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癌症

by 蕭瑟寡人 2006/06/10

台灣，咱們的家，是一個在過去一世紀中度過戲劇性曲折的寶島。

自國民黨撤退至台灣後，台灣從中華民國版圖中的一省搖身一變成了中華民國的大本營（憲法怎麼寫隨他去）。在之後的數十年，台灣的十大建設與各種發展政策讓台灣快速地從農業社會進升工業社會，成為世界上最好的汽車零組件與文具、燈具、雨傘、腳踏車等日常用品的最大製造國。

在這期間台灣造就了震驚全球的經濟奇蹟：台灣的國民生產毛額在70與80年代各增加了一倍。

進入了九零年代後，台灣人並沒有因為「台灣錢，淹腳目」（台語：台灣人的錢已淹到膝蓋的意思）而倦怠。台灣的電子業在八零年代後期和九零年代的發展，讓台灣在2006年的今天，成為世界許多商業評論雜誌討論的焦點。

2005年五月，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以「Does Taiwan Matter？」（台灣重要嗎？）作為標題封面，報導了台灣在過去一年對世界科技產業的影響：
台灣是全球最大的晶片的供應國家，擁有70％的市佔率，總價值89億美金
是全球最大的筆記型電腦供應國家，擁有72％的市佔率，總價值220億美金
是全球最大的液晶螢幕供應國家，擁有68％的市佔率，總價值140億美金
是全球第二大伺服器供應國家，擁有33％的市佔率，總價值18億美金
是全球第二大數位相機供應國家，擁有34％的市佔率，總價值20億美金
是全球最大的PDA供應國家，擁有79％的市佔率，總價值18億美金
（以上數據來自於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的2005年5月份刊物）
2006年初，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發表2005年全球競爭力排行，台灣被評為亞洲第一、世界第五，僅次於芬蘭、美國、瑞典與丹麥。
而到目前為止，台灣也是：
每週平均使用電腦12小時，是世界網路使用率最高的國家
臺北市是世界第一個可無線寬頻上網的城市
是亞洲第一個建立完善民主與自由體制的國家
是世界上唯一沒有透過武裝衝獲得民主體制的國家
是在美國申請專利權數量第二多的國家
是手機密度最高的國家
是寬頻網路普及率第三高的國家
擁有世界密度最高的航空交通
擁有世界前十名的職棒
是世界最大的汽車組件生產國家
台灣的捷安特是世界公認的頂級腳踏車品牌
台灣的101商業大樓是目前世界最高的建築物
台灣明碁（BenQ）併購德國西門子（Siemens）成為全球第四大手機供應商

商業週刊更對台灣做出以下評論（翻譯）：「…許多公司以為他們將產品設計和製造外包給台灣，但事實卻不是如此：＂台灣＂一詞已經冥冥之中發展成為＂高品質＂的代名詞，反而是台灣將其製造之高科技產品外包給其他品牌公司作行銷。」

台灣已經不再是一個世紀前的戰後廢墟，更逐步擺脫了對其他先進國家的依賴，成為全世界高科技產業的新指標。

二三十年前，台灣人將美國、日本、菲律賓造的產品當作高級品、台灣人也只能在駐台美軍的福利社才買得到美國進口的食物。再往前回溯一些時候，台灣當時是靠製造絨毛娃娃、塑膠玩具等來賺外匯的國家。

當時，美國和日本是賞台灣飯吃的大老闆，台灣人對美國和日本於是存在一種幾至盲從的敬畏。「美國和日本來的，總比台灣本土製造的強些」的觀念逐漸蒂固。

或許台灣的經濟奇蹟來得太快，讓國人沒有時間適應；也許台灣的高科技產業崛起得太突然，讓台灣人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的成就。

自 國民黨撤退後，台灣的民主體制逐漸地在進步。終於，中華民國於1996年在當時總統李登輝的推動下，執行了第一次總統民選。李登輝與連戰更以54%的過半 選票當選了台灣第一任民選總統與副總統。一位從台灣原有的專制體制繼承統治權的總統，能夠將選擇權還給台灣人民，確實值得褒獎。中華民國更於西元2000 年見證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中國國民黨繼撤退以來五十餘年的執政，首次將政權轉移給台灣本土的政黨，讓民主有了一個不同角度的詮釋。

最重要是的是：台灣的民主進步沒有訴諸於武裝革命，這是台灣人應該感到驕傲的！

很多外國人都會想，擁有如此輝煌成就的國家，其國民一定很引以為傲。

但事實可真是如此？那倒是未必。

今天的台灣人，對於自身的認知似乎還停留在十年前的時空中。尤其對於全球化、中國大陸的崛起、製造產業外移更是缺乏明確的瞭解。或許，這就是台灣人國際觀上的盲點。

就俺的經驗來討論，大多數台灣（本地）人，對於台灣的現狀與未來的看法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财 大陸的經濟崛起意味著台灣又多了一個競爭對手。現在台灣產業都移到大陸去了，未來台灣人都得跑到大陸去才找得到事。台灣沒救了！
财 南韓的國民生產毛額十年前比台灣低，而現在已經與台灣相近甚至超越台灣，台灣的經濟完蛋了！
财 每天就是看到藍綠陣營在惡鬥，台灣的政壇真的是無可救藥！
财 美國、加拿大、荷蘭這些國家都有很多福利…可是台灣都沒有，可見台灣的執政者都沒有在為台灣想。
财 台灣的環境骯髒又沒水準，早點移民到國外去吧！
财 台灣的教育太死，教不出什麼好學生來！看看歐美的學校吧，學生多有創意？
财 台灣的執政者弊案那麼多，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的政治更齷齪？！
财 台灣的軍隊能打仗嗎？都是溫室裡的花朵呀！中共打來我們一定完蛋的。

當然，許多人看到剛剛俺提出的數據，一定會說：
财 是嗎？這一定又是台灣的記者在唬弄人！

這些台詞是否似曾相見？是否在許多談話中出現過？

這些批評的語句，充斥了台灣大大小小的論壇。

哈！雷蒂斯與尖頭鰻，這就是台灣人的真面目。

每提到台灣，台灣人都是非常同心一致、上下一心地批評自己政府、批評國內經濟、批評社會福利和拿外國的情況來把台灣比下去，但是就沒有人會去思考解決方案。

台灣人很喜歡拿外國的片面情勢來與台灣做比較，用以顯示台灣的經濟成熟度、行政體制和人民素養多麼低落。然而，大家用來批評台灣的這些片面的國際情勢根本是斷章取義。凡事各有利弊，別國的內政難道完全沒有缺點麼？

俺有這麼一個朋友的家庭花了很多錢送她的姊姊去加拿大讀書。而她姊姊即將申請加拿大公民，而這對俺朋友而言當然是好消息，因為她終於有了一個移民的機會。

她與俺的對話當中，她提到了「能去國外深造總是比留在國內強」。

這 句話乍聽之下好像很有道理，但俺反問她：「台灣有揚名國際的高科技產業，請問加拿大有什麼？」當然，加拿大的農業十分地發達，但除此以外，加拿大的教育相 較起台灣來講，實在是缺乏業界與學術界的雄厚龍骨，怎麼會是「深造」？特別是台灣的強項：電子與資訊，要論水準，台灣有的是絕對的優勢，為何會有人每年燒 幾百萬去加拿大去接受次等教育？

國外的優勢，台灣人應當學習吸收並且協助推動改革；而不是抱著一個崇洋媚外的心態出國，然後自以為比其他台灣人高了一等，反過來嘲笑國人。

後來俺每次碰到這種崇洋的言論，俺就會反問一句：「請問你對這個國家瞭解有多少？你可曾深入瞭解過？」

對方都無言以對，不然最多就是提到短短幾個禮拜的旅遊經驗。他們難道不知道，一個國家的觀光面與現實面之間的差距有多大？

談 到移民，俺就必須指出：很多國家（如美國）是沒有全民健康保險的！你必須花很多額外的錢去跟保險公司投保，而且在萬元台幣以下的看診費用健保是不支付的！ 而且台灣因為人口多，雖然擁擠但是也意味著各種服務都是隨手可得。世界上大部分國家人口都沒有那麼密集，若是移民去加拿大或是澳洲，沒車子你什麼都辦不 了。上次俺在網上看到一篇說荷蘭的老人津貼比台灣多、工時比台灣少，俺看了都有點哭笑不得 - 那是一個高齡化社會呀！年輕人要繳重稅去養退休老人呀！台灣人在評估內政和生活品質時都太短視了。要論社會福利，台灣目前的制度根本太好了，才會讓人濫用 （如亂領藥）。這些日常生活上的大小問題，只是去觀光的你根本不會察覺。

就在寫這篇文章的同時，更有人詢問俺要如何才能夠掩人耳目到美國 生小孩，讓孩子拿到美國公民。俺就覺得很好笑，奇怪…台灣都已經是先進國家，怎麼還會有人做這種偷雞摸狗的勾當？人家第三世界的父母是不希望孩子在戰亂或 貧窮的環境下長大，才會偷渡到先進國家生產，以換取小孩的未來。但是這種誘因根本不適用於台灣人，今天台灣的各種社會和教育體系都已經成熟，去美國生產有 多少好處？首先，美國沒有全民健保，如果要偷偷飛到美國生小孩（代表這人沒有綠卡），沒身分根本不可能申請保險公司的健保，因此要做月子和生產都要花費钜 額費用的心理準備。再來就是生下孩子後的問題：一個沒有身分的人，哪有可能留在美國當地工作（若語言能力不行，要找到像樣的工作都是問題了），當然還是帶 著孩子回到台灣，總不可能把小孩丟在美國吧？小孩在台灣長大，自然就跟美國社會脫節，想要未來突然跑到美國去生活是相當困難的。請問用這樣偷偷摸摸、勞民 傷財的手段去得到的美國公民，有什麼好處嗎？這種現象顯示台灣仍有太多人有著崇洋媚外的意識型態，在評估自己的決策時根本對其中的利害關係一點概念都沒 有。

再來就是對大陸經濟崛起造成的恐慌。很多人認為製造業飄流過海以後，台灣人都得跑去對岸搶工作。是嗎？美國已在數十年前就已經把製造 業都移到亞洲來了，請問亞洲取代美國了沒有？美國現今的企業甚至很多把工廠賣掉，專心做研發（ＩＢＭ去年將硬碟生產部門賣給ＨＩＴＡＣＨＩ，也將將筆記型 電腦生產部門賣給聯想電腦）。製造業漂流過海代表了什麼？國內經濟進步到了一個階段，人工成本太高了！因此，公司寧願培育國內的人才去做更高階層的管理工 作，也不願意請他們去做人工。這樣說來，為何還會有人想要跑去對面搶飯碗？台灣的代工製造業已經走到黃昏了，是該投入知識產業和自創品牌的時候了，怎麼能 不知變通地留戀於即將成為過去式的代工經濟？

論起南韓，這倒是趣味了。台灣與南韓的發展政策非常的不同。台灣是積極將國營企業民營化，穩 定資本主義的體系，以讓民營企業有穩健的基礎去打國際市場；而南韓則是利用政府投資的巨型企業來購併國內中小企業，利用雄厚的政治影響力和財力去打國際市 場。南韓的貧富差距逐漸拉大，說明瞭南韓政府用巨型企業來拉抬國民生產毛額，無視國內其他中小企業的發展。更有趣的是，如果南韓真有本事，為何至今台灣的 電子市場佔有率與競爭力都大大超過南韓？又為何今天世界性商業雜誌和商學院論文，討論的是台灣、日本、甚至中國大陸，而不是南韓？ 如果以為靠拉抬國民生產毛額就可以取代台灣，似乎有點太短視了。

南韓的手機、汽車、隨身聽，在歐美國家和日本根本是當作低檔貨，甚至是當作贈品贈送的，為何在同樣身為科技強國的台灣，卻搖身一變成為高級貨，還可以跟日本品牌開同樣的價格？

提到政治，俺就很火大。很多人總是喜歡拿美國的民主來跟台灣比，但大家總是忽略了一點：美國的民選實施了兩百年，而台灣的總統民選實施不到二十年呀！！！！！連政黨輪替都不過是六年前的事情！

沒錯，台灣的民主是尚未成熟，但是對於一個正在進步中的民主國家，要放棄希望實在言之過早！

遊行、暴動？誰說美國沒有？美國政治人物有過弊案多著是，而且美國的民主不但是經過武裝革命（與法國聯手的獨立戰爭），還因為施政理念不同而分裂過（美國南北內戰）！

對於台灣，一個沒經過武裝革命來獲得民主自由的國家，想要用實施十餘年的民主政治來斷定台灣的政治未來，實在是可笑至極！

而 台灣的軍隊能否打仗？根據美國FAS（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的評論，台灣建造的ＩＤＦ的技術與品質超越了中共目前建造的任何已知戰機。台灣的防空火力和密度是世界首屈一指，而中華民國空軍也 是全球極少數能夠在未預警情況下緊急升空作戰的軍隊。其實台灣的軍力當然不可能和中共這種每年投入钜大預算發展軍事的大國相比（目前已經超過美軍的百分之 十），但在世界上來講，台灣軍力算是還不錯的（還可排入前25名內）。台灣其實擁有相當的軍事研發能力，但因美國不希望台灣以較低價軍事裝備與其競爭東南 亞的軍購市場而對台灣的軍備研製進行打壓。對於台灣的軍力，國外各大軍事雜誌都有給我不錯的評價，因為畢竟台灣還是亞洲小具影響力的一支軍隊。（尤其是對 美國設置的外交影響圈來說）

至於台灣的人民素質，俺可以很直接了當的告訴你：你見到那些溫文儒雅的外國人，都是比較高知識水準的（不然台 灣怎麼會請他們來？）。沒有見識過外國貧民窟的人，根本沒有資格去對台灣的人民素養去做任何的批判！特別是像美國這種貧富差距指數超過10的國家，其社會 低層的人之知識水準與鄙俗行為根本是超乎台灣人的想像！

所以…

與其說台灣政治和經濟有什麼大問題，應該說台灣的癌症就在台灣人的心中！

「台 灣是寶島」這句話還未過時。俺先前提供的資料，就是最好的力證。台灣近年來被國外稱為「矽島」，而國內品牌更是逐漸擺脫代工製造、設計，而慢慢開始打自家 品牌。就統計，宏碁已經在歐洲成為筆記型電腦第一品牌，成功擊敗了美國電腦巨擘惠普。此項成就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日本的品牌都無法達到的創舉，卻讓一個台灣土生土長的企業做到了。

俺一直很不能諒解的是：為什麼台灣不管怎麼努力，人民卻只會在別人面 前吐槽台灣？俺唯一見過台灣人團結砲口對外的時候，就是被大陸同胞辱罵的時候。奇怪，台灣人打死都不願意肯定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但是為什麼就會跟對岸的 死對頭嗆聲？可見台灣人繼承了炎黃子孫的惡習，深受意識形態影響而無法自拔。

中國人其實是十分聰明的民族，其直覺性十分的強，能夠很自然 地將週遭事物運用在生活中。最好的證明就是中國的科技發展史，不論是指南針、韁繩、印刷技術、強弩、火藥武器還是船尾舵，這些發明中國至少領先了歐洲大陸 數百年、甚至數千年。但是上帝很公平：中國人從未發展出抽象的邏輯架構。也正因為如此，中國人的判斷能力幾乎完全被意識形態主宰。

中國人喜歡憑直覺來給事物貼上二元標籤，而不懂得用推論和歸納去瞭解其中的道理。因此中國人在討論時習慣將議題所涉之一切事物分化成派系，對於直接和間接的關係缺乏辨識能力。

這 點從中國人的政治和辯論文化就可以充分瞭解：中國人非常喜歡進行人身攻擊（可能因為中國的影響力曾經遍及亞洲各地，因此許多亞洲人都有這種傾向）。一旦進 入辯論，中國人就無法克制地將對方的一切都貼上「對立」的標籤，而不自覺地將攻擊的對象從「對方的論點」轉移到「對方本人」，因而亂了討論方針，鑄下人身 攻擊的大錯。（對方提出的論點與對方本人是間接的關係，因此討論時不應對其背景與人格進行攻擊，這是粗魯又缺乏邏輯的作法。）

意識型態在中國人的政治中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只要政客稍將弊案或爭議跟某一政黨或團體做隱喻接軌，民眾很容易就將這種間接關係（甚至根本無關係）當作直接關係，把假設錯當結論，實為毀謗、抹黑，以致派系林立。

台灣人有中國人的聰明睿智，但也繼承了中國人的缺點。這些缺點，也成了台灣人民必須克服的障礙。

台灣人投票可以說是投黨不投人，完全以意識形態的取向做基準（如藍綠兩營就各自被塗上了統獨的色彩），很少有人能夠做到選賢不選黨。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台灣人的意識形態竟然可以延燒到選後，在總統上任後還繼續跟隨著在野黨扯其後腿。

老實講，陳水扁以一個總統來說，做得並不好。但陳水扁前一陣子做外交訪問被美國擺了一道，台灣的立委和民眾竟然在電視上公然漏總統的氣，稱之為「外交失敗、自食其果」，這就是非常可笑又幼稚的作法。今天虧待咱們國家元首，咱們非但沒提出抗議，還對自己國家的元首潑冷水？

這讓俺想起了美國９１１恐怖攻擊後，當時已經卸任的柯林頓取消了訪台行程，趕到了紐約。柯林頓到達雙子星大樓崩塌現場後，當地記者問柯林頓：「請問，你覺得小布希這次應變能力如何？」

柯林頓答道：「據我所知，政府能做的應變都已經在進行了。」

記者隨即又問：「如果你今天是總統，你會怎麼做？」

柯林頓連眼睛都沒眨，回答道：「問題是我今天不是總統，因此美國人現在需要做的不是問這種沒有意義的問題，而是要支持現任總統來做災後應變。」

反觀台灣呢？

陳水扁總統被槍擊後不到兩個小時，就馬上有泛藍人士跳出來指控「槍擊案是陳水扁自導自演」，實在是有缺民主社會應有的水準與規範。這指控是空口無憑，但是人家身上可有槍傷哪。

有很多台灣人都跟俺說：「但是陳水扁有貪汙，而且施政問題比小布希多很多。」

是嗎？

９１１ 後約一年，有許多開放派的作者與政治評論家都整理了許多資料，質疑小布希總統在９１１恐怖攻擊發生前早就知情，甚至有涉及幕後。布希家族與賓拉登家族共同 經營一軍火巨擘，在９１１發生時，小布希不但沒有下令扣押調查賓拉登的家族成員，反而將賓拉登所有家人第一時間送出美國。可有趣的是，當美國政府向布希家 族钜資購買軍火時，賓拉登的家人卻是在數鈔票。

小布希總統在美國被咬住的疑點，數量比起陳水扁總統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是民主黨的議員可有在９１１發生時對指著布希拍手大叫：「你施政失敗，活該！」、「這一定是咱們總統導出來的戲」？在一個民主思想成熟的國家，當有危機發生，應當以國事為重，怎能繼續以意識形態來決定自己的立場？

光是比較美國與台灣的民眾和政治人物對於危機發生時的反應，就可以看出臺灣人因意識形態而做出的行為是多麼地幼稚。

請問哪個先進國家的國民，會在自己總統在外交上被圍堵時，自己在國內拍手叫好的？若國民都無法放下既有的藍綠意識形態、就事論事，還讓國際看到台灣人詆毀自己的國家意識，請問咱們還能渴望國際給予台灣政治上的支持嗎？

要 論弊案，台灣問題都還算小。大家要知道，今天你能夠在電視上看到這些弊案的報導，那都是拜新聞自由所賜。利比亞、中國大陸、北韓、伊朗不是沒有弊案呀，而 是新聞封鎖到連民眾都被蒙在鼓裡。台灣人卻不懂得珍惜自己的權益，只會一昧地用片面的國際情勢來批評內政，從未實際思考過其中的差異。

台灣人的意識型態問題，有一部分也得歸罪於媒體。台灣的媒體很會利用台灣人在意識型態上的弱點，喜歡在新聞尾端加上自己下的結論來影響台灣民眾的立場。台灣很多對國家的不滿，其實都是媒體導引出來意識型態，很多根本是虛有的謬論。

後 來俺發現，那些每天在唱衰自己國家的，都是在封閉式環境下長大、土生土長的台灣人。這票人整天只懂做些與國際觀沒有直接關聯的表面功夫，實際上卻對全球化 缺乏最基本的瞭解，更對台灣在國際社會上扮演的角色一無所知。他們在訐譙台灣的一切時，卻深不知世界各國不管是先進還是落後，都曾在或是將在某個時間點遭 遇同樣的問題。而且最糟糕的是，這票人想到的第一個解決方案就是逃避！逃出臺灣、逃避台灣的問題、逃避國際社會的輿論。他們總是用「台灣就是爛，沒救 了！」一句話來逃避自己應對國家負起的責任。請問在盲目批評的同時，你為台灣的成長貢獻了什麼？

對台灣滿懷希望的，很諷刺地，反而是 那些長年居住國外、甚至根本不是生於這塊土地上的台灣人。說來真的是很不幸：人一定得站在文化的差異點上，才能夠發現自我的價值。在國外工作、留學過的 人，才會發現台灣根本不是自己國人嘲諷地圖上的小鼻屎，而是經歷時空的變遷，承襲了中國、日本與美國三大傳統的多元文化重鎮；更是一個掌握世界電子產業命 脈的矽島，尤其台灣的經濟與科技成就，更是許多商學院研究的主題。

有人說俺太過於沉浸於台灣的現有成就，而台灣就是因為有太多自信滿滿的人才會無視危機、導致經濟成長停滯；俺倒是要請問：台灣人每天受政黨煽動去杯葛內政、遇問題就丟出一句「台灣就是爛啦」，難道這樣會激發國內經濟成長嗎？大家懂得批評，請問大家是否有試圖改變現狀？

不要因為自己自卑，就認為自己有腐化的權利。逃避問題，最後產生的是更多的危機。

目前，台灣仍是世界上競爭力第五強國，也仍是高科技代工第一大國。但台灣已經走到了一個臨界點，其高科技代工產業已經越來越沒有獲利的空間，必須慢慢轉型成為知識型產業與自創品牌。

每經變遷，一位巨人可能倒下，但是也可能更加壯大。在這節骨眼上，台灣的問題卻是來自於自己人民的不信任。

台灣在世界上的創舉，從經濟奇蹟、和平政權轉移到稱霸電子產業，難道你不以身為一個台灣人感到驕傲嗎？俺最欣賞台灣人的一點就是台灣人會內鬨，但是卻不會對外人耍嘴皮子，就是做出來給別人看！

若台灣人能夠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並且更肯定自己的實力，這矽島的壯史，才能夠繼續寫下去。

中油，拆了吧！

by 邱文福 2007/12/02

台 灣中油業務包括原油採購、國際合作、油礦探勘、油田開採、原油提煉、成品完成、油料批發、油料儲存、油品運輸都涵蓋在內，加油站業務是最末端的純油品供應 而已。這些業務，使得台灣中油成為台灣史上最大的公營企業機構，一九七九年在美國財星雜誌全球一千大就是唯一列名的台灣企業。因此其董事長、總經理，過去 影響力甚至大過經濟部長，否則就是經濟部長的繼任人選。

近年因為油品開放民營，所以台灣中油在競爭中，不得不開放民營加油站加盟。但加盟商來源不乏因為土地使用受限，才不得已投入加油站用地的。但是，土 地連同加油站設施投資，一個加油站至少需要八千萬元以上資金，若沒有地方民代關係與關說（從土地用途變更一直到後續經營管理等），不容易開店。問題在於， 加油站業務對中油這麼大的機構而言，負責的頂多是三、四級主管，哪承擔得起關說壓力？如果說台灣中油對加盟加油站根本是無法管理，並不為過。這次藉著新聞 事件的炒作，反而給了台灣中油非常好的理由加以整頓。

台灣中油要往民營化的路走，最好的方法就是「切割」成多個區塊，國家僅掌握戰備安全油源，將開採與國際合作、煉油業務、油品運輸與加油站業務配套或 分別開放民營。其中，加油站業務是最該優先處理、切割成獨立公司的。加油站業務獨立出去之後，分成幾個區塊，純加油的、含保養站的、含混合商店的，這樣一 拆分成三類，民間企業參與或議價購買的機率就大多了，也不易落人「圖利財團」的口實；同時不限制只能販售中油油品，在競爭之下，日久也能看出中油在油料品 質的魅力上如何了！

但是台灣中油問題最嚴重的，其實是煉油業務。當全球暖化問題、污染管制日趨嚴格，台灣油品幾時跟得上歐洲汽車所需的油品品質？不是單單推出九五、九 八汽油就算成功，看看汽車進口送測，居然必須另購「測試專用油」，就可以知道表裡不一的嚴重性了！這種表面粉光式的能源與污染管理，是「garbage in, garbage out」的具體呈現。台灣中油、能源局、環保署全都一起打混。

進一步說當紅的柴油問題。台灣中油早就可以做出適合民用的柴油，但是何時才願意做呢？

（作者曾任職台灣中油公司的汽車產業專業顧問）

台灣政治史的重新建構(五)

台灣政治史的重新建構(五)

文 / 施正鋒教授

陸、結語

就傳統的看法，歷史只能反映權力擁有者的看法，或是政治力量用來塑造認同的一項工具而已，也就是說，歷史若不是被動的應變數，頂多也只是強化、或是 弱化上述依賴關係的中介變數。既然歷史是手握槍桿者最方便的統治利器，歷史的書寫自然是兵家之爭的關鍵場域；誰掌有歷史呈現的控制權，誰就控制百姓的思想 認同，就可以冠冕堂皇羈靡沒有自主性的眾生。

其實，認同、權力、以及歷史三者是可以相互建構的，也就是說，一方面，權力宰制者歷史的書寫、以及認同的塑造，另一方面，認同決定著歷史如何呈現、 以及權力如何運用，更重要的是，歷史的了解除了可以幫助我們做自我了解，同時，也可以提供我們自我賦權（self-empowerment）的契機；特別 是對於被支配者而言，在面對支配者所威脅的直接暴力、殺人不見血的結構性暴力、以及無所不在的文化性暴力之際，要打破這種看來似乎是萬劫不復的宿命，相較 於流血革命，歷史的重新認識雖然工程浩大，卻是社會成本最低的選項。

在台灣，歷史自來是外來政權的統治工具。負載著統治者所灌輸的沉重歷史，台灣人一直是逆來順受的客體，彷彿是歷史水晶球之中被設定的楚門，很少人會 去懷疑統治者的正當性。在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儘管史觀由「內地化」調整為「土著化」，不過，即使不再強調逐鹿中原，基本上，還是以自認為是漢人者、或是 漢化的平埔族的觀點，來作為自我詮釋的中心，對於如何與原住民族進行歷史，並未嘗試作通盤的反思。在定義含混的「本土化」呼聲中，如果認為光憑共同的語言 就是凝聚集體認同的充分條件，那麼，勢必要重蹈覆轍歷史的錯誤。

我們提出「獨立建國」的觀點，主張台灣是一個想要拒絕母國併吞、以及強權支配的「墾殖社會」，也就是說，這是由原住民、墾殖者、以及新移民所共同要 建立的新國家。對外而言，台灣既非母國的邊陲、也非強權的傀儡，不只滿意於事實的獨立，也想要法理上的獨立，不只是要取得形式上的自主，也想要享有各層面 的實質自主。對內而言，如果多元族群有意願生活在同一個國度之下，一方面，彼此必須思考在尊重原生性文化差異的情況下，如何戮力消滅有形、或是無形的結構 性不平等，另一方面，在體認到彼此的集體經驗的確有別的情況下，如何在衝突中逐漸摸索出大家的共同願景、以及互動的規範。這也就是獨立建國的「國家肇 建」、「民族塑造」、以及「國家建構」的三戟工程，在確保台灣國家主權獨立的條件下，以積極的國家制度的建構，嘗試著去累積族群成員作為公民的正面記憶。

到現在為止，台灣政治史的重新詮釋，絕大多數是由具有強烈本土意識的歷史學者在衝鋒陷陣，政治學者如果不是統治者的御用工具，頂多也是選擇明哲保 身。然而，如果不能由歷史學與政治學的相互沖激中汲取滋養，政治學的研究將繼續奢侈地將精力放在「客觀上可以觀察得到的政治行為」，政治學者自以為「學術 中立」而沾沾自喜，實際上是有辱於作為知識份子的自瀆行為，也就是「讀冊讀到kha-gia-piaan（背部）」。

如果說歷史學隸屬人文的範疇，而政治學則歸社會科學類，兩者的研究精神（ethos）雖非南轅北轍，不過，仍然有相當大的磨合努力空間。儘管政治學 者在現有的框架之下有所怠惰，歷史學者卻從來沒有放棄自己的專業天職，而「台灣歷史學會」自是默默耕耘者的平台。當然，如果說政治學者在從事政治史的研究 是「次級產業」的話，必須仰賴歷史學者提供可資詮釋的素材。如果兩個學門的學者能進一步攜手，嘗試對理論架構、科學哲學、以及研究方法有起碼的共識，相互 滋潤，台灣政治史的書寫會有加快的成果呈現。

最後，感謝「台灣歷史學會」前輩、以及同儕的提攜、以及包容。

附錄一：大學院校系所相關台灣政治史課程[82]

科目名稱	學分	教師	專長	學校	開課單位
台灣政治史[83]	2	？	？	淡江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台灣政治史[84]	3	黃昭弘	政治學	東吳大學	政治學系
台灣政治史[85]	2	陳世岳	政治學	中山大學	通識教育
台灣政治史[86]	3	許介鱗	政治學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社會學院
台灣政治史[87]	4	施志汶	歷史學	台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
台灣政治史[88]	2	陳世岳	政治學	中山大學	共同科
台灣的政治演變史[89]	2	林寶安	社會學	義守大學	共同科
台灣政治發展史[90]	2	李功勤	歷史學	世新大學	通識教育
近代台灣政治史[91]	2	？	歷史學	台南大學	鄉土教育學程
戰後台灣政治史專題[92]	2	陳翠蓮	政治學	政治大學	台灣史研究所
台灣政治史專題[93]	？	許介鱗	政治學	台灣大學	政治所
台灣政治史研究[94]	2	鄭梓？	歷史學	成功大學	歷史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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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除了附表所列學者，下列學者將台灣政治史列為專長：陳延輝（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陳儀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吳叡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83] 筆者在1990年代擔任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主任之際，曾經建議開設「台灣政治史」的大學部課程，一開頭，校方就是以這種理由拒絕，後來，經系上的堅持，才得以邀請世新大學的教授李筱峰前來兼課。不過，在接替的陳翠蓮離職後，該課程暫時停擺。

[84] http://www2.scu.edu.tw/politics/course/93/BPO12101.doc。

[85] http://www.course.nsysu.edu.tw/crs_net/class.asp。

[86] http://www.fgu.edu.tw/~history/teacher/OTHERS/Political%20History%20of%20Taiwa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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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http://web.nutn.edu.tw/gac630/0_homepage.htm。

[92] http://moltke.cc.nccu.edu.tw/qrycourse_SSO/setWillTpe0.jsp。

[93] http://reg.aca.ntu.edu.tw/college/search/gradshow.asp?gid=001080。

[94] http://history.lstar.com.tw/forum/index.php?action=sad&forumID=11&articleSn=318&page_no=。

(全文完)

文章出處：台灣法律網　http://www.lawtw.com

台灣政治史的重新建構(四)

台灣政治史的重新建構(四)

文 / 施正鋒教授

肆、墾殖社會的獨立建國

如果說「台灣的中華民國化」就是「內地化」的經典代表，那麼，「中華民國的台灣化」就是「土著化」的最佳例證，兩者都是政治建構的混合體 （hybridity），也就是不放棄台灣與中國在血緣、文化、甚至於政治上的臍帶。就原生（primordial）的角度來看，人們對於先人的出生地帶 有浪漫的憧憬，原本是人之常情，特別是在殖民統治之下，然而，當父祖之國忍心棄絕親生子女而去，不僅是彼此恩斷情絕，連後人也是「田無溝、水無流」，因 此，情感上的眷戀終將隨時間推移而逝去；尤其是在文攻武嚇的情況下，如果還有半點羈絆，除非說是政治權力、或是經濟利益的盤算，恐怕也是匪夷所思的單戀。

由「內地化」到「土著化」，詮釋台灣政治史的最大瓶頸，就是無法突破一個民主政治上最基本的原則，政治制度／政權／國家是因為人民而設計的，不應該 勉強老百姓要去接受不請自來的統治者，因此，如果說異族的荷西、日本、甚或滿清政權都是殖民政府[65]，那麼，漢人的明鄭、以及國府政權所遂行的就是一 種「內部殖民[66]」，也就是試圖就地合法的違章政權，卻不改政治垂直分工的本質。就內部統治階層人數的多寡而言，不管是典型的金字塔型少數統治（譬如 荷西、鄭治、清治、日治、國治）、還是倒金字塔型的多數統治（譬如漢人[67]之於原住民[68]、或本地人之於新移民[69]），只要支配關係存在，即 使被支配者心甘情願，這就是殖民統治（colonialism）；即使所謂的本土菁英取代殖民者上台，只要原住民族永遠在社會的最底層沉淪、後來的移民不 願／無法把這塊土地變成自己的新故鄉，那麼，所謂的「本土政權」，也不過是一個披著原生特質的「族群化國家」（ethnicized state），而原本期待的包容性（inclusive）「公民式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當然會被指控為排他式的（exclusive）「族群式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即使這個國家在形式上（nominal）取得對外的主權獨立，只要在心靈上掙脫不了對於原有政治制度、經濟結構、以及文化覇權 的實質（substantive）倚賴，甚至於要全力加以捍衛，這就是一種後殖民的狀態（post-colonialism）。

針對傳統的「中原文化至上主義」對於蠻夷的歧視，鄭欽仁（1989：8-10）提出「以人民為主體」的呼聲，也就是希望位於邊疆的台灣漢人能被尊 重；曹永和（2000：445-49）也有「台灣島史」的想法，認為傳統的歷史書寫過於強調統治者的看法，因此，主張「人民的歷史」。不過，相較於「這是 誰的國家」的質疑，究竟「甚麼是人民」、「誰來定義人民」、以及「如何定義人民」，也必須有進一步的討論。同樣地，黃昭堂（1998：4）的「沒有母國的 殖民王朝」、以及李筱峰（2003：68-69）的「佔遷者政權[70]」，主要是在否定強調法統、卻又無根的國民黨政權的正當性，似乎對於講「台語 [71]」的李登輝、陳水扁政府比較有好感／信任感，然而，對於要如何面對原住民、甚或「在台灣的中國人[72]」（外省人），除了抽象的「認同台灣」原 則／口號以外，尚未見到他人有提出更積極的公式，來處理民族認同分歧的難題。

若要打破台灣人長久以來的「孤兒意識」，絕對不是「重回祖國的懷抱」、或是「半路認老爸」，因為，只要不是自己雙手建立的國家，永遠有再度被要求 「犧牲小我、成全大我」而割讓的機會。在我們的構思中，所謂的「獨立建國」，並不是廉價的及瓜而代，而是要在一個「墾殖社會」（settler society），重新建立「民族國家[73]」（nation-state）。在這裡，所謂的「民族」（nation），並非指具有共同血緣、語言、或 是文化特徵的一群人，而是指相信彼此在現在、以及未來有共同的命運，同時，又認為彼此的福祉必須透過一個共同的國家，才能夠獲得保障，簡而言之，就是希望 共同生活在一個國家之下的一個「命運共同體[74]」；因此，這是一種「政治性民族」、而非「文化性民族」，也就是說，這是像美國、或是瑞士一般的民族， 把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的人民凝聚成一個民族，而非德國、或是義大利一般的民族，想要把具有共同血緣、文化的人結合起來，進一步統一／組成一個國家。而這個 國家的定位是「民族的國家」（national state、nation’s state），有別於人類過去出現過的城邦國家（city state）、帝國（empire state）、或是王朝國家（dynastic state），也就是說，在這個國度之下，人民（people）不再是臣民／子民／老百姓（subject），而是享有國家權利、以及承擔國家義務的公民 （citizen）。

當然，這裡必須問，究竟這個民族是如何想像出來的，也就是說，「台灣民族」是如何建構的[75]；否則，如果只是關心民主化的過程[76]，枉顧何 者為主體，那麼，台灣本身的民主化很可能將被視為次要的、是可以犧牲的，因為，必須永遠為層級更高的個體所定義出來的目標來服務，從屬的自己並沒有置喙的 餘地。

就社會的屬性而言，我們將台灣定義為一個「墾殖社會[77]」，而非「移民國家」。所謂的「移民」，是指在主動、或是被動的情況下，遷徙到一個新的 國度，而且會想辦法融入這個主流的社會。相對之下，「墾殖者」（settler）不是單純的移民，他們一旦移入，還會把原鄉的社會制度加以移植；他們也不 是一般的「殖民者」（colonist），因為他們背後並沒有一個可以依靠、或是回灌財富的本國（metropolis）。所謂的「墾殖國家」有兩種，第 一種包括指美國、澳洲、紐西蘭、加拿大、以及拉丁美洲國家，是指墾殖者來到新天地建立自己的國家／王朝以後，一方面要擺脫母國的控制，另一方面，還要面對 原住民族對於統治的挑戰；另一種是沒有原住民族的社會，譬如過去白人少數統治的南非、以及羅德西亞（津巴布威）[78]，也就是在帝國主義者離去以後，墾 殖者繼承殖民政府、或是成立新政府，繼續支配居本地人。

台灣的社會結構可以說是前面兩者的結合，也就是說，這是一場同時在進行兩條戰線的奮鬥：對內而言，首先，墾殖者（鶴佬人、以及客家人）與新移民（外 省人）搶奪政權的主導，其次，兩者必須面對原住民族（平埔族）消聲匿跡的歷史責任，再來，在全球化的情況下，本地人必須思考如何接納最新一波的移民 [79]、以及心繫台灣的外移離散者[80]（diasporas）；對外而言，這個國家除了要面對母國併吞的威脅、以及統派的木馬屠城，還要時時提防其 他強權的覬覦、以及買辦的裡應外合[81]。我們（施正鋒，2001a）先前曾經建構了一個墾殖社會的政治架構（圖6），在此略加修飾（圖7）（略），也 就是把移民再區隔為墾殖者、以及新移民，以呈現不同波移民可能存在的差異，同時，也顯示強權與母國之間的關係、及其對墾殖國家可能的影響。

在我們所構思的概念架構中，國家／政府界於社會、以及國際體系之間，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之下，有三種可能的角色（Shih & Wu, 2005）：（一）在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之下，國家是社會與國際體系的介面，政治決策者面對國際關係上所謂的「二階競局」（two -level game），將內外的挑戰視為資源、以及限制，希望維持國家最高的自主性（autonomy）。（二）在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之下，國 家聽命於國際體系，政治菁英對於外部強權、或是母國言聽計從，甚至於就是帝國主義者的統治工具，族群關係注定要被統治菁英所操弄。（三）在還原主義 （reductionism）之下，國家從屬於社會；端賴社會對於多元族群的整合情形，國家有可能信奉多元文化主義，也有可能自我矮化為族群化的國家。

不管是從獨立運動、民族運動、還是民主化的角度來看，墾殖國家必須面對「國家肇建」（state-making）、「民族塑造」（nation- building）、以及「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的三大任務，也就是在列強環伺的夾縫中確保國家主權的獨立（施正鋒，2001b、 2005）、在族群競爭的徬徨中凝聚民族認同的共識（施正鋒，2000、2001a、2002、2006）、以及在後殖民體制的迷惘中進行民主制度的打造 （施正鋒，2002b、2003）。就優先順序而言，先有獨立自主的國家，才能奢言內部的認同凝聚、以及制度建構；同樣地，如果認同有嚴重的歧異，對於如 何設計政治制度就很難有共識。不過，就實際上的推動而言，這三項課題可以齊頭並進、而且是相互影響的（圖8）（略）。也就是說，雖然國家主權獨立是最先決 的條件，然而，如果內部對於民族認同、以及國家體制的認識相持不下，就會大大減弱對外的看法是否一致；同樣地，就是因為大家對於國家定位、以及國家體制缺 乏共識，連帶地，也會阻礙民族認同的趨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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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也就是在殖民地所從事的任何開發、建設，終將必須貢獻殖民者的本國。

[66] 有關「內部殖民」的概念，見Hechter（1975）。

[67] 漢人＝外省人＋客家人＋鶴佬人；本地人＝原住民族＋外省人＋客家人＋鶴佬人；新移民＝婚姻移民。

[68] 對於「漢番」之間支配關係的不平，見楊碧川（1987：6-9、57-67）；這些書寫者多半會將彼此的通婚帶上一筆，譬如史明（1980：89）、或是 吳密察（1998：121）。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歷史上的原住民族，其實是聚居於平原的「平埔族」；當前國家所承認的原住民族，未必對於這些當年接受漢化 的「同胞」（？）有所同情。

[69] 也就是所謂的「外籍新娘／外娘」；就目前規劃的模式而言，應該是「婚姻移民」比教妥適。究竟這批以來自中國、以及南洋（東南亞）為主的新移民，是否構成一個內部具有凝聚力的新族群，仍有待觀察；事實上，由於取得身分的時程不同，兩者略有張力。

[70] 李筱峰毫不掩飾這個概念取自Weitzer（1990），可能的理由是該書提及台灣。

[71] 這是鶴佬人約定俗成的自稱，過去，官方的用字是「閩南語」。

[72] 這樣的用法，可能是擔心「外省人」一詞隱含台灣是中國眾多省份之一，因此，有自我矮化的意思。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說，如果外省人不願意當台灣人，就直接稱 呼之為中國人，沒有必要勉強；問題是，並非所有的外省族群的成員都認同政治中國。其實，即使外省族群的國家定位獲得合理解決，仍然要面對台灣內部的分配議 題，也就是說，作為台灣的一個族群、而非客居的外國僑民，還是有權利要求保有族群的集體差異，包括族名的自我稱呼。

[73] 留日學者稱為「國民國家」，可能是對漢字「民族」有所卻步。

[74] 有時又稱為「生命共同體」。就一個「共同體」（community）而言，其範圍可大至一個地球村，是全人類的共同體，也可以小至一個地方性的社區，當然，族群（ethnic group）也是一種共同體。

[75] 相關的議題是「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有何差別」。

[76] 民主化包括自由化、民主轉型、以及民主鞏固等三個過程。

[77] 有關「墾殖社會」的一般性介紹，見Clayton（1996）、Stasiulism與Yuval-Davis（1995）。Hartz（1971）雖然沒有直接用到這個字眼，早有類似的分析架構。

[78] 有時，也包括以色列、甚至於北愛爾蘭；見Abu-Lughod與Abu-Laban（1974）、Clayton（1996）、Weitzer、以及Will與Ryan（1990）。

[79] 不止最常見的婚姻移民，外來，還可能還要面對是否接受外籍勞工歸化的議題。

[80] 包括台僑、以及台商。

[81] 其實，不管是母國、還是強權，只要他們企圖操控台灣的自主性，就是帝國主義者。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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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治史的重新建構(三)

台灣政治史的重新建構(三)

文 / 施正鋒教授

參、由「內地化」到「土著化」的史觀

儘管我們看到學者刻意避開政治立場、小心翼翼地要想從事「中立」台灣史研究[53]，特別是動輒得咎的政治史，然而，如果沒有史觀，所謂的「客觀」 呈現，充其量也不過是拾人牙慧的史料堆砌，甚或於充當政治正確的幫兇，譬如過去國民黨的政治控制、或是中國的「政治牽扯[54]」。不過，當政治學者陳延 輝（2002）寫出〈有關台灣政治史編寫的思考〉，頗有「有為者亦若是」的自我期許。我們可以將書寫台灣政治史的觀點，大略歸納為中華民族擴展／移墾社會 的內地化、移民社會的土著化（indigenization[55]）／外來政權的本土化（naturalization）、以及墾殖社會的獨立建國三大 類（圖5）（略）。

在「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的領土」的框架之下[56]，台灣的歷史被視為「中華民族在台灣拓展」的一部份（陳奇祿，1981：1），因此，經過漢人 開發以後，接下來就是要進行李國祁所謂「移墾社會[57]」的「內地化」工作，也就是在「地理延伸」之後，在「開山撫番」的過程中，如何進一步將中國的政 治、社會、以及文化移植台灣，同時，還要從事經濟「現代化[58]」、以及政治「民主化」的努力，（陳其南，1987：159-76；王晴佳，2002： 99-107）。在這樣的脈絡之下，台灣是「海洋中國」（余英時，1992：i），是一個「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中國社會」（魏鏞，1985），是「中國現代 化的實驗室」（尹章義，1986）。在冷戰時期，台灣不只是自我定位為「反共的堡壘、自由的燈塔」，甚至於，這個「島嶼中國」往往被歐美社會科學家視為研 究中國社會文化的「實驗室」、或是「代用品」（陳紹馨，1979：1）。然而，如果我們比較日治時代的「內地延長主義」，可以看出，「內地化」只不過是企 圖在殖民地進行同化政策的代名詞，也就是中國式「皇民化政策」的翻版。

陳其南（1987）在1970年代中期，直接批判「內地化」的看法，另外提出「土著化」的詮釋，也就是台灣的漢人社會如何由「移民社會」轉型為「土 著社會」；如果使用當前流行的「認同政治」觀點來看，就是台灣人如何拋棄心態上的「祖籍意識」，「以建立在台灣本地的地緣和血緣意識做為新的社會群體認同 指標」，「重新肯定台灣這地方才是自己的根據地」（頁156-58）。陳其南（1987：160-61）認為，「內地化」所處理的對象是台灣所有的族群， 包括如何將漢人移民的政治、以及社會組織「與中國同化」，同時，還要進行原住民族（高山族、平埔族）的「漢化」，相對之下，他所主張的「土著化」，主要的 對象是漢人移民如何，因為，原住民族沒有土著化的問題（頁161）。

根據陳其南（1987），就是因為漢人移民在清朝已經「定著化[59]」，就沒有東南亞華僑所面對的認同問題（頁179-80）；不過，經過三十年 來的政治發展，我們看到當前台灣認同與中國認同的糾葛，可以大膽說陳其南當年的判斷是過於樂觀的。儘管如此，日後蔣經國過世前為了「革新保台」所進行的國 民黨政權「台灣化[60]」、以及李登輝總統任內推動的「本土化」，大致不脫陳其南所揭櫫的「土著化」藩籬，也就是一個「外來政權」如何本土化的過程。若 林正丈（2004：258）認為在台灣的「中國國家」為「中華民國的台灣化」，稱之為「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李登輝自己則稱為「中華民國在台灣」。

在李登輝時代，杜正勝（2004）為了要匡正「中國為主體、台灣附屬」的史觀（頁21），提出「同心圓」的看法，也就是由鄉土史、台灣史、中國史、 亞洲史、到世界史，「由內到外」、「由近及遠」（頁70）。這樣的歷史、文化、以及教育觀點，與「立足台灣、胸懷中國、放眼天下」的政治論述，頗有異曲同 工之妙，也就是堂堂正正地以台灣為主體，同時，又要試著以世界來沖淡中國的制約；問題是，為何台灣往外延伸，首先要接觸的是中國，而不是南太平洋的南島民 族（Austronesian）國家，更不是戰前、戰後與我們關係密切的日本、或是美國？由此可見，不管是李登輝想要追求的「新中原」、還是陳水扁所堅持 的「華人國家」，依然是擺脫不了漢人血緣、或是華人文化的束縛；也難怪由杜正勝等人（2004）編著[61]的《中國文化史》，竟然會將「台灣經驗」收納 為探討的對象。

整體來看，「內地化」的說法只是把台灣當作母國的邊疆、或是殖民者的殖民地，在領土取得、或是軍事征服之後，必須進一步加以開發、或是展開發展，同 時，更要賜與教化、或是進行同化，終究，就是要把這裡的百姓變成忠心不貳的臣民、或是皇民。在最壞的情況下，這裡是海禁政策之下、盜匪罪犯流竄的淵藪之 地；在最好的情況下，如果能僥倖獲得寵幸，可以做為抵禦外犯的屏障、揮軍南進的基地、或是封鎖陸權的航空母艦。在這樣的構思之下，人民只是被統治的客體， 不會被允許有自主的思維，更不用說妄想要脫離甲禮（傀儡）的苦海，因而，卑微的本島人（islanders）必須像希臘神話中的薛西弗斯 （Sisyphus）一般，永無止境地作出最高的奉獻，不管是參與革命、內戰、還是戰爭，不管是被當作同志、同胞、還是軍伕，唯有任勞任怨、逆來順受，乞 求終有一天會獲得垂憐，才能與內地人（inlanders）／大陸人（mainlanders[62]）享有同等的待遇。在此之前，台灣人只能乖乖地接受 任人擺佈的命運，好像是有耳無嘴的孩童、不能稍有異議，否則，就是不聽使喚的「麻煩製造者」，必須要接受最嚴厲的處罰，不管是軍事鎮壓、外交封鎖、還是經 濟制裁。

表面上看來，「土著化」的論點似乎是對漢人移民的一種救贖，也就是試圖超越被動的工具性定位，不管是鄭氏王朝的「反清復明」、還是蔣氏王朝的「反攻 大陸／反共抗俄」，要以土斷來確立外來政權統治的正當性。儘管這樣的論述已經改頭換面，將立足點放在台灣，鄭經政權轉而採取屯兵拓墾、引入文教，小蔣政權 低調調整目標為含糊其詞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然而，卻改變不了兩個政權都是「沒有母國的殖民王朝[63]」的本質，也就是說，不管「東寧王國」、還是 「中華民國」，都是硬生生地加在老百姓身上的殖民政府，只不過，他們卻已經沒有退路了、沒有所謂的母國可以回去了。因此，所謂的「土著化」，其實，就是流 亡政權將中國的統治制度移植台灣、把「同心圓」的中心由中原移到台灣；雖然台灣或許不再是中土的邊陲，然而，對於當地人來說，垂直重疊加上去的國家機器， 卻掩飾不了殖民架構下的支配關係。

雖然李登輝在總統任內推動政治民主化，奮力擺脫國民黨的黨國體制，特別是裂解國民黨，他甚甚至於自豪將「中華民國在台灣」轉型為「台灣中華民國」， 也就是將台灣身軀藏匿在中華民國的外殼之下，然而，這樣的巧思建構，卻隱藏不了這個國家是外來漢人後裔所掌控的事實。同樣地，在民進黨於2000年上台以 後，即使政權和平轉移，然而，對外而言，「中華民國是台灣」仍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糾纏不清；對內而言，表面上看起來是改朝換代的壯舉，千呼萬喚，卻也 不過是取而代之的戲碼罷了。更嚴重的是，如果說經過三代，不請自來的外來移民（immigrants）可以蛻變為本地人（natives），然而，對於原 住民族（indigenous peoples）來說，只要自己老是被當作「他者」（other），那麼，即使台灣人[64]／本省人出頭天、當家作主了，不管是「土著化」、還是「本土 化」，也不過是另一件用來合理化漢人政府進行統治的國王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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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即使陳其南（1987）當年（1975年）提出「土著化」的理論，還是必須先強調台灣是「中國傳統是會」；同樣地，即使在解嚴之後，周婉窈（1998： 6）在委婉指出「以地理空間來回溯一個社群或『國族』的共同歷史，是近代社會普遍的現象」之際，卻不忘先聲明，「我們無意在這裡做任何政治主張」。當然， 諸如鄭欽仁（1989）般直接了當的學者是例外。

[54] 這是翁佳音（2001：3）的用詞。

[55] 「Indigenization」還有「原住民族化」的意思。

[56] 譬如郭廷以（1975：1）說：「台灣之為中國之不可分的一部分，一如山東河南或福建廣東，是絕不容疑，而為人所公認的，所不同的不過是地理上的分別，一 為海島，一為大陸而已。」方豪（1994：1）甚至於推到史前時代說：「地質學家告訴我們：台灣本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

[57] 蔡淵洯（1986：45）認為「移墾社會」就是陳其南所謂的「移民社會」。

[58] 留學日本的歷史學者似乎習於把「modernization」譯為「近代化」；見若林正丈與吳密察（2004）。

[59] 我們猜想，應該是「territorialized」的意思。另外，王晴佳（2002：102）主張稱為「本地化」。

[60] 具體而言，就是起用一些「本省籍」台灣人；又稱為「催台青」。

[61] 「中文」教科書之中最令人困擾的就是所謂的「編著」。就學術而言，編輯就是編輯、著作就是著作，沒有灰色地帶。

[62] 究竟「islanders」（本島人）、「inlanders」（內地人）、以及「mainlanders」（大陸人）這三個英文名詞要小寫、還是大寫， 要看是否由形容詞而來的一般性名詞、還是已經轉換化為專有名詞。譬如說，相對於本島人的內地人，再不同的時空背景，可以指日治時代在台的日本人，也可以指 戰後來台的外省人。同樣的，「客家人」這個集體名稱用久以後，已經是專有名詞，不再帶有字面上的形容詞意思。

[63] 這是黃昭堂（1998：4）的用詞。

[64] 對於原住民來說，究竟所謂的「台灣人」是否包含自己、還是限定於「白浪」（歹人、漢人）？答案並非絕對肯定的。同樣地，客家人認為鶴佬人習於自稱「台灣人」，似有排他之意。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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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治史的重新建構(二)

台灣政治史的重新建構(二)

文 / 施正鋒教授

貳、政治學與歷史學

政治學的起源有哲學、法學、以及史學，我們甚至於可以說，現代的政治學大致是由歷史學發展而來[9]，也就是「由歷史學者進行歷史事件的研究」，來 印證政治上的通則；已故的英國政治學者S. E. Finer便曾經說過：「政治學如果不碰歷史是不可思議的。」E. A. Freeman也有一句名言：「歷史是過去的政治、政治現在的歷史。」Lord Action在1895年榮昇劍橋大學教授之際也說過類似的話：「政治學是歷史潮流的沉績物，宛如河流中的金砂一般。」（Qvortrup, 2004: 128）。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學者並不是純粹為了歷史本身而作歷史研究，而是想要透過歷史所提供的紀錄來了解政治現象，也就是Finer所深信的，「當下 唯有透過過去才能了解現在」（Qvortrup, 2004: 130、132）。

戰後，由於美國為主的政治學在受到行為主義（behavioralism）影響，與歷史漸行漸遠，不像歐洲研究政治的學者受到歷史社會學的薰陶，仍 保有相當濃厚的歷史途徑[10]；一直要到1970年代末期、1980年代初期，比較歷史分析[11]（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的研究方法重新為社會科學家重視，才開始有人對於這樣的歷史切割走向加以挑戰，譬如Charles Tilly（Qvortrup, 2004: 128-29），終於有新制度論[12]（new institutionalism、neo-institutionalism）在1980年代的蓬勃發展，特別是其中的歷史新制度論 （historical new institutionalism），強調由歷史事件的比較分析，來看國家制度的變遷（institutional change）（Robertson, 1994: 131-39）。

如果我們把歷史發展約略分為上古、中古、近世、近代、現代、以及當代[13]，那麼，荷西之前的所謂「史前時代」，並非原住民族沒有歷史[14]， 而是沒有文字書寫的歷史。其實，在傳統大中國的思維中，台灣只是地方、不是國家，因此只能有「方志」的編修[15]；日本殖民統治循例，也只是消極地進行 「舊慣」的調查；戰後，國民黨政府延續「通志」的編纂，以羈靡地方仕紳（吳密察，2006）。在戒嚴時代的台灣，研究台灣史是不被鼓勵的，甚至於是被視為 危險的工作，因為很可能牽涉到對於國民黨政權是否為正統的詮釋（陳木杉，1997：302）；因此，除了表徵「中華民族擴展」的開發史以外，在政治史裡 頭，就屬斷代的抗日運動史是比較可以接受的。這種「既無歷史、何來政治史」的冠冕堂皇說法，就是要以專業的理由，方便地否定台灣史的研究、或是教學的必要 性。一直要到解嚴以後（1987），前總統李登輝倡議「台灣優先」，台灣忽然被「發現（天下編輯，1992）」，對於鄉土的關懷被認為合乎人性而接受，台 灣史的研究才被「史蹟」、「源流」的束縛下逐漸鬆綁、甚至於被視為顯學（彭明輝，2002：114）[16]。除了說開始有「國民中學認識台灣歷史篇」的 課程（國立編譯館，1997），中央研究院經過十年的籌備（1993-2004），也終於有台灣史研究所[17]，而台灣政治史也開始在大學教授 [18]。

大體而言，我們可以由三個面向來看台灣的歷史呈現（圖4）（略）：首先，就縱切面而言，我們可以由原點的通史出發，然後，隨著時間的推移，可以有史 前、荷西、明鄭、清治、日治、以及國治等斷代史[19]；接著，從橫切面來看，我們可以有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以及文化史等專史；再來，我們依據書寫 的對象（object）、或是主體（subject），也可以分別有族群、或是民族史，譬如原住民族、鶴佬人（福佬人、閩南人、河洛人、Ho-lo [20]）、客家人（客人）、或是外省人（新住民[21]）。

經過這樣星羅棋布般的分類（typology），我們進一步來看政治史的分布。姑且不論當代史、或是政治人物的傳記[22]，我們可以看到，有關台 灣政治史的書寫，大致是集中在通史、或是綜合性的歷史論述[23]；特別是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台灣史」、或是「台灣歷史」為名的專書、或是教科書，有 如雨後春筍一般紛紛出現[24]。如果以斷代史看，則以有關日治時代的專論最多，或許是因為不管政治立場為何，都可以找到發揮的立足點；如果由書寫者立場 的光譜來看[25]，由主張與中國統一[26]、保持現狀[27]、無色彩[28]、本土派[29]、到台灣獨立建國[30]，即使國家定位的看法不同， 不過，大致是有反殖民的共識[31]。同樣地，明鄭政權可以持續受到青睞[32]，除了有益確認政權的正當性以外，應該還有實務上的工具性運用，譬如未來 與中國談判的可能[33]。相對之下，清治[34]、或是台灣民主國[35]就比較不受到重視。

如果就戰後的政治發展而言，也大體可以使用光譜的方式來排出作者的政治立場，由許介鳞（1996、2001）、彭懷恩（1987）、到李筱峰 （1987），政治立場涇渭分明[36]。至於二二八事件的書寫，由當時官方的「二二八事變」（林木順，1990）、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 （1994）的「二二八事件[37]」、陳翠蓮（1995）的「二二八悲劇」、到王建生等人（1984）的「二二八革命」，光是如何加以稱呼，就可以大致 看出是否有褒貶臧否的意圖。相對之下，有關台灣獨立運動的發展，大多數是由本土派[38]、台獨人士[39]、或是外國人[40]來執筆[41]。

在過去，或許歷史的書寫並沒有特別作族群的區隔，除非是涉及族群間的衝突，譬如閩客之間的械鬥[42]，然而也因為如此，少數族群的觀點很可能被一 般化的處理，因而被稀釋掉了；不過，也有一些特例。社會學者蕭新煌與黃世明（2001）對於客家族群的地方政治發展作了相當詳盡的描述，尹章義 （2003）則從開發的角度來看客家史。歷史學者藤井志津枝（2001）探討百年來的原住民政策；另外，政治人類學者王嵩山（2000）對於原住民鄒族的 政治制度也有描繪。歷史學者翁佳音（2001）嘗試考證荷治時期平埔族大肚番王的政治安排；人類學者Shepherd（1995）顯示清廷如何積極介入漢 人與平埔族之間的競爭；社會學者柯志明（2001）由土地權著手，說明清廷如何周旋於漢人、平埔族、以及生番之間的「三層制族群分佈」。

整體來看，有關台灣政治史的書寫，如果扣除政治運動者[43]、統派論述[44]、中國觀點[45]、以及官方核准的樣板[46]以外，絕大多數是 由歷史學者來進行，包括鄭欽仁（1989）、張炎憲（1995）、吳密察（1991）、李筱峰（1987）、以及薛化元（1996）[47]，都是台灣歷 史學會的成員[48]。相對之下，政治學者參與台灣政治史詮釋的並不多[49]，除了當年流亡海外的黃昭堂[50]（1989）、盧修一（1990）、以 及許世楷（2006）以外，就剩下江澄洋（1995）、陳翠蓮（1995）、以及許介鳞（1996、2001）[51]。論真來講，真正標榜書寫「台灣政 治史」的，倒是一位美國政治學者Denny Roy（20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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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以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的圖書館來說，政治學的學術期刊依然陳列在歷史學的部門。

[10] 譬如Robert Michels、Max Weber、以及Morsei Ostrogosky（Qvortrup, 2004: 128）。Hobson（2002: 6-15） 指出兩種「去歷史化」（ahistoricism）的方式：chronofetishism、tempocentrism。前者認為當下是自主的、自然 的、以及自發的，只能透過當今的檢視來了解，因此，過去是可以忽略的；相對地，後者認為可以將過去不同時代的不連續斷裂、或是差異加以燙平，因此，對於過 去的考察是要找尋是否有與當下相符的跡象，然後可以大言不慚地宣稱過去其實是與現在沒有多大差別（isomorphic），因此，也是可以加以扁平化。

[11] 比較歷史分析的重點有三：強調有系統的比較方式來作分析、重視事件的發展時序、以及關心如何解釋因果關係（Mahoney與Rueschemeyer, 2003）。請比較Alexander George（1979）的「結構式集中比較」方法（structured, focused comparison）。

[12] 新制度論的重點在於強調國家制度的自主性，可以提供誘因給行為者所，也可能構成障礙。有關於新制度論與舊制度論的差別，見Orren與Skowronek（1995）、以及Robertson（1994）。

[13] 有關台灣歷史的分期，見黃秀政（1999：384-86）。

[14] Wolf（1982）稱西方人在美洲所遇見的原住民為「沒有歷史的民族」（people without history）。

[15] 有關方志在台灣的發展，見陳捷先（1996）。

[16] 對於台灣史研究在戰後發展的回顧，見張炎憲（1993）、以及王晴佳（2002）。

[17] 有關於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的沿革，見http://140.109.185.220/sim1.htm。

[18] 目前開設類似課程的大學大約有十所左右，除了歷史學、或是政治學相關系所，大致是放在通識課程裡頭；見附錄一。

[19] 尷尬的台灣民主國可以分開列、也可以置於清治的尾聲、或是日治的序曲。

[20] 究竟這個用字的漢字如何寫，立場不同，當然就有偏好上的差異，客家人慣稱「福佬人」，國民黨政府的「正式」用法是「閩南人」，當然是有其政治社會化（洗 腦）的考量，一些強調原生性純種漢人血統者則穿鑿附會為「河洛人」，而「鶴佬人」是語言學家洪惟仁的用詞，借其音，「Ho-lo」則是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 會在2003年通過的『語言平等法草案』（第二條）的暫時妥協用字。

[21] 這是一些外省運動者所提的用詞，不過，言下之意，似乎暗示其他三個族群為「舊住民」、或是「老住民」；此外，也有人認為換湯不換藥、或是擔心有負面的絃外之音而敬謝不敏。在族群未有共識之前，我們暫時接受一般的用法，並無排拒的意思。

[22] 譬如蔣渭水（黃煌雄，1978a）、彭明敏（1995）、或是雷震（2003）。

[23] 前者有王詩琅（2003 [1978]）、王育德（n.d. [1979]）、呂秀蓮（1979）、史明（1980）、吳密察（1998 [1981]）、楊碧川（1987）、伊藤潔（1994）、李筱峰與劉峰松（1994）、李筱峰（2003）、以及戴寶村（2006）；後者有林濁水等人 （1984）、吳密察（1991）、李筱峰（1992）、張炎憲、陳美蓉、與黎光中（1995）、張炎憲、李筱峰、與戴寶村（1996）、黃昭堂 （1996、1998）、翁佳音（2001）、以及若林正丈與吳密察（2004）。有關外文的台灣通史，見翁佳音等人（1992）的評介。

[24] 譬如薛化元（2001）、Lin與Keating（2001）、黃秀政等人（2002）、簡後聰（2002）、陳鴻圖（2004）、李筱峰與林呈蓉（2003）、以及高明士等人（2006）。

[25] 這當然是概念上的粗略分法，特別是交接處不免有灰色地帶；此外，在將特定對象歸類之際，當事人未必在主觀上會同意我們的做法。我們以為，政治立場並無對錯，只有追求的手段是否可以接受，因此，也就沒有刻意「戴帽子」的用意。

[26] 或是親中派，譬如王曉波（1985、1997）、以及洪宜勇（2004）；或是流亡中國的台灣人，譬如黃玉齋（1999）。

[27] 或是中華民國派，譬如林國章（2004）。

[28] 譬如蔡陪火等人（1971）、連溫卿（1988）、林繼文（1996）、陳芳明（1998）、葉榮鐘（2000）、以及周婉窈（2003）。

[29] 譬如黃煌雄（1978b）、楊碧川（1988）、陳俐甫（1996）、以及簡炯仁（1997）。

[30] 譬如黃昭堂（1989）、盧修一（1990）、以及許世楷（2006）。

[31] 當然，也有日本人的出版品，譬如井出季和太（1977）、以及向山寬夫（1999）。另外，中國人也不會放棄針砭的機會，譬如安然（2005）。同樣地，荷治時代的歷史，除了郭弘斌（2001），也有中國的楊彥杰（2000）。

[32] 譬如黃典權（1975）、周宗賢（2002）、陳錦昌（2004）、黃玉齋（2004）、以及江仁傑（2006）。

[33] 譬如吳正龍（2000）。

[34] 見戴炎輝（1979）、以及楊熙（1985）。

[35] 少數的特例是黃昭堂（1993）、或是黃秀政（1992a）。

[36] 不過，薛化元（1996）、任育德（1999）、謝漢儒（2002）、或是蘇瑞鏘（2005）似乎是採取中間的路線，可以稱為沒有色彩、或是本土派、甚或廣義的民主／自由派。

[37] 不過，海外的林啟旭（1984）、以及島內的張炎憲等人（2006）來看，儘管還是沿用通俗的「二二八事件」，不過，詮釋上顯然與前者有別。

[38] 譬如陳銘城（1992）、陳佳宏（1998）、以及張炎憲等人（2000）。

[39] 譬如劉重義等人（1988）。

[40] 宋重陽（1996）是日本人、而Geoffroy（1997）是法國人。

[41] 南方朔是特例（1980）。

[42] 見南兵和（1981）、以及丁光玲（1994）。當然，一般性的「分類械鬥」，也包括閩客之間的衝突；見黃秀政（1992b：37-39）。

[43] 譬如王育德（n.d. [1979]）、呂秀蓮（1979）、史明（1980）、林濁水等人（1984）、楊碧川（1987）、以及伊藤潔（1994）；其中，旅日過世的王育德、以及伊藤潔，既是台獨運動者、也是學者。

[44] 譬如尹章義（1986）、王曉波（1988）、以及戴國輝（1989）。

[45] 譬如楊克煌（1956）、莊嘉農（1990）、陳碧笙（1993）、以及蔡子民（2004）。這些人都是出生台灣、戰後流亡中國者。

[46] 譬如郭廷以（1975 [1954]）、連橫（1977 [1921]）、高賢治（1978）、黃大受（1982）、以及林衡道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0）。

[47] 李功勤（2002）的《中華民國發展史》雖然包含台灣，卻有一半的篇幅與台灣無多大相關。

[48] 其實，他們也都是台灣教授協會的會員。

[49] 有關台灣政治學界研究的發展，見高永光與郭中玲（2000）的回顧。

[50] 黃昭堂的大學學位是台灣大學經濟系學士，最高學位是東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專攻為國際關係；如果在歐美，除了少數有自己的科系，國際關係隸屬政治學的範疇。其實，鑽研台灣政治史的日本學者若林正丈（2004）的博士學位也相仿。

[51] 政治學者彭懷恩（1987）、Tien（田弘茂）（1989）、Chu（朱雲漢）與Lin（林繼文）（2001）、以及若林正丈（2004）主要是從比較 政治學的途徑來看戰後台灣的政治發展。有關國內政治學界研究的回顧，見何思因、與吳玉山（2000）。另外，吳叡人的博士論文The Formosan Ideology: Oriental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1895-1945，從題目看來，應該也算是政治史；見其個人網頁的清單著作http://140.109.185.220/per2-rrwu.htm。

[52] 另一位書寫台灣史的美國人Garry Marvin Davison（2003），本身是中國歷史專家。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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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治史的重新建構(一)

台灣政治史的重新建構(一)

文 / 施正鋒教授

台灣政治史的重新建構*

Writing history is as important as making history.

Kemal Ataturk（Çetin, 2004: 347）

I feel one of the obligations of the public element of my intellectual life is to give voice to the dead, especially of the victim…. The living need history, too. Not to be made to feel guilty for a past they are not responsible for or cannot change. The living need a history disturbing enough to change the president.

Greg Dening（Newmann, 1998）

In any case, the historian cannot choose to be neutral; he writes on a moving train.

Howard Zinn（1990: 35）

We are neither Europeans nor Indians, but a mixed species midway between aborigines and Spaniards. Americans by birth and Europeans by law, we find ourselves engaged in a dual conflict, disputing with the natives for titles of ownership in the country of our birth against the opposition of the [Spanish] invaders. Thus our position is most extraordinary and complicated.

Simón Bolívar（Humphreys & Lynch, 1986: 25）

Every Hispanic American sought only to take the place left by the conquistador. From the dominated man which he was, he aspired to be the dominator of the weakest. . . . Meanwhile, the rest of the world marched forward, progressed, and made history. Hispanic America continued to be a continent without history, without a past, because the past was always present.

Louis Hartz（1964: 169）

壹、前言

作為一種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歷史是對於過去的呈現（presentation）、或是重新呈現（representation）；透過對於過去的詮釋，可以了 解現在的自己，並且為未來的行動提供方向（Çetin, 2004: 347-48）。根據Zinn（1990: 275）的歸納，所謂的「歷史意義」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想辦法由過去找到自己；以及（二）藉著過去來幫助現在。如果將前者運用到極至，可能發展為命定 的想法，把歷史當作是自己的負擔；後者則將歷史當作改變世界的幫手，這是操之在我的作法（Zinn, 1990: 54）。

就前者而言，就是對於所謂「歷史教訓」的套用，把歷史當作是礦場，只有在用來印證現在才去挖出來使用（Hobson, 2002: 5）；特別是採取歷史決定論[1]（historical determinism）的方式來詮釋現在，這種用法其實是以歷史事件來束縛自己[2]。相對地，如果從政治家的角度來看，就是以現在來看歷史學者對於過 去的了解，透過「政治的歷史面向」（politics in history）、或是「歷史中的政治」（politics out of history[3]），由歷史事件來鑑往知來，譬如說古巴飛彈危機事件、或是慕尼黑事件[4]，以作為決策的依據[5]（Aron, 1978; Zinn, 1990）。

從建構論（constructivism）的觀點來看，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的產生除了在於一些想像的共同原生性（primordial）特徵以外，更重要的是這群人是否有共同的經驗、歷史、或是記憶[6]；因 此，如果說歷史是一種共享的公共記憶（public memory）、或是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話，那麼，歷史的論述其實就認同的論述（Çetin, 2004: 348）。然而，對於「何者要記憶、何者要失憶」，歷史往往是高度選擇的，也就是要尋求「可資使用的歷史」（usable history）。因此，所謂「還原歷史真相」的說法，背後隱含著一個更基本的問題，也就是「誰的歷史真相」；端賴於歷史書寫、或是記憶的主體的不同，歷 史所呈現的往往是「多重的事實」（multiple facts），而歷史詮釋也難免是相互競爭的。

特別是當歷史是硬加在（imposed on）被統治者身上之際，無非是要用來塑造被支配者的認同。如果由「知識就是力量」的脈絡來看，歷史往往是由統治者、或是戰勝者所書寫的，也就是透過政治 力量來建構文化、思想上的霸權（hegemony）（Çetin, 2004: 349），因此，歷史所反映的無非是一種支配性的結構：一方面，擁有政治權力就可以掌握歷史的書寫，另一方面，歷史書寫是用來鞏固既有的權力（圖1） （略）。

其實，對於歷史作如此的工具性理解，只能說是將歷史當作一種權力與認同之間的中介變數而已，也就是說，權力關係決定了認同如何作定義[7]，而歷 史只是用來強化、或是減弱這樣的關係（圖2）（略）。如此一來，不只是說歷史的書寫淪為臣服於政治力量的次要因素，連認同的形成也只能由權力來作想像，這 當然是過於決定論的看法。這就是所謂的「歷史的政治」（politics of history）。

其實，不僅是權力與認同有雙向的（recursive）因果關係，連歷史也可以分別與權力、以及認同作雙向的互動（圖3）（略）。只要我們有生活在 同一個國度的意願，那麼，歷史的改寫可以視為一種族群和解（reconciliation）的嘗試，也可以進一步用來凝聚嶄新的民族認同[8] （national identity）。

身為政治學者、又是台灣歷史學會的常務理事，我們一直覺得有強烈的學術義務，要去釐清歷史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我們在先前寫過〈客家人由中國遷徙台灣 ──台灣客家族群認同的打造〉（施正鋒，2000）、〈建構台灣政治史的嘗試──由creole到mestizo的墾殖社會〉（施正鋒，2001a）、 〈台灣民族運動的反思〉（施正鋒，2001b）、〈原住民族的歷史重建〉（施正鋒，2002）、〈台灣民主化的挑戰──國家肇建、民族塑造、以及國家打 造〉（施正鋒，2002）、〈台灣在「李登輝時代」的民主轉型〉（施正鋒，2003）、〈由後殖民的觀點看台灣獨立運動〉（施正鋒，2005）以及〈台灣 認同的的重新呈現〉（施正鋒，2006）。在下面的章節裡頭，我們先將由政治學的發展來看歷史的功能，緊接著，我們要考察自來台灣的政治史是如何被呈現 的，再來，我們將檢視有關如何詮釋台灣史的觀點，也就是「內地化」、以及「土著化」兩種看法，最後，提出我們自己的「墾殖社會獨立建國」概念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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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於台灣歷史學會主辦「台灣學術主體性之建立研討會」，台北，台灣國際會館，2006/7/1。

[1] 參見Berlin（1954）對於「歷史的不可避免」（historical inevitability）的批評。

[2] 比如一般人時常引用《三國志》「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說法，只能算是一種粗略的描述性歸納，並未真正解釋甚麼

[3] 這是Brown（2001）的用字。

[4] 見Neustadt與May（1986）、以及Trachtenberg（1991）。

[5] 此時，必須小心邏輯上的「錯誤類比」，也就是牽涉到如何小心從事比較，特別是前提條件是否相符。

[6] 當然，也包括有意、或是無意的集體失憶，譬如，外省族群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趨避。

[7] 當然，認同的定義也可以用來確保原有的權力關係，

[8] 一般又譯為「國家認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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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與教養

by 李敏勇 2007/12/01

一項國際針對四十五個國家或地區的小四學生閱讀素養調查，以同一篇文章翻譯為各國主要使用語文測試閱讀理解能力，首度受測的台灣排名第二十二，落後於同樣使用繁體中文的香港之第二名。中國、日本、韓國未在調查之列。

另由國內一個基金會公布的調查報告，台灣的高中生、大學生國際觀，只對重大國際事件、影視明星，較有印象，其餘所知有限，在油價高漲聲中，有五成不知ＯＰＥＣ。

從兒童而少年、青年，國民養成歷程同時也是知識與教養形成的歷程，家庭和學校共同扮演重要的角色，一個正常健全國家，無不思考如何培養知識與教養都能出類拔萃的國民，以完成自我人格並貢獻社會。

閱讀與書寫是一個人最重要的語文能力，關連著一個國家的文化條件。意義在於語言文字裡，閱讀是意義的汲取，而書寫則是表達。既為知識性，也為教養性的文化條件。在德語詩人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的一首詩＜書＞裡，有動人的描述：

「這世界的書╱並不是都會給你帶來

幸福，╱但是，它們會悄悄地╱教

你回到自己的內部。」

非功利性閱讀，非以考試之用為用的閱讀，使閱讀在生活中占有位置，甚至連幸福也不視為閱讀的目的，真正的閱讀意義才會產生！在台灣，太實用的人生觀，人們是無法領略到書會教人回到自己內部的真諦的！

「學琴的孩子不會變壞！」但實際上，最後連鋼琴，甚至音樂也丟棄了！「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但小時了了，大未必佳！人的意義，國民的形塑，近代市民社會的視野…豈是「星光大道」？

一個反智，反教養的社會，政治之烏煙瘴氣以及國家重建、社會改造之困難，可想而知！

（作者李敏勇，詩人）

從「小鷹號」看美式外交

by coapman 2007/12/01

美國航空母艦「小鷹號」戰鬥群 穿過台灣海峽 位於夏威夷的美軍太平洋司令部一名發言人三十日表示，美國原訂於二十一日訪問香港，卻遭中國拒於門外的航空母艦「小鷹號」戰鬥群，在返回日本千葉縣橫須賀 市的母港—橫須賀基地途中，曾取道向來避免航經的台灣海峽。外界解讀，美方此舉頗有向中國示威之意，不過美方澄清選擇這個航道，純粹基於天候考量。【詳全文】 請問，美方說的「基於天候考量」，意思是 台灣東岸有強烈颱風？還是 美國航母弱不禁風，一吹就搖搖擺擺無法作業？ 再問，這支航母戰鬥群每次穿越太平洋的時候，是不是要先翻翻黃曆，保證一路風平浪靜？

美式作風 不打口水戰 「小鷹號」原訂訪問香港，這也不是頭一遭，卻遭中國冷落而拒於門外。 老美氣都不吭一聲，掉頭就走，然後大搖大擺的走過「向來避免航經」的台灣海峽。你說它是在向中國示威，偏偏她又說是純粹基於天候考量。 這就是美式風格。

美式作風 你嚷你的 我搞我的 中國說台灣是它的領土，美國也從不爭吵，自行立了一個「台灣關係法」，你嚷你的，我搞我的，弄得中國莫測高深，還要用發射導彈來測試美國的底線。 中國說要「收回」台灣，美國也不反對，只說了一句「只要不打架就行」，中國也沒有皮條。

你叫得再賣力 老子不鳥 西藏的宗教領袖達賴喇嘛每次訪問美國，都獲得美國總統接見。中國每次都抗議，說美國「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美國大可以嗆回去說：「我們的領袖接見客人你嚷什麼壤，你才是在干涉美國內政。」但是美國並沒有這麼做。中國叫到最後變成自討沒趣。 反觀日本的靖國神社事件，日本總是想盡辦法希望中國不要拿它做文章，中國就「好款」起來，越叫越起勁。 日本人的功力就是比老美低一截。

中國打口水戰 台灣跟著起舞 再看看中國人搞政治，口號從未間斷。光是和台灣有關的口號就一大堆，甚麼江八點、葉九條、一中架構、九二共識 ... 嘰哩哇啦的，令人好像走進傳統菜市場或幼稚園大班。 台灣也好不到哪裡去，甚麼兩國論、一邊一國、四不一沒有、各自表述 .... 你來我往，口水滿天飛，到頭來是白費力氣，誰有沒得到好處。

台灣人搞政治，即使無法學到像美國那樣紋風不動，也該想想阿公阿媽說的「講得直，了伙食」。面對中國整天嚷嚷，咱何不「惦惦呷三碗公」？

謝長廷：兩階段方便買票 動機令人質疑

by 中央社 2007/12/01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謝長廷今天在台北縣為黨籍立委參選人站台時指出，國民黨是國會最大黨，卻一直在阻擋法案預算，每天都在亂，現在還堅持要兩階段領投票，這是一個方便買票的制度，且不符合秘密投票，完全不符民主法治，國民黨要阻擋人民討黨產，堅持兩階段的動機令人質疑。

謝長廷下午連趕北縣林口、蘆洲及新莊等地區，分別為黨籍立委參選人李顯榮、林淑芬及吳秉叡等人站台，受到許多支持者歡迎。

他說，國民黨在國會是最大黨，卻一直在阻擋法案、預算通過，每天都在亂，因此，要讓國民黨在國會變成少數，讓他們好好反省一下，這樣台灣才會安定。

他還指出，有關一階段、兩階段領投票的爭議，其實，國民黨才是亂源，因為，兩階段選舉就是一個方便買票的制度。他說，堅持一階段選舉，要秘密投票才是真正符合民主。

謝長廷表示，國民黨一直杯葛一階段選舉，堅持要兩階段選舉，兩階段是利於買票者的制度，像有人拿錢要求選民不要投討黨產公投票，在兩階段領投票時，選民投 下立委選票後，又得重新再領公投票，那有無投下公投票，在投票所外就看得出來，如此一來，甚至連黑社會都容易藉機針對拿錢者卻未依指示辦事的人進行恐嚇。

他指出，民主可貴在於秘密投票，一階段領投票就是符合秘密投票原則的制度，若是實施兩階段選舉投票，就等於是讓人容易知道投票給誰、有無投公投票等，就有利於買票者進行買票，國民黨的動機相當令人質疑。

（中央社記者卞金峰台北縣一日電）

判決走路工無罪的何秀燕,除輕判色狼緩刑外,昨又一新驚世鉅作出爐！

by 學長 2007/12/01

『．．．七十歲婦人陳郭月霞去年九月騎二輪電動車，為閃避違規停放郵局門口的兩輛轎車而駛入中間車道，被一旁併行的聯結車捲入後輪，身斷兩截慘死．．．』 『．．．高雄地院罕見認定，婦人車禍前一秒已越過違停轎車，聯結車也無過失，日前將三被告都判無罪．．．』 『．．．死者媳婦昨低調表示，好不容易達成和解，不便再多說，「但這個判決真的很離譜，到頭來錯的好像只有我死去的婆婆！」．．．』 『．．．而承辦的湖內分局車禍處理小組警員蘇耀鴻則認為判決「太不可思議」，在北市交通大隊教授車禍處理的前組長姜運誌也覺得，法官看法有問題．．．』 『．．．高雄地檢署也不服判決，認為陳婦慘死竟無人負責，已上訴．．．』 『．．． 過去違規停車導致車禍發生，被判有罪的前例甚多，包括三年前八月時，計程車司機劉家秋在北縣三重市一路口違規停車，導致李姓騎士追撞死亡，高院依業務過失 致死罪判刑三月。另外，男子麥新炎五年前更換輪胎時違規佔用路面，導致王姓騎士閃車與曳引車擦撞被輾斃，麥也被高院判刑六月定讞．．．』

『．．． 何秀燕等三法官所組成的合議庭，卻罕見地認為，死者雖因閃避違停車輛而偏向快車道，但她是在與聯結車同向並行、通過吳女轎車之後一秒才發生車禍，顯見「被 害人已安全通過違規停車路段」，則違停造成危險已經消失，吳女及劉均無過失。至於聯結車，法院認為查無事證證明其有偏離行進路線，因此也與車禍發生無 關．．．』 『．．．引發質疑的車禍無罪判決，與宣判後同樣引發爭議的走路工案，同樣出自高雄地方法院的刑十庭，兩案的審判長都是法官何秀燕。而何先前和另兩名法官，更曾以「半工半讀壓力大」為由，將六度對女子掀裙扯內褲的色狼輕判緩刑，被婦女團體強烈批判．．．』

『．．．陳郭月霞為閃避兩車騎入中間車道，在通過吳女轎車後約一秒，就遭併行的聯結車捲入右後輪輾斃。檢方起訴認定，聯結車駕駛李順福應注意車行狀況而未注意，且有業務過失致死前科，因此求刑兩年。而劉鋼民與吳燕芬違停是車禍主因，分別求刑八月、一年．．．』

『．．．並請法院勿宣告緩刑．．．』

八十年代黨營特權

by 李鈞震 2007/12/01

蘋果日報，八十年代政府投資成長率多在20％上下，公共投資占GDP比率恆在10％之譜。政黨輪替後，公共投資占GDP比率如今只剩5％左右，明顯嚴重不足，大幅拉低國家競爭力。超額儲蓄率達8.13％，直逼歷史最高峰，銀行游資充斥，人民卻告貸無門。在高超額儲蓄的情況下，還能高經濟成長率，官方對這一點沒有說明。

八十年代黨營特權充斥 公共投資實際上是餵養權貴

數字再高 都沒有意義

如今沒特權 公共投資降低成本、合理分配

數字雖低 卻有高鐵雪隧

儲蓄率高 表示中產階級多又有錢

銀行貸款風險自負 所以有人貸不到

出口暢旺 表示台灣知識經濟成長

行政院前主計長 韋伯韜 嚴重落伍

馬英九拼經濟，為誰辛苦為誰忙？

by fairy220 2007/12/01

拼經濟當然是件好事，但不知有沒人注意到馬英九和國民黨口口聲聲喊拼經濟，卻一方面在立委院阻擋經濟社會褔利法案（例：中選會法擋路 百餘億預算難解凍），又通過一大堆{劫貧濟富}的錢坑法案。在已經通過的總預算１.６兆中，錢坑法案就占去了１.１兆，不僅會拖挎國庫更累及全民得共同承擔！！！影響所及不僅僅是攸關國計民生的重大經濟建設，甚至中低收入戶的殘障者也受到連累......
座落高雄黃金地段文化中心新完成的眷村華廈，建築得美倫美奐的高級住宅，令人望首興嘆：一般人民怎麼沒這個命???（見：錢坑法案 (眷村照過來~~~~)圖(一)?(六)

























(這種豪華眷村住宅各縣市都有，後續會補貼文章及照片出來。)

政 府照顧眷村榮民是義務，但這些＜錢坑法案＞中並沒有＜排富條款＞導致已領有千萬元退休金及十八％家財萬貫的既得利益者有錢人，明明以前已經有分配過房子的 特權階級還可以再第二次分配到新房子，然後再把房子拿去租給沒錢沒房子的窮人，大賺黑心房租錢！而這些有錢特定階級領了房租及月退俸逍遙到中國的澄陽湖畔 的將軍村去住豪宅。

單就＜眷改特別預算含退撫會業務＞（每人預算高達１２０萬元）；但＜勞委會業務＞ （每人預算才僅７.３８１元）見：引用（附表一及表二）不得不讓人質疑國民黨到底真在照顧台灣勞工和農漁民，還是照顧特定族群？又在為誰拼經濟？

泛藍通過十五項＜優惠特定族群＜逾兆錢坑＞法案！（附表：自由時報）

眷改特別預算和退撫會業務
（每人預算１２０萬元）
勞委會業務 （每人預算７.３８１元）
農委會業務 （每人預算２.７９萬元）
教育支出 （每人預算３.０８萬元）

引用（附表一）

http://www.socialforce.tw/phpBB/post_551850.html#551850

「與媒體對抗」外電翻譯組 Ashinakhan發表於: 2007/10/15 13:43

預算項目	金額	受惠人數	每人預算
眷改特別預算	1.5兆	136萬榮民榮眷(退撫會統計)	120萬元
退撫會業務	1,360億
勞委會業務	650億	877萬勞工(勞保加保人數)	7,381元
農委會業務	950億	340萬農民(農委會統計)	2.79萬元
教育支出	1,633億	529萬學生(教育部統計)	3.08萬元

引用（附表二）

「與媒體對抗」外電翻譯組 Ashinakhan發表於: 2007/10/16 11:04

http://www.socialforce.tw/phpBB/post_552133.html#552133

泛藍立委已提案想伺機運作通過的錢坑法案還有：

法案名稱	金額	提案委員
眷改條例修正草案(納入散居榮民)	10,240億元	盧秀燕、朱鳳芝等
敬老津貼條例修正草案(納入民國六十八年以前退休公教人員)	約1,000億元	朱鳳芝等
八二三參戰榮民晚年生活照顧特別條例	約200億元	吳成典等十數個版本
原住民保留地補償條例草案	約300億元	曾華德等
退伍軍人福利法草案	？元	盧秀燕、黃昭順、鄭金玲等
前雲南反共志願軍補發薪餉條例草案	43億元	朱鳳芝、洪秀柱、雷倩等
中華民國敵後受難歸來國軍官兵處理及補償條例草案	253億元	朱鳳芝、洪秀柱、盧秀燕等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增列「安俸」制，針對早期符合領取終身俸而領取生活補助費者予以補發終身俸。)	543億元	朱鳳芝、洪秀柱等
中華民國前江浙 閩粵反共救國軍官兵薪餉補發條例草案	91億元	朱鳳芝、洪秀柱等
陸軍軍士教導總隊士官退伍補償條例	90億元	曾永權、盧秀燕、楊瓊瓔等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修正草案(已領退除給與後再轉任公職時繳回退除給與者，就可再以本法重新計算)	165億元	雷倩、朱鳳芝、吳成典等
公務人員退休法第16條之1條文修正草案(公務人員若曾於1995至1996年間，擔任公立托兒所納編前的保育員，任職年資可併公務員退休年資。)	51億元	無黨團結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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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大家想想看：泛藍立委通過的錢坑法案就佔去了總預算1.6兆中的1.1兆，這些錢，就是國民黨專門在照顧那些既得利益者的深藍與權貴族群，因為這些人才是支援他們的鐵票，至於一般台灣人的死活，國民黨根本不會去管。更不符台灣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台灣人千萬要睜大眼睛，看清楚國民黨為了圖利特定族群，長久以來再三通過十五項＜億兆錢坑＞法案及強推＜農漁會條款＞的＜黑金法案＞，讓農漁會總幹事成為萬年黑金總幹事的事實。

政府當然有在拼經濟及默默地在做一些社會福利，並積極推動相關法案，但國民黨立委無所不用其極地阻擋褔利法案，並聯合統派媒體唱衰台灣，就算政府再如何努力拼經濟？仍是巧婦無米難為炊。試舉一例：國民黨為了掌控選舉勝算，強推「中選會組織法」阻擋預算導致相關經濟社會褔利等法案預算不能通過）..（參見：，（中選會法擋路 百餘億預算難解凍－：九十六年度僅剩一個月，但今年度中央部會卻還有一百多億元遭凍結預算「卡」在立法院，藍軍揚言力推中選會案的動作，上述預算尋求解凍的阻力更倍增。.......下略）
延伸閱讀：錢坑法案為大選綁樁，把全民當提款機
泛藍通過十五項＜優惠特定族群＜逾兆錢坑＞法案！
錢坑法案 (眷村照過來~~~~)

請傾聽將軍遺眷的心聲！

泛藍擋總預算，軍購案，強推黑金法案，受害的是誰?

藍軍擋軍購案 害死國軍

這個陳水扁

by 台龍 2007/11/30

這個陳水扁？

這個陳水扁是不是當初冒生命危險，替美麗島被害者辯論，替台灣人民爭民權的律師？

這個陳水扁是不是當初為了台灣民主，結果他老婆被人用鐵牛車差點撞死？

這個陳水扁是不是當初拼了老命建設台北市，76趴施政滿意度，結果台北市市民還讓他落選，夫婦兩人落選當晚抱著痛哭的那個人？

這個陳水扁是不是當選總統後，自動減薪一半，替台灣人民八年來省下五千萬民脂民膏的那個人？

這個陳水扁是不是當總統後，台灣就沒有重大工程追加預算，追加工期，每年替台灣人省下不知多少千億稅金的那個人？

這個陳水扁是不是當選總統後，每天只要吃吃十幾個水餃，一碗牛肉麵就可以過日子的那個非常親民的總統？

這個陳水扁是不是當初中了一槍，說用『面色麗達姆』糊一下，還要拼命替台灣人打拼的那個？

這個陳水扁是不是當初為了替台灣人留下良好的政治典範，還把兒媳婦冒生命危險，叫回台灣生孫子的那個人？

我這個人比較記得別人恩，少記別人的怨。我是欠阿扁很多。

以革命的名義——紅色高棉大屠殺研究

by -二閑堂文庫

維一按：媒體二ＯＯ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報導，由聯合國支持在柬埔寨設立的法庭控告柬埔寨前紅色高棉國家主席喬森潘戰爭罪和反人類罪。據透露，七十三歲的喬森潘早些時候在金邊醫院接受治療後出院時被捕，他是第五位被捕的前紅色高棉領導人物。

先他被捕的還有前紅色高棉外長英薩利、社會部長英蒂迪、人民代表議會議長農謝和金邊S21監獄的負責人康克由。這四名紅色高棉領導成員都分別被以反人道罪行等提出起訴。

據認為在一九七五—一九七九年期間，由波爾布特領導的紅色高棉政權通過屠殺及強制勞動等手段殺害了一百五十多萬人，這一數字相當於當時柬埔寨總人口的五分之一。

喬森潘的自傳日前剛剛出版，他在書中為紅色高棉前最高領導人波爾布特進行辯護。喬森潘稱波爾布特是一位主張社會正義、維護柬埔寨不受外國影響的愛國者。他還否認紅色高棉推行飢餓政策，也沒有下令實施大屠殺。

喬森潘在書中聲稱，他當年擔任的民主柬埔寨國家主席團主席是一個虛職，沒有實權。

現刊載程映虹先生的文章如次，以饗關注紅色高棉那段歷史的讀者。


喬森潘是紅色高棉的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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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革命的名義——紅色高棉大屠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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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映虹


二十年前，紅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權被十萬越南大軍和自己倒戈的軍隊推翻。此後，有關這個政權血腥歷史的材料逐步公諸於世，主要見之於柬埔寨難民的陳 述、西方記者的採訪、學者的調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來的柬埔寨新政府整理公佈的材料。但是有關紅色高棉的歷史記載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主要因為紅色 高棉製訂和推行政策時的隱秘性，執政時國家的對外封閉狀態，以及其壽命過於短暫，並沒有建立起系統的檔案。然而，這種材料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研究的困難正 從一個特別的角度反映了柬埔寨革命的特點：它如同一場颶風，肆虐過後除了留下一片廢墟以外，沒有任何清楚的蹤跡可尋。

但是過程和細節的有待填補或充實，並不妨礙我們對這場革命的後果作出基本的判斷：這是一場以社會重構為目的的民族和種族的大屠殺。所謂民族屠殺，是以一九 七五—七八年紅色高棉統治時期總的死亡人口為依據的，雖然至今為止在這個問題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計，從保守的四十萬到有所誇大的三百萬。一般認為，一百萬是 一個可以接受的估計。然而對於一個當時人口在七百萬到八百萬之間的小國來說，即使一百萬也是一個難以想像的數字，它遠遠超出了許多國家在新政權建立後的政 治清算和鎮壓的規模，因此法國學者拉古特把柬埔寨的這段歷史稱為「自我滅絕的屠殺」。種族屠殺是指在柬埔寨的二萬越南裔全部死亡，四十三萬華裔死了二十一 點五萬，一萬老撾裔死了四千，兩萬泰裔死了八千，二十五萬伊斯蘭教徒死了九萬，這些數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應比例。

必須強調的是，有關紅色高棉大屠殺的調查最初是由西方新聞媒體和西方學者的工作所建立的，而現今有關這個題目的出版物也多來自於西方。不但如此，西方國家 還力主由國際法庭來審判紅色高棉。如果有人認為這反映了西方意識形態（例如冷戰思維、後殖民心態或國際霸權）的偏見的話，那麼筆者希望這種觀點不至於發展 到對大屠殺這個基本事實也表示懷疑的程度。

事實上，對紅色高棉的評價，在西方從一開始就有不同的聲音，例如美國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早在一九七六年就出過一本由康乃爾大學兩位學者撰寫的《柬埔寨—— 飢餓與革命》，認為西方媒體故意把紅色高棉的政策宣傳得毫無理性可言（主要指合作化、撤空城市和大規模集體勞動，當時大屠殺還沒有被披露出來），而在他們 看來這些是柬埔寨獨特的解決糧食問題的辦法。《每月評論》的編輯、左派理論家斯維奇在書介中說，柬埔寨革命的「全部意義就在於顯示了人類能夠克服最艱巨的 困難，但首先必須忍受烈火般的煎熬，從中錘煉出所需要的人類原材料和領導力量」。此外，在大屠殺的材料逐步披露後，以反體制立場著稱的麻省理工學院的喬姆 斯基表示他懷疑其真實性，因為這些材料的提供者都是反紅色高棉的難民。

筆者認為，以上觀點隨著國際上對紅色高棉逐步形成了比較一致的否定看法而事過境遷，值得討論的倒是美國一九七三年對柬埔寨的大轟炸所造成的後果。美國那年 在印度支那和越南簽訂停火協定以後，轉而把轟炸的重點轉到柬埔寨，企圖用轟炸在金邊周圍製造一個安全區，在五個月的轉炸中造成有些美國學者自己估計為三萬 到二十五萬人的傷亡。這場轟炸的後果一是使得大量農村人口（有上百萬）為躲避轟炸而逃進城市，加速了柬埔寨農村的崩潰，為紅色高棉在農村實行集體化創造了 條件；二是給人們留下了一個問題：究竟在現在所說的被紅色高棉屠殺的人口中，有多大比例應該算在美國的帳上。但一般而言，即使是柬埔寨人自己也不認為一九 七三年死於美國轟炸的人口能和紅色高棉四年統治時期的死亡人數相提並論。


一、構成大屠殺的因素

柬埔寨在一九七五—七九這四年中之所以會出現如此規模的殺戮，是由以下幾個因素形成的：第一，大規模的強制性人口遷移。一九七五年四月紅色高棉奪取政權進 入主要城市後，在三天至一週的時間裡將全部城市人口強制遣散出城，武裝押送到農村。由於這項工作完全缺乏相應的物質準備，甚至最終目的地都沒有確定，大量 的年老體弱者和婦孺死於飢餓、疾病和疲勞。此外就是對不服從強迫遷移的人和各類異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遷移過程中的有計劃的屠殺。

第二，政治清算和鎮壓。這是針對前朗諾政權的軍政人員，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務員，也包括朗諾政變前的王室成員（他們此時名義上還屬於民族聯合陣線）。處決的模式一般為用卡車將大量此類人員運至某個地點，然後或是用木棍毆打至死或是直接槍決。

第三，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倖存的從城市遣散的人員往往和農民一起被迫從事修築水渠、農田和道路的工作，由於經濟狀況的惡化，糧食和生活物資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這種強制勞動下死亡。

第四，內部清洗。紅色高棉從一建國就以肅清親越份子、克格勃間諜、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和新混入黨內的異己份子為藉口開始了內部清洗。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宣佈 的民族陣線的十三個領導人中，有五個在一九七七年的清洗中被處決，包括內政部長、兩任商務部長、新聞和宣傳部長、國家主席團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區的黨政 軍領導人被處決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一九七八年對被認為是親越派的東部大區幹部和軍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區的領導人塔莫負責，一次屠殺了近十萬名紅色高棉 的自己人。此外在金邊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審訊中心，代號S２１，主要用來審訊、拷打和處決黨內敵人。據估計，這個中心一共處決了兩萬人。


二、超過列寧和毛澤東：紅色高棉的目標

和二十世紀其他大屠殺不是為瞭解決種族、部落或者宗教衝突，而是為了徹底重構社會。這種徹底重構又是在它汲取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之後，企圖在革命勝 利之初就一舉解決所有現實的和被其他國家的歷史證明將來會產生的問題，建立一個比蘇聯、中國和越南都更為純粹的社會主義社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拒絕嘗 試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說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過渡時期，選擇了一條最簡單直接的道路：從一開始就用暴力大規模地、有組織地消滅一部分人口，以此來達成社會 改造。

然而，這條道路並沒有經過長期的醞釀和理論準備，而是在短短兩年中匆忙形成的。從紅色高棉領導人早期留下的文件，如喬森潘和英薩利在法國留學時的巴黎文獻 和波爾布特五十年代最早發表的《民主制還是君主制？》的文章，直到紅色高棉奪取政權前一九七Ｏ和一九七一年黨內兩次整風學習的材料中，我們都看不出有任何 為奪權後系統而血腥的社會改造所作的安排或者暗示，基本上是只重複實踐由中國和越南共產黨所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

一九七三年五月開始，在柬共控制的一些地區開始了集體化運動，這是明顯超越了當時所謂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質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規模上實行農村人口遷移， 強制把人口集中到由柬共控制的地區去加入合作化，為強制遷移甚至放火燒燬原來的村莊；關閉佛教寺廟，強迫僧人參加農村勞動；實行統一服裝制度，一概穿黑色 農民裝；以及實行農村公共食堂制等等。

從歷史的演變來看，一九七三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轉折點。柬共領導層拋棄了漸進的民族民主革命路線，以在它控制下的農村開始實行的直接過渡為起點，制訂了一個 在最短的時間內用暴力徹底改造社會的綱領。然而和俄、中、越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相比，柬共在上台以前不但沒有一個較長的、相對獨立的發展時期，更沒有一個較 充分的對自己國家和社會的理論分析、討論甚至爭論的過程，在由於美國撤離印度支那而迅速到來的掌權時機面前，整個黨的理論素養和政治經驗遠遠沒有達到那些 大黨在奪權時的水平。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說：柬埔寨的案例體現了一個極其粗糙的理論和一場國家規模的實驗之間的鴻溝，紅色高棉是一個匆促建立的體制，「匆促 到了根本無暇去瞭解和關心柬埔寨社會的地步，一切先於這個體制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須被摧毀或是至少必須被徹底改造的」。

然而歷史的諷刺是，正是這樣一個最缺乏掌權準備的黨卻提出了一個要一舉超過所有其他革命的最革命的綱領，正如柬共第二號人物英薩利一九七七年所說：「高棉 革命實驗沒有任何現成的模式。我們正在做的是歷史上從來沒有先例的。中國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適用於我們。」當一九七五年九月份一些在國外學習的柬埔寨知識 份子回國時，看到的口號是「組織勝過了列寧，超過了毛澤東」。負責接待他們的高級幹部對他們介紹說，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廢除貨幣。他說：毛澤東 說文化大革命還要進行多次，但是後來停下來了，而我們每天在搞文革。他特別提到中國還在用錢，私人還可以養家禽，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國在柬埔寨的 專家被認為是變「修」了，因為他們不但有工資，而且把錢省下來回國時在海關上買電器或縫紉機帶回家。有一次中國專家問柬埔寨人一個新修的水壩花了多少錢， 柬埔寨人半不滿半驕傲地說：「這是人民修的，我國不用錢。」尤其是中國人（越南人也是如此）還各家分別吃飯，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實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據 這些對比，柬埔寨幹部認為：「我們的制度比中國人的優越。」

可以認為柬共是汲取了國際共運中所謂「右」的教訓，企圖把當時最左的中國都沒有解決的問題在柬埔寨從一開始掌權就立即全面徹底地解決，不但「跳過過渡階段 立即進入社會主義」，而且是進入共產主義，以此為泰國、印尼和緬甸等國革命建立一個不同於中、越的模式（紅色高棉當時認為東南亞革命形勢已經成熟，柬埔寨 將成為新的中心）。這就是所謂「柬埔寨特色」。這是一個在革命勝利的第一天就徹底重構社會的模式，其開始付諸實行是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即紅色高棉進入 金邊的當天）在各個城市進行的大遷移。當時，紅色高棉對城市居民和難民宣佈的理由：一是美國可能的轟炸，二是城市糧食的短缺。這一直是紅色高棉官方的解 釋。直到一九七七年九月波爾布特才承認撤空城市是為了「安全原因」，即摧毀那些反革命組織的活動基地。這項決定是在進城兩個月以前就作出了，但卻對相當高 級的幹部都嚴加保密。這種保密使得一項涉及到兩百萬人的大遷移事先毫無物質準備，幾十萬人的死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日（紅色高棉進城一個月後），金邊召開了紅色高棉全體高級幹部會議，在會上第一次向全體幹部公佈了中央進城後的各方面政策。這次會議沒 有留下任何文件（至少至今為止沒有發現），現在瞭解的內容主要是依靠出席者，尤其是那些後來和紅色高棉決裂者如韓桑林（前紅色高棉將領，後投奔越南並成為 一九七九年建立的新政權領導人）等人的記憶拼湊起來的，其要點是：撤空城市；廢除貨幣；關閉佛教寺院，把僧侶趕下去從事農業勞動；處決所有朗諾政府領導 人；在全國建立高級合作社，實行集體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趕出柬埔寨；派軍隊去越柬邊界準備作戰；等等。有的出席者還說廢除學校和醫院也在其中。韓桑林的 回憶部分和這些內容相合，並且補充了廢除貨幣是與廢除市場和私人財產同時進行的；另外，他還說把人劃分為「充分權利者」和「候選者」（下詳）也是在這次會 上宣佈的。值得重視的是農謝（紅色高棉主要領導人之一）在第一天的講話中強調了「嚴密甄別」的原則，根據與會者的解釋，這就是說在實行這些政策的過程中可 以隨時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對者和不滿者清除掉，不要把他們留在新社會。


三、以大屠殺為代價的社會重構

紅色高棉社會重構的基礎首先是從肉體上消滅一部分政治敵對份子，把他們清除出社會。根據波爾布特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廣播的（當時他本人在中國訪問）宣 佈柬埔寨革命是「社會主義」的重要講話，總人口中有百分之二是「反革命份子」，這個數字約十四萬人。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對社會上政治敵對份子鎮壓的高潮已經 過去，但仍然有這麼大比例的敵對份子有待鎮壓，可以想像從一九七五年四月到一九七八年底越軍進入金邊為止，以「反革命份子」為罪名被處決的人口之龐大。

除了把「反革命份子」從總人口中清除出去，紅色高棉獨一無二的政策是公開把柬埔寨人口劃分成享有不同權利的兩部分。在掌握政權後，它把原來生活在紅色高棉 控制下的鄉村農民稱為「舊人」或「根據地人」，意為他們已經參加了革命，那些由城裡遣散下鄉的稱為「新人」或「四月十七日人」，意為在紅色高棉進城後被接 收的人。這兩者原則上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給，前者還負責對後者的改造和監督。

除了根據城市和鄉村來劃分人口外，另一個分類是把人口分為「充分權利者」和「候選者」（意為權利不完整者）。後來又從這兩個類型中進一步分出亞類型。「一 級完全權利者」是親友中過去沒有人為朗諾政權工作只有為革命服務的；「二級完全權利者」是親友中既有參加革命又有人在朗諾政權那裡的；此外還有「三級完全 權利者」，其具體界限不太清楚。而「候選者」也劃為兩等，第一類是有親友為朗諾政權服務，但多數是一般人，有些間接為革命服務過；第二類是完全沒有親友為 革命做過事的。

通過對社會階級級結構的這種人為組合和劃分，紅色高棉實際上是恢復了南亞社會的種姓制度。「公民」並非人與生俱來的權利，而成為社會中一個特殊的等級，同 時通過把各種異己份子或僅僅是沒有積極地參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的範疇，使得隨意迫害和剝奪他們的生命權有了「合法」的理由，他們的大量喪生也就不值 得大驚小怪了。雖然總的來說，紅色高棉主要是利用這些「賤民」來從事艱苦勞動，但同時也對他們進行思想上的「再教育」，而這種再教育在方式上也像整個柬埔 寨革命一樣，具有最直接、最粗俗的特點。一些倖存的「四月十七日人」回憶說，在每週兩次由紅色高棉人員或「根據地人」召集的「生活方式」會上，總是重複這 樣一些問題：「你和革命一致了嗎？你還在想念你的個人財產嗎？你勞動時是真的感到愉快還是只好去幹？你還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嗎？」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據地人」和「完全權利者」也僅僅是在紙面上享有比前者完整的權利，加上他們可以對前者實行群眾專政、至於在紅色高棉面前他們照樣是 沒有任何「完整權利」可言的。例如實行集體化以後，他們沒有離開原來村莊的自由，所有財產都被剝奪，私藏糧食查出後要被處死刑。隨著經濟形勢的惡化，他們 集體食堂的飯鍋裡也和他們專政對象的一樣，都只有糠皮。

經濟上，紅色高棉的目的不但是廢除商業和其他在正常社會形態下的各種經濟和服務行業，而且是要建立一個以大米生產為全部基礎的自給自足的農業國，靠大米出 口來建設國家。波爾布特強調一個「快」字，他說：「我們和他們（他指的是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不同，我們比他們更快。」掌權以後，紅色高棉先是提出了每公頃 產三噸大米的指標，而過去柬埔寨平均每公頃只有一噸。後來在一九七六年八月正式宣佈了「四年計劃」，政治思想被看作是最有力的槓桿，如一個幹部所說：「當 一個民族被政治覺悟喚醒時，它能做到一切。我們的工程師辦不到的，人民能辦到。」他後一句話指的是知識份子受到物質和技術條件的束縛，反而不如普通人有魄 力。波爾布特就曾經自問自答道：「我們能達到這個指標嗎？答案是我們在任何地方都能，證據就是我們的政治運動。」

當時，大量城市居民被遣散下鄉的經濟考慮，也就是他們可以被用來當作無償農業勞動力使用。柬埔寨西北地區是主要產糧區，這項工作很大程度上要由一百萬萬被 遣送到這裡的「四月十七日人」來承擔。在兩年艱苦的開荒和修築水渠的勞動中，大量人口因過度勞動、飢餓、營養不良和疾病而死亡。當勞動力大量減員的消息上 報到金邊時，領導層往往遷怒於「階級敵人」搗亂，於是又展開在監工的紅色高棉內部的清洗和對被懷疑的「四月十七日人」的處決。同時，由中央制訂的指標成了 政治任務，完成不了就要向地方幹部問罪，這就迫使紅色高棉基層幹部把「四月十七日人」和農民驅使到極限。以徹底改造國家經濟結構為目的的「每公頃三噸」和 「四年計劃」就這樣成為了大屠殺的又一個組成部分。

歷史證明，在社會上實行恐怖專政的政權，或遲或早也會在統治集團內部實行這種專政。因為當有組織的恐怖成為慣性和構成體制的要素時，它必須為自己找到一個 有組織的目標，而社會和個人的原子化便使得唯一有組織的統治集團自身成了這種專政的對象。大規模的鎮壓和屠殺成為紅色高棉新建立的社會結構中的重要一環之 日，也就是定期清洗成為其黨內秩序的一部分之時。波爾布特的理論是搜尋和消滅「細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當S２１的審訊檔案越積越高時他召開了一次「學 習會議」，說：我們還不能確切地知道它究竟在那裡。病源必須要暴露出來才能被檢查。因為人民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熱量還不夠……我們在黨內搜尋細菌的工作還沒 有成果。他們埋得很深。然而，當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前進時，他們滲入黨、軍隊和人民的每個角落。我們會找出這些醜惡的細菌……但如果我們有片刻的耽擱，這 些細菌就會造成真正的危害。……根據我們十年來的觀察，很清楚，敵人根本沒有消失，因為他們不斷地進入黨內。但他又保證說，這些「細菌」最終都會被揭露出 來，因為「黨有著像菠蘿那麼多的眼睛」。

紅色高棉內部清洗的特點是其涉及面廣泛到了以某個地區的全部政權組織、軍隊甚至總人口為對象的程度。在前述一九七八年對東部地區的清洗中，中央提出的口號 是這個地區的幹部、軍人和平民是「高棉人的身體，越南人的心」。結果在六個月中處決了十萬人，佔當時全國人口的七十分之一至八十分之一。這種大規模的處決 已經不是為瞭解決黨內一部分人的問題，而是要把整個一塊地區通過消滅很大一部分原有人口而達到政治上的純潔。


四、紅色高棉在二十世紀革命史上的地位

筆者認為，能否理解紅色高棉四年多的執政史是對於人類理性的挑戰。這並非說這裡有甚麼值得反覆探討的學術難點，而是從根本上說，人類理性有沒有認識和解釋 這個空前荒謬和空前血腥現象的能力，它是否超出了人類理性認識自身歷史的極限。我們有一個種族主義理論來對納粹的種族滅絕政策提供基本解釋，但我們有甚麼 理論能滿意地解釋一個政權在短短四年中關起國門，發明出各種莫須有的罪名，用最原始的暴力手段來滅絕自己民族幾分之一的人口呢？

這裡只是想提出這個問題供有心的讀者進一步思考，筆者自己同樣深感困惑。或許回答這個問題需要諸多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共同努力，而歷史學只能起到一個收 集材料，為這個體制的演變提供基本線索的作用。因此我想在提出這個形而上的問題之後再回到形而下的範疇，從二十世紀革命史的角度探討一下紅色高棉的地位。 或許這個角度能為上述問題再提供一點間接的線索。

西方學界對紅色高棉到底是一場甚麼性質的革命有不同的認識。一種觀點說它是「一場徹底的農民革命」，是農民起義者對城市的報復，其暴力行為並不來自於波爾 布特和喬森潘的思想，而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農民×義壓倒共產主義的結果。而且即使是柬共領導人自己也是充滿農民浪漫主義的小資產階級。但很有影響的 《波爾布特體制》一書的作者柯能根據他所作的五百個採訪資料認為，即使是農民也不能在這個體制下生存，紅色高棉的農村政策是以犧牲小農為代價的，它摧毀了 柬埔寨農民千百年來賴以生存的三個要素：家庭、土地和宗教，把他們直接束縛在國家權力之下，實際上是建立了一個「契約奴農業國」。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自己 的觀點。現任首相、原紅色高棉高級幹部洪森的《柬埔寨一百三十年》今年四月剛剛出版了中文版（在新加坡和柬埔寨發行）。根據四月五日香港出版的《亞洲週 刊》的專題報導，洪森認為「中國文革的思想根源是毛澤東思想，波爾布特的思想根源於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實踐，但也證明是失敗的」。在洪森訪問 北韓以後，他對紅色高棉路線的產生根源有新補充，認為波爾布特思想中超過毛主義的東西源於北朝鮮。

筆者認為紅色高棉無疑屬於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革命這條線索，但卻是這個革命的極端時期——俄國革命到一九三Ｏ年代末為止，中國革命到一九七Ｏ年代末為止，和 古巴革命到一九六Ｏ年代末為止——的繼承。本來這三次革命的社會重構就有一個加速度的趨勢，一個比一個早，一個比一個快，一個比一個激進。而紅色高棉則是 它們的縮微版和強化版。其證據是：紅色高棉在兩三年裡就把上述要在最短十年、最長三十年的時間裡走完的重構社會的革命歷史過程一蹴而就。例如：它幾乎沒有 土地改革，直接進入了集體化，而在蘇聯和中國，集體化是奪權多年後才實行的；它開始實行「四年計劃」也比這三個國家早得多；在這三個國家（特別是蘇聯和中 國），大規模的黨內鬥爭和清洗是奪權政權十多年後才有的，而紅色高棉則幾乎是一進城就展開了。

然而，這種時間上的大大縮短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紅色高棉政策的極端性。說服、教育、限制、利用、改造和贖買等等這些具有「過渡時期」特徵的政策在民 柬是基本看不到的，唯一的手段就是「組織」的指令和AK47衝鋒槍。很多研究者指出，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成為貫徹政府號召的主要手段的動員大會或者群眾遊 行等等，在柬埔寨也很罕見，紅色高棉甚至覺得這些都是累贅了。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三個革命中，作為社會基本單位的家庭雖然從觀唸到形態上都受到了 極大的改造，但其基本結構還在，家庭沒有被廢除。而紅色高棉把廢除家庭作為重構社會的起點，在奪取政權以前就實行了，奪取政權後在全國推廣，合作社和各種 強制勞動組織成為了社會的最基本單位，一個家庭的成員按照性別和年齡被分進不同的組織，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開。男子三十二歲、女子二十五歲以下不准結婚。 廢除家庭的另一個重要形式，也是實行得最徹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公共食堂的意義決不僅僅是坐在一起吃飯，而是消滅社會生活的私人空間。紅色高棉把廢除家庭 進餐看成最能體現柬埔寨革命創造性的成就，其幹部這樣說：甚至中國都還保留著這個「資本主義的結構」。

在高度集權方面，紅色高棉不但毫不遜色，而且也有自己的特色，這就是家族政治。柬共兩個最高級領導人波爾布特和英薩利是連襟，他們從巴黎留學時期就結成了 政治同盟。革命的「親戚關係」使得高級領導人的家庭成員遍佈各級領導職位，最有代表性的是被一些中國大陸媒體稱為最「善戰」、「威嚴」、受下級「敬畏」的 紅色高棉西南大區領導人獨腿塔莫。此人不但因血腥清洗東部地區而有「屠夫」之稱，而且把自己家庭的幾乎所有成員都安排進自己控制的西南區（個別的進入金邊 地區）黨政軍要職，包括他的兩個姻親（地方區一級黨組織領導人），四個兒子（從工廠黨的書記到軍隊師一級指揮官），五個女婿（從地方省一級的書記到金邊唯 一的波成東機場司令），五個女兒中一個是Tram Kak區的書記（這是紅色高棉的樣板區，其書記原來由這個女兒的丈夫擔任），另一個也是某個醫院的院長。正是這種家庭權力網使得塔莫得到另一個綽號：「塔 莫大爺」。

紅色高棉在讓社會其他成員廢除家庭的同時，卻把自己家庭的功能發揮到了和政權結構相等的程度，這不僅僅是出於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而是在紅色高棉用如此血 腥的手段建立起來的體制中，血緣關係成了唯一能信任的關係。「屠夫」塔莫是紅色高棉堅持到最後的將領（一九九九年四月落網），這是因為他屠戮太多，無法回 歸社會，但他能堅持到最後或許也說明了其家族權力網的有效性。

有意思的是，一九七八年秋，在紅色高棉政權只剩下兩三個月的壽命時，黨內討論過實行「改革」，其措施是從教育開始。部分小學重新開放（有材料說「四月十七 日人」的子女仍然沒有權利入學），幾百名西方留學回國的知識份子在或殺或關之後此刻剩下了十五人，他們接到命令去辦一所技術學院，招收三百名十—十六歲的 學生。此外甚至還考慮過恢復使用錢。紅色高棉以為歷史還會給他們一次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機會，讓他們再創造一次奇蹟，在四年內從民族災難走到「改革開 放」。但他們錯了。柬埔寨社會被他們摧毀到了已經無法在他們手中重建的地步，柬埔寨人民寧願接受一個由越南人扶植起來的、起碼可以讓他們家庭團聚的政權。 紅色高棉曾經自認為承擔了在一場世界範圍內不斷加速的革命中最後衝刺的任務，結果卻是一頭栽進了以上百萬同胞的白骨為陪葬的萬丈深淵。


原載《二十一世紀》一九九九年六月號·第五十三期

活捉支那女憤青

by 草庵居士


很多人都想移民美國，但相對而言，在美國謀生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多年來，我看過來自中國的博士在餐館做服務生的，也見過中國教授出賣體力賺取微薄薪金的。儘管他們這樣忍辱負重，我還是非常的敬佩他們。 　
　
很多美國人不理解他們為什麼移民美國，其實這些學者教授有自己的信念，這種寧可受苦也要離開中國的決心不是一時的衝動，因為他們比美國人更瞭解中國，他們知道他們追求的是什麼。 　　

多年前，我在洛杉磯托倫斯市的一家餐館吃飯時遇到一位國內著名醫科大學的系主任、博士生導師。我很奇怪他為什麼要移民美國，要在這裡打工。他說了一句話讓 我很吃驚：「我在大學當系主任，我的同學中有一半成了百萬富翁，另一半進了監獄。我四十多歲離開中國，為的是我和家人有個安定的生活和晚年。我上山下鄉什 麼苦都吃過，目前的美國工作不過是過度，三年之後我就會恢復我以前的生活水準。」 　
幾年過去了，我沒有再見到過他，但我相信他一定會找到合適的工作，同樣會生活得很好。 　　

同樣是數年前，在洛杉磯加州大學河邊分校旁邊開設有一家中餐館。
曾經有一段時間因為生意的關係我經常到那裡，幾次去那家餐館吃飯。這家餐館有位女服務生，第一次吃飯就熟悉了，她告訴我，她先生在這裡讀博士，她帶著孩子伴讀。
她很幸福地告訴我說，她先生很優秀，拿的是最高的獎學金，養活她和孩子沒有一點問題，她出來到餐館打工，為的是讓孩子到好的私立學校讀書。他們來美國不但沒有花自己一分錢，而且還可以在獎學金中節省一點錢寄回中國，救濟她在省城的父母。 　　

有一天，我和一位韓國朋友及另一位曾在中國學習中文的美國經濟學者到這家餐館吃飯。
吃飯的時候我們談的主要話題當然是經濟問題，特別多的談到了中國的經濟問題和政府管制的問題。這位女服務生正在服務的過程中聽到了我們的談話，就 插話對我說：「你怎麼這麼說中國，你不能和外國人講點中國的好處嗎？」我笑說著說：「我們在談經濟問題。再說，在這裡，你是外國人，我們是本國人。」 　

女服務生有些不高興，但我並沒有在意，繼續談我們的話題。但沒過多久，這位女服務生又走過來說：「你還是不是中國人，你怎麼說個沒完了，剛都提醒 你了，你怎麼還罵中國？」對我說完，馬上就轉過身對我的朋友們講：「你們不要聽他胡說八道，我來告訴你們中國的真實情況！」 　　

當時，我聽了就有些不滿，但我仍笑著對這位女服務生說：「我們在討論問題，這裡沒有你的事，你怎麼這樣對待客人？」女服務生聽了我的話很憤怒： 「我就要反駁你，你在污衊中國！中國不好，我們怎麼能出國讀書？美國總統克林頓讀書的時候都吃不飽飯，很多美國人沒錢讀書！現在中國人怎麼就上不起學 了？」
我一聽就火了，我問她：「你先生讀書時美國人給你的錢還是中國政府給你的錢？還是你自己賺來的錢？美國人讀不起書，上不起學，怎麼還給你一個外國人獎學金讓你們來美國讀書？你怎麼連這個簡單的道理都不明白呢？」

女服務生聽了當然是不服氣：「因為我先生優秀，美國人才給獎學金！」 　　我見她越說越沒有道理，就對她揮了揮手：「趕快忙你的去吧，這裡沒有你插話的餘地，我沒有請你參與我們的談話。」女服務生聽了火氣更大，大聲地說：「我就要制止你污衊中國！」 　

　餐館老闆看這裡發生了糾紛，過來叫走了女服務生，並對我們道歉。

　　本來事情到了這裡就應該結束了，但沒想到，沒過多久，這位女服務生怒氣衝衝地又走了過來，大聲地對我和韓國朋友說：「你們還是中國人嗎？到了美國就罵生你養你的祖國！我今天就是不干這個工作了，我也要和你們說清楚！」 　　

這時，我非常生氣，就對她說：「你不要在這裡喊叫，我們是私人會談，沒有邀請你，你必須要走開，否則我會叫警察來。」女服務生當然是不甘示弱：「隨便你叫警察，誰來也不怕！難道美國就不讓人說話了嗎？美國不是民主國家嗎？」 　

　我沒有理會她，馬上就掏出手機報警。大約五、六分鐘後，警察趕到了。我們將情況講過之後，警察又詢問了女服務生和餐館老闆，然後要求女服務生道歉，而且不得再與我們講話，要距離我們超過五英呎，不得再靠近我們。 　　

女服務生態度依然強硬，堅決不肯道歉，警察耐心地要求她道歉，餐館老闆對她說：「你不道歉，你馬上走人。」 　　
女服務生聽了之後立刻用手將吧檯上的酒杯推到地上，對著我們餐桌高聲尖叫起來：「這是什麼民主國家！你們這幫中華民族的敗類不得好死！」 　　

曾經學過中文的美國經濟學者不知道是不理解還是不清楚這句中國女人經常罵人的話，馬上就站了起來對警察說：這位女士剛才用死亡威脅我們，她已經涉嫌觸犯了刑法，我們要求對她進行公民逮捕。

　　 警察只聽到了女服務生的高聲尖叫，但不知道她在喊叫什麼，就詢問其餐館老闆，餐館老闆不敢直接翻譯，就推托英文不好，自己無法翻譯。但這位女服務生自己沉 不住氣，氣呼呼地對警察用英文說：「我就是要他們非正常死亡！」警察一聽當事人如此講，馬上就掏出手銬逮捕了這位女士。 　　

這位女士掙紮著，連哭帶喊：「憑什麼抓我！我連說話的權利都沒有了？我就咒他們死！中國就是好！」 　　

當然，這件事情的結局是這位女服務生被逮捕入獄。原因很簡單，首先她不得侵犯別人的權利，她也無權限制別人的言論自由。而威脅她人非正常死亡已經有了犯罪的意圖，況且她將餐館的酒杯推到地上摔碎就已經有了暴力的舉動，這些無疑已經威脅到了別人的人身安全。

　　事後，我經常反思這件事情，事實上，有很多旅美華人都有這樣的思維和言行，這是一個非常普遍的事情。我很奇怪是什麼樣的教育讓他們變得如此無知和自大。難道對中國只能用讚美的詞彙？中國就不能批評了嗎？ 中國真的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