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看今日之西藏（四篇）

by 王力雄

西藏山河做賭場

到西藏開礦的老闆們有一句話：“早要飯，晚騎馬”，意思是說一旦開出個好礦，立刻能日進鬥金。這種發財跟當年的網路發財差不多，投資回報不是百分之幾十，而是百分之幾百。在西藏做礦的人都有一種賭徒心理，夢想一翻多少倍的暴發。不過真暴發的人並不多。在西藏開礦很像賭博，輸的風險也很大。這是因?西藏的地質資料非常模糊，到底能不能開出品位好的礦，儲藏量有多少，開採條件如何，事先都不知道，甚至到底有沒有礦都是未知數。我聽說一個老闆在拉薩蔡公堂包了一座山，投了500多萬，只挖出幾十噸鉛鋅礦，價值不過幾萬。如果是投資房地產，即使全砸在手裏賣不出去，至少有房子放在那，開礦失敗卻是什麼都剩不下，徹底白乾。

不過在西藏開礦能發財，也跟地質資料不清有關。西藏批准開礦的權力理論上屬於自治區地礦廳，但是既然不知道地下到底有什?，批准權就是空的，也無法進行有效管理和監督。目前開礦老闆大都不通過地礦廳，直接跟各縣打交道，因為不能確定有沒有礦，縣裏收費也不會高，這便?得到超額利潤留下空間。

而開礦者在地質資料缺乏的情況下，自己也不進行勘探，因?辦勘探手續很麻煩，同時勘探成本也很貴，探清一個礦床至少得花幾百萬。目前進藏開礦的資金多數也就是幾百萬的規模，要勘探就沒錢開礦，所以還不如直接幹。那種開礦就如所說的“瞎貓碰死耗子”，不知道山裏有沒有礦，就向山裏打洞，一般是圍繞山體同時打多個洞，每天花錢如流水。如果有一個洞能碰上礦就可以發財，而碰不上就得不停地打下去。只花幾十萬元就能碰上礦是撞了大運，沒運氣的幾百萬花光了也見不到礦，那就只好撤，錢也等於打了水漂。

這些開礦者把西藏的山河當成大賭場，挖得山河破碎不說，對於礦藏也會造成很大破壞，因?如果認真勘探，有系統和負責任地開採，能保持礦床的完整性，礦的?量和利用率可以增加很多。而賭博式的開礦，碰到礦也會只撿最好的部位開採，費勁的就丟掉，以得到最大利潤，那將造成優質礦床失去整體開採的價值。老闆們賺了錢，付出代價的是西藏。

西藏之水救中國，誰來救西藏？

2006年春，中共中央辦公廳給中共政治局推薦的閱讀書目中，一位中國軍隊作家寫的《西藏之水救中國》列在第一。香港亞洲周刊透露，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總理溫家寶都讀了該書，溫家寶還作了批示。

《西藏之水救中國》一書極力鼓吹的，是一個中國民間水利專家構想的“大西線調水工程”方案　　從雅魯藏布江的朔瑪灘到天津之間開一條運河，把相當於四條黃河年流量的兩千億立方米的水從西藏引到中國西北、華北和東北。

這一工程的主體是在青藏高原。先在朔瑪灘築壩抬高水位，然後打隧洞引水到林芝工布江達的尼洋河，建水庫回水至巴松湖，再打隧洞引水入易貢藏布，再築壩建水庫，回水沿霞曲上溯，再打隧洞引水到邊壩進入怒江。在朔瓦巴築怒江大壩提高水位，打隧洞至恩達，在昌都的瀾滄江支流紫曲、昂曲和幹流紮曲分別建連環水庫，開隧洞引水到江達，入金沙江支流藏曲，導水入四川白玉贈曲，過分水嶺到甘孜入雅礱江，再築水庫提高水位，引水入達曲，打隧洞到翁達，入大渡河的支流色曲和杜柯河，在兩河口築壩成庫，再提水位，溯杜柯河過壤塘到南木達，入麻爾柯河。築壩再提水位，回水到阿壩麥爾瑪，過分水嶺進賈曲，向北流入拉加峽的黃河大水庫。

上面列出的引水線路，都是在藏區進行。即使不懂水利，也想像得出那?多築壩、打洞和水庫蓄水，會強烈地改變藏區地貌和生態，人民生活也不可能不受影響。暫且不說工程是否會帶來所設想的效果，首先需要質疑之處，就是工程議論了十幾年，國家正式考察，江澤民當政時親自過問，現在胡、溫也給予關注，全國人大會議和政協會議已有正式提案，118位將軍和七百多位專家學者對此力挺，然而將受這一工程直接影響和衝擊的藏人，卻幾乎沒人聽說過這個工程，更不要說被徵求意見。

在考慮“西藏之水救中國”時，該不該問一下西藏人的意見呢？如果根本不在意西藏之水的主人　　西藏人怎?想，那就不得不讓人懷疑，救中國的代價會不會是犧牲西藏呢？而當西藏之水救了中國，誰又來救西藏？

格爾木的新藏人

長江、黃河、瀾滄江的源頭地區成立了“三江源自然保護區”，原本在那個地區放牧的藏族牧民被分批遷移出來，安置到格爾木市。被遷移的牧民開始很高興。他們早就向往城市生活，現在政府給蓋房子，發給生活費，簡直是太好的事情，於是便離開草原，搬到城裏住。

住進了城裏房子，要添置全套家俱才像城裏人。他們買不起新的，只能買舊的。格爾木的舊家俱市場被遷移進城的藏人帶動，從開始四百元錢能買全套家俱，漲到了現在一張桌子都要四百元。

有人形容，當牧民面對市場，就像小孩子進了超市，什?都想拿。他們買汽車、買電視，學著城裏人那樣用手機、用化妝品，下飯館，進娛樂廳，很快就會把手裏的錢花光。他們學會了在城市裏花錢，卻不會在城市裏掙錢。他們接受了城市奉行市場的規則，卻沒有能力在那規則中競爭和取勝。無事可幹的他們在街上閒逛，看商店裏有什麼，看城裏人如何消費，於是更會感到手上缺錢。可是怎?得到錢呢？

在格爾木去拉薩的青藏公路上，近年出現了一種案件，作案者埋伏在公路兩邊，用繩索像套馬一樣甩向公路上疾馳的摩托車，把騎車人套住拽下，然後把摩托車搶走。這種作案方式，讓人猜測只有會放牧的人才有如此本事。

遷移者的變化不是停留在城裏，他們和原來生活的土地、人群仍然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於是變化和衝擊也就隨著來來往往延伸到他們的家鄉和族人。事實上，這些年的經歷已經顯示出，市場化就像沖進羊群的狼，橫掃一切，想怎?樣就怎?樣，牧民沒有任何抵抗能力，只能被狼趕著跑。

從進城的興奮逐漸冷靜下來，遷移者發現離開了草原，放棄了原本熟悉的生?方式，結果使自己淪落到最底層。在市場上，他們只能找到類似挖溝填土的工作。當他們用笨拙動作使用以前從未摸過的鐵鋤時，那種形象讓藏人中的老一輩痛楚地回憶起一九五九年被抓到格爾木勞改的藏人，雖然事隔將近半世紀，可他們的形象簡直是一模一樣，幹的同樣的活，也同樣都是離開了草原，住到了只有石頭和沙子的戈壁灘上。雖然今天來格爾木的人似乎是出於自願選擇，但是放到時代的大背景下，所謂的自願也不過是一種錯覺而已。

西藏導遊之爭

2002年，一個在加拿大做旅遊生意的華人到西藏旅遊後，對西藏的藏族導遊發難。他給北京政府寫信，狀告藏族導遊把解放軍說成“內地來的中國軍隊”，向遊客解說西藏寺廟是被文革毀壞，甚至在布達拉宮廣場看升中國國旗時神情不對也成了罪名，都是藏獨傾向；還舉報西藏的藏族導遊多數從印度回來，立場都在達賴一邊，因此不利中國對西藏的主權。

告狀信被送到當局最高層，驚動了胡錦濤親自批示，要求西藏全面清除從印度回來的導遊。被那位華人點名的導遊進了監獄。的確，西藏的藏族導遊很多在印度學習過，他們英語好，熟悉外面情況，因此受旅行社歡迎。這些導遊被清除，西藏立刻面臨導遊嚴重匱乏。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北京搞了一個“導遊援藏”運動，從內地旅遊界往西藏派導遊，每年一批，各省市都出人。

內地來的導遊使西藏的旅行社為難，因?到西藏旅遊的外國遊客普遍不願意要漢族導遊。比較委婉的客人說，在漢地旅遊我們不會要藏族導遊，願意要漢族導遊，現在到藏區旅行就應該給我們藏族導遊。態度比較激烈的客人則是不換導遊就不參加活動。

內地援藏的導遊外語水準一般都不錯，工作態度也可以。但他們不瞭解西藏歷史和文化，只能背誦導遊手冊，尤其在政治方面嚴格遵照官方口徑。如在羅布林卡和布達拉宮一定要向遊客說，達賴當年發動了“叛亂”，不得不逃離祖國，現在只能在海外過流亡日子等。這種解說往往引起國外遊客不滿，援藏導遊卻堅持他們的解說是事實，因而造成雙方矛盾甚至衝突。

目前，隨著青藏鐵路修通，中國政府正準備在西藏更大規模地開展旅遊，導遊問題將會變得更加尖銳。旅遊業不是僅靠鐵路和酒店就能開展的，人的因素更重要。其實不僅外國人到西藏希望導遊是藏人，就是漢人到西藏旅遊，也不會願意導遊是漢人。對這一點，西藏本土的漢人導遊都清楚，他們給自己起藏名，學藏語，穿藏裝，裝成藏族，遇到藏語好的外國人，不好蒙混過關，就說自己是半藏半漢。當局應該明白這一點，旅遊者到西藏，不是?了傾聽中國政府的政治宣傳，而是? 了用自己的眼睛看西藏。當局如果把導遊當作一種政治工具，並讓他們對旅遊者強行灌輸，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

編著:中國人視台巴子是否就如視藏人一樣呢?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風

by 西藏通訊 2007 May-Jun

----讀唯色《殺劫》
余杰

幾年以前，我曾經以《向西藏懺悔》為題，為系獄三十多年的西藏僧人班旦加措的自傳《雪山下的火焰》寫了一篇書評。在這篇書評中，我以一名漢族知識份子的身份，向半個世紀以來被中共當局摧殘和侮辱的西藏致以深切的懺悔。這篇書評發表之後，在網路上遭到廣大“憤青”的尖銳批評。我在美國洛杉磯訪問的時候，幾名自稱“北大校友”的留美學者亦高調斥責我“破壞國家統一”。他們說，你的文章“逢共必反”，是受到“達賴分裂集團”的蒙蔽，你無視昔日西藏在喇嘛和貴族集團統治下的落後與愚昧，以及奴隸制度的黑暗，你更沒有看到在共產黨進入西藏之後，給西藏帶去的現代文明。讓我驚訝的是，這些人士的看法居然與《人民日報》和新華社一模一樣。雖然他們在美國這個可以自由獲得資訊的社會生活了很久，但思維方式仍然定格在往日所接受的教育和宣傳模式上。這一現象正顯示出官方洗腦政策的巨大成效。在我接觸的中國人當中，差不多十有八九的人，都如此看待西藏問題。在“國家統一”和“現代文明”的魔咒下，半個世紀以來發生在這片高原上的血雨腥風，被當局完全遮蔽了，也被國人統統遺忘了。

藏族女作家唯色出生于“文革”爆發時的西藏，大學畢業後曾擔任《西藏文學》雜誌編輯。她在作品中堅持描述西藏真實的歷史與現實，其著作多次被禁，本人也失去工作，成為一名自由撰稿人。唯色還被剝奪獲得護照的公民權利，一直無法出國訪問。這便是一名勇於說真話的知識份子所付出的代價，無論是漢族還是其他少數民族，一旦選擇說真話，便被中共當局當成“敵對分子”。柔弱而堅韌的唯色以“寫作即遊歷，寫作即祈禱，寫作即見證”為創作理念，她在臺灣出版的《殺劫》，便是第一部以西藏地區“文革”歷史為題材的力作。

《殺劫》首先是一本攝影作品集。該書中的大部分照片均出自唯色的父親之手，唯色的父親十三歲被徵召為解放軍戰士，從康巴地區進入拉薩，此後成為一名普通軍官。唯色在書中沒有提及已經去世的父親的政治傾向及民族觀念，但在這批珍貴的照片背後，可以隱隱發現這位藏族軍官對自身身份的困惑與懷疑：當藏族歷史文化遺產如大昭寺等遭到毀滅性破壞的時候，當藏族的文化階層受到無情虐待和徹底消滅的時候，當歷代信奉佛教、性情溫和的藏族民眾被階級鬥爭的學說所誘騙、成為自相殘殺的犧牲品的時候，這位藏族軍官不能公開發表抗議，卻忠實地用鏡頭將這一切都記錄下來，讓它們成為歷史見證。也許，他萬萬沒有想到，女兒唯色會成為這筆遺產的發掘者、整理者和闡釋者。倘若地下有知，這位父親必然含笑九泉。這幾百張首次發表的照片，以無可爭議的真實性，昭示了中共究竟給西藏帶去了什麼樣的“文明”。

如今，“文革”研究在世界範圍內已經成為一門顯學。長期以來，被塗抹上濃重的浪漫主義色彩的“文革”，比史達林在蘇聯的血腥統治更具欺騙性。上個世紀後半葉的西方知識界，多半對史達林時代的古拉格群島的本質有所認識，卻一直對毛主義抱有一廂情願的幻想。如今，“文革”的真相日益被揭示出來，儘管仍然有人以充當過“八九點鐘的太陽”而自豪，但“文革”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反文化本質，已經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文革”研究逐漸在各個方面得以展開，但其中最大的缺陷便在於：西藏的“文革”一直被蒙上神秘面紗，很少人知道當年這片雪域高原上究竟發生過什麼。多年來致力於研究“文革”的學者宋永毅，便對唯色說過：“西藏材料可以說奇缺……我們對西藏文革實在瞭解得太少了！”因此，唯色的這本《殺劫》，可以說是填補此一空白所邁出的第一步。

《殺劫》通過直觀的、極具震撼力的圖片與深入細緻的訪談和分析，揭示出中共如何將與世隔絕的佛國變成人間地獄。這些照片之中，有寺廟被摧毀、文物被打砸的場景，有僧侶和貴族被侮辱和毆打的經過，有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和滿山遍野的紅旗標語，更有解放軍的訓練和演習，“文革”讓西藏變得與內地越來越相似。自古以來，西藏便擁有獨立於中國的社會結構、文化形態和信仰體系。中共以武力統治西藏之後，立即以階級鬥爭的學說改造西藏社會。“文革”前十餘年的改造相當成功，故而“文革”在西藏的推展與在中國內地所有省份一樣，幾乎沒有遇到絲毫的阻力。唯色在解讀那些無情批鬥“牛鬼蛇神”的照片時指出：“顯而易見，人物之間出現了階級截然對立的兩大陣營，而不是過去的那樣一種關係：雖然有貧富之分，卻是同一個民族；雖然有僧俗不同，卻是同一種宗教。但如今兩個階級的界限不但劃分地一清二楚，而且在西藏歷史上，從未有過地，底層階級第一次向上層階級，尤其是向上層階級中素來被視作‘珍寶’的活佛高僧舉起了拳頭，發出了怒吼。為什麼會這樣？”

那場席捲西藏的暴力革命究竟是如何發生的？為何佛教未能成為避免暴力的屏障？為何毛澤東亦成為西藏人的“紅太陽”？對此，王力雄在《天葬：西藏的命運》一書中分析說：“由於沒有階級鬥爭，傳統西藏社會是凝聚為一個整體，統一在宗教和民族旗子之下的。……要想分化西藏社會，爭取底層藏人，中共必須另外樹起一面舉在自己手中的旗幟，那就是在藏民族中發動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共產黨的專長。如果變成以階級劃分世界，西藏的民族與宗教一體性就被打破。”由此，毛澤東巧妙地將民族問題轉化為階級問題，在暴力的配合下，讓作為“精神原子彈”的“毛澤東思想”，迅速戰勝在西藏存在和紮根長達千年之久的佛教。當然，這種“反客為主”的粗暴進入，只能是暫時的。當毛主義的狂熱在短短十多年後退潮並破滅之後，佛教再次成為西藏社會的精神紐帶。在今天數百萬藏人當中，熱愛達賴喇嘛的人肯定比熱愛毛澤東的人多若干倍。

毛澤東策動階級鬥爭的秘訣，便是讓暴行成為一種群體行為，從而讓個體脫罪。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家蘇姍‧費斯克在研究了兩萬五千份心理調查樣本後指出：當身處錯誤的社會環境中，每個人都有可能做出虐待和邪惡的行為。最讓我最為感佩的是，唯色並未囿於民族感情及“面子”，一味美化藏人在“文革”中的表現，更沒有簡單化地、一股腦地將罪責全都推給作為“外來侵犯者”的漢人。她嚴肅而真誠地面對歷史與現實，毫不隱諱地將相當一部分藏人在包括“文革”在內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的惡劣作為秉筆直書出來。她坦率地告訴讀者：在藏人中也存在著“看客”和“積極分子” 這兩種人。

在該書的許多照片當中，那些擠擠挨挨的藏人“看客”的形象，簡直就是魯迅筆下看客們的翻版。唯色寫道：“至於那麼多圍成幾圈的看客裏面，有多少人是出於被解放的歡欣鼓舞，有多少人是出於恐懼和惶惑，有多少人是出於為己盤算的心計，我們也一樣無從知道。但我們知道一點，那就是，實際上，奴隸依然是奴隸。當面帶如此笑容的新主人出現時，當昔日用以傳播佛法的地點變成不公正的法庭時，當一個人被莫須有的罪名加以羞辱性的審判時，那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圍觀者們，或許還構不上幫兇的角色，但至少在表面上顯得那麼馴服的他們其實還是奴隸。他們其實從來也沒有被真正解放過。”此一分析直指人心，這些沉浸其中的“看客”，用魯迅的話來說，乃是“奴在心者”。

“看客”並非某個民族和國家獨有的現象，它普遍存在於所有人類社會之中。人類有一種將他人的苦難當作自己的快樂的殘忍本性——只要發現還有人比自己的處境更悲慘，便是一種莫大的安慰。正是倚靠這種自私而殘忍的本性，人類才完成了某種自欺欺人式的“自我保護”。美國學者鮑邁斯特爾在《惡——在人類暴力與殘酷之中》一書中分析說：“人類確實喜歡看他人受難或者死去，對暴力場面的迷戀似乎超越了時空和文化。……對別人實施傷害可能是為使自己享有能夠目睹別人受苦這種早已驗證的快樂的一條途徑。”毛時代的中國人，不管是漢人、藏人還是其他民族的成員，都深陷於這種“惡”當中，毛只是打開瓶子蓋的那個人，我們不能將所有的罪孽都推諉於他，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而所謂的“積極分子”，乃是一群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的“特殊藏人”。在這些人當中，大部分是原來的底層人士，也有少部分是上層人士中的“背叛者”。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中共在西藏的政策和運動根本不可能如此順利地推廣開來；如果沒有他們的配合，中共對西藏半個多世紀的統治便不會如此有效與鞏固。許多時候，為了向外來統治者效忠，他們往往表現得比統治者還要嚴酷。唯色指出：“早在一九五零年中共進軍西藏，便在許諾建立一個‘光輝燦爛的新西藏’的同時，著力於精神上的‘洗腦’和物質上的恩惠，吸引了不少底層藏人從此追隨，甚至還有上層藏人中的熱血青年。甚至可以說，中國之所以能夠在西藏建立起‘群眾基礎’，正是因為‘洗腦’教育的成果，如反復灌輸‘剝削’和‘壓迫’的涵義，以及對佛教中‘來世’和因果觀念的否定，等等。”這些“積極分子”，如同當年死亡集中營中替納粹管理者工作的猶太人，雖然他們本人被劃入劣等民族的行列，卻不惜以出賣同胞的代價，來換取本人稍好一點的生存狀況。

在這些人身上表現出來的“惡”，乃是一種深深根植於人性之惡。它不是某個民族獨有的，也沒有任何一個民族能夠完全避免之。那種過於神話雪域高原以及生存於其上的藏族民眾、認為其“一塵不染”的看法，我從來就不認同。西藏不是香格里拉，西藏也不是伊甸園，這個世界上沒有香格里拉和伊甸園。我們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惡是最容易被誘發和喚醒的，漢人是如此，藏人也一樣。在“文革”的諸多惡行之中，藏人的所作所為並不比漢人好到哪里去。

如果我們再放寬視野來觀察，就必須承認：在毛澤東時代歷次殘忍的政治運動中，中國境內的各民族的所作所為，並不比納粹時代的德國人和史達林時代的蘇聯人好到哪里去。源遠流長的宗教信仰也有可能被此種暴力和邪惡所摧抑，在納粹興起的時候，天主教和新教的神職人員大都投票給希特勒並向其宣誓效忠，像朋霍費爾那樣挺身反抗的基督徒和知識份子寥寥無幾；在毛澤東時代的西藏也一樣，“暫停”信仰甚至放棄信仰的藏人，占了相當數量。這就是人性的軟弱。人類的文明雖然積累了數千年，但沉澱下來的其實只有像窗戶紙一樣薄薄的一層，如果沒有制度保障，單單依靠人的良知尚不足以抵禦邪惡的侵蝕。

在勇敢地譴責中共當局對西藏的侵佔和戕害的同時，唯色對西藏的民族性和文化傳統作了深切的自省。在全球都將西藏當作一種最為“東方化”的異質存在、並將其傳奇化和浪漫化的時刻，這種自省來自于作為藏人的唯色，尤為可貴。唯色對大量照片中出現過的人物都作過訪談，其中既有目前在西藏的權力格局中位高權重的人物，也有像抹布一樣被當局使用過又扔掉的、晚年頗為落寞的人物。無論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無論是“看客”，還是“積極分子”，大都拒絕對本人在“文革” 中的作為進行懺悔，只有少數人悄悄地重新回歸佛教的懷抱，以尋求心靈的平安。

唯色發現，照片中那些慷慨激昂的、皮鞭與拳頭齊飛的年輕人，如今多半已經衰朽不堪、麻木不仁。她在他們身上發現了一種“平庸之惡”，這種發現與致力於批判極權主義的思想家阿倫特有異曲同工之妙。阿倫特在納粹集中營的“死亡天使”艾希曼的身上，發現了“惡的平庸”。所有人都認為艾希曼是一個披著人皮的惡魔，但他只是一個普通人。他的普通使人極為失望。當面對一個歷史上罕見的殺人如麻的高級殺人犯時，你希望感到渾身觸電，甚至害怕坐在附近或者害怕他把目光落在你身上。然而，這個人的面孔和舉止就像是某個曾經與你在公共汽車上數次同座的人，某個你很少注意或者很少想起的人。唯色所記錄下的這些人，大都也是如此。他們身負血債，卻那樣愚昧、固執和平庸，讓人感到可笑而不是感到可怕。這就是我們生活的真實的世界，“他們”就這樣毫無分別地與“我們”生活在一起。

《殺劫》是一本奇特之書。是攝影，是訪談，是歷史，是反思，是叩問，是尋找。那一頁血雨腥風的歷史還沒有翻過去，那一頁血雨腥風的歷史必須翻過去。唯色所從事的偉大的工作，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其中。

——二零零七年五月
(轉載自：博訊， 2007年7月02日)

政教結合不是要喇嘛掌權

by 西藏通訊

達賴喇嘛在政教結合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

能組織今天這樣的討論會非常好，我在此表示祝賀！同樣一件事情，同樣運用智慧來分析，其結果或觀點也會不盡相同；任何事物都是因緣聚合而成，需要依賴許多外在的因素，不同的外在因素就會產生不同的表象，這是事物本質的規律……。
象西藏問題，我們秉持誠實，尋求公正、合理的解決，沒有什麼需要隱瞞的，如有什麼需要隱瞞的，就無法展開討論，只有靠命令或策劃行事。對真實愈加研究、討論，愈是相互交流不同的觀點看法，就愈能凸現真實的力量。正義的力量就是以此為基礎產生的。我總是說﹕我們西藏沒有武裝力量，但有的是正義的力量。因此沒有必要說謊，任何問題都是可以研究的。
象中共雖然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但是由於缺乏正義的力量，因此有許多見不得人的事情，只好將其稱為國家機密而全力隱瞞或進行歪曲。正義之美和正義之力量是愈討論愈顯現，愈能加深個人的認識和信任。所以進行討論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我們的佛教和科學觀點之間的討論就非常必要，雖然不必在現代科技與佛教之間進行討論，但是從量子學說和精神、身體和心靈的關系等方面有很多是可以討論的……。
還有對西藏歷史研究也是很重要。我們一般說西藏歷史是從聶赤贊普開始的，但是在本教的文化記載中，聶赤贊普之前還有兩千年的歷史，在聶赤贊普之前我們西藏還有二十多代國王的歷史。在本教中記載有很多西藏的歷史，所以研究西藏歷史是非常重要的。
……我曾問一些印度朋友，問他們印度的文字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他們都不知道，在本教文獻記載中，被稱為“瑪儀〞西藏古文字有三千多年的歷史，那麼印度的文字也有可能是從西藏文字中產生的。如果“瑪儀〞真的有三千年歷史，那麼就說明我們西藏現在的文字三千年前就存在……。
政治和藏中關系方面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我經常說﹕西藏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是政治所能解決的問題，根據政治的需要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這個問題應該由歷史學家和法學家來解決。根據眼前的政治需要今天這個說法，明天又是另一個說法，那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藏中關系的真實雙方都要實事求是地說話，西藏人方面只強調獨立歷史，中國也只強調元朝、清朝歷史等，這些都不是實事求是。有時候中國確實在西藏擁有很大勢力，這些要說明清楚。西藏方面就西藏和中國屬於不同國度、不同的法律管轄等等也要明確公正地進行討論，這是極為重要的…。
今天的主要議題是政教結合問題，我今天說的雖然不是深入研究後的結果，但我常認為政教結合應該有兩種形式，吐蕃時期的西藏國王所以稱為法王，是由於國王修佛法、按佛法治理國家民眾，因而稱為法王。由於是按佛法生活的社會和國家，所以稱為佛教之國；以法律而言有十善法、十六人法等。這個社會的領導不是喇嘛，也沒有喇嘛的地位，國王是俗人，國王自己修佛，用佛法治理民眾，教導子民人生要符合佛法，因此被認為是一種政教結合的製度。另一種就如剛才所講的，就是八思巴時期產生的政教結合製度，這是由一個喇嘛組織的喇章負起政治責任，掌握政權的製度，其後陸續有了五世達賴喇嘛建立嘎登頗章政權等，這是另一種政教結合方式。
在吐蕃法王以佛法治國的政教結合之前，認為還有本教的政教結合。由於西藏盛行本教，因此國王們信仰修習本教，以本教觀念治理國家，國家的各種儀式如對神的祭祀等按本教進行，所以那個時代是本教的政教結合製度。
西方如美國在他們的憲法和製度上都要向上帝宣誓等，不管是否有此名目，我認為事實上就是政教結合。在整個社會結婚、生死等儀式都按基督教進行。政府官員在就職時要求手放在《聖經》上對上帝宣誓。在這種形式下我認為已經成為政教結合。當然這不同於由一個“喇章〞掌握權力。
有關政教結合與民主製的問題，由一個喇嘛的喇章掌權，這在民主製下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剛流亡到印度，在為實施民主而起草《西藏未來憲法》時，鑒於如不能改變達賴喇嘛的職權，就不具備民主的組成要素，因此在《憲法》中規定如有必要，經人民選舉產生的議會三分之二議員的通過，即可以改變達賴喇嘛的職權，這是實行民主的主要標誌。
隨著流亡社會民主製度的發展，順帶回應中國政府宣稱我們是為了恢複舊製度或爭取達賴喇嘛地位的說法，我在1969年西藏抗暴紀念大會的講話中說明﹕西藏獲得自由後，將建立怎樣的政府要由西藏人民決定，而且達賴喇嘛掌權的這種傳統不一定會繼續。到了1992年，我們明確表明﹕未來西藏獲得名副其實的自治後我們要回去，達賴喇嘛在歷史上所有的職權將轉交給西藏民主政府的領導者，這是向民主階段的邁進。包括達賴喇嘛在內的某個喇章掌握政權的現象在西藏未來的任何時候都是不可能的。從八思巴時期產生的政教結合的製度應該結束了。
吐蕃法王們時期的本教與政治結合、佛教與政治結合以及基督政教結合等這樣的製度我認為應該繼續存在下去，為什麼呢？其中涉及很重大的問題，繼續存在與否主要要考量是否有此需要和必要，現代世界發達國家的經濟、教育得到很大的發展，民主製度健全、實行法製等的那些國家也有不公正以及欺詐、舞弊嚴重等情況，這些顯然不是憲法問題、不是由於缺乏知識或民主製度不健全的問題，而是由於自己心中沒有以善良慈悲之心渡過人生的想法或是雖有此想法而沒有實踐，遇到許多的困難和問題，因此我們要研究世界發達國家產生這些問題和困難的根源，以期未來在我們的社會中得以避免，從而達到更高層次的發展。因此宗教就顯得極為重要。
我們說宗教時，是指無特定宗教派別的普遍之精神，是與個人有關或由個人修習的宗教。如果由一個政府或公共團體專門或特別承擔起宗教的責任，這又會是個什麼樣的宗教？………
政教結合的“教〞如果走向某個特定宗教就會遇到困難，未來西藏的政教結合的“教〞如果成為單指佛教也可能會遇到困難的。
如上所說，宗教有用處嗎？確確實實有用處，說到有用處並不表明是進行一些儀式儀軌或論說教義觀點等問題。所謂宗教對社會有用處，其真正意義是能否產生利他心、不傷害他人、不說謊、誠實待人等才是真正的宗教。如此，則不管信仰薩迦、格魯、本教、基督教或印度教，都不會產生爭議，做到普及即是有用處。否則整天頌經或修持儀軌，結束後斗毆欺騙，或是滿口教義教規等，卻受製於貪痴欲念等，則有什麼意義？
誠然，調服性情的方式中教義與觀念非常重要，儀軌儀式也有點作用，就調服性情的方式以佛法緣起觀論解時，確實能產生若不調服性情則自毀前程的想法，我這樣說並不是因為這是由佛祖釋迦牟尼所開示的緣故，而是由於我們的苦樂均源自於能否調服自身性情，它告訴我們不要害人，如果不做一個善良的人，吃虧的是自己等調服性情的途徑。如果修持的是調服性情，就不能說某教要修，某教不準修。
無宗派的普遍精神是極為重要的，不能是某個特定的宗教。
佛教是直接與個人有關的，和與佛教有關的文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我想，與佛教有關之文化是一個和社會有關的概念，而佛教是直接和每個人產生關系的。拉薩的穆斯林信仰安拉而不去大昭寺，但其每天的生活卻受到佛教習慣的很大影響。西藏的社會有佛教徒、非佛教徒、無神論者等等，但其社會習慣卻與佛教有著很深的關系，所以，有不說謊、甚至連小蟲都不殺的好習慣……。
剛才議會副會長談到有人認為宗教影響經濟發展的問題。宗教並不影響經濟的發展，當然製造武器業等需要要考慮。十三世達賴喇嘛為鞏固國防從印度購買軍火，籌款時向西藏人民每人徵收兩個佔噶（西藏貨幣名），當時噶丹法座說我噶丹法座不交賣武器的錢，他就是持這種觀點。
與佛教有關的文化傳統中由於非暴力思想，所以對武器製造可能難以接受，當今世界武器泛濫暴力不斷，因此人民對軍火工業持厭惡態度，而西藏不一定由此能耐，即使由此能耐也不是好現象，還不如發展電腦之類輕工業更好，由於我們西藏的空氣很新鮮所以可以發展其他的行業。
有人可能會說像養雞、豬、魚那些動物的行業也會受影響？但仔細思考一下，象雞、豬、魚那些動物，特別是許多人面對魚類因難以忍受的痛苦而不斷掙扎時的無動於衷，一個對其它生命的痛苦無動於衷的人，難道會對人類內部、特別是對不能勞動的老人給予關愛嗎？也許他們就會冒出如果沒有這些飯桶、不必支付多余開支就好了的念頭。如此則不管是否有宗教都是一種心靈的墮落。相反，如果對包括昆蟲在內的一切生命都抱著關愛、慈悲以及期望一切眾生擺脫苦難的意念，如果見到殘弱者，馬上生起他與我一樣希望趨樂避苦，並因此而樂意進行幫助和尊敬，則這種思維對總體會產生不同的效果。
對流血暴力的熟視無睹和麻木是建立充滿悲心社會一大障礙，同樣殺害大量生命的雞、魚等商業活動逐漸使社會對生命的摧殘熟視無賭，從而形成不良榜樣的話，就要評估暫時的損失與長遠利益的破壞之間應選擇哪一個。有些生產廠家在經濟上可能有點損失，但是從長遠而言也許並非如此。因此所謂政教結合的真正含義不僅是政治，而且含蓋人類社會的一切活動。如果合乎宗教地進行政治活動，合乎宗教地去生活、進行經濟建設或度過人生是對的，是美好的。不僅政治，對一切事務愈是抱著利他之心去做，愈能利益世界。反過來即使講經、建宗教道場等，如動機不良也會成為惡業。任何事情都依賴於動機，對任何事情都抱著利他的動機利益個人社會即是政教結合。因此政教結合含義廣泛，如能照此實施，未來的西藏就會成為一個幸福的社會，由於形成習慣，即使動物也不會被傷害，人與人之間友愛互助。所以政教結合很重要。
如果說政教結合指的是由喇嘛掌權的話，那在未來是永遠不會實現的。已經走入歷史的這種製度最後收場的角色大概要由我來扮演了。

腳注﹕＊藏文中的“ CHOS SRID ZUFG BREL〞在譯成中文時以往一般均譯為“政教合一〞，實際上藏文原意是“政教結合〞，本文改譯政教結合。

獨立與統一是選擇題而不是是非題

by 西藏通訊

---薛偉先生在達然薩拉的演講及與西藏人的對話

謝謝大家，我想今天可能用半個小時的時間談我希望談的話。剩下的半個小時你們可以提任何問題，不管什麼問題都可以。
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漢人，到這個地方來對藏人講話，我心裡覺得百感交集。我認為漢人本來是藏人的朋友，但是因為我的那些同胞、那些共產黨跑到西藏屠殺你們，所以我在此代表漢人向你們道歉並表示慚愧。
德國屠殺了很多猶太人，但是德國總理能夠有勇氣向猶太紀念碑跪下表示自己的慚愧。中國的民運人士中有個叫吳宏達的，第一次見到達賴喇嘛時，他突然向達賴喇嘛跪下，代表漢人向達賴喇嘛請罪。我認為未來中國共產黨跨台、民主中國政府成立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應該向藏人致歉。
我在大陸時因為父母被共產黨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所以我在大陸也是個“黑五類〞。我十九歲在大陸任中學教師，但是二十歲文化大革命就被中共抓進監獄判了十年徒刑，至到三十歲才出來。在監獄裡有很多從甘孜、瑪爾康來的藏人，他們也被共產黨抓起來成為囚徒，我們在一起都成了犯人。在那時我有很多藏人朋友，開始對西藏問題有了一些了解和興趣。他們在監獄裡跟我一樣因為反抗共產黨帶腳鐐、帶手銬、一起被中共的軍隊押著去勞動，我們成了親密的戰友，他們很多人非常想念達賴喇嘛、很想念達然薩拉、渴望到印度來，但是他們很難實現他們的願望。他們有時候唱一些西藏情歌。但實際上是對國外親人和達賴喇嘛的思念之歌。我記得他們用中文教過我一首藏族的情歌，它的大意是﹕雪山擋住了我的視線，雖然我望穿了雙眼，母親啊！我再也不能看見您！原野隔絕了我的聲音，盡管我對您千聲萬喚，親人啊！您再也聽不見我呼喚的聲音。他們在想念誰，他們呼喚誰，我想他們的心裡面、你我的心裡面都很清楚。我不會唱歌還是想把這首情歌用漢語唱給你們聽。（薛偉先生唱起西藏情歌，迎來陣陣掌聲）
在我即將服完十年刑時，也就是服刑九年半以後，鄧小平突然出來把我平反放了出來。我出來後，因為我的一些親戚在美國，所以他們馬上給我辦了自費留學。於是1980年我成了第一批中國大陸到美國的留學生。
我三十歲到美國，到今年剛剛是二十年。在美國我一面念大學，一面就從事推廣中國的民主運動。首先我們組織了一個最大的民運組織叫《中國之春》，現在的名字是《北京之春》。為什麼叫北京之春呢？並不是說北京現在是春天，而且北京現在是冬天。我們要把冬天變成春天。就像捷克斯洛伐克他們以前有個布拉克之春，就是一個反抗運動，是去反抗共產黨一樣。在這個民主運動中，我們經常舉行抗議共產黨或者是江澤民、李鵬的活動，在聯合國門口反對中共的群眾運動中，跟我們站在一起的有很多西藏的朋友。所以實際上我們在海外已經成了戰友。
常常看起來西藏朋友比我們的人多。一個是你們有亡國之恨，你們比較團結，所以參加抗議的人的確是很多。一個是也許西藏朋友很聰明，那裡人多他就到最高的地方舉起西藏國旗藏到我們後面揮舞，新聞界的一照相認為大家都是西藏的隊伍。尤其是我們在聯合國和美國白宮前絕食要求釋放政治犯時，我們每個人胸前掛一個在中共監獄中的政治犯照片，但是我們也沒有忘記掛幾張西藏政治犯的照片來表示我們團結一致，共同戰斗的。
但是並非每個中國人都這樣想的，因為在中國共產黨的大中國的教育之下，還是有相當一部分人強烈反對西藏獨立或所謂的分裂。從海外來講大概有三種人，這三種人大約各佔三分之一，一種人象曹長青、我等等。我們不但支持西藏高度自治，而且還支持西藏獨立。另一部分人就象嚴家琪，他起草了一個聯邦中國憲法，希望在高度自治的情況之下成為一個中華共同體。這個看起來有一點象達賴喇嘛的高度自治的觀點。但是還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堅決維護統一反對分裂的。所以從我們漢人的角度，我們組織藏漢協會，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向他們介紹我們所知道的西藏真相，還有民主、人權等觀念，以此打動他們，教育他們，啟發他們良心發現，讓他們慢慢地改變舊的觀念，與我們相一致。
共產黨是遲早要垮台的，但是垮台以後新的中國的議會裡面可能會有很多爭吵、也會打架，也會為了西藏問題。但是我們想寧可我們為了同不同意西藏獨立去打架，我們也絕不能夠派軍隊去打西藏人。有一個民運人士叫王軍濤，有人問他﹕“如果你今後當了總統，你是否反對西藏獨立？〞他說﹕“我不談獨不獨立，我只談我支持民族自決，西藏人民他們有投票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獨不獨立是你們的權利，不需要我們漢人同意〞。又有人問他﹕“如果說西藏要獨立，你說你尊重民族自決，你同意了，那麼如果議會裡面的多數議員都覺得或一致通過要收複領土，你認為怎麼辦？〞他說﹕“我絕不派兵、我絕不簽字，我寧肯辭職〞。
所以為了讓今後的民主中國有一個正確的政策，我們海外民運在我的起草之下提出了三個原則或標準﹕如果我們現在就開始宣傳這三條標準、大家接受這三條標準，以後打架的機會、吵架的機會就少一些，共識就會多一些。
第一個原則是民主的原則。即西藏人民包括海外西藏人民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就是民族自決權。以公民投票的方式，但是公民投票是藏人投票，我們漢人不應該去參加。有的西藏地方漢人也很多，你們說那怎麼辦？我想很多漢人他內心並不喜歡住在西藏，因為生活和環境都不習慣，所以如果中國內地變好了他會回家去。還有些生活貧苦的，西藏如果設法發一些安家費，一些路費，他們也是很樂意返回自己的家鄉，那不就可以嗎？當然還有些可能不會走的漢人，他們願意留下來，那就是他們把自己的命運和這片土地連接在一起，我想您們就有了一個共同的利益，都希望這片土地好起來，這樣就好說，那時，你們也來個漢人的高度自治，成立一個漢人的高度自治區，讓他們自己管理自己，這樣就可以解決。所以其實我對這個問題並不擔心。因為西藏的問題比新疆的問題簡單，新疆問題反而複雜的多。
第二個原則是和平的原則，就是任何問題必須有由和平的方式通過談判來解決，不能以武力解決。首先中國軍隊要撤出西藏，讓西藏成為和平區，大家可以自由的交往。
第三個原則是要有個過渡期，就是大家先談，也許可能大家老談不攏，這個問題怎麼辦？我們就設立一個過渡的時期，五年到十年，藏漢雙方可以相互爭取，這方講獨立那方講統一，相互講獨立與統一的好處，人民去評估，就好像追求一個女朋友一樣，漢人不斷的說﹕我對你好呀，我每天給你獻一把花，我想辦法請你嫁給我，我每天給你寫情書。總之，想辦法追到手。那麼藏人說﹕雖然我看著你現在還很不錯，但是以前你的父母、你的兄弟、你的親戚對我們很不好，現在我還不敢相信你，我還要等一段時間要考驗考驗再說。那我們暫時不要結婚我們大家還是分開吧！各自分開，當我們雙方同意的時候我們再結婚。因為雙方同意才能結婚，但是離婚只要一方堅持非離不可，鬧來鬧去最後還是離婚，沒有辦法。那麼最後的結果，我想還是通過公民投票的方式解決。因為大家通過這麼幾年的友好交往，互相之間建立了感情，那時可能心情完全不一樣。所以很多問題好談。像夏威夷美國同意讓他投票決定是否獨立，結果他還是願意留在美國，不願意獨立。但是東蒂文在印尼就堅決要求獨立，他不願意和印尼在一起。因為美國比較幸福，印尼就比較貧窮和專製。所以我認為獨立和統一並沒有誰是誰非、誰對誰錯的問題，那不是一個是非題，而是一個選擇題。就是看怎樣對人民有好處就選擇那一個，人民的幸福高於一切。看歐洲各國即是獨立的國家，又是一個共同體，他們不是很好嗎。關鍵是共產黨以前干了太多的壞事，讓藏人對漢人失去信心。所以，以前藏人有一句話說﹕石頭不能作枕頭，漢人不能作朋友。（大家哄堂大笑）
還有藏人就要問了﹕以前國民黨、共產黨每次都說給我們自治或獨立，結果都騙了我們，你們以後如果成功會不會騙我們呢？
我的回答有兩點﹕第一，以前的國民黨、共產黨是那種改朝換代式的，是從一個獨裁者換到另一個獨裁者，他們都是獨裁者，他們並沒有改變獨裁這一本質，所以他們的話靠不住。而我們要改變的是一個政治製度，這個製度不是由哪一個蔣介石或毛澤東說了算，這個製度要製定一步憲法，這部憲法將是以民主和尊重人權為原則，也將尊重人民有自決的權利。因此你們可以不相信或者說不要相信漢人，但是，你們要相信這個製度。
第二﹕以前的統治者是獨裁者，包括皇帝、那些什麼總統等等，他們把國家當成是個人或一個黨派的財產或私利，把國土和人民當成自己的財產和奴隸，既然看成是私人財產，當然是越多越好，所以就有擴張和侵略，人總是自私的，誰舍得拋棄自己的財產呢？但是，今後製度改變以後，這個國家不是任何人的，即使當官當總統都是為國家打工的，每個人領一份工資，他的職位有限製，只能當那麼幾年。國家是公有的不是自己的，因此只要大家過的好就行了，別人獨立不獨立管我什麼事？以前皇帝獨裁者的私利就是大公，現在個人權利的集合才是大公，西藏獨立或自治，對中國人民的權利有什麼沖突？我想這個道理大家都很清楚。
不要看中國有十多億人，其實他們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表面上跟著共產黨跑的，其中並沒有真正的民意。毛澤東說階級斗爭一抓就靈。他如果反抗就抓進監獄，誰敢不擁護共產黨？文化大革命時候幾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今天喊江清同誌萬歲，明天一變就成了打倒江青、白骨精。同樣都是那幾百萬人，這不是奇怪嗎？那有民意。看美國轟炸了南斯拉夫的中國大使館，北京很多留學生到美國大使館游行示威進行抗議，好像積極的不得了，表面上他們很愛國，對美國非常的仇恨，但是，第二天大清早在美國大使館前排隊等簽證的又是幾百人巴不得到美國去。再看以前的外蒙古，政府批準他們獨立，他們就獨立了。那時的中國人沒有示威游行，甚至連屁都沒放一個，也就算了。所以現在我們最主要的是要團結起來，推翻共產黨，然後在中國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政府，那麼很多事就迎刃而解，前途就光明了。
我參加中國民運快二十年了。但是，中國民運的力量在海外沒有你們西藏強大，原因是中國人不團結，他們雖然都反對共產黨，但是，都想自己當一個頭。所以全世界有很多組織、很多主席，有人說到公共廁所小便都會踫到兩個主席。（笑）
他們跟西藏人不一樣，西藏人有個達賴喇嘛，沒有一個人會說他來當達賴喇嘛。但是，中國人認為人人可以當皇帝。所以大家鬧來鬧去，鬧了快十年。到現在有了好的發展，海外民運兩大派的領袖就是魏京生和王希哲，他們大概鬧了兩三年了，但是鬧來鬧去爭不出個勝負，因為雙方沒有軍隊，沒有武器，他們不肯相互打，光是在那個地方叫，光是在那個地方喊，誰能贏呢？所以最後認識到我們誰也打不過誰，反而我們自己變得灰頭土臉的在海外抬不起頭，算了我們還是團結吧。於是這次我到達蘭薩拉之前的 12月 8日至 10日在德國召開了一個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王希哲和魏京生在會上宣布團結，宣布合作，握手宴歡、舉酒踫杯。來自十幾個國家的 140多個代表都為此感到非常的興奮。會議也有西藏、蒙古、維吾爾族代表參加，在會上他們對民族問題實在有爭論，但是，對民族有自決權這一點是毫無疑慮的。
一個人問我﹕達賴喇嘛都只要高度自治，那我們給他高度自治就行了，為什麼你們還覺得西藏獨立更好一點呢？我說﹕達賴喇嘛是一位偉大而仁慈的活佛，他不願意他的子民生靈涂炭在中共屠刀下，達賴喇嘛講這話時，我認為他是迫不得已、很屈辱的條件下，心裡流著鮮血、眼睛裡含著眼淚而被迫下講出來的。在中國共產黨還存在的情況下，這是他迫不得已的唯一選擇。但是，中國共產黨垮台以後，我們應該給西藏更多的選擇。如果我們理解西藏人民，為什麼不把他們心裡面想要的最美好的東西還給他們，而是給他們次要的東西呢？世界是進步的，這個世界正在向地球村方向發展，地球最後都會統一，現在我們著什麼急？
當然中國民主力量主要還是靠國內，不是靠我們海外，我們海外的這些人今後回去不一定都能夠當大官，都當領袖。但是，我們回去以後可以在各部門成為一些骨干、成為一些干部。這樣我們可以去呼喚、可以去宣傳、可以去影響其他人。所以，我們明年還以藏漢協會的名義打算舉辦更多的活動。這次我回去就準備辦個題為《今日達蘭薩拉》的圖片展覽；明年還準備開一個國際西藏問題討論會；以後我們還希望通過美國人的幫助把漢人洛桑扎西的故事拍成英語電影，讓全世界都知道原來漢人也有好人、也有同情西藏人的。
現在在西藏，除了中國共產黨外還有一些西藏人，他們跟著共產黨胡作非為，中國有句話說﹕狗仗人勢把人欺或者狐假虎威，我認為不要和他們計較，是共產黨讓他們這麼做，所以我們要以中國共產黨這個政權為主要對手。所以，我相信不久的將來，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就能夠看到藏漢兩個民族不管當鄰居或者當兄弟都能和睦相處，都能夠友好的生活在一起。現在看來，在全世界的外交工作和世界的影響你們作的很好，對你們也很重要，但是，今後來看，可能你們跟中國人的關系更為重要，我有時候對西藏朋友說﹕你們西藏有個最大的缺點，這個缺點你們永遠也改變不了，那就是你們西藏這個土地不可能搬到歐洲、搬到美洲去，永遠只能與中國為鄰。中國有句話說﹕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起你吧，我躲開就行了吧。但是你西藏躲都躲不開，沒有辦法，所以不是朋友就是敵人，只有這兩個選擇。我們選擇當朋友，因此我來到達蘭薩拉，這是我第二次來，也就是來跟你們商談今後更多的工作，加強更多的了解，讓我們的友誼能夠鞏固下去。
現在我們海外有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這是最大的民運團體。《北京之春》就是海外最大的民運刊物，上面經常登關於西藏問題的文章。連大陸出版的書《天葬--西藏的命運》也公開引用了《北京之春》的十幾處的文章。還有大陸的讀者通過香港的朋友偷偷地給我們寫來讀者來信。他說﹕我們以前只知道共產黨講民族團結，每年各省去建設西藏，花了很多錢去建設西藏。而西藏並沒有什麼財富給中國，全是漢人的付出，而且有時候中央民院招生，西藏學生可優先錄取，所以他認為共產黨對西藏很好，西藏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沒問題。但是我看了你們的雜誌的文章之後，明白了真理。原來共產黨是在同化藏族、摧毀宗教、毀滅西藏的文化。
所以我覺得人民是慢慢的覺悟。我相信經過幾年，在世界上特別是漢人同情你們的會逐漸成為多數。以後我會把更多的《北京之春》寄到達蘭薩拉，你們懂中文的不僅自己可以拿來看，而且通過你們的朋友和親戚偷偷地帶到中國大陸去，帶到西藏、四川、中國的各個省區。會寫文章的人還可以按照雜誌上的地址給我們投稿。我盡量登出來，我的話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熱烈地掌聲）
主持人﹕謝謝薛偉先生！下面的半個小時中請在坐的各位可以向薛偉先生毫無保留的提問題。
聽眾（一位流亡印度的蒙古人）問﹕我認為內蒙古的情況比其它任何一個中共殖民地嚴重。如西藏的學生在課堂上學的是中文，在課堂外面講的是藏語。在內蒙古的學生在課堂學的是蒙文，但是在課堂外面講的是漢語。另外內蒙古沒有達賴喇嘛，沒有喜馬拉雅山。所以國外的漢人對內蒙古的了解很少。你對內蒙古問題的看法如何？
薛偉﹕內蒙古問題也罷、新疆問題也罷，它們的確比西藏問題複雜，在這個複雜性情況下，只能說解決的方法複雜，道路比較曲折，然而民族自決這個原則是不變的。但原則並不能解決全部的具體問題，具體問題怎麼辦呢？象新疆就有十幾個少數民族，其中的一些民族獲得不同國家的支持，因此新疆獨立，其中的那些其它民族也可能再獨立，這樣不斷的獨立下去，顯然不僅是漢人的問題，還有別的問題。
我覺得內蒙古問題的複雜在於內蒙古現在的漢人人數相當多，讓他們回去可能很難了，他們在那裡搞了很多建設；移民已經在那個地方安家落戶、在那個地方生了根。你很難說今後他們沒有公民權，統統趕走。這個政策很難做到。再一個問題是內蒙古和外蒙古是一個種族，但外蒙古都不支持你們的獨立，他跟中國想好，如果你說要和外蒙古合並，他支持你也許還好說一點，但外蒙古不要你，那麼這個問題就更缺少力量。所以這個問題怎麼解決還是等以後遵循民族自決的原則和人民福址高於一切的原則，以和平的方式通過協商來解決，現在很難有個完整的答案。
聽眾﹕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從1959年至今，西藏人流亡快半個世紀了，而中國政府一直采取拖延的政策，但達賴喇嘛和多數西藏人仍堅持“中道〞。最近達賴喇嘛在召開記者招待會時透露和中共恢複了接觸，你認為雙方會談的突破點是什麼？
薛偉﹕中共認為西藏已經自治了，他認為你們自治了，還有什麼高度自治呢？他們最大的心病是這裡有個達蘭薩拉，這裡有個流亡政府，有國際社會的支持。達賴喇嘛在外國，他們在西藏就永遠統治不了民心。所以，他們想把達賴喇嘛請回去，把你們都請回去，用一種所謂的懷柔政策，給你們一些好處，也給達賴喇嘛一半官職，以此平息西藏人民反抗。
他們也許比以前的毛澤東要寬大一些、好一些，因為中國在開放，他的政策會要進步一些，這也有可能。所以他在方式上可能比較寬和、比較溫柔，但共產黨是個不得人心的集權製度，這一點卻永遠不會改變。
藏中談判如果成功，達賴喇嘛可能回去的話，那麼中國可能會讓他留在北京，實在不行是不是讓他在拉薩呢？那要看拉薩當地居民的反應。達賴喇嘛回去發生騷動的話，中國非把他趕到北京不可。如果平靜也許可以留在拉薩。
但是，有幾個不可能﹕第一個，獨立不可能。第二個“解放軍〞撤出西藏不可能，因為他們說防護國防。第三個是他們可以用西藏人當什麼主席、副主席都是可能，但是他們絕不可能讓達賴喇嘛來任命西藏各階政府的首腦和官吏。
如果這種談判成功，西藏的情況可能比現在好一些，但還是得過且過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而且共產黨遲早要垮台這是不可改變的，我們何不乾脆想辦法盡快推翻它，忙著和它妥協干什麼呢？
聽眾﹕請問你認為藏漢協會對促進藏中和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薛偉﹕我們對藏中和談不能起到任何作用。而且相反我們還在提醒達賴喇嘛千萬不要受中國人的騙。班禪喇嘛就是一個悲劇，千萬要警惕。
聽眾﹕請問薛偉先生您作為一個海外華人，對西藏的未來是怎樣看待的？
薛偉﹕ 我覺得西藏人的命運要由西藏人自己決定，我們漢人不能決定，這就是民族自決的原則。如果共產黨垮台了，民主政府成功後，西藏的獨立也不是短期之內可以實現，就是我說的過渡階段，西藏首先得到一個真正的過渡自治，或者成立一個真正的中華大聯邦，這樣搞個五年十年，大家合得來就合，合不來你們就離開，問題就解決了。這就是先同居一下，試婚一下看能不能結婚，然後到時候再結婚。
聽眾﹕請問，您說漢人從西藏撤出，是怎麼個撤法？中共現在進行所謂的西部開發，西部開發對西藏人是沒有好處的，造成很大的傷害。對此您有什麼看法？
薛偉﹕關於漢人撤出西藏的問題我在上面講過，就是說很多漢人其實是在國內找不到工作沒有辦法，因此就到西藏找另一條出路，這是因為國內的條件不好造成的，如果國內的經濟情況好了，而且沒有什麼製度限製，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會回去。還有有些人是共產黨流放到西藏的，是一種懲罰，讓他到西藏當犯人，到西藏當苦工的，他們的家還在內地，這些人當然是歸心似箭。還有一些是在西藏扎了根，真心實意在西藏活下去的人，他們的想法、幸福和利益跟你們成為一致的了，也許會被你們慢慢同化。而且你們政府也應該製定相應的政策，從民主人權的角度考慮該怎麼解決這些漢人的問題，比如實行自治或是可以拿綠卡、可以加入國籍等等，和美國一樣要有個明確的規定。西藏的漢人問題，原則上未來的西藏民主政府不能強迫他們回去，要尊重他們的人權，其它的就需要你們發揮智慧設法解決。
共產黨認為西部開發有助於民族間的團結，有助於國內經濟的發展。但是，目前看來他的西部開發不成功，因為很多人不願去投資，投資到那個地方賺不了錢，連台商響應的也很少，所以我覺得要成功很容易成功。
第二個你們在西藏的藏人也可以對共產黨開展和平的不合作運動，就是說消極抵抗。如他們要你們去做工、去開會、搞游行時，你就可以請假說我身體不適、我孩子生病等，反正我呆在家裡不去，你也沒辦法。你叫我去朝拜假班禪，我總是逃避，不說話。你把我也沒辦法。總之，我消極抵抗，我不出聲音，我都作的很慢，這樣他的西部開發也會受到一些阻礙。
聽眾﹕請問如果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會不會遵守國際上的一些承諾？
薛偉﹕對他們有利的他們就遵守，對他們不利的他們就不會遵守。
聽眾﹕請問獨立為什麼需要一個過渡期？
薛偉﹕這個理由是漢人的幾千年的大漢族主義根深蒂固，在海外接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現在還是少數，雙方沒消除這個仇恨、沒有完全和解、沒有建立友誼和了解之前問題很難談論。如果大家沒有這個問題當然是好商量。所以，如果現在一下子見面就談，很多問題可能會談不掄而拖延下去。就象美國轟炸南斯拉夫的中國大使館一樣，在海外民運人士裡面也有不同的分歧。有三種看法﹕第一個我聽到之後，就唱有首中國以前解放軍的老歌。打仗好來！打仗好！打仗好！……我只可惜這個炸彈沒有落到中南海，沒有把江澤民炸死。但是，有些人說﹕不管怎樣我們是中國人，我們要愛國，因此我們起來抗議美國。還有第三種人﹕ 明明知道他心裡很高興，覺得炸的好，但是，他表面不得不能起來愛愛國、抗議一下美國。為什麼呢？他認為回國去當什麼議員可以得到選票。因此，中國人的思想轉變還需要一段時間。
聽眾﹕請問用和平談判實現西藏的高度自治或獨立有什麼困難？是否采用其它的方法會有效？
薛偉﹕當然獨立的難度比較大，高度自治問題，共產黨一垮台就沒有什麼難度。至於成立中國大聯邦可能會更容易。但是，最終的決定還是有你們來決定，我們不能夠包含其中。
聽眾﹕請問實現西藏高度自治有什麼方法？
薛偉答﹕實現高度自治的所謂方法就是雙方派出代表，進行討價還價。但是，我認為高度自治裡面有幾個基本條件。第一個軍隊要撤出西藏，邊界有西藏軍隊管理；第二﹕西藏的首腦要由西藏人投票選舉。至於外交的權力問題我覺得可以在聯合國同時都有代表權，像以前的烏克蘭、俄羅斯都有代表權一樣，如果兩個國家很友好，有兩個代表權，那麼以後在聯合國投票還多一票不是很好嗎？關於經濟問題我們可以雙方進行自由貿易，互相免關稅協定等等。這樣我們雙方的經濟能夠很好的發展。只是在名稱上叫一個高度自治或者中華聯邦，名義上保持在一個大聯邦、大範圍之內，僅僅如此而已。
聽眾問﹕請問很多中國人說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並且繼續在西藏踐踏人權，對他們你認為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說服嗎？
薛偉答﹕中國的大中國主義者宣傳﹕“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特別提到文成公主下嫁松贊干布，因為這個證明好像大家都是一起的，自古以來就是一部分都是和睦相處的。那麼自古以來到什麼時候呢？至少不是原始社會時代吧？那時根本沒有國家，至少古不到那個時候。他們說是唐朝或明朝，那麼請問秦朝呢？為什麼修長城把中國圍起來？長城關內才叫中國呢？所以他們說古，你們也可以說自古以來，我比你更古。而且美國以前是英國的殖民地，美國為什麼可以獨立呢？一個民族可以有幾個國家。如美、英或德國、荷蘭一樣。一個國家也可以有不同的民族，如美國、加拿大他們能和平相處。
有些地方漢人的確沒有道理，我感到很慚愧，蒙古人佔領了中國和半個世界，結果反而中國說蒙古佔領的地方是他的領土。還有孫中山革命的時候說把滿族人趕出關外，不要留他們在關內。但是，後來抗日戰爭勝利後又說滿洲人叛國，所以滿洲人說﹕如果你說我們叛國，我們是一個國家就不應趕我們出去。你們趕我們出去，我們建立一個國家，那我們就沒有叛國。就算有時候一個國家被一個國家佔領了，但是就不等於就承認是他的，因為他是搶來的。如果沒有美國的兩顆原子彈打日本，中國當時被日本佔領了，那我們還在日本統治下，那麼現在中國也成了日本的領土。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們談歷史不符合時代了。而且歷史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談不清楚。
聽眾﹕原日本對東亞的共榮政策和中共當局對西藏民族實行的政策有無區別？
薛偉﹕日本的東亞共榮政策與中共現行的所謂西藏政策在本質上並無不同，所不同在於日本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是比較赤裸地帶著追求利益為目的的侵略性。但是，中國共產黨以公有製的名義行一黨或少數獨裁者的私利，所以他的一切行為都有意識形態的包裝，對其它民族也是以共產主義的名義實施消滅政策，如對整個少數民族實行高壓和同化相結合的政策，從而使其事實上成為自己的殖民地。說實在話你這個問題是最有水平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需要很多研究之後才能答複。我相信也是我今天答複的最不滿意的一個問題。

背著王建民惡搞 中天被批無恥

自由時報2007/09/12

■中天新聞前天為宣傳台內新專題報導的廣告裡，找來男演員穿上「WANG 40」洋基球衣，魚目混珠誤導觀眾。（畫面翻攝自中天新聞）

在美國打拼、讓台灣人揚眉吐氣的「台灣之光」王建民，又被故鄉給消費了，這次是遭中天新聞台、中國時報利用來宣傳新專題報導，該台「移花」王建民專 屬的「WANG 40」球衣，還「接木」兩句泛政治語彙於旁，此舉形同拖建仔身陷政治議題；廣電基金執行長林育卉轟中天的行徑「等而下之」。

WANG 40球衣 旁白誤導觀眾

王建民前天凌晨甫在美國職棒大聯盟拿下18勝投，他不僅是台灣之光，更是台灣全民的重要資產。不料，前天中天新聞台、中國時報為台內新專題報導「台灣希望2008」宣傳廣告裡，卻找來男演員穿上洋基球衣，以側背方式大剌剌秀出「WANG 40」球衣。

而且廣告還在「WANG 40」的身旁，打上「台灣社會已經受夠了，人民有權利過的更好」字幕暨旁白，乍看之下，觀眾會誤以為這兩那段話就是王建民的心聲，並質疑「這是王建民同意的嗎？中天、中時有取得王建民認可嗎？」

台灣之光 淪為政治宣傳棋子

看過廣告的人不免納悶：為何替台灣人爭光的王建民，要無端淪為特定政治議題利用的宣傳棋子？這和中國喊出「王建民是中國人」一樣，都褻瀆了台灣人的情感。

廣電基金執行長林育卉昨天抨擊中天、中時此舉根本是「小偷行徑」，她說，中天、中時明顯看準了王建民在台灣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比政治人物還有影響 力，不敢「正面」採用，卻使用他背面，又秀出「WANG 40」，有魚目混珠之嫌，企圖遊走法律邊緣；林育卉更大罵中天、中時消費王建民的作法，既貪小便宜，又愛佔便宜，行為簡直是「等而下之」，相當無恥。

中天稱廣告創意 無消費意圖

中天企劃處昨天表示，王建民是台灣之光、台灣希望，廣告是以正面思考為出發點，絕非消費王建民，而是與有榮焉；使用王建民背面「WANG 40」球衣與旁白，則以「廣告創意」回應；至於有無事先徵得王建民同意，該處強調非製作廣告團隊，無法回應。至截稿為止，尚無法獲知王建民與洋基隊對此事 的看法。

記者林南谷╱台北報導

一個關於台灣的故事

by phopicking 2007/09/09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叫做台灣的小女孩。她從小家境貧苦，所以被賣到一個大戶人家裡面當童養媳。

一開始時，這大戶人家的主人，本來打算把台灣許配給他的長子中國當老婆，就算不是大老婆，也是個小老婆之類的。

不過後來，因為這主人愛賭博，把家產賭光了，就把台灣賣到日本去當妓女。換點銀子回來。

在日本當妓女的生活是很痛苦的，可是日本有位黑道老大，這個恩客對台灣還不錯，他對美麗的台灣印象很好，所以把台灣給贖身回家當小老婆，讓她吃的好，睡的好，比以往在大戶人家辛苦的工作，日子舒服不曉得有多少倍。

可是台灣在日本人家裡面，還是沒什麼地位，看到老大來了，就要雙腿開開，準備讓老大淫樂。雖然生活過的很享受，可是總覺得自己好像少了些什麼，因為當年，自己在貧苦時，是被中國這個大戶人家拉拔長大的，更何況，原本是要許配給大兒子。跟他相處久了，總是有一些感情與憧憬，所以不知不覺之間，會期待有朝一日可以回到他的身邊。

後來，這個供養台灣的日本老大因為愛耍狠，所以跟美國的黑社會火併，被美國人一槍斃命，美國人看到了台灣，知道他以往是個中國的童養媳，就把台灣帶回去中國的家裡面。

這個叫做中國的長子，經過了多年的分離，其實已經產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因為女人被搶走，變得暴躁，易怒，看到台灣回來，十分歡喜，畢竟自己初戀的女友又回到自己的身邊。可是又不能忘記她被日本人睡過，所以就用很粗暴的手段對台灣進行性虐待。比如說用228支夾子把她夾得遍體鱗傷。可是虐待完後，又會想起自己其實當年對這小女孩的喜愛，所以每次都會在台灣的身體裡面播種。

台灣有時候在想，我為什麼當初會一心一意想要回來找中國呢？中國其實比日本人還要糟糕呀。被人家當妓女賣掉，好不容易又回來，結果日子卻比當妓女時還要慘，為什麼我的命運就要這麼悲慘呢？

這時候，中國的小弟弟，中華民國，因為在大家族裡面分不到什麼家產，然後又常常被中國這個脾氣暴躁的大哥打的很慘，所以想逃離這個大家庭。他在偶然的狀況下，看到了可憐的台灣被性虐待的畫面。他覺得台灣應該可以在他逃亡的過程中，提供他必要的幫助。所以他就帶著台灣一起逃跑。

中華民國跟台灣逃跑到了外地，兩個人開始了辛苦的新生活。而台灣，也在不久後就發現自己懷孕了，生出來的孩子，應該是中國所留下的種。她想了想，把他取名叫在台灣的中國人。

中華民國跟台灣兩個人很努力的賺錢，所以雖然有時候會面對家鄉的大哥派黑道過來騷擾與追殺，可是他們在努力賺錢時，還是累積了不少家產。

原本兩個人應該是可以過的很幸福的生活。可是，中華民國就是忘不了大哥性虐待台灣的畫面，他的淫念相當的熾熱，所以，他也有樣學樣的在台灣身上性虐待。他最喜歡用白色的淫具來長時間性虐待台灣，所以台灣有時候看到白色的東西，就會感到非常的恐怖。

兩個人一樣生下了孩子，這孩子就叫，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小兒子比較貼心，所以在台灣的心中，其實都認為，這才是真正的我的傳人，她就用自己家鄉的語言幫他取了個小名，就叫他『正港的台灣人』。

後來，中華民國年紀大了，就過世了。台灣感到很高興，因為這是頭一次，她可以不用再過著被人家打，被人家幹，被人家性虐待的生活。自己也賺了不少錢，可以很快樂的過日子。

原本台灣可以跟他的兩個兒子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他的大兒子，在台灣的中國人，很會唸書，最喜歡唸一些什麼四書五經之類的書，她心想，喜歡唸書是件好事。雖然，大兒子有一些壞習慣，他很愛錢，而且很喜歡用巧妙的手段從家裡面偷錢，不過她大體上覺得大兒子還不錯。反正她累積下來的財富還蠻多的，可以讓大家花花沒問題。二兒子，正港的台灣人，雖然比較不會唸書，比較不成材一點，這陣子也染上了賭博偷錢玩女人的壞習慣，不過這個孩子的本性還不錯。她總是想著，雖然我被中國，被日本人給凌虐侮辱，可是最少有兩個孩子，這兩個孩子也還不錯。可以讓我台灣在世上揚眉吐氣。

這日子本來過的也不錯，不過呢，大兒子，這個在台灣的中國人長大了，開始想念起了自己真正的生身之父。所以就開始尋找自己的父親。經過了漫長的等待與跋涉，他發現自己的生身之父，因為做惡多端，所以家道中落，生活十分落魄。他看到之後覺得蠻於心不忍的，所以就拿著台灣的家產去資助他的父親。

對台灣來說，她還記得自己貧苦時是被中國這家子給養大的。所以她對自己大兒子這種認祖歸宗的事情並不禁止。只是她內心裡面還是記得當年是怎麼樣被中國虐待。

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在這種看似平靜的生活底下，以往台灣好不容易擺脫的夢魘，又在不知不覺之間回來了。

中國這個敗家子在敗光家產之後，一開始是一蹶不振，不過在在台灣的中國人的贊助下，開始重新振作。不過他的方向就急功近利些，他加入了黑道。靠著逞兇鬥狠與強大的家族武力，迅速在黑道中建立一片天地。沒有幾年，他又開始跨足色情行業，透過充沛綿密的專業人口販賣集團，他用大量而價格低廉的賣春女子，迅速建立起一方勢力。

看到中國變的家大業大，台灣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喜悅。畢竟這個男人以往對他有多壞，怎麼樣虐待她，她可是記得清清楚楚。中國的強大對台灣到底算不算好事，她自己其實理不太清楚。

不過大兒子在這時候，看到了父親的勢力不斷擴大，又想起了在父親危難時自己所提供的協助，他覺得，如果可以讓父母復合在一起，他應該就可以接收父親的勢力，成為一方之霸。雖然，他的父親已經有了幾十個兒子，雖然，他就算讓父母復合在一起，父親會不會特別眷顧他也很難說，可是，在一個父母離異的孩子心中，總是覺得，爸爸跟媽媽要是可以重新在一起，那日子一定可以過的很美滿。

所以，大兒子，在台灣的中國人，看到父親中國會遇到台灣的情況時，總是想要剝光自己母親愛穿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套裝，想要把自己的媽媽脫光光後再推到爸爸房間，在他簡單的想法下，只要爸爸再重新臨幸了母親，兩個就會在一起，我就可以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就算我沒有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我最少可以擁有中國的勢力，有這樣的爸爸罩著，那就可以躺著幹了。至於母親是否被性虐待，是否被家暴，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又是一個團結在中國底下的大家庭了。

他告訴他自己，台灣以前做過妓女，也經歷過無數次的性虐待，可以回歸中國，再被打個幾次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再怎麼說，打她的人是我的爸爸，夫妻嘛，總是床頭吵床尾合，至於閨房裡面的事，我這做兒子的也管不到。

小兒子當然覺得很不對了。他告訴他哥哥：『我們要錢，可以自己去賺，為什麼一定要脫媽媽的衣服，逼他去賣身呢？我們已經很有錢了呀。』

大兒子：『你不懂，將來的世界會是中國的世界，現在叫媽吃點虧，以後要擁有中國的資源，我們才可以繼續過這麼有錢的日子，而且還可以變得更有錢，去住帝寶開法拉利。你呀，就是都不好好努力賺錢，家產都被你敗光了。家裡面的錢都是靠我賺來的。你都拿家裡面的錢去送女朋友鑽戒，還送他小孩童書，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小兒子：『你不是也拿錢去繳你女兒在美國生活的卡費？你怎麼會有資格說我？我就是覺得我們自己這樣生活就好了，沒必要把自己的媽媽送入火坑，再去讓中國玩弄。』

大兒子：『你緊張什麼？我講的也不是現在。我是覺得，等中國變成了一個好人，那時候我才會叫媽媽再回到爸爸的身邊。』

小兒子：『我是覺得，我爸爸在我小的時候帶媽媽逃出來，就是覺得中國是個大壞蛋，你讓我爸爸養到這麼大，居然為了這一點小錢，就要推我媽入火坑。平時在講說要怎麼捍衛媽媽，根本都在打嘴砲。』

大兒子：『我哪有，你胡說，我也是為大家好，中國的勢力這麼大，他要是再用武力來打我們，我們誰擋的住？他要再來中出老媽，我們也只能投降。與其搞到這麼難看，不如現在就不要扯破臉，大家想個比較體面的方法。』

小兒子：『我不贊成啦。有人要打架我奉陪啦！』

大兒子：『你就光一張嘴啦，我們要錢沒錢，要武力沒武力，一旦打起來就是被人家當俗仔電到死。』

小兒子：『就算這樣也比賣母求榮好。』

大兒子：『不要來這一套，你把中國惹火了，真的來打我們，到時候一定自己坐飛機逃命去美國了。你那什麼嘴臉？就是長的一副鴨霸又欠揍的樣子，才會惹火中國，他們要是來打我們，都是你這副帶衰的蠢樣，他們看到你不爽才會來打我們。』

小兒子：『動手打人的人就是不對，你不去怪出手的人反倒怪我長的不好看，你是哪根筋不對了？你不要以為你是他兒子，回歸以後就有什麼好處？他兒子有幾十個。你現在再怎麼抱他的大腿，也是沒用啦。』

大兒子：『我聽你在放屁，我們自己又不是沒有錢，我們會帶錢進去，然後把生意做到更大。』

小兒子：『他會耍陰把你吞掉。』

大兒子：『才不會。就算會好了，我們一定可以從他身上多拿到一點好康的，失之桑榆，收之東隅。』

小兒子：『你在做夢。』

大兒子：『你在眼紅。』

台灣看到自己的兩個兒子的不斷爭吵，覺得很難過，她對自己為什麼會養出像大兒子這樣的人，也覺得很不解。或許真的是因為血緣的關係吧。流著相同血液的人，總是有類似的想法。好不容易拉拔大的小孩，在申請加入聯合國俱樂部時，想的卻是幫自己改名字。來迎合中國的喜好。比如說，他想把我改名成：『被中國中出過的台灣』，『被中華民國敦倫過的台灣』...唉，我教育小孩時，到底哪邊失敗了？

這個有點悲哀的故事，還在繼續上演下去。到底最後會怎麼收場呢？老實說，我不知道。我現在處身在兩個兒子的口水中，實在感到很無力。

看著一派人想要剝光台灣的衣服，去跟中國送作堆，另一派人，除了無力的反擊，以及持續的不成材以外，又拿不出什麼東西來。我對於台灣的未來，雖然有著無限的想像，可是對於台灣的現在，卻有一股感到很無力的悲哀。

我喜歡台灣，我不希望她被推到火坑裡面，我希望台灣可以自由自在地靠著自己的力量快樂的活下去。如果這叫台獨，那你就把我算做是台獨的一份子吧。如果有任何人想要把台灣送到中國的懷抱裡，請給我一個夠好的理由。如果只是一直講說，中國的老二比較大支，跟他嘿咻會比較爽，所以我們應該要終極統一。我會覺得，這種理由聽起來就跟因為中國勢力很大，所以我們要終極統一一樣無聊...我講反了嗎？Anyway... you know what I mean.

真的要因為比大支比贏了就要結合的話，那我們幹嘛不跟美國統一呢？再者，有經驗的人告訴我們，大支不會比較爽呀。只有A片看太多的傻瓜，才會覺得男人只要大支就好，女人遇到大支就會比較爽。
□ 〔資料來源：獨孤木with diggirl.net〕

三中傳奇－－中視洗錢通黨庫

by 曾建元 2007/09/10

馬英九在2005年8月接任中國國民黨主席後，為了在〈廣播電視法〉要求黨政軍退出媒體經營的法定期限2005年12月24日屆臨之前處理掉黨營華夏投資公司所屬中國廣播公司和中國電視公司的持股問題，開始與財團接觸，希望股權賣掉後，仍然可以維持黨在廣電媒體中的影響力。已擁有中天有線電視頻道的中國時報集團董事長余建新，一直想擁有無線頻道，和馬英九一拍即合，便組成榮麗投資公司，買下華夏及其旗下的中廣、中視和中央電影公司三中。資本額4億元新台幣的榮麗只預付了1億元，三中的帳面成交價格是40億元，分明是巴蛇吞象。

榮麗公司想要的，其實只有中視，買下中廣和中影，是順便幫馬英九和國民黨處理掉黨產的所有權，可是榮麗並不願真的花大錢入主中廣和中影，所以馬英九和國民黨幫他找到下手買家趙少康和郭台強。

〈廣播電視法〉要求黨政軍退出媒體經營，國防部所有中華電視公司和台灣省政府所有的台灣電視公司公股便全部捐贈給了公共電視台，就馬英九找了小財團來買中廣和中視，顯然為了2008年的立法院和總統選舉，國民黨還需要錢糧和宣傳機器，所以不願捐贈國家或公益團體。

另一方面，整個華夏三中案的買賣決策過程並不透明，除了他和副祕書長兼行政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哲琛主導並深知其間始末外，馬英九並未對黨內中央常務委員會或全體黨員公開，所以那事實上乃成為號稱不沾鍋的馬英九對於建立其金脈向財團的投石問路，其間還可以從展開各種形式而意在不言中的政治交易，這種事情豈容攤開在陽光之下，根本就會見光死。

台灣團結聯盟和民主進步黨先後公開質疑中視釋股可能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本介入，你不能怪罪別人扣紅帽子，因為三中交易私相授受，何以杜攸攸眾口。再者，三中賣價40億元，也有低估之嫌，外傳其市值就有152億元，2006年11月23日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莊碩漢、高志鵬、黃昭輝就公布了一份國民黨黨內文件，其中約定道：「對所列示之不動產設立回算機制，將依該等不動產於日後實際處分價格，結算雙方應取付之價金」。如果買賣和轉賣過程存在密約或默契，如未來不動產處分所得應回算分撥一定比例作為政治獻金，讓原本應歸國庫而不得不歸黨庫的錢，進入競選總部和倏人皀戶頭，請問這是不是洗錢或是回扣？馬英九對於廣大的國民黨員和其後的台灣人民，有沒有背信嫌疑？

馬英九聘任的黨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委員陳長文呼籲馬英九對於黨產要歸零處理，全部捐出來，耿介之士看不下去，索性自請辭職，馬英九和國民黨還不醒悟？

(作者曾建元，苗縣竹南人，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納稅人繳錢養的警察，變成要聽民間主辦單位指揮？

by phopicking 2007/09/10

前幾天我看記者在追問馬前市長，想了解一下這個女子足球賽的國旗風波是怎麼一回事。當記者問馬前市長：『以前在台北市時，你們不讓女足賽的觀眾拿國旗進去，這該怎麼說？』

馬前市長：『這個問題，我已經請發言人代為澄清了，請各位去問我的發言人。』

好吧，那我們看一下馬英九的發言人怎麼說。

嗯看一下Yahoo的TVBS報導好了。

馬英九發言人強調，當時是主辦單位要求，台北市警方配合維持秩序，馬英九絕對沒有下令禁止民眾攜帶國旗進場。

2001年亞洲盃女子足球賽，到底是誰下令禁止民眾攜帶國旗入場，已經解釋了3天，對手有聽沒進，陷入無止盡的循環，馬英九請發言人再說一次。馬英九發言人羅智強：「馬英九先生從來沒有下令禁止觀眾攜帶國旗入場，要民眾收起國旗的是主辦的民間單位，各個運動的民間單位，警察是配合維持會場秩序。」


好吧，所以這意思是說，民間的主辦單位，可以指示台北市的警察，雖然這些人是我們納稅人養的公僕，卻聽民間單位的指揮，去阻止國民在自己的國家揮舞國旗，我們繳的稅就是請他們來做這種事。然後台北市的警察，會這麼乖巧而枉顧法律地要求民眾不要揮舞國旗，這等於是在沒有法源的情況下，限制了民眾的人身自由。這種圖利主辦單位，又違背馬市長捍衛中華民國的決心與宣示的行為雖然發生了，可是馬市長在發現這種不愛國又不合法的事情後，既沒道歉，也沒懲處，就只是默許這種事情，還很理直氣壯的說，這都是民間單位的錯，跟我馬市長一點關係都沒有，這就是在捍衛中華民國？

警察到底是聽誰的？如果馬英九說是聽主辦單位的，那是表示警察的指揮權居然被私相授受，為什麼人民的公僕，可以在私相授受的情況下，被地方政府移轉成民間單位的免費人力？最重要的是，還在沒有法源的狀況下，做了限制民眾人身自由的事情。市警局的警察出了這樣的問題，這不該你負責，又該誰負責？喔，又是阿扁的錯就對了？還是說因為謝長廷沒有來指揮你的警察，幫你捍衛中華民國，這是謝長廷的錯，所以謝長廷就不要廢話了？要是是聽馬英九的，那現在是在撇什麼清？你就算沒有事先指示，最少也是事後默許。

當別人在質疑用中華民國加入國際組織，會遇到很多問題時，馬前市長主張就是要用中華台北，要捍衛中華民國，可是當人家問你，你不是說要捍衛中華民國嗎，這算什麼捍衛？又講說，你們這些主張台灣國的不要講話。

明明就是你說要用中華民國加入國際組織，我們說你會遇到很多問題，你說不會，你要捍衛中華民國。那問你怎麼捍衛，以前怎麼做的這麼爛時，卻又惱羞成怒，要主張用台灣加入聯合國的人不要講話。因為你們會捍衛中華民國呀。而捍衛的方法，就是叫大家把國旗收起來...

老實說，我實在是搞不懂，這到底是在講什麼。

你不能一方面又害怕中共的壓力，一方面又要裝的很硬頸，然後明明就是要警察要人民把國旗收起來，另一方面又要捍衛中華民國。想法本來就變來變去，卻還要說自己始終如一，一直在捍衛中華民國。這邏輯是什麼我不懂，不過看來邏輯不是政客必修的一門課。顧左右而言他才是。

當然啦，要是馬英九發現，發言人講的話反倒帶來像我這種抓小毛病的人幫他找到更多問題時，他又會找人把發言人再幹掉一次，然後說發言人講的不是全部他要表達的意思。他一路走來，始終如一，一直堅持要捍衛中華民國主權。

記者「胡」說

by 林祖晞 2007/09/11

最近ＡＰＥＣ領袖會議在澳洲舉行，台灣的記者大多把焦點放在台灣領袖代表施振榮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身上，但是記者們在用字遣詞時，對胡錦濤的稱呼幾乎都是「中共」國家主席。我覺得這些台灣記者真的是脫離現實了！

胡錦濤的正式職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簡稱是中國國家主席，國際媒體也是這麼稱呼他的。至於「中共」一詞，是當年蔣前總統領導的國民黨一黨專政時，為了宣揚反攻大陸、消滅「共匪」的決心，而將對岸的一切人事物全冠上了這個「共」字，而今日兩岸各自獨立的情勢雖然未得到世界各國的法律承認，但卻是一個真實存在的現況，因此，台灣的記者們實在應該拋棄「中共國家主席」這個脫離現實而且是不正確的名詞，直接用正確的「中國國家主席」才對。

教育的目的是求真，相信新聞報導的功能亦應如是，台灣的記者要加油。

市府曾決議勸阻帶國旗?段宜康:馬英九應說明

（中央社記者林怡君台北十一日電）前民進黨籍立委段宜康今天表示，中國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馬英九擔任台北市長期間，舉辦2001年亞洲盃女子足球賽時，即在市政府成立危機處理小組，會議紀錄中明確寫出若有觀眾在場內揮舞國旗，應柔性勸導，避免刺激中共，難道市政府的決議，馬英九不必負責？對此請馬英九說明清楚。

段宜康、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幹事長王拓上午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表示，六年前亞洲盃女子足球賽之前，馬英九曾公開對外呼籲，不要攜帶國旗進場，事後也表示，希望大家看遠一點，為了舉辦國際賽事，應遵守國際規範。但現在馬英九卻說從未下令禁帶國旗，且要攜帶國旗迎接聖火，根本就是態度前後不一，陷入進退失據的尷尬。

他出示2001年台北市政府為亞洲盃女子足球賽成立危機小組的會議紀錄表示，當時召集人為副市長白秀雄，且在狀況推演的會議記錄中寫著，比賽期間若有觀眾在觀眾席上揮舞國旗，應該會同警力柔性勸導，避免與中共相互刺激，這是市政府的決議，難道與馬英九無關？

段宜康說，馬英九當初聲稱受限於奧會模式，不能攜帶國旗入場，但體委會曾發文台北市政府指出，奧會模式對觀眾自發行為並無規範。

他舉例，以2002年世界盃足球賽為例，在中國與土耳其的比賽中，觀眾席上掛著東土耳其斯坦，也就是「新疆獨立運動」的旗子，對中國是多麼敏感的議題，但主辦單位韓國卻從頭到尾都沒有把這面旗拿下來，可見當初馬英九就是懼怕中國壓力，才禁止民眾攜帶國旗入場。

媒體鎖國!

by HubertYu 2007/09/09

lin67572000 寫到:

美國、日本的相挺台灣，
中國、統媒應該很不爽，
所以一直放假消息。

經過一段時間觀察台灣媒體
更加確信所謂的外電或國際新聞
根本就是經過濾光鏡處理後的特定意識形態新聞

APEC布胡展開的同時

1. 美、日與澳三國所組成的西太平洋安全基石，召開會議，據信是針對中國。國內媒體幾乎沒播；
2. 美、日、澳、印與新等五國在孟加拉灣外海舉辦瑪拉巴2007海軍演習，地點為何選在遏制緬甸對外的主要航線上，這不也是對中國的印度之錨：巴基斯坦與緬甸的警告。國內媒體幾乎沒播；
3. 俄羅斯、中國與上海合作組織的軍事演習，強調中亞的後院性質，同時也顯示中國武力的強大。國內媒體播好幾次；

唉....處理聯合國新聞也是如此
只會反覆播放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1和CCTV4)或者鳳凰衛視的新聞，卻不見支持台灣的新聞，甚至是美、日等國反對將台灣主權明確化的新聞。

阿扁鎖國？
根本就是媒體鎖國！

從自由中國到中華台灣民主國

by 李筱峰 2007/09/02

四十七年前的後天（九月四日），警備總部的「黑頭仔車」開到木柵雷震先生家裡，將雷震逮捕，爆發了「雷震案」。今天下午台北將有一場以「雷震與反共國策」為主題的座談會。

談起反共，有兩種人是反共的，一為自由主義者，一為法西斯主義者。雷震屬前者，蔣介石屬後者。雖然同樣反共，但是立足點迥然互異，因此這兩種人最後必然對立，因為自由主義者不僅反對共產政權，也反對獨裁專制的法西斯政權。反之，法西斯政權雖也反共，但也容不下提倡民主自由的自由主義者。

一九四九年底，雷震結合了來自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如胡適、殷海光等人創刊《自由中國》雜誌，宣揚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理念，進而批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侵占國庫、黨國不分等反民主現象。一九六○年中，更結合台灣本土政治精英如郭雨新、郭國基、李萬居、吳三連等人，準備籌組新政黨─「中國民主黨」，卻因國民黨製造「雷震案」而功虧一簣。可歎的是，反共的雷震，卻是被扣上「為匪宣傳」（散佈「反攻無望論」）及「知匪不報」的罪名，判處十年徒刑。

此時期的雷震，不論其主辦的雜誌，或籌備的政黨，都以「中國」為名，足見雷震當時的國家認同，並非以台灣為主體。

然而，雷震坐滿十年牢獄之後，正值台灣在國際上風雨飄搖。雷震雖甫出獄，卻仍不死心，一九七二年元月他寫了數萬言《救亡圖存獻議》給蔣介石總統，提出十項政治興革方案。其中首項建議「立即擺脫被世人譏為神話的『法統』觀念，打破不顧現實的面子心理，從速宣佈我們的國號為『中華台灣民主國（The Democratic of China-Taiwan）』。」雷震主張國號應加上「台灣」的理由是：「我們今天統治的土地，本來叫做『台灣』，今將『台灣』二字放在國號裡面，那就不是神話了。我們今天有一千四百萬人民（按：當時人口），我們以台灣地區成立一個國家，乃天經地義、正大光明之事。」

雷震從「自由中國」到「中華台灣民主國」，顯然在國家認同的主體上有了改變。然而，他的中心思想其實是沒有改變的，那就是民主自由的追求與維護。在「自由中國」時期，雷震的國家認同雖然是「中國」，但「中國」民族主義並非他的終極且唯一的價值與目標，還有一個更高的價值，那就是民主自由；同樣地，也因為這個自由民主的價值，所以在蔣政權被逐出聯合國，而共產專政的中國日漸威逼台灣的生存之際，他選擇了讓台灣以新國家來實現民主自由。

雷先生於一九七九年三月病逝，兩個多月前美國與台灣當局斷交，年底更爆發美麗島事件。雷先生來不及看到台灣的民主化，但雷先生一生追求民主自由價值的奮鬥，應該給全體台灣人（不分族群）有所啟發：我們知道，無論古代、今日，或是可預知的未來，中國是自由人權與民主法治相當低落的國家。台灣若被併吞，這一切勢必受到摧折。因此，我們追求台灣的獨立，是在追求自由、民主與尊嚴的生活。質言之，台灣獨立運動，其實也是高層次的民主運動。這其中並不該有族群分化的意涵。即使所謂「外省人」，一樣可以和各族群團結一起在台灣建立新國家，雷震先生就是一個很好的典型。

從郭雨新說到馬英九

by 李筱峰 2007/08/19

孤苦吐盡心血，那堪真理幻滅

明天（八月廿日）是台灣民主運動前輩郭雨新先生的百歲冥誕。

郭雨新畢生投身民主運動，早在五○年代中期起，就和雷震等「外省」精英結合，提出民主自由的呼籲。一九六○年與雷震等人籌組反對黨遭國民黨當局鉗制而失敗，雖沒有隨雷震入獄，但是在生活上備受情治單位騷擾。

郭雨新擔任省議員長達廿二年，其問政不僅重視民生問題，對於高層次且敏感的國家體制、民主法治原則，更擇善固執。因此，他不時強調自由民主政治，抨擊專制特權的思想與作風。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他早就大膽地對國民黨的「國庫通黨庫」等黨國不分現象，提出嚴厲批判。

到了一九七五年郭雨新仍以「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的心志參選立委，提出尖銳明確的政見，包括國會全面改選、廢除戒嚴令、司法獨立、解除報禁、總統及台北市長直接民選、釋放政治犯、確保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真正自由等。這些政見，當時的國民黨沒有一項不反對，而今則已大致實現了。然而那次選舉，郭雨新卻是落選第一人。詭異的是，他的選區竟然出現數萬張的「廢票」，差一點激起宜蘭暴動。

郭雨新晚年流亡美國，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有家歸不得。他這首詩，道盡了他晚年內心的波瀾與寂寞：「頑抱信念自由，夢迴蒼生無路。孤苦吐盡心血，那堪真理幻滅。白髮志強難移，徘徊異國滋味。古稀從心所欲，惟期民主法治。滿街彩虹豔麗，誰知與我無緣。」一九八五年，他病逝美國，家屬遵其遺言歸葬台灣。

今天台灣能民主化，郭雨新先生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他深受鄉親愛戴，卻備受國民黨打壓。可笑的是，今天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馬英九，竟然拿郭雨新出來教訓民進黨人。

試看馬英九這段話：「民進黨所尊崇的前輩如郭雨新、郭國基、余登發、黃信介等先生，都不是台獨主張者。」「民進黨終將回到郭雨新、郭國基、余登發、黃信介等諸前輩的胸懷視野」。馬英九這段話是十足謊言。

郭雨新不主張台灣獨立嗎？一九七八年郭雨新在美國宣布與蔣經國競選台灣總統時，他的選舉主張就表示：「台灣地位應由台灣住民自行決定。」「我們堅信倘若台灣人民能對政治主張公開表態，他們多數會選擇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見二月廿八日的美國華盛頓郵報）；一九七九年二月七日與八日，郭雨新在美國國會外交小組的聽證會上也表示：「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人民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來決定。我們拒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也不能接受國民黨專制政權的延續。我們要推行美、英或瑞士形式的民主架構，追求自由和公平的經濟制度，同時謀求與世界各國和平相處、捍衛獨立的台灣─我們神聖的家園。」

這些歷歷在目的史料，立刻戳破馬英九的謊言（至於其他郭國基等人是否也如馬所言不主張台獨，有機會再討論）。像馬英九這樣的中國人也真夠「◎◎」（我不會形容），他們竟然有辦法拿過去被他們打壓、迫害的人，做為「典範」來教訓他們的對手！

郭雨新流亡在美國期間，北京當局曾經邀請他去中國，甚至想讓他去中國定居，但是郭雨新不為所動。反觀國民黨政客集團，當年要台灣人跟他們喊「反攻大陸、消滅共匪」，而今卻頻頻赴北京朝「共」。相形之下，郭雨新這種堅持民主，反共到底的決心，才是馬英九們應該效法的典範！

吳鳳神話崩解20週年

by 李筱峰 2007/09/09

今天紅衫軍又要出來了！想起去年他們假「反貪腐」之名，行政治鬥爭之實，風光登場，卻是尷尬落幕，而今又要歹戲重演，恐怕沒有多少人看好他們。不過，我倒是想起另外一個「紅衣」神話的主角—吳鳳。

真巧，二十年前（一九八七年）的今天，嘉義市的吳鳳銅像被原住民社運人士拉倒了！更湊巧的是，兩百三十八年前（一七六九年）的今天，吳鳳被殺。也許不是巧合，而是社運人士故意挑選在吳鳳的忌日，拉倒那尊騎馬展威的吳鳳銅像。

吳鳳的所謂「成仁取義」的故事，如今已不再流行了，但是這段神話之所以成為歷史，卻意味著台灣政治與社會價值思維的轉型，值得書寫。

到底吳鳳是怎麼死的？他果真打扮成一副「朱衣白馬、儒衣道巾」的仁者風範，故意讓原住民（阿里山鄒族）來殺害以「感化」他們嗎？看看連橫的台灣通史，雖然也吹噓吳鳳的「風範」，可是死法卻不相同。連橫敘述吳鳳的死，是因為吳鳳連續數年拒絕履行每年交出兩名漢人給原住民的約定，最後原住民到吳鳳家裡理論，發生格鬥，吳鳳和他們搏鬥失敗，最後被殺害，時間在一七六九年的今天。

在清代，吳鳳並非家喻戶曉的人物。日本領台後，吳鳳的傳說逐漸形成。日本殖民統治當局為了積極開發阿里山森林資源及馴服原住民的反抗，刻意將吳鳳傳說加以修飾改裝，於是阿里山鄒族心目中的「剝削鄒族的惡商」開始脫胎換骨，成為殺身成仁的偉人。如此製造神話圖騰，其目的就是想安撫原住民，也可教化漢人百姓，以「合理化」外來殖民統治的掠奪。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後，沿用這套吳鳳神話，企圖營造漢人「撫番」的教化假象。

兩個外來統治者都喜歡吳鳳神話。日本時代拍有《義人吳鳳》的電影，國民黨也拍《吳鳳》的電影。透過相同的神話，我們可以看到兩個時代的外來政權，有著相同的本質。在外來宰制者的心中，他們是優越者。他們很難了解台灣原住民「出草」的原始宗教意義，他們只看到「生番」「性野蠻殘暴」。

其實要論「野蠻殘暴」，中國歷史上斬刈殺伐、血流漂杵，動輒坑殺敵軍數十萬人的歷史，不夠「野蠻殘暴」嗎？宮廷內鬥，骨肉相殘，不夠「野蠻殘暴」嗎？毛澤東、蔣介石屠殺政治異己成千上萬，不「野蠻殘暴」嗎？

吳鳳神話流傳兩個政權，直到一九八○年代，才開始有學者提出質疑，加上覺醒的原住民強烈的抗議，吳鳳神話才得以崩解。一九八七年的今天，坐落在嘉義市的吳鳳銅像，終於在原住民社運人士的抗議聲下，應聲被拉倒。如今，「吳鳳鄉」也正名為「阿里山鄉」，教科書中的吳鳳神話也已刪除，只剩中埔鄉的吳鳳廟仍香火不絕。

吳鳳神話的消失、吳鳳銅像的推倒，代表著台灣原住民某種程度的覺醒，也意味著漢族沙文主義的受到挑戰。那是台灣要擺脫外來威權的一點小成績。然而，今天台灣社會仍存在著多少政治神話亟待反省？多少殘存人心的銅像亟待推開？尤其，將公款存入私帳卻可以無罪的舊政權的「新偶像」，正受到媒體的包裝美化，企圖在民眾的心中建立新銅像。這些所有外來威權的歷史殘存，只有透過立足台灣、族群平等、民主自由等價值，才能結算清楚。

論國民黨對韋德寧談話的反應

by 陳儀深 2007/09/05

上週四（8月30日）美國白宮國安會亞太資深主任韋德寧針對台灣與聯合國的問題表示，聯合國會員需要國家資格，台灣或中華民國目前在國際社會不是一個國家；美國政府的立場是中華民國多年來都是一個未解決、待解決的議題。由於近年來美國官員（例如國務卿鮑爾）已經公開表達過台灣並非獨立國家、並不享有主權，加上國民黨長期教育、宣傳的影響，社會上恐怕有不少人誤以為「中華民國」比「台灣」更有資格作為一個國家，如今韋德寧坦白指出，中華民國和台灣都不是國家，雖然是簡單的真相，但是對不少人而言可能是「振聾發聵」。

果然國民黨人難以適應，連號稱專家的立委蘇起也抓住後半段的話，以為「美國政府的立場」對中華民國保持開放態度、為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留一扇門」，這種說文解字的理解方式太偏離專業，因為目前既然認定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家，中華民國就不可能成為聯合國會員，哪有什麼模糊空間？除非要推翻1971年的二七五八號決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爭奪中國代表權，這是不可能的事；至於兩個中國，難道是今日國民黨追求的政策？除了嘴皮上一廂情願的一中各表九二共識，也看不出國民黨有任何確認台澎金馬為主權國家的努力。

平心而論，自從1971年被逐出聯合國以後，中華民國急速喪失國際承認，也喪失「兩個中國」的機會，尤其1978年連美國亦與中共建交、與中華民國斷交，這時美國政府對中華民國的立場就已確定，怎麼可能到了2007年忽然變成undecided issue呢？所以，韋德寧談話的後半段應該是簡約（從而容易引起誤會）的說法，真正的意思是卜睿哲在8月31日所言──是指台澎的領土主權未定，不是指中華民國政府。

關於台灣澎湖的領土地位未定，是根據1952年舊金山和約的合理說法，雖然美國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直到1978年斷交為止，但是在領土部分「懸而未決」、「尚待未來國際解決」，是美國政府多次重申的立場。這種未定論其實有積極的一面，因為世界上只有北京政府一再宣稱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如今說它未定，當然是對中國說NO，有強烈的針對性，至於未來前途呢？台澎金馬數十年來一直是自治自足的政治實體，2300萬人民當然有權決定自己的前途。

製造歡樂的國民黨

by Tiat 2007/09/09

這是昨天看到的爆笑新聞：

現在罵得凶當年爭當有志青年 杜邱柯都曾是國民黨員（中廣 2007-09-07)

翻開國民黨員資料庫　吳淑珍、杜正勝、葉菊蘭都曾是同志 (ETtoday 2007-09-07）


什麼叫做蠢？有時候我們一時也很難清楚定義，不過好險有國民黨在，我們永遠不用擔心沒有例子可以舉。這兩則相關報導，就是非常經典的蠢例，讓我們一起來欣賞一下：

黨史館主任邵銘煌表示，雖然在當時的環境裡，加入國民黨確實可以享有一些「便利」，例如服役可以調到比較好的單位......

看到這一段就整個歡樂了起來，現在是邵銘煌在公開承認國民黨把國軍當黨軍嗎？邵銘煌還怕大家不知道國民黨執政時期黨國不分嗎？XD

如果進入軍隊哪個單位也可以用加入國民黨與否來決定，黨國不分到這樣的程度，則依照經驗法則來判斷，阿扁總統的司法人員七、八成偏藍一說，可信度就不只是高而已了吧。這個時候出這個新聞，簡直就是替阿扁的話背書啊啊啊啊！XDDD

而且如果我們再追究下去，也應該不會忘了國民黨不止掌控軍隊，對學校的控制也是不遺餘力的。不多久以前就在我念高中的時候，學生還可以請公假去參加國民黨黨務活動。那是個不加入國民黨就可以入罪的時代，那麼，報載這些人在學生時代加入國民黨，有什麼好奇怪的？國民黨現在是怕人家不知道他們的黑手也伸入學術界、教育界嗎？這不是蠢是什麼？

接下來這一段也蠻歡樂的：

黨史館主任邵銘煌表示......『有沒有人完全以當兵的方便或利益（入黨）？我想也不完全一致啦，我認為有一些人還是有抱負、有理想，想要在政治上有一番發展，那時候他們認為加入國民黨，是可以提供他們這樣的一種機會的。』

所以，這表示國民黨沒有提供發展的機會，所以那些有抱負、有理想的人後來紛紛離開國民黨，並且闖出一番天地，是這個意思嗎？那也就是說，留在國民黨的人，沒什麼抱負、沒什麼理想，就只是尸位素餐、死抱著黨產混日子嗎？看樣子是這樣沒錯啦。邵銘煌的意思似乎是公告周知：只要你有理想有抱負，請你不要加入國民黨啊啊啊啊?XD

另一方面，好像當年曾經加入國民黨，現在罵國民黨就失去了立場？說實在話，姑不論這種論點站不站得住腳，要是看到國民黨當年反共反的臉紅脖子粗的那些人如連戰、郝柏村等，現在舔共舔的臉不紅氣不喘，有理想、有抱負的人不挺身拍案痛罵國民黨，那才是奇怪咧。

我不清楚國民黨又炒民進黨高層曾經加入國民黨的冷飯目的是什麼，但看國民黨講的沾沾自喜，中廣報的洋洋得意，我倒是感到歡樂無比。蠢有看過，但蠢到這種怕人家不知道自己蠢的還真難得看到。像這種無時無刻不在製造歡樂的在野黨，吾人當然要讓他不斷的在野啊，不然以後看不到這麼好笑的怎麼辦？

鴕鳥的彈性務實

by 慕容理深 2007/09/09



馬英九常講一些奇言怪語，尤其在他的特別費案被揭發之後。最近一例發生於九月五日：

馬英九：「我外交政策是一個活路外交，跟過去50年來中華民國推動的外交是一貫的。」
記者：「像奧委會就是中華台北？」
馬英九：「對，中華台北或者是在亞銀，我們在抗議下叫中國台北，這各種各樣的可能性。」
（TVBS，2007/09/06 09:55）

「過去50年來」？馬英九知道自己在講什麼嗎？

「過去50年來中華民國推動的外交」的結果是什麼？失去聯合國席位、跟世界大多數國家斷交、只剩二十來個邦交國！所以，「跟過去50年來中華民國推動的外交是一貫的」馬氏外交政策根本算不上是「活路外交」；稱之為「死路外交」還差不多。

至於在性質、位階上跟「中國香港」相同的「中國台北」，雖然馬英九在一片撻伐聲後極力撇清，宣稱自己不主張「中國台北」，但他當時那種理所當然的態度只能讓人往三個方向擇一解讀：其一，「中國台北」符合他的意識型態；其二，他講話不經過大腦，想到哪兒就講到哪兒；其三，以上皆是。

馬英九也許不知道，也許裝作不知道，「中國台北」在蔣經國執政時期就已被我國列為絕對不能接受的名稱。在1980年的美國Lake Placid冬季奧運，國際奧委會強迫我國代表隊使用「中國台北奧委會」之名遭拒，我方甚至為此事告上美國聯邦法院。其後，在國際奧委會的強大壓力下，歷經八個月的磋商，我方於1981年3月時還是不得不接受將「中華民國奧委會」改名為「中華台北奧委會」（而非「中國台北奧委會」）。由此可見，「中國台北」之名在當時即被我國列於拒絕採用之列。不接受的原因超簡單：北京的「中國奧委會」已在1979年重返國際奧委會，若我們選擇「中國台北奧委會」這個名稱，無異於自我矮化為人家的一部份。

直到今天，中國奧委會在其官方網站上仍然繼續用「中國台北」一詞來吃我們的豆腐：

設在台北的奧委會作為中國的一個地方機構，用「中國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的名稱留在國際奧委會內。

其實，不只「中國台北」，連「中華台北」一詞也曾被國民黨政府所拒絕。1979年6月，國際奧委會執行委員會在波多黎各開會時即提議把「中華民國奧委會」改名為「中華台北奧委會」，同時稱北京的那一個奧委會為「中華奧委會」。對此，台灣方面於1979年9月7日還發表「嚴正聲明」表示：「我們不能接受這項不合理的建議」。話雖如此，一年半之後，轉了一大圈，這個「不合理的建議」還是被國民黨接受了。

雖然在漢文書寫上，「中華台北奧委會」跟「中國奧委會」看起來差異頗大，可是在英文名稱上，我們的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跟他們的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只有一字之差，而且這個名稱容易予人「Taipei」是「中國的」（Chinese）之印象。主張「『中華民國』等於『中國』」的國民黨既要主張自己的「中國性」、又要避免我們被視為那個早就取「中華民國」而代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一部份，於是在國家自稱上一再地掉入「吃這個也癢、吃那個也癢」的困局。

來自北京的壓迫固然是造成此困境的直接因素，但國民黨之大中國意識型態也是個關鍵。

北京的「中國奧委會」之重返國際奧委會當然不是個簡單的領表、申請、討論、表決的簡單過程，而是一段多方角力與折衝的歷史。從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到中美建交，整個國際情勢對台灣外交越來越不利。在此背景下，就在1976年的蒙特婁奧運即將揭幕前，加拿大政府要求我方選手必須以「台灣」名義參賽，否則不得入境。不消說，這背後是中國在施壓。經過十天的外交戰之後，國際奧會於開幕前一天（7月16日）做出最終決議，建議我方使用「台灣」為名稱參賽，但可使用國旗、國歌。這個多國討價還價後的結果並不被國民黨政府接受，於是，我方宣布退出蒙特婁奧運。幾天前才興沖沖地飛越太平洋的我國選手們旋即打包，在留學生高喊的「中華民國萬歲」聲中離開洛杉磯，飛回台灣。代表團於7月19日上午10時半左右返抵國門，並在下午兩點鐘出發，前往慈湖向蔣公公報到（有夠累人）。

在1976年，國民黨拒絕放棄「中華民國奧委會」這個名稱，當然不可能接受國際奧委會所建議的「台灣奧會」。到了1981年，當國民黨迫於形勢，不得不跟「中華民國奧委會」這塊招牌說拜拜時，「台灣」二字仍非國民黨的選項。難怪，既然本身叫做「中國國民黨」，就根本不可能在國家層次上接受「台灣就叫台灣」的稱呼方式：那樣一來，無異於承認「此岸是台灣，對岸叫中國」的「一邊一國」，而中國國民黨就名符其實地成了流亡國外的政治團體。在當時的時空下，以法統之名維持萬年國會而行一黨獨裁的國民黨更不可能那樣作。

時至今日，在1981年自美返國出任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的馬英九仍跟30年前差一點就能參加蒙特婁奧運的田徑選手戴世然一樣認為：「我們必須以中華民國的代表出賽，我們的國家是中華民國，而非台灣」。否則，他與他的國民黨就不會在民進黨提出「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之後，一手在公投審議委員會上封殺，一手另提公投案「您是否同意我國申請重返聯合國及加入其它組織，名稱採務實、有彈性的策略，亦即贊成以中華民國名義、或以台灣名義、或以其他有助於成功並兼顧尊嚴的名稱，申請重返聯合國及加入其他國際組織？」進行抗衡。否則，他就不會說「國際上有人稱〔我們的國家〕台灣，他不反對」--他只是消極地「不反對」別人如此稱呼，但並不積極主張我們自己稱呼我們的國家為「台灣」。正因為他打從心底不認為我們的國家叫「台灣」，所以他才會說「我們的國家九十六年前就誕生，它名字叫中華民國，絕不是叫台灣國」。

當年，如果國民黨看得夠遠、想得夠透徹，戴世然就可以奔馳於蒙特婁奧運會的跑道上。在失去聯合國席次十年之後，國民黨的確變得「務實」些，至少已經學乖，知道不能一昧負氣，搞到連奧運會籍都給丟了。然而，由於國民黨意識型態裡那種牢不可破的中國情結，儘管當時國際社會已把「台灣」這套衣服端上來，國民黨仍寧可選擇拼湊補釘式的「中華台北」，繼續跟「中」、「Chinese」這些字眼糾纏不清，而不偏不倚地陷於中共自毛澤東以來之不拘形式、務求繫連台灣之戰略指導原則所設的八陣圖中打轉，因而在西瓜效應下，每每使台灣在國際社會上吃悶虧。

換言之，當年在聯合國所採的「漢賊不兩立」指針乃下下之策，而後來在奧運會籍等範疇所採的「彈性務實」頂多只能算中策。上策者，還是直採「台灣」之名以正本清源，不用自惹麻煩地揹著「中國」名號。

不論是在聯合國或在國際奧會，國民黨當年用意識型態把自己的眼睛矇著，看不見、或不願意看見兩個根本事實：其一，由於強權關係的改變，連西方各國都相繼承認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二，中國遲早會進入這些國際組織，而在進入之前，中國有求於人。由於不正視這兩個事實，國民黨未能在情勢完全逆轉之前，掌握契機，趁議價空間還相當大時，為國家爭取到最大利益，而一再後知後覺地陷於四面楚歌的情勢後，被迫且戰且走。

目前的國民黨實質領導者如馬英九等人還是一樣，甚至更糟。從國民黨版公投案即可看出，他們不但看不清我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之長遠利益到底在哪裡，連對基本的政治謀略也毫無概念。

純就策略而言，國民黨版公投案的腦殘指數實在有夠高。試想，當賣方說一棟房子開價三千萬，而且可以殺價到兩千五百萬，甚至到兩千兩百萬，買方會喊出什麼價碼？用膝蓋想也知道，人家一開口就可能是一百八十萬、甚至更低的價錢。賣方自己一開口都自行減價八百萬，買方會喊出兩千五百萬的價格嗎？別傻了！討價還價的藝術是從政者的必備技能，包括馬英九在內的國民黨領導者應該去找個在觀光景點賣紀念品的小販拜師學藝，或者去房屋仲介業實習個一兩年，免得貽笑大方、丟人現眼。

馬英九訪余光中 憂「披髮左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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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 更新日期:2007/09/09 07:10 記者:記者范凌嘉／高雄市報導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馬英九，昨天赴詩人余光中寓所拜會，兩人相談甚歡。余光中憂心，在其位者「去中華文化」，這不僅是不關心文化，還是損害文化；馬英九感嘆，台灣再讓民進黨這樣亂搞下去，「吾其披髮左衽矣」。

馬英九與余光中兩人談到中文、中文教學、正體漢字及文化。余光中語重心長地指出，「如果政治人物不關心文化的話，境界會低一點」。他引英國學者史賓賽的話期勉政治人物，「政府最後的目的，就是讓人民享受文化」，如果不以文化為目的，一切以政治為目的，永遠也造就不了文化。

對於台灣的教育，余光中甚感憂心。他說，不只是他，全國中學教師都很擔心，因此他才參加搶救國文教學聯盟。其實自己是外文系老師，但看到許多國文老師一生價值就在文化上，「要把文化顛覆、改變、壓倒，對他們來講是很傷心的事」。

馬英九說，早年國共兩黨，都是讓文化為政治服務，但現在要讓政治為文化服務，他的觀念與史賓塞一致，「要用政治、行政力量，讓文化更有發展空間，而不是限制打壓摧殘，要讓文化自然蓬勃生長。

板主云:
馬英九剛剛說過自己是「正港台灣人」，現在又怕自己變成台灣人，還說是「披髮左衽」，根本是歧視台灣，把台灣看成蕃邦。

掀開「黨國司法體制」的遮羞布！

by 金恒煒 2007/09/09

大家只看到新聞局長兼政院發言人謝志偉「要求凡涉及政治人物司法案件」的「法官及檢察官必須上網公布其黨籍或有無黨籍」，卻忽略了更重要的提議，那就是要求中國國民黨公布戒嚴時期在司法部門的黨員，尤其「解嚴至今有多少黨員」？外來的「黨國」及其平面、電子的「喉舌」緊緊咬住第一點而有意忽略重點，當然是故意轉移重點。

重點是，謝局長要揭露的是台灣司法最黑暗、最骯髒、最見不得人的「本質」。也就是說，台灣「司法黨國體制」一直躲在「司法獨立」的擋箭牌下做惡；覆按過去劣跡斑斑，現在依然；不只「轉型正義」奈何他們不得，更且利用司法公權力繼續玩許水德所說的「法院是國民黨開的」勾當。謝局長的「要求」之所以引發萬箭齊發，正是打到了「黨國」七寸！

老實說，「公布黨籍」有什麼問題？這是「中立」用語，為什麼只有藍營群起攻之？不正是「此地無銀」的外顯嗎？馬英九更絕，他反問「這是不是回到威權時代？」司法人員不敢「公布」，才是藉「威權」的恩庇鐵牆做「黨國」衛兵，因為「公布黨籍」以馬英九留過學的美國為例，不只不是「隱私權」，而是「必要」的「守則」。

美國的州法官基本上由「全民普選」（三十五個州採此制），參選法官要列出「黨籍」讓選民了解，其他的無論「議會提名」、「首長任命」或「委員會揀擇」，每位法官候選人必須亮「黨籍」以示，而「聯邦法官」則全由總統任命，從華盛頓總統開始到現在，每一位聯邦法官的「黨籍」彰彰在目，一查就有！拿「隱私權」當藉口，全禁不起事實檢驗，不過是要遮「黨國之羞」而已。

做過「黨國」法務部長的馬英九如此，難怪台北地方法院法官林孟皇也要拾馬的餘唾，為「黨國」粉飾。林孟皇投書《中國時報》說：「我的統獨、政黨傾向，抱歉，這是我的個人隱私」！抱歉的是，為什麼「統獨」與「政黨傾向」要掛在一起！謝局長並沒有要求司法人員公布「統獨」，也沒要求公布「政黨傾向」，只要求據實「公布黨籍」，如此而已。林孟皇的「解讀」不有趣嗎？不耐人尋味嗎？

台灣司法人員為何不敢公布「黨籍」？一旦公布恐怕只見「一種」黨籍，從而顯現「一種」顏色、「一種」政治傾向，這樣的司法結構敢說「專業」？

入聯公投 法律抗衡

by 姜皇池 2007/07/21

入聯公投在法律上，是為因應中國法律戰，不得不然之「抗衡措施」。

近年來中國在法律上努力確認台灣是中國一部份，即是在架構此種法律限制，蓋依據《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七項，凡純粹屬於會員國國內管轄事項，聯合國與其會員均有不能干涉之義務，因而任何國家介入台灣問題，將構成干涉聯合國會員之內政，違反不得干涉他國內政之原則。

在雙方關係層次，一九七九年中國與美國建交時，美國利用所謂「一個中國原則」，容許各自解釋空間，且當時全世界正式「承認」（recognize）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國家，非惟數量不多，且該等國家政治影響力有限，大部分國家規避此問題，使用「尊重」（respect）、「知道」（take note of）、「充分尊重並理解」（fully respect and understand）、「認知」（acknowledge）、「注意到」（pay attention to）等有解釋空間之陳述；但隨著時間經過，中國逐步取得大國正式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比如英國、俄羅斯、法國等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除美國外，已經全部正式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中國除藉由雙邊模式確認其對台灣的主權主張外，多邊模式亦是努力範圍，在台灣尋求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活動之過程中，利用世衛組織總幹事發言：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就交存《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加入書之情形，藉由聯合國秘書長，「正式書面告知」台灣：根據大會第二十六屆第二七五八號決議，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凡聯合國相關組織，任何文獻提及台灣，必然將之定位為「中國台灣省」（Taiwan Province of China）。不僅聯合國相關組織如此，非聯合國體系，法律鬥爭即未嘗稍歇，近來在「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 OIE）中，除更改台灣參與名稱外，更期待能通過決議，確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上述種種，在在顯示：中國積極藉由雙邊與多邊機制，在國際間累積出確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之法律效力。

中國在法律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行突破，將台灣封鎖在其所設定的「一個中國」框架，且隨其政經影響力之增長，更加順遂，在此種大環境下，台灣若仍毫無警覺，無所作為，任由事態發展，非惟不利於台灣，勢將造成其他國家法律上無從在台灣議題進行干涉之效果。

台灣未來仍繫於台灣人民自我努力，進行入聯公投，尋求參加聯合國會籍，不論其成功或失敗，至少可確認台灣人民不認為其為中國之一部份，使台灣是否為中國的一部分成為爭議問題，用以確保其他國家介入之法律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