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蔣渭水（一）

by 老建中 2007/08/14

近年來連串的紀念蔣渭水，表現台灣先人、先賢事跡的出土，不但不再是冷門，反而成為熱門、搶手的領域。回顧歷史，當然不在歌功頌德，也不在緬懷過去光榮，而是嚴肅檢討的機會。先人的長處固然需要繼承、發揚，後人更要了解他們的短處、缺失。畢竟，在真理之前，我們都是侏儒；而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才能夠眺遠，反之，無知則增加侏儒的重擔，導致目光更為短淺。

最近民進黨、國民黨的表現，顯示雙方都積極想根據己意，解釋這段歷史的傾向。

例如，民進黨主席游錫堃席表示，蔣渭水先生生前是一個可享榮華富貴的名醫，後來成為奉獻家產解放台灣人民的革命家，…，民進黨身為解嚴後的第一個本土政黨，無論是在住民自決或是照顧弱勢上，都承續了蔣渭水先生當初的精神。（見
http://www.dpp.org.tw/news/common/ProductDetail.asp?prd_id=11138）這段簡短論述，事實參雜想像與意願，而想為民進黨臉上貼金的作法，相當明顯。

馬英九除去賣力動情演出之外，更積極勾畫蔣渭水與國民黨（尤其是孫文）的關聯。（參見<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記蔣渭水與「台灣民眾黨」>一文，出於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jul/10/today-o3.htm）。

推銷「蔣渭水先生一向尊崇孫中山先生思想」，蔣渭水思慕中國的情懷，而且趁機拋出讓人認為尋根、本土的意向，其實是馬英九，以至國民黨，近年來突然尊崇蔣渭水的原因。

然而，國民黨所勾畫的蔣渭水與孫文關係，當然是刻意營造。例如，所謂蔣渭水曾經秘密加入同盟會云云。果真如此，國民黨早己提出佐證，或可供研究的資料。事實，顯然不是如此。

撇開國民黨一廂情願的說法，這位黃煌雄稱為最本土的歷史人物，確實曾經深受孫文影響。黃煌雄最近出版的<蔣渭水傳─臺灣的孫中山>，（原名 <台灣的先知先覺者>）。其中，黃自述：『研究蔣渭水的理念、情操和事蹟，越覺得蔣在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上扮演的就是孫中山的角色。應為蔣渭水重新歷史定位，新版書名副標就命名為「台灣的孫中 山」，以向這位「熱血男兒」致敬。』

黃煌雄將蔣渭水定位為「台灣的孫中 山」，顯然認為是一種榮銜！目前台灣，如此作法，也顯然是多數人所能接受。

個人要崇拜那個特定歷史人物，當然是他的自由。而國民黨數十年教育，使得多數台灣人民很自然尊稱孫文為「國父」，也跟著國民黨的避諱，不稱「孫文」，而稱「孫中山」；對孫文的事跡，多半追隨國民黨教育與廣大黨的宣傳資訊，而同意他「歷史偉人」、「革命家」的地位。（筆者按，對於孫文的事跡，鄙人曾經做過一些簡短的評論，目的在於揭發國民黨的造神運動，而回復孫文的原始面貌。有必要時，當然會繼續努力。）

根據現有資料，蔣渭水確實有強烈的漢族意識，甚至中華民族認同；他也刻意模仿孫文。如此，除去反映當時歷史條件、環境限制，更表現個人因素，而嚴重影響他的政治視野與作為。

由於一些網站貼文（包括黃煌雄編撰的書籍）已經列舉蔣渭水模仿孫文的行為，此處不再重覆，而從其它角度著手。

蔣渭水顯然是很得幹部、群眾支持的人物，他是個無私的領袖，也是頗能吸引、感動聽眾的演講能手；然而，政治思想與論述，卻不是他的長處。

例如，「階級鬥爭與民族運動」（<台灣民報>157號： 1927年5月15日）一文中，蔣渭水在引用孫文與越飛聯合宣言後，如此說：

「中國的先知先覺者孫中山先生，積了四十年的經驗和研究，竟判斷共產組織不合中國今日之用，中國尚且不適用共產制度，何況於台灣呢？」

共產主義與制度，是否適用於當時台灣，是個相當嚴肅的問題。不同社會的政治、經濟、歷史以及種種狀況，使得先進社會制度、政治理想無法簡易抄襲或輸入；而且，當時台灣雖然是日本殖民地，然而整體而言，比較中國更為現代化。針對如此重大與深遠的問題，蔣渭水可以從基本理論的構思，執行上的考慮，內外情勢的利弊等等，從不同角度與對方討論、辯駁。相反地，他只是簡單地以「中國的先知先覺者」，「中國尚且不適用」云云的說詞。如此，似乎表示他對孫文的崇拜，已然蒙蔽了判斷力，而想依賴「先覺者」的大帽子壓制對方。

又如，在「共產主義向左去，三民主義向右來」（<台灣民報>160號； 1927年6月5日）一文中，蔣渭水對孫文的說法未加評論、批評，甚至並無任何申述、論敘。他在抄錄孫文一些含混不清的語句：『孫先生又說：「民生主義是共產之實行，共產主義是民生之理想，民生是將來之共產…」，其後引用兩位學者，包括杜威的「贊辭」：

『孫先生…讀盡古今中外政治哲理，發明三民主義。…。中國用了百年之後，一定成了世界最自由、最平等的國家。』

兩位學者發言出處不可考，這還只是小問題。而杜威的「贊辭」，想來會讓國民黨最忠貞的理性支持者臉紅！

個人誠然有言論自由。作為政治領袖的蔣渭水，卻盲目崇拜、跟隨孫文言論至此。如此濫情運用他的政治資產、地位與發言權利，不得不令人嘆息！然而，蔣渭水如此作為並不是孤立的現象，而只是冰山的一角。日據時代士紳的「祖國派」，二次戰後坦誠歡迎「國軍」的人們，都是不幸的明證。

紀念蔣渭水的意義之一，不是將他送上神壇，而在於訓練後人客觀能力、肚量、膽識，能夠認識先人的限制，不再重覆他們的錯誤，從而站在巨人的肩上，而有更深遠的視野。

我們有此擔當與能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