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8日 星期一

電視台玩記者的命

by 慕容理深 2007/10/08

每次颱風來襲,總會在電視上看到記者在戶外冒著狂風驟雨,一副站都站不穩的樣子,吃力地告訴觀眾風力有麼多強大。對此,相信有許多人與我有同樣的想法:有此必要嗎?!


新聞台總不忘提醒觀眾,盡量別在颱風天出門,以策安全。這話說得很有道理,沒錯;可是,那些記者呢?他們不是人?

雖然當記者那樣作的時候,被強風吹倒或被飛來的物體撞擊的機率不見得很高,可是一旦出了事,很有可能會造成重傷或死亡。從風險管理的角度來看,這種風險等級相當高的作法是必須經過審慎評估的。評估的重點在於這種作法的效益與必要性。

要讓觀眾知道風有多大,可以引述氣象局的風力觀測報告(頂多再舉例說明,所測得的風力會造成多大的威脅),也可以請攝影記者找個夠安全的地方,好整以暇地拍攝搖動中、或已被吹落吹垮的物體。這類作法即足以讓七歲到一百零七歲的人明白,何苦要那些畢竟一個月也沒領多少錢的年輕人去冒著生命危險,作這種多餘的示範(或演出)?!

記者親赴戰爭前線採訪的風險等級更高(因為喪命的機率更大),但若不那樣作的話,媒體只能靠軍方與政府所提供的資訊來對大眾告知前線狀況。兩相權衡之下,國際級媒體往往還是會在條件許可之下,硬著頭皮派出戰地記者。每場戰事的情況不同,並非「兩軍向對方開火」這種敘述可以交代得過去的;相反地,風速是一個物理現象,有簡單基本的規則可循,並不需要在颳颱風時找記者的血肉之軀作實驗、示範(除非媒體主管有虐待狂,或者把記者當生物課實驗室裡的青蛙)。

戰地記者通常必須兼具敏捷與耐苦的特質。以此推想,「颱風現場記者」就算找不到相撲選手級的人來充任,好歹也該找個看起來可以「任爾東西南北風」的人吧?!偏偏台灣的新聞電視台老是派一些雖非弱不禁風、但動輒告訴我們「記者站都站不穩」的年輕小姐上場。難道電視台認為收視率得靠苦肉計來支撐?

試想,萬一有人因此喪命,那算是天災?還是人禍?試問,我們應看待之為「意外的殉職」,還是「玩命的後果」?

既然新聞台知道要提醒觀眾留在家中,以免惹禍上身,那麼新聞台主管不僅知道,這種「天災」基本上是可以躲避的,而且也知道,在颱風警報區身處戶外有遭致生命危險之虞。換言之,生命危險是在預料之中。所以,新聞台主管必定很清楚,記者可能因這種報導而喪生。若這種屬於「可能」的死亡真的發生了,而若事故當地的檢方認為,這樣的死亡是因為記者執行一項沒有必要、且具有高風險的任務時所造成,那麼刑事責任的問題就來了。如果死者之置身於險境出於新聞台主管之授意,那麼,該主管可能涉及刑法第276條( 過失致死罪):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二千元以下罰金。
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

若是造成記者重傷,則有觸犯第 284 條 (過失傷害罪)之虞。

即使死亡悲劇是記者自告奮勇搏命演出的結果,整個事件中還是有有人可能會因刑法第15條(「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犯罪結果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以及勞動基準法第8條(「雇主對於僱用之勞工,應預防職業上災害」)而被認定為「不作為犯」。

即使無人追究刑事責任,作為雇主的媒體對記者家屬仍可能須負民事責任與道義責任。

隱身於那句「記者站都站不穩」背後的新聞部主管們是否曾想到過以上這些問題?由於我不是他們肚子裡的迴蟲,我只好繼續好奇:在那樣的新聞報導之中,有多少「不知天高地厚」的成份?有多少「不見棺材不掉淚」的因素?有多少「別人的囝仔死不完」的心態?...一個關於最低限度的智慧與良心的問題。

日產轉黨產 原來如此

by 楊士仁 2007/10/08

長期追查中國國民黨黨產,曾至地政事務所申請前國民黨黨營事業中國廣播公司的地籍謄本。乍見地政所職員戴著老花眼鏡從檔案室出來,邊走邊彈灰塵,紙張蛀痕斑斑,方知這塊位於台北市仁愛路三段、曾是中廣大本營的土地,似乎逐漸被人淡忘。

申請謄本日期溯自日治時期。資料顯示,從二戰終了後,這塊原屬台灣放送協會的大片土地及房屋,產權一片空白,直至一九五八年才登記在中廣名下。何以其間的空白長達十二年?地政所職員說不出所以然。筆者於是轉往國有財產局查詢,然而經辦人員及主管同樣無法回答,還說原始資料可能留在中國,當年國民黨政府撤退時並未帶來台灣。

每次經過這塊土地,瞻仰六棟高聳的大樓,想起一九九九年年底,前國民黨「大掌櫃」劉泰英以每坪九十萬元賣給民間建設公司,吃上官司(涉嫌背信罪,一審判決無罪)等經過,感觸良多。但對日產如何轉為黨產的過程,一直諱莫如深。

事隔多年,直至不久前參觀「清查不當黨產捍衛國家資產展覽」時,才找到答案。原來是財政部及交通部以「中廣接管文件在遷台時遺失」為由,開給證明文件,而使中廣在一九五八年向台北市政府取得仁愛路總部的土地產權。

財政部及交通部所分別出具的公函,分別由當時的部長徐柏園及袁守謙具名,蓋有關防,均為第一手的原始文件。交通部是在一九五五年五月接到中廣「為申辦土地囑託登記」的請求,經呈奉行政院同意,於是開給證明書:「查中國廣播公司係前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所改組,於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改組完成,台灣光復初期由前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接管日據時期台灣區各廣播電台所有房屋地產,統由改組後之中國廣播公司掌理,特予證明如上。」

財政部則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四日發函行政院秘書處:「查中國廣播公司係由前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改組而成,其接收台灣日據時期各電台產業,係由中央財務委員會報經鈞院轉奉前國防最高委員會第二二五、二二七次常務會議核准作價轉帳;該項房屋價款新台幣參百壹拾柒元壹角四分,由本部簽奉鈞院…核准在四十年度應撥該公司事業費項下扣抵轉帳在案,該公司以原奉令接管之文件在遷台時遺失,請予證明,以便申辦土地囑託登記一節,似可准予證明。」

由此可見,中廣公司為了取得仁愛路三段原有台灣放送協會土地的產權,特別於一九五五年請交通部補發文件,企圖證明一九四七年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確實曾經核准中廣公司將接收自台灣放送協會的土地房舍以「作價轉帳」方式折抵政府應撥給中廣的補助經費。當時由國民黨執政的財政部,在收到交通部公文之後,遂開給中廣證明文件,中廣乃得據以申報土地產權登記,並在四十一年之後,轉賣民間,獲取暴利。

國產淪為黨產,黨產再變賣,成為選舉資金,世界最有錢的政黨,原來是這麼發的!公平正義豈止蕩然無存!

2007年10月7日 星期日

近港情怯:荷據初期大員港的「近港船難」 (下)

by 歷史月刊 2007/08/17

就在荷蘭人苦於無法出港救援的同時,華商Sancou卻率領了5艘戎克船出港航往船難地點。不知是他較諳識水性,或是擱淺的戎克船上有屬於他的商品,抑或是荷蘭人提出了重賞,如今皆已不可考。
【文/李毓中】

近港船難頻繁

宋克長官的喪命並不是個案,事實上在這段期間還曾經發生過多起的近港船難意外,因此在宋克過世後不久,接替大員長官一職的德.韋特在致巴達維亞長官的書信中,便提到「公司在這沿海喪失了很多人,或是搭戎克船失事或因其他原因而喪命,這些人又都是最強壯的荷蘭人,願神憐憫,即:有9個人搭戎克船 Sinckan號在繞行這島時遭遇強風,最後一次被看到是於3月20日被戎克船Packan號看到在背風處,從那時以後就沒再被看到…,有2個人搭 Erasmus號的小船於進入這港內時,在水邊翻船溺斃;有2個人搭一隻舢舨從[普羅岷西亞]市鎮來此地時也[翻船]溺斃了;有9個人搭Oudt Delft號的上述小船在這港外[翻船]溺斃了;還有17到19個人可能也在海上喪生了……」。

有的船隻較為幸運,雖遭逢意外,幸而人貨物無恙,如1630年6月「戎克船赤崁號出發要去打狗載石灰,但於航出港道時,因無風,乃被潮流推去很靠近北線尾沙洲,以致於在北邊沙洲區的角彎附近撞到陸地,桅杆甩出船外,擱淺在那裡;人員和貨物都救起來了,戎克船則還完整地擱在那裡」。

這些有關船隻擱淺在近港沙洲或觸礁的記載,在江樹生先生所翻譯的《熱蘭遮城日誌》中屢見不鮮,有時遇難等待救援的人貨平安獲救,反倒是出海救援的船隻卻發生近港船難意外,如1648年7月的一份記載「清晨Jan Soetecauw的戎克船(領航員Hark Poulussen上那船後)起碇要入港,但在靠近港口的地方,那支在半途就有點損壞的大桅杆被強風炊斷,致須在洶湧的大浪中垂下她的錨,不久那個錨也被翻滾的海浪拉斷,並被推往北邊淺水地帶,在兩年前Zeerob號擱淺的附近,龍骨擱住,遂於靠近岸邊的地方放下另一個錨,但是因為鉤不到土,所以就繼續擱在那裡」。岸上的人員立刻派出「小艇載著錨、繩索和人員下去,要去盡可能地救援上述戎克船,但是因這港道浪濤太大無法出港」。

就在荷蘭人苦於無法出港救援的同時,華商Sancou卻率領了5艘戎克船出港航往船難地點。不知是他較諳識水性,或是擱淺的戎克船上有屬於他的商品,抑或是荷蘭人提出了重賞,如今皆已不可考。從史料上唯一可以知道的是,華商Sancou和5艘戎克船逆著風浪,努力要駛出港航往遇難的戎克船,但在一番的努力後,港內外洶湧的海浪將5艘中的2艘打翻,而華商Sancou本人以及數名漢人落水溺斃,大員港內再添數名冤魂。

無解的窘況

為了要改善近港或近海船難的發生,荷蘭人亦曾提出一些解決方案,如對周遭海岸進行詳盡的調查,「從大員向北直到16至20浬的這福爾摩沙島的海岸,以及澎湖最北邊到最南邊的諸島,並探測這些地方的水深,要把這些地方的淺灘、沙洲、明礁、暗礁、海灣、河流等等測繪出地圖,使人知其形勢,以後得以更安全,無危險地航行」。而這些調查成果所繪的地圖或海圖,便成為今日研究早期台灣歷史的珍貴材料。

事實上,除了近港船難的發生導致人貨的損失外,因氣候風向的變化亦常常使得大員港的正常運作受阻,在相關文獻中不乏見到船隻因整個港道以及港口因巨浪洶湧無法入港,而港內船隻也不能出港的情況;另一種狀況則是港口附近完全無風,船隻也只得停在港道內等待老天爺的幫忙。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則是大員港泥沙不斷淤積,亦使得船隻出入大員越來越困難,增加近港船難發生的風險,雖然巴達維亞當局提議疏濬港道來防止泥沙的繼續淤積,可是大員方面則認為,與其耗費鉅資進行一個無法獲得預期成果的大工程,不如派一艘適合在海上航行的領港船來。

但不管如何,這些方法最終都無法解決大員港先天不良的窘況,大員港內外的航行依舊是風險不斷,只是大員港固然在港灣條件上有其不利的環境因素,但在另一方面其地理位置居於福建往來馬尼拉的航線附近,與澎湖扼台灣海峽具有戰略優勢,再加上嘉南平原的腹地可供發展,因此荷蘭人在諸多考量下,仍繼續以大員作為其殖民核心,即使在1642年將西班牙人逐出雞籠後,雖不時有將重心移往台灣其它港口的提議傳出,但直到1662年荷蘭人被明鄭逐出台灣前,大員港始終扮演著最重要的貿易港角色。

冒險的因子始終在大航海時代處處瀰漫,無論是英雄出征或旅人歸港,在「登船」或「登陸」之間,人們繼續在靠近港口時感受喜悅與恐懼,在生存與死亡的港道之間前進,最後踏上十七世紀福爾摩沙島的這片土地。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35期】

2007年10月6日 星期六

近港情怯:荷據初期大員港的「近港船難」 (上)

by 歷史月刊 2007/08/17

歷經旅途上暴風巨浪的長途航行後,面對這些看似風平浪靜的港灣,即將登陸的興奮之情會讓人的警覺性降低,有時更容易導致船難的發生。

【文/李毓中】

在岸邊萬人空巷夾道歡迎下,豪華遊輪在引水船的牽引下緩緩靠岸了,輪船上降下平穩的手扶梯,遊客與遊子打扮得光鮮亮麗,衣錦還鄉般的一個接著一個踩著平穩的步伐拎著手提行李「登陸」,仿若十九世紀蒸汽鐵輪船靠岸時的場景再現一般,但事實上,這是多數現在的人們對航海時代「登船」與「登陸」的刻板印象。

在此之前航海時代多數的時間,「登船」與「登陸」絕非是件輕鬆事,而且還常常在由小船接駁至大船的途中,接受大海的「熱情擁抱」與洗禮。輕則全身濕透,重則小船翻覆如落水狗般在水中載浮載沉,因此在歷經漫長而煎熬的顛簸航行後,在即將登陸的剎那,這些見多識廣的海員反而有些「近港情怯」忐忑不安!

歷經旅途上暴風巨浪的長途航行後,面對這些看似風平浪靜的港灣,即將登陸的興奮之情會讓人的警覺性降低,有時更容易導致船難的發生。台灣海岸邊多礁石與暗流導致浪潮不穩定,再加上海底沙床在暴風雨過後常常移位,以及風向的變化等因素,如果不諳海象又過於輕忽失去警覺,在近若咫尺之遙的海岸港口邊發生意外可不是件新聞,而這就是荷、西時期相關文獻中常見海岸附近船隻靠近港口時所發生的船難(本文簡稱為「近港船難」)。

除了「近港船難」外,另一種船隻會遭遇到的困難就是進出港受阻,不論是風浪太大或是無風無浪,都可能造成船上的貨物運卸受阻,而船上乘客只能兩眼直瞪著岸邊苦等無法上岸,岸邊的親友僅能四眼遙遙相望。而在外海停泊的船上航海人員,還得擔心船錨著床是否安全,因為浪大時若無法即時起錨,駛往安全地點的話,等到風浪轉強,不但錨的纜繩可能弄斷,船隻也有隨風浪漂流的危險,極可能觸礁或在沙洲擱淺,人員與船隻的損失將會更難預料。

入據大員港

整個荷據時期,大員一直是荷蘭人殖民台灣的中心,大員港亦是經貿發展的重鎮,但是大員港的港口情況亦有不盡「荷意」之處,根據甫由江樹生先生主譯、翁佳音先生及陳瑢真小姐協譯,國史館台灣文獻館主編出版的《荷蘭台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1),1622~1626》(以下簡稱荷蘭台灣長官書信集)中,當荷蘭人1623年因據有澎湖而面臨明朝官方驅趕時,在艦隊司令官雷爾森寫給巴達維亞總督的信中便提到「直到如今,從中國人的口中所聽到的,在這附近最適合我們需要的地方就是大員(在中國轄區以外,據他們說,那裡有各種食物)。如果您閣下允許我們去那裡建造一個城堡,並離開澎湖,大家都相信會有充分的貨物源源運去那裡。不過到那時候,就要派吃水不深,可輕易航行的船來,因為該地的水深,已如前述,只有14到15呎,遇有強風,不能來大員入港時,還可航往澎湖……」。

雷爾松在次封信中亦提到「我從中國回到澎湖以後,跟議會開會決議,要派1艘或2艘快艇去大員,因為他們承諾,如果我們派幾艘大船跟快艇去停泊在中國轄區以外的地方,他們將允許我們在那裡交易通商。我們覺得他們這個意見純粹是出自於好意,並無其他企圖,而且他們還為此派戎克船和舵手來協助我們去探勘幾個地方,不過他們帶我們去過的地方,只有大員比較適合我們的需要」。於是,數艘荷蘭船隻便被派往大員,其中的一艘船隻便在此時首次遭逢本文所提的「近港船難」。

「快艇Valck號於抵達此地後就被派去大員,去跟Den Haen號一起停留在那裡,以更確保那地方不致被我們的敵人奪去。但這艘Valck號,於7月19日,他的錨因強風脫落,在那港道的南邊,擱淺在濤浪中,立刻翻船,只有人員獲救。」Valck號之所以會發生船難,正如我們前面提及,大員港附近沙洲淤積易致船隻擱淺,難以預測與克服的港外強風亦是船隻翻覆的主因;更特別的是由於大員港水深不足大船無法入港,因此所有的人員、貨物往來都得仰賴小船的接駁,風險度更大幅提高。

1624年8月24日荷蘭人在與明朝簽署協定後逐漸遷往大員,整支艦隊與貿易船隻亦轉往大員港停泊,從此在相關荷蘭報告中即開始見到頻頻發生的「近港船難」事故。1625年10月致巴達維亞的書信中提到「快艇Arnemuijden號於8月7日出現在我們的視界,當晚就來港外停泊。隔日,Oudt Delfft號的小船先去過這艘快艇那裡一次,那時天氣不錯,長官閣下乃再派這隻小船搭9個人去這艘快艇那裡,要去取您閣下的書信,但這隻小船出港以後,被一陣強風吹翻,所有的人都溺斃」。然而這次近港船難並不是最悲慘的,沒多久連荷蘭台灣長官亦在近港船難中喪命。

宋克長官的溺斃

1625年9月17日荷蘭大員長官宋克在近港船難搶救上岸後,最終仍不敵死神的召喚。從文獻看來,整個船難事件的發生,宋克之死似乎是有些冤枉。

事件的始末是這樣的,由於大員港不適合大船停泊,所以一些吃水較深的船隻為了要躲避風浪,往往直接駛往澎湖海域拋錨泊船,然後藉由吃水淺的小船往來澎湖與大員之間傳達訊息。8月31日戎克船Orangie號從澎湖帶回消息,大船Wapen van Enchuijsen號裝備上出了些問題,船上的錨只剩下一個,而繩索亦有所不足,因而停泊在澎湖無法繼續航往日本。

大員方面馬上召開了相關會議,決議立刻提供Wapen van Enchuijsen號上述物件的補給,只是不知何故,這項本來可以由商務員或一般職員甚至水手就可代為執行的工作,身為大員長官的宋克卻決定由他親自和公司另一重要職員Verhee先生親自處理。兩人就這樣搭上快艇Erasmus號,攜帶一條新的粗重繩索以及前面提及曾翻船造成全船溺斃Oudt Delfft號上的一個錨,再加上其它船隻上取來的兩個錨,出海前往澎湖,沒想到當他們到達澎湖海域時,大船Wapen van Enchuijsen號早就先行乘著強風離開澎湖前往日本去了,讓宋克一行人撲了個空。

白忙一場的宋克長官一行人,只好搭原船快艇Erasmus號折返,在9月13日回到大員港的港外停泊,隔日再轉乘快艇上的接駁小船靠岸,但是「海浪洶湧,那隻小船搖過北港道和南港道,來到城堡後面接近岸邊的地方,就被大浪推翻了。Verhee先生和兩個水手當場溺斃,長官閣下被搶救上岸,排出很多水以後,被送回住處躺在床上,那時他還能講很多話,所以大家都認為長官閣下不會有危險了。但是神還是把他帶離這個世界,於9月17日安息主懷,願神憐憫他的靈魂。隔日,他的遺體以應有的禮儀抬進Orangie城堡舉行喪禮」。可想而知,許多公司的人員甚至可能就在岸邊等候長官上岸,然而這令人不可置信的「近港船難」就在眾目睽睽下發生了,於是這位擁有法學博士學位的第一任荷蘭大員長官宋克,就這樣在台灣的海岸邊丟掉保貴的生命與再也無法得知的前程。

一中市場 災難一場

by 廖林麗玲 2007/10/06

二○○八總統大選即將到來,由蕭萬長領銜,馬英九認可,中國背書的兩岸共同市場即一中市場論述,在實踐上有無可行性?

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最早出現在歐洲,是歐盟形成的一個歷程。然而歐洲整合的浩大工程,首先還是需建立在各國廣泛的共同基礎上,各會員國均須是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而且實行市場經濟,並符合一連串嚴謹的經濟標準才得入會。而歐洲共同市場的主要目標,就在於人員、勞務、貨品與資金等四大生產要素的自由流通。可以說,沒有對各會員國分享自身主權及對其他會員主權的尊重,就無法完成歐洲經濟的整合。

但蕭萬長在論述一中市場時,不只刻意迴避上述共同市場必備的基礎,所提出的規劃也與國際上經濟整合的進程有重大的衝突。

首先,共同市場的整合必須打破各別經濟體的樊籬,處理所有的經濟行為不能有太大的落差,所以必須以各會員國具有共同的政治體制與法律制度作基礎。台灣目前實施民主制度,也建立起相當程度的法制基礎,但中國仍然是共產黨獨裁專制,法律制度的建立並無民意的基礎,且人治色彩濃厚,中央政令也未必能完成下達地方,所有在中國的其他外國投資,雖有母國政府的保護,尚且必須面對比一般民主國家更高的風險,更何況台灣目前處於中國嚴重的軍事威脅之下,如何能以平等的地位建立共同市場?

一中市場若實行,將給台灣帶來災難性的傷害。首先是勞工問題,在共同市場勞動力可自由流通情況下,意味著中國勞工可自由來台,屆時將製造台灣國防安全與失業問題。目前連中國境內的勞工,都不是可以自由遷徙的,一旦開放中國勞工來台,不但台灣的國防安全瓦解,還將導致台灣勞工大量的失業。

其次,就資金來看,共同市場的另一個原則是資本的自由移動,這也意味著一中市場下,中國的資本可自由進入台灣市場,然而中國對資金管制向來比台灣來得嚴格,加上中國內部嚴重的呆帳問題,不要說可見的未來很難要他放棄這項重要的主權,以目前中國處心積慮設計各種以商併台的伎倆來看,開放中資來台,台灣的經濟安全也將無法確保。而且現在台灣雖然嚴格管控資金流向中國,但實際上仍有數百億元失血,造成台灣多年經濟力不振,一旦解除資金限制,台灣經濟恐怕永不見天日。

再說產品的問題,兩岸貨物的品質管制,雙方差距實在太大,若依照共同市場貨物自由移動的原則,中國貨到時可大量傾銷台灣,不僅對本土經濟的衝擊無法收拾,衛生與安全問題也會造成無法預估的社會成本。試想未來,中國農產品大量來台,中國的黑心商品充斥,有毒奶粉、牙膏、毛巾、玩具、毒塑膠袋,防不勝防,真的是災難的開始,一中市場對台灣的傷害可想而知。

(作者為歐盟協會副秘書長)

2007年10月5日 星期五

Free Burma: Our Matter, Our Duty

by 慕容理深 2007/10/05


Free Burma!

All that is necessary for the triumph of evil
is that good men do nothing.

attributed to Edmund Burke

緬甸的民主運動不只是緬甸人的事,也是我們的事。至少,歷史一再如此地提示。

早在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度後,歐洲多國王室即聯手壓制之,企圖使波旁王朝(House of Bourbon)復辟。究其原因,不僅因為歐洲各王室屬彼此有血緣關係的命運共同體,也因為各國國內要求民主化的人士會有樣學樣而危及其君主統治體制。

到了二十世紀上半葉,反民主的主角換成了威權統治集團。陸續出現的義大利法西斯、德國納粹、西班牙佛郎哥(Franco)政權都是在國際間的姑息氣氛中站穩腳跟,並互通聲息。冷戰時期的數個拉丁美洲軍事專制政權則不僅彼此互通聲息,彼此還勾串起來系統性地鎮壓異議份子,例如惡名昭彰的Condor Operation(除巴西之外,Condor Operation成員皆為西班牙語系國家,共通的語文使他們的民主 vs. 威權鬥爭動輒跨越國界而進行)。

Condor Operation 背後的黑手是美國。在冷戰時期,美國與蘇聯各自豢養了一批專制政權來幫自己固守地盤。當時在亞洲,蘇聯扶植了北韓、中國、 北越等共黨政權,相對地,美國則在朴正熙、兩蔣、馬可仕背後撐腰。而互通聲息亦見於這幾個地緣相近、而且同陣營的國際政治附庸:老一輩台灣人之中,應該還 有人記得冷戰時期台韓、台菲之間的友好關係。此外,在美蘇兩集團的夾縫中,還有一些雙方都拉不攏又不想惹的軍事統治集團,在1962年靠政變上台的緬甸軍 政府即為一例。

黑暗勢力既然懂得同流合污,光明的擁護者當然更要攜手奮鬥。獨裁政權通常會祭出「不容他國干涉內政」的擋箭牌,關起家門來打壓異議份子。惡魔們雖有 這道主權護身符當金鐘罩,但遇上George W. Bush 這種一意孤行、不惜一戰的牛仔,還是不得不抱頭鼠竄。姑且不論美伊戰爭非但備受爭議、而且是罕見特例,至少從戰後伊拉克政治仍問題重重的情況來看,一國內 部的民主運動畢竟是民主化之不可或缺。換言之,獨裁者金鐘罩的真正罩門在內部。

既然如此,國際社會至少必須避免民主化火苗被鐵蹄踏熄。可資使用的手段不少,包括輿論聲援、政治庇護、經濟制裁等。至於可以動員的力量,除了政府、多國組織與非政府組織以外,電腦網路的出現尚提供個人與團體隨時串連結合、發揮力量的空間(如這次的International Bloggers' Day for Burma on the 4th of October)。 Link to: Wikipedia, "Aung San Suu Kyi"] cssheader=[bos] cssbody=[bosB] fade=[on]" href="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2/26/Burma_3_150.jpg" target="_blank">

以我們的切身經驗而言,台灣的民主運動曾受惠於來自國際人權組織(如國際特赦組織)以及數位美國國會議員的奧援。對於當年的台灣民主運動,外國人士 的支持主要是以輿論或遊說的方式,要求國民黨政府釋放政治犯、並採取更自由開放的政治路線。這算是很「客氣」的作法,不像對南非那樣,國際社會甚至不惜祭 出經濟制裁手段。

國際社會的施壓若不貫徹始終,則會像他們對中國那樣,在天安門事件之後發動制裁,但持續幾年後就不了了之。這種虎頭蛇尾的作 風使中國政府至今仍得以肆無忌憚地迫害異議人士(甚至連「反對運動」都還談不上的法輪功也不放過),並繼續當北韓、緬甸的專制政權的後盾,甚且透過軍事與 滲透手段威脅、破壞著台灣的民主體制。

在二十世紀出現的許多專制政權有個共同點:它們產生於一個未臻成熟的民主社會。由於民主化初期難免的混亂動盪,「人心思治」 常常成為獨裁者崛起的訴求。若又遭逢經濟危機,有些社會更容易病急亂投醫,而不思自己是否飲鴆止渴。這可以解釋為何除了多數靠軍事政變建立的專制政權之 外,還有一些獨裁者是透過民主選舉程序而上台(如希特勒)。不僅初生的民主體制往往因此而夭折,就連民主經驗已傳承了數個世代的國家也不乏面臨這類隱憂者 (例如當今歐洲的極右勢力)。

二十年來,民主政治比往昔更普及於世。然而,這並不表示反民主勢力不會在民主國家中敗部復活。由於快速增加的世界人口競逐本即有限的地球資源,由於 氣候環境變遷帶來的集體生存考驗,由於經濟的深度全球化大幅削弱了國家的效能與控制,「政府無能」的口號越來越頻繁出現、喊得越來越大聲。在人民渴望手持 仙女棒、點石成金的政治領袖之處,反民主勢力大有復興之可能。

新型態的威權體制可能是蔣經國政權末期樣態、目前的中國共黨政權、俄國普丁政權、新加坡政府之混血進化體。這種「軟式威權體制」會用更細膩的方式 (例如使用媒體來集體催眠、洗腦)來控制人民,在限縮民權的同時,讓大多數人覺得無關緊要(「舞照跳、馬照跑」是一定的啦)。它將會是本世紀的「Link to: Wikipedia, "Brave New World"] cssheader=[bos] cssbody=[bosB] fade=[on]" href="http://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Brave_New_World&oldid=161620823" target="_blank">美麗新世界 」、「 Link to: Wikipedia, "Nineteen Eighty-Four"] cssheader=[bos] cssbody=[bosB] fade=[on]" href="http://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Nineteen_Eighty-Four&oldid=162123306" target="_blank">一九八四」或「Link to: Wikipedia: Alphaville (film)] cssheader=[bos] cssbody=[bosB] fade=[on]" href="http://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Alphaville_%28film%29&oldid=161000945" target="_blank">阿爾發城」,它可能會出現在台灣,它更可能會出現在上個世紀留給「我們」的中國-北韓-緬甸集團這片民主人權荒原而向外擴散。「我們」指所有世界公民,包括每個可能因自己國家民主政治「倒退嚕」而受害的人。


延伸閱讀:

2007年10月3日 星期三

全台首學?

by 李筱峰 2007/09/30

前天是孔子誕辰,全台各地的孔廟都有制式的祭孔典禮。孔子是一位世界級的思想家、教育家,台灣要邁向正常國家,尊崇一位世界級的思想家、教育家,並無不可。而且,做為漢字文化圈內的國家,如台灣、日本、新加坡,都尊崇孔子,也可理解。我個人甚至認為,「子不語怪力亂神」的人本精神,對於「苦於鬼神久矣」的台灣來說,特別值得推崇。不過,在祭孔之際,我想到台南孔廟入門上面的「全台首學」四個大字,很值得提出來討論,這是涉及史觀的話題。

我們知道一六六四年之後,鄭經來台建立東寧政權,在陳永華的輔佐之下,朝兩個方向發展,一為國際化,一為中國化。前者就是發展國際貿易;後者即引入中國(明帝國)內地的坊里制、地方行政系統。並於一六六六年在首都東寧(今台南)興建聖廟(即孔廟),並於其旁設立學校,稱為明倫堂。進一步引進中國的科舉制度。滿清帝國併吞台灣後,也推崇孔子,於一七一二年擴建孔廟,稱「全台首學」。

「首學」是什麼意思?就是最先的學府;說更白一點,就是第一所學校。然而,綜觀台灣史,我忍不住學孔夫子的口氣問:「其然乎,豈其然乎?」

從整個台灣史來看,在台南孔廟之前,難道不曾有學校出現嗎?十七世紀荷蘭人進入台灣,開始建教堂,設學校,傳教士兼具有向原住民傳福音和從事教育的角色。他們的傳教士不像國民黨一來就不准本地子弟講本地母語,相反的,他們學會原住民語言(當時所在範圍是西拉雅語),進而用羅馬拼音文字寫成西拉雅族的平埔語的〈聖經〉及多種宗教書籍如〈祈禱文〉、〈十誡〉等。原住民終於有了「我手寫我口」的文字,這就是台灣史上著名的「新港文」(因為在新港社最盛行)。一六四七年,荷蘭人在幾個西拉雅部落開辦主日學(Sunday schools),學童逃學還會被抓回來打屁股。另外還有成人男子學校,及成人女子學校。

平埔族人透過這些學校及「教冊仔」,學會新港文,並開始運用到他們的日常生活。一七七四年的《台灣府志》曾這樣敘述當時的平埔族:「習紅毛字者曰『教冊』,用鵝毛管,削尖,注墨汁於筒,醮而橫書自左而右。登記符檄錢穀數目;暇則將鵝管插於頭上,或橫貯於腰帶間。」我們當可想像,當年我們這些平埔祖先,頭上插著鵝毛管筆的灑脫景象,誰能笑他們沒有文士之風呢?要知道,貝多芬寫命運交響曲,也是用這種鵝毛管寫的。

荷蘭人在台灣只統治卅八年,而南部的平埔族卻持續使用新港文長達一百五十年。他們還可以用新港文來和漢語族人訂土地契約,而被稱為「番仔契」。這是荷蘭時代的教育所產生的結果。

難道只有儒家的教育才算教育嗎?難道只有讀儒家的書籍才算學府嗎?諷刺的是,西拉雅的語言與文字,正是在大漢沙文主義的文化霸權下,被漢化、被儒化,而終致滅絕。滅絕人家的語言與文字,豈真是教育的目的?豈真是「首學」的任務?

話說至此,千萬不要誤會我主張把孔廟「全台首學」匾額拆掉。「全台首學」的匾額仍應保持原貌,因為那是文化霸權的證據。我們只要在歷史教育上跳出大漢沙文主義以及儒家中心的單元思考即可。我這個呼籲,諒不至於遭到強調「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孔仲尼先生的反對吧?

恁爸未饜當華人

by 昆蟲 2007/10/01

古早古早以前,我在念大學時,就像當年一般的大學生一樣,我也自認為是中國人。那時雖然已經知道國民黨是獨裁政權,但還是沈迷在中華思想的迷霧中,花了不少心思為中國和中華文化尋找出路。

結果,我努力地尋尋又覓覓的成果卻是一個意外。

我發現,在四個華人社會中,離中國越遠的,社會越進步,人民越幸福。

活在中國大陸上 、真正的中國人最慘,因為他們是「中國人有」、「中國人治」、「中國人享」的純粹中國人國家。

臺灣人次之,雖不幸被中國人政府所統治,但是不得不接受美國霸權文化和經濟的影響,也沒有受到正統中國的直接壓迫。

香港人的運氣就更好了,直接受到死洋鬼子英國人殖民統冶。而新加坡人「數典忘祖」,又獨立又不願被叫「中國人」,那就更加幸福了!

所以,中國人的問題,顯然不是基因的關係,而是和中國距離的關係 ── 離中國越遠越好。最好既不叫中國人,也不是中國人政權。

我繼續思考下去,終於覺悟到中華文化其實是垃圾,是害處大於益處、「酒酸了應該倒掉」的垃圾。至於有人找例子來証明中華文化不是垃圾,我都回應說 : 「 在垃圾堆中當然可以找到寶物,要不然怎麼會有人靠撿垃圾過日子的呢?」

不過,那時我還是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因為那是客觀的現實,而非價值的判斷。我在臺灣黑暗的思想環境下所打開的視野,其實還是陷在國民黨天羅地網的思想鐵幕中。

然後,我順著潮流,「去去去、去美國 」。運氣很好地來到一個「臺獨大本營」念書。在臺灣同學會的圖書館內,我繼續研究,努力為中國和中華民族尋求出路。

接下來我所經歷的,是一場思想啟蒙運動。我從歷史,從文化、從政治現實、從國際法,覺悟到中國不再是我的,我也不是中國人。我拿中華民國的護照,就像巴勒斯坦人拿以色列的護照,只是現實上的不得已罷了。

於是,繼「中華文化是垃圾」之後,我拋棄了中國人的身份,斷絕了中華民族的認同。

接下去的問題, 就是我究竟是不是華人了。 這個就比較複雜,又要再過好幾年才確定答案。

剛到美國時,我有一個新加坡室友,他被問到臺灣的統獨問題時,都會半開玩笑、用新加坡腔的華語說 : 「當然是要獨立囉,這有什麼好說的。神經才會要統一囉。」 他認為自己是華人,但不是中國人。我想想,這也沒錯,血緣是華人,國籍不是中國人,我也應該是這樣吧!

可是,好像又不是這麼簡單。華人的血統是什麼呢?原住民這邊要怎麼算呢?我也算是平埔族嗎?

然後,對照到英文就更混亂了。英文的中國人、華人是不分的 :

假如我是華人的話 : I am Chinese; but I am NOT A Chinese.

再和家中小朋友說他們是誰 :

You are Taiwanese Americans because your parents are from Taiwan.

Because Taiwan is not part of China, we are not Chinese. You are neither Chinese nor Chinese Americans.

可是,假如我是華人,那小鬼頭就變成「華裔美國人」 Chinese Americans 了 ── 見鬼了,不是嗎?

還有,王建民若是「華人之光 」,那不就成了 “The Pride of Chinese”了。他媽的,這個我絕對不能接受 !

我想到新加坡的情形是因為他們是多元族群的社會,必須分華人、馬來人、印度人。而臺灣的族群並不是這樣分的,說我們是不是華人和說我們是不是人一樣,都是沒有意義的。

既然「華人」這名詞對臺灣人而言,在臺灣內部或在國際社會都是沒什麼意義。我們為什麼無聊地去用它呢?這個名詞在東南亞的種族衝突上充滿血腥,但是又和我們何干呢?

可是,我想,我拒絕當華人,最深層的理由,其實是來自中國對臺灣的武力恫嚇。

當中國不停地試圖用飛彈、用武力「說服」臺灣人來統一時,那個中國的國寶、姚明的臉就愈來愈可憎。每次看他出現在報章雜誌上時,我都會想說,怎麼會有人殺氣如此之重、長得這麼畸形,這麼顧人怨。(幸好他很少出現!) 我要是華人的話,那豈不跟他同一夥的,我有即麼衰嗎?

基於這些理由,我決定拒絕當華人。

我的那些二的N次方的袓先中,可能有一些、或甚至於有一大半來自中國。不過,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 恁爸未饜當華人!

2007年10月2日 星期二

台灣照護靈聖

by Mahakasappa 2007/10/01

二十多年前,我在一家圖書館看到一本戰前德國出版的日本(含,高麗和福爾摩莎)的畫冊.裡面,有關福爾摩莎的照片並不多.其中,以下的這照片,讓我印象很 深.我當時的感覺是混著思鄉和發自這位福爾摩莎人外現品質的震撼.我一直沒有忘記這張照片.兩年多前,我寫信請求一位住那大學附近的朋友,把這照片掃瞄給 我.我把它弄成電腦的背景畫布.每次,看到這位福爾摩莎人呈現的,認真,動手作(實作),無話的氣質,以及和大自然相唱和的石雕體格,我都會想起在台灣長 一輩身上常見到的氣質. 走到台灣各地,我們現在還可以看到具這種氣質的台灣長輩,如果我們真的睜開眼睛的話.

這一年,旅居台灣的中國人,用他們唯懂的耍嘴皮子文化,推出「一高二低」的低級品牌,並拿來放肆行銷,以便侮辱台灣人長輩.

另一方面,大話新聞近日相對的,在回顧我們的長輩的世代.所以,我想到,把它貼出來,也許會有人也和我一樣欣賞這位台灣人長輩.

許多國家都有照護靈聖(Patron saint),我知道,那個觀念來自歐洲宗教,但是,我在想,這照片很適合用來作為台灣照護靈聖,他顯示了台灣人的來源以及台灣人原生的氣質.我覺得他的 沉靜,自信,實作和自然,可以作為我們迎回我們前幾個世代的氣質的一種提醒和靈感(inspiration),那正是國家照護靈聖對於國民的意義.所以, 我把他看作台灣國家照護靈聖.(註:照護靈聖,必須是曾經活過的人,不可以是傳說的.)

因為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就叫他為阿里山鄒族長輩,或許可稱呼他為阿里山靈聖(Saint Arisan)

照護靈聖參考資料:
各國照護靈聖表列,台灣沒有國家照護靈聖
照護靈聖(Patron saint)一般定義
例1: St Boniface是德國和荷蘭的照護靈聖
例2: St George是英格蘭,希臘,俄國,葡萄牙等國的照護靈聖

1920年代照片:阿里山鄒族長輩
(要存檔到你的電腦:請按老鼠右鍵,選擇儲存圖片)

專家指中國網際網路偽造軍事新聞情況嚴重

by drinker 2007/09/29

類似手法近日出現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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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pchome.com.tw/crossstraits/cna/20070928/index-20070928140517180137.html


2007-09-28 14:05/中央社記者林於國香港二十八日電

知名軍事專家平可夫今天表示,中國網路偽造軍事假新聞情況嚴重,其中出現的大量所謂「漢和新聞」和「平可夫評論」都是虛假的。

他告訴中央社,近期發現部分中國官方報紙曾使用偽造的「平可夫評論」。

加拿大漢和防務評論創辦人平可夫表示,中國部分網路甚至偽造其他國際軍事媒體的的軍事新聞,包括知名的詹氏防衛週刊等,或者乾脆以毫不存在的「外國媒體」名字發送軍事、外交新聞。

平可夫認為,目前處於國際關係敏感時期,中國網路大量出現虛假軍事新聞的動向值得高度關注。

在兩岸軍事關係上,部分中國傳媒偽造新聞如「四架F16戰鬥機投誠」的消息,由此可見這些偽造活動絕非單純,而是混淆視聽的宣傳戰的一部分。

他並舉例,官方的國際先驅報近期偽造平可夫接受該報採訪時表示:中國製造大飛機出發點基於國家戰略安全形度考慮。但事實上,他從未接受過這家報紙採訪,同時還偽造「漢和新聞聲稱中國航母在二零零九年服役」,然後再加以批駁。

另外,中國網站還偽造「漢和新聞聲稱太行山發現五十個DF41洲際彈道導彈發射井」,然後中國專家又在中央電視臺加以批判。

平可夫表示,跡像已經顯示這些偽造活動已經具備很強的政治目的,他將進一步提醒國際媒體注意中國已經成為偽造軍事新聞的主要產地。

2007年9月30日 星期日

又一個殘酷的歷史玩笑

by 延平旁聽生 2007/09/13

一個人若是有意自我作踐,當然可以找出很多方法。所謂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如果連起碼尊嚴都不顧了,還怕找不到方法嗎?

要深入了解一個民族的靈魂,可以從這個民族如何選擇以及塑造自己的民族英雄切入。倘若他們所依賴的是謊言,一系列的謊言,連綿不斷的謊言,則應該可以斷定,這是一個自作孽的民族,準備代代踐踏自己的靈魂。

仔細看了上個月舉辦的幾個「郭雨新百年冥誕」紀念活動,不禁有如上的聯想。先看一下紀念會上的一些發言。8/16的「郭雨新百年冥誕紀念座談會」上(自由時報)﹕

“姚嘉文認為,郭雨新一九七八年在美國宣布參選總統,雖然在法律上不能成為實質候選人,但觀念上卻打破台灣僅是「被統治者」的想法,台灣人要有自己的總統,對後來推動總統直選有啟發作用。

“游錫堃說,郭雨新可說是黨外運動的「祖師」、黨外之父,強調郭其實是台獨主義者。郭雨新當初宣布選總統的「競選總統演說辭」,強烈主張「住在台灣的居民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來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同時,陳水扁以總統身份在「紀念郭雨新百歲冥誕影像特展」致詞時表示﹕郭雨新是黨外運動祖師爺,台灣民主之父。(中央社)

8/30《自立晚報》報導﹕“郭雨新先生百年冥誕影像紀念巡迴展」昨〈二十九〉天起在市府中庭展出,陳菊市長致詞時表示,郭雨新先生為台灣人留下一個不受利誘、威脅,有骨氣的典範,這對後代子孫很重要,所以台灣人到現在還會感念他。”

看一看幾個很簡單的事實。台灣人僅是「被統治者」的想法,早在郭雨新之前就已經被數不清的台灣人「打破」了;台灣人要有自己的總統的想法,也不是從郭雨新才開始。「台灣獨立」的想法,早從1920年代台灣左派運動就已經開始流傳了,戰後更是普遍流傳。難道,這些都需要等待郭雨新遲至1978年站出來「啟發」嗎?姚嘉文、游錫堃、陳水扁為賦新詞強說愁,委實太矯情了。

陳菊稱贊“郭雨新先生為台灣人留下一個不受利誘、威脅,有骨氣的典範”,更是諷刺。若說典範,恐怕“晚節不保”還比較適切吧。郭氏晚節不保的種種,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中在美國留學或者生活的台灣人所知之能詳的。起初,很多海外台灣人原本有意接受郭的領導,至少很願意聆聽他的意見。到後來,普遍無法接受郭的曖眛言行。郭以及張富忠等立場不甚明朗人士的「台灣民主運動同盟」,後來在政治立場上顯然並非「明確主張臺灣應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按﹕李筱峰在紀念會上如此贊揚郭)」。很多台灣人漸感不耐,終而掀起批郭風潮。這方面的文獻,兩年前本論壇曾經有部分整理(郭雨新: 另類觀點)。

其實在郭遷居美國之前,早已經從宜蘭父兄輩口中得知他那「雙面刀鬼」性格以及事跡,擅長遊走在民意與國民黨之間。誠然,威權體制環境下求發展,或許有其不得不爾的緣由。在往日的台灣,確實有不少人以此辯解自己的言行。實情果真如此嗎?究竟是不得已的生存之道?或者是左右逢源時掩飾真面貌所用的遁辭?坦白說,真偽難分。然而,一旦擺脫獨裁者的桎梏,到了自由天地的海外可以為受苦受難的台灣大聲疾呼的時候,倘若還繼續沿用同樣的遁辭,則真偽立判。顯然,他繼續在尋求左右逢源的好處,企圖遊走在台灣人、國民黨政府與中國政府之間。再加上所發表的政治論述,粗糙而且幼稚不堪,完全經不起剖析,是以當時海外台灣人很快就看穿了﹕真正的郭雨新,原來不過爾爾。

這樣一個政治判斷乏善可陳、人格操守可議的政客級人物,居然被推崇為「黨外運動祖師爺」、「台灣民主之父」、「黨外之父」!幾個位高權重的本土派政治人物,如此為台灣人民擇取以及塑造本土英雄,也算是在捍衛本土價值嗎?

自作孽地糟蹋自己的民族靈魂!又是一個殘酷的歷史玩笑。

殘酷的歷史玩笑

by 延平旁聽生 2007/09/05


三、四十年來,彭明敏等人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1964),流傳頗廣。很多台灣人在作政治論述的時候,經常奉為圭臬。1996年,原非黨員的彭明敏,被民進黨推為總統候選人。可見,他確實得到很多台灣人真誠的敬重。甚至於,還經常被尊奉為「台獨教父」。

日昨再度閱讀《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很有感慨。因為,從這個宣言的內容來看,或者以很多台灣人對於這個宣言的了解而言,歷史跟台灣人開了一個無比殘酷的玩笑。先從宣言中如下的兩段文字談起。

“蔣介石的官兵,把一生奉獻給這個獨夫,請問他們得到什麼代價?一旦年老力衰,不僅不能享其餘生,且被擯去民間,流浪街頭。這種騙局怎麼不令他們痛恨?因此,退伍軍人常說「亡大陸的固然是退伍軍人,亡蔣介石也將是退伍軍人」。

“現役官兵的生活,更是慘不堪言,他們常常說,「毛澤東斷了我們的祖宗,蔣介石絕了我們的子孫。」狂者鋌而走險,猖者鬱鬱終日,官兵越規犯禁層出不窮,指揮官能多方籠絡,結果兵比官驕,軍紀掃地。”

實情當然不是如此。觀察台灣的政治現實面,應該可以相當清楚看出,蔣介石帶來台灣的五十萬官兵,不但沒有「亡蔣介石」的意願,而且向來是蔣介石父子統治台灣人最為倚重的工具。除卻終戰後直接參與的血腥屠殺、鎮壓而外,另有長達數十年之久、以台灣人為假想敵的“宵禁”、“衛戍”等等。更為重要的是,這批為數非常龐大的軍人,是蔣介石建構國家機器的最重要人力資源庫,被廣泛分配在所有部門的各階層,從中央到地方,從都會到鄉間,包括司法、情治警政、行政官僚、文化教育體系、黨營國營企業、校園教室等等,而且是其中的中堅骨幹。就一個現代國家而言,這是一個專業素養不堪聞問、效率奇差的國家機器。但是,它卻是一個對獨裁者無比忠貞的統治機器。

即便經過了二十年左右的民主化過程,這批人仍然牢牢掌握國家機器,也是當今保守政治勢力最堅強的堡壘,處處抵制民選的執政黨,抵制所有的改革。最近,甚至於公然從司法界發動大反撲。

如此情況,與《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所陳述的,差距實在太大了。由此,彭明敏等人的政治誤判,至為明顯。

誠然,世事難料;尚未發生之事,有時確實難加掌握。然而,就在這篇宣言誕生的1964年間,軍人轉任非軍事機關,早已經開始大規模進行了。此外,「軍公教福利體制」的籌備工作,大張旗鼓地進行得如火如荼,而且也已經開始局部付諸實施。其意圖甚是清楚﹕以特權特惠體制,籠絡羈縻少數人為其所用,磨刀霍霍,共同魚肉台灣人。所給台灣社會帶來的大災難,應該是顯而易見的事。然而,日日夜夜生活其中,卻缺乏起碼的洞察力。更離譜的是,竟然還引申出「亡大陸的固然是退伍軍人,亡蔣介石也將是退伍軍人」之說。荒唐!荒唐!徵之當今“榮民”享有舉世罕見的特權優惠,頑強的黨國精神分毫不減當年,尤見此項政治誤判的高度諷刺性。

仔細閱讀這個宣言,應該可以知道,其內容並沒有超越在此之前島內外許多台灣人的政治論述,也沒有超越雷震的《自由中國》(1960年被警總封閉)。以台灣民主運動史的一項文獻而言,其意義在於勇敢地道出那個時代廣大台灣人反獨裁的心聲,而不在於政治研判上具有綱領性意義的見解。如果一定從中找出開創歷史新局面的任何重要創見,實在大可不必。不過,彭明敏《鯨魚》網站上「回顧與展望—台灣自救宣言三十週年紀念文集」,從一片仰之彌高的謳歌中可以看出,不少人顯然不作如是觀。

如果一定要找出重要的歷史意義的話,或許應該說,這個宣言一方面表達了台灣人自救的真摯意願,另一方面更暴露了難以置信的天真與無知。這樣的天真與無知,曾經一次又一次帶領台灣人走進惡意設計的天大陷阱。迄今,台灣人還沒有能夠真正步出殺機重重的陷阱,卻有不少人忘情地歌功頌德,不斷頌揚「台獨教父」的真知灼見。一代偉人,大概就是這樣打造起來的吧。

這是一個殘酷的歷史玩笑。

紀念蔣渭水(二)

by 老建中 2007/08/27

蔣渭水所處的台灣,是傳統漢族文明與經日本而來近代文明,首次大規模接觸、沖擊的時代。在此背景下,當時台灣精英,如何嘗試去理解、吸收所面對西方先進的文化;如何解讀外界迅速變化的世界與訊息;如何培養符合當代的世界觀、政治判斷、洞察力,以及更基本的人文素養。這些都是值得深刻探究的領域—畢竟,先進分子之間的互動、討論,以至批評的內容、深度、頻率,以及參與者的人數、範圍,是衡量社會人文的重要指標之一。

基本上,這是後進地區、殖民地向西方學習,引進新思潮,從而改變社會必經的過程。明治維新的日本,相當成功地蛻變,而清王朝則明顯地失敗。如此巨大差異,不但是研究東方近代史有意義的課題,對人民更有實質與長久的影響。

台灣的近代化,是日本殖民計劃、執行的結果,目的當然是為其本身利益。然而,殖民政策的兩面性,使得台灣人民也接觸到近代化的一些面向。後者,主要還要靠人民自動自發的努力。如此,固然能顯示人民主觀的活力,卻缺乏政府強制力與資源,而遺憾地,也往往表現領導人物的偏好與侷限。

蔣渭水的心路歷程,可以提供當時台灣精英在近代化中過程的一些線索。

醫校期間,他接觸的西方文明似乎有限(至少出土文獻無法提供更多資訊)。執業之後,他的「政治熱」,使他成為公眾人物,後人得以藉此了解這位先覺者心靈探索的行蹤。

根據他自述:「入監獄實在像入學,比普通的學校,讀書的成績,還更良好。」因此,讓我們從他1924年(大正13年)治警事件入監64天的日記,來瀏覽他所接觸的資訊。除去醫學書籍之外,根據<台灣民報>記錄,他自行攜帶與家人、外人寄來與供給的人文領域書籍,大致如下。

「拘留中第一苦的是恐怕沒有書可讀…攜帶…<明治維新志士活躍史>、<社會學原論>三冊。

「寄來<西鄉南洲傳>三冊、<奈(拿)破侖>二冊、<交通要論>和<社會政策>各一。
「(連雅堂寄來)<基督抹殺論>(幸德秋水著)。

「由獄吏借佛教雜誌,<融合誌>,係曹洞宗的機關誌。

「渭川寄來<綱鑑易知錄>全部十四冊…

「寄來<明治文化之研究>。

「接<政治泛論>二,<政治學大意>二,<社會問題概論>一,文化主義與社會問題>一。

「威爾遜著,高田番苗譯<政治泛論>,很有興味。

「寄到<古文新義>,小說<麗子夫人>。

由此看來,蔣渭水在牢獄中,相當勤於讀書,而且速度也快。根據日記記錄:十天讀完2500頁<西鄉南洲傳>,(即西鄉隆盛)三冊;一個星期讀完<政治泛論>二冊,等等。

此間,他所接觸代表西方思潮的著作,似乎都是入門書籍。牢獄中,當然無法與同人互相討論,學習。從已知文獻,也無從判斷他出獄後,如何加深這方面的認知。

在牢中,他除去讀書之外,曾經多次做詩賦詞。例如,作<頓狂詩>;仿古文,<歸去來辭>,名曰<快入來辭>;作 <獄中夢>(日文);仿曹夢德<短歌行>;仿<赤壁賦>,作<牢獄賦>;仿<春夜宴桃李園序 >,作<春日集監獄序>;仿<陋室銘>,作<牢舍銘>。二月三日的日記,記錄暗誦屈原<楚辭>,也記下能夠暗誦的古文詩詞、文章。如此,都顯示他能夠從傳統漢文學中自我取樂,也表明傳統漢學對他深刻的影響。

暗誦當然表明他具備特定能力,尤其是記憶的功夫。但是,這個傳統文人必備的基本功夫,固然可以自娛娛人,對於現代人文思潮,政治判斷恐怕毫無幫助。

然而,傳統漢學的影響,不只如此。以下兩則日記,可以說明一些。

「終日看讀(?)<綱鑑易知錄>,感嘆中華歷代的興亡,全是無道昏君所致。…唐太宗李世民,實可稱明主,在位二十餘年,行善政很多,時以分配田土給農家一事,可以算是社會主義政策,唐朝可算是社會主義國了。(二月十一日)

「讀宋史到秦檜害岳飛,傷忠誤國,實是古今大奸臣,等我到西湖岳飛墓,必定對這奸臣,溺下小便,才甘心哩。」(二月十七日)

目前多數台灣人,不了解社會主義,甚至對其懷疑、恐懼。如此特殊的現況,主要「歸功」於國民黨切割1920、30年代台灣左派運動的歷史,與多年強制而廣泛的恐共教育。相對而言,蔣渭水所處的是社會主義成為世界風潮的年代,而日本政府也相對民主開放的時代。然而,根據這則日記,他對社會主義的了解顯然相當有限。對此議題,此後當專文探討。

此外,他也深受傳統道德與政治觀點的影響。昏君、明主、忠奸等黑白分明、二元對立的看法,雖然是不少人判斷政治事務、人事的標準,卻不符合人間的複雜狀況。

蔣渭水誠然是個勇於犧牲自我的人物。他受人尊敬,當然有其道理。然而,也必須坦誠指出:在現代人文、政治領域,他並未留下與名聲相應的遺產。

紀念蔣渭水(一)

by 老建中 2007/08/14

近年來連串的紀念蔣渭水,表現台灣先人、先賢事跡的出土,不但不再是冷門,反而成為熱門、搶手的領域。回顧歷史,當然不在歌功頌德,也不在緬懷過去光榮,而是嚴肅檢討的機會。先人的長處固然需要繼承、發揚,後人更要了解他們的短處、缺失。畢竟,在真理之前,我們都是侏儒;而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才能夠眺遠,反之,無知則增加侏儒的重擔,導致目光更為短淺。

最近民進黨、國民黨的表現,顯示雙方都積極想根據己意,解釋這段歷史的傾向。

例如,民進黨主席游錫堃席表示,蔣渭水先生生前是一個可享榮華富貴的名醫,後來成為奉獻家產解放台灣人民的革命家,…,民進黨身為解嚴後的第一個本土政黨,無論是在住民自決或是照顧弱勢上,都承續了蔣渭水先生當初的精神。(見
http://www.dpp.org.tw/news/common/ProductDetail.asp?prd_id=11138)這段簡短論述,事實參雜想像與意願,而想為民進黨臉上貼金的作法,相當明顯。

馬英九除去賣力動情演出之外,更積極勾畫蔣渭水與國民黨(尤其是孫文)的關聯。(參見<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記蔣渭水與「台灣民眾黨」>一文,出於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jul/10/today-o3.htm)。

推銷「蔣渭水先生一向尊崇孫中山先生思想」,蔣渭水思慕中國的情懷,而且趁機拋出讓人認為尋根、本土的意向,其實是馬英九,以至國民黨,近年來突然尊崇蔣渭水的原因。

然而,國民黨所勾畫的蔣渭水與孫文關係,當然是刻意營造。例如,所謂蔣渭水曾經秘密加入同盟會云云。果真如此,國民黨早己提出佐證,或可供研究的資料。事實,顯然不是如此。

撇開國民黨一廂情願的說法,這位黃煌雄稱為最本土的歷史人物,確實曾經深受孫文影響。黃煌雄最近出版的<蔣渭水傳─臺灣的孫中山>,(原名 <台灣的先知先覺者>)。其中,黃自述:『研究蔣渭水的理念、情操和事蹟,越覺得蔣在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上扮演的就是孫中山的角色。應為蔣渭水重新歷史定位,新版書名副標就命名為「台灣的孫中 山」,以向這位「熱血男兒」致敬。』

黃煌雄將蔣渭水定位為「台灣的孫中 山」,顯然認為是一種榮銜!目前台灣,如此作法,也顯然是多數人所能接受。

個人要崇拜那個特定歷史人物,當然是他的自由。而國民黨數十年教育,使得多數台灣人民很自然尊稱孫文為「國父」,也跟著國民黨的避諱,不稱「孫文」,而稱「孫中山」;對孫文的事跡,多半追隨國民黨教育與廣大黨的宣傳資訊,而同意他「歷史偉人」、「革命家」的地位。(筆者按,對於孫文的事跡,鄙人曾經做過一些簡短的評論,目的在於揭發國民黨的造神運動,而回復孫文的原始面貌。有必要時,當然會繼續努力。)

根據現有資料,蔣渭水確實有強烈的漢族意識,甚至中華民族認同;他也刻意模仿孫文。如此,除去反映當時歷史條件、環境限制,更表現個人因素,而嚴重影響他的政治視野與作為。

由於一些網站貼文(包括黃煌雄編撰的書籍)已經列舉蔣渭水模仿孫文的行為,此處不再重覆,而從其它角度著手。

蔣渭水顯然是很得幹部、群眾支持的人物,他是個無私的領袖,也是頗能吸引、感動聽眾的演講能手;然而,政治思想與論述,卻不是他的長處。

例如,「階級鬥爭與民族運動」(<台灣民報>157號: 1927年5月15日)一文中,蔣渭水在引用孫文與越飛聯合宣言後,如此說:

「中國的先知先覺者孫中山先生,積了四十年的經驗和研究,竟判斷共產組織不合中國今日之用,中國尚且不適用共產制度,何況於台灣呢?」

共產主義與制度,是否適用於當時台灣,是個相當嚴肅的問題。不同社會的政治、經濟、歷史以及種種狀況,使得先進社會制度、政治理想無法簡易抄襲或輸入;而且,當時台灣雖然是日本殖民地,然而整體而言,比較中國更為現代化。針對如此重大與深遠的問題,蔣渭水可以從基本理論的構思,執行上的考慮,內外情勢的利弊等等,從不同角度與對方討論、辯駁。相反地,他只是簡單地以「中國的先知先覺者」,「中國尚且不適用」云云的說詞。如此,似乎表示他對孫文的崇拜,已然蒙蔽了判斷力,而想依賴「先覺者」的大帽子壓制對方。

又如,在「共產主義向左去,三民主義向右來」(<台灣民報>160號; 1927年6月5日)一文中,蔣渭水對孫文的說法未加評論、批評,甚至並無任何申述、論敘。他在抄錄孫文一些含混不清的語句:『孫先生又說:「民生主義是共產之實行,共產主義是民生之理想,民生是將來之共產…」,其後引用兩位學者,包括杜威的「贊辭」:

『孫先生…讀盡古今中外政治哲理,發明三民主義。…。中國用了百年之後,一定成了世界最自由、最平等的國家。』

兩位學者發言出處不可考,這還只是小問題。而杜威的「贊辭」,想來會讓國民黨最忠貞的理性支持者臉紅!

個人誠然有言論自由。作為政治領袖的蔣渭水,卻盲目崇拜、跟隨孫文言論至此。如此濫情運用他的政治資產、地位與發言權利,不得不令人嘆息!然而,蔣渭水如此作為並不是孤立的現象,而只是冰山的一角。日據時代士紳的「祖國派」,二次戰後坦誠歡迎「國軍」的人們,都是不幸的明證。

紀念蔣渭水的意義之一,不是將他送上神壇,而在於訓練後人客觀能力、肚量、膽識,能夠認識先人的限制,不再重覆他們的錯誤,從而站在巨人的肩上,而有更深遠的視野。

我們有此擔當與能耐嗎?

2007年9月29日 星期六

紐約時報百年前的臺灣新聞

by 昆蟲 2007/09/27

1904年九月二十五日,紐約時報出現了一篇關於臺灣的新聞。它的內容,比我所聽過所有親日派的言論,更加親日。在紐約時報的記者筆下,日本人是解放臺灣人的英雄!



我在網路上找不到文字的版本,所以就乾脆自己把它整篇都打字下來。(也想要翻譯,不過工程太浩大.)

這一篇,有很多值得注意的 :

* 日本真得非常認真和用心在治理臺灣,連沒有受到「日本奴化教育」的紐約時報記者,都將臺灣當成殖民統治的成功典範。
* 臺灣雖然號稱「美麗之島」 (Formosa),但是在日本佔領之前是蠻荒之地(Savage Island)。
* 臺灣實在太蠻荒了,乃至於西班牙和荷蘭雖然試著建立臺灣為殖民地,卻失望地放棄 (gave it up in despair)。 ── 和鄭成功似乎沒有什麼關係!
* 日本人大量地從日本拿錢來投資建設臺灣。
* 日本人採懷柔、因地制宜的政策。
* 清朝雖然有在臺灣興建一小段鐵路,可是那卻是「一堆廢鐵」。(劉銘傳的現代化神話,只是廢鐵)
* 日本來臺前,臺灣治安拜壞、匪類橫行、民不聊生。
* 中國割讓臺灣,可能是高興都來不及。(China was willing, if not glad, to cede to it … China was probably glad to get rid of the unruly island.)
* 臺灣在日本人的統冶下才接觸到近代文明。
* 不到十年的時間,日本讓臺灣人生產大躍進、教育大躍進、文化大躍進、醫療衛生大躍進。

反正和我們所學的歷史完全不一樣就是了。

原文如下 :
SAVAGE ISLAND OF FORMOSA TRANSFORMED BY JAPANESE

– Wonders Worked in a Few Years With a People That Others Had Failed to Subdue

— A Lesson for Other Colonizing Nations.

LONDON, Sep. 24. - The Times today publishes the following article from a correspondent, dealing with Japan’s transformation of Formosa: To achieve success in any art three things are necessary - native talent, close application, and experience.

The art of colonizing is no exception to the rule. Hence the Germans have failed in their attempts at colonization, notwithstanding their close application, either from want of native talent or from the lack of experience; but most probably the fact that the first attempt in any art is usually a failure has been the cause of Germany’s non-success.

For this reason Japan’s first attempt at colonizing i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especially as the Island of Formosa, which is Japan’s first colony, probably so-called offers difficulties to a colonizing nation which in the past have appeared insurmountable to many other nations.

The Island of Formosa has ever been a favorite haunt of outlaws from China and from various other countries, and the savageness and unruliness of the population were so great that those parts of the country which were conquered several times were never colonized.

The Spanish and the Dutch made attempts at colonizing Formosa, but they gave it up in despair. The Chinese left the land virtually a wilderness, and the French and English, who might easily enough have acquired it, preferred not to put their foot into the interior of that savage island.

Taming the Wild Natives.

Therefore, when Japan demanded Formosa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Chinese-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China was willing, if not glad, to cede to it, and Li Hung-Chang remarked sarcastically that Japan would find the island an exceedingly bad bargain.

When Japan entered Formosa she found the coast at the mercy of pirates. The interior was ruled partly by the savage aborigines, partly by organized bands of outlaws and robbers, who plundered ships wrecked on the coast and murdered the crews who approached the island. While Formosa was in the possession of China, troubl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was frequently caused by these murderous attacks on the crews of foreign ships. China was probably glad to get rid of the unruly island.

The conquest of the island took a year, and on the 31st of March, 1896, it was placed under civil administration. But the former Chinese officers and officials who used to be on duty in the island, and who feared to be deprived of their positions, joined hands with the unruly elements of Formosa, instigated them to revolt against their new rulers, and the country was constantly in a state of restlessness and turmoil up to the end of 1901, when a sweeping movement of the troops rid the island at last of its revolutionary elements.

Leniency in Enforcing Laws.

Though the country has hitherto enjoyed only a few years of complete peace under Japanese rule, the appearance of the country and the spirit of its formerly savage inhabitants have already completely changed, and the natives begin to understand the blessings of Japanese rule and to praise it.

The policy by which Japan has achieved this remarkable success has been the following: Japan has, so far as possible, respected the prejudices of the inhabitants, and has tried rather to gently guide than to coerce them on the path of civilization.

For instance, the ancient “Peace Corps,” which was established by the Chinese and which protected the inhabitants against the raids of armed banditti, and against fire, floods, and other natural calamities, was maintained,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enlightened laws of Japan were introduced. However, while these laws are in the main applied with their full force to the Japanese residing in the island, they are modified in the case of the aboriginal inhabitants whose lack of civilization makes them unable to appreciate at once civilized conditions and the necessity to respect those laws whereby civilization is upheld.

Curing the Opium Habit.

Even the opium habit has in so far been respected that the natives are not punished for consuming opium, though opium smoking and dealing in opium is a crime for which Japanese citizens in Japan and in Formosa as well are punished with penal servitude of varying degrees. But in order to gradually diminish the amount of opium consumed, on the same principle on which a drunkard may gradually be weaned from his drink,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made the opium trade a monopoly, which it judiciously uses for at the same time permitting and discouraging opium smoking.

Only confirmed smokers are able to obtain opium, and they can secure the drug only under the strictest serveillance. The Government controlling the supply of opium doles it out through licensed agents to licensed smokers, and the police watch with the greatest vigilance that the circle of opium smokers does not enlarged.

At the same time moral pressure is brought to bear. All doctors have constantly to point out the evils of opium smoking to the grown-up, and all school teachers have to warn the children against the injurious and demoralizing effects of the opium habit.

The population of the island amounts to present roughly to 3,000,000, of whom in September, 1900, 169,064 were opium smokers. By the end of March, 1902, only 152,044 were registered and licensed as opium smokers, the decrease of 17,020 having been caused by death or by the discontinuance of the opium habit, and this number will no doubt rapidly be further reduced by the wise policy that is being pursued.

It is significant that the opium imported, which represented in 1900 a value of 3,392,602 yes, amounted in 1903 to the value of 1,121,455 yen only. From a revenue point of view the policy restricting the use of opium in Formosa is no doubt unfavorable, for it means the State a serious loss of income on the one sides, and increased expenses for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urveillance of opium smokers on the other side.

Whil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in no way tried to hurt the susceptibilities of the natives by meddling with their religion and their customs, it has given them tangible proof of the benefit of Japanese rule by improving in every respect the conditions of the people. In the first place, the law-abiding tollers are no longer terrorized and tyrannized over by robber bands, and enjoy freedom under a just Government. In the second place much has been done for their bodily welfare.

The country used to suffer much from epidemic diseases, which ere largely caused by the wretchedly bad water which the natives obtained from stagnant pools and contaminated streams. Consequently the Japanese set about to provide a supply of pure water.

The total number of artesian wells that have bored in Formosa is not available, but in the Tajhoku district alone, where about one-tenth of the population is living, more than 800 wells have been sunk.

Fine System of Schools Started.

Education being the basis and starting point of all progress, Japan has introduced her splendid education system in Formosa. There are schools for the Japanese, with 60 teachers and 2,000 pupils, and there are 130 elementary schools for the natives with a teaching staff of 521 teachers, who are educating 18,149 children and transforming them into civilized beings.

However, Japan is not satisfied with providing elementary education for the natives, for it is her ambition to give to Formosa the best she has to give. Consequently Japan has established for the use of the natives a medical school, a Japanese language school, and a school for training school teachers.

The medical school in Formosa has the grand distinction that it is the only school in the Far East which gives a regular course of the modern science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 to students of Chinese origin. It is domiciled in Taihoku, and at the present moment about 150 students are studying medicine the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mpetent Japanese professors.

The Japanese language school serves two objects. Its purpose is to spread the Japanese language among the natives,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furnish opportunities to the Japanese to learn the native languages, and thus to prepare them to act as teachers and interpreters iin the interior.

The happiness of the individual depends not only on his security, his freedom from tyranny, and on his bodily wellbeings, but also on his prosperity. Consequently Japan has made it her aim to increase the prosperity of her new colony.

Making Network of Railways.

When Japan took over Formosa there were no roads in existence, but strange to say there was a short piece of railway which was almost useless, so badly was it built and so wretchedly was it managed. Railway fares and freights were changed almost daily, and trains were run “when convenient.”

Understanding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s of Formosa, the Japanese started methodically upon road making in many parts of the island, and according to a recent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ul more than 1,000 miles of road have already been built. At the same tim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mapped out a comprehensive scheme or railways, on which it proposes to spend 28,8000,000 yen, or almost £ 3,000,000, an amount which for a country like Japan sounds
almost fabulous.

The piece of railway which the Japanese found in existence has already been thoroughly reconstructed, and a new line from Shinhiku to Takao was commence simultaneously from both termini with the greatest energy. Between 1897 and 1903, 95 miles of railway were laid, 37 stations were built, and 210 freight cars and passenger wagons and 20 engines introduced.

During this period the number of passengers carried has grown fourfold and the quantity of good transported tenfold. Besides, light railways were introduced, of which 125 miles were laid within a few months. A further 52 mildes of light railroad are about to be built.

The post, telegraph, and telephones have also been introduced with the greatest success. Between 1896 and 1902 eigthy-seven Post Offices were opened for the public throughout the island, which, in 1902, handled 13,285,105 letters and post cards and 114,779 parcels, and issued 336,207 domestic money orders. The length of telegraph wire has grown from 900 miles in 1896 to 2,600 miles in 1902, and 1350 miles of telephone wire have been laid, over which in 1902 3,690,228 messages were sent.

The native industries which were carried on n Formosa when the Japanese arrived were pursued in a very unsatisfactory fashion. Scientific cultivation, and even thorough cultivation, of the fruitful ground was
unknown; the natives relies chiefly on the bounty of Nature unaided, and though the Formosa farmer did obtain two, and even three, crops of rice a year, his harvest was not proportionate to his toil and his income was totally inadequate.

Through the improved methods which have been introduced by the Japanese, the production of rice has increased by 10 percent between 1896 and 1902. The production of tea has grown fivefold between the same years, and the other agricultural staple products, such as sugar, sweet potatoes, cane, ramie, jute, turmetric, &c., all show a very large increase.

The enormous forests also were insufficiently utilized, and the wastefulness of the natives was such that, for instance, camphor oil was treated as waste by the native refiners, who extracted camphor from the wood. The consequence of the reforms which have been introduced by the Japanese has been that the production of camphor has steadily increased from 1,534,596 kin in 1897 to 3,588,814 kin in 1903, and the output of camphor oil has risen from 638,603 kin in 1897 to 2,670,561 kin in 1903.

Mining likewise was carried on in the most superficial and improvident fashion and consequently the maximum of labor yielded but a minimum of result.

By patient tuition and gentle insistence the Japanese have succeeded in introducing improved methods in all industries. The farms yield better harvests, the forests are scientifically exploited, and millions of young
camphor trees have been planted in suitable places, and the mining industry has made an enormous progress in the last few years.

Bank and Currency System.

The improvement in trade and industries of Formosa naturally made apparent the need of improved banking organs and an improved currency system. Consequently, the Formosan Bank was established as the central baning organ in the island, and private banking offices were opened in the more important centres.

Post Office savings banks have also been opened, and have had a highly gratifying success. The number of depositors has increased from 5,847 in 1896 to 41,145 in 1902, and the amount deposited from 228,487 yen in 1806 to 763,575 yen in 1902.

The currency of Formosa also had to be reformed. Formosa used to be a country where the medium of exchange was bullion, not coin, exactly as in China, and the bulky copper coinage used to make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of any magnitude wellnigh an impossibility. This antediluvian monetary system has now been replaced by the up-to-date monetary system of Japan.

Japan has poured money like water into Formosa. She has established factories for making brown sugar, white sugar, glass, pager, &c.; she has sent out many of her ablest men as administrators, and she will no doubt in due time receive her reward for her enlightened policy.

Only a few years have elapsed since the island has been completely pacified. Nevertheless, the economic ordinary progress which has already been made is very striking. The increased prosperity of the inhabitants may be seen from the fact that the general revenue, which is principally derived from Government works and undertakings, the opium monopoly, customs, and various taxes has expanded from 2,711,822 yen in 1896 to 12,738,587 yen in 1903, having grown almost tenfold.

The ordinary local revenue, which is chiefly composed of taxes on land, houses, businesses, &c., has risen from 747,850 yen in 1898, to 1,952,220 yen in 1902, having almost been trebled in four year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general and local taxes, no undue hardship has been exercised in order to obtain these magnificent results.

It is, therefore only natural that the population of Formosa has rapidly increased parl passu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ts resources. In 1897, the population of Formosa amounted to 2,455,357, but in 1903 it had risen to 3,082,404.

扯那麼多做啥?

by dingnam 2007/09/29


老是有人覺得民進黨執政, 不是這個爛, 就是那個不好!

好像, 自己投了一張票, 從此升格當天王老子.....天天到網路上論政!論完了, 還不准別人稍息, 還要別人回辦公室拿著天王老子的意見一一照辦!!

沒有照辦, 就是扁政府爛! 就是扁政府對不起他! 就是大家都不該繼續投票繼續支持! 就是全體應該集體抵制!


嘿!!你有完沒完啊??????????????????????????????

我只問你一件事: 中共這麼急著要國民黨重新上台的原因是什麼?

難道是因為民進黨繼續執政, 就會發動戰爭跟他們對幹嗎?

用用你的腦袋想民進黨有這個對幹的實力嗎?

從2000年到現在, 台灣唯一有大幅成長的東西, 就是"台灣意識"!!

這才是民進黨執政的真正意義!

這才是中共一再要去民進黨而後快的真正原因!

別被泛藍/泛紅那套"民進黨執政=發動戰爭"的謊言唬弄了!

國民黨和共產黨真正要排除的,是台灣人的台灣意識!!

也就是因為台灣意識必須存在, 必須壯大到足以跟大中國意識對抗, 所以絕對不能讓國民黨再次執政!!

阿扁有千般不好, 阿扁有搖擺習性, 都無法毀損他在台灣意識上的提升功能!

有人說他只會打嘴砲!

問題是, 他嘴砲打完了, 你和週遭的台灣意識有沒有更強悍?

你指責阿扁, 痛罵阿扁不執行這個不執行那個的原因, 不就是因為你越來越強悍的台灣意識?

你以為紅衫軍鬧場, 對台灣只有負面影響嗎?

你以為這些食髓知味, 鬧場鬧習慣的人, 可以忍受以後不鬧場的壓制嗎?也許有些人為了獨裁復辟, 刻意鬧場......但更多的人, 已經習慣了民主!

別以為阿扁躲在總統府裝峱種, 就一事無成!

比起他, 你在這裡一再呼籲不投台灣派的作法, 才是罪大惡極!!

評孫慶餘『獨派弄不懂「常識」為何』一文

by 左家獨

附全文眉批:


獨派弄不懂「常識」為何

民主不是最好,但是迄今為止最好的政治制度。而民主的正確實踐不在盧梭式的全民民主或多數統治,而在共和。民主容易走上「多數獨裁」或「多數人暴力」、「暴民政治」、「民粹政治」。共和則要求各階層、各族群充分代表達成妥協共識。所以從美國開國元勳的聯邦黨人到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漢娜.鄂蘭,無不盛讚共和,厭談充滿陷阱的民主。潘恩的「合眾國」,同樣是指共和。今天西方的民主制度,也是指美式或英式的共和,而非盧梭式的民主。

左批:若是連民主與共和兩者的定義,都拿捏得不精確,就請孫先生多念些書本,再來指導你所不屑的「獨派」吧。



全民決定只是口號
而台灣的獨派人士對盧梭式民主似乎特別情有獨鍾。他們把「人民」(如公民投票)放到高高在上的祭壇,打著「人民」的旗幟橫衝直撞。例如「入聯公投」,陳水扁說:「什麼事也不會發生,公投只是代表台灣人民有這樣的聲音。」光是表達某種外交願望,竟要訴諸公投,這不是開民主的玩笑嗎?加入歐盟所以需要公投,因為那涉及某種形式的歐洲統一,而非只是外交。瑞士入聯公投,因為該國罕見的盧梭式直接民主,其模式不適用其他民主國家。

左批:孫先生,訴諸公投不就是民主實踐的過程之一嗎?你到底是在憎惡「民主」,還是嫌棄「實踐民主」?



至於「台灣前途由台灣全民決定」的說法更是空泛。台灣全民都同意建立台灣共和國嗎?恐怕未必,以色列裔與阿拉伯裔連耶路撒冷的歸屬都無法「全民決定」,希裔與土裔對塞浦魯斯島的前途都無法「全民決定」,塞爾維亞裔與阿爾巴尼亞裔連科索沃的去留都無法「全民決定」,全部都要發生慘酷內戰,何況台灣?

如果橫衝直撞而不講理(背後是族群復仇主義)的急獨人士,連台灣內部其他族群都說服不了,有資格談論「全民決定」嗎?何況台灣前途還涉及美、中各方,一句「全民公投決定」就想打發嗎?那和清末義和團「刀槍不入」的符咒有什麼不同?

左批:請問孫先生,你所引述的「台灣前途由台灣全民決定」,等於你自己所寫的『台灣全民都同意建立台灣共和國』嗎?這是什麼邏輯?看著你以卅餘年搖筆桿的政論功力,用力推論到百年前的清國義和團去,厚,真是太黯然銷魂了。



應學習潘恩的胸襟
潘恩的《常識》努力團結北美各族裔移民,一致對外。潘恩是英國人,卻為美洲獨立革命效力,因為他不希望看到壓迫,希望看到自由,而現在的台灣不是被美國自由之家列入「充分自由」的國度嗎?現在的獨派人士不是宣誓效忠中華民國並統治中華民國嗎?你們還要什麼自由?要分裂及背叛自己國家的自由嗎?台灣現在需要的恰恰是正確的民主實踐及內部團結,而非「正名」、「正常國家」的內鬥。

左批:孫先生,你嘛幫幫忙。把國家名字由A改成B,又不是把國家分由A分割成A跟B,這樣跟「分裂」何干?還「內部團結」咧,你是中國特派員嗎?



潘恩是「獨立戰爭的號手」,也是「理性時代的先知」,美國的獨立宣言及法國的人權宣言都有潘恩思想的影子。而且潘恩是氣勢宏偉的世界(自由)主義者,他對美、英、法三地的啟蒙,堪稱「世界第一人」。潘恩以「我的祖國是在沒有自由的地方」,回應富蘭克林的「何處有自由,何處便是我的祖國」,更是充滿海洋般的博大胸襟,獨派人士要讀《常識》,就要學習潘恩的共和精神及博大胸襟。

左批:(容我偷個懶)什麼共和、胸襟、博大、海洋?孫先生,要刮別人鬍子之前,先刮好自己的鬍子,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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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ocktail

孫慶餘寫著:『民主容易走上「多數獨裁」或「多數人暴力」、「暴民政治」、「民粹政治」。共和則要求各階層、各族群充分代表達成妥協共識......而台灣的獨派人士對盧梭式民主似乎特別情有獨鍾。 』


我看到這段話,讓我想到之前阿君仔大畫的腳踩蟑螂圖.
那幅圖中的蟑螂還與孫的這段話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直接講他的心底話好了,
其實他想講:"你們台灣人不可以享有民主,因為我們(華客.台支)會被迫害"
其實他想講:"你們要尊重,甚至是向我們這種少數族群下跪!"

台支們怕自己失去主宰台灣的利益以及失去自己的地位,開始拿這種無聊的理由來論述,正如同那隻蟑螂說的"你們不可以違反和解共生!".

試問,我們和解共生的對象是什麼?是人?還是價值觀?
請問價值觀需要什麼和解共生?
如果價值觀能和解共生的話,那生物學者不該批評宗教的放生.
如果價值觀能和解共生的話,那政府更不該立法禁止色情行業!

如果孫慶餘不喜歡多數獨裁的話,那少數獨裁如何阿?
再說,他好像不太會使用中文,獨裁中的"獨"字就是意味一人,請問哪來的"多數獨裁"?"多數"怎麼"獨"?

像他這種為型式而型式卻不知所以然的言論,實在沒啥可觀價值.
常識一定正確嗎?那未必.
而且所謂的"常識",只有當議題涉及自然科學時,經驗證後才方可為"常識".
價值觀上,並沒有所謂的"常識"."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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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布萊克萊恩

與其在「民主」與「共和」之間作二分法的屬性認定,孫慶餘跟曹長青似乎都沒有讀過 李帕特(Lijphart)的書:「當代民主類型與政治」或「民主類型:三十六個現代民主國家的政府類型與表現」

李帕特提出的是「共識型民主」的概念:「民主政治的穩定,不必然要靠多數決為之,在一個多元分岐的異質社會中,若能透過某些制度安排,也能達到穩定的效果,這一類型的民主政體被稱為共識型民主,例如瑞士與比利時」

白人大師說的話一定是完全正確的嗎?如果是,那我們跟對著白人大師擣頭如蒜、說話必言白人大師的南方朔何異?乍看之下,「共識型民主」似乎是民主政治的類型之一,但是李帕特並未清楚指出「共識型民主」的概念不是終極目標的設計,而是「漸進改革」的一個中間過程,是將「各族群或種族不平等」的狀態慢慢過渡到「不管出身於哪個族群或種族,人人平等」的一種手段。

「共識型民主」必須建立在一個假設:牽涉到妥協與共識的各族群、種族、或階層,必須願意逐漸放棄自己的特權,必須有實踐「人人平等」的基本民主理想與意願。否則的話,共識型民主僅能成為一種鄉愿式的妥協。

手段不能當作目的。不管是共和還是民主,「把過程當作目標」,這是孫慶餘最大的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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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shinakhan

很有趣,什麼叫做「共和」?什麼叫做「民主」?什麼叫做「自由」?不在同一個座標軸上的東西怎麼比?

共和(republic)一語源自拉丁語res publica,原本是「公有財產」的意思,後來衍生為羅馬共和的代名詞,意指羅馬為所有公民的共有財產,羅馬的一切行動都應該是為了維護及增進所有公民的權益而為。「共和」一語和「民主」有強大的關聯,典型的共和主義者通常也支持民主制度,但「共和」並一定不意味著「民主」,因為在極端的例子裡,人民雖然擁有國家,但他們有可能授權(也許並沒有真正授權的動作,而是獨裁者自稱獲得人民授權,而由沉默的大眾所”認可”)給一個獨裁者全權為了他們的利益管理國家,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謂「民主集中制」即是。不管由哪一個角度來看,我們都不能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體上不是一個共和國,但除了該國政府及部分不知「民主」何謂的該國人民以外,我想沒有人會認為該國有所謂「民主」,在中國「共和」的意涵表現在凡事必稱「人民」之上,如中南海那面「為人民服務」即是。「共和」二字在這裡只代表了「民有」的概念,國家為人民所有,非為君主或上帝所有,但是否「民治」,即使在最純粹的概念上都不一定。

所以當孫慶餘說:『民主容易走上「多數獨裁」或「多數人暴力」、「暴民政治」、「民粹政治」。共和則要求各階層、各族群充分代表達成妥協共識...』時,我當場覺得他是拿蘋果和橘子在比:第一,民主和共和本來就是一個在X軸一個在Y軸,根本不是可以拿來比的東西,我們可以有「民主共和」、有「君主立憲民主」,也可以有「不民主的共和」和「君主專制」「神權專制」,敢問我要怎麼比較這兩者?再者,如果最壞的民主會走上「多數獨裁」(有沒有人可以翻譯一下什麼叫「多數獨裁」,是最新發明的oxymoron嗎?)或「多數人暴力」、「暴民政治」、「民粹政治」,請問一下最壞的共和不會走向「假人民為名的少數專制」嗎?這種比法好像拿美國最窮的人,去比支那最暴富的人,然後結論說支那人比美國人有錢一樣。拿最壞的民主和最理想的共和比,還不如拿去和最好的君主專制比,「民粹」vs「效率」的文宣不就是國民黨最拿手的洗腦戰材料?縱使國民黨治下的從來沒有出現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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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左家獨

孫慶餘說:『現在的台灣不是被美國自由之家列入「充分自由」的國度嗎?現在的獨派人士不是宣誓效忠中華民國並統治中華民國嗎?你們還要什麼自由?要分裂及背叛自己國家的自由嗎?台灣現在需要的恰恰是正確的民主實踐及內部團結,而非「正名」、「正常國家」的內鬥。 』

孫慶餘一方面認為台灣已是「充分自由」的國度,但另一方面卻又質疑台灣人實踐自由的意志。這豈非矛盾?

自由地選擇「正名」、「正常國家」等政治取向,不過就是實踐民主的一種過程。如果我們還是人民作主的民主國度,即便人民透過自由意志,而改變了自己的立場,又與「分裂」或「背叛」何干?

豈有個人的政治選項,還要由孫慶餘這位至高無上的大法官,判決這些政治選項,是否為「正確的民主實踐」?

另外大大自己也承認:『造成內部分裂是有可能的. 』,因此也有可能是不會產生。所以,我們不能因為某項政治選項,「有可能」造成分裂,所以把作出此一選項的人,指涉為在搞分裂,不是嗎?

甚至,政治選項是否有分裂的問題,與我們是否能透過自由意志地選擇,又豈是可以混為一談的?

最後,孫慶餘以一己偏狹,把「正名」、「正常國家」定義為內鬥,而非政治議題的討論,然後還強調台灣當前是需要「內部團結」。這讓我聯想到中國政客,最常愛把「穩定壓倒一切」,當成扺抗所有改革力量的擋箭牌。

孫慶餘可以不喜歡這些選項,但不陳述出自己支持的選項的理由,而濫用「內部團結」,當成是神聖不可抗逆的「論述」,這跟中國人那一套又何異?

所以我才會質問孫慶餘:『你是中國特派員嗎?』這是針對他開口閉口民主應當如何如何,但文章卻暴露出反民主思維的嘲諷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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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H2054

我原本也持類似前面一些板友(包括欄主)的看法,以為共和是國體,
民主(指 "多數決",不是"主權在民")是政府形式,
兩者不應混為一談,
但美國政論似乎有自己的一套,因為在他們政治詞彙裡,state還有個重要意義,那就是州。

記得美國2000年的大選, 布希獲得多數選舉人票,而高爾獲得多數全民票,而相持不下吧?
那時就引起"共和乎?民主乎?"的激烈論戰。事過後,還餘波蕩漾了好幾年。
民主論者則揚言將修憲,廢棄選舉人制,讓總統由全民直選(和台灣一樣)。
尊重州的獨立性(也就是傳統的以選舉人票為準),就屬共和論這邊。

所以,共和也是一種政府形式。不這樣看,可能美國政論會看得霧煞煞。
共和制是反中央集權,所以它要提倡各種合理的分權制衡設計。
在美國,像聯邦的3權分立,聯邦尊重州的主權,和高舉個體人權,都是明顯共和制的分權設計。
還有比較微妙的,像代議不是當傳聲筒而已,而可以自己整合出選民的共同意願(也就是普遍意志)
(如果僅是作為傳聲筒,那又跟直接民主無異,只是多個中繼站)。
他們也有商業共和(commercial republic)的觀念。

結語:
我們的一些政論家常會舉遍大堆頭來"擁兵自重",
過程中偷斤減兩,而在最後做出自我滿足的結論,
我覺得孫慶餘就屬這類,不願堅持跟隨理性的推演。
他的"共和vs民主"分辨是可以成立的,但這並不支持他一心想打造的結論
(我們都觀察他許久了)。
一個政體的名稱就是要和土地(共同體)切合。
這只是政治的硬道理,全世界的常識, 著毋庸議。

美國民眾支持台灣入聯民調解讀

by gaidhlig 2007/09/28


最近正好在讀一本很有趣的書:Watching the English(中譯:瞧這些英國佬)。書中,作者談到她曾經參與的社會學研究,調查英國最普遍的休閒活動。她提到,在一項調查中,看電視似乎是英國最受歡迎的休閒活動(99%)。然而,如果仔細研讀問題:「你在過去一個月曾經做過下列哪些活動」,便發現答案可能不是那麼簡單直接,因為,很少有人可以一個月的時間都不打開電視。其次,人們所回應花在看電視上的時間,可能遠比自己想像中要少。因為,電視可能開著,但是受訪者其實在做其他事:待客、看書、聊天、講電話、剪指甲、炒飯等等。因此,一項精準的調查,必須考慮到研究的方法、問答方式、數據解讀方式等等。

首先是「定義」的問題。無差別兄問到,armed forces 和non-armed forces是不是軍人和非軍人?理論上是的。在 Wiki的定義中,廣義的國家軍隊包括陸軍、海軍、空軍,在美國則細分至海軍陸戰隊,並包括國民兵和海岸巡防隊。問題是,軍隊系統中還包括現役(active)、儲備(reserve)、非現役/退伍(veteran)。根據這份2003年的統計,美國現役三軍軍人約為1百40萬人,加上3萬8千名海岸巡防隊,再加上儲備國民兵,駐防其他地區、國家等軍隊,總共約4百萬人。加上約2千6百萬的退伍軍人,總共約3千萬人。這個數字佔美國人口的比例,如果用2000年和2007年的人口統計的中間數(2.9億)來算的話,是13%。如果只用4百萬現役軍人的數字來算的時候,只佔1.37%。

所以,當中時記者寫到:「根據美國最近一次人口統計,軍人占十六歲以上就業人口僅百分之三」,我就要問自己,這3%的數據是那裡來的?還有這裡寫軍人佔5%,美國人口以億計算,差個2%,可是差到6百萬人。到底是哪一個?再加上家屬的話,又差更多了。

除了現役和非現役軍人的分別,還有問問題的方式。這裡的armed forces問的是「Are you or your family member in the armed forces?」,或是「Do you or your family member work for the armed forces?」差別在於,軍隊中也有文員,為軍隊工作,但沒有軍人身份。還是「Have you or your family member ever worked for the armed forces?」,這就包括現役和非現役。差別很大,所以,這份調查中的軍民比為什麼那麼大,要看背景資料為這兩個名詞所下的定義。

至於這次的軍民比和先前的調查差別很大,有可能是採樣的數量不同,Zogby其他的採樣有到5千多人,這次採樣人口數似乎算小。

不過,中時記者接下來所做的推論,我就無法苟同了。他說:「主張美國政府支持台灣入聯者,自由派遠遠超過保守派廿五個百分點(七十七比五十二);可是接下來的問題,『中國反對台灣入聯,美國應反對中國此一立場,並協助台灣入聯』,卻變成保守派遠遠超過自由派廿四個百分點(七十二比四十八)。這兩個題目,本質上是一樣的,答案卻如此殊異,實在費解。」

這兩個問題的本質真的是一樣的嗎?那民調公司幹嘛問兩次一樣的問題?我猜,他只有看新聞稿。

中時記者節錄「主張美國政府支持台灣入聯者,自由派遠遠超過保守派」。他很方便的漏掉「前提」:如果台灣人民通過公投。原文是:If the people of Taiwan pass a referendum to join the UN, then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not oppose Taiwan's petition for membership to the UN. (如果台灣人民通過公投,美國不應該反對台灣加入聯合國的訴求。)

針對這一個問題,極自由派有77%同意,極保守派只有52%同意。值得注意的是,這是指極自由派中有77%同意,而不是指同意的人裡面有77%是極自由派。而且,在樣本分類中,「保守派」和「極保守派」屬於兩個不同的樣本族群,在這個樣本中,「保守派」有389人,「極保守派」只有102人;中時記者一方面引用新聞稿的數字,一方面卻將兩個樣本族群混為一談,以「保守派」代替「極保守派」,有誤導之嫌。對於「自由派」和「極自由派」的樣本族群,也是一樣的情形。

第二個問題是:「中國反對台灣入聯,美國應反對中國此一立場,並協助台灣入聯」(China has opposed Taiwan's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The U.S. should openly oppose China's position on Taiwan and help Taiwan establish U.N. membership.)在這裡,中時記者也很方便的漏了兩個字:「美國應該『公開』反對。」

針對這個問題,在極保守派中,72%同意,在極自由派中,只有48%同意。

由原文看來,這兩個問題的本質並不相同。一個是:「如果台灣人民通過公投,美國『不應該反對』台灣加入聯合國的訴求。」美國支不支持是一回事,但不應該反對,符合自由派重視基本人權的精神。另一個問題是:「中國反對台灣入聯,美國應公開反對中國此一立場,並協助台灣入聯。」這裡問的是美國是否應該公開反對中國的介入,保守派多於自由派。如果根據保守派的基本精神:財務保守主義、自由市場、社會保守主義、強大的軍隊、小政府、州政府的權利,那麼,極保守派會反對美國屈服於中國的政治立場,也不是沒有道理。

中時記者以民調結果中:「『非常熟悉』台灣的,只有百分之六;『還算熟悉』的則為百分之卅三;至於不熟悉的,高達六成一。既然不熟悉,又只有百分之三到過台灣,當然也就不明瞭台灣的政治及經濟發展」,因此認為此民調無法呈現真實面貌,我則完全不同意。因為,這兩個問題問的是政治原則:「經過公民自決的決定,美國應不應該反對入聯訴求?」問的是美國應不應該支持公民自決後的決定,以美國的立國精神,70%同意,17%不同意,13%不確定,我覺得很正常。

「如果中國反對,美國應不應該公開反對?」問的是美國應不應該為了第三國「公開」與中國為敵,52%同意,34%不同意,15%不確定。這樣的原則問題,是不是真的需要熟悉台灣政治現況才能精確回答,我持保留態度。這兩個問題中的台灣如果代換成其他地方,我懷疑,結果也許會相去不遠。

在這份民調中,我反而認為其他三個問題更有意思:關於入聯問題,美國應平等對待所有國家:72%同意;在入聯議題上,美國應基於民主原則和人民自決,尊重每個國家的入聯權利:81%同意;美國政府最近支持科索沃加入聯合國,布希政府應該同等的支持台灣入聯訴求:61%同意。

基本上,如果只問美國民眾台灣應不應該入聯,這些不熟悉台灣的美國人只有五成五同意。但是,如果加上前提,背景,條件,那麼,同意的比例就增加。

對於接受這份民調的美國人而言,如果是基於民主原則,人民自決,平等原則,同意美國應支持公投入聯的比例高達七到八成,比單純支持台灣入聯的五成還要高。然而,如果將台灣入聯問題視為新興國家或有爭議國家的入聯議題,並將中國的反對納入考量,同意比例則降為五成。就我的解讀,這表示台灣的確應該正名,並朝建國的方向努力。因為,一旦台灣成為認可的新興國家,確定不是中國的一部份,基於民主自決原則,支持台灣入聯的比例只會更高,不會更低。

這是我的解讀,若要更詳細或更專業的解讀,請去問徐永明。

褻瀆與信仰

by 老包 2007/09/27

在國際社會閃閃發光的台灣導演李安,他的新作電影【色,戒】在台首映當天,讓該電影一刀不剪的新聞局長謝志偉,以及國民黨要參選總統的馬英九都出席觀賞,散戲後謝志偉從文學本質發表他對電影的看法;但馬英九卻說他看完電影聯想到自己,他語帶哽咽說:「想到當年我也......我也為國家犧牲了很多......」。從電視新聞看到馬英九這一段話,不禁令人全身起雞皮疙瘩!

導演李安令國際社會尊敬的地方,其中有一點是他的電影忠於原著精神。【色,戒】的原著者是張愛玲,但張愛玲是何許人?台灣有很多張愛玲小說迷,但現在活著的人,在一個資訊如此發達的時代,有誰見過張愛玲或她的照片?張雖已在美過世,但生前卻只寄出作品,絕不與黃皮膚的華人(台灣或中國)見面打交道或留下照片,以致真正了解她的人絕無僅有,這是何道理?說穿了,就是她對「兩岸的中國人」心存恐懼也!早年她在中國時,她被魯迅所稱醜陋的中國人指稱為「漢奸」,但她只是一個崇尚創作自由的文人,但她又愛上另一個才子文人胡蘭成,這個人更是中國人恨之入骨的「大漢奸」,這下子她更難見容於中國社會了,後來就移居美國,過著遁世的生活。這就是【色,戒】電影此際大紅,但卻沒人可以藉此認識原作者張愛玲,一窺廬山真面目的真正原因。

然而我們社會卻出現不知廉恥,大膽褻瀆崇尚自由的張愛玲的荒謬現象!首先是特務機關(調查局)跳出來說原著及電影是改編自他們單位曾有過的「豐功偉業」,試問,這個特務機關當年是專門構陷、羅織善良人士的罪惡單位,乃崇尚自由人士所深惡痛絕者,難道張愛玲會用她的生命(文學)去歌頌他們嗎?繼之則是馬英九的褻瀆!馬英九說他也曾「為國家犧牲了很多」,一則扭曲張愛玲的原意,以為她在「批判漢奸」(這種沒有人文素養的總統參選人「水準」),但最重要的,他把自己當年當職業學生,陷害台灣菁英的可恥行徑,現在還在洋洋自得,並美其名他是「為國犧牲」;試問,他為此而得高官厚祿,迄今甚至直攻總統寶座,這是什麼「犧牲」呢?而張愛玲終其一生,不敢回中國,也不曾來台灣,難道不是害怕他們這種人的血滴子構陷嗎?(馬當職業學生時代,台灣本無創作自由)。

試舉一例,張愛玲最鍾情的愛人才子胡蘭成,一九七○年左右曾來台居住一陣子(胡是被公認比張有才氣的文人),張與其分手後,可能也存在超越胡的心意,【色,戒】應是在此複雜心思下的作品),但不久就被國民黨的政戰打手們(馬的同志們),以「漢奸」血滴子加以圍剿,倉皇離台赴日!而當時有一朱姓作家家族,本來勤走胡居住處,因崇拜張愛玲而崇拜胡,亟盡巴結胡能事,但胡被血滴子殺上身時,卻是吭也不敢吭一聲,日後這個作家家族,甚至還成為「反台獨」激進派,直到今日。簡單言之,褻瀆張愛玲,莫此為甚|因為張愛玲只是單純的尋求創作自由啊,但這些人卻都是血滴子專家,「反台獨」的背後,呈現多少扼殺自由精神的惡靈呢?

然而為台灣創造了自由奇蹟的獨派、本土派們,也不要忽視自己陣營的某些「褻瀆」惡靈。當某些人以高喊台獨而來辱罵李登輝、謝長廷時,小心自己是不是也在褻瀆台獨呢?李、謝都是作夢也會夢到獨立建國的台灣菁英,但因有此信仰,反而更應小心謹慎,以真能實踐為要(連國會至今都由反台獨的立委佔絕對性多數),反而那些近來才把台獨掛在嘴巴的「嘴皮派」,才更應謙卑以對,豈可反過來修理講究方法的「行動派」?

總統大選迫在眉睫,謝長廷迄今無法主導選戰節奏,豈不是選戰致命傷?但自稱台獨堅定派者每天加以干擾批判,反而反台獨的馬英九輕鬆愉快往前衝,這是在搞台獨嗎?當整個台灣只出現李登輝一個人的聲音:「謝長廷的聲音在哪裡?你有在選總統嗎?」時,李登輝其實也是孤獨的,但他卻表現了一個真正為獨立建國憂心的武士精神。民進黨與李登輝,到底誰「真正」支持謝長廷?當知識分子與主流媒體都被淺碟子思考病毒入侵時,褻瀆與信仰之間,有時真會令迷惑大眾分不清呢。

色戒不是新聞泫然欲泣才是新聞--兼論漢奸

by yehsunnel 2007/09/27

李安拍張愛玲小說色戒,電影中描述了愛國青年要執行殺漢奸的故事,電影當然拍的沒話說,演員相當溶入電影的角色之中,成就了一部好電影,也獲得了威尼斯影展的金獅獎。但這部電影的背景,是1930年代中國抗日,當時的政局以孫文的策略為分水嶺,成就了二個國民黨主要人物,一是蔣介石,一是汪精衛。汪對於蔣的清黨很不以為然,因為早在1911年之前,孫文主張聯俄容共開始,汪一直是孫文政策最忠實的執行者,但執行孫文政策的汪卻被國民黨逼至牆角,由容共進而和日﹝日本﹞,最後被以國民黨為主的歷史觀把他的﹝和日﹞觀點抹黑為﹝漢奸﹞。然而今日,中國國民黨言必稱國父孫中山,事實上做的都是反孫中山的作為,在寧漢分裂期間,大肆的殺戮共產左派人士,最後造成敗逃至台灣的命運。

李安拍這部小說為電影,或許他受的是國民黨正統教育使然,完全忽略了歷史冤錯一個人的可能性,中國歷史本身或者也可以說是一部小說,有人說中國歷史「人物都是真的,但情節都是假的」如二十四史,而有人也說小說「人物都是假的,情節都是真的」例如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等。漢奸二個字是怎麼得出結論的? 1945年左右,戰爭已達末期,蔣衡量當時蘇俄也即將佔領滿洲,又害怕失去日本將失去對強權的緩衝,於是當時蔣介石派出一位外交使節,繆斌到日本談和,條件是日本得取消對汪政權的承認,普遍當時的日本政壇人士皆不同意,日本當時已窮途末路,蔣又提出承認天皇制度,甚至保全日本完整,日本天皇還是拒絕了。可見當時的蔣的駝鳥心態,馬英九看完色戒後講的好像他也親身經歷十萬青年十萬軍一樣﹝是他的父親馬鶴凌﹞,結果蔣對汪的追殺除了派出殺手外,還動用了不要求賠償的好處,希望日本放棄承認汪政權,結果,汪揹了幾十年的漢奸罪名,他萬萬沒想到,蔣介石才是真正大漢奸,而且內戰延續到823,還任用日本戰犯岡村寧次任白團的指揮。

提到漢奸,我們要提另一位漢奸,讓汪精衛不死的肅親王的女兒也成了漢奸﹝看來肅親王成了滿奸了﹞,到底漢奸是什麼?對我們這一代的人而言,中國人的教育教導我們仇日,只要是不仇日的人就成了漢奸。這裡有一個漢奸的荒謬例子,在二戰後遠東軍事法庭審判了當年有名的間諜金碧輝,也就是著名的川島芳子,她是滿清肅親王第十四個女兒,從小酷愛女扮男妝,當時軍事法庭的審判長依一級戰犯,審判金碧輝,審判長訊問時先問個人身世,當問到她是不是中國人,為何要當漢奸時,她啞然失笑,拒絕回答這個無厘頭的問題。金碧輝根本是滿清人,也就是中國人最愛掛在嘴邊的「亡國奴」,她隔水不唱後庭花,卻在她自己的故土﹝滿洲﹞成立安國軍,自封司令,準備復國,當然此時的她怎麼夠格當﹝漢﹞奸呢?訊問無法完成,幾日後就處決了。

色戒中的易先生,做為汪政權的特務頭子,在劇中角色並不一定是個﹝壞人﹞,而是他的作為,被中國人認為是漢奸。當時蔣介石除了撤退外,根本無法保障日本佔領區人們的生活,如果沒有﹝漢奸﹞去向日本人週旋,那些在日本佔領區的人們如何生存下去?這樣一個明顯事實,卻從未出現在歷史的思潮之中,很顯然漢奸在這樣一部電影裡,更沒有翻身的可能。這樣一部藝術與歷史兼具的電影,不可能面面俱到,同樣的對台灣的人們,除了被教科書灌輸反日意識,才能產生共鳴,越年輕的一代,不識得汪精衛,更不知道為何漢奸之所以為﹝奸﹞。馬英九先生看色戒這部電影,看到泫然欲泣,不禁要問馬先生,歷史到底弄清楚了沒,常看到他自認為中山先生的信徒,卻不識的那一位「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刺殺攝政王戴澧不成的少年頭,和那個忠實執行者中山先生遺志的人,都當成漢奸,而不加以思索,結果色戒不是新聞,他的泫然欲泣卻成了新聞,李安的淚來自於他對藝術的執卓,馬英九的淚來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