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santafair 2009/10/26
一 蔣介石的臺灣接管設計
1940年 7月，蔣介石於國民黨五屆七中全會提議於國防最高委員會之下 設置 「中央設計局」，為國防最高委員會之幕僚單位，代表該會主持全國 性政治 經濟建設計劃之設計與審議工作。 易言之，國防最高委員會乃是總 體戰的 大本營，而中央設計局則是大本營的參謀本部，為其運籌帷幄。
1943年12月 3日，中、美、英三國領袖發表「開羅宣言」，要求日本無 條件投降，「日本在中國所竊取之領土，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列島等歸 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開始著手準備接收臺灣及東北。1944年 5月12日， 中央設計局設立「 臺灣調查委員會 」及 「 東北調查委員會」，分別由陳 儀、沈鴻烈主持。陳儀曾留學日本、福建省主席任內常與日本人交涉，是國 府中有名的日本通，又曾到臺灣考察，堪稱少數了解臺灣事務的人士之一， 因此雀屏中選，負責接收臺灣。
「臺灣調查委員會」初設主任委員一人，委員五人。分別是主任委員陳 儀、委員沈仲九、王芃生、錢宗起、周一鶚、夏濤聲。沈仲九、周一鶚、夏 濤聲都是陳儀當年擔任福建省主席時的部屬：沈為省府顧問、周為省府委 員 及糧食局長、夏為莆田縣長。陳儀的意志乃得以在臺灣調查委員會中貫徹。
就省籍分佈而言，陳儀是浙江紹興人、沈仲九也是浙江紹興人、王芃生 是湖南人、錢宗起是浙江人、周一鶚是福建人、夏濤聲是安徽人，竟無一人 出自臺灣，對臺灣情勢未免膈膜。 1944年 9月25日，始加派黃朝琴、游彌 堅、丘念台、謝南光、李友邦等臺籍人士為臺灣調查委員會委員。然而這些 臺籍人士都另有要公，大多不曾與會。黃朝琴任職於外交部，丘念台在廣東 從事敵後工作，謝南光任職於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李友邦則在浙江 金華山區組訓「臺灣義勇隊」，都很難分身參與臺調會事務。（鄭梓， 19 91： 221）授與他們委員的職務，其實只是虛應故事而已。 另一位委員王泉笙的聘任，則是政治鬥爭的結果。陳儀本人隸屬於政學 系，主持臺灣接收則表示該系又多一個地盤，對其他派系形成威脅。1944 年11月18日，ＣＣ派首腦陳果夫（控制國民黨）致函陳儀，要求讓臺灣省 黨部主管人員參加臺灣調查委員會。陳儀回函表示已請示蔣介石，「請俟該 黨部主任委員正式派定後再請增加本委員會名額派充委員」（陳果夫， 36），委婉予以拒絕。國民黨乃派定王泉笙為臺灣省黨部主委。1944年 12月19日臺灣調查委員會聘任王泉笙兼任臺灣調查委員會委員。也許是 由於派系上的芥蒂，王泉笙並未發揮什麼功能，僅只參加過一次黨政軍 聯席會議 由於這些後來添上的委員鮮少參加臺灣調查委員會會議，該委員會實權 落在陳儀集團手中，而這群人又以陳儀的意旨為依歸。臺籍委員的意見， 並 未受到重視。
1945年 3月14日，蔣介石核准臺灣調查委員會所提「臺灣接管計畫綱 要」，比較重要的項目有： （３）接管後之經濟措施， 以根絕敵人對臺民之經濟壓榨，維持原有生產能力、勿使停頓衰退為原則（其違法病民者除外），....。 （８）接管時正式成立省政府。 （１２）接管後之省政府，應由中央政府以委託形式賦以較大之權力。 （１６）警察機關改組後， 應注重警保組織， 並加強其力量。 （２６）接管後應由中央銀行發行印有臺灣地名之法幣。 （３２）敵國人民在臺灣之所有工礦、交通、農林牧、商業等公司之資產權益一律接收，分別與以清理或改組。 （８２）日本佔領時代之官有、公有土地....一律收歸國有。
其中第（１２）條，是日後成立臺灣長官公署的張本，而被譏為「臺灣 總督府」；第（１６）條，保留了荼毒臺灣民眾的保甲制度； （３２）、 （８２）兩條則未曾考慮這些財產中，頗多原屬臺灣人民所有，而被日本人 巧立名目奪取者，「一律接收」、「一律收歸國有」，而不發還原主，其實 與盜賊無異。這些條目所產生的政策後來引發臺灣人民無窮的反感。 而第 （３）條，在實踐上反而出現貿易局、專賣局等「經濟壓榨」、「病民」的 機構；第（２６）條是發行臺幣的張本，本意是隔絕法幣通貨膨脹的效應， 後果卻是獨肥國營企業，加速通貨膨脹，可謂為德不足。如此這般的「臺灣 接管計畫綱要」，已經埋下臺灣接收失敗的因素。
為求日後順利接收臺灣，臺灣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儀以兼任「中央訓 練團」教育長之便，於該團設置「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招考各機關人員 一百二十餘名，施予四個月的訓練，只招收一期即因終戰而停止。 （戴國 煇、葉芸芸，93） 「該班之主要工作為搜集並翻譯日人接管臺灣之法規資 料，了解臺灣當時之社會狀況，藉以研擬政府日後收復臺灣之步驟與重建方 案。」（劉紹唐， 207）該班學員於光復後成為接收主力，其中最重要的是 連橫之子連震東。他是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王芃生手下第一組少 將組長，因王芃生同時也是臺灣調查委員會最主要的幾個委員之一，再加上 連父與黨國元老張繼交好等因素，使連震東得以在眾多學員中脫穎而出，光 復後擔任臺北州（包括內湖、南港、北投等六區及宜蘭全部地區）接管委員 會主任委員，隨即正式接管原臺北州。其他學員大多在接收後充任中下級幹 部。
除了「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外，陳儀還在福建永安設立「臺灣警察幹 部訓練班」，由胡福相主持。光復後，胡隨陳儀來臺接收，擔任警務處長， 率領其所訓練人員負責臺灣治安問題。接收專家邵毓麟說他「一團和氣，滿 面福相，厚道忠實有餘，但於撥亂處危，似應多予注意。」（邵毓麟，114） 證諸光復後臺灣治安大壞，其才能平庸可見一般。而陳儀予以重用， 實無 識人之能。 「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與「臺灣警察幹部訓練班」的學員構成接收臺 灣的骨幹，然而在他們卻與上級人員沆瀣一氣，上下其手，分而食之。
正當 他們敲骨吸髓，大快朵頤之際，民眾的生活愈發不堪，未能分食大餅的派系 也愈發眼紅。局勢一塌糊塗，終至不可收拾。制度的乖謬、接收的偏差， 使 臺灣累積一股強大的民怨，在忍無可忍之際，爆發衝突，又經有心人炒 作， 遂釀成二二八事件的慘劇。含冤戴垢者，委屈多年；始作俑者，富貴 依舊。 令人浩嘆，其果無天乎？
二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要了解二二八事件前夕的台灣經濟，必須先掌握蔣介石的總體戰設計！所謂的總體戰， 就是將一切的資源都投入戰爭之中。負責整合資源投入戰爭的，是資源委員會。
（一）資源委員會的背景
孫文死時，蔣介石在國民黨只是B咖，他之所以能出頭，取代比他有資格的前輩，是因 為他有軍隊又擅長搞錢。蔣介石遠較其同時代的政治人物善於汲取經費，可見一般。 事實上，蔣之所以能維持強大的軍隊，也是因為他能張羅得到龐大的軍費。他的對手 通常養不起可與之抗衡的部隊。軍事給養既然如此重要，蔣介石便不能不緊密控制所有財源。 負責這項工作的機構當中，資源委員會的影響最為深遠，值得吾人細細探究。
一九三一年冬，時任教育部常務次長兼國民政府祕書的錢昌照，襲其連襟黃郛之 構想，建議蔣介石籌辦一個國防設計機構，「國防設計應該是廣義的，其中包括軍事、 國際關係、教育文化、財政經濟、原料及製造、交通運輸、土地及糧食和專業人才的 調查等部門。」（錢昌照，p.75）經過一年的準備，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蔣於參 謀本部之下設立「國防設計委員會」，自任委員長，以翁文灝為秘書長，錢昌照為副 秘書長。開始從事有關國防經濟之調查研究，以便有效汲取全國資源，給養軍需。
一九三五年，「國防設計委員會」與兵工署資源司合併，改隸於軍事委員會，易 名為「資源委員會」。由靜態之調查、研究、設計，進而為動態之建設。「委員會在 合併現有企業方面成就較大。由於委員會工作保密，合併詳情不清楚，有些顯然是強 占私營企業，例如湘潭煤礦公司，是一九三七年從當地譚姓商人那裡奪取來的。另一 些是和私商合作的，．．．．在一般情況下，資源委員會對它所經營的企業願意全部 控制。綜觀上述一九三五到一九三七年政府插手工商業的種種活動，蔣介石集團下工 商業是嚴格遵照蔣的意志，一律由國家控制的。」（P.M.Coble,Jr.,p.168） 此期間 資源委員會成立廠礦單位二十一個（錢昌照,p.76）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後，資源委員會又添加了汽油管制、煤炭管制、沿海地區 運購國防物資，以及協助沿海地區私營廠礦內遷等工作。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內遷工 作。國史館< <資源委員會檔案史料初編>>記載：「組成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 由資源委員會主辦，林繼庸為主任委員，負責工廠遷移事宜，排除萬難，對民間工廠 一面動以愛國情操，一面給予經濟利益，終於遷出一百四十六家工廠，技術工人二千 五百餘人，樹立內遷工廠的基礎。」（國史館,p.110）所謂「一面動以愛國情操，一 面給予經濟利益」，可見這些工廠主人及工人並非自願遷入內地。而「動以愛國情操」， 是否意味著特務、流氓的恐嚇作用，更是值得深究。這些內遷的資本家及技術工人 下場甚慘：「儘管各地民營內遷工廠為抗戰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最終並沒有逃脫官 僚資本家的掠奪，到了抗戰末期，他們不是落到官僚資本家手裡，就是奄奄一息。許 多內千工廠只得將生產用的機器賤賣以維持生計，內遷工人，一般也只領得一點微薄 的遣散費回滬。因此，對民營工廠的悲慘命運，有人做了這樣的概括：”各遷川工廠 可謂當年艱難辛苦而來，今日傾家蕩產而歸，尤以中小工業廠家受創最盛，實為抗戰 時代一頁傷心慘史。」（孫果達，p.30）
民營企業日漸萎縮，資源委員會轄下的國營企業卻蓬勃發展。一九三八年一月， 資源委員會接管軍事委員會之第三部（主管國防工業）、第四部（主管國防經濟）， 以及「建設委員會」，改隸新近成立的經濟部。改為主委制。原秘書長翁文灝出任經 濟部長兼資源委員會主委，原副秘書長錢昌照任副主委。自此，資源委員會便與經濟 部密切連結。一九三九年，資源委員會的事業僅有六十七個單位，三年後膨脹至九十 六個（中國當代名人傳：錢昌照,p.279）。到了「抗戰勝利前夕，廠礦單位共有一百 二十一個。」（錢昌照,p.77）﹞ 一九四五年更增為一百三十個單位。（姬田光義,p. 420）一九三六年才二十一個單位，短短九年就擴展了六、七倍，其故安在？
首先，國家的融資大量撥給資源委員會。該會資金來源主要依賴政府預算與中國、 交通兩銀行的融資。然而前者只佔政府預算的１％到３％，最高出資額為一九四一年的 一千一百一十萬元法幣；兩行出資則遠遠超過這個數額，一九四五年高達九十億元法幣。 （姬田光義,p.421）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是國府「中、中、交、農」四大銀行中的兩家， 其大力支持資源委員會，可以看作政府透過銀行支助國營事業，支配工業生產。 其次，資源委員會與宋子文關係頗為密切。副主委錢昌照「送秋波於宋子文失意之際， 慧眼識英雄，兩人成了莫逆。」（沈怡,p.74） 而與孔祥熙、ＣＣ的關係則始終是對立 的。孔祥熙想抓鎢、銻，沒有達到目的，始終懷恨在心；ＣＣ想在資源委員會的各項事 業內設立國民黨黨部，都被拒絕。據錢昌照自己分析，「資源委員會之所以能和孔、陳 對抗，一則由於蔣介石在經濟方面往往利用資源委員會牽制孔、陳，二則由於宋子文和 孔、陳一向不和，勾心鬥角，每當資源委員會和孔、陳發生爭執的時候，他總是支持資 源委員會的。」（錢昌照,p.79,80）宋子文在這段期間內擔任中國銀行董事長，而交通 銀行董事長胡筠與宋子文係密切，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又為交通銀行董事之一，以銀行的 力量來支持資源委員會，是相當容易的。更何況宋自一九四○年六月起，被委為蔣介石 的私人代表，專司爭取美援，影響力提高。資源委員會與之結合，得以迅速發展，是可 想而知的。 再者，蔣介石利用資源委員會拉攏地方勢力，亦使其易於發展。「鎢、銻管理，會省 合辦，資源委員會提供資金，盈餘會省各半；廠礦有的由會獨辦，有的會省合辦，合辦 的由資源委員會提供資金，盈餘會省各半。各地方勢力無心建設，有人在他們控制的區 域內辦些廠礦，點綴門面，又不要他們出錢，因之很少反對。況且合辦的廠礦還可以分 些盈餘，何樂而不為。有些地方勢力也就藉此敷衍蔣介石，一舉數得。」（錢昌照，p. 80）
以上種種因數加起來，使資源委員會在與私營企業競爭時掌握絕對優勢。翁文灝等 資源委員會人員擔任經濟部長，主管工商事業，在分配上佔盡便宜。資源委員會和其他 的公營事業的資本額在一九四四年達到戰前的五十倍，在全國總資額中所佔的比率，從 戰前的１２％增加到一九四二年的７０％。（姬田光義,p.421） 資金既控制在公營事 業手裡，政府又實施統制與獨佔貿易、增稅、收藏金銀外幣等政策（ibid.）， 私營企 業必然要凋零了。在各私營企業紛紛破產之際，資源委員會以國防建設的名義加以併吞 （ibid.,p.420）， 得以及速擴張，可也不足為怪。
三 資源委員會之戰後設計及在臺經濟掠奪活動
一九四三年四月，資源委員會邀集相關黨政人員檢討其戰後經濟計畫草案。 預備發展金屬、燃料、電力、機械、化工等重工業，交通業，以及十一項輕工業 。該計畫涵蓋三百多家重工業廠，三千多家輕工業廠。估計要動用美金二十億元 ，技術管理人員二十七萬，勞工二百八十萬。如此龐大的計畫是建立在戰後中國 將可以自日本獲取鉅額賠款，又可吸引美國人來投資的假定上。（當時許多美國 工業工程顧問公司對中國戰後的工業發展持樂觀的態度。）為了因應中、美合作 所需，資源委員會曾選派數千個工程師前往美國受訓。根據這個計畫，戰後政府 對經濟部門的控制，國營企業的膨脹，都將更加擴大。一九三七年前不受政府控 制的經濟部門也將受到波及。國家將在經濟中，尤其是在工業中，發揮前所未有 的重大作用。國家，意指中央政府，將會在不顧及地方（省）利益的情況下，擴 張其控制。與國防有關的經濟活動將優先發展，意即優先發展重工業集中的地區 如東北與華北，而犧牲輕工業集中的地區，如臺灣。然而，對於「日、偽」轄下 地區（如臺灣）的工業實況，資訊相當匱乏，只有原則設計，缺乏具體計畫。（ William C. Kirby,p.p.4 - 5）
臺灣戰後接收計畫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
除了中央外，「臺灣省」另有省級單位接收。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專司 接收臺灣的臺灣調查委員會成立，主委陳儀，常委夏濤聲、周一鶚、錢履周，委 員為謝南光、游彌堅、黃朝琴、沈仲九和王芃生。臺灣調查委員會所作的調查偏 重於政治體制面，對經濟面則相當忽略。一九四五年三月，臺灣調查委員會制定 「臺灣接管計畫綱要」，其中只擬定一些原則，並無詳細的計畫，政治性的考量 壓過經濟性的考量。第一要務是「根除敵人的影響」，實施三民主義與國語的再 教育；至於經濟問題，要擺在第二位了。（ibid.,p.p.5 - 7） 很多人都以為接收變成「劫收」的罪魁禍首是陳儀，這是對中國官場不 夠了解而犯下的錯誤，也是近來國民黨官僚（特別是馬英九）用來替蔣介石 脫罪的手段。日本殖民統治末期，以戰時經濟的手法，讓日資企業併吞了許多台 灣本地資本家的資產。戰後日本人當然得把這些資產交出來；其中較賺錢的企業， 幾乎全被資源委員會接收走了，鍊鋁、銅金、石油三項由資源委員會獨辦，糖業、 電力、造紙、肥料、水泥、造船、機械等項以「會六省四」的方式國省合辦。所 有一級主管由資源委員會任命，長官公署根本無插手餘地。（嚴演存，p.14） 一來，資源委員會是中央主管機關，長官公署是地方，本來就難以抗衡；二來， 陳儀統治臺灣期間，恰好也是資源委員會勢力最強大的時期，錢昌照的後臺宋子文 為行政院長，翁文灝為行政院副院長兼經濟部長，使陳儀不能不低頭。行政長官公 署所接收的企業，與資源委員會在臺事業比起來，是小巫見大巫。而且，長官公署 工礦處處長包可永是借調來的，其本職為資源委員會工業處處長，又是經濟部台灣 區特派員，一面幫行政長官公署接收，另一面也幫中央的資源委員會接收。 不僅如此，金融也被資源委員會奪走了。一九四六年四月，陳儀在宋子文的 壓力下以嚴家淦取代張延哲為財政處長兼臺灣銀行董事長。為此陳儀頗感「委屈 」、「冤枉」。（戴國煇，葉芸芸，p.p.149 - 150） 資源委員會在臺企業完全 依賴臺灣銀行供給資金，所借款達該行借款總額的百分比在一九四六年為３０％ ，一九四七年為２０％，急劇加速臺灣的通貨膨脹。（William C. Kirby,p.10） 加上蔣介石又命資源委員會將大量的糖免費運至中國大陸，不但使臺灣糖價騰貴 ，帶動物價飆漲；臺糖無經費可用，乃向臺灣銀行支取更多的資金，臺銀只好加 印鈔票，通貨膨脹益發不可收拾。（潘志奇，p.72）
資源委員會不僅擾亂了臺灣的金融秩序，其人事政策也造成了一些負面的影 響。由於大批日籍技術管理人員的迅速撤離，人員的質量問題就顯得格外重要。 取代日籍人員的大批臺灣技術人員都是未經訓練的，資委會對之並不信任。所有 管理人員、工程師全是來自大陸的大學畢業生，他們不喜歡艱苦、骯髒的工作， 也不樂意與工人保持日常的接觸。資源委員會的人事制度又貶低那些未曾上過大 學的技術工人。臺籍人士既無機會擔任管理人員，得到社會、經濟地位與成就感 ，又要被蔑視、不信任，而所有的工作機會都壟斷在資源委員會及長官公署的企 業手中（私營企業的生存空間被壓縮到近乎於零的地步），這種不快的感覺，攏 罩著整個臺灣社會，與二二八事件的爆發，有極其密切的關係。（William C. Kirby，p.p. 11 -12）
二二八前夕搜刮台灣資源的，主力其實是資源委員會，吃剩的才輪到台灣長 官公署。資源委員會把台灣許多資產都運到中國，在內戰中消耗掉了。許多人不 明白蔣介石的設計，而一味地把責任歸咎於陳儀，使陳儀替蔣介石背了很久的黑 鍋。若將二二八事件定位為官逼民，那也應該要按照責任輕重來論述，這才公道！
Ps.:一九四九國共內戰局勢不利於國民黨，蔣政權乃在當年六月十日，成立臺灣 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取代資源委員會。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於一九五 三年九月一日改組為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該會復於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併入 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一九六三年九月一日改組為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改組為行政院經濟設計委員會，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一日改組 為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而當年被接收的企業，也一直拖到晚近十幾年才陸續 民營化。
四 臺灣接收始末
在接收官員來臺之前，不安的陰霾，籠罩臺灣各階級。
前臺灣總督府 主計課長鹽見俊二日記： 「（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３日，臺灣本島人徐坤 泉、陳逸松、駱水源、劉明及其他臺灣人與高橋知事會談。這些人意外地顯 得意氣消沈。 大概是因為不知道即將來臺的中國政府會採取什麼方針所 致。」（鹽見俊二，46）有些人懷疑，「若說台灣人是中國人的同胞，昨天 尚還與日本人一道，用槍指向祖國，中國政府果真會如此寬大，無條件接受 那些台灣人嗎？」（富澤繁，79 - 80） 「等到國防部長何應欽在湖南前線 聲明臺灣人對戰爭沒有責任以後，臺灣人民害怕中國報復的恐懼心理才一掃 而空，紛紛感謝祖國的寬大為懷。街頭巷尾人人歡呼說：日本統治下我們也 是戰勝國，日本敗了，還是戰勝國。 臺灣人最幸福，永遠是一等國民。」 （林衡道，71）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１０月２５日，臺灣省 行政長官陳儀才代表國民政府主持中國戰區臺灣區受降典禮。相隔近兩個月 的時間，臺灣島上沒有政府組織。「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以及「三民主義 青年團」肩負起維持地方治安的任務。
「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是由陳炘所發起的組織，林獻堂、業榮鐘等名 流都是該會的重要成員。 由於各地流氓毆打日本警察、民眾，乃致盜伐林 木、破壞公共設施，籌備會乃予以勸戒疏導。除此之外，他們的工作還包括 訂製國旗、教唱國歌、建造牌樓等。 「三民主義青年團」是第一個來臺發展的蔣介石旗下派系。１９４５年 ９月初，張士德上校找上臺北律師陳逸松，要他出面籌組「三民主義青年團 臺灣區團」組織青年保護國家財產安全。（陳逸松）由於張士德向臺灣民眾 灌輸「黨外無黨，團外無團」的觀念，表示臺灣人若自行成立其他團體，政 府一定不會同意，加入組織非黨即團（吳新榮，189 - 190） ，一方面基於 民族情感與熱誠， 另一方面「誤認『 三青團 』為真正三民主義的青年組 織」（莊嘉農，110） ，該團的籌組工作受到熱切的響應，各地方組織紛紛 被吸納進入該團。日據時期文化協會、台共、農組等臺灣人團體的活躍份子 大多參與該團活動。一個月之內，臺灣各地都可以看到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分 支機構。
「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和「三民主義青年團」致力於維持地方治安； 一些流氓卻自動自發組成所謂的「自警團」，私自設立盤查所、訊問通行路 人、見到日本人即不問情由地搶奪財物、甚至對臺灣同胞也一樣找碴，強盜 行為無所不至，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富澤繁，99 - 101） 日本政府也充份地利用這段空檔。１９４５年９月，日本銀行印刷鉅額 臺灣銀行券，由前臺灣總督府主計課長鹽見俊二負責運送來臺灣。鹽見的日 記記載：「其間，我匍伏在臺灣銀行券之上」（鹽見俊二，43），可見所運 前來的鈔票數量之大。鹽見將在臺日本公教人員至翌年三月份的薪水及退休 金，以及戰爭末期建造要塞工事人員的薪水，及其他一切必要經費，全數付 清。至於濫印所造成的通貨膨脹，則留給臺灣人民和來臺接收的臺灣省行政 長官公署承擔。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５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前 進指揮所人員由主任葛敬恩率領，抵達臺北。「當五架專機降落在松山機場 時， 總督府諫山參謀長等高級官員與臺灣士紳，還有挺著閃亮軍刀的日本 兵，都在那裡列隊相迎，葛主任竟躲在飛機上，推著王民寧先生出來露面， 這是什麼漢官威儀？」（葉明勳，47）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７日，警備總司令部、七十軍、一○七師「在美海 空軍掩護下於基隆附近順利登陸」。（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臺灣 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 7）「軍艦開進船塢，放下旋梯，勝利的中國軍 隊，走下船來。第一個出現的，是一個邋遢的傢伙，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 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著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鞋子，有的 沒的。大都連槍都沒有。 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紀律，推擠著下 船，對於終於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敢欣慰似的，但卻遲疑不敢面對排列在 兩旁、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彭明敏，64）臺灣民眾雖然歡天 喜地的迎接，但詫異、失望的感覺，至今還可以從老一輩口中聽到。
１０月２４日，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抵達臺灣。 「沿途老百幸扶老攜 幼，黑壓壓的一片人山人海。我（邵毓麟）在車裡向陳長官說：這樣的歡迎 行列，要比何（應欽）總司令抵達南京的情形，更為熱烈。」 （邵毓麟， 105 ）
１０月２５日，中國戰區臺灣戰區受降典禮在臺北公會堂舉行，中方代 表為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日方代表為前臺灣總督安藤利吉。臺灣省行政長 官公署正式成立，前進指揮所撤廢。 「陳儀抵台後的首要措施是籠絡臺灣的資本家。他就職沒幾天，便宣布 財產所有權以日據時期登記為準，絕無變更，這是保障有財產的人的方法。 另外，在日據末期，稅金加重，日本政府為鼓勵有錢人多納稅，日本政府為 鼓勵有錢人多納稅，准許臺灣銀行借錢給有錢人， 因此臺灣的地主、資本 家，如板橋林家各房、基隆顏家等，向台銀借貸幾百萬元以付稅金者比比皆 是，大家都市為納稅借了巨款的。陳儀為討好地主、資本家，宣布可以用舊 臺幣歸還欠債，此舉有似用破紙還錢，等於不用還債，便宜許多有錢人，這 一措施在當時曾博取好評。」（林衡道，74 - 75） 當時臺灣的士紳中，不乏對臺灣未來與大陸關係及自身所將扮演角色充 滿幻想者。據林衡道先生回憶：
值得一提的是前進指揮所尚未設立前的某日，臺中某大紳士來
到臺北，當時的臺北火車站前是一片瓦礫之地，大紳士由僕從
扶持，進入一家由日人經營的某大旅館，宣佈要接收該旅館，
並叫老闆當天搬到後院。當時政府還沒來接收，他就先來接收
了。這件事轟動全臺北，大家爭相傳說有位中部來的大先生接
收日本旅館。 好奇的市民都去圍觀，我聽到消息後也去看熱
鬧。到了旅館前，一看人很多，我只好先在碼路上脫下鞋子，
拎在手上，才得以順利進入旅館。到了旅館二樓，每間房間的
紙門都已經打開。 有個房間內，大先生大模大樣地坐在藤椅
上，隨從二人分站左右，儼然關老爺後面也站有關老爺周將軍
般。有人憂心地問大先生臺灣的情勢會變成怎麼樣？他說，臺
灣與中國的關係會變成加拿大與英國一樣，中國在此地擁有宗
主權。又有人問他，國府派陳儀來接收後會如何？他說，陳儀
來了當長官，我們大家來當家。（林衡道，73）
陳儀很快地使這樣地幻想破滅。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一級首長中，僅教 育處副處長宋斐如一人出身臺灣；長官公署直屬單位十六個主管中，台籍的 只有省立臺北保健館王耀東和天然瓦斯研究所所長陳尚文兩人；十七個縣市 首長中，也只有前後兩任臺北市長黃朝琴和游彌堅、代理臺北縣長連震東、 新竹縣長劉啟光、高雄縣長謝東閔等人是台灣人。這些人士中，除了王耀東 之外，都是半山。（陳翠蓮，56）
陳儀還進一步著手打擊臺灣有名望的士紳。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７日， 立法院通過漢奸處裡條例。１１月２１日，立法院修正通過懲治漢奸條例。 整個中國大陸如火如荼地抓「漢奸」。戴笠還下令查抄「漢奸」財產，「凡 其動產、不動產、汽車、洋房、金鋼鑽、金條、銀元、金銀首飾、珠寶證券 衣服家具等等，一概沒收。」（王安之，76）於是許多人都被套上「漢奸」 的帽子，以便訛詐索賄。臺灣省警備總部也不落人後。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５ 日，公佈臺灣省漢奸總檢查規程。１月３１日，臺灣省警備總部公告：臺灣 省（不含澎湖縣）漢奸檢舉數目達三百件。（臺灣新生報，１９４６年２月 ２日二版）逮捕的對象甚至包括日據時期對日本政府採取不合作態度的陳炘 和林獻堂。後來雖在丘念台的奔走下不再擴大，嫌犯（除參加草山會議預謀 臺灣獨立者外）也依司法院１９４６年１月２５日院解字第三○七八號函「 凡台人被迫應徵、隨敵作戰，或供職各地敵偽組織者應受國際法之裁判，不 適用漢奸懲治條例」無罪開釋，還是留下極惡劣的印象。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７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招開第一次行政接收委 員會議，議定１１月１日起開始各項行政接收。１０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 署成立臺灣省接管委員會，接收總督府官有部份企業、財產。 １０月３０ 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成立「軍事接收委員會」。１０月３１日，臺灣省 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臺灣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１１月１日，臺灣省行政長官 公署各單位開始接收，日軍開始繳械。
１１月６日，成立各州廳接收委員 會。１１月８日，州廳以下各級單位正式接收。１１月１８日，澎湖地區開 始接收。１２月５日，海空軍接收完畢。１２月２５日，臺灣省行政區域改 制，分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花蓮、臺東、澎湖等八縣。將舊制 郡改為區，街改為鎮，庄改為鄉，州廳改稱縣政府，郡役改稱區署，街庄役 場改稱鄉鎮公所，其下設村里鄰等辦公室。１２月底，除軍事之外，各單位 悉數接收完畢。１９４６年１月３１日，軍事接收完畢。（臺灣省參議會第 一屆第一次大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 8）
臺灣政治、經濟、軍事方面接收工作僅只花費三個月的時間即告完竣， 比起中國大陸其他各地要有效率得多。究其原因，前總督府的合作可謂十分 重要。天皇甫宣佈無條件投降，臺灣軍參謀長諫山春樹便於１９４５年８月 ２２日率同西浦、杉浦兩為參謀及總督府農商局長須田一二三，攜帶第一次 軍需品接收目錄，赴南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會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 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聽候差遣。同年９月９日，支 那派遣軍投降，諫山參謀長再次渡海，與前進指揮所聯繫。日方選任接收委 員：杉浦負責總務、西浦負責軍事及運輸、澀谷負責航空、安藤負責接收及 後勤、中村負責對美軍聯絡及俘虜關係。在國府進駐前，做成確實詳密之全 目錄。負責接收的各單位只要按圖索驥其可，因此頗為迅速。
前日本總督府之所以願意如此合作，主要是為謀在台日人的利益。「在 開始接收之前，安藤（總督）曾向葛敬恩提出『嘆願』（即呈文）。據傳， 這『嘆願』內容是：（一）除軍隊以外，在台所有日人不遣送，使其留台， （二）製糖技術人員及工人，全部雇用日人，糖廠農場也由日人耕種....。 據說，葛敬恩答應可以考慮，但須候陳儀到任之後才能做最後決定。臺灣日 人官吏中，不乏所謂『支那通』熟悉中國官吏之貪污習性，於是對葛敬恩及 有關官僚，大量行賄，不但黃金臺幣，而且許多日本姑娘或已失了丈夫的太 太，都成了送給接收大員的禮物。葛敬恩這一班傢伙，在大批黃金鈔票每人 之前，就昏了頭，對安藤的『嘆願』也就隨便答應，不但同意留用日人，甚 至答應在臺灣不檢舉戰犯，所謂黃金一百二十公斤，是安藤親手送給葛敬恩 的。」（莊嘉農，99 - 102）
接收官員自葛敬恩以下貪污橫行，而日本人也隨「中國方面接收大員之 意，製造清冊時，要記載就記載，不要記載就不記載，要既多少就記多少。 我們（ 日本官僚 ）這樣做， 是相信陳儀、葛敬恩會答應我們的諾言。」 （ibid.）１９４６年１月６日， 盟總（ＧＨＱ）發表前臺灣總督安藤利吉 大將為戰犯。以往的努力徒然便於中國官吏遂行貪污。４月２０日，前臺灣 總督安藤利吉大將在南京獄中自殺身亡。
五 陳儀這個人
（一）陳儀的生平
陳儀，本名陳毅，字公俠，後改為公洽，號退素（取其我行我素之義），一八八三年五月生於浙江紹興。其家族世代經商。叔祖父為前清秀才，於杭州任教，陳幼年由其大伯父帶至杭州私塾求學。其母令之棄學從商，進紹興怡豐錢莊為學徒，期滿又回杭州讀書。一九○二年，考上浙江省官費留學，前往日本，與魯迅、許壽裳、邵明之（銘之）等人同船，結為知己。赴日後，先進入中學、陸軍測量學校，然後考進日本士官學校砲兵科第五期。一九○四年，浙江的反清人士於上海組織「光復會」，會長蔡元培。陳儀也響應參加，而與蔡元培、秋瑾、徐錫麟、蔣方震（百里）、蔡鍔、章太炎、陶成章等結識。一九○七年，陳儀畢業回國，於陸軍部任課員，後調任陸軍小學堂監督。此時，他與沈蕙結婚，領養了一個姪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年，浙江都督任命陳為都督府軍政司司長。一九一四年任袁世凱政府政事堂統率辦事處參議。一九一六年，袁氏稱帝，陳離職。 一九一七年，北洋政府陸軍部選派陳儀赴日本陸軍大學留學，成為中國留日陸大第一期學生。一九二○年回上海定居，擔任裕華墾殖公司（日資）常務董事，上海絲綢銀行總經理等職務。一九二二年赴日籌款，娶日籍女子古好月子為妻，改名陳月芳。
一九二四年，江蘇與浙江軍閥為爭奪上海開啟戰端，地方人士擔心戰火殃，乃推派陳儀等人歡迎孫傳芳入浙。（陳文瑛，p.p. 2 - 4）孫傳芳是陳儀在日本士官學校晚一期的學弟，此時相見，便任命陳為浙江省第一師師長。（杜偉，p.p. ）該師參謀長葛敬恩為陳儀日本陸軍大學的同學。一九二五年，陳儀奉命擊敗奉軍張宗昌部，攻佔江蘇徐州，以戰功擢升五省（浙閩蘇皖贛）聯軍徐州總司令。 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向武漢逼近。陳儀第一師參謀長葛敬恩建議陳與蔣介石聯繫。陳儀乃建議孫傳芳派葛敬恩為祕密代表，前往武漢了解北伐軍。葛敬恩表面上是孫的代表，其實是去替陳儀與蔣介石協議。十月二十二日，蔣介石任命陳儀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軍軍長。
然而，在葛敬恩尚未返回徐州時，發生一些變化：十月十六日，孫傳芳旗下浙江省長夏超叛孫易幟，響應北伐軍，為孫部宋梅村攻破誅殺。二十九日，孫傳芳派陳儀為浙江省省長仍兼第一師師長。陳儀以夏超前車之鑑，不得不暫緩行動。事為孫傳芳所偵悉，乃派孟昭月出其不意率部潛入杭州，將陳之第一師分別包圍繳械，逮補陳儀，解送南京。孫傳芳本欲取其性命，然以總參議蔣百里（陳儀光復會舊友）緩頰，得以脫險。陳儀自南京返回上海時，其第一師已被擊潰。其舊部第一旅旅長余憲文收容散兵，投靠北伐軍東路總指揮何應欽，被任命為第十五師師長，而後又改編為第六軍第十九師。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日，孫傳芳部於龍潭被殲，全軍覆沒。國民黨中央任命陳儀為江北宣撫使，收拾孫之殘部。然因何應欽掣肘（陳係浙江人士，何最忌浙人得勢），舊屬中最有實力的余憲文不予合作，陳儀不但未能就任江北宣撫使，連其原有之軍權也一併失去。 蔣介石對陳儀這位留學日本陸軍大學的前輩，頗感興趣。一九二八年初，邀請他前往南京，商討國防建設等問題。三月，命其率團前往歐洲考察，主要目的地為德國。在德國，結識俞大維、張果為、包可永等留學生，他們後來都在陳的引介下回國服務。一九二九年四月，陳儀接替張群為軍政部兵工署署長，啟用俞大維、陳介生等留學生。因其作風受蔣介石欣賞，五月，令其兼任軍政部常務次長。未幾，復升任政務次長，兵工署長職缺由俞大維接任。 在這一段期間，張群、楊永泰、熊式輝等積極壯大政學系。（王又庸， p.57）陳儀既接替張群的職位，又是張群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前五期的學長，便常有來往。而政學系大老黃郛，則是陳儀的同鄉（浙江紹興）、留日學友，此外還是其於浙江第一師時參謀長葛敬恩的親戚。陳儀遂與這些人士接近，而被歸類為政學系的巨頭之一。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陳銘樞等人於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布抗日反蔣，旋於一九三四年一月被剿滅,是為「閩變」。 該年春天，陳儀出任福建省主席，直到一九四一年九月離職，主持閩政共七年有餘。其最主要的幕僚為李擇一（流日同學）、沈銘訓（陳儀元配沈蕙的堂弟，留學德國及日本）及徐學禹（陳儀光復會舊友徐錫麟胞姪，留學德國）。陳儀在德國所結識的留學生包可永及張果為等也都來福建省服務。沈銘訓替陳儀招募了許多左派人士及青年黨人士。徐學禹則引薦了嚴家淦。陳儀在福建以強悍的作風推行統制經濟及其他政策，成果卻未見理想：「民窮、財盡、兵弱、官貪」，終於在閩籍僑領陳嘉庚的激烈抨擊下被攻走，由ＣＣ派劉建緒接任。
一九四一年底，陳儀於重慶閒居。蔣介石一度欲派其為後勤總司令，為其婉拒。十二月三日，任命陳儀為行政院秘書長兼國家總動員會議主席。行政院長由蔣介石自兼，副院長為孔祥熙，實際院務由孔主持。前任秘書長魏道明較為圓滑，深得孔之歡心；陳儀則與孔祥熙格格不入，陳看不慣孔的作風，孔怕大權旁落於陳，兩人常在會議上拍桌互罵。一九四二年一月，陳與張勵生對調，改任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秘書長。其後，又兼任中央訓練團教育長、高級班主任及陸軍大學代理校長。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六日，蔣介石、羅斯福、邱吉爾召開開羅會議，十二月一日發表開羅宣言，宣言中規定，日本戰敗投降後，需將滿州、臺灣及澎湖列島歸還中國。一九四四年十月，國民政府於「中央設計局」之下成立「臺灣調查委員會」，以陳儀為主委，陳儀治閩班底沈銘訓為委員，夏濤聲為常委，預備接收臺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投降。二十九日，國民政府任命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九月一日，公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七日，任命陳儀兼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長官公署各重要職缺，大多由其治閩時期的僚屬出任。陳儀治臺約一年半的時間。一九四七年爆發「二二八事件」，五月十一日陳儀黯離台。
陳儀返回上海閒住了一段時間。一九四八年七月，蔣介石再次起用陳儀，任命他擔任浙江省主席。沈銘訓為之草擬「浙江省建設十年計畫」，預備重整旗鼓在自己家鄉有一番作為。一九四九年一月，蔣介石「引退」。陳儀認定國民黨大勢已去，起意投靠中共。當時鎮守長江沿岸的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勒有重兵，早年曾受陳儀大恩，與陳關係密切，在陳的心目中，「他簡直就是我的兒子」（胡允恭，p.20），陳想拉他一起投共。湯卻向已「下野」的蔣介石報告。二月十六日，陳儀免職。二月二十二日，遭到軟禁。四月二十九日，被押解來臺，幽禁於基隆要塞司令部。六月十八日，槍斃。
（二）陳儀的治術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陳儀代表中央政府接收臺灣，擔任行政長官，不僅是「中華民國臺灣省」第一位省級首長，也是臺灣民眾所接觸到的第一位祖國官員，其動靜觀瞻，舉措施政，本就足以留下難以磨滅的刻版印象；二二八事件在其主政之下爆發，更是餘波盪漾，迄今未能平息。陳儀的統治，對臺灣造成極大的衝擊，其治術如何，值得吾人深省。
縱觀陳儀一生，一九二六年底曾暫任浙江省主席，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一年任福建省主席，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七年四月任臺灣省行政長官，一九四八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二月第二次出任浙江省主席。四度總綰方面，前後將近十年，其中經略之道，是否內在一貫？如果是的話，又是如何在臺灣施展開來的呢？
陳儀首次統管一個行省，是在預備背叛孫傳芳的狀態之下，倉皇接事，又突然被攆下臺來，無可觀之處。真正較為從容，有所發揮，乃始於福建省主席任內。此時他集大權於一身，不僅以省主席身分，為一省最高行政首長，又兼膺綏靖主任，名義上得以為該省最高軍事指揮官。（戴國煇，葉芸芸，p.89）大權獨攬，亦力圖大有作為。他延攬了一群留學德國及日本的人才到福建省服務，這些人大多為統制經濟的信徒。他的三個最重要的幕僚李擇一留日，沈銘訓（仲九）留日、德，徐學禹留德。一九三五年，陳儀率領李擇一、沈銘訓等人到臺灣參加「臺灣始政（割讓給日本）四十週年紀念博覽會」，結束訪問以後，沈銘訓曾主編< <臺灣考察報告>>一巨冊。徐學禹留學歸國後，到福建省擔任建設廳長，因貪污案辭職，乃保薦嚴家淦繼任，自己則躲在幕後操縱一切。為了進行統治經濟，也企圖掌握財政、糧食，與沈銘訓系的財政廳長張果為大起衝突，在其一番活動之後，張離開福建省，徐系的嚴家淦調任財政廳長，原建設廳主任祕書包可永升任建設廳長。福建省的經濟建設控制在徐學禹手中。徐乃建議陳儀設貿易公司，實施專賣制度，甚至成立「公沽局」，進行糧食專賣，成立「運輸局」，管制貨運。（嚴家理，p.p.73,86） 福建省推行統制經濟聲勢之大，還引起日本人創辦「福大公司」，統制日方有意在華南從事經濟活動的各個會社，以佈署日本與福建省政府的經濟合作。
「福建省以陳儀為首，全省熱衷於福建經濟發，此時我方對於這樣的形勢，確信有必要重整陣容以為統制，籌設以台拓和興中為中心，且與福建有密切關係之〞民間性質〞的響導（領導）會社。」（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福大公司設立關係書類一括、第四號）陳儀主閩，本來就有替蔣介石「對日緩衝」的祕密任務在（余鐘民，p.84），透過統制貿易與日本互通有無，彼此結納，是很容易理解的。
沈銘訓在張果為被擠走之後，專門負責教育及人員訓練等民政工作。（錢履周，p.p.42 - 45 ）他引進不少青年黨人及左派人士來負責相關工作。再加上陳儀本來就很重視文教事業，請來黎烈文和郁達夫分別負責出版物以及省府公報，這個原屬ＣＣ派禁臠的領域，就全由陳儀和沈銘訓所中意的人馬包辦啦！ 陳儀在國府的派系屬性，被歸類為政學系的巨頭之一。 該系原本就與ＣＣ派結有深仇大恨，鬥爭至為慘烈；陳儀又破壞默契，以「外黨」及「左派」來阻礙「正宗國民黨－ＣＣ派」的仕途，ＣＣ焉能束手待斃？ 福建省ＣＣ派首腦為省黨部主委陳肇英，其派駐福建原本就有替蔣介石監視陳儀的意味。（戴國煇，葉芸芸，p.89）
陳儀本有「親日」的惡名，盧溝橋事變之後，又不動員抗日。陳肇英乃鼓動福建省民情緒，製造輿論，攻訐陳儀，甚至當眾予以指責，使其聲名益發不堪。（余鐘民，p.84） ＣＣ派以「不抗日」的罪名攻擊陳儀之所以能夠產生效果，其實與福建省在統制經濟下所累積的民怨有甚大的關連。陳儀欲以統制經濟大搞一番事業，卻因人謀不臧，致使「奸商趁機囤積，貪官從中漁利，米荒嚴重，物價飛漲，民怨沸騰。」（戴國煇，葉芸芸，p.85）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日軍攻佔福州時，當地民眾因貿易局人員貪污狼藉，大肆屠殺陳儀浙江同鄉，以為報復；福清人民，甚至殺死縣長，梟其首級懸於長竿之上以迎日軍入城。（吳世昌，p.9） 怨毒之深，可謂甚矣。同年九月，陳儀終在閩籍僑領陳嘉庚及南洋一帶閩籍華僑的強烈反彈之下，失掉省主席的寶座， 遺缺由ＣＣ派的劉建緒取代。
一九四四年十月，陳儀出任「中央設計局」所屬之「臺灣調查委員會主委」。此時徐學禹已轉任中華海員特黨部執行委員、招商局董事長；沈銘訓成為其最主要的幕僚，為其草擬「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根據這個條例，新收復的臺灣省將不採行通行於其他各行省的「省主席制」，而獨創「行政長官制」，行政長官不僅綜理臺灣全省政務（第一條）；更得以發布署令，制定臺灣省單行規章（第二條）；受中央委託，得辦理中央行政，對於在臺灣省之中央各機關，有指揮監督之權（第三條），必要時得設置專管機關或委員會（第五條）。又加上「臺灣省警備總司令」兼銜，形式上為臺灣省最高軍事首長，其權勢之大，超過大陸上各省省主席遠甚，直追日據時期的臺灣總督。再次握有大權的陳儀，又企圖大有作為了。他在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上致詞時表示：「要實施民生主義，必須從事經濟建設，而經濟建設必須有全盤的整個計劃。．．．．本省，省，縣，市的五年經濟建設計劃，已在草擬中，本省施政目的，．．．．必須實行民生主義與經濟建設。」（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p.25）
為了制定五年經濟計劃，特別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成立「臺灣省經濟委員會」，自兼主委，實際上主其事者為沈銘訓。其於福建省實驗失敗的貿易公司及專賣制度，也在臺灣死灰復燃。日據時本有「臺灣戰時物資團」，他將其改制為貿易公司，又改制為貿易局，壟斷進出口貿易及配銷管道（以合作社及特約承銷商取代日據時期的大批發商－小批發商－零售商制，使大小商人紛紛破產）。日據時代的專賣局也被留下來了，樟腦、煙草、酒、火柴以及度量衡由該局專賣。另設鹽務管理局專賣食鹽，石炭調整委員會統銷石炭。資源委員會接收了臺灣大部分的工礦事業，行政長官公署則將剩下來事業收歸省營，企圖建立一個以「生產、交通、貿易、金融」「四大公營支柱」為主的公營經濟體系。（C.K.Hsu,p.p.74 - 123）
臺灣大大小小各種事業，不是被收歸國營，就是被收歸省營。而專賣局與貿易局則牢牢控制一切民生必需品。所有的生產與貿易都掐在國家手中，社會被徹底穿透、吸乾。 一九四五年九月，陳儀剛被指派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尚未抵臺接收時曾經指出，其首要任務為「政治教育問題」。他一直認為台灣人民忽視國語、不了解三民主義，是極端危險的。清除敵偽影響，實施國語及三民主義的再教育，是其重點所在。（W. C. Kirby, p.6）而這方面的工作，他依然交給青年黨人與左派人士去負責，又刺激到ＣＣ派。
陳儀表面上掌握軍政大權，大力實行統制經濟；實際權限卻甚為薄弱。他搞統制經濟；財政和工礦卻握在資源委員會手裡。名義上是警備總司令；實際上卻指揮不動軍隊。這些事實都大大削弱其實踐理想的能力。再加上他用人不當，貿易局局長余百溪、專賣局局長任維鈞皆大肆貪污，大小官員走私橫行，將管制起來的物資盜賣到中國大陸，使臺灣物資匱乏，經濟動盪不安；更逢資源委員會過度吸取臺灣銀行資金，引發劇烈通貨膨脹，臺灣人民在此內外煎熬之下，終至破產。 就在這種水深火熱的狀態中，因專賣局緝私糾紛而點燃二二八事件，再加上派系運作使事件複雜化（詳見第五章），而至血腥收場，陳儀也被免去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的職務，赴上海閒居去也。
一九四八年七月，陳儀東山再起，擔任浙江省省主席。其幕僚沈銘訓又幫他擬了「浙江十年經濟計畫」；然而這次他只有半年的時間。一九四九年二月，陳儀因誘降湯恩伯不果而被免職、禁錮，六月被槍斃在臺北馬場町刑場，再也沒有機會施展他的治術。 總括陳儀一生四度封疆，除了兩任浙江省主席因任期過於短促，沒有什麼作為之外，其於福建省及臺灣省所作所為大致相同：「大權獨攬」，大搞統治經濟。結果都搞得民不潦生、經濟崩壞，也都導致民變。下場都是授與敵對派系攻擊的把柄，灰頭土臉的離職。一之為甚，豈可再焉？陳儀於福建省失敗後，不知反省，復敗於臺灣省，固其人格使然；所可憐者，陳氏治下的臺灣老百姓，尤其是那些二二八事件的冤魂，卻得為他付出天大的代價，怎不令人掩卷太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