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風

by 西藏通訊 2007 May-Jun

----讀唯色《殺劫》
余杰

幾年以前，我曾經以《向西藏懺悔》為題，為系獄三十多年的西藏僧人班旦加措的自傳《雪山下的火焰》寫了一篇書評。在這篇書評中，我以一名漢族知識份子的身份，向半個世紀以來被中共當局摧殘和侮辱的西藏致以深切的懺悔。這篇書評發表之後，在網路上遭到廣大“憤青”的尖銳批評。我在美國洛杉磯訪問的時候，幾名自稱“北大校友”的留美學者亦高調斥責我“破壞國家統一”。他們說，你的文章“逢共必反”，是受到“達賴分裂集團”的蒙蔽，你無視昔日西藏在喇嘛和貴族集團統治下的落後與愚昧，以及奴隸制度的黑暗，你更沒有看到在共產黨進入西藏之後，給西藏帶去的現代文明。讓我驚訝的是，這些人士的看法居然與《人民日報》和新華社一模一樣。雖然他們在美國這個可以自由獲得資訊的社會生活了很久，但思維方式仍然定格在往日所接受的教育和宣傳模式上。這一現象正顯示出官方洗腦政策的巨大成效。在我接觸的中國人當中，差不多十有八九的人，都如此看待西藏問題。在“國家統一”和“現代文明”的魔咒下，半個世紀以來發生在這片高原上的血雨腥風，被當局完全遮蔽了，也被國人統統遺忘了。

藏族女作家唯色出生于“文革”爆發時的西藏，大學畢業後曾擔任《西藏文學》雜誌編輯。她在作品中堅持描述西藏真實的歷史與現實，其著作多次被禁，本人也失去工作，成為一名自由撰稿人。唯色還被剝奪獲得護照的公民權利，一直無法出國訪問。這便是一名勇於說真話的知識份子所付出的代價，無論是漢族還是其他少數民族，一旦選擇說真話，便被中共當局當成“敵對分子”。柔弱而堅韌的唯色以“寫作即遊歷，寫作即祈禱，寫作即見證”為創作理念，她在臺灣出版的《殺劫》，便是第一部以西藏地區“文革”歷史為題材的力作。

《殺劫》首先是一本攝影作品集。該書中的大部分照片均出自唯色的父親之手，唯色的父親十三歲被徵召為解放軍戰士，從康巴地區進入拉薩，此後成為一名普通軍官。唯色在書中沒有提及已經去世的父親的政治傾向及民族觀念，但在這批珍貴的照片背後，可以隱隱發現這位藏族軍官對自身身份的困惑與懷疑：當藏族歷史文化遺產如大昭寺等遭到毀滅性破壞的時候，當藏族的文化階層受到無情虐待和徹底消滅的時候，當歷代信奉佛教、性情溫和的藏族民眾被階級鬥爭的學說所誘騙、成為自相殘殺的犧牲品的時候，這位藏族軍官不能公開發表抗議，卻忠實地用鏡頭將這一切都記錄下來，讓它們成為歷史見證。也許，他萬萬沒有想到，女兒唯色會成為這筆遺產的發掘者、整理者和闡釋者。倘若地下有知，這位父親必然含笑九泉。這幾百張首次發表的照片，以無可爭議的真實性，昭示了中共究竟給西藏帶去了什麼樣的“文明”。

如今，“文革”研究在世界範圍內已經成為一門顯學。長期以來，被塗抹上濃重的浪漫主義色彩的“文革”，比史達林在蘇聯的血腥統治更具欺騙性。上個世紀後半葉的西方知識界，多半對史達林時代的古拉格群島的本質有所認識，卻一直對毛主義抱有一廂情願的幻想。如今，“文革”的真相日益被揭示出來，儘管仍然有人以充當過“八九點鐘的太陽”而自豪，但“文革”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反文化本質，已經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文革”研究逐漸在各個方面得以展開，但其中最大的缺陷便在於：西藏的“文革”一直被蒙上神秘面紗，很少人知道當年這片雪域高原上究竟發生過什麼。多年來致力於研究“文革”的學者宋永毅，便對唯色說過：“西藏材料可以說奇缺……我們對西藏文革實在瞭解得太少了！”因此，唯色的這本《殺劫》，可以說是填補此一空白所邁出的第一步。

《殺劫》通過直觀的、極具震撼力的圖片與深入細緻的訪談和分析，揭示出中共如何將與世隔絕的佛國變成人間地獄。這些照片之中，有寺廟被摧毀、文物被打砸的場景，有僧侶和貴族被侮辱和毆打的經過，有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和滿山遍野的紅旗標語，更有解放軍的訓練和演習，“文革”讓西藏變得與內地越來越相似。自古以來，西藏便擁有獨立於中國的社會結構、文化形態和信仰體系。中共以武力統治西藏之後，立即以階級鬥爭的學說改造西藏社會。“文革”前十餘年的改造相當成功，故而“文革”在西藏的推展與在中國內地所有省份一樣，幾乎沒有遇到絲毫的阻力。唯色在解讀那些無情批鬥“牛鬼蛇神”的照片時指出：“顯而易見，人物之間出現了階級截然對立的兩大陣營，而不是過去的那樣一種關係：雖然有貧富之分，卻是同一個民族；雖然有僧俗不同，卻是同一種宗教。但如今兩個階級的界限不但劃分地一清二楚，而且在西藏歷史上，從未有過地，底層階級第一次向上層階級，尤其是向上層階級中素來被視作‘珍寶’的活佛高僧舉起了拳頭，發出了怒吼。為什麼會這樣？”

那場席捲西藏的暴力革命究竟是如何發生的？為何佛教未能成為避免暴力的屏障？為何毛澤東亦成為西藏人的“紅太陽”？對此，王力雄在《天葬：西藏的命運》一書中分析說：“由於沒有階級鬥爭，傳統西藏社會是凝聚為一個整體，統一在宗教和民族旗子之下的。……要想分化西藏社會，爭取底層藏人，中共必須另外樹起一面舉在自己手中的旗幟，那就是在藏民族中發動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共產黨的專長。如果變成以階級劃分世界，西藏的民族與宗教一體性就被打破。”由此，毛澤東巧妙地將民族問題轉化為階級問題，在暴力的配合下，讓作為“精神原子彈”的“毛澤東思想”，迅速戰勝在西藏存在和紮根長達千年之久的佛教。當然，這種“反客為主”的粗暴進入，只能是暫時的。當毛主義的狂熱在短短十多年後退潮並破滅之後，佛教再次成為西藏社會的精神紐帶。在今天數百萬藏人當中，熱愛達賴喇嘛的人肯定比熱愛毛澤東的人多若干倍。

毛澤東策動階級鬥爭的秘訣，便是讓暴行成為一種群體行為，從而讓個體脫罪。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家蘇姍‧費斯克在研究了兩萬五千份心理調查樣本後指出：當身處錯誤的社會環境中，每個人都有可能做出虐待和邪惡的行為。最讓我最為感佩的是，唯色並未囿於民族感情及“面子”，一味美化藏人在“文革”中的表現，更沒有簡單化地、一股腦地將罪責全都推給作為“外來侵犯者”的漢人。她嚴肅而真誠地面對歷史與現實，毫不隱諱地將相當一部分藏人在包括“文革”在內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的惡劣作為秉筆直書出來。她坦率地告訴讀者：在藏人中也存在著“看客”和“積極分子” 這兩種人。

在該書的許多照片當中，那些擠擠挨挨的藏人“看客”的形象，簡直就是魯迅筆下看客們的翻版。唯色寫道：“至於那麼多圍成幾圈的看客裏面，有多少人是出於被解放的歡欣鼓舞，有多少人是出於恐懼和惶惑，有多少人是出於為己盤算的心計，我們也一樣無從知道。但我們知道一點，那就是，實際上，奴隸依然是奴隸。當面帶如此笑容的新主人出現時，當昔日用以傳播佛法的地點變成不公正的法庭時，當一個人被莫須有的罪名加以羞辱性的審判時，那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圍觀者們，或許還構不上幫兇的角色，但至少在表面上顯得那麼馴服的他們其實還是奴隸。他們其實從來也沒有被真正解放過。”此一分析直指人心，這些沉浸其中的“看客”，用魯迅的話來說，乃是“奴在心者”。

“看客”並非某個民族和國家獨有的現象，它普遍存在於所有人類社會之中。人類有一種將他人的苦難當作自己的快樂的殘忍本性——只要發現還有人比自己的處境更悲慘，便是一種莫大的安慰。正是倚靠這種自私而殘忍的本性，人類才完成了某種自欺欺人式的“自我保護”。美國學者鮑邁斯特爾在《惡——在人類暴力與殘酷之中》一書中分析說：“人類確實喜歡看他人受難或者死去，對暴力場面的迷戀似乎超越了時空和文化。……對別人實施傷害可能是為使自己享有能夠目睹別人受苦這種早已驗證的快樂的一條途徑。”毛時代的中國人，不管是漢人、藏人還是其他民族的成員，都深陷於這種“惡”當中，毛只是打開瓶子蓋的那個人，我們不能將所有的罪孽都推諉於他，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而所謂的“積極分子”，乃是一群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的“特殊藏人”。在這些人當中，大部分是原來的底層人士，也有少部分是上層人士中的“背叛者”。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中共在西藏的政策和運動根本不可能如此順利地推廣開來；如果沒有他們的配合，中共對西藏半個多世紀的統治便不會如此有效與鞏固。許多時候，為了向外來統治者效忠，他們往往表現得比統治者還要嚴酷。唯色指出：“早在一九五零年中共進軍西藏，便在許諾建立一個‘光輝燦爛的新西藏’的同時，著力於精神上的‘洗腦’和物質上的恩惠，吸引了不少底層藏人從此追隨，甚至還有上層藏人中的熱血青年。甚至可以說，中國之所以能夠在西藏建立起‘群眾基礎’，正是因為‘洗腦’教育的成果，如反復灌輸‘剝削’和‘壓迫’的涵義，以及對佛教中‘來世’和因果觀念的否定，等等。”這些“積極分子”，如同當年死亡集中營中替納粹管理者工作的猶太人，雖然他們本人被劃入劣等民族的行列，卻不惜以出賣同胞的代價，來換取本人稍好一點的生存狀況。

在這些人身上表現出來的“惡”，乃是一種深深根植於人性之惡。它不是某個民族獨有的，也沒有任何一個民族能夠完全避免之。那種過於神話雪域高原以及生存於其上的藏族民眾、認為其“一塵不染”的看法，我從來就不認同。西藏不是香格里拉，西藏也不是伊甸園，這個世界上沒有香格里拉和伊甸園。我們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惡是最容易被誘發和喚醒的，漢人是如此，藏人也一樣。在“文革”的諸多惡行之中，藏人的所作所為並不比漢人好到哪里去。

如果我們再放寬視野來觀察，就必須承認：在毛澤東時代歷次殘忍的政治運動中，中國境內的各民族的所作所為，並不比納粹時代的德國人和史達林時代的蘇聯人好到哪里去。源遠流長的宗教信仰也有可能被此種暴力和邪惡所摧抑，在納粹興起的時候，天主教和新教的神職人員大都投票給希特勒並向其宣誓效忠，像朋霍費爾那樣挺身反抗的基督徒和知識份子寥寥無幾；在毛澤東時代的西藏也一樣，“暫停”信仰甚至放棄信仰的藏人，占了相當數量。這就是人性的軟弱。人類的文明雖然積累了數千年，但沉澱下來的其實只有像窗戶紙一樣薄薄的一層，如果沒有制度保障，單單依靠人的良知尚不足以抵禦邪惡的侵蝕。

在勇敢地譴責中共當局對西藏的侵佔和戕害的同時，唯色對西藏的民族性和文化傳統作了深切的自省。在全球都將西藏當作一種最為“東方化”的異質存在、並將其傳奇化和浪漫化的時刻，這種自省來自于作為藏人的唯色，尤為可貴。唯色對大量照片中出現過的人物都作過訪談，其中既有目前在西藏的權力格局中位高權重的人物，也有像抹布一樣被當局使用過又扔掉的、晚年頗為落寞的人物。無論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無論是“看客”，還是“積極分子”，大都拒絕對本人在“文革” 中的作為進行懺悔，只有少數人悄悄地重新回歸佛教的懷抱，以尋求心靈的平安。

唯色發現，照片中那些慷慨激昂的、皮鞭與拳頭齊飛的年輕人，如今多半已經衰朽不堪、麻木不仁。她在他們身上發現了一種“平庸之惡”，這種發現與致力於批判極權主義的思想家阿倫特有異曲同工之妙。阿倫特在納粹集中營的“死亡天使”艾希曼的身上，發現了“惡的平庸”。所有人都認為艾希曼是一個披著人皮的惡魔，但他只是一個普通人。他的普通使人極為失望。當面對一個歷史上罕見的殺人如麻的高級殺人犯時，你希望感到渾身觸電，甚至害怕坐在附近或者害怕他把目光落在你身上。然而，這個人的面孔和舉止就像是某個曾經與你在公共汽車上數次同座的人，某個你很少注意或者很少想起的人。唯色所記錄下的這些人，大都也是如此。他們身負血債，卻那樣愚昧、固執和平庸，讓人感到可笑而不是感到可怕。這就是我們生活的真實的世界，“他們”就這樣毫無分別地與“我們”生活在一起。

《殺劫》是一本奇特之書。是攝影，是訪談，是歷史，是反思，是叩問，是尋找。那一頁血雨腥風的歷史還沒有翻過去，那一頁血雨腥風的歷史必須翻過去。唯色所從事的偉大的工作，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其中。

——二零零七年五月
(轉載自：博訊， 2007年7月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