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 - 『新』版『大東亞共榮圈』－林濁水˙「共同體－世界圖像下的台灣」
by 中猴 2007/04/17
『新』版『大東亞共榮圈』－林濁水˙「共同體－世界圖像下的台灣」
一.移民根源
綜觀世界，ㄧ個移民地區，總是伴隨著ㄧ部斑斑血淚的歷史。
台灣作為一個移民社會，同樣有著ㄧ本載滿生命血汗的故事。
迄今，這本故事裡的主角－生存在台灣土地上的每一個人，
都還在用生命紀錄屬於自己的希望與夢想。
存在於台灣社會的諸多問題，許多專家學者的分析都指向－
同樣來自東亞大陸現在叫作『中國』的土地，
但有時間差序先後遷來的移民所產生的『族群問題』
遠的如所謂的：「原漢問題」、「漳泉械鬥」、「閩客矛盾」˙˙˙
近的如所謂的：「本省外省」、「四大族群」、「台灣中國」˙˙˙
問題表象所呈現的是『族群差異』所產生的衝突，
然而，『為何移民』恐怕才是『族群問題』的核心。
千百年來，現在稱為『中國』的那塊土地上以農業人口佔大多數，
而『農民』究竟為了什麼拔根離土甘願作為『他鄉移民』？
『農民』是最依賴土地的族群，只要有口飯吃，決不輕易離開耕地，
尤其是航海工具不發達的年代，九死ㄧ生的機率下才可能跨過黑水溝
抵達這個「充滿瘴癘之氣、深林密菁、荊棘藤蘿」的蠻荒之島－台灣，
只為了得以活下去的那『ㄧ口飯』？
『中國』那塊土地千百年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千古ㄧ帝秦始皇的『車同軌書同文』；漢帝國的『獨尊儒術』，
東亞大陸上封建帝國的『上層統治武力』建構出『統治天下』的軟硬體工具－
˙硬體：可通行中央政令於多語族地域的『圖像文字』－漢文字。
˙軟體：轉化「個人道德教條」及「親族位階倫理」
衍生為『帝國社會道統』的意識形態－儒家思想。
1)『圖像文字』（漢文字）：
如同語言不通的人彼此可藉由『圖畫』來指涉事物進行溝通；
早年外來遊牧民族（也可轉化為抽取較低比率糧食的常駐保護武力階級）
對不同語言的農耕社會進行掠奪糧食即可使用『圖畫』來做命令的宣達。
『圖像文字』跨越了不同地域裡使用不同語言的人民；
『圖像文字』不連結人類以母語來作聽覺學習的天性；
『圖像文字』非常難以學習，因此只有少部分擁有土地資源（如：地方仕紳）
及政權階層（如：諸侯家臣）的社會階級得以有錢有閒學習使用此類文字。
以歷史來佐證，『中國』ㄧ直是『文盲』比率非常高的地區，
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改採『簡體字』配合『口語化』之後才獲得改善。
台灣採用『繁體漢字』，學生要花費多少年時間來『記憶習寫』各個『漢字』，
而這些『漢字詞』所表達的意義必需經由反覆強化的習寫才能連結到
自兒童時期由視覺和聽覺已經認知到的相同事物。
ㄧ位臺灣人只要大約學過英語的發音規則，看到一個英文單字，
就算不知其意，大約也能唸出這個單字的發音，
ㄧ個漢字在中國、台灣、日本、韓國有完全不同的讀音，
卻可能可以用來指涉同樣的語詞意義。
這是『圖像文字』（視覺習寫）和『表音文字』（聽覺口說）在功能上的差異－
『圖像文字』忽略語言差異性；
『表音文字』保留語言差異性。
2)『統治意識形態』（儒家思想）：
將社會結構化約成家庭倫常的對應關係，
以『臣子』對應『君父』服從家父長式的核心意識形態，
來建構封建階級統治的社會差序結構。
這種『道德倫常服從』的思想經由『圖像文字』承載，
形塑在各種律令教條，更以科舉功名來強化官僚系統的服從性格，
地方仕紳（識字階層）非常容易套用此種『親族倫理』的上下位階關係，
加上掌握『解釋政令』給低階農民的『知識權力』，形成－
跨地域依恃『中央武力階級』實質管理地方事務的『統治階級』。
在本篇討論裡，不擬對『儒家思想』做延伸性討論，
相關中國文化意識形態主流的儒/釋/道三教及儒/法並存統治歷史，
可參閱『一中帝國大夢˙譚若思(Ross Terrill)˙雅言出版』
重點在－
擴大『個人道德教條與親族性倫理』為『國家社會道統』：
這種跳躍性的擴大，造成人際關係的一種斷裂，
阻斷了公民社會權利義務的建立，
將道德性倫理內造於社會法條後，帝國裡任何人民的舉措
最終刑罰都會淪入人治裁量，公民社會的基礎－『法制/平等』無從生根，
沒有法制就沒有建立現代主權國家的必要條件－人權。
爰引實例來說明：
˙陳水扁總統的國務機要費及第1家庭相關所謂的『弊案』，
檢審兩造在起訴書及判決書裡面使用了多少主觀道德性審判來加重其刑，
對照檢調偵查馬英九市長任內貪污案起訴的內容可有任何ㄧ絲相同標準？
˙軍人是國家的絕對暴力統治機器，
民主國家的主權屬於全民所有，
民主國家必須將軍隊國家化，準此邏輯，
軍隊必須服膺人民表達自由意志的結果，
可是，2次總統大選的民主選舉結果，
敗選的中國黨不但目無法紀盤據街頭作亂，
竟然在在呼喚軍人武裝起義，
不僅如此，陳總統致力於文官擔任國防部長，
結果，軍方屢屢以『軍中倫理』或『專業傲慢』進行抵制，
什麼叫做總統違反軍隊升遷的『軍中倫理』？
因為總統(憲法規定的3軍統帥)任命1位學弟當主官
所以，所有現職的學長必須報請退休，
不然會發生領導統御的問題！
原來，發源於中國武力集團的軍事專業仍在『長幼有序』，
而且，不需尊重民主國家過半數當選的總統意志，
緬懷的永遠只是那個當年建立私兵武力的軍頭帝王家族，
荒謬的證據是在『國家責任榮譽』的軍人信條之前加上『主義領袖』
喊出『朕即國家』的法王路易16都掉了腦袋，
蔣氏父子居然還有陵寢紀念堂及『知識份子』要求台灣人尊重寬容理解為英雄。
3)『幫派行會宗教組織』：
相對於帝國裡少數的上層統治官僚階級、地方仕紳知識分子，
其餘大多數是不識字的農民及他種行業的勞動人口，
以民間俗稱的『下九流』為例：
「戲子、婢女、婊子、乞丐、地痞、剃頭、當鋪、澡堂、木匠」
這類社會底層階級不同於農民與土地有直接結合關係，
為了生存自保的目的，常常結夥成行會、幫派等『黑社會』組織，
這類地區性的幫派組織，利用簡單的『漢字』和『宗教』做為辨認身份的工具，
往往也能跨地域跨語族發展龐大的組織團體勢力。
綜合上述，東亞大陸這個封建帝國實際上存在著三套控制系統來『統治天下』：
1)上層武力統治集團
2)地主仕紳知識分子
3)幫派會社黑道團體
套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軍頭林彪的ㄧ句話：『兩桿子』－
「一個槍桿子，一個筆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鞏固政權也靠這兩桿子」
所謂的『槍桿子』，包含上述的上層武力及下層的黑道勢力其實互為表裡，
有時是『外族』、有時是『諸侯』、更有時是由『黑道』坐大升格，
而這個『槍桿子』只能是『上層武力』的『私兵集團』，
連同近代的中國國共兩黨也是如此性格，誰的私兵強誰就當家作主子，
ㄧ旦失去對所屬『私兵集團』的掌控能力，誰就得下台落草為寇，
隨之帝國很快就陷入內亂，再由下一個最強的私兵集團成為統治者。
深入分析，最長期穩定掌控帝國的行動系統是『地方仕紳階級』，
以『傀儡戲』來形容：－
˙帝國的土地、人民、資源就像『戲偶』
˙地主仕紳就像連結操控戲偶的『控索』
˙官僚諸侯就像接續各條線繩的『線架』
˙帝王就是最終操作戲偶動作的『黑手』
只要操作的黑手（帝王）因故（飢荒、動亂）放下了傀儡戲偶，
其他的手（外族、諸侯、黑道）馬上拾起線架控索（地主仕紳），
就可以繼續操作這個戲偶（改朝換代）繼續演出。
這種控制型態是一種『超穩定結構』改變的只是『帝王朝代稱號』，
這也是所謂『以華變夷』的誘因－
控制系統（漢文字/儒教思想）始終存在，即使是外族入主天下，
只要提起『控索』，很快就可以對這個帝國的資源進行『壟斷性掠奪』。
將封建帝國的上層統治階級認定為『壟斷資源掠奪階級』，是符合歷史事實－
『專制集權』式政體統治的核心目的只是為了『鞏固統治地位』。
『專制集權』式的統治管理從來無法解決來自地域性差異的經濟民生問題，
地方諸侯所傳遞上來的資訊出於爭功諉過的因素通常並不真實，
造成中央對於各地實際民生的豐收飢荒情況，感受不完全正確。
中央唯一在意的事務是－『統治地位競爭者的存在與否』－
只要存在可能危害統治地位的對象（不管是內是外）動輒舉兵鎮壓征討，
從而導致帝國財政收支發生問題，兵禍之後跟隨而來通常就是引發飢荒，
˙引述清末學者梁啟超的統計：
「自秦始皇統一全國（B.C.221）到1920年代為止，
2141年之間中國出現160次大型內亂，動亂期間合計達896年，
換言之，中國歷史上每3年就有1年出現重大內亂」
˙另外根據台灣留日學者黃文雄先生引用『支那救荒史』記載：
「漢帝國成立後的官方史書紀錄（B.C.202~1936）總計2138年間，
天災總數達5150次，換算為每4個月出現1次，其中，
水患1037次，旱災1035次，發生頻率約2年1次」
˙黃文雄先生歸納出中國的天災人禍有3種特性：
1天災發生的空間/時間『普遍化』
2天災具有連鎖反應/惡性循環的『繼起性』
3天災發生的頻率縮短/規模變大的『累積性』
（日中戰爭˙黃文雄著˙前衛出版P99）
這種常態性的戰亂天災人禍，迫使帝國內的農民發展出竭盡性農耕行為，
每次流亡到達新居地之後，一定將原有的環境生態改變成最大可耕地，
例如：砍伐植被、與河爭地等等，這又進一步擴大了天災發生的因子，
同樣原有的知識份子以及敗亡的前朝統治集團每到一處『偏安』，
就將『漢字/儒家』的控制系統做擴散，而新朝的武力統治集團追殺敗亡的結果，
就是將『天下版圖』逐步擴張。藉由三套控制系統擴張版圖統治天下的結果，
又引入更多野心武力集團來『逐鹿中原』形成促發動亂的惡性循環因素。
上述統計還不完全包括滿清帝國下台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自1912滿清新軍演變成的『軍閥割據』~1970年的文化大革命為止，
前後大約60年間發生的大型內戰、國際戰爭以及內部整肅。
表面上，滿清走下舞台是帝國結束，『現代國家』的開始，
究其後繼的2大競爭集團（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的本質：
˙帝王家改成列寧式的一黨獨裁政黨
˙國民黨的私兵叫『黨軍』共產黨的私兵叫『解放軍』其實就是『槍桿子』
˙國民黨沿襲『繁體漢字/儒家思想』，用的還是地主士紳/知識分子系統；
共產黨創造『簡體漢字/馬毛主義』，改用貧下工農/共黨幹部入主地方
˙不變的是掌控『筆桿子』：媒體和教育（圖像漢字仍然是最佳工具）。
兩黨主要差別在原有最穩定的『地主士紳/儒教思想』地方控制系統的更替，
可是這兩個列寧式專制政黨有不同於走下舞台的帝王家武力集團嗎？
在國共鬥爭的過程中，國民黨搶佔先發優勢提起『資產階級』的『控索』，
根據馬克思共產主義說法：
「資本主義體系支持中產階級主宰社會，
為了結束人類的疏離，適當尊重勞力，
必須由工人掌控整個體系：
˙必須剷除導致這種不公的市場－
˙生產工具必須收歸國有
˙必須管制物價
˙銀行必須服務無產階級
˙必須廢除財產及貨幣制度
˙展開大規模全民教育防範『中產階級所有權』的習慣復辟」
毛澤東看到馬克思理論所創造出來的另一套『控索』，
並且因應中國的國情加上了『農民階級』獲得龐大的人力後盾成功取得了天下。
『資本地主』換成『共黨幹部』；『馬毛主義』入替『儒家思想』，
『控索』換新仍是『控索』；『傀儡戲偶』依舊還是『傀儡戲偶』，
中國革命成功推翻『帝國』之後，繼位的又是『帝國』！
釐清中國式極權武力統治集團的控制系統，才能解析太平洋戰爭結束
中國國民黨奉盟軍一號令接管台灣後所發生的『228屠殺事件』的原因。
說明個人觀點之前，先整理林濁水在該篇文章相關論述：
（二）共同體p4：
「台灣作為一個移民社會」
（三）族群問題p7：
「世界上只要是移民社會百分之百就一定有族群問題」
（三）族群問題p8：
˙「在民族主義的肇建上，當時台灣人民既和中國人民沒有共同的經驗和歷史記憶，所以當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時，雖然台灣人民秉反日的情結，極度歡迎，但在國家統一的整合，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價值重分配，發生必然的磨擦時，非常快地就爆發了228」
（八）共同意識與互為主體p15~17：
˙「對228，馬英九說他要不斷道歉，又說228降半旗，這些都動人心弦（略）
馬英九說228是『官逼民反』（略）因為228中許多死難的人死的很不一樣，
基本上有幾個類型：1委屈冤枉2從容就義3反抗暴政戰死街頭」
˙「在蔣經國拍給他父親的密電中，可以看到不少台灣人追求獨立的報告－
雖然這種人其實不多，但『卻是國民黨派兵屠殺的真正動機』」
˙「228，這樣的一個悲劇，他的定位無論是官逼、民反、英靈、冤死、
平反、和解、族群、統獨，每一個概念都有各種對立的表述，
每一種表述都可以找到排山倒海的證據，這顯示了這個事件的複雜性，
意涵的豐富性，說明了事件不是單純的社會或政治問題，一定要提升到
歷史、族群、國家建立的高度才能理解」
「當雙方進一步認識到一切他所否定，而對方肯定的事務亦皆為真實，甚至 尊重他所指控「元兇」「民反」的是對方衷心認同的英雄、烈士時，雙方才真正了解到在歷史結構前人的侷限性，但奇異的是，這時，人反而才可能達到「和解」的 偉大高度。這時對立的雙方在台灣是互為主體，而在這互為主體的寬容理解中，共同體意識於焉出現。」
林濁水大致上將228屠殺的動機定位在：
『族群衝突、少數台獨份子、經濟文化差異。』
可是，在相同主題篇幅中，林濁水又提到－
（三）族群問題p9：
「國民黨法西斯這一個階段的中產階級屬性因此在大陸是不明顯的，直到來到台灣才純化，在這一個特性純化後，他和資產階級労工、地主、甚至軍公教之外像醫師 等的中產階級都沒有社會的連帶，於是政策除了在財政條件改善之後，獨厚軍公教這一類的中產階級，成為軍公教福利國之外，『對社會各階級大體上維持一定的中立性』，國家政策在階級上的自主性很高，少受社會利益牽絆，而且也很小心，於是從60年代到80年代，一方面台灣經濟高度成長，一方面所得分配依基尼係數來衡量，愈形平均－這種奇蹟，維持了一個專制但還算安全而腐化大體控制在地方層級的社會，也使得早期社會的『主要矛盾一直集中在族群上』，
『而不是階級上』，這又制約了此後民主運動的方向。」
（三）族群問題p10：
「經過民主化，戒嚴體制結束，國會全面改選之後，
原來的族群歧視性體制已經崩潰，族群的結構性矛盾已經不存在，
族群問題最嚴重的時代已經結束」
（五）竹籬、台客與土地p13：
「兩蔣安葬的糾葛，一直到政權輪替後才告一個段落，最後，安葬在台灣南港國軍公墓，由他們忠心袍澤的英魂隨侍。安葬台灣，無比動人地落實了蔣經國晚年「我也是台灣人」的深刻意涵，宣告了兩蔣和台灣土地的和解，此後，島上生者雖然仍在大中華共同體想像和台灣共同體想像之間爭執，但，往者已經許諾了竹籬與台客的和解」
（十）、921、天安門、千島湖921與矛盾轉移p21：
「經過幾十年的演變，因歷史長期的隔離，在上世紀四、五0年代相遇時完全格格不入的先後兩梯次漢移民，如今經過長期共處，文化固仍是多元面貌，但以流行音 樂為例，也發展出共享而有異於中國的風貌，如今在政治面、歧視性、對立性的結構已經解消，社會面所就業職業雖略有不同，對國家機器的依賴也略有差異，但族群雖不同，卻沒有社會階級的固著。於是隨著90年代民主化，伴隨著中國對台壓力增大，社會的主要矛盾從族群轉移到統獨的國家認同上面，然後又隨著台灣邁入2000年，台灣主體意識持續上昇，台獨的趨勢已成，統獨兩字在政治人物雖琅琅上口，但統獨的對立在社會面已趨緩和。2004 年總統大選時，綠營盛大的200萬人手護台灣固是台灣主體意識和共同體意識的展現，藍營同樣盛大規模的「親吻土地」也同樣是台灣主體意識和共同體意識的承 認－從早期的蔑視台灣到如今的承認，是極度劇烈的轉折。於是此後雙方陣營真正的矛盾又漸漸從立場上轉移到對中國的具體政策，以及雙方政權的爭奪戰上面。
在藍軍親吻土地後，如陳總統予以肯定，最有利於共同體意識的成熟，
但，綠營基本上採取的是予以否定，而以政權爭奪勝負為優先考量。」
總結來看林濁水的論點是－
土地、時間、民主將228屠殺事件的肇因都已逐步消解：
「沒有『階級問題』；『族群問題』不再嚴重；『統獨對立』已經趨緩；
尊重己方認為的『元兇』是對方的『英雄』，互為主體的『寬容理解』
中，『共同體意識』於焉出現。」
這種說法不禁令我懷疑－
˙忽視『階級統治』的社會結構；
˙寬容理解『元凶』為『英雄』；
˙高度肯定追求統一專制政黨歷任的領導人；
˙用支持台獨的民調解說成『統獨對立緩和』；
以這種方式將228屠殺事件的歷史留白之後，
台灣選擇『忽視/寬容/肯定/退讓/留白』去面對這段60年來的歷史，
可以獲得『共同體意識』嗎？
出現的會是『誰的』共同體？
1944~1945太平洋戰爭末期，日軍敗象已現，
即使在台灣實行『物資管制』，造成日常生活物質稀缺，
台灣也沒有爆發大規模的『惡性通膨』。1945年末國民黨接管台灣，
隨後並作為國共內戰的後勤基地，台灣迅速爆發惡性通貨膨脹，
就以後來新舊台幣的兌換比率1：40000來算，
至少在1年之間，物價上漲了有萬倍以上，
這不正赤裸裸呈現中國武力統治集團的『掠奪本性』？
中國國民黨黨軍經過長期內外戰爭之後已經『兵匪化』，
等同於上『層武力』與『下層黑道』同時進駐台灣進行掠奪，
獨缺中層穩定長期統治的『知識筆桿子系統』，
當時日治台灣已達50年，雖有部份人士致力於教授漢文字與漢文化，
但是社會知識份子多已接受日本所傳輸的歐洲啟蒙文明及法治觀念，
這種具備現代性的社會知識份子絕對不見容於中國專制統治集團，
228查緝私煙爆發動亂，是對中國專制政權竭盡性掠奪作為的反動，
跟隨而來的『清鄉掃蕩』，系統性的鎖定台灣地方知識份子進行屠殺搜捕，
目的正如林彪所言：「鞏固政權統治的2桿子」，
以備第2套長期穩定控制系統：『筆桿子』－中國文化知識份子的進駐，
與族群的誰殺誰；誰照顧誰何干？都只是統治者視如螻蟻的傀儡賤命而已。
如果只是單純的一起官民/族群間的動亂，
1945末~1947初，接管才短短1年多的時間，何以能夠在228事件發生後，
如此精準的將分處台灣各地的知識份子意見領袖鎖定借機幾乎屠殺殆盡？
接著由所謂的通曉中台兩地語言的半山份子作響導建置中國筆桿子系統，
國民黨入主台灣之後如此；
共產黨的文化大革命如此；
共產黨侵入西藏新疆如此；
每每有論者爭議228屠殺及其後的白色恐怖戒嚴統治的受難者當中，
有多少本省人或外省人，比較血統人數的多寡，藉以消弭對族群的指控，
林濁水寫到：「馬英九的道歉動人心弦」，這些廉價的道歉語詞背後，
中國專制政黨有沒有任何ㄧ點實際反省改過的動作？
要還原228屠殺事件的歷史真實面貌確有困難，
更何況當年的統治者刻意對文件紀錄捏造隱瞞，
重點不在誰被殺得多或誰被殺的少，
『屠殺』只有1種事實－
˙掌控國家暴力機器的統治者不經司法審判定讞任意殺害人民
˙代表國家暴力機器的軍警部隊以蹂躪凌遲的私刑方式處決人民
（註：228屠殺事件中軍警虐殺學生及人民的方式可延伸閱讀
李喬先生採訪目擊者與受難者的口述史編寫成故事體的歷史書
『埋冤1947埋冤˙李喬自費出版』
國際法上即使是正式交戰的兩國軍隊若不經由正式司法審判，
以此種私刑方式屠殺戰俘就是有罪，何況是對非武裝的學生和人民？）
促發228屠殺的核心因素－中國專制武力統治集團的本質
有因為時間、民主、甚至道歉而改變了嗎？
中國共產黨追殺敗亡的中國國民黨，
台灣就成了自古所屬的天下版圖，
並且理直氣壯公然對世界宣告以飛彈鎖定瞄準台獨勢力，
中國國民黨在美援時期狐假虎威放言反攻大陸統一中國，
民主選舉落敗之後轉為聯共制台以戰爭要脅台灣終極統一，
中國專制政權鞏固統治的屠殺手段真的已成歷史嗎？
不會在現代專制中國的帝國版圖裡再度重演嗎？
為何這些人民千百年來僅僅為了『一口飯』甘心離根棄土甘作他鄉移民？
就是滋長蔓生無限擴張的『中國帝性與奴性』意識形態，
讓人民沒有『一口飯』可吃，驅策壓迫著人民失根流竄，
『中國』自秦始皇以來走得出帝國的惡性輪迴宿命嗎？
（建議延伸閱讀－『當代218期p52˙商周之交和百年激變』）
˙台灣汲納了荷蘭殖民重商主義的貿易精神，
˙台灣接受了日本脫亞入歐的法制社會規範，
˙台灣吞忍了中國專制統治的文化意識形態，
˙台灣模仿了美國自由平等主義的民主體制，
台灣的共同體意識存在著歷史及地域的縱深度與複雜性，
任何人都無能以簡化的論述來說明台灣共同體的內涵意義。
自1945台灣納入中華民國體制爆發228屠殺，隨之而來長達38年的戒嚴統治，
等同於台灣複雜多元的意識形態與中國傳統道德專制意識形態的衝撞，
這也是台灣社會民主化之後發生激烈對立衝突的根源，
一邊走向『平等多元並存』，另一邊轉回『菁英民族傳統』；
台灣主體意識不見容於中華帝國統一思想，何來『共同體意識於焉出現』？
在漫長脫離中國的血淚掙扎歷史，從對立衝突事件之中，
點點滴滴為台灣共同體意識注入源自人民的生命力量
台灣共同體意識萌生於台灣，也只專屬於台灣人民，
唯有堅持自由民主法治體制的完善－拒絕與專制中國進行任何趨統性整合，
才能容納豐富多元的台灣共同體意識繼續成長茁壯。
林濁水在（十一）政治共同體p22（十二）體制的抉擇p23~28（恕略）
引用大量國家案例及統計數據排行來推薦內閣制
許多西方國家採行內閣制的主要因素是『君主立憲』的政體先行，
保有對原先統領國家的皇室及自身歷史的一份尊重。
美國是由英國殖民地獨立建國，沒有本土皇室，
採行『民選總統/固定任期制』來作為國家象徵。
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50年，
政、軍、警、教、媒體、工商團體、農會、派系、甚至黑道幫派
或明或暗都佈建了從屬於黨國意識的組織或人脈，
台灣全面民主化後，國民黨越在基層選舉越具有壓倒性優勢，
如果改採內閣制，取得過半席次的政黨黨魁是有持續壟斷執政權的可能性，
台灣民主改革的過程，人民選擇了總統制突破了中國專制政權的控制系統，
不考量台灣自身的歷史與現狀，逕行套用外國內閣制的『平均優點』，
這種民主體制的轉向，到底是替誰找到『鞏固體制』？
˙如果228屠殺、清鄉掃蕩只是肇因於『族群衝突、共獨份子』，
何以後來需要實施『禁絕母語、復興文化』？
˙如果社會問題只在『族群問題』沒有『階級問題』，
何以在『戒嚴統治、白色恐怖』的迫害對象是『不分族群』？
˙如果一黨專政體制下『族群雖不同，卻沒有社會階級的固著』，
何以出現『18％優利存款、軍教免稅、眷改條例』差別性社會福利？
˙如果政黨輪替之後『統獨的對立在社會面已趨緩和』，
何以出現『聯共制台、終極統一』的在野政黨？
中國專制政權的所有作為都只是林標那句話：『奪取政權，鞏固政權』
中國國民黨真的學會民主了嗎？
中國共產黨真的改革開放了嗎？
中國式政權真的放棄專制了嗎？
歷史上有過太多『知識菁英』站在專制權力面前，
不是在『逆言直諫、對抗專制』，而是在『寬衣獻媚』，
你說是嗎？『理論大師』！
二.認識自己
專家在建議投資前第1個會問的問題是什麼？
如果你住在狹小的公寓大樓裡，去買動植物來繁殖配種就有點不恰當；
如果你手頭現金有限收入不高，投資房地產也同樣有些不合適；
如果你即將退休，要考慮的最好是能有定期的收益；
如果你的孩子還小，未來龐大的教育費用從何籌措；
如果˙如果˙如果˙˙˙
這些『如果』的答案就是：『我是誰？』。
也就是『認識自己』這個大哉問的問題－
「我現有的是什麼？我未來想要的是什麼？我可能遭遇到什麼？」
這個問題不只個人要問、企業要問，同樣的，政府也要問、國家更要問。
1.「認識自己」的第1個問題－
「台灣的經濟發展是從何而來？」
將台灣放置在全球經貿網絡裡東亞經濟圈的歷史地理位置來檢視－
1945二戰結束，日本敗戰，美軍佔領訂定『和平憲法』剝奪交戰權力，
1950韓戰爆發，美日簽訂『安保條約』明載美國有保護日本的義務，
美國於佔領期間強制解散戰前的大財閥，大量經濟人才只好轉入政府工作，
韓戰結束後形成以美蘇為首的東西兩大陣營冷戰對峙，
日本成為對抗前線的後方基地，充分利用了美國的資本、技術、市場，
自此，雖然日本放棄國防權，卻可將所有資源投入經濟發展，
1960年代，日本不但完成了國內的振興工作，
更逐步成為東亞貿易出超、技術輸出的經濟先進國。
而冷戰對抗前線的台、韓兩國同樣在美國的保護傘下，
跟隨著日本的腳步利用美援及市場逐步提升國內經濟。
日本基於戰前的工業技術根底，復加全力投入經濟活動，
日本企業的競爭能力不只趕上歐美甚至超越，
高額貿易出超以及產品升級伴隨而來的國際貿易壓力，
迫使日商不斷將末端組裝工作沿著冷戰對峙線外移到東亞各國，
1985年『廣場協定』（Plaza Agreement）取消國際間的『固定匯率制』，
放手讓長期被『高估』的美元匯價貶值，日幣升值一發不可收拾（240/1→80/1），
80年代起以製造業為中心的日本企業更加速往東亞各國外移投資，
造就了東亞高經濟成長的現象。
˙以成長的背景來看－
東亞這種以「日本生產資本財為中心、歐美為最終消費品財市場」
後端組裝加工生產的高經濟成長現象，其實是美蘇冷戰對峙的
國際政治局勢下所附帶的經濟發展現象。
˙以經濟面的角度來看－
東亞經濟發展是因日本在經濟復甦後受到強大的外壓
（巨額順差、工資提高、日圓升值）迫使企業不斷將生產工具及技術外移，
同時也將資本主義的生產商品經濟拓展到亞洲的過程（通稱『雁陣』）
美國更為了自身的利益，要持續維持國內『高成長低通膨』的消費市場，
間接助長這些國家不斷競相投入生產，促成了區域性持續的高經濟成長率。
˙以生產的技術層級來看－
東亞各國為了快速提振本國經濟，並且可以提供大量離農從工的就業機會，
訂定各種歡迎日本（外商）企業投資的政策（租稅優惠、土地優惠、固定匯率），
而日本企業（外商）將生產事業移入時，並沒有將核心技術連帶移入，
多半只是將勞力密集的低階或次階技術部份轉入這些地區生產，
對這些國家以及投入外銷的企業來說，如何盡快『回收資本』是首要目標，
『量化、效率』成為經營考慮的重點，基礎研發及技術整合就無法兼顧。
只要能夠達到『高效率大量規格化生產』就不吝於對外購買生產設備及零件，
因此東亞的製造業在『量』方面的成長都非常驚人，
可是同時也高度依賴日本的生產設備及零件部品，
形成長期『對日逆差，對美順差』的國際貿易現象。
結果，整個東亞實質成了以日本（外商）支持的製造業組裝區域。
在此種產品鏈生產模式下，整體東亞地區都以擴大美國市場佔有率為目標，
集中在消費品市場的競爭，不斷投入產業結構相似的消費品生產製造，
以出口補貼、壓低工資等策略設法促進出口成長。
因此，在技術/生產設備來源差異不大，最終產品性質雷同的比較條件下，
『市場導向』的經濟競爭力關鍵因素就成為：
「哪個國家的薪資水準最低/優惠措施越多」越容易勝出。
從這種角度來看，中國農村剩餘人口將近10億人，
自從蘇聯解體，中國政府為了鞏固統治地位，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
大量脫農勞工可供替換長期投入這類低階組裝工業，壓低企業薪資成本，
中國自然就容易從這種『市場導向』的消費財組裝製造業爭奪戰裡勝出，
1994年中國將『人民幣』與『外匯券』合併，人民幣匯價貶值，
並且採行新興發展工業國必定實施－
緊盯出口市場貨幣（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
東亞的『製造業組裝區』很快就被中國所謂的『世界工廠』所取代，
可是原先東亞各國為了吸引外資所投入的各項大型基礎建設－
道路、港口、機場；企業所增加的廠房、設備、零件，
所耗費的資本都還不及攤還，就面臨了出口銳減，毛利降低甚至虧損的
市場競爭，如果這些資本主要是來自外國（等於外債），
長期下來導致國際收支無法平衡，只好舉新債還舊債，
陷入了『短債長支』的重大財務困境，收支不平衡的問題累積到後來，
終於在1997因外資（外債）反轉撤離，由泰銖急貶引發了連鎖效應，
連動整個東亞地區各國貨幣及債務支付問題的『亞洲金融風暴』。
這場『亞洲金融風暴』對於個別國家的經濟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傷害，
可是，就生產結構而言，並沒有產生多少改變－
仍然是以工業先進國（尤其是日本）的資本和技術為核心，
只是移轉了產地在對『市場導向』的終端消費品市場做佔有率的競逐，
這也成就了美國在戰後最長一波的『高成長低通膨』的經濟溫和擴張現象。
綜合以上，二戰後東亞經濟發展主要是奠基在國際政治局勢架構之下，
個別國家因所處的戰略地緣位置、民情的特質以及所採行的政經措施，
使得各國在全球經濟體系排序位階的佔有率與持續性有上下強弱的差異。
2.「認識自己」的第2個問題－
「台灣在這個經濟體系裡的地位與核心競爭力是什麼？」
台灣可以比喻作是：冷戰對峙線裡「既是前線的後方也是後方的前線」。
台灣當時的專制統治政權在中國內戰失敗後倉皇來台，
1950韓戰爆發，美國重新介入台海才鞏固統治地位，
因此，統治者有強烈的『恐懼情緒』，除國防經費長期佔國家財政很高比率之外，
在政策上不會出現太多長遠性/基礎建設的投資與規劃（『基地/跳板式建設』）
專制獨裁的統治者都會將重要的資本（美援、外資）和壟斷性事業（如：能源）
特許分派給具有『侍從性格』的企業家或由黨國集團來把持以鞏固政權，
若是沒有攀附上統治集團的關係獲得『信任』，一般人很難取得金融授信資本。
而統治階級的『恐懼』投射在人民的經營心態上就變成『焦慮』。
國民黨政權穩固在台統治地位的初期，以限制進口的『進口替代』措施
迫使外商（日商為主）來台投資（持股不得過半）設立工廠促進工業發展，
再加上日本企業（外商）是分時分段輸入各種產品切割製程後的工業，
當時的背景，資本和生產設備都屬於稀有財，政策上無暇考慮勞工權益，
每種產業中某一段加工製程企業裡的本籍人員自外商母廠模仿習得技術後，
很容易離職尋求伙伴或親友集資另設同性質的加工廠。
台灣民間多數的中小企業承襲自日本企業的分段技術，
另行設立工廠後多半仍以協力廠商的型態來配合主要產品的供應線，
並不尋求上下整合為一貫廠的最終成品替代路線或自立品牌來參與市場競爭。
1960年代前期台灣的工業產品開始面臨國內市場飽和的壓力，
政府改採外銷導向的獎勵出口策略，推動如：
『外貿改革』、『加速經濟發展』、『獎勵投資條例』、『加工出口區』等等方案，
配合日商因日本勞工薪資上漲將各類勞力密集型的末端組裝外銷產業輸出來台，
台灣產業的重心逐步由農產加工業、黨國企業移轉到民間加工出口工業。
基於以上種種因素，台灣民間發展工業的主要型態是－
˙代工（無自有品牌）
˙中小企業/家族企業
˙垂直分段（較少上/中/下游一貫整合生產工廠）
˙大量同業競爭（衍生自同源的技術母廠）
對照美蘇冷戰對峙線另一側的韓國－
韓國在戰後也是由軍人獨裁統治的政治體制，
可是，韓國有明確的國家主體、強烈的國族意識，從日本企業學習技術後，
由國家所掌控銀行體系全力提供資本，成立少數的大型企業集團，
模仿日本整個產業的生產鏈（汽車、紡織、重工業），朝自有品牌的方向發展，
長期目標是要能夠與日本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
相較之下，台韓雖然戰略地位相似，戰後也都是由獨裁軍人把持政權，
可是因為民情與國家意識的差異，導致台韓在經濟上逐漸發展出不同特性。
每一種新產品的開發到上市通常會經歷三個階段：
試驗生產（研發）→放大生產（先導）→量化生產（上線）
大致上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以中小企業為主，
受限於資本規模，以及基礎研究經費不足，
主要還是以能夠迅速回收資本的『量化生產』經營模式，
與日本技術來源（生產設備）企業的配合方式不是以股份合資，
就是以購買技術（know-how）或支付權利金的方式來生產製造，
也因此一直與日本企業維持高度的『從屬關係』（造成長期對日逆差）
而每一種產品在量化生產的垂直生產鏈（上/中/下游）
因導入的時序差別，在台灣被分割成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網絡來協力完成，
又因為從單一製程的技術母廠繁衍出大量二代三代的既競爭又合作的同業，
這正如同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先生所分疏的『別針案例』－
「一個工人即使再努力，一天頂多做出1枚別針，
絕對做不到20枚，如果把流程分割為18個部份，
那麼，透過分工化與專業化，平均每個人可以製造出4800枚別針」
對照台灣與日本配合的情況下，上述製造別針的『每一個動作』，
都被放大成為『一種工業』，而「一枚別針」就代表了「一種產業鏈」。
起初台灣企業非常遵循日本所指導的設備操作和技術規範，
然而眾多彼此競/合的同業不斷以類似『嚐試錯誤』的方法，
跨越日商原先在『研發→先導』中所擬定出的『標準量化製程』，
直接設定出遠超過生產設備原始設計最大產能的製造方法，
甚至反過來讓日本母廠為配合台灣擴大生產量能及效率的需求，
重新設計製作新款生產設備，也帶動了日本國內機械工具業的蓬勃發展，
使得日本非但沒有因為產業外移造成一般因為經濟轉型所伴隨的失業問題，
反而更能推升日本產業技術和經濟的主導性地位。
（彼得˙杜拉克先生所歸納指出的日本式『組合型貿易/制度型貿易』－
越是對國外積極投資，反而越是提升國內經濟成長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所以，台灣受制於國內外政經情勢的『不確定性』，
在發展工業性資本的高經濟成長率時期，台灣工業明顯具有：
˙中小企業為主
優點：較能夠忍受景氣循環變化；缺點：缺乏品牌保護毛利率下降快速
˙與日本企業維持緊密關係，不尋求產業位階的取代競爭
優點：較能獲得日本企業的技術移轉；缺點：新品開發受制於技術母廠
˙產品量化的學習週期較快，折舊費用的攤提期限較短
優點：延長中下游組裝業在台灣的存續期限
缺點：新舊產品的更替週期縮短，資本及營業支出的週轉率提高
（註1：資本支出及營業費用的高週轉率雖然可以彌補毛利率下降
提升企業的累計獲利，但是，相對的風險因素/機率也增加/提高）
（註2：風險因素例如：倒帳、資金需求量大增加利息支出、舊品庫存去化、
新產品開發失敗/銷售不如預期、生產設備及原物料價格上漲速度超過毛利率）
以上幾種類似『產業長工』的特質。
台灣工業的這幾項特質的確讓許多中下游產業在台存續期限超過日本預期，
而台灣民間工業超乎日本預期的生存能力，某種程度而論也使得日本規劃－
所謂的「日/台/東協－上/中/下游」的『產業雁陣』投資計畫沒有成功，
一部份原因是台灣將『雁的尾部』擺向中國所造成的結果。
不過，這對日本而言並不算失敗，台灣瘋狂西進中國所成就的『世界工廠』，
仍然是依賴日本的技術資本財，透過台灣企業的特質移轉生產基地到中國，
除了進一步鞏固對全球化後商品貿易市場的佔有率，連帶也讓外銷導向的日本
可以進口中國所提供的低價消費品，以及大量的設備出口維持『低通膨成長』
來度過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後長達10年的壞帳傷害。
如果要說：「中國的崛起不能沒有台灣」，這種說法並沒有觀顧全局，
應該是說：「日本的持續不能沒有台灣」，這樣才符合東亞成長脈絡。
3.「認識自己」的第3個問題－
「台灣經濟與投資最多的中國，這兩國的現況是什麼？」
1952史達林在「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提到『兩個平行市場』理論：
「一個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市場，即以盧布為結算貨幣單位的盧布市場；
與以美元為貨幣結算單位的資本主義市場，是兩條永不交會的平行線」
這句話充分揭示了『美蘇冷戰』的本質不只是政治/軍事權力的對抗，
更為根本性的因素是經濟思想/生活方式的對立。
1991/12蘇聯經改失敗宣告解體，16個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
以及前東歐各共產國家陸續加入資本主義經濟市場，象徵冷戰的時代結束。
美國成為世界唯一的超強，在亞洲雖然仍有中國、北韓、越南3個共產國家，
但是，美國在亞太地區卻同樣營造出『冷戰結束』的表相，
一面加強與日本的『安保條約』要求日本提升戰力擴大『安保區域』；
一面開放市場推展全球化貿易，對中國、越南等國給予貿易優惠待遇。
再加上稍早的拉丁美洲及後來的印度等新興發展經濟體，
以全球商品/勞務市場的供/需來看－
90年代起突然增加了將近20餘億低工資（低購買力）的勞動人口，
製造出來大量的消費品投入市場，具備購買能力的消費市場卻增加不多，
能夠提供生產設備資本財仍然是少數工業先進國家（如：美、日、德）。
這對量化生產鏈裡從事中、下游加工組裝國家（企業）都是極為嚴苛的考驗。
所以『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不僅是重大的國際政治事件，
也是影響深遠的經濟事件，迄今仍然持續衝擊著全球經濟。
相較於現在供需嚴重失衡的市場，冷戰結束前的70~80年代，
期間發生的兩次『能源危機』，使得日本擅長設計製造的
低耗能工業機具、汽車、耐久財在全球市場勝出，
東亞各國（尤其是台、韓）也憑藉著平均學歷較高卻相對低廉的勞工資源，
在各國政府的獎勵出口措施下，勤奮地投入製造業，
形成由『相對少數』的製造業國家提供『相對多數』的全球消費市場產品，
因此，供需市場大致上維持著『需大於求』或者至少『供需平衡』的情況。
這種情況或可被稱為『做得出來就賣得出去』的『大量規格化生產時代』，
援用豐田式管理的分析說法，70~80年代又可被稱為『輸送帶式經濟』。
『工業革命』正是將生產技術從工匠身上抽離，單位分割（分工）化之後，
大量規格的生產方式快速壓低製造成本才促成了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
『輸送帶式生產』更在『需求大於供給』的條件下將製造業推展到極盛時期，
所謂『輸送帶式生產』（Conveyer-System Produce）－
就是產品在生產過程中利用機械輸送裝置連續傳送原物料、零件，
在運送原料、零件的輸送裝置旁，按照分割作業流程所需的間隔時間，
配置從事單一加工動作的作業人員，並且將產品單純化、零件標準化，
以便將生產效率發揮到極致可製造出大量制式產品的不間斷生產流程。
在二戰結束直到1973能源危機之前，景氣復甦需求暴增的背景條件下，
企業大量生產後節省下來的製造成本所創造出來的銷售利潤使得
『輸送帶式生產』順利佔有了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生產模式的主導地位，
可是，這種以『機器為主/人力為輔』的大量生產方式有嚴重的缺點－
˙不分國界的製造業競相模仿輸送帶生產模式造成同業競爭減低產品的獲利
˙由於輸送帶都有相當長度，啟動後就要投入許多原料及資金
˙為了抵銷啟動後投入的大量費用就必須要有基本產量才會生產
˙如果產量超過需求，過剩產品成為庫存就需要多餘的倉儲設備
˙生產線過長導致產線頭尾作業時間的落差產生人力等待的浪費
˙作業流程中即使發現因為原料或機具所造成的瑕疵品也只能繼續完成作業
˙隨著經濟提升後社會結構裡中產階級的比率增加，消費市場變為多元化，
市場喜好的轉變或者完全不同原理的替代性產品問世，無法攤提舊生產線成本
豐田機械廠廠長大野耐一（1932-1990）進一步指出輸送帶產線必然伴隨發生的
『生產過剩』及跟之而來所衍生出的7大浪費－
˙生產過剩的浪費
˙搬運過程的浪費
˙庫存去化的浪費
˙加工時間的浪費
˙人員等待的浪費
˙原料零件的浪費
˙瑕疵產品的浪費
這些浪費的缺失在大量需求時代因為大量生產所獲得的大量利益而被忽略，
豐田管理階層更觀察出這種以機器為主裁撤大量人工之後的『自動化生產』有：
˙機器主導運作容易製造出大量不符品質要求的產品
˙若是原始設計有問題不容易迅速變更設計推出新品
˙為了製造新產品必須將生產線上的機器做升級更換
˙自動化機器設備需要大量人力經費時間來管理維護
以上被代稱為『只是減少人員卻沒有實效』的『省人化生產』，
原本認為只會工作不會要求加薪的『科學機器』經過實際評估計算（註1），
以『人力為主機器為輔』的『彈性化生產』產值較大獲利更高，
因此豐田公司研究出所謂『自人動化生產』的『豐田式管理』（TPS）（註2）－
˙調查市場客戶能接受的產品價格決定產品定價
˙撤除輸送帶生產以『多能工』方式生產（U型產線裡人員同時可組裝多種產品）
˙JIT（Just In Time）只製造確認有訂單的產品（由銷售決定生產的拉式系統）
˙配合JIT生產方式管理擴及協力廠商的『零件看板系統』
簡單說，豐田式管理就是『以人為主』的思維模式下所創造出來的
企業生產管理模式才能在供大於求、產品多元化的時代擊敗對手脫穎而出（註3）
（註1：1960年代景氣繁榮時期，豐田也引進大量生產的自動化設備，
原本預期機器取代工人可以節省高額成本，經過大約10年線上生產結果
只有取代人力的機器沒有故障，幾乎不製造瑕疵品，穩定運轉達10年以上
這種『以機器為主』的生產方式才能符合預期的效益，
實際上，這些昂貴的設備不但保養維護不易，還常因故障待修而沒有發揮產值，
於是在1970年前後，豐田除了留下部分重要的設備，其餘全數拆除，
重新設計『以人為主/機器為輔』的U式生產線，整個廠房也配合人員重新設計）
（註2：『豐田式管理』現在已被稱為『日本式管理』推薦延伸閱讀相關資料）
（註3豐田式管理不僅限用於製造業，也不須完全複製套用，
1990日本CANON公司參訪TOYOTA之後，
立刻撤除21萬米長的輸送帶生產線和分布全國的47座倉庫，
以及訓練現場從業人員成為多能工，現場裁減下來的人員訓練後轉任銷售，
結果CANON的銷售額和獲利都大幅成長。）
台灣在面臨90年代冷戰結束後的全球經濟型態轉變的衝擊，
一方面將微利化的終端組裝加工業快速移入中國
另一面希望能夠將生產鏈位階由『量化生產』提昇到『先導生產』－
「產線放中國；研發在台灣」這種佔據製造業『中介地位』的策略不能算錯，
只是，要佔據製造業的『先導生產』必須承受來自『研發/量化』兩端的壓力：
資本資源只有一套，該各分配多少費用比率在『研發/量化』之間？
˙量化生產是政府政策與企業成長的習慣模式（維持不變是等死）
˙技術世代落後先進國家太多，創新研發的不確定性風險太高（等於找死）
於是90年代台灣全面民主化後的前後任政府先後實施－
『戒急用忍』→『積極開放有效管理』→「限制企業對中投資在淨值40﹪內」
並且藉由製造業轉型期內必須配套的外勞政策中抽取規費提供給經濟轉型期
製造業外移釋出的大量非自願性失業勞工轉換行業所需的職業訓練的經費，
這種因應外來經濟變局的做法沒有絕對的對錯，只能權衡得失多寡來論斷，
不過，可以肯定的，如果台灣繼續擴大投資在『大量生產』去競逐消費品市場，
百分之百是『不合時且致命性的錯誤』！
以2個簡化的模型來說明：
模型1－
消費品組裝業，由於跨入的技術門檻較低，一旦投入生產的企業相對較多，
產品銷售的毛利率就會偏低，就算每一件產品的售價（S）不變，毛利設為P
則S能夠容許的成本（C）就會有上限值→P=S－C；C不能＞S
C的成本結構裡至少有：原料（M）、設備（F）、運轉費用（E）、薪資（sa）等
在原料、生產資本財、能源費用差異不大且售價維持不變的條件下，
投入越新、越大、越多、越貴的設備從事『大量生產』搶佔市場佔有率，
只有壓縮成本裡面的『薪資項目』，企業才能夠繼續經營。
1990年起台灣所謂的『高科技電子業』蓬勃發展，可是卻在前後約10年內
陸續將生產線外移，到2005年硬體業留在台灣的產值只剩整體的個位數比率。
這表示，這些所謂的『高科技電子業』屬性仍然是
˙『量化生產鏈』的加工業，沒有主導市場售價的能力（無法提升售價S）
˙投資越多新設備、生產線自動化程度越高→外移壓力越大（F大則sa須小）
所以，當冷戰結束、中國『改革開放』全球釋出大量低價低技術勞力，
經濟發展達已開發國家程度，國民平均所得較高的台灣絕對留不住
這種『大量生產的組裝加工業』（不論這些企業有何種迷人的稱號）。
放置在各自的時代背景條件下來比對，本質上與先走一步的
成衣、雨傘、製鞋等等行業沒有太大不同。
這就像：200/100＝2/1
單看分子200vs2是完全不同的數字，配上分母後，其實都是同一種答案。
60~80年代台灣隨處可見的甘仔店（雜貨店），如今除了少數鄉間或市郊還可見，
其餘的不都轉變成多元經營的連鎖便利商店？
為何高成本（店租、裝潢、人事）的便利商店反而能取代低成本的甘仔店？
為何低成本經營的甘仔店只能存在於60~80年代（或相當水平的現代地區）？
最近有許多外移中國的台商想要回流台灣，開出種種希望政府配合的條件，
問題是，如果這些企業的生產模式（代工/大量/規格）依然如同他們外移之前，
那麼要讓這些企業能夠存續，台灣不就要營造出當時孕育他們的『時空背景』？
台灣要時光倒流回到幾零年代？90？80？或更早？又能停留多久？
模型2－
再以理想狀態下的簡化模型來討論『大量生產』（代號表示如下）
總產量為：N，不良率：k，不良品數量：k×N
單位利潤：P，單位售價：S，單位耗能/原料M，（設備＋人力）：F
得到（N－k×N）×P＝（N－k×N）×S－（N－k×N）×M－F－k×N×S…（式1）
上述的理想利潤中，只有（設備＋人力）F沒有與數量N相乘，
也就是，如果不增加設備與人員薪資且售價可維持不變的情況下，
產量N越大，整體的獲利越大，重整上式兩邊同除（N－k×N）之後，
以『單位成本』來看：
P＝S－M－F/（N－k×N）－k×N×S/（N－k×N）
P＝S－M－F/（N－k×N）－k×S/（1－k）…（式2）
→N越大，F/N的數值越小，定額攤提下設備折舊期限可以越短，
假設即使不良率k不因產量增加而變大，可是，
回到式1，當產量擴充到很大，例如以供應全球的數量等級，
就算不良率k值非常小，乘上巨量化的N之後，k×N的絕對值也非常驚人，
˙假設：
售價為100，利潤為5，不良率＝1/100，
產量是1000萬單位，不良品就有10萬單位，
原應獲利為990萬×5＝4950萬
不良品損失10萬×100＝1000萬
實際獲利3950萬
原本理想化下模式的獲利數值看來不錯（3950萬），
˙接著來看：
若是眾多競爭者巨量化生產後，造成售價的下跌，
S由100→95，P由5→0
990萬單位的產品變成毫無獲利價值的生產：990萬單位×0＝0
此時不良品的損失就極為重要：10萬單位×95＝950萬
須知商品在跌價的過程中，第1個受到影響的就是獲利，
而排列在下面的各項成本結構，原料與設備的成本是很難被替代或壓縮，
剩下最容易『控制』的成本項目裡面，恐怕就是『人力薪資』。
˙這還不考慮k值是否會因為生產數量N的放大跟著提高的情況。
這些不良品即使已經在帳上提列損失，如果不設法去化，
萬一產品過季或被淘汰又會發生『倉儲與管理』成本，
或售價下跌過快，正常品銷售利潤遭受侵蝕，必須出售不良品來彌補，
因此，『大量生產』一定要伴隨著一個『次級市場』來去化不良品，
尤其是電子類消費品的產品生命周期都不長，
加上中國對進口消費品設下保護性關稅及高額加值型營業稅，
台灣這些電子組裝加工業如果繼續留在台灣擴量生產接品牌代工大單，
台灣市場根本無法消化這些不良品（主要消費能力不須需購買次級品）
送到他國的『次級市場』加計運費及稅金後不敷成本，
將『大量生產線』設置在附帶『次級市場』的區域就變成必要。
透過上述2個理想狀況下的獲利模型分析（實際情況一定更低），
可以得知－即使台灣政府提供再多、再久、再大的優惠措施，
這些電子組裝加工業如果要配合國際品牌全球行銷不斷膨脹的『代工訂單』，
無論如何一定會想盡辦法將擴大產能的新產線移往
˙低工資低勞工權益
˙生產地區內有龐大的『次級市場』的中國，
再加上語言能通，方便台灣研發人員迅速移轉標準製程讓新產品量化生產上市，
以便能跟上電子消費品的世代交替速度。
台灣的社會發展程度真的已經留不住這種『大量規格化生產』的企業了。
問題是－台灣該將寶貴的資源（人力與資本）繼續投注在中國的組裝加工業嗎？
很肯定，每一種投資都有最佳獲利狀況和時點，也一定有周期和極限，
經濟學家所指出的『投資效益遞減』與『機會成本』抉擇點發生在哪種情況？
從幾項巨觀的經濟數據來說明中國的經濟發展本質－
˙中國近年來每年的經濟成長率（約8﹪~10﹪）可是佔全球比重不高（10﹪↓）
˙中國官方公佈的2006年進出口總額：17607億美元（以年平均匯率1：7.8087）
佔國內生產毛額GDP：人民幣20940億元的比重約在65﹪（對外依存度高）
˙進出口貿易順差1775億美元
出口額9691億美元－
國有企業1913億美元
外商投資企業5638億美元
其他企業2139億美元
進口額7916億美元－
國有企業2252億美元
外商投資企業4726億美元
其他企業938億美元
外商投資企業佔出口創匯額的51﹪（912/1775）
若加計『其他企業』則佔出口創匯額超過100﹪
國有企業多半屬於進口原物料、機械設備銷售於中國內需市場
主要貿易順差的國家合計順差2360億美元
對美國：出口2035億美元；進口592億美元（順差1443億美元）
對歐盟：出口1820億美元；進口903億美元（順差917億美元）
主要貿易逆差的國家合計逆差1358億美元
對日/韓/台：
出口916/445/207（合計1568億美元）
進口1157/898/871（合計2926億美元）
主要逆差值佔主要順差值比率約在57.5﹪（1358/2360）
˙2006年新增外匯儲備2475億美元，
累計10663億美元（2005年為8188億美元）
2006年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694.7億美元
2006年貿易順差為1775億美元
通常持有高額外匯存底的國家會將外匯轉投資在外幣本國的金融市場，
如：政府長短期公債、股市、土地等獲取投資收益，
中國到2005年外匯存底8188億美元，
僅以當年度美國利率水準約5﹪計算：
8188×5﹪（借款利率）應有約410億美元的收入
新增2475－應有（410＋695＋1775）＝－405（億美元）
此短少的405億美元可能用於：1.勞務移轉2.支付國際債務本息3.不明損失
（註：2006年人民幣兌美元平均升值3.35﹪，
相當於中國持有之外匯資產價值減少3.35﹪）
˙城鎮人口平均可支配所得：RMB11759元/年（約1500美元）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200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網址：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70228_402387821.htm）
綜合以上可以歸納出－
˙中國外匯存底主要為外商投資匯入及外資企業出口創匯所得
˙中國創匯仍然高度依賴外資企業（尤其是日/韓/台的原、物料、設備）
˙中國進出口依存度佔GDP比率偏高，
中國國內消費市場不大，且國有企業佔有優勢
˙外資投資中國的企業生產型態仍然是以－
『大量/規格/製造末端』的消費性產品為主
簡單說，中國的『世界工廠』就是國家級的『輸送帶經濟模式』！
這也就是台灣許多企業赴中投資只會宣稱是『搶佔市場』、『卡位』，
沒有企業會說赴中投資是為了『產業升級』、『創新研發』的原因。
所以，外移的都是台灣已經會做的、較低階技術層次的『重複性投資』。
這些台灣赴中投資企業隱藏的假設性前提是：
˙如果台商先行設立大規模產線具有先發優勢在售價下跌前能夠及時攤提成本
˙如果台商設立更大量的生產線『可能』降低他國投資相同性質的工廠的意願
˙消費品市場仍然是需求大於供給的型態
爰用經濟學者大衛˙傅利曼（1976諾貝爾經濟獎得主Milton Friedman之子）
『傅利曼的生活經濟學』（先覺出版社）裡的2種比喻：
1)超市排隊結帳：
購物者只要看見櫃台前有不同長度的隊伍，
自然會排進較短的一列，使得所有的隊伍變得一樣長，
可是如果某列的排隊人數較少－
很可能是結帳員的動作特別慢或是隊伍裡有許多購入大量且多種商品的人，
又假設有某列隊伍人數較多－
可能是因為結帳員的動作較熟練，或隊伍裡的人選購的商品較少較單一，
最後使得『同時期』所有消費者等待結帳的『時間長度』趨於相近。
2)塞車時段變換車道－
道理約同於『超市排隊結帳』的結果，最後使得所有車道的速度同慢，
若每位駕駛人都非常理性且有默契，可能會利用變換後提高車速，
可是變換車道時伴隨提高的交通事故風險也要列入考慮，
如果得不償失，就不會輕易選擇變換，
如果有助提升速度，所有人會跟隨，一直達到新的『平衡速度』
這2種實例說明了，即使某種『有利』的情況出現，
也會因為參與者的『趨利』行動而使得『有利情況』消失，
除非，『結帳台』和『車道』對於『部份的』參與者提供『特權』
或者是有特殊的資訊未被所有參與者得知，但是，
那會造成無特權參與者的不利情況導致退出，
最後剩下都是原先『有特權』的參與者，
如果所有參與者『都有』就等於『沒有』，
於是，『另一種條件』下的均衡狀況再度出現。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即使初期真的具備『有利』於某些行業的條件，
經過這十幾年來全球各國積極參與，原先『有利』條件還能存在嗎？
中國政府如果不利用特權在內部製造出參與者之間的『差別性有利』
以吸引部份（而非原先全部的參與者）的參與者持續投入，
投資中國還能有什麼『有利』條件繼續存在嗎？
中國官方公佈『2006年分行業外商直接投資及其增長速度』－
「全年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694.7億美元下降－4.1％，其中，
製造業佔400.8億美元比重最大，下降幅度為－5.6％，
金融業下降幅度達－45.2％，主要增加項目為房地產業＋51.9％」
這對於希望藉由中國作基地搶佔全球消費品市場的製造業代表什麼訊息？
中國政府不斷分派的『差別性特權』最後會留給哪一國投資的企業？
再以大衛˙傅利曼書中的柳橙案例來說明－
「是否值得再吃更多的柳橙取決於你已經吃了多少，
在吃第1個柳橙時，柳橙的『邊際價值』很高，
你可能願意放棄購買其他商品，用2美元去買第2個柳橙，
但是當你吃到第50個柳橙時，對你而言再多1個的『價值』可能為0」
要投入生產的資本、設備、原料是固定的（甚至上漲），
這相當於柳橙的『價格』（生產成本）是固定的（以每個1美元為例），
等到你已經吃到第40個了，這個柳橙對你而言的『價值』恐怕只剩幾分錢，
你還會要用1美元/個的『價格』去買柳橙來吃嗎？
民主政治最寶貴之處是能夠讓國家內所有不同階層的多元意見
透過政府及議會的機制來行使其意志。
對於台灣政府而言（當然包括了資本家與勞工的意志在內），
已經開放股票上市上櫃企業淨值的40％可赴中國投資，
這些企業所從事的其實還是量化生產的『重複性投資』，
即使原先迫於產業屬性必定會朝向低工資地區移動，但是，
已經使用到企業淨值的40％之後，繼續擴大投資在這類的產業
所獲取的『邊際價值』還能超過『投資成本』嗎？
回過來質疑－『卡位』、『搶佔市場』心態的那幾種假設：
˙全球消費市場仍然是適合『輸送帶式生產』的需求大於供給的型態嗎？
˙他國（含中國）有因為台商設立產線後就不會投資相同產業嗎？
˙台灣投資在中國的產量越大，產品毛利率能提升或維持不變嗎？
˙台灣投資/中國製造的產品品質有提高嗎？
即使不是中、下游的組裝企業，以上游的IC晶圓廠來檢驗－
在晶圓廠設備與原料來源相同，中國不吝於投資的比較條件下
鼓吹赴中投資的說法：
1)中國人力素質物超所值
2)貼近下游客戶
3)以舊設備搶佔中國低階產品市場
˙中國政府會對中資廠與台資廠一視同仁？
˙中國自設的晶圓廠製程技術與產品良率超越台灣？
˙在中國的生產廠能夠不需要台灣的人力、技術支援嗎？
˙晶圓製程的生產必要條件：原水、供電、氣體，在中國也是『物超所值』？
˙台灣晶圓廠的毛利率低到無法負擔運送成本？
˙台灣晶圓廠的設備利用率經常滿載？
˙中國目前仍然缺少低階的晶圓廠或低階晶圓廠產能供不應求？
˙台商赴中設立晶圓廠之後，他國就不會設立晶圓廠嗎？（Intel的大連投資案）
˙和艦、宏力、中芯的營運狀況如何？
如果上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那麼，在全球多元市場變化快速的條件下，
哪種行業投資中國越多、越大，哪種行業的『邊際價值』越快『無值化』。
彼得˙杜拉克先生多次強調：
「企業組織最珍貴的資源就是資本和人力，尤其是人力更是最關鍵性資源」
企業每多投資一分資本在低人力素質要求（低工資）的產業，
企業就是在放棄產業升級增加企業競爭力的機會，這等於在縮短企業生命。
如果中國的人力素質真有到達台灣人力素質水準，薪資卻只有數分之一，
那麼，企業赴中國投資一段時期後應該就不需要台灣的人力支援了，
又者，台灣的勞工就不夠資格在全球人力資源市場享有如此的薪資水準，
上百萬人次被迫往來中國台灣之間做技術支援的受薪階級是什麼意義？
鼓吹赴中投資：「中國人力素質物超所值」的這種說法符合事實現況嗎？
尤其是那些享盡台灣政府所提供的各項優惠及資本市場資源的企業經營者，
是不是在獲致成功後萌生『自我膨脹』與『設備崇拜』的傲慢心態，
忘了仔細瞭解企業過去之所以能成功至少還有人力、環境、政策等要素？
林濁水在「共同體－世界圖像下的台灣」第二段『經濟共同體』
闡述了對台灣經濟的觀點，其中著力最深的當然是台灣與中國之間的互動關係。
大致上，林濁水的論述可以歸納為4階段來看－
1)台灣發展經濟應該還是要以製造業為主，台商投資中國具有中介技術的優勢，
而台商藉由透過中國作為生產基地，完成全球運籌的佈局擴大市場佔有率，
中國也透過台商的協助，經濟快速崛起，在台灣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模式中，
台灣不但有主導性地位，更可以消弭台海發生戰爭的機率。
2)台灣政府不該限制民間企業的發展，即使設下種種限制，
台商仍然可以透過其他管道轉赴中國投資，所以應取消淨值40％的投資上限，
並且開放三通，以利台商在台/中兩國的運作與生產管理
3)政府應改善國家長期財政能力，修改不合適的社福政策，
提高國內的投資比率（提高到20％GDP以上），
並且設法降低失業率（長期目標3％~4％）達到充分就業
4)資訊時代全球市場將分成三大區塊：美州、歐盟、亞洲
台灣結合日/韓的優勢技術，中國/東協的生產基地與龐大人口，
以殊異於美、歐的文化屬性共同建立華文系統規格的亞洲市場
這種鼓吹台灣：
→幫浦加壓（提高投資）
→打開閥門（解除投資上限/開放三通）
→循環混合（共同建立語文規格市場）
林濁水！這到底是在為資本家說情？還是在替中國請命？
這樣的論點，除了沒有『統一』的名目，與東西德合併後的作法有什麼不同？
林濁水自己在p7提到有關德國統一：
「統一在實務上˙˙˙包括經濟生活、文化價值˙˙˙等等重分配的艱鉅工程」
「德西為了這工程從1991到2004投入的，單單是金錢就達一兆兩仟伍佰億歐元，但是仍舊沒辦法彌平兩德人民在近半世紀分途發展以後在文化價值、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經濟生活、思維模式、甚至歷史記憶各方面的鴻溝。於是東德的重建成為兩德財政上的黑洞˙˙˙」
「德國著名的明鏡週刊為統一做的總結是『德東停滯，德西沈淪』」
除開中國對台灣的主權野心與軍事威脅之外，
台商在中國的投資還可能遭遇到哪些問題？
4.「認識自己」的第4個問題－
「在中國的投資可能遭遇到哪些問題？」
許多以外銷出口導向發展經濟的後進新興國家，發展初期都會運用－
˙國內相對於出口國較低薪資水準的勞工
˙限制進口奬勵出口的各種土地與租稅優惠方案
˙固定或聯繫出口國的貨幣匯率
來吸引外商（外資）進駐投資，這些措施主要是要對投資的外商保證－
˙提高投資成功機率
˙免除因匯率變動可能造成的損失
且先不論其他優惠措施長期實施之後所可能引發的『負面作用』，
『固定匯率制』就有其根本性的問題存在。
將本國貨幣與對象國貨幣掛鉤這等於－
˙把『調整匯價』的權力交付給他國
˙『假裝』本國的經濟情況與對象國大致『相同』
˙本國的金融市場的利率趨勢也要與對象國『同步』
通常以外銷導向的國家都必須持有『外匯存底』作為進出口支付之用，
如果引進外商（外資）投資成功，貿易經常帳出超，加上限制進口，
逐漸累積了高額的外匯存底，這種情況下的『固定匯價制度』
就等於是『輸入性通膨』的管道。
因為實質強勢的貨幣對外被『假裝』成弱勢，這會引發『趨利買勢』，
外資不斷經由各種投資管道匯入兌換成本國貨幣，形成超額貨幣供給，
（貨幣供給成長率＞實質經濟成長率）造成『較多』的貨幣追逐『較少』的商品，
累積到一定程度就容易造成『通貨膨脹』壓力，
過高的通膨率導致本國商品與生產要素價格上漲（薪資、土地、國內原料），
一方面誇大了內需型產業的獲利；另一方面削弱了外銷型產業的競爭力，
對抗通膨所採用的手段多半為：
調高利率或是由政府出面投資大型公共建設來收縮市場資金
可是高利率會對企業的資金調度造成壓力，對經濟造成傷害，
權衡整體收支得失之後，接著只好放手讓本國匯率『升值』，
高利率與高匯率又會吸引更多套利性的外資湧入，
趨勢形成之後會更進一步推升本國匯價走高，
本國貨幣升值後對外購買能力增加，向外國融資貸款變得『划算』，
進口品（設備/原料/成品）價格也變得『便宜』，
貨幣升值後外銷商品的競爭力下降，外銷減少後只能開放國內市場，
國外（外商）商品進入市場，若是品質優於本國產品（這種情況幾乎必然發生）
會使得本國資本所投資量化生產的消費財工業難以持續高獲利，
這些企業為了償還所借貸的資本除了可能投入更多的工業性投資，
更大可能是將持有的資金轉作商業性資本的『投資』
（如：房地產、金融商品、股市）
此時，『投資』這項行為已經成為『目的』而非『過程』，
結果就是持續的『經濟過熱現象』，也就是所謂的『過度投資』。
（註：『過度投資』常見於亞洲新興國）
實施『固定匯率制』還有另一種結果：「外銷出口能力不如預期」
也就是實質弱勢的本國貨幣對外被『假裝』為強勢，投資生產不順利，
為了發展經濟持續導入的外資就容易轉向消費性交易活動，
過多的貨幣供給同樣也會造成『本國性通膨』，
本國商品相較於進口商品感覺『變貴』，政府與民間對進口的消費大幅增加，
為了不使對外借貸的金額『變多』（如果本國貨幣相對於借款貨幣貶值），
且需要更多外資進入彌補貿易帳差額（收支不平衡必須借新還舊），
只好繼續維持『固定匯率』並且調高利率吸引套利性外資流入，結果就是－
經濟雖然成長，但平均國民生產額卻沒有同幅提升的『過度消費現象』。
（註：『過度消費』常見於拉丁美洲新興國）
不論是『過度投資』或『過度消費』都算是後設的『評論性語詞』，
其實就是資本邊陲國為了吸引資本核心國的資金流入，
採行『固定匯率制』將投資的風險由資本邊陲國自行吸收
（匯率如有變動會使原先投入的資產/債務實際價值發生變動，資本不願進入）
經過一段時期之後累積與實際經濟狀況的『偏差』所引發的『經濟調整現象』，
即使是先進國（資本核心國）自身與彼此之間也經常發生『調整』
只不過這種『調整』所造成的『衝擊』對於新興國的政府和人民
因為由貧窮、落後好不容易爬升到小康、富裕卻突然遭遇『變局』
其間『得而復失』的『落差』，所以感受特別強烈、情緒特別憤怒。
經濟發生問題之時，表面原因是：『固定匯率制』，
『固定匯率制』幾乎就像是一種『謊言』；
對內對外的謊言－「本國的經濟狀況與對象國『幾乎一致』」
原始謊言生成之後，就只好用更多的謊言來維持它的存在，
直到事實再也支撐不住這些不斷疊加、繁衍、膨脹的謊言。
實際上，真正的問題出在：「核心資本不願負擔風險」
許多人倡言自由貿易經濟可以促使專制政體逐步走向民主開放，
甚至預言中國在『經濟改革開放』多年之後政治體制終將『走向民主』。
引述既是投機者也是慈善家，評價兩極化的喬治˙索羅斯在其著作
『全球資本主義危機』（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中的觀點：
「金融市場（資本主義）並非不道德而是不涉及道德」p197
「資本主義體系將土地、勞力、和資本都變成商品，
在體系擴張時，經濟功能開始宰制人和社會，並且侵入
文化、政治等以前不被（該）視為是資本主義所管轄的領域」p108
「說資本主義導致民主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困難，
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內部可以推動一個國家朝向民主方向前進的力量並不存在，
國際銀行和跨國公司時常喜歡跟一個強有力的體制打交道，即使專制也好」
「資本主義的會計單位是金錢；民主政體是選民的票，兩者的利益也不同，
資本主義是私利；民主政體是公利」p114
再借用日本學者長谷川慶太郎在1998的著作概略回顧『亞洲金融風暴』：
˙落後的政治制度－
亞洲大多數國家的政治體制仍屬於『開發性獨裁』形式，
由軍方或少數者的政治勢力獨攬整個國家的權力，支配國內資源，
即使因政策失敗，政權也不必為了負責而發生轉移，因此，
掌握政權的勢力和地方的財閥或企業集團就會有不當掛鉤，
同時，不論這些集團屬於軍方或獨裁者都會想要利用經濟情況中飽私囊。
˙落後的社會制度－
大部分人口受到漫長傳統農村生活影響，
不會主動要求徹底實施民主，也不積極表達政治主張支持反對勢力，
各國的勞動市場維持著相當強烈的『企業專制體系』，
工會對企業的雇用、解雇毫無置喙之處，全憑經營者一句話決定。
˙落後的金融體系－
各國政府嚴格掌控金融體系，銀行融資成為政府，
尤其是最高黨政要員的私器，被少數人把持、利用，
一方面經濟成長非常仰賴外資的引進，
另一方面在國內金融作業有種種限制，使得引進外國資本時
所設定的融資條件與國內金融市場的行情條件產生相當差異，
這就為某些特定的財團開放了一扇特權之門，
光僅這中間的差別條件就大大影響到企業的經營效益，
經濟資源被政權透過落後的金融體系運作所扭曲逐漸偏離合理化經營，
隨當權者喜好、關係、不當賄賂途徑發放給特定對象，
長久之後，經濟成長發生偏差，經濟結構出現不該有的矛盾現象。
˙落後的製造業基礎－
雖然亞洲大部分國家都有勤奮、高素質的低廉勞工，
可是企業多數以能迅速回收資本的末端組裝業為投資重點，
不肯多花費資金在基礎研發與產業技術的提升。
一旦經濟成長之後造成勞工薪資上漲，企業的獲利能力就大幅衰退。
（註：『亞洲金融風暴』約可由1997/7泰銖急貶開始算起，
長谷川先生這本書的付梓甚快，台譯本於1998/5出版，
書中提出許多對亞洲後續經濟情勢的預判雖然沒有完全應驗，
但當時，他直言南韓因對抗北韓的戰略地位仍然存在，
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一定會設法挽救南韓的經濟，
他認為南韓很快就能從風暴的傷害中脫困，印證後來的發展，也確實如此，
南韓經濟能夠很快復甦，其實並不完全是因為所該國採行的對策，
必須將南韓在亞洲整體的國際戰略政治因素納入，
也就是說，各國在全球經貿市場的表現無法脫離更上層架構的國際政治影響）
以上這幾種『落後』在導入外資發展經濟的初期都能快速獲致成果，
金融資本不只喜歡逃避高工資與高稅賦的『責任』（等於增加獲利）；
更喜歡結合權力取得特許地位來規避市場波動風險（等於保障收益），
當有比原先流入投資的地區更為『特許保障』的國家願意加碼招攬，
這些外來的金融資本立刻反轉流出投懷送抱，
在亞洲當時，這個『更落後國』當然就是中國。
在經濟快速成長時期，這些『落後』的問題都被繁榮景象所遮掩，
當權者甚至誤以為是自己所採取的政策才成就了本國的經濟發展，
等到達瓶頸點－「工資與物價同時上漲」，企業資本獲利難以持續，
外資/外債反轉流出，各國經濟陷入困境，
才顯現出這些『亞洲高成長模式』的本質。
可以說：「成也『落後』；敗也『落後』」
『亞洲金融風暴』之前之後，這些國家的政治體制有多少轉向『民主法治』？
台灣的政治體制堪稱亞洲最民主的國家，前獨裁統治集團－國民黨，
從失去政權到現在為止，有任何走向『法治民主』的表現？
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市場非但不必然促成民主政治，
比較起來，資本體系恐怕還更喜歡親近『專制獨裁』。
整體來看，亞洲各國的政府和人民都非常節儉勤奮－『重視儲蓄、鼓勵投資』
『投資』並非是件壞事，但是要看：
「用誰的錢？投資什麼？耗費多少？何時回收？」
『過度投資』最後產生對經濟的負面作用恐怕不亞於『過度消費』，
尤其如果是：舉債投資、債資比例過高、重複投資
中國領導人也很清楚中國明顯有『過度投資、經濟過熱』狀況，
前任總理朱鎔基實施過『宏觀調控』試圖降低地方政府脫序的投資行為，
統計數據上也確實有一定程度的遏止作用（至於數據是否真實很難判定）
2004/4/29新任總理溫家寶無預警再度拋出大規模『宏觀調控』政策，
中國央行所發表2004Q1「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指出中國經濟有下列現象：
˙整體投資增長過快
˙新開工項目過多
˙在建規模過大
˙投資結構不合理（固定投資形成增長過快）
˙地方投資增長過高
˙工業和建築業投資過多
˙私營和外企的投資增長過高
如果情況持續下去，中國經濟會有下列問題：
˙能源供需失衡，更加重對鋼鐵、電解鋁、水泥高耗能產業的需求
˙加大通膨壓力
˙造成產能過剩，企業破產增多，銀行壞帳增加
中國自2004年實施『宏觀調控』到2006年Q1依然有經濟過熱問題，
於是在2006/6/1起，增加『宏觀調控』15項新措施，
並且對汽車、電力、紡織等新開工項目從嚴審查，
企圖以金融信貸手段（利率、額度）來限制投資成長。
從這一點也可以看透，中國中央對於管轄諸侯式的地方經濟成效有限。
中國的經濟不論是：對內－利率、物價；對外－匯率、順差及巨額外匯存底
都必須面臨『調整』（且先不使用一些評論性語詞，如：風暴）
一個國家面臨經濟調整會優先顯示的徵兆就是『貨幣價值變動』。
尤其是原先實施『連繫匯率/出口導向』的新興國。
資本主義的兩大核心要件：1)所有權2)貨幣
許多學者都曾經專書討論－『什麼是貨幣』
可見『貨幣』內涵意義的複雜，概略來說：
發行『貨幣』是一個國家的『特權』，但並不是每個國家都會發行自己的貨幣
一國的貨幣就等同於「該國的中央銀行、中央政府、所有納稅人的『信用』」
一國的『貨幣』作為支付系統有3種功能：
1)會計單位2)交換媒介3)價值儲存
一國的『貨幣』對內、對外有3種價格：
1)利率2)物價3)匯率
林濁水在「共同體」一文的觀點，
第（二十八）、戒急用忍與積極管理p54當中寫到：
「我們實在要慨嘆，所謂三不三通、要不要維持40%對中國投資上限制、台灣依不依賴中國、邊不邊緣化、或者亞不亞太營運中心等等，從經濟面來說，都已經沒有什麼政策上的意義了，然而雙方卻仍然捉住這樣的題目，耗盡力氣熱戰不已，而真正的政經發展策略，就被耽誤了。」
先放下『通航』所涉及到的主權問題，林濁水『支持3通』的理由竟然廉價到是：
「在國家製造產業結構的兩岸佈局政策上的意義來說，三不三通的辯論，其實已經沒什麼意義了。真正的意義只剩下維持讓到中國投資的台商在管理上兩岸往來時繼續痛苦不已而已了，曾經有多數產品在中國生產的大電子廠商東亞區營運負責人強力抱怨，不三通，使他的公司競爭力受到嚴重傷害，但被反問那你們為什麼會變成世界排名第一的廠商？他臉色黯然，才無奈地說：
『你知道不三通，我們這樣奔波往來有多辛苦嗎？』
這公司在中國成功生產，表示：
1. 不三通沒阻止住他廠房被中國磁吸
2. 不三通不妨害他維持產品世界第一的競爭力
3. 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非讓他們受苦？」p50
林濁水將台商對中投資的企業型態分為（p53~54）－
˙攻擊型－以中國內需為主（如：電廠、石化廠、煉鋼廠）
˙防禦型－以中國為生產基地擴大全球市佔率（如：電子硬體系統業、IC產業）
得到如下看法：
「電子資訊硬體產業生產線和LCD後段組裝業的出走，又回頭支撐了IC產業和LCD上游產業的發展這一個事實，一刀兩刄地，既否定了大中華經濟圈主義者認為台灣只有香港化的論點，也否定了和中國經貿往來，尤其是對中國投資，台灣只有空洞化和邊緣化的說法。」p46
「台灣的OEM、EMS廠製造，尤其組裝部門全部外移的結果，其國內雇用員工常常降 到5%以下，這是舉世所無的狀態。台灣企業充分運用了中國的崛起，資訊產業代工製造業得到爆炸性成長的機會，例如鴻海營業額從1999年的382億台幣到 了2005年躍升到4216億台幣，高達11倍之多，其他出走企業一定程度累積了台灣在國內轉型的條件。製造端出走中國的資訊業ODM和EMS廠，雖毛利 愈來愈低，但高週轉率，結果仍然是高EPS，股本獲利率非常豐厚，而且以世界級的規模出現；另一方面，留在台灣的晶圓廠，雖低週轉率但高毛利，結果也是高 EPS，也以世界級的規模出現。
這一出走、一未出走的兩樣利潤豐厚的相關聯產業連結架構起了台灣電子業的一些IC設計、關鍵零組昇級成長的巨大空間，也使這些公司獲得極高的利潤，帶動了產業的轉型。」p48
台幣與中國人民幣『通匯』竟然是「沒有什麼政策上的意義了」？
『通航/通匯』只是為了廠商訴苦的「不三通，我們這樣奔波往來有多辛苦嗎」？
林濁水將IT組裝業在中國的『垂直整合』視為一種自主式的『產業升級』，
並以鴻海為例，企圖證明「擴大IT組裝業在中國投資對台經濟有利」的說法。
事實上，IT組裝業大量外移後中國後進行『垂直整合』主要基於2種驅力－
1)中國租稅政策（政治面）：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設立各個『特區』吸引外資投入，
此時所採用的方式為：『來料加工』－以台商為例：
對台商而言中國境內只是一個『加工廠』，企業接單主體仍在台灣
若商品出口金額為100，勞務加工費10，
台灣的出口貿易額仍是100，中國只有10
此時中國對於『進口原料』的管制著重在
『原料→產品』間『數量』的核銷，
若是有差額，或者不符合產出/產餘數量，
就對該企業進行查稅/補稅的稽核。
到了下一階段，中國逐步取消『來料加工』改採『進料加工』，
以上面的台商案例來看：
原本中國境內的單純加工廠就必須要『升級』為一個外貿企業體，
若商品出口金額仍為100，原料為：50，
則該台商留在台灣的外貿額變為『對中國出口50』，
而設在中國的公司外貿額變為100（對外出口『成長』10倍）
此時為配合『進料加工』，一方面擴大各種『特區租稅優惠』
對於進口原料的管制措施除了『數量』在『進口報價』也嚴格稽核，
作法即是：「高進口關稅、高額加值營業稅、高出口退稅」
並且可以防止外資企業的產品打擊到中國國內企業的消費財市場。
而台商原本在台灣採行「垂直分工、水平整合」的產業鏈模式，
到了中國面臨『垂直分工/轉廠貿易』會發生的高額加值營業稅的稅制，
所採行的對策就變成『由下往上垂直整併』的投資生產模式，
以避免垂直生產鏈的『轉廠貿易』過多的繳稅/核銷流程，簡單説－
中國的「GDP成長率」＆「進料加工」＆「高出口退稅」是一體的孌生關係，
台灣IT組裝業（所有製造業）會進行『垂直整併』是因應中國稅制的結果。
2)產品毛利率下降過快（經濟面）：
以簡化模式來說明，垂直分工原有－c1、c2、c3，平均獲利率均為k×成本
c1＋kc1=p1（第1段零件的成本＋獲利=售價）
c2＋kc2=p2（第2段零件的成本＋獲利=售價）
c3＋kc3=p3
原有『垂直分工模式』下最終組裝業的成本c3=（p1＋p2），售價p3=c3＋kc3
由下向上整併後，可以將成本C與售價P壓縮為：
C=（c1＋c2）；（c1＋c2）＜（p1＋p2）
P=kC因為C＜c3→P可以小於p3（組裝業可進行削價競爭）
P＜p3有2種可能：
˙最終產品價格下跌過快，零件供應業者無利可圖願意將企業併入下游組裝業
˙下游組裝業者希望擴大利潤，積極殺價或出資併購零件供應業者
也就是在全球化市場競爭壓力下，電子消費性產品世代交替與價格下跌快速
上游的零件業想賣；下游的組裝業想買，自然促成了『垂直整合』的企業併購。
（註：整體而論，上下游都有意願進行『垂直整併』，這樣的結果是－
雖可透過增加數量維持獲利，但產品價格與全體產業的產值快速下降，
『生產者剩餘』高度且快速集中化不利於社會財富分配，
消費性產品的存續週期縮短，造成不可再生性資源的浪費。）
林濁水宣稱這類IT組裝業赴中投資「40﹪淨值上限根本用不完」
IT組裝業「低毛利率、高周轉率、高獲利率」的因素是什麼？
以鴻海為例（單位：台幣）－
˙資本額約517億（2006年度，固定資產約當資本額1/2尚未折舊完畢）
˙單月營業額目前約800億台幣（年度平均單月約為1.5倍資本額）
˙應收貨款（約1.5個月營業額）扣除應付貨款（約1個月營業額）
約有200億元差額相當於0.5個資本額
˙存貨數量約1個資本額
˙營業毛利約為5﹪，營業費用約2﹪，營業純益率約3﹪，業外收益約3﹪
˙平均每股獲利率EPS約6~7（0.6~0.7個資本額）
˙負債/資產約49﹪，2006年度淨值（股東權益）約1600億元（3個資本額）
「高週轉率/低毛利率/高獲利率」是－
每月1.5個資本額×12個月/年＝18個資本額/年
18個資本額×營業純益3﹪約＝0.5~0.6個資本額
˙營運週轉金至少需要－
應收－應付＋存貨約為1.5個資本額
˙可投資中國額度大約是－
淨值約3個資本額×40﹪=1.2個資本額
減去資本性支出（土地廠房未折舊餘額0.5個資本額）
即使全部視為可用營運週轉金剩餘約為0.7個資本額
營運週轉金需求1.5個資本額－可當資金0.7個資本額約＝還需0.8個資本額
全部投資1.2個資本額＋所需週轉金0.8個資本額
˙則投資中國『生產＋運作』實際所需資金約＝2個資本額
假設：
若是鴻海並沒有將全部可用投資額度用完，
或者淨值其他部分無法轉換成營運週轉金，
已投資金額較少，按照現有營運狀況的資金需求不變，
（所需營運週轉金）/（投資中國金額）的『比值』會更高
這樣的情況也就是－
「每開放1份的資本赴中投資，實際還需要2~3倍以上的資金協助營運」
這種高週轉率的營運資金需求不外乎從下列幾中途徑籌措：
1)金融借貸2)延長協力廠商應收貨款期限3)縮短客戶應付貨款期限
同理，產業上游的IC晶圓廠、石化輕油裂解廠雖然門檻高、毛利率也高
但在資本設備的投資金額都數倍於實收資本額以上（台積、聯電、台塑六輕），
資金來源不外乎：金融體系聯貸/發行公司債
所以，不論位居產業的上、中、下游，都是運用
『擴大信用』的財務槓桿方式來提高企業獲利。
這正是許多赴中投資企業會透過各種管道（如：林濁水）
積極遊說政府解除投資限制，開放貨幣通匯結算的重要因素。
問題是－
˙企業既然都已經在中國投資，為何不尋求中國金融體系授信借貸？
˙如果連具有債權保障優先順位的中資銀行都不能/不肯滿足台商所需額度
台灣的投資大眾與金融體系要如何保護投資與確保債權？
事實上－
中國雖然積極招攬外資，引入資本與技術來發展經濟，
外資可分為3種：
外人直接投資FDI（如：設廠生產，俗稱『冷錢』）
外人證券投資FPI（如：股市、債市，俗稱『熱錢』）
外人其他投資FOI（除上述2類之外的外人其他資產/負債項目）
中國歡迎的是『冷錢』FDI外資，對『熱錢』FPI外資則設下嚴格限制，
中國擔心許多外資「假投資之名/行炒匯之實」影響人民幣匯率及物價，
因此，即使是外商直接匯入設廠投資（台商並不列入外資）
對資本投資與營運用途在金融帳戶上也作嚴格的區分與管理：
˙資本用途－
1)資本金帳戶：資本以股本方式匯入
2) 外債帳戶：
外商投資須經中國政府依產業批准『投資許可總額』
與企業實際到位投入資本的差額為『投註差金額』，
企業要申請國外長期貸款（列為『長期外債』）不得超過此『投註差金額』，
並且所借資金須以「外債帳戶」專款專戶運用管理，
長期外債上限的『投註差額度』不可循環使用。
˙營運用途－
1)結算金帳戶：貿易項目下外匯收支帳戶
2)外匯貸款戶：
向中資或中國境內外資銀行申請營運用貸款金使用的帳戶，
所舉借外幣款項不得兌換為人民幣作為支付內購料款。
此外幣借款列為『短期外債』，額度可循環使用。
許多台商一方面為了規避「淨值40％投資上限」的規定，
而且全球品牌代工訂單的付款期限，
絕對不是如同上市公司財報上所顯示的那麼短，
另一方面為了中國的進出口優惠稅制規定，以及營利所得賦稅規劃，
台商會選擇百慕達或英屬開曼群島等免稅地區設立『紙上公司』，
接獲的全球品牌代工訂單透過這些『紙上公司』轉下中國事業體，
付款也由這類『紙上公司』先行墊付以能符合中國出口退稅申請期限，
若是要申請外資/台資銀行長期貸款，
也都由這類『紙上公司』以代工訂單的『應收貨款』作為擔保。
上述只是簡略說明台商赴中投資的資金安排與需求的情況，
還不考慮到中國對「外資企業/合資企業/三資企業」相關管理法令，
推論出－
˙台商投資的方式受兩國管理政策的影響
˙台商的投資金額（金流）很難清楚呈現
˙台商投資中國的營運與財報在會計帳上有『操作空間』
˙台商實際投資中國累計金額應在已申報核准金額的2~3倍以上
接著就這種「高財務槓桿的『高獲利』海外投資」，
來探究台灣/中國兩端可能存在的『高風險』因素－
參考台灣經濟部統計－
「正式申請赴中國投資登記有案的上市上櫃公司
自1991~2006Q1累計匯出金額5346億元台幣
投資收益累計匯回416億台幣，約佔匯出金額7.78％」
（註：上市上櫃公司資本是來自投資大眾，
屬公領域事務，故以此類資本投資結果來討論）
˙以台灣的立場：
1)台灣勞工：流失大量就業機會
2)台灣政府：損失大量稅源基礎
3)台灣股市：
投資大眾除了在股市價差交易的『紙上富貴』，
實際收益低於相同金額在台灣銀行體系定存複利收益，
除了對於『高成長型』的企業可接受『配股』方式，
投資『成熟型產業』以現金『配息』為投資主要考慮條件，
尤其是對海外投資型企業，實際營運情況不易掌握，
台商外移中國又多屬『成熟型低階行業』，
不符合以『配股』方式分派公司營利所得。
4)台灣貨幣：台商營運過程持有台幣、美元、人民幣，其中－
美元（外匯）為主要銷貨收入來源
台幣為投資資本及借款來源
人民幣為企業在中國投資營運所使用貨幣，並且有強大升值壓力
「債務的『實際價值』越低越好」＋「人民幣有升值獲利空間」，
單就這2種匯率上的潛在『利益』，台商除了正常的進銷貨支付，
「收美元/賣台幣/買人民幣」就成了台商另一種可操作的『獲利管道』，
造成台幣對主要貨幣（美元）匯價易貶難漲。
雖然台灣以出口為導向，對外依存度佔GDP比率很高，
但是，一國貨幣貶值等於該國總體生產要素的價值貶值
『長期』來看，絕對會對國家經濟競爭力造成傷害。
˙以中國的立場：
1)金融信貸體系：
中國以共產主義體制進行資本主義式的生產投資，有極為重大的矛盾問題，
馬克思共產主義體制：「廢除財產所有權及貨幣制度（即『借貸信用』）」
對照前述說明資本主義兩大核心要件：「所有權及貨幣」
中國進行所謂『改革開放』之前，
人民幣僅僅作為國企（所有生產工具收歸國有）支付勞工薪資之用，
國企彼此營運所需的『信用』是由政府所核發的『批文』來結算，
事實上，1994年中國以『貨幣整合』為名，『外匯券』與人民幣合併，
實質進行匯率貶值，人民幣才開始具有資本主義定義的『貨幣』功能，
所以，中國GDP連續高成長的數據有計算比較基礎的疑問，
因為，只要每年有10％原本不在資本體系生產的人口加入貨幣運作，
即使這些人口所從事的產值完全沒有提高，GDP也會有10％的成長率。
經濟成長率有疑問還算次要，最嚴重的就是『所有權』
資本主義的『所有權』正是作為『擴大信用』的『債信保障』，
中國未經過政治體制的改革，只有『使用權』，『所有權』集中在國家。
『所有權』和『使用權』在會計帳目上，前者屬『資產』；後者屬『費用』。
以一個簡單案例來說明－
A公司在台灣：
A公司集資2億元購入價值2億元土地設廠生產，
A公司持該土地所有權狀，向金融機構抵押借款貸得80％資金1億6千萬，
A公司以該筆款項購買設備、原料，招募員工投入生產，除了運作生產成本之外
A公司每月須按議定之借款利率支付銀行借款本息。
A公司以2億元的資本，透過持有土地的所有權，
只需支付1億6千萬元的借款利息，就可進行總值3億6千萬元的生產活動。
A公司若經營不善倒閉，債權銀行可拍賣土地彌補倒帳損失。
（若干年後，該筆土地還可能因『通膨因素』價格上漲超過2億元）
B公司在中國：
B公司集資2億元向中國買入4千萬元/50年期限土地『使用權』設廠生產，
B公司剩餘1億6千萬元資本購買設備、原料招募員工投入生產，
B公司須按年攤提4千萬元的土地使用費（否則使用期滿視為資本損失）
B公司即使以『土地使用證明』（國土證）向中資銀行抵押借款，
B公司能取得的授信額度不會超過『預付使用金額』4000萬元，
B公司以2億元資本，在中國最高只能進行2億元的生產活動。
『使用權』本質上就是一種『準租金』，收入業主就是中國政府，
結果，外資企業購入若干年限的土地使用權後，轉向中資銀行借貸，
不論這份土地使用權證的到期年限有多長，
使用權證的價值是『逐年遞減』，期滿後歸零，
簡化模型中的B公司－
B公司先付給中國政府4千萬元購入土使用權（准作租金），
B再以使用權證從中資銀行取得4千萬元的借貸並支付利息
對B公司而言合理的土地租金使用總費用應為：4千萬＋利息
B公司如果到期不還本金，總計只支付使用期內的銀行利息，
中國政府收入4千萬（租金），中資銀行收入利息，損失4千萬
（中資銀行體系壞帳比率很高，中國銀行多為國營＝中國損失）
B公司除了無法取得『所有權』擴大『財務槓桿』，若B公司經營不善倒閉，
中國政府集中『所有權』發放『使用權』實際淨得只有『利息收入』
若是『使用權』金額定價太高，高到約當資本義體制下的『所有權』價格，
B公司是可以取得相當的借款額度，但保證助長B公司不還本金的機率，例如：
B公司的土地使用權金是2億元，借貸金額為1億6千萬元，
B公司同樣支付利息(等於支付租金)，
可是使用期滿之後權利金價值為0，
對照台灣A公司的結果，中國B公司一定不願意償還貸款。
而借款銀行也因抵押品的價值遞減而必須收縮借款額度，
收縮貸款額度會導致B公司營運困難，增加企業惡性倒閉機率。
這就是，中國政府為何甘冒牴觸共產主義憲法的批評，
也執意要通過『物權法』的經濟因素－
『使用權』無法作為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信貸保證』。
也因為與債權債務相關的民法系統尚未解決與憲法體系的矛盾，
台商在中國投資設廠後所需的營運週轉金往往無法從中資銀行體系獲得挹助。
（註：有關中國『物權法』的實質內容與後續影響仍有待注意，但是不論如何，
『物權法』的實施一定會對中國造成巨大衝擊，以外資企業為例：
企業目前所取得的『土地使用權』轉換為『所有權』時，是否需補繳金額？
如果不用（或購買費用太低）－中國政府流失大量精華土地資產
如果要（或購買費用太高）－企業資金需求暴增，引發資本外逃或土地投機交易
前蘇聯瓦解後俄羅斯成立，第一步就是將體制先轉換為『所有權』，
在移轉過程，當然也發生太多利用特權中飽私囊的情況甚至導致『盧布危機』，
然而，俄羅斯經濟因受益於原油價格大漲而轉好，共產國家要發展資本主義經濟，
應該先進行體制與法律的轉換（使用權→所有權）再引入外來資本，
中國先引進大量外來資本，現在因矛盾問題叢生才要偷渡『轉換體制』，
『體制變動』造成『利益變動』，『利益變動』引起『資本變動』，
以現階段停留在中國的資本如果發生大幅變動，不論是巨額流入或流出
對中國的經濟造傷害的規模與程序，絕對是倍十數等級的『盧布危機』）
2)中國貨幣：
以中國連年在出口市場的順差與鉅額外匯存底來看，人民幣『一定』會升值，
人民幣『升值』到一定程度（例如：美國覺得合理的匯價）－
˙用中國原料生產銷售於中國境內的消費品價格變動不大（對中國消費者而言）
˙用進口原料生產銷售於中國境內的消費品價格下降（對中國消費者而言）
˙進口消費品價格下降幅度最大，可與人民幣升值幅度相當（對中國消費者而言）
˙用進口原料/中國生產要素銷售於國外的消費品價格上漲（對國外買主而言）
（註：匯率升值對整體生產成本與國際債務支付的互動影響過程很難釐清，但是
美國對人民幣施壓，無非就是要降低中國產品外銷的競爭力－由低價變高價）
以目前中國城鎮人口可支配所得（加計匯率漲幅設為20﹪為1800美元）估算，
原本在中國從事外銷生產的企業因『升值因素』所減少的『外銷量』可以由
中國消費者因『升值因素』提高購買力所增加的『內銷量』來抵銷嗎？
（暫先不考慮中國對外銷企業設下的內銷限制因素）
如果中國內需市場不能夠吸納因幣值調整後所造成對外銷型企業的衝擊，
這些外資企業所投入的資本與引入的外債就會有撤出與償還的問題，
對外資與外債發生債信疑慮時，會引發資本反轉流出導致貨幣貶值，
而這種貶值的衝力恰好導因於原先的巨額出超與外匯存底所累積的升值壓力。
這「一上一下、一來一往」可以說成是經濟『走向均衡』的一種『調整現象』，
可是，有些時候看起來卻更像是吊車上的重錘來回把建築物破壞的過程。
金融商品、貨幣匯價交易結果往往不是個別參與者能夠決定或期待的價格
（日本/台灣發展出口導向經濟累積高額外匯存底後，幣值升值幅度遠超過20﹪）
是『調整』還是『破壞』；是『均衡』還是『失控』
答案還是在：「用誰的錢？投資什麼？耗費多少？何時回收？」
中國官方肯定比林濁水更清楚這種潛在性危機－
1)持續擴大宏觀調控（俗稱『軟著陸』）2)嚴密控制資本流動
不論是中國官方或者外國資本面臨到人民幣匯價的『調整過程』，
都會設法將避險與套利的『內部壓力』移轉為『外部成本』，
台商實際佔中國外來投資額居於前幾名，此時，
連同其他外資越增加投資金額賺取更多的外匯就累積更大的人民幣升值壓力，
人民幣升值幅度過大很可能造成日後回檔幅度擴大，
還記得『亞洲金融風暴』對台幣匯率的衝擊嗎？若台幣與人民幣通匯，
人民幣現在的『重錘力量』可不是當時的泰銖、韓圜能相比的，
中國與台商如果將風險與壓力的『外部成本』轉嫁給台灣，
台商大量外移中國，台灣所承受的損失還不夠大嗎？
如果再解除投40﹪資限制、開放三通，
台商營運資金需求大，根本不會將太多資本利得匯回台灣，
美中如果因貿易問題引發人民幣匯率波動，台灣又要曝露在高度風險之下，
台灣除了得到「少數『台資』公司豐功偉業的美名」之外，實際上獲得些什麼？
林濁水寫到：「三不三通沒有政策上的意義」？
笨蛋！以人民幣為代表的中國經濟支付系統來說，
「三不三通」的意義在：『風險！風險！風險！』
台商在中國的投資如果因為『匯率波動』而有收益或損失，
沒有理由要台灣政府的外匯存底與人民資產來『分擔風險』。
他國可與人民幣通匯是因為－
˙雙方互為承認主權國家，具備執行貨幣清算機制的權力
˙他國投資中國比率不及台灣，權衡之後反而可能從人民幣匯價變動中受益
經濟何時能夠擺脫政治的影響？國際政治又何時無須國家主權？
3)中國政府：
共產主義基於一種『絕對道德』，將國家所有經濟活動集中計畫管理，
共產主義體制試圖將每個人、每件事物都安排在『適當』的位置，
每個人、每件事物都被共產黨『假裝』放在最『適當的現狀』，
共產主義體制的確能夠『維持現狀』，卻趕不上『不滿現狀』的資本主義，
蘇聯會瓦解不是共黨無法維持生活水準，而是生活水準維持在1917年的『現狀』。
毛後中國的鄧小平實行『經濟改革開放』主要不是為了人民的生活水準，
目的是為了維持共產黨的統治地位，『主義』、『思想』可以『給個說法』，
『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口號背後，『左邊那一手就不能放』才是實情。
中國發展經濟所採行的措施，其實非常類似歐洲16~18世紀的『重商主義』
『重商主義』當時是為了鞏固許多國家王室的統治地位所萌生的經濟思想，
『重商主義』有幾項共同的信念－
˙為了維護政權，國家應用特許權、獨占性事業、獎勵與補助做法，
分派給忠君愛國的人士，反對意見或投機份子應予剷除，
以免這些人結合起來成為危害統治地位的叛亂勢力。
˙國家應擴張對外領土（殖民地）以取得生產所需的必要原料
˙國家應限制進口獎勵出口，使出口大於進口累積貿易順差賺取黃金（外匯）
在『重商主義』發展經濟的思考模式下，這類封建帝國產生幾種現象：
˙對外擴張勢力版圖
˙加強對內經濟控制
˙將貿易權利、生產事業、進出口租稅等等經濟特權分配給政治侍從集團
被推崇為『現代經濟學之父』的亞當˙史密斯先生多次駁斥『重商主義』，
『重商主義』是根據錢幣及黃金的多寡來衡量國家財富；
亞當˙史密斯先生認為－
「一國的財富是以一般家庭的消費能力來評斷；
消費者的經濟狀況才真正是國家財富的衡量標準」
經濟活動原來開始於『以物易物』－「以我所餘換我所需」
非主流經濟思想的奧地利學派奠基者孟格（C.Merger，1840－1921）指出－
「可以藉著不斷將自己持有的商品換成更容易交易的商品，從而提升
下次交易能成功的機會，為了讓下次交易更容易完成而『暫時』持有的商品，
對持有者而言，其角色是交易媒介，不是消費品，稱之為『貨幣』」
「人們如果無法預期下次交易能夠順利取得彼此所需物品，
則在下一次交易完成之前，必須持有一些彼此都能認可的貨幣」
『貨幣制度』原來是為了能夠提高『物品交換』的速度，
『貨幣』是『經濟工具』不是『經濟目的』。
以『美中貿易逆差』而言－
「美國買了很多中國的物品；中國卻沒有買多少美國的物品」
以『中國外匯存底』而言－
「中國賣給大多數國家很多物品；中國卻沒有從大多數國家買多少物品」
這有3種可能－
˙中國不需要美國（大多數國家）的物品
˙中國不想買美國（大多數國家）的物品
˙中國買不起美國（大多數國家）的物品
如果是『不需要』/『不想買』－
拿自己辛苦生產的東西換回一大堆『綠色無用』的美金可以算是『愚蠢』
如果是『買不起』，這也有3種可能－
˙賺來的錢（外匯）多半不是中國自己的（外資）
˙賺來的錢多半是中國政府的（需求物品種類有限），不是一般消費大眾的
˙賺來的錢是一般消費大眾的，可是沒有管道可以購買想要的物品
不論是上列的哪種可能，用最明顯的交易結果－
「中國實行經濟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拿了大堆資源換得大堆外匯放在外國」
這種情況荒誕搞笑嗎？不！一點也不！
這種情況每天、每月、每年正在被『一個中國』莊嚴隆重地盛大上演！
評估一國經濟政策的優劣不是在『GDP成長率』，而是在『國民可支配所得』。
中國經濟的『高成長』也許成就了『資本家』與『獨裁政權』，
中國經濟的『高成長』有替台灣與中國人民帶來『等幅可支配所得』嗎？
中國經濟的『高成長』有『內外相符/上下均等』嗎？
（註：經濟以外銷出口為導向的國家須要一定存量外匯/外匯存底，
作為國際貿易帳支付所需，根據常態貿易付款期為3個月，所以，
『3個月的進出口貿易額』為適當的外匯儲備金額，
超過此額度反而喪失獲利更高的轉投資『機會成本』，
中國每月進出口貿易額約1500億美元，3個月等於約4500億美元
此金額才是中國該持有『最適當外匯存量』，台灣每月進出口額約200億美元，
支付正常貿易所需的適當存量約600~800億美元，可是，台灣不是IMF會員，
如果發生國際金融危機，只能依靠本國自有資本，根據過去經驗，
國際經濟金融危機持續期最長約6個月，所以，
台灣外匯存底安全存量應為10個月進出口額約為2000億美元）
林濁水在「共同體」一文：二.『經濟共同體』、三.『兩岸處境』的論點裡，
耗費篇幅，以少數台商投資中國成功的案例模糊化政治對經濟的影響因素，
忽略共產體制對資本主義的『債權/債務』的『使用/所有』矛盾問題，
無視每多1分資本投資需要2~3倍營運資金的事實，
最終得到「解除40﹪投資上限/開放三通直航」對台灣經濟有利的結論。
「解除對中國40﹪投資上限/開放三通直航」的結果，
事實上與「改善國家財政」及『充分就業』目標完全互斥，
『中國經濟現狀』是經濟學理發展史裡面早已證明非正常的現象，
『擴大對中投資→最終於台有利』？『理論大師』！你真的確定嗎？
˙以台商的立場：
除了－
˙中國黨治、人治、制度不確性的風險
˙資金調度與貨幣兌換的風險
˙原料上漲與存貨跌價的風險
還因為赴中擴大『重複性投資』配合品牌商改變產銷模式，
增加－
˙產品交替與保固維修的風險
原先在台灣『垂直分工/水平整合』的產銷型態，
品牌商從各別生產段取得零件交付組裝代工廠完成最終消費品，
若是消費品有瑕疵，就由品牌商來保固維修，所需成本由品牌商自行支付，
現在所謂EMS產銷模式，由組裝廠從「生產→運送→維修」全套吸收，
品牌商增加訂單量與單價，卻可以完全排除不良品出售後所造成的損失，
品牌預先下單，不代表訂單裡的規格與數量不可更改。
全球化自由經濟市場使得核心資本國家不只持續『高成長/低通膨』，
更將「生產→銷售」流程中大部份的『風險因素』排除保障收益，
「台灣/中國/台商」不斷擴大資本、資源、人力投入生產，
僅僅是為了『3％獲利率』而無視『100％風險性』，
『大量/規格/代工』值得鼓勵繼續加碼嗎？
. Two moralities: Reinterpreting the findings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moral reasoning in Taiwan.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 211-2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