鴕鳥的彈性務實
by 慕容理深 2007/09/09
馬英九常講一些奇言怪語，尤其在他的特別費案被揭發之後。最近一例發生於九月五日：
馬英九：「我外交政策是一個活路外交，跟過去50年來中華民國推動的外交是一貫的。」
記者：「像奧委會就是中華台北？」
馬英九：「對，中華台北或者是在亞銀，我們在抗議下叫中國台北，這各種各樣的可能性。」
（TVBS，2007/09/06 09:55）
「過去50年來」？馬英九知道自己在講什麼嗎？
「過去50年來中華民國推動的外交」的結果是什麼？失去聯合國席位、跟世界大多數國家斷交、只剩二十來個邦交國！所以，「跟過去50年來中華民國推動的外交是一貫的」馬氏外交政策根本算不上是「活路外交」；稱之為「死路外交」還差不多。
至於在性質、位階上跟「中國香港」相同的「中國台北」，雖然馬英九在一片撻伐聲後極力撇清，宣稱自己不主張「中國台北」，但他當時那種理所當然的態度只能讓人往三個方向擇一解讀：其一，「中國台北」符合他的意識型態；其二，他講話不經過大腦，想到哪兒就講到哪兒；其三，以上皆是。
馬英九也許不知道，也許裝作不知道，「中國台北」在蔣經國執政時期就已被我國列為絕對不能接受的名稱。在1980年的美國Lake Placid冬季奧運，國際奧委會強迫我國代表隊使用「中國台北奧委會」之名遭拒，我方甚至為此事告上美國聯邦法院。其後，在國際奧委會的強大壓力下，歷經八個月的磋商，我方於1981年3月時還是不得不接受將「中華民國奧委會」改名為「中華台北奧委會」（而非「中國台北奧委會」）。由此可見，「中國台北」之名在當時即被我國列於拒絕採用之列。不接受的原因超簡單：北京的「中國奧委會」已在1979年重返國際奧委會，若我們選擇「中國台北奧委會」這個名稱，無異於自我矮化為人家的一部份。
直到今天，中國奧委會在其官方網站上仍然繼續用「中國台北」一詞來吃我們的豆腐：
設在台北的奧委會作為中國的一個地方機構，用「中國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的名稱留在國際奧委會內。
其實，不只「中國台北」，連「中華台北」一詞也曾被國民黨政府所拒絕。1979年6月，國際奧委會執行委員會在波多黎各開會時即提議把「中華民國奧委會」改名為「中華台北奧委會」，同時稱北京的那一個奧委會為「中華奧委會」。對此，台灣方面於1979年9月7日還發表「嚴正聲明」表示：「我們不能接受這項不合理的建議」。話雖如此，一年半之後，轉了一大圈，這個「不合理的建議」還是被國民黨接受了。
雖然在漢文書寫上，「中華台北奧委會」跟「中國奧委會」看起來差異頗大，可是在英文名稱上，我們的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跟他們的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只有一字之差，而且這個名稱容易予人「Taipei」是「中國的」（Chinese）之印象。主張「『中華民國』等於『中國』」的國民黨既要主張自己的「中國性」、又要避免我們被視為那個早就取「中華民國」而代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一部份，於是在國家自稱上一再地掉入「吃這個也癢、吃那個也癢」的困局。
來自北京的壓迫固然是造成此困境的直接因素，但國民黨之大中國意識型態也是個關鍵。
北京的「中國奧委會」之重返國際奧委會當然不是個簡單的領表、申請、討論、表決的簡單過程，而是一段多方角力與折衝的歷史。從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到中美建交，整個國際情勢對台灣外交越來越不利。在此背景下，就在1976年的蒙特婁奧運即將揭幕前，加拿大政府要求我方選手必須以「台灣」名義參賽，否則不得入境。不消說，這背後是中國在施壓。經過十天的外交戰之後，國際奧會於開幕前一天（7月16日）做出最終決議，建議我方使用「台灣」為名稱參賽，但可使用國旗、國歌。這個多國討價還價後的結果並不被國民黨政府接受，於是，我方宣布退出蒙特婁奧運。幾天前才興沖沖地飛越太平洋的我國選手們旋即打包，在留學生高喊的「中華民國萬歲」聲中離開洛杉磯，飛回台灣。代表團於7月19日上午10時半左右返抵國門，並在下午兩點鐘出發，前往慈湖向蔣公公報到（有夠累人）。
在1976年，國民黨拒絕放棄「中華民國奧委會」這個名稱，當然不可能接受國際奧委會所建議的「台灣奧會」。到了1981年，當國民黨迫於形勢，不得不跟「中華民國奧委會」這塊招牌說拜拜時，「台灣」二字仍非國民黨的選項。難怪，既然本身叫做「中國國民黨」，就根本不可能在國家層次上接受「台灣就叫台灣」的稱呼方式：那樣一來，無異於承認「此岸是台灣，對岸叫中國」的「一邊一國」，而中國國民黨就名符其實地成了流亡國外的政治團體。在當時的時空下，以法統之名維持萬年國會而行一黨獨裁的國民黨更不可能那樣作。
時至今日，在1981年自美返國出任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的馬英九仍跟30年前差一點就能參加蒙特婁奧運的田徑選手戴世然一樣認為：「我們必須以中華民國的代表出賽，我們的國家是中華民國，而非台灣」。否則，他與他的國民黨就不會在民進黨提出「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之後，一手在公投審議委員會上封殺，一手另提公投案「您是否同意我國申請重返聯合國及加入其它組織，名稱採務實、有彈性的策略，亦即贊成以中華民國名義、或以台灣名義、或以其他有助於成功並兼顧尊嚴的名稱，申請重返聯合國及加入其他國際組織？」進行抗衡。否則，他就不會說「國際上有人稱〔我們的國家〕台灣，他不反對」--他只是消極地「不反對」別人如此稱呼，但並不積極主張我們自己稱呼我們的國家為「台灣」。正因為他打從心底不認為我們的國家叫「台灣」，所以他才會說「我們的國家九十六年前就誕生，它名字叫中華民國，絕不是叫台灣國」。
當年，如果國民黨看得夠遠、想得夠透徹，戴世然就可以奔馳於蒙特婁奧運會的跑道上。在失去聯合國席次十年之後，國民黨的確變得「務實」些，至少已經學乖，知道不能一昧負氣，搞到連奧運會籍都給丟了。然而，由於國民黨意識型態裡那種牢不可破的中國情結，儘管當時國際社會已把「台灣」這套衣服端上來，國民黨仍寧可選擇拼湊補釘式的「中華台北」，繼續跟「中」、「Chinese」這些字眼糾纏不清，而不偏不倚地陷於中共自毛澤東以來之不拘形式、務求繫連台灣之戰略指導原則所設的八陣圖中打轉，因而在西瓜效應下，每每使台灣在國際社會上吃悶虧。
換言之，當年在聯合國所採的「漢賊不兩立」指針乃下下之策，而後來在奧運會籍等範疇所採的「彈性務實」頂多只能算中策。上策者，還是直採「台灣」之名以正本清源，不用自惹麻煩地揹著「中國」名號。
不論是在聯合國或在國際奧會，國民黨當年用意識型態把自己的眼睛矇著，看不見、或不願意看見兩個根本事實：其一，由於強權關係的改變，連西方各國都相繼承認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二，中國遲早會進入這些國際組織，而在進入之前，中國有求於人。由於不正視這兩個事實，國民黨未能在情勢完全逆轉之前，掌握契機，趁議價空間還相當大時，為國家爭取到最大利益，而一再後知後覺地陷於四面楚歌的情勢後，被迫且戰且走。
目前的國民黨實質領導者如馬英九等人還是一樣，甚至更糟。從國民黨版公投案即可看出，他們不但看不清我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之長遠利益到底在哪裡，連對基本的政治謀略也毫無概念。
純就策略而言，國民黨版公投案的腦殘指數實在有夠高。試想，當賣方說一棟房子開價三千萬，而且可以殺價到兩千五百萬，甚至到兩千兩百萬，買方會喊出什麼價碼？用膝蓋想也知道，人家一開口就可能是一百八十萬、甚至更低的價錢。賣方自己一開口都自行減價八百萬，買方會喊出兩千五百萬的價格嗎？別傻了！討價還價的藝術是從政者的必備技能，包括馬英九在內的國民黨領導者應該去找個在觀光景點賣紀念品的小販拜師學藝，或者去房屋仲介業實習個一兩年，免得貽笑大方、丟人現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