就叫做王道。遍觀人類歷史,只有共產黨採用只剿不扶的霸道,這是因為他們的哲學是唯我獨尊、 一貫正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所以,共產黨教育出來的愛國憤青們,難以看出王小姐嘔心瀝血的「撫藏」兩個字。

這封信體現了王小姐豐富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素養,包括老子、孔子、孫子、韓非子等等多家的思想成分,例如「臥榻之上,豈容他人」是出自趙匡胤對南唐 的典故,其它就不一一註釋了。最為難得的是在愛國憤青人士與自由西藏人士對磊之時,她站在雪山獅子前面,這是墨家的「兼愛非攻」[詳見《墨子.公輸》。

王千源的文筆和行動雖顯稚嫩宛如黃鶯,然假以時日必成大器。剛剛20歲哦,須知她出國前的主要精力應該是用於數理化和出國留學所必需的英語,古文 僅僅是她學習的一部分,能夠在兩軍對壘關頭,學以致用言必踐行,佩服!至少,我在20歲的時候遠未達到她的造詣。那位天涯網友雖能以精熟的古文罵她,辭章 雖美,義理全無,亦奚益於勝哉?!

我之佩服王千源,除了我在20歲時的文字遠不如她現在,還因為我自己到了37歲才敢火線起義。2003年那次胡錦濤造訪新海洲,當地愛國僑領組織 我們說「胡主席接見愛國華人」。去了才知道是讓我們當歡迎群眾愛國炮灰,在新海洲博物館的南面50米的廣場的左邊。右邊是台灣人士和西藏人士,中間是國際 大赦。雪山獅犼旗下是靜靜的西藏的喇嘛和婦女,綠島旗下是唱著台南民謠的平埔人。反觀猩紅旗下,扭秧歌,敲大鼓,愛國者們朝著右邊唾罵。一位職員模樣的人 來散發小旗,小小的捆在一起的五星旗和米字南斗旗,周圍的華人蜂擁而上,都去搶那些小旗子,搶到了兩柄還要搶第三柄,那職員就跑,一邊散發一邊說「別搶別 搶,每人一個!」有人幹脆抱住那職員的腰,讓同伴大把奪取,急得那職員哀求:大家別搶好不好!請注意點中國人的形象好不好!看到這一幕,想想當了炮灰倒也 罷了,但我絕不願意再有這樣的「同胞」,於是站到大赦國際旗下,用布條封住嘴。愛國僑領來拉我說:「你是我們的人,站錯隊了!」我說:「就這兒了, 88!」

現在看看中國人的思維,假如說西藏人是中國人的一部分,假如說他們都是反賊,那麼也該有剿和撫的兩手啊,怎麼全黨全國只剿不撫?故鄉的老友與我通 話說:「看了電視裡播的西藏燒死人,我們這裡的人都說殺光這些西藏人!」嗚呼!如果國內有困難,一致喊剿,那麼只有海外華人才能扮演撫的角色,怎麼海外華 人也都喊剿?

唉!全黨全國全球華人的智慧加起來,還不如一個20歲的黃毛丫頭。丫頭其實說得很明了:
「...步步相逼,只會化友為敵...我們對他們的觀點不甚瞭解,其實又何嘗完全洞悉己方觀點?...我們初來美國...不願講英語...為五斗米而折腰。」洩了那些愛國留學生的底!

當然,丫頭寫的很委婉,還是順從大多數愛國者的意思,寫成西藏是中國的領土、寫成愛國者神武英明。可惜這些愛國者,不僅看不懂「撫藏」,看不懂 「知己知彼」,還要說丫頭挺藏是想盡快得到血卡?這更說明,丫頭具有搞政治的遠大潛力,這麼早就看出「藏漢聯邦」的思路將是國際政治的黑馬。相反,愛國者 們在紅籌股最牛的時候買入,盈利空間能有多少?

細究那些愛國者,對西藏瞭解多少?關於西藏的知識來源呢?其實來源只有兩個,一是黨國的多年教育關於西藏如何落後野蠻,根本不知道西藏比中國貧瘠卻擁有比中國高雅的無數倍的佛教文明,因為他們把本民族的寶貴資源獻給了寺院而不是兵營。

中國年輕人關於西藏知識的來源之二,就是金庸小說。金庸塑造了很多的俠義形象,本來是功德無量的事情,但他為何遭受妻離子亡的慘禍?深究其中,金 庸之罪大惡極,臆造了神聖的中國古代氣功,致使中國的假氣功師氾濫成災,特別是在八九屠殺造成的全民精神真空,氣功居然成了這個民族的宗教信仰。金庸對西 藏一無所知,卻敢在其小說中,塑造了一連串的喇嘛形象:「大輪明王」鳩摩智_天龍八部_北宋、靈智上人_射鵰英雄傳_金宋、金輪法王_神雕俠侶_南宋、血 刀老祖_連城訣_明朝、桑結喇嘛_鹿鼎記_清朝。這些大喇嘛都是狠毒、奸詐、插手中國內政、妄圖分裂中國...,每部書中都是武功卓絕手段狠辣的第一邪派 高手,但最後都被中原愛國大俠「痛剿」,大喇嘛手下成群的小喇嘛都被砍瓜切菜一樣殺掉。金庸的小說寫於中國共產軍侵藏之後,無意之中宣揚了藏漢仇殺,歪曲 了藏漢之間的友好傳統。金庸之無知,在於不知道雪域民族很早很早就崇佛棄武,所以雪域沒有一支龐大的軍隊,所以雪域不需要養活一個龐大的「國家政權」。漢 人當年如果不是依靠俄國人提供的殺人槍炮,哪裡有可能是藏人的對手?

但是,當代青年可以意淫「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把西藏人想像成自己刀下的桑結喇嘛,把自己想像成沒有武功也可以揚威天下的韋小寶。 這個韋小寶,就是金庸為自己創造的最理想的「金庸」:錢財無數,擁紅抱翠,遊走江湖不受約束,與皇帝稱兄道弟。金庸果然也是這樣的:不需要再來計較國仇家 恨,成了明報老闆大富翁,老了還能抱小蜜,在香港不受共產黨的約束,共產黨領袖鄧小平也要自稱是他的粉絲。

難怪,那些愛國者的理想境界,就是大俠「金庸」:但是我們再看看金庸的封筆之作[鹿鼎記],看看鹿鼎記的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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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韋小寶到了揚州,帶了夫人兒女,去麗春院見娘。母子相見,自是不勝之喜。韋春芳見七個媳婦個個如花似玉,心想:「小寶這小賊挑女人的眼力倒不錯,他來開院子,一定發大財。」

韋小寶將母親拉入房中,問道:「我的老子倒底是誰?」韋春芳瞪眼道:「我怎麼知道?」韋小寶皺眉道:「你肚子裡有我之前,接過什麼客人?」韋春芳道:「那時你娘我標緻得很,每天有好幾個客人,我怎麼記得這許多?」

韋小寶道:「這些客人都是漢人罷?」韋春芳道:「漢人自然有,滿洲官也有,還有蒙古的武官呢。」

韋小寶道:「外國鬼子沒有罷?」韋春芳怒道:「你當你媽是爛婊子嗎?連外國鬼子也接?辣塊媽媽,羅剎鬼、紅毛鬼子到麗春院來,老娘用大掃帚拍了出 去。」韋小寶這才放心,道:「那很好!」韋春芳抬起了頭,回憶往事,道:「那時候有個回子,常來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裡常說,我家小寶的鼻子得好,有點 兒像他。」韋小寶道:「漢滿蒙回都有,有沒有西藏人?」

韋春芳大是得意,道:「怎麼沒有?那個西藏喇嘛,上床前一定要唸經,一面唸經,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著我。你一雙眼睛賊忒嘻嘻的,真像那個喇嘛!」

(全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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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大俠「金庸」居然想像自己的爛婊子媽媽是被西藏喇嘛操過的,所以那麼痛恨西藏喇嘛。但是,西藏喇嘛即使要搞女人,自會有西藏的妙齡處女充任佛母,那裡輪得到「金庸」的媽媽?

簡單明了的漢藏是非問題

簡單明了的漢藏是非問題

馬悲鳴


漢藏之間的是是非非已經爭了很多年。之所以爭不清楚,是因為除卻民族問題以外還夾雜著階級鬥爭問題。

漢人說︰你們過去實行的是最反動、最落後、最野蠻、最愚昧的萬惡封建農奴制。所以是你們理虧。我們進入西藏是救民於倒懸,幫助百萬農奴翻身,當家作主;是解放你們來了。

藏人說︰誰請你們來解放的?是有西藏政府或教宗在沒有你們大軍壓境下的公開邀請,還是有國會或者全民的投票贊成?!你們侵佔了我們的領土,滅亡了我們的國家,毀了我們的家園,強加給我們的人民以你們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和意識形態。所以是你們理虧。

漢人說︰你們西藏七百年前就自願加入中國了。可是你們藏人卻在西藏歧視漢人並搞暴亂殺害駐藏漢人,所以你們理虧。

藏人說︰我們過去從來就沒有正式申請自願加入過中國。你們漢人在西藏歧視和屠殺起義的藏人。所以你們理虧。

漢人說西藏暴力事件是藏人分裂祖國的造反,藏人卻說這些事件是反侵略武裝起義。到底孰是孰非,無人能說得清。

其實這些問題並不難判定。只要問一下這些歧視和殺害的犯罪事件發生地點,是非可以立斷。

一個人被殺害在凶手家裡。凶手向法庭申辯說︰「是他私入民宅,企圖搶劫、強姦、盜竊和行兇殺人。我是出於正當防衛才打死他的。」如果不考慮其他所有證據的 話,那麼這個凶手的證詞就可以成立。因為事件發生在凶手家裡。你這個被害人為什麼跑到人家家裡去呢?即使被害人並無搶劫、強姦、盜竊和行兇殺人的企圖,當 警方無法判定其他證據時,只能判凶手無罪。

相反,假如這個人被殺害在自己家裡,凶手卻向法庭申辯說︰「是他企圖搶劫、強姦、盜竊和行兇殺人。我是出於正當防衛才打死他的。」如果不考慮其他 所有證據的話,那麼這個凶手的證詞就不能成立。因為事件發生在被害人家裡。你這個凶手怎麼跑到人家家裡去正當防衛呢?即使被害人真有搶劫、強姦、盜竊和行 兇殺人的企圖,當警方無法判定其他證據時,只能判凶手有罪。

道理就是這麼簡單。漢藏之間暴力衝突事件發生的地點在哪裡?如果藏人跑到北京、上海、天津、東北、湖廣、江浙等漢族地區去歧視漢人,發動暴亂殺害 漢人,就如唐朝時的吐蕃寇邊那樣,當然是藏人理虧。但如果事件發生在藏族地區,則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如果是漢人在藏區歧視和殺害藏人,不管以什麼理由殺 害,則曲在漢人︰你怎麼到人家家裡去歧視和殺人呢?如果是藏人在西藏歧視和殺害漢人,則曲不全在藏人︰誰讓你們漢人跑到西藏去自找歧視和殺害呢?

當然如果西藏是獨立國家,入藏的漢人是拿了護照簽證去進的,而他們又遭到歧視和殺害,則另當別論︰「你們怎麼允許和歡迎我們進藏,卻又歧視和殺害我們?」但現在事實卻是漢人重兵武裝入藏,並無護照簽證。而當年中國人殺了有護照簽證的德國公使克林德,卻至今自認有理。

所以,如果不考慮階級鬥爭問題(中共已經正式宣佈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僅以民族問題為出發點,則在西藏發生的漢藏互相歧視和殺害的事件裡,漢人的理更不直。那些被歧視和殺害的漢人如果回到自己的漢族老家去,端是不會遭到藏人的歧視和殺害。

前些時候見到一篇劉賓雁回憶心歷路程的文章。他提到抗日戰爭時八路軍採用「打了就跑」的偷襲戰術,結果由於被襲而激怒的日軍就反攻到村子裡報復, 實行「三光政策」,大殺村民以洩憤和掃蕩八路軍的潛伏基地。中國在抗日戰爭中一共損失人口一千兩百萬,其中除去正面作戰的政府軍陣亡三百萬之外,其他九百 萬平民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這樣被殺害的。劉賓雁說,他們當時就辯論過八路軍這種戰術是否符合道德的問題。

再往前推,「九一八事變」是由「萬寶山事件」引起的。當年日本政府以最後通牒的形式逼迫袁世凱政府接受了《二十一條》裡的部分條款。其中有允許日 本農民在規定年限裡墾荒東北的條件。張作霖在世時,中日農民之間尚能相安無事。但張作霖被日軍大佐河本大作炸死後,張學良主政東北時,因為殺父之仇難消, 遂下令︰「有膽敢租地給日本農民者以賣國論!」結果萬寶山一日本農民租了一塊地修灌溉用渠。中國警察出面阻止。這個日本農民便招來日本警察保護。於是民間 衝突升級成中日警察衝突。雙方軍隊相繼戒備,最後釀成日軍突襲北大營中國軍隊的「九一八事變」。

單就中國警察阻止日本農民開渠和八路軍偷襲日軍據點,「打了就跑」這兩類事件本身來看,日方都是被動者。因為他們是在開渠被阻止和遭到偷襲之後才 反攻報復的。但無人不說日本是侵略者,因為這些事件發生在中國領土範圍內。日本農民如果在日本本土開渠,端是沒有中國警察來阻止。日軍若守護在日本本土的 據點裡,八路軍也絕不會去偷襲。民族爭鬥事件的是非曲直判斷主要依賴於事件發生地點的判定。漢人在西藏境內的暴力事件中明擺著理虧。

本人聲明,並不讚賞西藏的暴力。但藏人的干法很多是漢人強加給藏人的漢族意識形態教出來的。中共在全國,包括西藏,強化意識形態教育。大肆向藏人 宣傳漢人如何組織義和團殺洋鬼子和攻打教堂與使館區、五四運動如何火燒趙家樓痛毆章宗輿、共產黨如何誕生和搞暴力革命打殺地主、如何抗戰驅逐日本人等。藏 人在西藏搞的暴力事件不過是在實踐漢人強行灌輸給他們的意識形態而已。即使藏人在西藏搞的暴動並不可取,也有一半的責任來自中共政治課上的教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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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藏通信

馬悲鳴,阿沛·晉美

【一、讀者來信】~~~~~~~~~~~~~~~~~~~~~~~

《西藏論壇》

阿沛·晉美先生︰

聽說你們有些出版物,煩請寄一些來。如您曾經發表過其他文章,也請給我寄來一個拷貝。從報上知道您過去曾在內蒙古插過隊,隨信寄上一本《草原啟示錄》,還望笑納。



好!

馬悲鳴


【二、感慨萬千】~~~~~~~~~~~~~~~~~~~~~~~~

馬悲鳴先生︰

您的信和書都收到了,非常感謝。

《草原啟示錄》我翻了翻,很有意思。有些作者是當年我們在一起插隊的同學。書中的內容多數都是我們曾經親身經歷過的事。看著看著常常會情不自禁獨自會心地笑了起來。笑完了,猛然想起這些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不禁又感慨萬千。

一兩週前《新聞自由導報》的朋友們曾經提到有人想要我的地址,想必就是您了。我這幾年陸陸續續曾用中文寫過一些文章,但是始終沒有搞一個完整的拷貝。另外我們還在斷斷續續地出一份中文小報《西藏論壇》,我整理出幾份來給您寄去,請批評指正。

此致

敬禮!

阿沛·晉美


【三、中共愧對藏人】~~~~~~~~~~~~~~~~~~~~~~~

《西藏論壇》

阿沛·晉美先生︰

來信收到了。往事如煙,當年那些草原上的老插青壯志難酬,一晃就是二十多年。

因為我本人也曾有過在少數民族地區長久生活的經歷,所以從無對少數民族的歧視,反而有點「漢人學得胡人語,爭向牆頭罵漢人」的味道了。

不過,不開玩笑地說。過去中國的民族矛盾是很深的。最近見一書《西路軍魂》,是講紅軍西路軍在河西全軍覆沒的故事,慘不忍睹。其實青、甘、寧的馬 家軍和紅軍原來並無冤仇,何苦殺得那麼狠呢?這本書中提到馬家軍曾在青海果洛、玉樹等地區對藏人進行過大屠殺。即除卻少數民族與漢人多數民族之間的矛盾以 外,還有少數民族之間的矛盾。

在紅軍長征途中待紅軍最好的少數民族就是藏人。彝人洗劫過掉隊紅軍,把他們剝光再放走。回人的馬家軍用人海戰術把紅西路軍打垮,而且大規模屠殺紅軍戰俘。藏人至多就是在紅軍到達之前先行逃跑而已。

紅軍路過藏民區搞不到吃的,就自行取用逃走藏民家的糧食,留下收條以備日後給還。毛澤東曾向斯諾說到此事(見《西行漫記》)。後來李維漢在招集藏人領袖開會時也談到此事,並保證給還。後來也不了了之了。

紅軍爬雪山、過草地時的嚮導都是藏人。其中幾個藏人一路跟到延安。藏人是中共和紅軍的救命恩人,但後來中共卻待藏人最不好。說起來藏人也真夠慘的,前挨馬家軍殺,後挨恩將仇報的共產黨殺。中共最愧對的就是藏人。

其實,海外民運人士裡有不少人對藏人的獨立訴求持排斥態度。比如前幾年有個大陸來美的學者丁學良,也曾是文革中寫大批判稿的紅衛兵,在《中國之 春》上和一個台灣人辯論。他的論點是,台灣要獨立嘛可以接受,但西藏獨立則無法接受。這位仁兄和其他不少民運人士的共同觀點是︰如果中共的專制統治不能結 束,則少數民族無法獨立,如果中共的專制統治能夠結束,則沒有必要獨立。不管如何,反正就是不能獨立。我當時看著這個論點覺得有點滑稽。記得內蒙曾有過 「挖肅內人黨」之役,把內蒙古的蒙古人整得個「不亦樂乎」。而獨立出去的外蒙古則無此虞。可見還是獨立出去好。哪怕是獨立出去幹社會主義呢。「親愛的漢族 兄弟和我們並肩建設」固然不錯。但如何保證萬一翻臉,「政策失誤」呢?

「挖肅內人黨」之役起自康生、江青等幾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批示,止於周恩來一人讀了他侄女家信後的批示。萬一當時周恩來的侄女不是到內蒙插隊, 而是去了別的地方。或者,萬一週恩來看了侄女的家信沒有良心發現,這「挖肅內人黨」之役豈不就止不住了嗎?一個民族千百萬人的頭顱怎能只維繫在其他民族一 兩個人的良心上,即使他是個聖人。更何況如今周恩來也已經作古了。

西藏與中國關係較好的時候是元、清兩代。而那時連中國都亡於「夷狄」了。當時的藏人是與統治中國的蒙古人和滿人的友好關係。這其中和蒙古人放棄了他們自己的薩滿教改宗藏人的喇嘛教有關。明朝和西藏的來往甚少。

唐朝和藏人關係較好。可唐朝是建立在五胡亂華之後。唐皇族裡就有少數民族血統。李世民的母親獨孤氏顯然不是漢族的姓氏。如果說松贊乾布娶了文成公主,西藏就算中國領土了。這就和老丈人把女兒嫁給女婿,則女婿家的一切,包括財產和人身自由就都歸了老丈人一樣。

魯迅曾就中國人的大話︰「我們中國的成吉思汗滅了俄羅斯。」撰文反駁說︰成吉思汗是先滅了俄羅斯,後來他的孫子才滅了宋。所以應該說是俄羅斯的成吉思汗滅了中國。

索爾任尼琴說過,大家在一起沒法過,還是分開來好。戈爾巴喬夫說他是活在十九世紀的人。結果還是索爾任尼琴說得准。

六四以後民運人士的看法有所鬆動。這多半是因為達賴喇嘛榮獲了諾貝爾和平獎。諾貝爾委員會的判斷還是不可小覷的。但要大家都明白事理,恐怕要到猴年馬月了。

言不盡

馬悲鳴 頓首


【四、舊事重提】~~~~~~~~~~~~~~~~~~~~~~

馬悲鳴先生︰

來信收到,非常感謝。你的很多看法頗有見地,看了很受啟發。

你信中提到「藏人是中共和紅軍的救命恩人,但後來中共卻待藏人最不好。中共最愧對的就是藏人。」這段話使我想起我在印度見到過的一個西藏老人。他 原來是個康巴頭人,家鄉在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龍縣。這位老人小時候受過漢文教育,在成都,康定等地上過學。他不僅中文講得好,而且對中國的事務頗為熟 悉,甚至還知道中共歷史上有過一個張國濤,一個王明,可說是流亡藏人中少見的「中國通」。這個老人告訴我,「解放」初期,他和其他康巴頭人,還有喇嘛被邀 請到重慶開會,受到當時西南軍政委員會領導人的歡迎。

據這個老人講,會上先是賀龍講話。賀龍對他們說︰「你們藏人是紅軍、共產黨的大恩人。在紅軍長征最艱難的時刻,是藏人幫我們渡過了難關。因此共產 黨、解放軍欠著藏人一筆債,現在我們是向藏人還債來了。藏人可以放心,共產黨、解放軍是來保護你們的,是為藏人謀福利的。」一席話說得在坐的藏人頭目們一 個個心花怒放,驚喜萬分。等到輪到鄧小平講話時,卻把他們說得心驚肉跳,坐立不安。據說鄧小平一上來不加寒暄,說話直截了當,一針見血。他說︰「擺在你們 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擁護祖國,跟共產黨走;另一條是背叛祖國,反對共產黨。前一條路是光明大道,後一個是死路一條。何去何從,你們自己選擇。」

這位老人說,當時他們都對鄧小平的話極為反感,而對賀龍的話卻大為讚賞。沒有料到,鄧小平雖然說的話難聽,卻都是大實話。而賀龍的話雖然動聽,卻 是騙他們的。我想,賀龍其實也不見得真是有意在騙藏人,他當初可能真想過報答對紅軍有恩的藏人,只是擺脫不了傳統的「一統江山」觀念和共產黨的國家、民 族、階級、政黨的利益,最終必然要「嗯將仇報」。鄧小平的一針見血,說大實話固然難能可貴,只是征服者的味道太濃,除了教訓人外,缺乏人情味。

說起來,600年前西藏人就從蒙古人手裡救過一次漢人。西藏古籍《薩迦世系》記載,忽必烈汗征服南宋,建立大元帝國以後,對中原一帶的漢人實行了 一項大規模的集體屠殺政策,每年都要把成千上萬的漢人驅趕到江河裡活活地淹死。忽必烈稱帝后請當時西藏薩迦教派的高僧八思巴做他的上師,號稱「元帝師」, 並三次接受八思巴的灌頂。第一次灌頂以後,忽必烈將新徵服來的西藏衛藏地區十三萬戶作為供養,奉獻給了八思巴。第二次灌頂以後,將西藏三部(衛藏、康、安 多,即今之西藏自治區及甘、青、川、滇的藏區)全部奉獻給了八思巴。第三次灌頂以後,忽必烈問八思巴還需要什麼作為供養。八思巴說,他別的什麼也不要,只 要一項要求,請忽必烈廢止用漢人填滿江河的野蠻做法。忽必烈接受了上師的教誨,從此廢止了這項民族滅絕的政策。

我在《元史》裡沒有找到這段記錄,也可能我遺漏了。但據說在《蒙古秘史》中有類似的記載。

舊事重提,現在亦無濟於事了。西藏人其實也並不想當什麼大救星。他們只圖個平等而已。



好!

阿沛·晉美


【五、歷史的殘忍】~~~~~~~~~~~~~~~~~~~~~~~

《西藏論壇》

阿沛·晉美先生︰

來信收到,看到《西藏論壇》裡你那篇《西藏人權與民族自決》的原稿使我想起一些往事。

中共政權之下的國學大師有個顧頡剛。文化革命中周恩來完全不理會顧頡剛是正在挨批的「反動學術權威」,而指定《二十四史》的標點和校堪工作必須有 他的最後簽字。59年「西藏平叛」後在北京的民族宮舉辦了一個「罪惡展覽」。我想,相當大多數北京市民對西藏的印象大概主要就來自這個展覽。顧頡剛參觀了 這個展覽後說︰「這不新鮮,中國春秋戰國時就是這樣的。」他的這句話讓周圍那些大訴階級苦的人目瞪口呆,後來就成為整肅顧頡剛的一條重要「罪狀」。其實每 當中國考古學界發掘出一個先秦大墓,都有被殘殺的殉葬奴隸。而中共每次都用這些考古發現當做階級鬥爭的教材。顧頡剛說的完全是實話。

關於剝人皮的事,我想大概這個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能比得上我們中國。農民起義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公開在國家法典裡制定貪官剝皮的刑法。很多罪未必 當誅的縣官也被剝皮。剝下的人皮用草填充起來立在縣衙門的大堂上給後任官員做榜樣。那時的縣官就這樣終日陪伴著三五個前任被楦起來的人皮辦公。我無法想像 他們的心理感受。明朝剝人皮一直剝到南明小朝廷時,盜匪出身的大將孫可望還剝了一個反對他的大臣的皮。魯迅先生曾評論說,有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

司馬遷的《史記》裡專門有《酷吏列傳》,羅列著名的酷吏。記得小時候曾在坊間見一舊書,專講懲罰犯人用的各種刑法技術,極其 Professional(專業化)。每種刑法都有個美妙的名稱,如「三仙進洞」就是用三跟木棍依次從犯人的肛門裡釘進去,直到從口腔裡穿出來而死。柏楊 先生曾講到明朝的廷杖,皇帝一不高興就在朝堂上命人撩起大臣的衣褲,當眾用大竹板子打屁股。是否杖斃,行刑者看皇帝的臉色行事。我們漢人還有給抗金名將岳 飛用過的「披麻戴孝」,把麻布條用膠粘在人身上,待幹了以後,一條一條連皮往下撕。就是死刑,除了問斬以外還有凌遲,還有腰斬。凌遲是把人綁在木驢上,一 刀一刀地片了。頭兩刀先片下犯人的兩個上眼皮,再蓋在犯人的眼睛上,據說是出於人道主義,不讓犯人看見行刑劊子片他身體時的慘狀。腰斬是兩人抬著犯人,由 劊子手攔腰把犯人斬為兩段。這兩個人隨即把犯人身體兩段的傷口按在事先準備好的滾油上。傷口被煎熟止血,犯人一時半會還死不了。漢人政府的酷刑技術是隨著 歷史的發展而進步,而越發殘酷。倒是少數民族的滿清政府正式廢掉了這些慘無人道的酷刑。死刑只保留「斬立絕」一條。而且到清朝中葉,全國的死刑權都被收歸 中央政府,以期減少冤案。倒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共產黨政權又把死刑權下放到地方革命委員會,造成無數冤魂。

最近讀了達賴喇嘛自轉《流亡中的自在》,很有意思,長了不少見識。卻原來59年的西藏叛亂只是解放軍西藏軍區邀請達賴喇嘛去看戲。藏人怕軍區劫持 達賴喇嘛,湧到達賴喇嘛的「夏宮」盧布林卡,阻止達賴喇嘛去看戲。結果解放軍就拿炮把這些圍護盧布林卡的藏民給轟了。真是罪過!藏人挨了炮轟還有個不反 的?其實,既然藏人不放他們的達賴喇嘛去軍區看戲,軍區放棄請客就是了,哪有個看戲還要用大炮強邀的。

六四總算是學生佔領了天安門廣場,而且中南海也沒邀請哪位總指揮進去看戲。59年的「平叛」比89年的「平暴」有過之而無不及。不知何時我們漢人才能贖對你們藏人的罪孽。

言不盡

馬悲鳴 頓首


【六、棄除前嫌,重修舊好】~~~~~~~~~~~~~~~~~~

馬悲鳴先生︰

來信收到,非常感謝。我到印度、日本等國去了近一個月,剛回來不久。回來後又有一大堆事等著處理,到今天才動筆給你寫回信。

這次到印度的主要使命是帶幾個中國留學生、學者和民運人士去看看那裡的西藏難民和他們的流亡政府,並拜訪了達賴喇嘛。訪問相當成功。自從西藏流亡 政府建立以來,這是第一次由大陸來的中國人前往訪問。雖然人數很少,時間很短,但總算是個開頭,可望今後不斷有中國人前往訪問。我個人對這種相互溝通,增 加瞭解的事情很贊成,並覺得這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所以擔當起了這次訪問的嚮導工作。

你來信說的「贖罪」,話可能說得有點過重。我們不應該要求整個漢民族對藏人贖罪。不過我們確實需要漢民族中的智士仁人站出來說些公道話,以消除許 多不必要的無知、偏見和對立。畢竟,我們命中注定要世世代代比鄰而居。與其虎視眈眈,不如和和氣氣,抬頭不見低頭見,何必互相憋著一肚子氣呢?

記得拉薩大召寺前的「唐蕃會盟碑」中有一句話︰「棄除前嫌,重修舊好」。一千多年前的祖先們都知道要「棄嫌修好」,一千多年後的子孫後代總該多少有點進步吧。否則,真是應了你所說的「一蟹不如一蟹」了。

胡亂寫了這些,算是聊天吧。以後多聯繫。



好!

阿沛·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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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中國之春》1992年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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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人情說西藏

馬悲鳴


筆者因為在《中國之春》發表和藏族朋友阿沛·晉美的通信而招來各方的責難。最近從第十二期《民主中國》上又讀到徐明旭先生的大作「何必把西藏包養起來」,感覺到他畢竟有過直接的閱歷,對西藏各種勢力之間的恩怨消長分析得很有道理。但其文章中有幾個見解顯得有點不通。

徐文說西藏七百年前就自願歸順了中國。而從古今中外的歷史和人之常情來推斷,從來沒有哪個民族是自願歸順其他國家的。這種說法有悖常理。


一、唐蕃關係

中原和西藏之間的來往,不管是和親還是對仗,歷史上大約有唐、元和清三個重要時期。初唐和盛唐有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和親。安史之亂時,唐借過吐蕃兵平叛。唐德宗時「吐蕃有德洽中國之譽」[1]。

但自從公元九世紀拉薩的西藏中央政府崩潰以後的三百多年間。西藏就一直處於類似中原「周轍東,王綱墜」那樣的分裂割據局面。「吐蕃自(唐)憲宗(806- 820)以後,非復昔日之吐蕃久矣。」那時吐蕃有個邊將婢婢,曾萌歸順中國之心。「婢婢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然與論恐熱百戰而終不歸者,懲悉怛謀 之慘,知唐之不足與也。」。因為「取悉怛謀獻之,使磔[2]於境上,以寒向化之心。」

從上面摘自王夫之《讀通鑑論》的文字看,當時吐蕃勢衰,有邊將欲歸大唐,取另一個名叫悉怛謀的邊將獻之,但因悉怛謀被磔殺在邊境上。婢婢與論恐熱懲其慘,百戰而終不復萌歸順之心。

西藏在這三百多年的分裂狀態中,地方割據勢力各自為政,互不統屬,沒有一個中央政府。但西藏這個時期卻很像中原的春秋戰國那樣,由於有相對自由的 競爭,人才輩出,百業興旺。古吐蕃征伐、侵略和領土擴張的尚武精神逐漸被宗教、文化和貿易的文明精神所取代。西藏歷史上許多著名學者大都集中出現在這個時 期,好像中原的百家爭鳴。


二、藏元關係

統一了蒙古草原上各個部落的成吉思汗能征慣戰,所向披靡。他於公元1200-1201年率兵打入西藏邊緣地區。這些邊區的藏族部落向成吉思汗投降納貢。以後的四十年間,蒙藏雙方基本相安無事。

公元1241年成吉思汗的孫子闊端再次興兵伐藏。首先受到攻擊的某些藏族部落和地方政府試圖武裝抵抗。但所有的防禦工事統通被蒙古鐵騎踏破。蒙古 騎兵勢不可擋,一直打到今天西藏的那曲地區,沿途燒殺搶掠,震動整個藏區。藏人被迫請降。因為當時沒有一個統一的西藏政權可以出面談判。各地首領公推當時 最孚眾望的西藏佛教薩迦教派的教主薩迦班智達,簡稱「薩班」,代表整個藏區前往涼州,即今甘肅張掖,和闊端談判。

城下之盟,沒什麼好談的,只有一個結局,就是投降。薩班和闊端談判以後,感到除了投降,確也別無出路,於是給西藏的首領們寫了一封勸降信,分發各 地。這些首領見大勢已去,只好照辦。從此西藏算是歸順了蒙古。這一所謂的「歸順」,是實實在在的投降,絕非徐文所說的「自願」。此役之烈,足令西藏長畏蒙 古鐵騎。59年「平叛」時中共即調解放軍蒙古騎兵部隊進藏「會剿」。所到之處,藏軍為之奪氣。蒙古騎兵有一絕招,他們自帶奶豆腐乾(Cheese)和牛肉 乾充軍糧,因其營養價值極高,不要後方補給線,而能長途奔襲,戰鬥力不減。

薩班的這封通用勸降信被收集在《薩迦世系寶庫》一書中,奇蹟般的流傳了下來。這封信是西藏被蒙古征服最有說服力的證據,幾年前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翻譯成中文出版。建議徐明旭先生找來參考。

在此役之前7年的公元1234年,蒙古假道南宋滅金,替宋朝洗雪了靖康之恥。此役之後的1271年忽必烈汗定國號為元,到1279年才滅宋。闊端 征服西藏大約30年後,元朝才建立,又過8年才統一中國。也就是說那時西藏的歸順是因為他們先被蒙古征服,然後隨著蒙古入主中原才又自動變成歸順中國。

明朝光復漢族統治,西藏自然疏遠了中原。明朝檔案裡甚少有和西藏來往的文件。


三、蒙藏之間的對等交換

「蒙藏一家」是雙方對等交換的結果。蒙古族剛興起時的宗教仍然是古薩滿教,就如今日達斡爾、鄂倫春、鄂溫克、赫哲等民族的宗教一樣。薩滿教崇拜祖 先,在宗教發展史上屬於不發達的原始宗教。西藏在接受元朝冊封的大約同時,蒙古人放棄自己的薩滿教而改宗藏人的喇嘛教。你當我的世俗領袖,我當你的宗教領 袖。蒙古鐵騎軍事上征服西藏。西藏宗教精神上征服蒙古。

蒙古人的名字如尼瑪、達瓦等,和英文人名的約翰、喬治等一樣普遍。但蒙古這些最普遍的人名卻都是藏文。蒙古人大多並不知道他們的名字是什麼意思, 而是由廟裡的喇嘛給小孩起的。作為交換,西藏喇嘛教的最高領袖,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這兩個宗教封號卻都用了蒙古文。「達賴」是蒙文的「大海」。班禪雖 然是藏文禪(大)班智達(學者)的簡稱。但「額爾德尼」卻是蒙文的「寶」。你們的人民用我們的文字起名,我們的教宗用你們的文字封號。

蒙藏之間宗教文化的聯繫極為密切,超出外人的想像。例如第四世達賴喇嘛是個蒙古人。外蒙古革命前政教和一的最高領袖吉尊丹巴(舊譯哲不尊丹巴)是 西藏佛教的活佛世系,要由達賴喇嘛確認繼承人選。其中有一世吉尊丹巴是個藏人。蒙古民間文學中的傳奇英雄江格爾實際上是西藏古代英雄史詩《格薩爾王》的翻 版。

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的醫學理論是從該國的宗教哲學裡演繹出來的。西醫來自天主教哲學,中醫來自道教哲學,蒙醫和藏醫就來自喇嘛教哲學。為了防止醫療 事故,不管哪個國家的西醫都有用拉丁文處方的傳統。同樣的道理,蒙醫的處方一律用藏文書寫。在蒙醫院藥房裡像中藥鋪那樣的滿牆小抽屜上寫的全部都是藏文藥 名。


四、滿清和蒙藏的關係

努爾哈赤統一了滿州。他兒子皇太極當政時收降了東蒙古的林丹汗部。但西蒙古部落則不服滿清。新疆准格爾部的葛爾丹王子起兵對抗清軍,歷康、雍、乾三朝才告平息。

入關前的滿人仍信仰傳統的薩滿教。經蒙古人介紹,他們對西藏佛教亦有所瞭解。達賴喇嘛也曾派要員到東北和滿人取得初步聯繫。入關後,滿清皇室改信 了喇嘛教。甚至把黃教,即達賴、班禪所屬的教派,奉為國教。1652年,第五世達賴喇嘛極為隆重地訪問北京。喇嘛教對遊牧民族頗具吸引力。雖然後來滿族人 沒有整體皈依喇嘛教,而是吸收了漢族文化,但滿清皇室和滿州貴族卻多信喇嘛教。清政府對西藏文化相當尊重。如今北京的北海白塔、黃寺、白塔寺,還有頤和園 後山修復不久的四大部洲,承德避暑山莊的八大寺等都是藏式喇嘛教建築。五台山和峨嵋山也盡多喇嘛廟。北京雍和宮就是皇家喇嘛教寺院。每逢皇室有什麼儀式, 雍和宮裡的喇嘛要按例去誦經祈禱。

滿清皇帝改宗並大力推廣西藏佛教有籠絡蒙藏地區的重大政治意義。清朝一邊用兵新疆,討平準格爾部的反叛;一邊利用喇嘛教羈縻桀驁不馴的蒙古人。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歷史證明,清政府利用西藏佛教對蒙古實行的羈縻政策相當成功。

滿藏關係雖然不如蒙藏關係那麼鐵桿,但也還說得過去。清政府為防准格爾部和西藏聯合,於1720年(康熙末年)派軍入藏驅逐駐藏的准格爾蒙古勢 力,事畢遂撤離。1792年(乾隆末年)由於尼泊爾入侵軍進逼拉薩,西藏向清政府借兵反擊。清軍勢大,一直打到加德滿都城下。尼泊爾納貢請降。戰爭結束 後,清政府就勢留下駐藏大臣和衛戍部隊,從此西藏版圖歸併滿清。這和「衝冠一怒為紅顏」的吳三桂引清兵入關討闖,清兵就勢入主中原的故伎很相似。原來明朝 的版圖和蒙古、新疆、西藏還有滿州故土一起併入滿清。藏人雉發直到59年「平叛」才告終止。

滿清幾乎是全民族移民中原,而基本同化在漢族中,因為中原畢竟富庶。西藏則太過苦寒,沒什麼人願意移民入藏。清末,1908到1909年,趙爾豐 「改土歸流」,試圖武力強行同化西南少數民族,率軍直逼拉薩。達賴十三世逃亡國外。誰料1911年武昌城頭一聲槍響,清帝遜位。入藏清軍遂分裂成保皇和贊 成革命等派別。身處國外的達賴十三世組織抵抗力量,趁機反攻回來。清軍遂降。解除武裝的清軍被經由海路送回內地。一些士兵見清室已亡,不願意回歸,遂娶當 地藏女為妻留了下來,反而歸化成了藏人。


五、共產黨切斷蒙藏關係

中共的進軍可算是西藏歷史上第二次被征服,但它並未理解蒙藏和滿清相互之間的微妙關係史,治藏其笨無比。68年底到69年初,當內蒙「挖肅內人 黨」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時,很多基層蒙古人異口同聲地說︰「這是報應!」蒙藏本來是一家,而蒙古騎兵卻在59年助剿藏人,破壞了蒙藏之間的傳統情誼。所以 冥冥之中冒出來個「挖肅運動」專門「懲罰」蒙古人。

蒙藏一家的傳統情誼是被共產黨破壞掉的。前有蘇聯境內的蒙古地區和外蒙古的宗教文化被蘇、蒙共產黨破壞殆盡。後有中共搬兵內蒙,鎮壓西藏「叛 亂」,切斷了蒙藏之間的關係,以便分而治之。和中共在漢族地區故意激化階級矛盾一樣,離間蒙藏關係也具有極大的挑撥性。只是蒙古民間始終問心有愧。

八十年代,北京中央民族學院的蒙古族學生曾有在藏歷年聚會時把酒向藏族同學請罪的舉動,痛哭流涕地代他們的父輩就59年參與助剿的事向藏人道歉。


六、「五四運動」說於理不通

徐文最後一段說︰「至於西藏獨立,筆者認為乃是漢族所無法接受的方案,因為大一統觀念早已成為漢族的集體意識,任何中國政府都不敢讓西藏獨立,從而使中國版圖縮小八分之一。…假如哪個中國政府感冒天下之大不韙,讓西藏獨立的話,它將有可能面對一場新的『五四』運動。」

這段話確是實情。筆者也是漢人,同樣不願意看到西藏獨立,使國土面積縮小而排名落在加拿大、美國甚至印度之後,而且是永久性的。但此話情雖實,而 理卻不通。首先五四運動時的中日關係和今天的漢藏關係正好相反。當時是日本強而中國弱,日本欲割中國。如今是漢族強而藏族弱,整個西藏地盤在中國版圖內。

站在藏人立場上說︰難道就為了讓你們漢人能保有吹牛時這麼個960萬方的數字,為了維護你們大漢族沙文主義的集體大一統意識,我們藏人就非得留在中國不可嗎?這是什麼道理?!

漢藏十七條和中日二十一條有多大區別?藏人在西藏首府拉薩火燒派出所的全武行和漢人在中國首都北京火燒趙家樓,痛毆章宗輿又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如果說西 藏獨立將有可能面對一場漢族新的「五四」運動的話,那麼如今西藏已經歷過三次藏族的「五四」運動了。而且只要有機會,這種藏人從中共政治課上學來的「五 四」運動還會繼續不斷地發生。

退一萬步講!即使當初西藏真是自願歸順中國的,那麼當然更有權自願退出。否則豈不成了申請入黨那樣,只許加入,不許退黨了嗎?

即使僅僅出於策略上的考慮,這種於情實而於理悖的話最好還是少說或不說。說出來只會傷藏人的民族自尊心,反而更刺激了他們的獨立意識。


七、情理不分的儒生

筆者雖無良策,但也不是喪心病狂,非逼著西藏獨立不可。而且本人也很欣賞徐明旭先生提出的重回清朝老例的解決方案。筆者在這裡只是想指出,就徐明 旭先生的文章看,漢族儒生這種傳統的情理不分的毛病似無多大改進。是非不是來自道理的分析,而仍然是來自感情的好惡。以遷就漢族大一統意識作為討論問題的 出發點,無法講出邏輯一致的道理來。

台灣人要獨立是因為有「二·二八」。西藏人要獨立是因為有59年的「平叛」。如今台灣國民黨當局已經給「二·二八」事件平反了,雖然尚未道歉賠償。可是中共至今仍無意就59年在西藏做的事公佈真相,更談不上平反道歉了。

在前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各國走出冷戰陰影時,多民族國家的民族問題突顯出來。前捷克斯洛伐克已經和平協商,分解成兩個國家。而南斯拉夫卻訴諸內 戰。前蘇聯也時聞民族仇殺的槍聲。這些都是現成的例證。中國人民已經在文化大革命中過足了內戰的癮,自己又有這麼長的歷史教訓。但願中國的民族問題不要再 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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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十六「唐文宗·四」
[2]磔[音哲],古代酷刑,把肢體分裂。

焦國標:再給中南海上堂西藏課

by 焦國標

2008年4月10日 星期四

北京說藏人鬧事是借奧運會向他們施壓。完全對!施壓是對你們的重視和高看,你要不在那個位置上,你要在你姥姥家住親戚,你要在你媽媽懷裡吃奶,沒人向你施 壓。你在那位置,就該被壓。你們的組織部長、黨委書記、黨支部書記不都常說嘛,要給某某同志肩上壓擔子。憑甚麼他們對你壓的擔子就是關懷愛護,藏人壓的擔 子就是頭號敵對行為?你們坐在高位,又不想有壓力,怎麼想那麼美?

好人不干黨委書記

你們要退了休,像老江(澤民)那樣,沒人給你們施壓。你們要翹了辮子,像袁世凱一樣,也沒人施壓你。趁還能被施壓,多感恩施壓的人吧,而不是恨他們。你 們要嫌壓得慌,那我們換換,讓我做主席、總理、外交部長,他們怎麼施壓我都不喊叫,更不會朝他們開槍。北京讓張慶黎這樣的人管西藏,實在是瞎眼。罵達賴喇 嘛是「披著袈裟的狼」,這樣的人做西藏最高長官,簡直是活見鬼!古人說「入國問禁,入鄉問俗,入門問諱」,甚麼意思?你到人家做客,要問這家先人的名諱, 避免提及,以尊重主人。甚麼是禮儀之邦?這就是禮儀之邦。現在是明知主人爺爺名喚狗蛋,你到人家當客,開口說狗蛋不是人蛋,閉口說狗蛋是披袈裟的狼蛋, 這是甚麼現象?這是故意污辱人。西藏最大的禁、俗、諱是甚麼,是敬仰達賴喇嘛。糟踐達賴喇嘛,就是糟踐西藏,就是精神虐待藏人。你不是說發展經濟於藏人有 恩嗎?即便真是如此,也是罵達賴一過遮百恩。我勸胡錦濤主席快換人,換那些敬神、謙恭的人執掌西藏。就張慶黎對達賴喇嘛這個態度,不出事才怪。我再問問張 慶黎先生:夜深人靜,拍拍心口,你有甚麼資格和膽量侮辱達賴喇嘛?你比達賴喇嘛才高啊還是德厚啊?用《聖經.新約》裡的話說,你給達賴喇嘛「提鞋都不 配」。你覺得現在你是西藏王爺級的人物,實際上達賴喇嘛一根毫毛比你的腰還粗一千倍。你覺得黨委書記挺算個人物,可你知道嗎?我兩年前都告訴過胡主席:廢 棄一切黨委書記,扔掉中央總書記頭銜,只做國家主席。為甚麼?好鐵不打釘,好漢不當兵,好人不干黨委書記。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垃圾職業是甚麼?黨委書 記。

這種夢屬於秦始皇

北京總說這家想搞垮共產黨,那家想搞垮共產黨,其實言重了。在台上就是讓人搞的,不想讓人搞就別上台。一個現代執政黨,一定要有這份平常心。要沒這點「人 文情懷」,那你一定死得很慘、很難看。永遠在台上作威作福,萬民都得老老實實心悅誠服永久尊戴,這種夢是屬於秦始皇的。政黨輪替,你苦心築台,別人苦心拆 台,從而把國民幸福、安全、自由之台搭得更大、更高,如台灣的民進黨與國民黨,如美國的民主黨與共和黨,是正常的。大家彼此不是敵我關係,而是再平常不過 的現代政治生態。共產黨馬上執政六十年了,可是在政治理念上仍然是生瓜蛋子愣頭青、未上套的驢駒子。你也不用不服氣、胡踢騰,不可動搖的事實是:套總比驢 結實,連驢皮都可做套,套驢。

焦國標 前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焦國標:讓我來給中南海上堂西藏課

by 焦國標


2008年4月5日 星期六

北京說藏人鬧事是想獨立,彷彿大逆不道。錯!當然是想獨立,如果想讓你繼續統治還鬧甚麼?關鍵是,想獨立有甚麼錯嗎?想當年,滿族統治你漢族時,你不也想 「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嗎?再早一些,南宋,汴梁城不也「父老年年等駕回」嗎?陸游還寫《示兒》「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呢。汴梁父老年年等駕 回沒錯,難道拉薩父老年年等駕回就有錯了?「黃鱔再小,也想成鯨。」藏人再少,也想獨立。你必須承認藏人有想獨立的權利。想獨立是人之常情!想獨立無罪!


組織是半神半鬼概念

北京說藏人鬧事是有組織的,彷彿大逆不道。錯!組織不是甚麼高難度雜技動作,只有你共產黨會玩,別人都是笨蛋,怎麼學都學不會。也不是你共產黨發明的專利 項目,只能你共產黨搞,別人都不能搞,搞了就等於搶了你的專利、犯罪。組織本來是個中性概念、中性行為,是人都會,甚至連烏龜王八都有組織能力。可是在現 中國,組織成了個半神半鬼的概念。中共組織,金光閃閃,彷彿天神;其他組織,妖魔鬼怪,十惡不赦。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可點燈,這太霸道了。

北京說西藏自古就是中國領土,所以彷彿至今都可以任意搶殺。大錯特錯!別跟我扯那些沒用的,要講古,古到一九二一年連共產黨都還沒影兒呢。古到當 今達賴喇嘛坐床,你們連北京帶拉薩那個領導人都還沒出生呢。「自古以來」云云,是愛藏人的理由,不是殺藏人的理由。「砸斷骨頭連著筋」是甚麼意思?是叫我 們看在剪不斷關係的份上,好好彼此相愛,而不是既然「連著筋」,所以殺你就很湊手。

溫家寶總理十拿九穩地說,這次西藏暴亂是達賴喇嘛主謀,達賴喇嘛恨不得扒開心肝說不是我,不是我。到底是不是,一是應由調查說了算,二是恐怕永遠 也調查不清了。可是雙方都希望讓公眾相信自己,那麼我出道題:你們相信溫家寶總理,還是相信達賴喇嘛?按慣例,出題人一定得有自己的答案。我的答案是:我 相信達賴喇嘛。為甚麼?也沒甚麼理由,完全憑他們二人在媒體上發言的口吻。

另外,同一件事上,我相信一個有神論者的話,不相信一個無神論者的話。有神論者說話時心中有神,對神負責;無神論者說話時只對人負責,只要沒抓住我的手稍子,我就可以撒謊騙你,可以大睜兩眼說瞎話。我是從無神論者轉變成的有神論者,這兩種人的心理我門兒清。

只許自己講邪惡政治

北京說藏人,還有其他群體,是在把奧運政治化,是可恥的。奧運本來就是政治化的,本來就講政治,要不然為甚麼當初要求你北京承諾改善人權呢?講人 權、講自由、講民主的講政治,不僅不可恥,而且是無比光榮的。自己講邪惡的政治,卻又不許別人講文明的政治,不許別人以文明的政治要求你,這才是真正可恥 的。

藏獨乎?

by 草蝦 2008/04/05

草根 我不做民運,做漢奸,可以嗎?——與余大郎先生商榷 2008-04-05 06:57:07


余大郎先生所說的,都是基於這類立場: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華夏文明的存在……

我的觀點不同。

1、中華民族本身是一個子虛烏有的概念,即使漢族,也就是歷史上主要用暴力殺人的辦法製造的「民族大融合」締造的文化和人種雜交之後的雜種。

2、華夏文明本身沒有什麼必須存在的理由。文明的目的是為了人活得好一些,而不是人類為了文明而生存。余大郎先生說西藏以前的農奴制文明不好,難道古代的 「華夏文明」就很好?從中國古代的歷史看,沒感覺那所謂的5000年文明比西藏的農奴制度文明在哪裡。——西藏歷史上,人吃人和餓死人的事情遠遠少於中 原,也沒有戰爭動亂造成的類似於三國時期的人口滅絕超過90%的情況。似乎也沒有長毛造反十幾年時間死掉全國一半人口的情況。

3、人人都有選擇生活環境的自由,也總能適應其他的文明。比如說,中國分裂成幾十個國家,現在的中華文化沒有了,那又怎樣?那些生活在海外的華人也照樣生活,沒聽過他們因為沒有了華夏文明就活不下去。

4、西藏獨立了,那更好,西藏人照樣可以歡迎漢人去那裡做生意、辦工廠,可以敞開來歡迎世界各地的遊客,可以對中國遊客免簽直接入關,可以把土地 出租給外商開發,中共要是有興趣,也可以花錢到西藏買租界。西藏這麼大的地方,稍微賣國一點,就可以養活幾百萬人,生存簡直輕而易舉。

5、西藏的海外政權已經是民主政權,新一代在海外受到足夠的西方思想熏陶,余大郎先生為什麼會斷定西藏獨立後會回到農奴制度呢?你為什麼就不相信中國文明會倒退到茹毛飲血、吃俘虜、養太監、請君入甕、人臘、兩腳羊之類的時代?那難道不是華夏文明嗎?

6、如果不宣傳所謂的華夏文明,不宣傳所謂的人種,全世界的人類大混合,就讓中國人意識徹底消除,似乎沒什麼問題,現在的美國人早已經不惦記他們 祖宗幾千年前的某個垃圾文明了,也沒見他們活得比中國人差。人類歷史上上超過99%的文明都滅絕了,河姆渡,山頂洞,切諾基印第安,殺幾萬人做祭壇的瑪雅 文明……誰還會需要這樣的文明呢。

文明不需要很多,對一個人來說,有一個比較適合他生活的文明就好了,如果那個文明不適合他生活,那就換一個文明。

7、我覺得中國最好是成為一個有一半國土成為各國租界的國家,這樣每個中國人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租界。租界並不是一種可恥的事情,對老百姓來說,租界是好事,多一個租界就多一個社會制度的選擇。

8、總之,如果站在人的立場上,而不是站在跟人的利益並不密切關聯的所謂國家利益民族尊嚴上,總是難免會走上漢奸的道路。做漢奸比做民運更誠實,更有道德,更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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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余大郎文

藏獨和所謂的「台獨」(主要指「獨台」),是有根本區別的。
中華民國是個獨立國家,西藏則不是。支持中華民國爭取國際生存空間,既是原則,也是推動中國民主轉型的重要策略。

西藏若出現政教合一農奴制覆辟,是歷史的大倒退。
漢藏分則兩弊,合則兩利:藏,內陸地,親印並無出路;藏分,則四川成邊陲,受損的是中華各族的共同利益。
藏分,疆蒙亂,則滿漢地方主義動,和平轉型即為分裂內戰所取代;而在無外戰條件下,無可能實現以革命求
民主的社會轉型,卅年改革開放的積累和文明進步反將喪失殆盡,東南沿海繁華地則可能化為廢墟。這是中國民主派
領導的、中華各族人民需要的「民主轉型」嗎?否。這是華夏文明的湮滅。在全球商業大潮的條件下,在各民族
國家先後崛起進入後現代的環境下,經過如此大分裂和大動亂,以漢為核心的中華國族必成為「巴比倫之囚」。

所以,中國民運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藏獨,任何鼓吹者、策動及實施者,都是中國人民也是世界人民的千古罪人,
不管它的理由多麼官冕,不管它過去有過怎樣的彪炳功績。

因此,藏民抗共產暴政,只有和以漢為核心的中華各族人民攜手共同奮鬥,並與風起雲湧的偉大維權運動結合,
才是唯一的出路;而藏獨則是逆歷史潮流而行的一條死路。

維權運動,應當遵循合法、低調,最後使每一事件當時參與者有利的原則,逐步推進到落實民主憲政的實踐措施上來。

今年三月上旬開始的西藏風波,起因於對「59平亂」的紀念,本身是非法的,是不符合多數藏民利益的,
也是與中華各族長遠利益背道而馳的。就其策動者而言,實為推動台灣3/22大選出現急獨方向之目標
(也就是以破壞奧運為首期標的,以求推動中國全面分裂、動亂,並藉此為上層貴族火中取栗)前進的。
因和平手段無效,才在四天後急劇發展為暴亂。其矛頭所向為各族平民,是全球恐怖主義逆流在中國的發展,
是不符合達賴喇嘛的初衷、及其所遵循的甘地主義基本原則的,也是絕對不得人心的。

為此,我把一切贊成、支持、參與藏獨的前民運分子視作「偽運」,希望你不要成為其中一員。

2008年4月24日 星期四

《有中國特色的種族主義》

by 魏京生 2008/04/18

最近真夠熱鬧的。西藏的血腥鎮壓還沒有停止;奧運火炬在世界範圍內就引來了強烈的抗議。中國政府的外交機構為了抵制抗議活動,發動了海外華人社會中他們所 掌控的社團,舉行反抗議的示威遊行。在舊金山的反抗議活動中,使館出資幾十萬美元,作為外地人前往舊金山的路費和旅館費。使館的這種超出外交活動範疇的過 分行為,慫恿了華僑和留學生中的狂熱情緒,結果造成了舊金山抗議遊行人群中的暴力活動。一些過分激動的愛國主義留學生動手毆打了和平抗議的不同觀點的遊行 群眾。

被大多數觀察者們注意到的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愛國青年們毆打的對象全部都是華人。對同樣是抗議者的白種人,即使是衝撞了愛國青年的白種青年,他們從不還手,非常禮貌。這使得從旁觀察的媒體記者們百思不得其解。

有些人估計這是統一的紀律。但仍然無法解釋:為什麼對華人就可以動手,對白種人就不可以。其實被毆打的華人也是美國公民。於是結論就漸漸的浮現出 來了。雖然也許並沒有紀律約束,但是中共多年的教育和宣傳在無形中起著約束的作用。在中共多年的宣傳中隱藏著一種有中國特色的種族主義。這個種族主義之所 以讓西方人很難理解,是因為它表現的不是民族自尊心,而是一種全民族的自卑感。西方人的種族主義是自己高貴別人卑賤;中國共產黨的種族主義是白人高貴,中 國人卑賤或說黃種人卑賤。多年接受有中共特色的種族主義教育的中國人,才會有對中國人凶狠對外國人低三下四的表現。因為這個有中國特色的種族主義已經深入 到一般中國人的心理深層,影響著他們對所有事務的判斷。

細心的朋友們可以觀察一下中國官方最近的一些表現。作一下排列對比,就可以發現憤青們的表現恰恰是官方態度的翻版和放大。比如達賴喇嘛和美國眾議 院議長佩洛西,就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對比。達賴喇嘛被中國的官員和媒體稱為惡魔。他做了什麼呢?他對中國政府的血腥屠殺進行了最溫和的批評,甚至不要求抵 制奧運會。結果他成了惡魔。在嚴厲批評中共血腥屠殺的西方政治家中,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的地位最高,口氣也最嚴厲,對西方輿論的影響也最大。我相 信胡錦濤和他的同夥們肯定恨她恨得咬牙切齒,但對佩洛西的批評不過就是一句「令人厭惡的」什麼什麼。

大家可以分析一下,造成中共批評他們的差別的原因是什麼呢?其他任何解釋都很難說得通,只有兩條理由說得通。那就是:第一,和我們從憤青身上看到 的一樣,中國特色的種族主義。佩洛西是白種人政治家;達賴喇嘛是黃種賤民的精神領袖。第二,佩洛西握有政治實權;達賴喇嘛的精神領袖不值錢。雖然佩洛西本 人甚至布什總統本人都認為達賴喇嘛的崇高地位不是議長和總統的地位可以比擬的,這是我親耳聽他們本人公開說的,但是以中共和中國社會現在所流行的實用主義 和有中國特色的種族主義的眼光來衡量,結論恰恰相反。中共和他們的愛黨憤青們的表現,恰恰證明了中共的與人類社會背道而馳的價值標準,使他們的行為不可能 被世界輿論所接受,不可能被人類的正常道德所容忍。

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宣傳基調是什麼呢?中共為什麼花費幾百億美元搞這麼一個宣傳運動呢?這個宣傳運動為什麼遭到全世界左右派輿論的一致批評 呢?大家從價值觀念相牴觸的角度去分析,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根本不懂政治的普通人,也可以憑感覺就本能的反對中共的法西斯主義宣傳運動了。當然,是有中國特 色的法西斯主義:外國人高貴,中國人卑賤。


(寫於2008年4月18日。)

2008年4月23日 星期三

意想不到的事實:越南人為何瞧不起中國?

by 南人

意想不到的事實:越南人為何瞧不起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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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總是想知道美國人、歐洲人怎麼看我們。但是,我們從未認真考慮過,在今天的越南人眼中,中國的形象到底是何樣?在不少越南人眼裡,中國人都是些無知、自大、製造垃圾產品的騙子。這樣說可能讓很多人不舒服,但這是事實。
  前不久,美國的《新聞週刊》登了一篇《越南人瞧不起中國貨》的文章,不少人看了後,不是認真反省為什麼連越南這樣的「小」國家也要抵制中國產品,而是不分 青紅皂白大罵美國人「誹謗」中國。事實上,越南人不僅瞧不起中國產品,對中國人也很不喜歡。最近幾年,隨著國內市場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中國人一窩蜂湧到越 南開拓市場,大家都想將自己的產品賣到越南,或在越南投資設廠。中國人像潮水一樣來,最後也像潮水一樣退卻,真正在越南立住足的很少。那些鎩羽而歸的失敗 者,總是指責越南的投資環境差,越南人不講商業原則等。但是在同樣的投資環境下,台灣人、韓國人、日本人,甚至同亞洲文化差異很大的歐美人,每年卻在越南 賺得缽滿盆滿。既然別人都能在越南獲得成功,為什麼中國人會在越南集體遭遇失敗呢?我認為應該從中國人自己身上尋找失敗的原因。

對越南的無知和誤讀

  大多數中國人對越南的認識仍然停留在20多年前,在這些人眼裡,越南就是貧窮、落後、混亂的代名詞。由於對越南的無知,一些人輕易相信網上流 傳的關於越南種種荒誕不經的傳說。比如有人在網上發了一篇《我在越南當大款》的貼子,文章煞有介事地寫道:到芒街後,「我」在外幣兌換點用3000元人民 幣換了600 多萬元越南錢,裝了整整一大麻袋,然後背著這些錢到河內花天酒地瀟灑了十幾天。回國時,一名當地公安領導的女兒硬要跟著「我」嫁到中國。這篇文章從頭到尾 就是胡說八道,3000元人幣確實可以換到600多萬越南盾,但越南盾最大面額為50萬盾,600萬越南盾也就薄薄的12張紙,即使全部換成1萬面額的, 也才600張,哪裡需要用麻袋來裝?河內的家庭旅館,住宿一晚大約20萬越南盾,600萬越南盾節省一點花,勉強可以在河內呆上個十天左右,如果花天酒 地,可能一晚上都不夠。至於公`安領`導的女兒要嫁給他,就是純粹的意淫了。這樣一篇胡編亂造、充滿意淫的文章,居然有很多人相信,可見大多數中國人對越 南是多麼無知。事實上,越南早在21年前就開始實行「經濟革新」,目前已成了全球最令人矚目的新興市場之一,經濟增長率在亞洲位居前矛。胡志明、河內這些 大都市,無論是其人均收入還是生活水平,並不比國內的大城市差,其消費指數甚至超過國內不少大城市。

暴發戶嘴臉令越南人反感

  大多數中國人在歐美人面前一副奴才相,但是到了比中國稍落後一點的越南後,馬上換成一副暴發戶嘴臉。他們挺著肚子,吵吵嚷嚷,一副財大氣粗的 樣子。 2004年,我一個朋友到越南投資,說是投資,其實也就十來萬人民幣,在河內開了一家小公司。他總感覺自己很有錢,整天都將爸洩趺叢趺礎保?「我在國內 開什麼什麼車」幾句話掛在嘴上。剛開始越南人沒說什麼,說多了越南人就有點反感。後來,他應邀到一個員工家作客後,就再也不敢小瞧越南人了。這名員工的父 親在越南文化部工作,哥哥是一家出版社的副社長,一家人住在一幢五層的別墅裡,每層的面積超過50平方米,地下車庫裡停了兩輛車,一輛奔馳,一輛福特。當 然,這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但是就是普通越南人,也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貧窮。事實上,越南實行藏富於民的政策,大多數越南人都有自己的住房,至少有一輛 摩托車,家用電器也應有盡有。這樣的家庭雖然還稱不上富裕,但是也絕對不能說是貧窮。

中國產品是劣質品的代名詞

  越南是一個摩托車大國,8000多萬人口的國家擁有1700萬輛摩托車。最早進入越南的中國企業就是以力帆為代表的摩托車廠。五、六年前,河 內市與胡志明市的大街小巷充斥著中國的摩托車,十幾家中國的摩托車廠在此爭奪市場。這些廠家來得快,去得更快,幾年過去了,現在的大街上已基本上看不到中 國品牌的摩托車,除了一些低端的本土品牌外,50%的越南人騎的是本田、雅馬哈和鈴木摩托車。

  中國摩托車為什麼會兵敗越南呢?中國摩托車企業進入越南市場,主要的戰略動機,無非是認為越南的經濟才剛開始,趕不上中國,所以認為在這樣經 濟相對落後的國家,以低價切入市場是最好的戰略。低價自然造不出高質量的產品,加上中國企業相互惡性競爭,因此一開始就遭遇滑鐵盧。反觀日本摩托車,與中 國企業差不多同時進入越南,由於注重質量,雖然價格是中國品牌的幾倍到十幾倍,但仍然深受越南消費者喜愛。中國產品無論外觀還是運動力,綜合質量都要遠遠 落後於日本摩托車,所以很多企業開設的專買店門可羅雀,幾近全軍覆沒。 連越南這麼一個小國,也對中國產品的質量不信任,難道還不值得我們反思嗎?

按: 有什麼"值得我們反思"? 如果你會反思,就不會做中國人了。

中國憑什麼要求日本道歉?

by unknown

中國人老是喋喋不休地要求日本道歉,連我這個一貫反感日本的中國人都有點看不下去了,日本真的沒有道過歉嗎?據我所知,日本在中日建交前後的各項公報中都 已經多次向中國方面道過歉了,如,《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建立友好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等等。就連毛澤東自己都說「(日本)已經陪過不是了,不能老 賠不是」。憤青愛國賊們為什麼把毛主席的話當放屁呢?

而且,中國人憑什麼要求日本道歉啊?日本在二戰期間進行的是統一中國的具有歷史進步性的正義戰爭,中國人為此要求日本道歉,那中國為什麼不據此也要求蒙古為歷史上統一中國的戰爭向中國道歉?

中國人的解釋是:因為蒙古和中國已經「融合」了,是一家人了,所以就不必計較了。

這我就不明白了,蒙古和中國已經「融合」了嗎?蒙古國明明是一個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國家啊,跟日本的情況性質完全一樣,怎麼說蒙古跟中國已經「融合」了呢?

就像我在《中國人的歷史觀就是強姦有理的歷史觀》一文中闡明的那樣,蒙古對中國是強姦成功,日本對中國只是強姦未遂,強姦未遂相比強姦成功在法律上只是更 輕的罪行,既然中國要求日本為強姦未遂的行為道歉,那就更應該要求蒙古為曾經實現了的強姦道歉,而且,按照時間先後順序,首先應該要求蒙古道歉之後,才輪 得到要求日本道歉。

還有啊,蒙古對中國還不僅僅是強姦成功了一次,除了蒙元的那一次,後來,蒙古又作為從犯,跟隨滿人,又一次成功地對中國進行了輪姦。而且,蒙古成功強姦中 國,相比日本對中國的強姦未遂,蒙古殺人更多,更野蠻殘暴,日本人殺人少得多,也文明得多。為什麼中國人不先要求蒙古道歉?

而且,中國人因為日本人供奉祭奠東條英機等強姦未遂犯,就對日本喊打喊殺的,但是蒙古人供奉祭奠成吉思汗這個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強姦殺人犯,中國人為什麼不向蒙古提出抗議?而且不僅不提出抗議,還自己也主動供奉祭奠這個強姦殺人犯,中國人這不是犯賤嗎?

再說了,中國人說蒙古已經和中國「融合」了,到底是怎麼樣「融合」的啊?不是在婚介所實現的吧?我只知道當年蒙古人在中國擁有初夜權,擁有干中國女人的優 先權,以確保中國女人生下來的第一個孩子是帶有蒙古強姦犯血統的雜種,難道那些不要求蒙古道歉的憤青愛國賊,他們就是當年蒙古強姦中國成功以後留下來的後 代嗎?

還有,俄國,這也是一個對中國成功實現了強姦的國家,佔領了中國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反觀日本,卻沒有佔領到中國一寸的土地(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屬於日本的領土),只是強姦未遂。中國人為什麼不先要求俄國向中國道歉?

我覺得中國人很無恥,這分明是柿子拈軟的捏嘛,仗著自己是所謂的「戰勝國」,欺負人家日本是「戰敗國」,對於象俄國,蒙古,這些強硬的國家,這些對中國強 姦成功的國家,連屁都不敢放一個了,而且還顛著臉湊上去拍馬屁,每每一談到蒙古的成吉思汗征服歐亞大陸的「光輝業績」,或者每逢俄國「十月革命勝利日」, 「衛國戰爭勝利日」,中國人就激動得像自己親爹過生日一樣,中國人都是天生的賤胚子嗎?

我看啊,還是因為日本對中國是強姦未遂,沒有把中國乾爽,中國人就是因為這個而對日本感到不滿,所以我想,日本最好是以後聯合美國,再對中國來實行一次成 功的強姦,把中國變成一個大殖民地,把丫的「融合」了,這樣中國人就滿意了,就再也不會死皮賴臉地一再要求日本道歉了,反而會感激「皇恩浩蕩」,山呼萬 歲,大家皆大歡喜。

我認為,中國應該首先要求蒙古,俄國對過去成功強姦中國的行為道歉,然後才有資格要求日本為強姦未遂的行為道歉!

當然了,我想,那些不要求蒙古,俄國道歉的憤青愛國賊,可能他們本來就是當年蒙古強姦中國成功以後留下來的後代,或者是俄國在東北強姦中國人之後留下來的 後代,這樣他們當然很懷念當年蒙古,俄國的強姦給他們帶來的快感,當然他們不要求蒙古,俄國道歉也就可以理解了。如果他們承認他們是,那我也就不多說什麼 了。

中國曾是蒙古的一部分,西藏從來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by 草蝦

恰恰相反,中國曾是蒙古的一部分,西藏從來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2008-04-22 08:25:11

所謂「獨立出去」,就是典型的漢字思維,對中國人所造的偽史之外的歷史一無所知。

蒙古人的風俗是「幼子守灶」,就是最小的兒子留在家裡,其他的都趕出去。所以在成吉思汗的「天下」,術赤、察合台、窩闊台都出去立業,蒙古老家成了「拖雷汗國」。

拖雷汗國依次吞併了大金、大理、大宋,所以現在南方的雲南屬於北方方言而北方的浙江屬於南方方言,因為雲南是老解放區而浙江是新解放區。拖累的孫子忽必烈 吞併「中國」以後,或曰中國成了蒙古的一部分,為了愚弄漢人的正統觀念,就取了一個「大元」的漢名,或者「大元」是拖雷汗國的別名。但在蒙古人內部,依然 稱為拖雷汗國,正如其他的察合台汗國等。

那個時候,所謂新疆,維吾爾斯坦屬於察合台汗國,而不屬於拖雷汗國=中國,而且是最老的老解放區,是在成吉思汗西征時解放的,又怎麼說呢?那些被 割掉睾丸的漢人就拍馬屁,從未到過中國的、從沒聽說過元朝的成吉思汗成了元太祖,滅掉漢人自己祖國的忽必烈成了「元世祖」,最後大多數漢人居然也都信了, 欣欣然地接受這種奴化教育,同時還要嘲笑台灣人所受的皇民教育。

說說元順帝時,偏偏立了高麗妃子做皇后,引起朝政混亂,漢人乘機造反,自相殘殺之後成立明朝。元順帝一看漢人不可救度,於是帶著高麗皇后跑回了蒙 古老家[漢人史書稱為「北元」]。在元朝,高麗人的地位都要高於漢人,因為蒙古老爺流行娶高麗女子為妾,但對漢人女子只是嘗試一下初夜權就踢走。所以要明 白,漢人能夠造反建立大明朝,根本不是靠什麼朱元璋太祖英明,而是因為高麗女人的肚皮的功勞。

元順帝之後經過幾代,蒙古人再也不想南下了,於是不再使用「大元」的別名,但蒙古人內部的稱謂一直是大汗[Hing=King]。朱元璋的雜種兒 子朱棣成了明太祖,遷都北京,一直想滅掉北元,打了好幾代,結果不僅沒有滅掉蒙古人,反而是大明朝的皇帝朱祁鎮被蒙古的一個瓦剌部落擒獲,中國人記得麼?

滿洲的皇太極打敗了最後一任蒙古大汗林丹汗,得其印信,按照草原會盟的方式成為蒙古諸部公推的大汗。在蒙古人看來,滿洲人是蒙古人的一個分支。有關文字的 關係是:依照梵文,創製了圖博文;依照圖博文,創製了蒙古文;依照蒙古文,創製了滿洲文。滿洲人也取了一個中國名字叫做清朝,但是法定的國語=滿洲語、國 文=滿洲文,你又如何解釋?所以,滿洲人回到老家復國叫做滿洲國,就是這個道理。

最後,滿洲國是滅在俄羅斯人手裡,而不是中國人手裡。俄羅斯人和蒙古人是什麼關係呢?俄羅斯人的祖先成吉思汗長子術赤,現代蒙古人的祖先是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滿洲人與蒙古人是近親交配,整個清朝的野戰軍都是蒙古騎兵,漢人只能當偽軍,叫做綠營兵,相當於現在的武警。

明白了吧,拖雷汗國的道統傳給元朝、北元、滿清,但是滿清皇帝遜位之後就成了滿洲國主而非天下盟主,那麼北蒙古諸部落也就不尊他的號令了,而是擁 立宗教領袖哲布尊丹巴活佛八世為主,這個活佛是格魯派第三大活佛,也是達賴喇嘛確認的,而且每一次的轉世都必須在圖博高原上的海拔最高的草原--康域理塘 [今四川省理塘縣,海拔4014米>拉薩海拔3648米]。


你站在地圖上的南京或者鄭州之類的江河之間向四周看,你是「高貴的、神聖的中國」,但你如果有點空間想像能力的話:圖博高原最高、蒙古高原次高, 二級高台構成了一個半圓形,他們高興了就可以蹦到下面這個叫做「中國」的池子裡屙屎撒尿,拿中國人當皮球踢了玩,玩的節目叫做大唐、大元、大清,玩累了就 蹦回高台,丟下中國人自己玩個宋朝、明朝、中華民國。

在冷兵器時代,他們盛產駿馬崇尚武力,漢人無論如何經濟發達「禮樂詩書」在他們眼裡就像小孩子玩家家豐富多彩,但隨時都被他們的馬蹄踹了。

漢人共產黨能夠打敗國民黨,有兩個因素,一是蘇俄紅軍繳獲了滿洲國的軍火給了共產黨,二是蒙古騎兵幫助共產黨,所以共產黨能夠佔踞滿洲,就能打敗國民黨。

現在,西藏人如果要說西藏從來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其實只要一條證據就夠了:
中國實行以儒教科舉制度為基礎的儒生文官制度,西藏從來沒有實行科舉;從來沒有中國的儒生去西藏當縣長,也沒有西藏人到中國參加科舉當縣長;自古以來,中國從來沒有把科舉制度推行到西藏,沒有派遣郡縣官吏去西藏,怎麼叫作擁有主權?

而且,沒有中國王公娶西藏女子為妻,也沒有西藏喇嘛娶中國人為妻[除了金庸造謠的西藏喇嘛嫖了中國公爵韋小寶的媽媽],兩個民族不存在高層通婚,對比歐洲的王室通婚,就可以知道:中國曾經是蒙古的一部分,但西藏從來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們中國漢人,祖宗被人家殺過奸過,家園被糟蹋過蹂躪過,悲憤的心情可以理解,直言不諱說西藏人曾經幫助蒙古人滿洲人殺過中國人要報仇也行,估計達賴喇嘛也不會耍賴,但如果硬要把蒙滿強盜說成自己的祖宗,把蒙滿強盜的廁所說成自己的祖國,丟死人了。

這種邏輯可以簡化為:因為你爺爺曾經闖入我家殺掉我爺爺強姦我奶奶,所以你爺爺就是我爺爺、所以你家就是我家、所以你不歡迎我到你家等於你背叛你自己的家,是吧?

如果美帝打過來了,你會參軍嗎?

by unknown

我從小就想參軍,今天我終於跟我爸說:我要參軍保衛國家,如果美帝膽敢入侵……
      
      「啪」我爸一個耳光扇過來。「家人還保衛不了,保衛國家?你都跟我說說,美國人要搶你啥了?國家啥東西需要你保衛了?」
      
      我:保衛我們中華文化……
      
      爸:美國讓朝鮮人抹掉他們的歷史了沒?抹了也不會跟我們爭長白山了!
      美國拆了靖國神社沒?就是供奉殺了幾十萬美軍的東條英機那個!
      美國逼阿富汗、伊拉克人改信基督了沒?攻擊美國的恐怖分子99%都是回教徒!
      
      我:沒……
      爸:那你覺得美國人會咋樣滅了我們的文化?焚書坑儒?還是破四舊?
      
      我:我要保衛咱的土地……
      爸:嘿嘿,你先跟我說說,你哪來的土地了?連幾十平的套間都買不起,就算買得起也是暫時的使用權,還土地?等你有了土地再去保護吧!
      
      我:美國想吞併我們……
      爸:你不是想出國嗎?你的同學不是一大堆想出國嗎?吞併了把出國也省了
      我:那不一樣,出國是為了將來回來建設家鄉,如果我們5000年的中國沒了,變成美國了,嗚嗚……
      爸:誰說中國有5000年的?咱以前最風光的時候叫漢、唐,「中國」也就叫了100年,兩千年來最窮的100年,改了多少回名了:漢、唐、宋、明、清……再改一回又何妨?
      
      我:被美國吞併了,都是白人說了算,華人都成二等公民
      爸:聽說美國選總統都是一人一票。要合併了咱中國,十三億華人對他兩億白人,最後選出來總統還不是咱華人!
      
      我:美國人來了,會顛覆我們人民/政/府。我要保衛人民/政/府!
      爸:「啪」(又一個耳光)
      你究竟想保衛誰?稅/局?財/政/部?證/監/委?城管?保/監/局?教/育/部?衛/生/部?藥/監/局?勞動保障局?公路局?房管局?規劃局?法/?計/生/辦?還是足協?
      看我不打斷你的腿……

阿Q




看那猥瑣的模樣

2008年4月22日 星期二

解嚴後的台灣佛教與政治

by 江燦騰
佛教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中輯
1995.07出版
頁511~527

511頁

一、前言


戰後影響台灣政局發展最深的,是所謂「戒嚴體制」的
長期存在(註1)。而本文擬探討的,則是「戒嚴體制」解除
後,台灣佛教所面臨的新挑戰及其衍生的各種變革問題。因
為在長達三十八年 (一九四九~一九八七的「戒嚴體制」下
包括佛教的中央組織問題、海峽兩岸佛教的交流問題等等,
幾乎都被凍結了。解嚴後,大環境的約束,開始鬆弛了,佛
教徒或佛教組織,享有較過去更大的發展空間和行動的自由
,因此,探討台灣佛教在解嚴後所出現的各種新變化,將是
有趣的和有意義的研究課題。

在以下的討論裡,將側重四個部份來觀察解嚴後的政教
關係﹕第一部份是關於解嚴後的兩岸佛教交流問題。第二部
份是解嚴後的佛教組織變革問題。第三部份是一般佛教徒對
政治活動的參與問題。第四部份是激進佛教團體或個人熱烈
參與政治活動問題。

當然,解嚴後的台灣佛教與政治這一主題,所涉及的範
圍甚廣,並非上述區區四個部份,即能全部概括。但大體上
,作為觀察的抽樣,應已足夠了。以下即依此結構,展開討
論。

二、台灣解嚴所涉及的政策及法律諸問題的轉變

由於本文探討的主題,牽涉到戒嚴體制的改變,即「解
嚴」的問題,則相應於這一改變的政策和法律諸問題的轉變
,亦應有所交代。否則接續要討論的


512頁


佛教變革,就無從瞭解和前者為何有那麼密切的關聯﹖

基本上,台灣地區的戒嚴和解嚴,因都屬於國家憲政體
制的變革或調整的問題,所以它的影響也幾乎是全面性的。
但是,台灣地區的戒嚴和解嚴,又是由特定歷史條件和相應
的社會變革,才正式形成政策的(註2),因此為了討論方便
起見,我們先引用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四日,政府宣佈解除戒
嚴時,一併發佈的〈中華民國政府發佈正式解除台灣地區戒
嚴之聲明〉。此一〈聲明〉強調,解嚴後,將撤消三十種在
戒嚴期間依據戒嚴法所制定的法令,代之以〈動員勘亂時期
國家安全法〉(註3)。〈聲明〉中表示,解嚴的實施,至少
具有下列三方面的實質意義﹕

甲、軍事管制範圍的縮減與普通行政及司法機關職權
的擴張----例如解嚴後山地管制區由原有的一一九處
縮減為六一處﹔平民不再受軍法審判,縱使是現役軍
人,如其所觸犯者,為較輕微的犯罪行為,也不受軍
法審判﹔入出境及出版品的管理,今後將分別轉由警
察機關及行政院新聞局負責。

乙、人民權利的大幅增進----例如人民從事政治活動
的權利,今後將以法律保障並促成之。因此,待立法
院通過〈人民團體組織法〉與〈集會游行法〉以後,
人民將可依法組黨結社及集會游行。

丙、行政必須依據法律----解嚴後許多事項不再管制
,各主管機關的行政裁量權,必須以平常法律為依據
,民意機關更能發揮監督功能。(註4)

在以上幾點的〈聲明〉內容中,對佛教界影響最大的,
是關於〈人民團體組織〉和〈集會游行法〉的訂定,將使佛
教團體組織多元化的可能性出現,以及佛教徒在策劃相關的
集會游行時,有合法的法律依據。同時,關於海峽兩岸的佛
教交流,也在稍後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政府宣佈開放
大陸探親政策正式實施,而有了快速地發展。不過,有關解
嚴後的這些後續發展,如何具體的影響及台灣佛教的部份,
此處暫不討論,而擬在以下的各節相關主題中來作說明。



513頁


三、解嚴後的台灣佛教界在兩岸交流中所扮演
的角色及其衍生的問題

台灣佛教界和大陸佛教界的恢復交流,是隨著一九八七
年十一月二日的「大陸探親」政策開放,而逐漸展開的。在
此之前,台灣佛教界是政府政策的忠實擁護者,特別是在長
期的「戒嚴體制」下,佛教的領導階層,大都具有良好的黨
政背景(註5),批判共產政權,是彼等一貫的立場。(註6)
此,初期佛教界的赴大陸交流,其實是「探親」的性質居多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台灣佛教界的領導階層中,有不少人是在一九四九
年的大陸統治權易主,而逃難到台灣來的。(註7)這些來自
大陸各省的佛教僧侶,到台灣以前,都有自己在大陸的祖庭
和佛教的人脈關係。他們當初逃離中國大陸,是因為戰亂的
影饗,是處於大時代變局下的不得已之舉。如今,兩岸的政
府既然在法律上許可民眾赴大陸「探親」,對離鄉數十年的
出家僧侶來說,也有機會藉「探親」而返鄉探看了。

可是兩岸的政權,在宗教政策上,是存有鉅大差異的。
就台灣方面來說,儘管佛教的組織的變革、佛教人士的出國
和佛教辦高等教育等各方面,長期以來都受到政策或法律上
的約束,但,基本上,政府並不管佛教的活動方式,不論是
公開的或私下的,只要不觸及政治的禁忌,即可自由行動。
換句話說,台灣方面在宗教活動方面,較無意識形態的管制
,因此,擁有極大的發展空間。如非如此,像佛光山道場和
花蓮慈濟功德會這樣大規模的佛教事業,以及鉅大的社會影
響力,是無從建立的。

反之,在大陸方面,政治思想的意識形態,形成了嚴密
而立場鮮明的宗教管制政策。必須說明的是,此處的宗教管
制政策,並無貶詞的意思,而是就意識形態和宗教管制的措
施,作一相關性的說明罷了。同時,也藉此檢討一下此一宗
教管制政策的實質內容。

由於有關大陸方面的宗教法律或政策的形成,受馬、列
思想的影響狀況,已有不少著述介紹過(註8)。因此以下擬
說明的,是中共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和國務院台辦所制定的〈
關於宗教方面對台交往的若干暫行規定〉。此一〈規


514頁


定〉的頒佈日期是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因此已是台
灣方面開放「大陸探親」之後的兩年了。可以說,是大陸方
面和台灣方面的宗教人士有了兩年實際接觸後的新產物,雙
方接觸後的問題點,也隨之在〈規定〉中有了反映。

此一〈規定〉,共有十二條,在引言中,開宗明義地強
調,此一〈規定〉的制定,是為了使海峽兩岸宗教界之間的
交往,有正常的發展和相互的瞭解,以「促進祖國統一大業
的實現」,又要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台灣當局利用宗教交
往」向大陸推銷所謂「台灣經驗」,進行政治滲透。而這十
二條的〈規定〉,其具體內容又是如何呢﹖

就基本原則來講,大陸要求兩岸宗教的交流,應以大
陸為主、對大陸有利、擴大政治影響。完全排斥台灣
宗教團體或個人干涉大陸宗教事務,或利用宗教進行
政治滲透。(第一條)

也因此,當台灣宗教人士或宗教團體,到大陸旅游、探
親和進行宗教交往時,在宗教場所作一般性的會見,或往開
放的宗教場所過宗教生活,皆是合法的,不須特別申請核准
。除此之外,各種宗教活動的舉辦和交往,皆要經相關主管
機關的批准,才得進行。台濟的宗教人士,在大陸投資,或
幫助建設家鄉,「不得附加宗教條件」。

由於規定這樣嚴,當然不允許台灣的宗教團體和宗教人
士,在大陸進行傳教、發展教徒、建立組織和活動場所、散
發宗教宣傳品等活動。對於一些已經明令取締的會道門,大
陸的宗教團體不得與其交往和建立聯繫。但屬於個人的信仰
,則不予干涉。(註9)

在宗教學術交流方面,不論邀請台灣宗教界赴大陸,或
應邀來台參加宗教學術文化交流和宗教活動,都須報國務院
宗教事務局商請國務院台辦審批通過才行。在第十一條中的
後半段,還特別提到說﹕

「對於條件成熟、經過充分準備且我方(大陸)有優勢
的交流項目,我(大陸)宗教團體作出計劃逐級上報,
積極爭取進入台灣進行交流。」(註10)

可見以學術的某些強項,作為影響台灣宗教學界的工具
,是很明顯的,因此〈規定〉中才會出現這樣的字眼。


515頁


而在第十二條中,則更直接了當地提出如下的政治立場

在有台灣參加的國際宗教組織和這些組織舉辦的活動
中,我宗教團體和個人必須堅持反對「二個中國」或
「一中一台」的原則立場。在未妥善解決這一問題前
,任何團體和個人均不得以我宗教團體名義加入該國
際組織或參加其舉辦的活動。(註11)

在以上的各條中,除十二條外,基本上是屬海峽兩岸在
各自的法律管轄權內,對宗教交流事務所作的規範,因此,
台灣佛教界要赴大陸作交流,只有奉行游祥洲教授在〈論兩
岸佛教互動及其定位與定向〉的論文中,所提示的定位原則
﹕「承認現實差異,尊重彼此立場。」(註12)否則即有觸法
犯禁和受罰的下場了。

不過,在實際的兩岸宗教交流中,是否真能作到「承認
現實差異,尊重彼此立場」呢﹖有必要再加以檢討,然後才
能發現雙方互動的摸式和其間調適的過程。

據游祥洲教授的觀察,在一九八八年以前,兩岸的佛教
代表,曾分別參加了一九八四年在斯里蘭可倫坡的第十四屆
和一九八六年在尼泊爾德滿都的第十五屆「世界佛教友誼會
」(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在這兩次大會中,
大陸代表都在大會中反對台灣代表使用「中華民國」的名稱
。不過,第十四屆的大陸代表,只要大會中發表聲明反對,
未有進一步的要求。第十五屆的大陸代表,則透過外交關係
,由尼泊爾政府責成大會,要求台灣代表必須接受「中國之
台灣」(Taiwan,China)的名牌參加開幕游行。台灣代表則
決定以「退出本次大會但不退出組織」作為抗議的回應。主
辦單位最後以撤消全部書寫國家名稱的名牌,使雙方代表得
以回到會議桌上,並決定「世界佛教友誼會」,此後不提任
何政治性的議題於大會上。此一原則確立後,一九八八年第
十六屆在美國洛杉磯舉行,雖主事者為來自台灣的星雲法師
,因大會期間未懸各代表的國旗和使用國名名牌,兩岸代表
得純就佛教議題交流,而無政治立場的衝突。(註13)

游祥洲教授又提到,一九九○年在韓國的漢城舉行第十
七屆「世界佛教友誼會」。由於南韓當時和台灣仍有邦交,
故在釜山五戒大會的會場同時懸掛兩


516頁


岸的國旗。大陸的代表一度退席抗議,但旋即重返會場。大
陸代表事後並主動邀請台灣代表,公開舉辦了一場座談會,
以化解尷尬的氣氛。而當大會宣佈一九九二年的第十八屆在
台北舉行時,大陸的首席代表明暘法師 (現任「中國佛教協
會」副會長) 立即上台祝賀,並技巧地說﹕我們很高興下屆
大會將在中國台北舉行。」可見其對政治立場的表白,雖無
時或忘,但在表達手法上更為靈巧。(註14)

事實上,只要不涉政治議題,兩岸的宗教學術交流,並
不成問題。像台灣的佛教學者藍吉富先生,曾出席由日本學
者和大陸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合辦的「中日佛教學術會議
」 (一九八九年﹔而香港的「法住學會」,由會長霍韜晦教
授籌辦的「太虛誕生一百週年」的國際會議,包括香港、台
灣和大陸等地區三十餘位佛教學者,都共聚一堂交換論文意
見。不過,兩岸的佛教學術交流,在經濟方面是有重大差異
的。例如台灣學者出席大陸舉辦的國際佛教學術會,要繳鉅
額的「出席費」﹔而大陸學者來台,則全額招待。因此在台
灣的宗教學界,近年來,也逐漸萌生對差別待遇的不滿,相
對的也減低不少交流的意願。

從整體的發展狀況來看,兩岸的佛教交流,在台灣實施
解嚴後,是朝向更開放的態度。例如在本年(一九九四)六月
二八日的《中國時報》第四版報導說﹕

行政院陸委會委員會會議昨日通過〈大陸地區宗教人
士來台從事宗教活動許可辦法〉,將擴增大陸宗教人
士來台從事宗教活動的範圍,並放寬對宗教人士身份
的認定標準,以大幅推動兩岸的宗教交流活動。

根據現行相關法令的規定 (按﹕一九九二年九月二二
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81)陸文字第四一八○號函的
〈大陸宗教人士來台灣參觀訪問申請須知〉 ),大陸
地區宗教人士來台僅能從事參訪活動,但依據最新通
過許可的辦法,大陸地區宗教人士來台後的活動範圉
,將擴大至與宗教有關之學術研討,佈道、弘法、演
講、參觀訪問、會議、展覽或其他公益性活動。


517頁


同時,經由在台依法設立有案之寺廟、教會或宗教團
體邀請來台的大陸宗教人士,其資格認定標準,從原
有的寺廟、教會或宗教團體之負責人,放寬至實際負
責從事宗教事務之主管人員,以及宗教學術研究人員


這是在〈千島湖慘案〉風波剛過不久,台灣主管兩岸交
流事務的「陸委員」最新的決定。顯然是在兩岸的宗教事務
方面,具有遠較過去更大的自信和自主性。不過台灣當局迄
今,仍未訂出類似大陸方面在〈關於宗教方面對台交往的若
干暫行規定〉第十一條後半段的,要在條件成熟、充分準備
、且大陸方面的佔優勢的交流項目中,積極爭取到台灣進行
交流的情形。這可能是台灣方面,對宗教學術一向干預較少
的綠故吧﹖所以也連帶不在政令上作出積極的規定。只是,
今後兩岸在佛學交流上,是否僅限在大陸佔優勢的項目上,
就不定了。因為,迄目前為止,在學術交流上,還看不出有
哪些項目是符合這一狀況的。未來的發展如何﹖則尚待進一
步的觀察和評估。

此外,就台灣的交流經驗看,不論是一九八九年春星雲
法師的赴大陸「探親」,還是一九九一年夏秋之際證嚴尼師
派「慈濟功德會」的賑災小組,到大陸各省賑濟水災難民,
乃至其他大大小小的台灣佛教團體或個人,到大陸去交流的
結果,主要還是提供物資和款項的幫助(註15),在佛教思想
上造成顯著影響的情形,則幾乎不曾有過。因此,台灣方面
對兩岸佛教交流,目前似乎到了必須整回檢討的時期。例如
「慈濟功德會」在〈千島湖慘案〉後,雖知道大陸華南和華
東地區又出現大水災,但在賑災的行動方面,則僅表示要看
「因綠是否具足」﹖再決定下一步的行動(註16)。所以兩岸
的佛教交流,目前依然是充滿著許多變數的。


四、解嚴後台灣佛教組織的變革


台灣佛教組織的變革----國際化、多元化和本土化,是
政治解嚴後,對整個台灣佛教生態最大的衝擊,其影響可謂
既深且大,因此值得進一步探討。

台灣佛教的組織,基本上是屬於民間性質的宗教社團組
織,其權利和義務,都是相對的。就法律的觀點來看,對佛
教徒並沒有強制性。但是,在大陸


518頁


的全國性的中央佛教組織「中國佛教會」,因一九四九年的
大陸變局,以及陳履安院長的父親陳誠 (一八九七~一九六
五) --時任「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基於戒嚴和治安
的需要,曾下令取締無籍和無業的大陸逃難來台僧侶,並將
之下獄監禁,於是促成該會在台灣復會的舉動。(註17)當時
,來台僧侶中,只有蒙古籍的章嘉和國大代表李子寬(一八
八二年~一九七三)二人,是南京大會選出的理、監事 (章為
理事長、李為常務理事), 必須改選,才能執行會務。於是
在政府的協助下,「中國佛教會」於一九五二年進行改選,
而來台的各省大陸僧侶,藉此按各省分配名額,順利取得中
央組織的領導權。同時,又藉著干預一九五二年底台南大仙
寺舉辦的「傳戒」活動,將僧團的改造權力納入「中國佛教
會」的組織體系之下,長期壟斷組織和傳戒的主控權,而達
成戰後所謂「大陸佛教重建」的鉅大工程。

但是,「中國佛教會」的長期組織一元化,其實是靠特
殊的「戒嚴體制」環境,才能維護下來的。正如在「戒嚴體
制」下,立法院、監察院和國民大會的老代表,也長期藉口
「維護大陸法統」而拒絕改選一樣。

然而,解嚴後,由於〈人民團體法〉已在一九八九牟元
月公佈,第一章〈通則〉的第七條規定﹕
人民團體在同一組織區域內,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得
組織二個以上同級同類之團體。但其名稱不得相同。
(註18)

這一法律上的更動,使「中國佛教會」在中央組織長期
主控的權力,宣告終結。佛教組織的多元化,在台灣成為常
態的可能。

茲舉佛光山的星雲法師所創辦的「中華佛光協會」為例
。此會成立於一九九一年二月三日。在〈組織章程〉第一章
的〈總則〉中,有如下的說明﹕

第一條﹕本章程依據中華民國中民團體法及有關法令
訂定之。

第四條﹕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或域(下略)

第五條﹕本會會址設於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在地
(註19)

由於有以上的組織性質,在《中華佛光協會會員手冊》
中(中華佛光協會一九九一年編),曾自問自答說﹕

△﹕中華佛光協會與其他佛教人民團體有何不同﹖


519頁


答﹕在法律地位上,本會與中國佛教會等其他佛教教
會完全一樣,同屬全國人民團體,享有相同的權益。
只是本會在組織上更具世界性(下略)。

如今「中華佛光協會」,在組織規模和會員人數方面,
遠遠超過已趨向沒落的「中國佛教會」。可以說,全拜解嚴
後法律改訂之賜,才得如此。

即以「傳戒」而論,也由於組織的多元化成為可後,便
出現佛光山寺和光德寺的兩個不同系統的寺院,在同一年 (
一九九三) 內,各自傳授「出家戒」的情形。「中國佛教會
」長期壟斷主控權的局面,在台灣地區正式被打破。也可以
說,又恢復了各寺院自主「傳戒」的常態。

假如說,「中華佛光協會」是在佛光山的道場系統發展
起來的全國性組織,是有別於「中國佛教會」性質的。但在
一九九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在高雄市鼓山成立的「中華佛寺協
會」,則是「以結合全國佛教寺院」為對象的,依據也是〈
人民團體法〉的規定。目前此一組織,加入的全台寺院,已
接近百個單位,也是擴展快速的佛教組織之一。

此外,還有「中華民國佛教青年會」、「中華民國現代
佛教學會」等全國性組織,各有其發展狀況。(註20)。限於
篇幅,不再一一介紹。

不過,解嚴後,雖然組織多元化和國際化,已成為可能
,但要求「本土化」的呼聲,也日益強烈。可是,這樣「本
土化」呼聲,已不是純佛教組織「本土化」的問題,它還涉
及政治立場的表白。所以併入下節,再一起討論。


五、解嚴後一般佛教徙在台灣參與政治活
動的問題

為什麼在本節中,要提所謂「一般佛教徒」的政治參與
問題﹖其實,在這裡要探討的台灣「一般佛教徒」,是就意
識形態的強弱來歸類的。特別是在台灣解嚴後,隨著統獨之
爭的轉劇,為了有所區別起見,凡是佛教徒具有明顯統獨意
識形態的,皆列入下一節「激進型佛教徙」的類別,來加以
討論。換句話說,此處探討的「一般佛教徒」,純粹是觀察
佛教徒的一般性政治反應。

因為在解嚴後,台灣出現了許多合法的在野黨,並且國
會議員和各縣市長等的改選,也相繼要舉行。選舉熱既然因
此在台灣地區一波又一波地激起,佛


520頁


教徒生活其間,自然不可能全然置身事外。可是,就一般的
情形下,彼等的政治反應又是如何呢﹖

解嚴後的首次大選,是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日舉行。
此次參加大選的,共計有十七個政黨的二七四人角逐。選舉
揭曉後,任一○一席增額的立法委員中,執政的「中國國民
黨」獲七二席,在野的「民主進步黨」獲二一席。在一七一
席的市議員中,「國民黨」獲一○一席,「民進黨」獲三八
席。縣市長中,執政黨十四席,「民進黨」六席,無黨籍者
一席。對於這樣的選舉結果,要作何等評價,不是本文所要
問的問題,毋寧是就選舉前後的一般佛教徙的反應如何來觀
察。

在選前,當時著名的佛教刊物《福報週刊》 (一九八九
年十一月二七目至十二月二日),即登出〈佛教與大陸〉專
輯,並做了全省讀者群的電話調查訪問。

結果,在四個問題中,出現了下列的結果﹕

(一)佛教徒投票的政黨取向﹖

甲、國民黨的支持者佔28.8%。

乙、民進黨的支持者8.9%。

丙、其他黨派支持者佔0%。

丁、不考慮政黨佔62%o

(二)選民的投票因素﹖

甲、自己決定佔85.8%。

乙、親朋好友介紹佔7.1%

丙、佛教組織的公開支持佔7.1%。

(三)佛教徒對侯選人宗教背景的重視程度﹖是否會考慮
屬佛教徒﹖

甲、會,佔22.1%。

乙、不會,佔73.7%。

丙、不一定,佔4.2%。

(四)師父的影響力如何﹖是否會跟著師父投票﹖

甲、會,佔18.5%。


521頁


乙、不會,佔64.1%。

丙、不一定,佔17.4%。(註21)

從以上的電話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佛教徒在政治的自主
性仍相當高。佛教僧侶對信眾的影響還不到三分之一,可見
不如想像中那樣大。

而根據莊豐嘉先生的採訪,當年佛教界首次公開介入政
治輔選,支持「國民黨」侯選人的法師和輔選對象是﹕

1﹒悟明法師→黃書瑋、許文龍(台北市)。

2﹒聖印法師→沈智慧(台中市)。

3﹒淨心法師→洪昭男(台中市)。

4﹒開種尼師→吳德美(高雄市)。

5﹒其他支持的有→林鈺祥、趙少康、洪冬桂、邱錦添
、魏玉櫻等人。

在台北市也首次出現由佛教會推薦的「民進黨」侯選人
名單名,計有﹕1﹒張德銘﹔2﹒林文郎﹔3﹒王昆和﹔4﹒康
水木﹔5﹒張富忠﹔6﹒林瑞圖等近十名。(註22)

對於台北市的輔選名單,法光佛學研究所所長的恒清博
士,查接受訪問時,認為「對佛教徒而言,可能發生不了什
麼效力」(註23)。游祥州博士則表示﹕佛教團體沒有權利,
將信徒在宗教上的信賴,轉移至對政治上的信賴,若如此作
,「即是對信徒的不忠實」(註24)。至於著名的證嚴尼師,
雖表明不涉政治的立場,卻也對選舉一事表示了她個人看法


選擇在入世中,應是一項很神聖的慧業,有因果循環
之關係,平時能為眾生服務萬人之因,必有萬人投票
之果,這就是選賢與能的因果。現今選舉,似乎已很
複雜,很多人都不知道侯選人的因在那裡﹖也難确定
侯選人的果會如何﹖所以產生疑慮,不知所措。(《
福報週刊》一一二期(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日至十二
月二日,頁十六)

可看她也不知如何解決這一難題。
然而,佛教界的政治反省,在大選後有很大的改變。因
此在一九九○年三月十六日,便出現佛教團體史無前例的「
佛教救國救憲運動」。大批的佛教


522頁


徒,為了聲援在台北市的「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並訴求
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事會議、提出政經改
革時間表等主張的台大學生之「野百合運動」(註25),他們
在三月二○日和二十一日兩日,也聚集在「中正紀念堂」的
外圍廣場,豎帳棚和張貼政治標語,並發表〈佛教救國救憲
宣言〉,全文如下﹕

建設人間淨土、普渡眾生,乃佛陀慈悲本懷,亦乃佛
教徒修行信念。佛教強調「眾生平等」,各行、各業
、各階人士,皆國家主人,皆當關懷國土,共建美好
的人間淨土。

值此國家多事之秋,佛教徒不再是沉默之一群﹔值此
民主洪流奔盪世界各國之際,台灣人民不能再充耳不
聞。

綠於「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之佛陀本懷,為了建設
安和樂利之人間淨土,我們呼籲政府,貫徹實施真正
的民主憲政,以正法治世,不邪枉人民。(見《佛教
文化》第四期,一九九○年四月號,頁九)


台灣地區的「一般佛教徒」,在政治活動的參與上,總
算標顯出清楚的民主憲政態度了。

由此,更進一步的發展,則已接近「激進型」,故接著
在下一節討論「激進型佛教徒的政治參與」。

六、解嚴後台灣地區所出現的激進佛教團體或個
人在政治活動方面的熱烈參與問題


為免誤解起見,此處的「激進」兩字,只是指出有鮮明
參與的政治意念表達而已,包括文字著述、演講和靜坐示威
、游行等在內。但,語意中絕無批判或贊同的成份在內。這
是展開討論之前,首先要申明的。

在台灣佛教界中,見有政治鮮明意念的,其實為數並不
多(據我所知)。文學家宋澤萊可能是批判「中國佛教」最強
烈的一位。本名廖偉竣的宋澤萊,在一九八九年八月出版他
的佛教著作《被背叛的佛陀》(台北﹕自立晚報出版社),在
〈序〉首,用了一個很強烈的標題﹕〈來一個革命吧﹗台灣
佛教﹗〉


523頁


文中,他一再批評「中國佛教」對外教的冷血和殘酷,因為
天主教馬赫俊神父被驅逐出台灣(支援工人運動),佛教界的
法師居然表示贊同。當民主示威活動,在街頭造成軍警和異
議人士的衝突時,佛教界的大老,往往帶頭批評異議人士。
所以他視「中國佛教」是「國民黨」的同路人,必須加以批
判。在〈與台灣人有緣的印順法師〉一文,他認為主導台灣
佛教40年的「中國大乘佛教派」出現了三大流弊﹕

1﹒無法認知真正的佛義。

2﹒脫離了目前社會的需要。

3﹒非本土化。(註26)

因此,他提倡原始佛教和鼓勵用台語弘法。

和宋澤萊理念相近的,是《新雨佛教文化》的佛教與政
治立場。張大卿和張慈田是《新雨》的主要靈魂人物,他們
在佛教修行方向,主張依原始佛教的方法來進行。在政治方
面,則強調本土化的政治立場。

陳儀深是在政治立場上,具有鮮明「獨派」色彩的學者
,他一再鼓吹台灣佛教徒要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在佛教立場
方面,他接宋澤萊之後,更清楚地建構了「台灣佛教」的概
念內涵,他認為「台灣佛教」是深受「中國佛教」影響,卻
有本身的獨特發展經驗,因此,如能在心理上產生台灣佛教
的「主體性」自覺,「在內容上創造台灣佛教的特色,必能
在世界佛教中佔一席地、放一異彩」。(註27)

在激進的佛教團體中,經常參與台北市街頭的各種示威
游行的「萬佛會」,本身又是合法政黨登記的「真理黨」故
應有某種代表性。但,就台灣佛教徒對彼等的接納態度來說
,僅限於極少數罷了,因此,實際的影響力並不大。(註28)
又因鄭志明教授在本年(一九九四年)六月初,已發表相關論
文,對此提出清楚的觀察報告(註29),此處即省略不談。


七、結語


從以上各節的討論,可以看出台灣地區在解嚴以後,在
政治上的鉅大變化,使得佛教界在各方面也受其影響,而發
生鉅大的變化。


524頁


首先,從海峽兩岸的宗教交流,可以看出兩岸宗教處境
的差異,以及在政治意識形態主導下的雙方互動關係。統獨
問題,雖未在佛教界的兩岸交流中,形成溝通的重大障礙,
但在大陸政教一體的管制體系下,政治立場的堅持,是不可
能放棄或改變的。在現階段,則雙方都以變通的方式在交流
。有朝一日,總會「圖窮匕現」的。這是我們不能不繼續注
意的未來課題。

其次,解嚴後,使台灣地區的全國性佛教組織,形成多
元化的現象。過去在戒嚴時期,長期主控中央領導權的「中
國佛教會」,開始步向式微和接近瓦解。傳戒的決定權,也
逐漸被其他系統的寺院瓜分了,更造成對僧侶領導權進一步
的沒落。反之,大型的國際佛教組織,正方興未艾,「中華
佛光協會」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在此同時,本土化的呼聲,也逐漸抬頭。表現在佛教的
抉擇方面,是原始佛教的提倡及其日益的受教界重視。表現
在政治立場,則傾向鮮明的「獨派」色彩。而「本土化」和
「主體性」的強調,則結合前述兩者,構成「新台灣佛教」
的概念內涵。

總之,解嚴後,政治變,佛教也變了。至於是好﹖是壞
﹖目前仍在評估中。進一步的結論,要看今後十年的發展才
能瞭解。因在兩岸的統獨問題未有決定前,誰也無法預料。


註 釋



(註 1)台灣地區的全省戒嚴,是於一九四九年五月二○日
由當時的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的陳誠宣告的。
隨後為配合戒嚴令的實施,又在同月的二十四日由
立法院通過<懲治叛亂罪犯條例>,對各種擾亂治安
或煽動罷工等罪犯,均課以重刑。當時之所以宣告
戒嚴,是國府在大陸的軍事行動遭到一連串的重大
挫敗,統治權即將易手,為了避免作為撒退地點的
台灣地區受到戰事的波及,以及維持島上的治安起
見,因此有必要實施全省戒嚴。可是,此一戒嚴令
的實施,由於國共長期仍處於軍事對立的狀態,使
一直持續實施前後達三十八年之久,直到一九八七
年七月十四日才由蔣經國總統明令宣佈解嚴。

在此戒嚴期間,台灣地區無異長期處於非時期的管
制狀態,因此對各種民間結社、宗教組織或政黨活
動等,都宥極大的約束,對台灣地區民主政治和社
會發


525頁


展,可說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註 2)事實上,在解嚴之前,台灣地區的政治生態已有重
大的改變。最明顯的例子是前一年(一九八六年)九
月二十八日,由一三○餘位的黨外人士宣佈正式成
立民主進步黨。這是戒嚴時期所不允許的政治活動
,但在此之前,各種積壓已久的政治和社會等問題,
已必須到了有所解決的時候,例如老兵返鄉探親、
台商赴大陸經商、國會全面改造等等,都是涉及唯
有解嚴才能進行的迫切問題,所以晚年的蔣經國總
統不得不在這一大勢所趨之下,宣佈了台灣地區的
解嚴。


(註 3)此〈動員勘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後來由於政治局勢
進一步的開放,已不再冠以「動員勘亂時期」六字。


(註 4)以上資料內容,參考戴月芳、羅吉甫主編,《台灣
全紀錄一五○○○B.C1989A.D.》(台北﹕錦繡出版
社,一九九○年),八一五頁。


(註 5)台灣佛教界的大老,如白聖、悟明、東初、樂觀等
,都具有中國國民黨員的身份,且長期以來,和執
政黨的關係極為良好。由此一事實為教界常識,恕
不一一舉證說明。


(註 6) 此類著作,可舉下列數種作為代表﹕

1﹒釋道安,《中共迫害宗教》(台北﹕道安長老紀
念策員會,一九七八年)。

2﹒釋東初,《民主世紀的佛教》(台北﹕東初出版
社,一九八六年)。

3﹒釋樂觀,《中國佛教近代中論集》(永和﹕常樂
寺,一九八七年)。

另有大批反共的文章,散見戒嚴時期的各佛教刊物
,如《獅子吼》、《覺世》、《菩提樹》、《人生
》等,不一一列舉。


(註 7)此類逃難的僧人中,歷經初期數年的艱困局面後,
即躍居為台灣佛教界大老的,計有﹕白聖、道源、
東初、南亭、智光、悟明、章嘉等人。而同期來台
,輩份較低,但如今已成教界大老的,有星雲、聖
嚴、了中等人。


(註 8) 此類著作,可舉下述數種為代表﹕

1﹒中共問題原始資料編輯委員會,《中共怎樣對
待宗教----原始資料彙編之八(上)》 (台北﹕黎明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四年)。

2﹒中共問題原始資料編輯委員會,《中共怎樣對
待宗教----原始資料彙編之八(下)》 (台北﹕黎明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四年)。

3﹒陳啟章,《大陸宗教政策與法規之探討》(台北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一九九○)。

4﹒熊自健,〈海峽兩岸的宗教政策與宗教交流的
前景〉,收在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國際學佛研究
中心主編,《兩岸宗教現況與展望》(台北﹕台灣
學生書


526頁


局,一九九二年),四十五~六○頁。


(註 9)參考陳啟章,《大陸宗教政策與法規之探討》,一
五一頁。


(註 10) 同前註。


(註 11) 同前註。


(註 12)游祥洲的此段說明,收在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國
際佛學研究中心主編,《兩岸宗教現況與展望》,
一五二頁。


(註 13)見游祥洲,〈論海峽兩岸佛教互動及其定位與定向
〉前引書,一四六~一四七頁。


(註 14) 同前註。


(註 15)對於偏的物資和金錢方面的交流,游祥洲先生曾在
<第一屆兩岸宗教文化交流座談會>上提到台灣方面
「資源流失的例子相當明顯,很多佛教徒,到大陸
朝聖,一到寺院,就大把大把的捐錢……」見《兩
岸宗教現況與展望》,三○五頁。宋光宇在〈第二
屆兩岸宗教文化交流座談會〉上,將台灣到大陸的
各種宗教交流,歸結為「朝山進香」一個原因﹕而
台灣信徒到對岸所能提供的,是出錢幫對方蓋廟。
見《兩岸宗教現況與展望》,三三四頁。一個極端
的例子,是前中壢圓光佛學院教務長的惠空,曾將
家人提供他赴國外深造的大筆經費,悉數捐給赴大
陸參訪的各地寺院﹔熊自健估計惠空在大陸捐出的
錢,達貳佰多萬元新台幣。見《海峽兩岸宗教交流
現況與展望》,五十五頁。


(註 16)按證嚴法師在首次參大陸華東水災的賑濟活動時,
曾遭到不少民眾的質疑,據證嚴法師自述,每天都
接到十幾通以上的責難電話。不過,這些責難壓力
,雖從四面八方湧來,但當時慈濟的大陸賑災之舉
,卻獲海峽兩岸的度肯定,故不致於使進行中的活
動中挫。後來慈濟功德會的文化志業中心,甚至編
了一本《盞盞心燈照神州》(一九九○年四月出版),
贈送給各界,藉以呈現整個賑災的成果。但本年 (
一九九四) 春天,先是台灣兩大報之一的《中國時
報》,在三月十三日登整版的讀書投書,載第九版
的〈意見廣場--交流道〉,討論主要以慈濟功德會
者對家的對外賑災或救助問題,使各界相當側目。
〈千島湖船難事件〉發生後,使平素極不願介入政
治問題的證嚴法師,面對台灣朝野的悲憤,也對外
聲明她﹕譴責大陸當局不尊重生命。見《中國時報
》一九九四年四月八日第四版。所以對於隨後大陸
發生的大水災,雖嚴重性較一九九○年七月那次的
程度,猶有過之,自不便再公開發動前往賑災之舉



(註 17)參考釋南亭,〈六年來中國佛教會之成就〉,收在
式《南亭和尚全集世學類教育評論(一)》 (台北﹕
財團法人華嚴蓮社董事會,一九九○年),二八六
~二八七


527頁


頁。


(註 18) 資料來源,參考吳堯峰,《宗教法規十講》(高雄
﹕佛光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四八一頁。


(註 19) 見中華佛光協會編,《中華佛光協會會員手冊》(
台北﹕中華佛光協會,一九九一年,三十八頁。


(註 20)中華佛教青年會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八日在台北慧
日講堂成立,宏印為首任理事長,淨耀為秘書長。

中華佛教護僧協會於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一日在高雄
宏法寺成立,釋開證為首任理事長。中華民國現代
佛教學會於一九九○年六月三○日在台北法光佛學
研究所的大禮堂成立,首任理事長為藍吉富,秘書
長為溫金柯。此三者皆為全國性的佛教組織。


(註 21) 見《福報週報》第一一二期楊然報導,八頁。


(註 22)莊豐嘉,〈親近佛教,就有選票﹖〉,前引書,九
頁。


(註 23)嚴家同,〈選舉名單大家看〉,前引書,十五頁。


(註 24) 同前註,十四~十五頁。


(註 25)所謂「野百合運動」是由於台大學生在中正紀念靜
坐示威時,曾在廣場豎起「野百合」的標幟,因而
得名。


(註 26)本文原載《自由時報副刊》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
十八日兩日。後收《被背叛的佛陀》 (台北﹕自立
晚報文化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三○~五七頁。宋
澤萊上述的三點批評在三十九頁。


(註 27)見陳儀深,<建立「台灣佛教」的論述>,打字稿,
一~二頁。此論文是中華民國現代佛教學會與台南
維鬘文教協會、十方禪林文教基金會合辦《佛教與
台灣社會》的論文之一,發表日期為一九九二年二
月二十二日,地點在台南市立文化中心會議廳。


(註 28)萬佛會既不隸屬於中國佛教會,也與台灣地區的其
他佛教組織少有往來,而一般佛教徒並不悉熟萬佛
會的來歷。並且,迄目前為止,該會所屬的真理黨
,雖參選民意代表,尚無當選紀錄。因此,推斷該
會對佛教徒的影響力不大。


(註 29)鄭志明的研究論文為<台灣萬佛會的政教立場>,一
九九四年六月四日發表於淡水大學國際會議廳,是
該校歷史學系和世界宗教博物館發展基金合辦《中
國政治、宗教與文化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
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