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22日 星期六

美民調:多數美國人認為應支持台灣入聯

by 中央社 2007/09/21

美國佐格比國際公司今天公布最新民調資料顯示,有百分之五十五的美國民眾認為聯合國應該讓台灣成為會員;而如果台灣人民通過加入聯合國的公投,百分之七十的美國受訪者認為,美國不應反對台灣這項訴求。

這項由台灣政府委託進行的電話民調顯示,大多數美國民眾認為,美國應支持台灣現正推動的加入聯合國活動。這項民調結果已公布在佐格比的網站上。

民調結果顯示,有百分之六十一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政府應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的訴求,如同美國近來對科索沃的支持。

有百分之五十二的美國民眾認為,美國應該反對中國對台灣入聯的立場,幫助台灣贏得聯合國會籍。

百分之七十二的美國受訪民眾也表示,在決定是否給予個別國家席次時,聯合國對所有國家應平等對待,不能有歧視的行為。

另外,有百分之八十一的受訪美國民眾認為,在參與聯合國的議題上,美國應尊重每一個國家基於民主與自決原則爭取成為會員的權利。

數據顯示,針對美國是否應該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問題,自由派人士較保守派人士顯示出更為強烈的支持態度。在自認屬於高度自由派的人士中,有百分之七十七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應該支持台灣入聯,自認屬於高度保守派的受訪者當中,有百分之五十二表示支持。

對於美國是否應該反對中國有關台灣入聯立場的問題,高度保守派人士當中有百分之七十二認為國應該幫助台灣,高度自由派人士支持的比例占百分之四十八。

民調並顯示,對台灣越熟悉的美國受訪民眾,越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而男性較女性更傾向支持這項行動。

這項以「美國公眾對美國與亞太國家關係及台灣加入聯合國的看法」民調,是由行政院新聞局委託美國佐格比國際公司進行,該調查機構在方法、經驗和數據資料庫方面均享有盛名。

民調進行時間為九月六日至九月十日,全美隨機抽取一千兩百零五名十八歲以上成年人為對象,正負誤差為百分之二點九。

(中央社記者蔡蕙如華盛頓二十一日專電)

國家認同

by 阿楷

有許多人認為國家認同是意識形態之爭,卻忘記了我們對台灣國家認同是用來生存的。 (by 阿楷)

聯合國點名簿上的異動(下)

by 慕容理深 2007/09/16


聯大第2758號決議文,英文版
Source:United Nations


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沒)改變什麼?

聯合國大會於1971年10月25日通過第2758(XXVI)號決議後,聯合國的會員名單並未出現變化。對國際社會而言,這是理所當然之事。為什麼?這得先從聯大第2758號決議講起。

大會決議
二七五八(二十六).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

大會,

回顧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考慮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利對於維護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組織根據憲章所必須從事的事業都是必不可少的,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第一九七六次全體會議。

從1971 年以來,我們的官方說法,包括教科書在內,皆曰「我國退出聯合國」。然而,聯大2758號決議文所說的卻是「驅逐」「蔣介石的代表」。換言之,聯合國大會與各組織中那個屬於「中國」的座椅沒動,只是換個「合法代表」去坐而已。即使「蔣介石的代表」代表早一步宣布「退出」,但由於大會認定「蔣介石的代表」在聯合國「非法佔據」了中國的席位,所以,其宣布的「退出」並無效力,也未影響到「中國」的席次與權益。

雖然聯合國憲章第23條上使用「Republic of China」一詞,但是從聯合國成立以後,這個 Republic of China 主要以「China」之名出現在聯合國文件上。例如在聯合國第六號決議文(1946 年1月1日)裡,中、法兩國各自被稱為 China 與 France,而非 Republic of China、Republic of France。Republic of China 也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也罷,均以「China」之名出席聯合國會議。聯大2758號決議所處理的問題是:「China」該由誰來代表,而非「哪一個China該留在聯合國」。因此,該決議在決定「誰」代表 China 的同時,也無異於追認:在1949年,「中華民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而消失於中國。這也是為什麼該決議文使用「蔣介石的代表」而非「中華民國的代表」。打個比方來講,這種情形就像有個「廟宇協會」開會決定說:啊,二十年來我們一直都搞錯,現在那個廟公才是正牌的,老早就被掃地出門的那個廟公是冒牌的。

國家政治體制發生變化並不影響其聯合國會籍。例如,葉門從王國改為共和國,仍在聯合國中保有Yemen之席次。在某個層次上, Russian Federation 之繼承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會籍亦為一例。假如在1991年時,有個蘇聯將領負隅頑抗,堅持由莫斯科政權所統治的 Russian Federation 是「叛亂集團」,並跑到某地堅持蘇聯「正統」,而國內外大多數人承認莫斯科的新政權,那麼,在此情況下,即使原蘇聯代表跟那位將領是一掛的而繼續想在聯合國當他的「蘇聯代表」,Russian Federation 所派出的代表還是會被認為有權利坐上前蘇聯的席位、並且把那位「蘇聯代表」擠出會場。

俄羅斯之取代蘇聯席次的安排也頗似以前英、法兩國失去殖民地時的情形。從英、法殖民帝國獨立出去的國家在建國之初即申請加入聯合國,而英法兩國在一次次的領土範圍縮小後,依然安坐於他們在聯合國與安理會的原有席位上。這種保持主體席次不動的情況亦見於非屬「殖民地」的案例,例如在新加坡獨立後,馬來西亞依然保有其席位。相反地,在國家分裂之後,在「誰也沒資格代表原國家」被普遍(尤其是被當事國)認可時,原國家的席次就被取消,而新成立的國家則各自以新會員的姿態加入聯合國(例如Czechoslovakia 、Socialist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重返」?以「中華民國」之名?

至於所謂「重返」,在本文上篇所提及的印尼與敘利亞,他們的代表團離開聯合國後,其席位在聯合國即跟著消失。聯合國再次接納他們的代表團後,他們的的代表所坐的仍是原來的座位:這種情況下,他們算是「重返」聯合國。就敘利亞而言,聯合國官方如是說:

On 13 October 1961, Syria, having resumed its status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resumed its separate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至於印尼的情形則是:

By telegram of 19 September 1966, it announced its decision "to resume full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o resume participation in its activities".

On 28 September 1966, the General Assembly took note of this decision and the President invited representatives of Indonesia to take seats in the Assembly.

以先前我們所提的廟宇作比喻,「退出」與「重返」的不只是廟公,而是整座廟。

聯合國大會在第2758號決議所認定的是中華民國於1949年消失於中國,而中國的席次則未消失,而當時被驅逐的是「蔣介石的代表」而非「我國」。因此,我國根本不可能「重返」聯合國。既然蔣介石早已作古,就再也沒有「蔣介石的代表」可以「重返」聯合國。所以,如果我們說我們要「重返」聯合國,恐怕有人會笑說:活見鬼。

由於聯合國歷史上從未有會員國的主權範圍等於台灣,因此,我們只能申請「加入」聯合國。至於名稱,本文中篇已指出,其決定權在我們。我們若像國民黨所說的那樣要以 Republic of China之名加入,除非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放棄「one China」政策,而像葉門、剛果、兩德、兩韓之例同意,否則根本是在惹麻煩。更何況,聯合國憲章上的「Republic of China」被認定為等同於現在由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代表團所代表的 China,所以我們更不可能使用「中華民國」之名,除非「反攻大陸」的白日夢成真。而從台灣自己的觀點出發,顯然沒有必要再去跟人家鬧雙包案而遭各國人士白眼以對吧?!相反地,若使用 Taiwan 為名,他國在法律上根本找不到任何站得住腳的理由可以反對我們。

其實,在聯合國會籍的議題上,不管我們用什麼名稱,中國都反對。聯合國會員必為主權國家,在這點上,它跟國際奧委會等國際組織有根本性差異。聯合國憲章第4條有言: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is open to all other peace-loving states which accept the obligations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 Charter and, in the judg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are able and willing to carry out these obligations.

本文上篇以來所檢視的所有例子無一違反此原則。一旦我們具有聯合國的 membership ,我們這個member就是被大會公認為「a state」;因此,對於聲稱台灣為其一省的中國而言,這個member不論用什麼名字,都不應該存在。只要我們能突破中國的封鎖而進入聯合國,根本沒有任何國家可以限制我們的名稱,除非我們要去使用別人家的國名或其一部分。因此,「用什麼名稱」根本是個從屬於「要不要加入」這個主議題下的次議題,而國民黨所謂「彈性務實」的說法則是模糊議題優先順序後所投射出來的幻影,跟「返聯」一樣虛妄,一樣地是眛於國際法、現實、歷史而自欺欺人的政治修辭。

聯合國點名簿上的異動(中)

by 慕容理深 2007/09/14

When we take away the right to an individual name,
we symbolically take away the right to be an individual.
Erica Jong


改名、正名

從南斯拉夫到塞爾維亞:拆夥、更名

在2000年11月加入聯合國的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經由憲法程序改名為 Serbia and Montenegro,該國在聯合國會籍上的名稱亦隨之改變。

由於Montenegro 在2006年5月所舉辦的公投決定獨立建國,Serbia and Montenegro 乃無以為繼。就在 Montenegro 正式獨立那一天(同年6月3日),Republic of Serbia (當然不可能再自稱為 Serbia and Montenegro )總統致函聯合國秘書長,通知聯合國,在Montenegro 獨立後,原先Serbia and Montenegro 之席次由 Republic of Serbia 繼續保有。自此,聯合國會員名冊上的 Serbia and Montenegro 改為 Serbia。至於新成立的Montenegro,聯合國大會於6月28日正式通過這個第192個會員之入聯案。顯然,塞爾維亞從上世紀末期的戰爭中學到:既然人家想獨立,何必強留。

從蘇聯到俄羅斯:更名、繼承

塞爾維亞走了好長的一段路才達到俄羅斯早就抵達的地方。作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的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1991年解散後,新成立的 Russian Federation 總統 Boris Yeltsin (葉爾辛)在該年耶誕節前夕通知聯合國,前蘇聯在聯合國所有的席位,包括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職權,全部由Russian Federation 所繼承,而由前蘇聯所分裂出去的各國對此亦表支持。


白俄羅斯:正名

原本在加入聯合國的 Byelorussia 於脫離蘇聯(1991)後,把從沙皇時代就被俄國人強加在自己頭上的 Белоруссия 改回 Беларусь,而英文名稱也從 Byelorussia 更改為Belarus。與其說這是「去俄羅斯化」,倒不如說這是「去殖民化」。


從馬來亞聯邦到馬來西亞:因國家範圍擴大而改名

在1957 年加入聯合國的Federation of Malaya 由於在1963年接納 Singapore、Sabah (North Borneo)、Sarawak之加入聯邦而改國號為 Malaysia,該國在聯合國的會籍名稱亦隨之變更。(Singapore 在兩年後宣佈獨立,並加入聯合國)


坦尚尼亞:國號簡化

Tanganyika 與 Zanzibar 分別在1961年與1963年加入聯合國。兩國在1964年4月合併為 United Republic of Tanganyika and Zanzibar ,兩國的聯合國席位隨之併而為一。同年11月,該國把 Tanganyika 與 Zanzibar 融合為一字,變更國號為較簡短的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從這些例子來看,非洲人跟馬來人比中國人彈性靈活多了。


ROC、薩伊、剛果:同名、改名、復名

在1960 年有兩個「剛果」在同一天加入聯合國。兩者於同年分別脫離比利時與法國的殖民統治而獨立,正式國號均為 République du Congo,英文名稱為 Republic of the Congo,簡稱 ROC。似乎,非洲剛果人比亞洲 PRC 與 ROC 之中國人的包容性大許多。

如何區別這兩個同名的國家?為方便起見,國際上以加註首都的方式解決,簡稱它們為 Congo-Kinshasa(Kinshasa 舊名為 Leopoldville)、Congo-Brazzaville。聯合國在處理這兩國的會籍時亦採類似方式,而在1480號與1486號決議文中分別使用 Republic of the Congo (Leopoldville) 與 Republic of the Congo (Brazzaville) 之名號。

為避免同名所帶來的困擾, Congo-Leopoldville 在1964年改名為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次年, Mobutu 將軍發動政變取得政權。這位大獨裁者在1971年時把國號改為 Zaire(薩伊)。到了1997年,Mobutu 政權被推翻,國名又改回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該國在不到四十年的期間,改了三次國名,聯合國也只能來函照辦地配合更改資料。


命名之權

基於國際法與聯合國憲章,國家有權自由選擇與更改自己的名號,其它國家與組織並無置喙的餘地。更何況,相互尊重乃構成現代文明社會的基本原則。即使是本文上篇所提到的 Macedonia,雖有希臘的反對,但聯合國會員名錄上那個大家都不滿意的「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中至少還是擺進了「Macedonia」這個字。

希臘反對自己國內的地名鄰國拿來當國名,這種主張雖然不見得人人同意,但在這個到處有專利法、商標法的世界裡,至少還可以理解。而即使在這樣的一個世界中,兩個剛果也未因名稱之爭而起衝突。相較之下,中國到處反對台灣使用「台灣」之名愈顯得莫名其妙、不夠文明。

延伸閱讀:

* Kendra Fox-Davis, Naming oneself: essential to cultural survival
* Igor Janev, Some Remarks About the Legal Status of Macedonia in the United Nations

聯合國點名簿上的異動(上)

by 慕容理深 2007/09/12

擁有聯合國會籍乃我國多數人民之共識;不過,關於「如何擁有」,目前有兩種主張:民進黨版的「加入」與國民黨版的「重返」。應該走哪條路?判斷的首要標準在於可行性,過不了這一關的案子當然就甭談了。「加入」可行乎?「重返」可行乎?從聯合國會員國名單上的異動紀錄來看,答案應該很清楚。

聯合國創立時有51個會員國,六十多年來,會員數隨新國家出現而水漲船高,如今已有192個會員國。其中,在獨立建國後不久即加入聯合國者佔絕大多數。聯合國網站在其會員國名單上針對某些較特殊的異動加註,本文先談論這部分。另一類註記則主要與名稱改變有關。兩者的基本差別在於:第一類的異動通常造成會員國總數的變化,而且往往牽涉到改名;在第二類的情況下,會員國總數並不會改變。


加入、退出、除籍、併籍 、復籍


併籍:兩個葉門與兩個德國

在1918年自奧圖曼帝國獨立出來的 Mutawakkilite Kingdom of Yemen於1947年以Yemen 之名加入聯合國。該國在1962年變更政體,並改稱 Yemen Arab Republic,而繼續以「Yemen 」之名留在聯合國。1967年11月,在這個葉門的旁邊出現另一個「葉門」:在英軍撤出之後,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Yemen宣布獨立建國,並在兩個星期後以Democratic Yemen 之名加入聯合國。後者國名中的「People's」標示著它在冷戰中的定位,而事實上,它與中、蘇關係的確相當密切。向來反對「兩個中國」的北京倒是不吝於支持「第二個葉門」的獨立建國,呵呵。

俗稱「南葉門」的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Yemen並未錯過上世紀末期的共產政權倒閉風潮。兩個葉門於1990年合併為Republic of Yemen,雙方在聯合國的席次也合而為一,會員名稱則沿用「Yemen 」。

德國的案例頗似於葉門;只不過,於1949先後建立的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俗稱西德)與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俗稱東德)捱到1973年才同時各自以國名之全稱加入聯合國。隨著東德併入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90),他們在聯合國的兩席也跟著併為一席,英文名稱則不再囉囉唆唆,直接採用Germany。


先併籍後復籍:敘利亞

敘利亞與埃及各自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兩國在1958年合併為 United Arab Republic後,在聯合國的會籍跟著合併為一。兩國的統一維持不到四年即告吹,敘利亞在1961年恢復獨立地位及其聯合國會籍(幸好聯合國不像網路,沒有搶佔名稱的「蟑螂」)。


「退出」後「重返」:印尼

在1945 年即宣告獨立的印尼,直到1949年年底才正式擺脫荷蘭的殖民統治。次年9月,印尼獲聯合國大會全票贊成,被接納為第60個會員國。1965年初,為了抵制馬來西亞進入安理會,印尼宣布退出聯合國。同年九月的一場流產政變後, Suharto(蘇哈托)將軍開始奪權。外交政策亦因內部政局變化而轉向。1966年9月,印尼宣佈它將「重拾與聯合國的合作,並恢復參與聯合國活動」。聯合國方面則擺出一副本來就沒事的樣子。幾天後,聯合國大會主席請印尼代表團入席參與大會。雙方演技之精彩、身段之高超,當然不是我在小標題上所加的引號可以形容。


註銷與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前南斯拉夫

作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的 Czechoslovakia (正式英文國名為Czech and Slovak Federal Republic )在1992年底一分為二,而成立了Czech Republic 與Slovak Republic。Czechoslovakia 正式消失前二十天,該國代表團函告聯合國秘書長,「分裂國土」後所成立的兩個新國家將申請加入聯合國。1993年1月19日,聯合國因此多了兩個會員國;至於創始會員國Czechoslovakia 的席次則人間蒸發,成為歷史。二減一等於一,所以聯合國會員國總數只增加一個。

相較之下,亦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的 Socialist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的解體則複雜許多。南斯拉夫的四分五裂使聯合國在1992年5月22日一口氣多了三個會員國:Bosnia and Herzegovina, Croatia, Slovenia。不到一年後,又來了個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馬其頓)。這個落落長的名稱是個妥協下的暫時性產物。反對該國直接了當使用Macedonia 為名的,倒不是同屬前南斯拉夫的冤家,而是國境內就有個地區叫做「Macedonia」的希臘。雖有鄰國希臘的反對,「Republic of Macedonia」依然被該國用為正式國名,國際社會分兩派,有些承認之,有些則只承認聯合國版。「Republic of Macedonia」之名為中國所承認,這說來好笑:一方面在別人家的名稱專利權糾紛中選邊站,一放面又對自己的名稱專利權死抓不放。

故事到此還沒了。在上個世紀結束前。簡直成了會員國製造機的前南斯拉夫又為聯合國帶來了一位敲門者:The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不過,聯合國大會的總席次並未因接納這位新會員而增加* ,因為 The Socialist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自此在聯合國大廈中名實俱亡。

到了二十一世紀,這故事還有後續發展。留待下一節再談吧。

2007年9月21日 星期五

塗鴉要達賴 7藏童被捕

by 中時電子報╱大陸新聞中心/台北報導 2007-09-21 04:35

據「路透」報導,甘肅七名藏族少年因在校園圍牆上塗鴉,寫著他們希望達賴喇嘛返回大陸的心聲,遭當地公安部門逮捕,其中一名藏童遭痛毆流血,家屬要求送醫治療被拒。

「人權觀察」組織昨天透過傳真發布消息說,對於維護藏族居住地區社會穩定一事,中共主政者已經近乎瘋狂。對於新近七名年紀在十四歲、十五歲之間藏童被捕一事,「人權觀察」呼籲中共立即釋放他們。

據指出,甘肅甘南自治州某村警局和學校牆上本月六日間出現塗鴉,寫著要求達賴喇嘛返回藏族地區的願望,當地公安因此在七日展開搜查,共有數十名當地藏族學生被補,最後除了七名學生繼續關押之外,其他學生在羈押兩天後獲釋。

遭關押的一名藏族學生,或在被捕過程,或在獄中遭關押時受傷,流血不止,其親屬要求送醫治療,但被公安拒絕。當地公安要求家屬在兩天內交付五千元人民幣,否則不能將該學生送醫,而當地藏族家庭根本拿不出這筆錢。這七名藏族學童已在十日被轉移到甘南自治州的夏河縣。

當地一位官員在接受查詢時,拒絕說明是否知道此事。但據了解,這是該村八月以來發生的第二起類似事故。先前有人在學校籃球場邊牆上看到「讓西藏自由」(Free Tibet)的手書標語,而這次被關押的七名藏族學童,當時即曾被傳喚詢問。

2007年9月20日 星期四

反對台灣入聯 但支持台灣發聲 美暗助我友邦爭取發言

by PCHome 2007-09-20 01:59/王良芬/新聞幕後

聯大總務委員會過去十四年來,已成為兩岸外交主戰場,今年氣氛特別焦躁不安,在開會前一刻,在聯大主席出面協調之下,中方和台灣友邦還敲不定發言形式,這是過去從未有的現象。

其實,中方挾持其大國姿態,加上邦交國人多勢眾,只要在總務委員會提議表決,台灣友邦實不堪一擊,無法爭取到自由發言方式。但是,今年中方收斂起了霸氣,竟然肯和台灣友邦協商,台灣友邦人丁單薄,卻還能對抗到最一刻。

馬其頓籍的聯大主席循照往例,兼任總務委員會主席,他十九日出面要求兩造協商,表面上是為求議事流暢,實際上,過去一周以來,中國和台灣友邦已經數次為台灣入會案,多次會晤討論發言方式,因雙方堅持各自立場,無法協議,以致到開會前一刻,主席必須出面斡旋。

台灣友邦手上幾無籌碼,但能平起平坐和中方對幹,主要是美方在背後支持。美方對於今年的台灣入會案,已透過官方和智庫管道,表達對扁政府的不滿。美方雖然不支持以「台灣」名義的入會案,卻認為台灣的聲音應被聽到,所以願在議事技術上,暗助台灣友邦一力。

台灣從一九九三年推動參與聯合國以來,聯合國總務委員會先都是開放自由發言(open debate),直到一九九九年,前總統李登輝提出特殊兩國論後,美方在不反對的情況下,冷看中方那年首度強行動員,主張限時單挑對決辯論,以致友邦的滿腹熱情言論無從發揮。

今年我方提出「台灣」入會案,不同於往年的參與案,事關敏感,美方謹慎對待。在政策上,華府發出強烈訊息,不同意台灣的入會案。但在另一方面,因這政治涵義不同以往的提案,美方即使不同意,也有必要讓台灣友邦在聯合國內,把理由給說清楚,然後交由國際社會公斷。

聯合國總務委員會的發言形式,通常是開放自由發言,唯獨在處理台灣案時,自一九九九年後,出現所謂的「二對二」對決辯論,這是中方箝制台灣友邦發言的手法。

今年的總務委員會,在美方勢力介入之下,雖然難以回到最初的自由發言,卻出現「三對三」的發言可能。

十九日的會前協商上,中方希望壓縮「二對二」的辯論,甚至是「一對一」的發言;台灣友邦則放言要求「自由發言」,或者能討價到「三對三」辯論,為此,我眾友邦防患於未然,已先搶著登記發言,以免臨時喜獲發言機會,卻又白白錯失。

台灣入聯 被提名人多認不涉改國號

by 中國時報 2007.09.19 

羅暐智/台北報導

針對台灣名義入聯是否涉及更改國號與憲法,司法院副院長被提名人謝在全及多數大法官被提名人都認為,台灣入聯不等同更改國號與憲法,李震山、林錫堯更說,「此屬言論自由範疇」。

台灣入聯的議題近來吵得沸沸揚揚,幾位被提名的大法官對此議題的立場與看法,飽受社會各界關注,也被在野黨列為審查時的重要指標。

國民黨團擬具的問卷中有一題為,「中華民國」是否為一主權獨立之國家?若「中華民國」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是否涉及國號變更與憲法變更?司法院正、副院長與八位大法官被提名人於前日陸續回覆此問卷。

被提名的大法官幾乎一致認為,依現行憲法規定與實際運作而言,「中華民國」當然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而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是否涉及國號與憲法變更?司法院院長被提名人賴英照四兩撥千金,並未直接表態,僅回覆說,「變更國號依憲法及其增修條文規定,應履行一定之程序。」

不過,副院長被提名人謝在全明確表示,聯合國的會員國有非以國家名義加入,因此,中華民國倘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是否涉及國號變更等問題,「未可一概而論」。

除了劉幸義未依問卷回答,池啟明認為變更國號應依修憲程序外,其餘六位大法官被提名人,一致支持謝在全的意見,認為以台灣名義入聯並不等同更改國號與憲法。

李震山、林錫堯更明確指出,以台灣名義入聯應列為言論自由層次,國號與憲法不因此而變更;如有涉及實際修憲層次,需依增修條文第一條及第十二條規定的程序辦理。

蔡清遊表示,在未獲聯合國同意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以及修憲完成之前,並無變更國號與憲法的問題。

葉賽鶯表示,中華民國以何名義加入聯合國,需考量、因應國際情勢,以彈性變通又兼顧國家尊嚴的名義加入,應交由全體國民依民主程序獲致共識。葉俊榮支持葉賽鶯的看法,認為加入聯合國所使用的名稱,是國際社會能否接受的問題。

中國官員恫嚇 英國記者火大

by 中國時報 2007.09.19 

王良芬/紐約十八日電

英國衛報駐聯合國特派員威廉斯(Ian Williams)十七日在該報撰文指出,他在出席十四日的陳總統視訊會議之前,中國官員無預警地致電給他,指稱他支持台獨,恫嚇不要出席視訊會議,但威廉斯嗤之以鼻,表示此舉只有讓他反彈更大。

英國衛報十七日以「恫嚇和外交」為題,刊出特派員威廉斯以第一人稱,揭露中國企圖阻擾陳總統視訊會議。

威廉斯說,美國屈服,讓中國對台灣展開攻勢,一如佘契爾夫人在福克蘭島的錯誤,但美國損失將遠過於綿羊和企鵝。

威廉斯說,一名中國女性官員在電話中說:「陳水扁是一個麻煩製造者」,他反駁說「中國將近一千枚飛彈瞄準台灣」。

中國女官員又說,如果他出席陳總統視訊會議,中方「將認為你支持台灣獨立」。

威廉斯答說:「我對這問題保持中立,這應由台灣人民支持,而我強烈支持台灣人民有決定的權利,正如同我認為,東帝汶、巴勒斯坦及科索沃人民都有自決的權利。」

中國女官員斥責說:「這違反了國際法!」威廉斯指出,人民自決權是聯合國的一個基本原則。雙方共談了二十分鐘,威廉斯激怒了該官員,氣氛很不愉快。

威廉斯還是如期出席陳總統視訊會議,擔任會議的講員之一,他在會議上向陳總統建議,台灣應考慮發展核武,這會讓國際重視台灣的聲音。

2007年9月19日 星期三

謝長廷:愛台沒錯 馬英九何不給台灣機會

by 中央社 2007/09/15

民主進步黨總統參選人謝長廷今晚在綠營「公投護台灣,加入聯合國」大遊行晚會表示,台灣沒有做錯事,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馬英九為何不給台灣機會?保護台灣是國家領導者的基本任務,愛台灣就是愛國家。

謝長廷說,他要用生命保護台灣,讓台灣的子孫和其他國家的人可以平起平坐,不再讓人看不起,偉大使命的完成,希望大家共同支持。

謝長廷表示,有些人到選舉時才說「愛台灣」,過去看不起台灣、笑台灣土的東西,例如拖鞋等,現在都說「越台越好」,但愛台灣不是愛台灣的商機、選票,是要認同台灣、和台灣站在一起、能為台灣討回公道。

他說,三十六年前,國民黨蔣介石政權被趕出聯合國,因為認為「漢賊不兩立」,讓台灣多年來這麼辛苦,變成國際孤兒,現在台灣人不要再聽國民黨的話,自己的前途要用自己的名加入聯合國。

謝長廷強調,台灣沒做錯、也沒做壞事,做為國家領導者,要對台灣有深厚的感情,認同台灣歷史,價值不能變來變去,一個黨如果不知道自己在哪裡、要往哪裡去,如何帶領台灣?若說中國生氣應該解釋、中國有誤會,應該替台灣人講話,不能火上添油、批評民進黨踩紅線等,這怎麼是認同台灣?「枉費台灣在養你」。

謝長廷說,他要問馬英九,為何不給台灣一個機會?台灣有做錯事、有犯罪嗎?遇到困難應合作克服,團結化解誤會,才是愛台灣。國家領導者保護台灣是基本任務,愛台灣就是愛國家,如果沒有國家,人生有何意義?

民進黨副總統參選人蘇貞昌在「衝衝衝」歌聲中上台,他致詞表示,「我是蘇貞昌,衝衝衝」,現場滿滿超過五十萬人,活動很成功,台灣人站出來達堅定意志。

蘇貞昌說,台灣加入聯合國竟然這樣困難,我們不表達堅定意願,就無法進入聯合國,今年總統陳水扁帶領大家向全世界表示,要用公投民主方式表達入聯願望,大家一定要繼續發聲,勇敢走出來,將意願讓全世界知道。

他表示,國民黨發起重返聯合國公投,但在聯合國的位子已被中國取代,返聯是不可能的事情,國民黨「攏是假」、用選票騙台灣,大家不要被騙去。

謝長廷演講結束後與蘇貞昌帶領群眾,和在聯合國所在地美國紐約現場支持台灣入聯的群眾視訊連線。人在紐約的新聞局長謝志偉帶領高雄、紐約群眾以高呼「台灣的國家自己管,UN FOR TAIWAN;台灣的總統自己選,UN FOR TAIWAN」。

謝長廷對紐約群眾說,不分海內外、不分男女,全體一起打拚,要讓台灣在世界有公平的機會,加入聯合國。

2007年9月18日 星期二

孫中山是中國政治黑社會化的開山鼻祖

by 畢文稼 《多維新聞》 2007年5月24日

回顧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除了血雨腥風﹑戰亂頻仍的悲劇人生﹐史書的字裡行間﹐不經意的就會發現黑社會的影蹤﹐中國政治的黑社會化﹐或者說黑社會操控的中國政治﹐制造了這個民族的百年噩夢。

1903年﹐孫中山於美國檀香山加入洪門致公堂﹐並被推選為致公堂堂主﹐中國所謂的現代政治﹐以黑社會的力量開始起家﹐同盟會也由此重新壯大。1904年孫中山以洪門大哥的身份巡視美國華人社團﹐並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反清民族主義旗號開展募款革命行動。

歷史也許怨不得孫中山投靠黑社會﹐並利用黑社會開展中國的政治反對運動﹐畢竟﹐那個年代中國人並沒有真正的政治政黨概念﹐況且明朝朱元璋借助明教力量一統天下的歷史經驗﹐對孫中山這樣盡管深受殖民文化影響的人還是很有借鑒作用。

問題壞就壞在﹐出身於黑幫大佬的政客﹐既沒有黑社會盜亦有道的信義﹐也沒有政客的以政治解決社會問題的底線﹔卻把兩者的最壞之處運用得淋漓盡致﹕借用黑社會的暗殺之道﹐消滅黨內或國家的政治競爭對手﹐把黑社會生存之術引入政治鬥爭﹔利用政客的政治許諾﹐以三民主義打動民心﹐卻用獨裁手段統治本黨和國家。

一個飽受西方教育的革命先行者﹐卻善用東方的無恥之術取得成功的政治家﹐為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開了一個最壞的頭﹐從1901年興中會第一任會長楊衢雲被暗殺致死﹐到同盟會其他兩大組織(光復會﹑華興會)領袖陶成章﹑宋教仁被暗殺致死﹐及至孫中山的學生汪精衛暗殺清朝重臣未遂﹐孫中山崛起的歷史過程中沾滿太多的疑點和鮮血。

1912年民國初建﹐20世紀似乎為中國展開了美麗的開端﹐但是﹐不甘閑置的孫中山﹐卻借用宋教仁被刺一案﹐放棄政治(國會)鬥爭和司法程序﹐發揮黑社會老大的餘熱﹐挑動了護法戰爭的暴力政治開端﹐使中國政治從此陷入了暴力循環的怪圈。

尤為不幸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孫中山去世之後﹐在孫中山的榜樣作用下﹐青紅幫出身的蔣介石順利地奪權成功﹐而其中的諸多暗殺﹐最為著名的則是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遇刺身亡。1927年國共內訌﹐牽頭為蔣介石向和平示威的左派工人打響第一槍的﹐就是蔣介石時代的長期盟友﹐上海灘的黑幫大佬黃金榮﹑杜月笙。

蔣介石順利的延續了中國政治的黑幫治國治黨手段﹐他的右傾法西斯盡管與孫中山的左傾蘇俄千差萬別﹐但在黑社會手段上﹐卻實實在在是「國父」的繼承人。在蔣介石統治中國期間﹐政治鬥爭用暗殺來解決﹐政治治理用黑社會手段統御﹐它不僅建立了軍統﹑中統等黨政黑社會方式的機構﹐還通過青紅幫在全國廣泛發展﹐形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牛的黑社會組織﹕青紅幫最鼎盛期﹐人數過百萬。

這樣子的中國政治﹐怎麼不深陷泥潭﹖軍政﹑訓政﹑憲政﹖不過是後人書寫歷史時候為偉人脫罪之辭。

中國政治也因此成為誰比誰更黑的競賽舞臺。學者出身的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瞿秋白們﹐最終在競賽中落敗﹐而鄉下仔毛澤東則把中國共產黨改造成為一個完全符合中國特色﹐尤其符合與蔣介石黑社會統治特色相對抗的黑社會政黨。

從以民主的名義﹐爭取美國的支持﹐反抗國民黨的擠壓﹐到背叛諾言﹐背棄民主﹐實行一黨專政﹔從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名義騙取民眾的支持﹐到建設了一個農村是地獄的中國﹔從高崗﹑饒漱石﹐到劉少奇﹑林彪﹐一個個的黨內同志翻臉成仇﹐生死相見﹐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無一不顯示著黑社會殘暴不仁所獨有的特色。

政治黑社會化﹐竟然成為中國二十世紀的成功典範﹕更黑的毛澤東戰勝了黑社會出身的蔣介石。怎不讓人悲緬這塊土地上人民的可憐。

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再到毛澤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長江前浪推後浪﹐一浪更比一浪黑﹐從孫中山的地下黑社會大佬﹐到蔣介石公然與杜月笙拜兄弟﹐到毛澤東清除一切雜牌黑社會﹐黑白通吃﹐中國人跟著中國政治﹐遭了大殃。國民黨史書上不願承認「國父」的黑社會大佬背景﹐共產黨史書上也不願意披露這段史實﹐但中國致公黨作為八大花瓶政黨之一的歷史﹐是洗脫不掉孫中山把黑社會帶入中國政治始作俑者的地位的。

(本文原名﹕政黨規範化與中國民主化)

美國還欠台灣一個自決公投

by 年糕料理館 2007/09/18


今年8月,在美國國務官員拋出「中華民國是多年未定的議題」說法之後,旋即美、日、加三國又致函聯合國,表達不接受「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的立場。至此台灣又成為國際注目焦點,並把台灣地位問題浮上檯面國際化,也迫使美國表態,然而中國喉舌都不敢對該國內人民做詳實報導,台灣統媒更加不敢還原歷史,省視箇中來龍去脈。傲笑年糕特地把多位台派前輩,長年蒐集並已發表有關「台灣地位與主權」的相關文獻,採編年的方式重新輯錄,提供糕友參考。內容有點長,適合颱風天慢慢看。其中可以發現兩個要點:一、蔣介石父子均清楚知道台灣並非中國領土,卻一直欺騙台灣人民;二、美國政府立場從頭到尾都沒改變,他們對台灣有其責任,他們必須協助台灣公民自決!但是他們都未付諸實現,所以美國還欠台灣一個自決公投!也誠摯呼籲陳總統、李前總統好好參照歷史真相與國際慣例,去省思台灣的下一步提供國人建議方向。同時協商美國終結蔣氏政權的「代理軍事佔領」任務,敦請聯合國監督暨協助台灣公民自決,並嚴禁中國參與或介入國際監督之列。也請謝長廷先生好好思索腹案,也給台灣一個機會!至於馬丁丁,一個蔣氏詐騙集團的後人代表,那就免了吧,就讓他帶著福建省連江縣去跟中國去「終極統一」吧!

重點摘要:


蔣介石父子均清楚知道台灣是盟國託管地
1. 1949年6月18日,蔣經國於日記:蔣介石對蔣經國說,「英、美恐我不能固守台灣…使其太平洋海島防線發生缺口, 亟謀由我交還美國管理......」。(《蔣經國先生全集》, 第1冊, 第446頁)
2. 1949年6月20日,蔣經國於日記:父親接獲我駐日本東京代表團來電報告,略稱「盟軍總部對於台灣軍事頗為憂慮,並有將台灣由我移交盟國或聯合國暫管之擬議」。父親極為憂慮,立即復電,請該團負責人就此事與麥克阿瑟元帥詳談......。(《蔣經國先生全集》, 第1冊, 第447頁)
3. 1950年3月13日,在陽明山莊革命實踐研究院對著國民黨的文武百官的演講,題目是<復職的使命與目的>,蔣介石說:「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1949)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而還不覺,豈不可痛…」已經滅亡的中華民國,其主權當然由繼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這也是為什麼1997年香港會歸還給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台北的中華民國。
4. 蔣經國在「風雨中的寧靜」一書中曾說:「…計謀由我交還美國管理…」,文中又說:「余必死守台灣,絕不能交歸盟國,…。」事實證明,蔣介石父子早知台灣真正的國際定位,為了自己的私利,而欺騙台灣人。
5. 1952負責台北和約簽訂的﹝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向「立法院」解釋這個條款時表示,《舊金山和約》「並未規定把這些島嶼歸還給中國」。當時是「立法院」就中日和約進行質詢,有立法委員說:「台灣和澎湖群島的地位是什麼?」
葉 公超回答說:「事實上,這兩個地方正由我們控制……然而微妙的國際形勢使得它們不屬於我們.在現行情況下,日本沒有權利把台灣和澎湖群島轉移給我們,即使日本有意如此,我們也不能接受……。」(Despatch No.31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Taipei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23, 1952, Enclosure 2, at p.2.)
6. 1950年,美英兩國開始草擬「與日本的和平條約」。蔣介石中國政府亦主張臺灣與澎湖群島,日本不要指定認撥「過戶」給中國,僅需作表示「放棄」之懸空割讓。這是為了確保蔣介石政權他所流亡與託管的臺灣和澎湖群島,不會落入當時已佔領統治中國的中國共產黨政府之手。
蔣介石在後來對和約的訂定有明確的指示:
和約的訂定只要確保我方在臺灣的利益,千萬不要提起臺灣地位歸屬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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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立場部份


1. 1949年1月19日,香港大公報東京航訊, 盟軍統帥麥克阿瑟表示:「台灣現在還不是中國正式的領土,因此南京垮台後,中共不能進入台灣,美國將協助台灣人獨立,並將提交聯合國決定。」
2. 1949年6月9日美國國務院提出了一份關於台灣問題的政策建議書,內中旨要是:蔣介石國民政府在台灣治理不當,已喪失託管的能力,應由美國和部分盟國出兵佔領,後由台灣公民投票,要求聯合國託管。
3. 1949年6月23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處主任(著名的「蘇聯通」) 喬治‧肯楠(GEORGE F. KENNAN, )向國務卿提出 PPS 53號 意見書「美國對福爾摩莎、澎湖群島的政策」(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指明:
一、欲使臺灣、澎湖群島免去被中共佔據,並與中國大陸絕緣,須先排除國民政府在臺灣之統治,代以暫時國際性或美國之管理,使臺灣居民有自由投票決定誰屬之權利。
並附上一份處理臺灣的意見(A Possible Course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and the Pesadores),建議國務卿將幾項辦法提出NSC供選擇:
一、請菲、澳、印三國,以中國內亂將擴至台澎,危及東南亞安定為由,要求聯合國於一年內在臺灣舉行公民投票。
4. 1950年5月30日,主管亞太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約國務院同僚於私寓,討論臺灣問題,認為臺灣局勢已經很嚴重,惟有請蔣介石自向聯合國提出託管臺灣之案,由美國予以贊同,並以武力立加防護。
5. 1950年7月28日,艾奇遜電覆美大使,囑其向英國外相探詢英國對於長期處理臺灣之意見,並表示:
 美國雖然認為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都可在長期方案中加以考究,但臺灣人民對於歸屬中國之意向,亦應考量,不能以開羅宣言為處理臺灣之定案。而處理臺灣之方法:(1)交還日本、(2)交給中共、(3)聯合國託管、 (4)獨立、(5)公民投票,均可研究。但必須在韓戰結束以後, 視其時--太平洋情勢如何再作選擇。而其方法,則必須和平。
6. 1959年11月1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發表「康隆報告」。
(節略)報告間接地以下面這些話提到蔣經國和其黨羽:
  假如在臺灣的領導者與共產黨妥協,美國的立場一定極為窘迫。它需緊急作決定,是否干涉,以保障臺灣人的自決權。
康隆報告倡成立臺灣共和國,其軍事防衛和遣送難民返回中國大陸或前往他地,可由美國保證執行。文中又謂,將臺灣交中共以圖在亞洲尋求一總解決方案,若非經臺灣人同意,是「不道德的行為」,且將會嚴重損害美國與其他求美國協助而維持獨立的較小國家間之外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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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引用自
1.台灣主權相關歷史集
2.《台灣地位問題對話錄》三部曲--〈公投一個願景〉
3.雲程::由軍事佔領到重建
4.認識台灣的歷史定位--抬起胸膛做個真正的台灣人吧
5.中華民國窩藏還是李登輝窩藏
[原文轉貼]

台灣主權相關歷史文獻輯錄

底下收錄歷史上的相關資料,足以說明台灣主權不屬於中國也不屬於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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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
西元1895 年清帝國依據馬關條約把台灣與澎湖群島割讓給日本。由大清李鴻章之子二品頂戴李經方與日本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在台灣基隆外海日輪「橫濱丸」上辦理台灣 主權移交手續,當年日本依國際公約給台灣人民兩年時間,自由選擇國籍。只有數千人選擇返回中國,台灣正式成為日本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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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
1936年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裡規範了中華民國之領土為何。五五憲草第4條原文為「中華民國領土為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西康、 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郟西、甘肅、青海、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察哈爾、綏遠、新疆、蒙古、西藏等固有之疆域,中華民國領土非經國民大會議決,不得變更」。由此可見中華民國憲法承認台灣非其領土。

有人說,1936年時台灣為日本佔據,當然不在五五憲草規定領土之內。此說似有理,但詳究即知無理。遼寧、吉林、黑龍江當時也為日本佔據,卻列入五五憲草,足見該國承認台灣非其領土無可辯駁。即使是其領土,被日本佔據,是根據馬關條約,收回時也應有法律依據。但中華民國「收回台灣」沒有法律根據,也 沒有完成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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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
1942年,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宋子文在重慶國際宣傳處記者會中,有記者問到:「戰後之我國,在領土方面是恢復到九一八以前之狀態?抑或恢復到甲午以前之狀態?」宋子文回答說:「中國應收回東北四省。台灣及琉球,朝鮮必須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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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
1945年6月26日簽訂聯合國憲章時,中華民國亦為簽字國之一,蔣介石及國民黨當然知道。其第77條規定,由日本、義大利分離的領土,交聯合國託管。第76條規定,託管最後的目的在使之自治、獨立。而杜魯門提及的舊金山對日和約,當時已在起草,內定日本放棄台灣亦即台灣由日本分離,適用聯合國憲章第76及77兩條,託管、獨立,蔣介石也參與了。

1945年國民黨部隊到台灣以盟軍身分接受日本投降, 擅自把台灣人的國籍改變成中華民國國籍,違反國際法海牙公約及日內瓦公約「軍事佔領不改變佔領地主權,不改變人民國籍」的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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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
1946年8月,英國外交部致函中華民國駐英大使館:「………不能自身將臺灣主權由日本移轉中國,應該等候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或其他之政治外交手續而後可。因此,臺灣雖已為中國政府統治,英國政府歉難同意臺灣人民業已恢復中國國籍。」

1946年9月26日,英國外交部再度重申上述函文內容,特別強調:「並未將臺灣主權由日本移轉中國,而必須等候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或其他之政治外交文件決定」。

美國國務院於1946年11月致中華民國備忘錄,與英國立場完全一致。 而中華民國政府也同意:「按照國際公法在和約未簽訂以前,在日僑民究竟應視作中國人或日本人或被解放人民,本團(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 不擬與總部作法理上之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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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1949年1月19日, 路透社南京電:「鑒於南京政府一部份遷往台灣,美國向國民黨警告,在對日和約簽訂之前,盟軍總部對台仍負有任務,故南京可遷都廣州,不能遷都台灣」

1949年1月19日,香港大公報東京航訊, 盟軍統帥麥克阿瑟表示:「台灣現在還不是中國正式的領土,因此南京垮台後,中共不能進入台灣,美國將協助台灣人獨立,並將提交聯合國決定。」

1949年1月22日, 合眾社台北電:「蔣介石如果前來台灣,逃避中共報復或在台設立流亡政府,那麼他將在一個非正式屬於中國的領土上進行活動。根據1943年的開羅宣言,中國對於台灣僅有實際管轄權,而真正合法主權,有待對日和約簽訂之後」

1949年6月9日美國國務院提出了一份關於台灣問題的政策建議書,內中旨要是:蔣介石國民政府在台灣治理不當,已喪失託管的能力,應由美國和部分盟國出兵佔領,後由台灣公民投票,要求聯合國託管。

1949年6月18日,蔣經國於日記:蔣介石對蔣經國說,「英、美恐我不能固守台灣…使其太平洋海島防線發生缺口, 亟謀由我交還美國管理......」。(《蔣經國先生全集》, 第1冊, 第446頁)

1949年6月20日,蔣經國於日記:父親接獲我駐日本東京代表團來電報告,略稱「盟軍總部對於台灣軍事頗為憂慮,並有將台灣由我移交盟國或聯合國暫管之擬議」。父親極為憂慮,立即復電,請該團負責人就此事與麥克阿瑟元帥詳談......。(《蔣經國先生全集》, 第1冊, 第447頁)

1949年6月23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處主任(著名的「蘇聯通」) 喬治‧肯楠(GEORGE F. KENNAN, )向國務卿提出 PPS 53號 意見書「美國對福爾摩莎、澎湖群島的政策」(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指明:
一、欲使臺灣、澎湖群島免去被中共佔據,並與中國大陸絕緣,須先排除國民政府在臺灣之統治,代以暫時國際性或美國之管理,使臺灣居民有自由投票決定誰屬之權利。
並附上一份處理臺灣的意見(A Possible Course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and the Pesadores),建議國務卿將幾項辦法提出NSC供選擇:
一、請菲、澳、印三國,以中國內亂將擴至台澎,危及東南亞安定為由,要求聯合國於一年內在臺灣舉行公民投票。
二、台澎地位,待對日和約解決。
不久,他發現有一個方法可制止或抵消那不幸的「領土完整」的約束。首先,他提議日本應僅放棄臺灣主權,其後島嶼之永久地位將由美、英、蘇和中國採共同行動來代表簽字國家決定。設使四強無法在一年內取得協議,問題應交聯合國大會處理。
蔣氏絕不會同意此法,而中共又非聯合國一員,也非受邀參加三藩市和約的國家之一。1951年中,杜勒斯先生便表示,國民政府將不受邀且不簽約。因此,日本在三藩市放棄其對台主權,已將臺灣名義移轉給簽約的48國,由他們共管,以待聯合國大會作最後的解決。

1949年12月15日, 在美方的堅持下,蔣介石基於需要美援,行政院會議決定改組臺灣省政府,陳誠辭去臺灣省主席,由吳國禎接任為臺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23位省府委員中,17名為台籍,為了討好美國人,還特地任命蔣渭川為民政廳長。

1949年12月,流亡東京的臺灣人發表給聯軍最高統帥的長達十七頁的請願書,要求聯軍直接佔領臺灣,以等待在國際監督之下,舉行公民投票。(p435, Chapter XXII: Free Formosa, George Kerr《Formosa Betra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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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發表對台聲明表示,過去4年臺灣由蔣介石管理,英美及其他盟國己加贊同。這番話,使原本忐忑不安的蔣介石,像吃了一顆定心丸一樣。隨即在日記上記了如下的一筆:
 「當川滇黔各省紛紛叛離之際(按:即上述1949年底逃亡西康時),余毅然決定將中央政府遷至台北。……當時對於遷都臺北之議,多主慎重(按,因為當時國際間盛傳,台灣託管、獨立),此則自暴自棄與不明大勢之輩耳。最近美國總統杜魯門且聲明臺灣為我國民政府所屬領土之一部分,繼續承認我國政府,並明白表示臺灣非獨立國家,閱此數語,即可瞭然,謠言邪說於此亦不攻自破矣」。

1950年3月13日,在陽明山莊革命實踐研究院對著國民黨的文武百官的演講,題目是<復職的使命與目的>,蔣介石說:「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1949)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而還不覺,豈不可痛…」已經滅亡的中華民國,其主權當然由繼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這也是為什麼1997年香港會歸還給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台北的中華民國。

1950年5月28日, 美國國務院向菲律賓季里諾總統(Quirino)探詢是否願意接納蔣介石與其高級人員至菲律賓流亡。

永遠活著 ~紀楊元丁、楊光漢父子

by 葉子 2007/09/16

One Piece‧『雪之國』鋪陳的故事除了讓喬巴入列外,最讓我感動的是西爾爾克醫生面對一大群舉槍對著他的「國軍」諄諄教誨的那番話。對於我所知道凋零的1947大屠殺受難者與受難家屬,想這是最好的方式。

人、什麼時候才會死?

被子彈射穿心臟的時候嗎?不對!
被槍尾刀亂刺身體的時候嗎?不對!
被汽油澆身、點火燃燒的時候嗎?不對!
被鐵絲貫穿手腳、身綁石頭丟海的時後嗎?不對!
………………
是被他們後代遺忘的時候啊!!!
因為您們曾受的苦,讓我一直找尋您們的身影、事蹟。我不會遺忘,您們永遠活著!

二二八消失的菁英連結網址,裡面的楊元丁先生是1990 由李筱峰先生整理的資料,在1993年六月張炎憲先生一行人訪問楊元丁的二兒子楊光漢的口述歷史,內容更真實、更貼近。可惜出書的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已經 "關門" 版權不清,否則『基隆雨港二二八』,絕對可以成為台灣人了解二二八當時發生什麼事情的口述歷史好書,在此精簡節錄,只想讓他們永遠活著。

楊元丁在日治時代是抗日份子,也是文化協會的熱心成員。1927國際聯盟拒毒會,議決禁吸鴉片,但日本爲保持利益,對台灣人仍發紅牌准吸終身;發青牌限期戒除,民眾黨為此印傳單,分寄全台黨部並反對此種鴉片制度,國際聯盟也因此派員來台,探訪實情。為此,日本嚴究主持印刷傳單者,楊元丁一人擔下重責,被判囚284日。而他共在日本時代坐了六次牢。

七七事變後,楊先生觀察日本政府對他忌諱甚深,於是他在1937年離開基隆前往上海,隔年全家遷往相聚。1945年初春,楊先生前往福建採買南貨,用日本的船載回上海,結果被美軍擊沉,財產損失殆盡,因此答應年底幫忙基隆望族黃獻章先生押一艘帆船回台灣,家人則於農曆除夕後團聚(楊夫人與三男三女)。

回基隆後,1946年春,楊元丁參選基隆市參議員,又被選為副議長。當時的市長石延漢,警察局長郭昭文,來台灣就是準備「升官 "發財"」,楊先生屢屢在議會揭發、檢舉官員的侵占貪污,自然成為當局者的眼中釘。因為有著住上海時與中國人接觸的經驗,二二八事件後,楊先生對著夫人說要出門躲避幾天比較好,可是這一避就沒再回家了。

這之間,基隆警察還去楊家搜尋好幾次,直到3月10日他的屍體在文化中心附近的海邊撈起,全基隆的參議員,就死楊元丁一人,且家附近都是警察徘徊,可見死因是擋人財路。

楊光漢先生在父親死後只好去水產公司跑漁船,並加入國民黨的海防黨部,否則根本不能上船賺錢。在船上主要做電信工作,得接受警總管理,每換一個公司,都要警總批准才可以。幸好他父親受難的事情,幾乎只要是當時的基隆人都知道,所以楊太太願意在楊光漢先生最落魄的時候嫁給她,並常帶小孩去找楊元丁先生的老朋友,讓子孫們知道發生在自家的歷史。

即使如此,隨著後來的戒嚴白色恐怖時期,楊光漢先生不敢多講任何事,且有一個女兒在中央銀行上班,更不能砸了她的飯碗,當時的他就在爲了討生活,只能將父仇深埋心底的痛苦下過著。一直到親戚看了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菁英』一書後,才漸漸知道。因此楊光漢先生在口述歷史的最後段,一直念念不忘是他父親的名譽楊元丁是遭槍射殺後再施以拳腳,以「奸匪」之名處決,於元町派出所前的基隆港槍殺、踢下海去。他要努力恢復父親清白的名聲。

人、什麼時候才會死?

被子彈射穿心臟的時候嗎?不對!
被燒成灰放在骨灰罈的時候嗎?不對!
是被他們後代遺忘的時候啊!!

記住教訓、永遠活著。台灣人不能讓他們死去!

2007年9月16日 星期日

佛陀,別聽他們胡扯!

by 李筱峰 2007/09/16

中國蘇州寒山寺上週送來一座所謂「和平鐘」給台灣佛光山。星雲法師賦詩紀念,並舉辦所謂「祈求兩岸和平人民安樂回向法會」。

星雲的詩這樣寫:「兩岸塵緣如夢幻,骨肉至親不往還;蘇州古剎寒山寺,和平鐘聲到台灣」北京宗教局局長葉小文也回詩曰:「一灣淺水月同天,兩岸鄉愁夜難眠;莫道佛光千里遠,兄弟和合鐘相連。」乍讀這兩首平仄不符、才氣不足的詩,稍有慧根的人,馬上可以感受其「統戰」意味。今天,跑中國的「台胞」、「台商」如過江之鯽,中國所接納的外資有一半來自台灣企業的資金,這些中國和尚竟然還不滿足,還在埋怨「骨肉至親不往還」,還在喟嘆什麼「兩岸鄉愁夜難眠」;而多少台商被侵吞、被詐騙、被殺害、被下獄,連一流大企業都遭不測,他們竟然好意思歌頌「兄弟和合鐘相連」?

更讓人噴飯的是,星雲發表的一篇〈為海峽兩岸和平祈願文〉,試看其中一些內容:「慈悲偉大的佛陀!請求佛陀庇佑我們海峽兩岸要如兄如弟,彼此一家。佛陀!請您垂聽我們傾訴的心事:分裂會引起仇恨,衝突會引起禍害…祈求海峽兩岸的兄弟姊妹,沒有衝突,只有和諧;沒有分裂,只有友好…。」

這是哪門子的「祈願文」,這根本是針對台灣獨立的「扣帽文」。民主自由的台灣要維護獨立自主,卻被這些中國和尚扣上「分裂」的帽子(跟中共北京當局使用同一頂帽子),繼而再把「分裂」和「仇恨」劃上等號。和尚如此惡毒,我忍不住也要向佛陀傾訴了:

慈悲偉大的佛陀!請您不要聽這些中國和尚胡扯!台灣不曾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轄下的一部分,何「分裂」之有?我們為了維護民主自由,不能讓專制的中國併吞,這種苦心,諒能獲得您的悲憫。我們希望台、中兩國能建立起平等互惠的兄弟之邦,卻被中國和尚侮辱成「引起仇恨」。佛陀!這些中國和尚竟然用您的名來造口業!慈悲的佛陀!民主自由的台灣對中國無任何侵犯之意,倒是中國已經部署一千顆的飛彈隨時在威脅台灣,這才是真正破壞和平的禍首,可是這些中國和尚卻從來不敢對破壞和平的霸權說半聲不是,反而對備受威脅的台灣扣帽子,這豈是您佛陀的真心本意?慈悲的佛陀!你可知道,現在的中國是缺乏人權法治的國家,許多法輪功成員被關被殺,酷刑濫用遍及中國。許多記者作家因言論坐牢,許多人因上網傳訊而遭判刑,最近中共又撥款一百億封殺網路;還有慘無人道的活體器官移植,舉世髮指;更有全村都得愛滋病的鄉村,令人聞之鼻酸…。而這樣的國家,○.五%的家庭擁有全國六十%以上的個人財富。也無怪乎他們內部一年內發生過七萬四千件的民眾抗議事件,其中又造成多少的傷亡與迫害。慈悲的佛陀,我每次想到中國這些事蹟,常忍不住裂心的低泣。可是那些罵我們「引起仇恨」的中國和尚,卻始終對這些不人道的現象無動於衷,不曾經看他們向那個專政無道的政權嗆過聲。

不只此也,中國表現最霸權主義的,莫過於用武力強佔西藏和東土耳其斯坦(「新疆」),還把他們獨立運動的人士同樣扣上「分裂」的帽子,抓來槍決或下獄。這種殘暴的霸權行徑,中國和尚也始終視若無睹。中國和尚心中去不掉的「我執」—中華民族主義,顯然高過慈悲的佛陀主義。

佛教的佈施有「財佈施」、「法佈施」、「無畏佈施」,其中無畏佈施即是救危救難,其精神就是捍衛公理公義。

當兩岸的中國和尚,假佛陀之名在替惡政霸權作統戰的時候,每一個真正佛陀的弟子,應該戴「忍辱鎧」、披「精進甲」、揮「般若劍」、把「方便盾」,勇敢的出面迎戰!誠如「台灣革命僧」證峰法師林秋梧的詩所鼓勵的:「菩提一念證三千,省識時潮最上禪;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少鬥強權!」

2007年9月15日 星期六

中華民國有兩種意涵

by 海國右衛門 2007/09/15

中華民國有兩種意涵:
意涵甲:指政治 實體, (人民 +領土+ 憲法+ 政府) 的集合.
意涵乙:指中華民國政府, 講白的就是稱作甚麼, "名稱" 罷了.

意涵甲 "中華民國" 就等於 "台灣" , 被併吞了就亡國了.
意涵乙 "中華民國" 隨時可以換個招牌. 比方 中華台北, ...換了還可再換, 不喜歡再換...不會亡國.

藍軍故意混淆這兩個意涵. 迷惑人民, 交互打擊 "中華民國" <=> "台灣" 這個實體. 終將導致被 中國併吞而亡國.

2007年9月13日 星期四

中國頒布「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

(国家宗教事务局令第5号)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已于2007年7月13日经国家宗教事务局局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9月1日起施行。

局 长  叶小文
二○○七年七月十八日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尊重藏传佛教活佛传承继位方式,规范活佛转世事务管理,根据《宗教事务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活佛转世应当遵循维护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的原则。


  活佛转世尊重藏传佛教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但不得恢复已被废除的封建特权。

  活佛转世不受境外任何组织、个人的干涉和支配。

  第三条 活佛转世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当地多数信教群众和寺庙管理组织要求转世;

  (二)转世系统真实并传承至今;

  (三)申请活佛转世的寺庙系拟转世活佛僧籍所在寺,并为依法登记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且具备培养和供养转世活佛的能力。

  第四条 申请转世活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转世:

  (一)藏传佛教教义规定不得转世的;

  (二)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明令不得转世的。

  第五条 活佛转世应当履行申请报批手续。申请报批程序是:由拟转世活佛僧籍所在寺庙管理组织或者所在地佛教协会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转世申请,由县级人民政府提出意见后,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逐级上报,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其中,在佛教界有较大影响的,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有重大影响的,报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有特别重大影响的,报国务院批准。

  审核批准活佛转世申请,应当征求相应的佛教协会的意见。

  第六条 对活佛影响大小有争议的,由中国佛教协会认定,报国家宗教事务局备案。

  第七条 活佛转世申请获得批准后,根据活佛影响大小,由相应的佛教协会成立转世指导小组;由拟转世活佛僧籍所在寺庙管理组织或者相应的佛教协会组建转世灵童寻访小组,在指导小组的指导下实施寻访事宜。

  
转世灵童由省、自治区佛教协会或者中国佛教协会根据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认定。


  
任何团体或者个人不得擅自开展有关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及认定活动。


  第八条 历史上经金瓶掣签认定的活佛,其转世灵童认定实行金瓶掣签。

  请求免予金瓶掣签的,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报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有特别重大影响的,报国务院批准。

  第九条 活佛转世灵童认定后,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在佛教界有较大影响的,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有重大影响的,报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有特别重大影响的,报国务院批准。

  经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的转世活佛,报国家宗教事务局备案。

  第十条 转世活佛继位时,由批准机关代表宣读批文,由相应的佛教协会颁发活佛证书。

  活佛证书的式样由中国佛教协会统一制作,报国家宗教事务局备案。

  第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擅自办理活佛转世事宜的,由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照《宗教事务条例》的规定,对责任人和责任单位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转世活佛继位后,其僧籍所在寺庙管理组织须制定培养计划,推荐经师人选,经所在地佛教协会审核,逐级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

  第十三条 涉及活佛转世事宜的省、自治区可以依照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报国家宗教事务局备案。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7年9月1日起施行。



達蘭莎拉的回應:

藏傳佛教四大教派和本教之宗教領袖暨西藏流亡政府宗教與文化部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宗教事務局所謂《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的聲明

2007/09/06


西藏政府宗教部噶倫次仁平措Photo:桑杰嘉

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發布了所謂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將在2007年9月1日生效),雖然該文十四條內容前後矛盾、邏輯混亂,是一個毫無道理、缺乏依據的文件,但鑒於該文件將會成為殘酷壓迫西藏人民、羅致莫須有罪名的工具和曲解歷史的依據,因而有必要進行分析批駁,並表明不予承認的立場。

第一:所謂宗教信仰自由,指的是人民有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以及信仰者根據宗教依軌實踐和傳播信仰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尤其排斥了政府或政治勢力對宗教事務的干預,因此,當今所有世俗國家或政府都會避免干預本國公民的宗教事務,這已經是舉世公認的準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自我標榜為無神論的政府,而且在憲法中承認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權利。然而在實際行為中,卻完全是根據政治的需要,強行干預和控制國內所有宗教的宗教活動,對此行徑,必將引起所有尊重人權、信仰自由之人民的強烈關注和堅決的反對。

第二:雖然中國政府發布上述第五號令的目的至為明顯,是為了踐踏西藏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破壞藏傳佛教活佛傳承的繼位方式;但該文件卻恬不知恥地宣稱『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尊重藏傳佛教活佛傳承繼位的方式』。


西藏佛教寧瑪,薩迦.噶舉,格魯傳承以及本教領袖
活佛轉世制度的產生已有數百年的歷史,在此期間,所有的轉世都是由活佛的弟子、信眾或所在寺院基于信仰和誓言而予尋訪認定,從來都不需要經過國家或政府組織的批准。而且,認定轉世活佛並不同于上級任命官吏、也不是根據民意選舉產生、更不是類似資歷或職位的授與,而是對已經圓寂之喇嘛將會轉生于何處的尋訪和認定。這不僅需要證實轉世活佛對前世的記憶、而且還要經過能預知前世未來之喇嘛或護法的預示,或者是通過其他的宗教任證方式確認之。除此而外,任何組織或政府都絕對不可能以其他任何方式尋訪確認之,這點無論從宗教或世俗角度看都是至為明顯的。

第三:那些至德聖人再次的轉世,皆是為普渡眾生乘願而來,這並不依賴于政府的批准或承認與否。

顯而易見,中國政府頒布活佛轉世管理辦法的目的是為了削弱和矮化藏傳佛教,並通過當局任命的所謂轉世活佛實現對西藏民族的統治。我們堅信,所有這些險惡企圖都是絕對不會實現的------對目前中國政府已經任命的所謂活佛,西藏人民的態度和立場就是最好的證明。

第四:上述文件稱『歷史上經金瓶掣簽認定的活佛,其轉世靈童認定實行金瓶掣簽』。表現了中國政府對宗教選擇性利用的企圖。例如,在認定班禪喇嘛問題上,中國政府就完全是根據政治需要,做出前後矛盾的決定。在認定第九世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時,極力反對金瓶掣簽;而在尋訪第十世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時,雖然通過傳統宗教儀軌已經完成轉世靈童的確認,但中國政府卻以政治原因強令進行金瓶掣簽,在金瓶掣簽過程中不遵循傳統宗教儀軌,隨心所欲地指定候選靈童(而不是將所有尋獲的靈童都納入金瓶掣簽的候選人名單中),甚至暗中做手腳等,全然不顧宗教、傳統和歷史習慣,更談不上最起碼的品行高尚或對信仰的尊重。

第五:文件還規定:『活佛轉世不受境外任何組織、個人的干涉和支配』,這就暴露了中國政府的最終目的。因為,藏傳佛教的最高領袖達賴喇嘛和四大教派及本教的教宗和其他宗教領袖都在西藏境外處于流亡狀態。如果各教派轉世活佛的尋訪和認定不需要經過各教派教宗的指導和最終的確認,不僅會導致西藏傳統的活佛轉世制度的分崩離析,而且越來越多被世俗政府任命的假活佛、假喇嘛將會招搖于市,從而使人民喪失對轉世活佛的信仰,所有這一切的結果必然會導致藏傳佛教的巨大衰敗。

通過這一法令,中國政府不僅試圖割裂西藏境內外藏傳佛教信徒與所屬教派領袖和導師之間的宗教聯繫,而且,還試圖為今後隨心所欲地指派或任命各教派領袖的轉世、以及不承認境外真正的轉世活佛製造條件。雖然居心叵測,但歷史終將會證明,所有這些不良用心都是不會得逞的。

第六:宗教局的這份命令還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文件沒有指出當局允許活佛轉世、以及批准轉世的依據是什麼。

不論是『省、自治區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或是『國家宗教事務局』以及國務院等部門的領導人,當他們『審核批准』允許活佛轉世以及轉世尋獲後再予『批准』而做出最終裁定時,他們究竟是根據什麼來認定轉世系統以及轉世的真實存在?又是如何確定其為前世喇嘛之轉生無誤呢?是根據信仰堅信這一點?或是隨心所欲的指認批准?

如果說是基于信仰,難道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要放棄「宗教是鴉片」和「迷信」的共產黨理論,轉而欲接受和實踐藏傳佛教不成?如果對此沒有任何的信仰而只是隨心所欲地指認,則除了證明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宗教政策是根基于陰謀和欺騙而外還有什麼?難道這種陰謀和欺騙真的能夠欺瞞西藏人民和世人于一世?

第七:綜上所述,國家宗教事務局的所謂第五號令不僅違背聯合國《人權宣言》,而且也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有關規定和精神。同時也不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直接侵犯了全世界信仰藏傳佛教之人民的意志和願望。毫無疑問是損害藏傳佛教、蔑視和壓迫西藏民族的新工具。

基于以上原因,藏傳佛教各教派及本教之宗教領袖和僧俗信眾,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宗教與文化部,在此嚴正聲明,我們絕不接受中國政府的上述法令。

最後,呼籲境內藏人,包括在自治區、自治州或自治縣任職的黨員、幹部、工作人員和一般僧俗人民,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關于『上級國家機關的決議、決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適合民族自治地方實際情況的,可以報經該上級國家機關批准,變通執行或者停止執行』的規定,通過各種途徑依法向相關部門要求停止實施完全不適合西藏自治地方實際情況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以使藏傳佛教得到健康順利的發展。

藏傳佛教四大教派及本教之宗教領袖
西藏流亡政府宗教與文化部
二零零七年 九月二日

2007年9月12日 星期三

迷倒眾生的達賴喇嘛

by 陳維健

六月十七日星期天陽光明媚,但進入初冬的奧克蘭卻是乍暖還寒,人們裹上了大衣和圍巾。達賴喇嘛訪問紐西蘭的首場演講會,在奧克蘭新建不久的VECTOR ARENA 體育館舉行 。

這一次達賴喇嘛是第三次訪問紐西蘭,他每一次到訪紐西蘭,對於紐西蘭民眾來說都是盛大的節日,達賴喇嘛對於紐西蘭民眾來說,既是最尊敬的思想導師,又是最尊貴的客人。但由於達賴喇嘛在國際上受到中共的打壓,使某些西方政府的領導人,為了經濟上的利益不敢得罪中共,使他們在達賴喇嘛嘛訪問本國時,是否會見他而感到左右為難。達賴喇嘛嘛在訪問紐西蘭前,先到達澳洲訪問。澳洲總理霍華德,經過再三思量最終表示,作為一個國家的領導人,要會見什麼人,無需受到其他國家領導人的好惡影響。達賴喇嘛在澳洲是一位極其受人尊敬的宗教領袖,所以霍華德會見了達賴喇嘛。在霍華德會見達賴喇嘛後,紐西蘭總理海倫克拉克感到十分為難,她既怕會見達賴喇嘛而得罪了中共,又怕不會見達賴喇嘛而得罪了熱愛達賴喇嘛的紐西蘭民眾。聰明的海倫克總理終於想出了一個絕妙的安排,在她去澳洲訪問其間,與達賴喇嘛在飛機上不期而遇。這樣的安排既讓人感到中共對海外民主政府的威脅,又讓人感到西方政府在經濟利益面前對中共的無奈,以經濟利益犧牲民主自由的原則。這可以說是當今世界的悲哀。紐西蘭綠党發言人對此表示,如果總理海倫克拉克沒有屈從中共的強權的話,就應該與達賴喇嘛有一個正式的會談。不過紐西蘭最大的反對黨國家党領袖JOHN KEY還是在國會會見了達賴喇嘛,順應了民情民心。

在達賴喇嘛開講之前,一萬多個座位的體育館已座無虛席,演講台的天幕上掛著代表西藏藝術的三幅唐卡,台前放著一張桔紅色的沙發,和一張藏式茶几,整個講臺顯得極具藏族風格。來自流亡社區的藏族歌手和樂手在臺上彈唱著民歌,悲愴的歌聲感染著台下的觀眾,這是一個被壓迫而流亡的民族的痛苦之聲。當人們沉浸在音樂的悲情之中時, 達賴喇嘛在奧克蘭市長迪克哈佰的陪同下登上了講臺。台下的聽眾全體起立,為達賴喇嘛作長時間的鼓掌,在達賴喇嘛再三致意下聽眾們才停下掌聲坐下來。達賴喇嘛在紐西蘭有三場演講,二場在奧克蘭,一場在首都威靈頓,今天首場演講的是“慈悲和寬容”,另一場演講內容是佛教“四真諦”,將由紐西蘭民眾最為尊敬的愛德蒙海拉雷爵士陪同。達賴喇嘛一襲降紅色的袈沙,步履穩健地走到麥克風前,話未說先露出他特有的迷人微笑,他用手遮著眼睛說“我在臺上燈很亮,你們在台下很黑,我看不見你們感到很難過。”說著他從口袋裏拿出一頂旅行者的帽沿來帶在頭上,說“現在好了,我能看到你們了,我視你們為我的家庭成員”。他的幽默和親善帶來了台下的一片歡笑和掌聲。接著達賴喇嘛開始了他的主題演講。他講到人們生活中慈悲和利益的關係,講到富人和普通民眾的生活。他說“我經常聽到億萬富翁和政客抱怨他們的生活,其實確實如此,他們的生活是處在心臟病發作的風險之中。”他說“普通人的平和生活是一種更有益的生活。我們在晚上有一個好的睡眠所帶來的利益,要遠遠超過晚上到夜總會去所得到的利益。”他幽默的比喻讓聽眾們發出了開懷的笑聲。達賴喇嘛還講到人類社會中家庭所處的重要價值,重視家庭的價值觀是人類平和的基礎。他還提到世界的和平需要解除世界的武器,特別是核武器。演講完畢,達賴喇嘛親切地和市長一起坐在沙發上,接受聽眾的提問,問題一共有四個 ,達賴喇嘛對四個問題都一一作了非常完美的回答。

在整個演講完畢後,達賴喇嘛接受一位紐西蘭作家贈送他歷時五年寫出的有關達賴喇嘛的書。達賴喇嘛回贈作者潔白的哈達。最後達賴喇嘛向市長迪克哈佰表達謝意,並詼諧地用紐西蘭特有的毛利禮節 “碰鼻禮”與市長碰鼻致謝。他的風趣和對紐西蘭傳統文化的“隨鄉入俗”,顯出了他的尊重,迷倒了台下所有的觀眾。在熱烈的掌聲中達賴喇嘛走下了講臺,在他即將離去的那一刻,他突然之間兩眼一亮回顧頭來,他發現一個聽眾,捧著一塊綠色的哈達,在警戒線外望著他,達賴喇嘛來到他的身邊親切地說,你是來自蒙古的,達賴喇嘛伸出了手臂慈愛地摸了一下他的頭。 當達賴喇嘛離去時,那個蒙古漢子已泣不成聲。

達賴喇嘛作為一個神聖的佛陀,一個背負著一個民族的命運的領袖,他沒有向這個世界去訴說這個民族的痛苦和不幸,而是不停 地在這個世界上奔波,把慈悲和寬容帶給這個世界,他堅信人的心只要有了慈悲和寬容,世界就會變得美好。達賴喇嘛已經成為這個世界無可替代的聖人。

-----陳維健
2007/06/19於奧克蘭

妖化西藏:敬請李敖先生止步

——才旺瑙乳致李敖的公開信

李敖先生:您好!

我是一位大陸的媒體工作者,也是一位藏人、一個西藏的“知道分子”。從十幾歲到內地上大學起,我就喜歡上了文學創作並開始發表作品。從那時到現在,已經20多年了,我一直沒有中斷過學習和鑽研中外文學作品,從中汲取人類(不分種族和民族)浩如煙海的智慧與養分。(以前也曾拜讀過您的一些作品,談不上喜歡,印象中只覺得您就像列寧有次說葉賽寧的那樣,是個“胡鬧”的人。當然您並不是葉賽寧。)

也是為了能夠提高自己的創作水平,我同時在這20多年中研究了我們西藏民族的文學、歷史、文化。為了能夠更好的掌握解開我們西藏文化之謎的鑰匙,我用了10多年時間研究了藏傳佛教理論及其宗教儀式。後來因我所在媒體的工作需要,我又從華夏始祖開始,作史地文化的田野調查,查閱大量的歷史資料,發表文章 40餘篇,並仍在繼續中。

在這些學習和研究的過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對文明多樣性尊重的必要性。一個人群如果想認識另一個人群,就必須加強交流和溝通,以增加彼此的瞭解、理解和尊重。現在資訊和交通如此發達,這本不是難事,但事實卻恰恰相反:言論越來越輕率,獵奇者越來越多,而哪怕稍稍地去作些瞭解和調查的人卻是少之又少。以西藏文明?例,就常常被少數不明真相的人在不同的場合妖魔化。遠的不說,就您2006年“李敖有話說”關於西藏的言論,就是此類妖魔化的典型案例。

您的言論在電視和網路上出現後,引起了西藏知識階層的憤怒。當然我在這兒不是來給您傳達這種情緒的,也不是來給您道喜的,而是作?一個西藏的“知道分子”,也想對您有所呈述——西藏有話說:李敖先生,請在妖魔化西藏的路上止步!

注水“名家”:無知,還是????

全世界今天只有一個地區,他還是神權統治的,就是中國大陸的西藏。”——李敖


作為一個自稱為是“大師”、“思想家”、“作家”、“學者”、“歷史學家”的李敖先生,竟然在21世紀的今天,說出了如此令人瞠目的話?不得不讓人 “敬佩”!已經多少年了,中國大陸的西藏一直是在人民政府的領導之下,哪有什麼“神權統治”?就憑這句話,就說明您對當代西藏的無知。

如果您指的是我們西藏人的信仰的話,那麼可以告訴您,我們西藏人幾乎全民信仰佛教。歷史上西藏曾有過政教合一的制度,卻從未有過神權統治的事實。依您之見,難道佛教是關於“神”的宗教?

自古至今,佛教倡導的是無神論,追求的是眾生個體生命的自由、解放和修為。記得一位詩人說過,自由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指尊嚴,能夠有尊嚴的活著就是自由。對於我們西藏人來說,每個生命(不僅僅指人類)都有自己的尊嚴。可以說佛教的學說是對生命充滿敬意的學說,是一種更關注個體內心並開發慈悲、憐憫、愛與智慧的實踐的學說。這些知識您可以閱讀原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先生的文章,也可以閱讀趙老的導師太虛大師1913年發表於《佛教月報》的《宇宙真相》、《無神論》等。

就目前處於後工業時代的各種社會問題等,博大精深的佛教對此也有對治的各種良方。比如對於目前中國社會的和諧發展,國務院宗教局局長葉小文近年來就有好幾篇文章在闡述佛教能夠起到的作用。

趙老曾經還有文章談到:佛教對人類文明特別是東方文明有不可估量的貢獻。您使用的漢文字中,您有意無意使用的諸多辭彙和觀念,均有佛教術語。足見佛教對中文世界的影響。藏傳佛教作?藏民族獨特的文明和價值體系,是藏文化的主幹和核質。在中國,藏傳佛教是受到憲法和法律法規保護的合法宗教。中國解放後成立的中國佛教協會,其第一任會長就是藏傳佛教的大善知識喜饒嘉措大師,後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第十世班禪大師也曾擔任過中國佛教協會的名譽會長。1987年,經國務院批准在北京創辦了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其中人才濟濟。現在藏傳佛教大活佛嘉木樣大師擔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職務。簡單的說,這就是藏傳佛教的公?存在和中國的合法、合理的社會認知。

事實上藏傳佛教博大精深,她不僅養育了藏民族,已經而且也正在惠及更多的人群。以慈悲、憐憫、愛、利他、和平為宗旨的藏傳佛教及其所衍生的具有普世觀念的西藏文化,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關注和研究。信仰慈悲、和諧、和平、眾生平等的藏傳佛教的信徒在世界各地與日俱增。“藏傳佛教已進入美國的主流意識”(杜永彬《藏傳佛教在美國的傳播和影響》)。去年在中國舉行“世界佛教論壇”時,有報道:葉小文在演講中旁徵博引,從漢語系的《楞嚴經》、《大般若經》、《六祖壇經》、《維摩詰經》、《心地觀經》、巴利語系的《法句經》、《雜阿含經》、藏語系的《一切法大圓滿菩提心普作王》,反復論證佛教的“緣起”,就是互相依存,和合共生:“用一個字表達,就是‘和’”。而且歷史上藏傳佛教在青藏高原文化與生態保護方面的巨大貢獻,這些有口皆碑的事實,已經說明了藏傳佛教的魅力和價值!

但是,我曾注意到您不僅對藏傳佛教不瞭解,而且對漢傳佛教也是一竅不通。記得您在一篇題為“通身是手眼”的文章中是這樣表達您對自己不懂的佛教的看法:“整個的《大藏經》,其實絕大部分都是玄學字彙的排列組合,完全沒有真實的意義。”對於數千年人類智慧的結晶,就因為自己無法解讀,而矢口否認,這不是一個嚴肅的學人的態度。佛學作為中國國學中重要的一支,作為中國的“思想家”、“學者”應該要有深入的研究,而不能因自己的????而規避。

而您對佛學知識的瞭解和態度竟然如此捉襟見肘,足見您自詡的那些冠冕也屬於注水冠冕。

文化誤讀與內心的黑暗

“西藏整個的人口,在達賴喇嘛統治時代,有百分之九十八,注意喔,百分之九十八是文盲。” “絕大多數是農民和農奴,甚至他們是教奴。”“他們去走三步走五步跪下來拜,爬起來再走三步走五步,跪下來拜,就這麼一路是朝著這個西藏的這個象徵性的達賴喇嘛住的地方來走的,你就知道這些人是多麼的愚昧。”——李敖


您以自己不多的資料和圖片?參照,信口西藏的歷史、宗教、文化和藏人的信仰,在您的眼中,西藏“百分之九十八是文盲”,是教奴人群;剩下的百分之二是 “神權階層”——是統治“百分之九十八”的大喇嘛大地主,是另一個黑暗殘酷的人群。西藏民族由這兩部分人群構成,因此可以得出整個西藏民族是一個愚昧、落後、殘忍、無知的民族。

先不說您這個資料的明顯的虛假性。難道西藏民族的群體構成和文化存在的確是這樣嗎?西藏有數百萬人口,西藏民族在歷史上的社會構成主要是僧人、商旅、草原上的遊牧人和河谷地帶的農民。在幅員遼闊的青藏高原上,西藏人以遊牧人居多,“農奴”極少,屬於政體鬆散的族群。或許歷史上的政教合一制度有它的弊端,但是整個西藏民族卻是一個陽光的民族。這些可以從大量的文學作品和歡快的傳統民間歌舞中窺斑知豹。

而且歷史上我們藏傳佛教的寺院一直承擔著學校的職能。不僅僅是拉薩的人口比例很少的貴族有文化,而且整個僧侶階層都是文化階層。寺院裏的僧人也不僅僅是學習佛教知識,還要學習世俗知識。對我們西藏人來說,藏傳佛教由以下內容構成:大五明和小五明,也叫做十明文化。大五明是:內明(佛學)、因明(邏輯哲學)、聲明(梵文語法學)、工巧明(工藝美術學)、醫方明(醫學)。小五明是:天文曆算學、詩學、辭藻學、音韻學、戲劇學。十明文化構成藏傳佛教文化,其中只有“內明”是專門研究佛學的。除藏傳佛教文化外,我們西藏人還有苯教文化,有商業文化、茶文化、酒文化、傳統體育、民間歌舞等等,不一而足。

以我個人幾十年的社會經驗來說,更多的人還願意和我們西藏人交朋友,願意真誠的瞭解我們西藏人的一切。總體上來說,很少有人認?西藏人粗魯、野蠻和邪惡。西藏人的這種個性,不是來自於愚昧,而恰恰是來自于藏傳佛教文明的教化。或許我們的物質生活比較的匱乏,或許我們的生存環境比較的落後和嚴酷,但我們西藏人的精神生活相對比較的充實。這一切正是得益于這個文明的核質——藏傳佛教。

連西藏文化的基本概念和內涵都沒有搞清,也沒搞清西藏民族的生存方式,生命觀、價值觀和世界觀,這樣突兀的上來就對西藏進行貶損,不但在治學上極不嚴謹和很不嚴肅,也暴露出了您骨子裏霸道的大民族主義情結。不知您的用意何在,但是從您的生平經歷和?人?文中,我個人感到的是您的內心中還是有點黑暗。或許由於您個人性格的原因,臺灣那個社會對您的生存壓力太大,但您也不能因此喪失一個文人基本的品質。

“缺鈣”和對周圍世界的出賣

“所以他們不但在知識上面封閉,在宗教信仰上面封閉,在統治上面我也講過,他們被達賴喇嘛跟他手下的大喇嘛大地主們控制。”“可是他們愚昧的原因,是靠著神權來統治的,證明了在人類的歷史裏面,全世界只剩下一個黑暗的地方,就是西藏。”——李敖


簡單的給您介紹一下吐蕃在全民信仰佛教以前的歷史和全民信仰佛教後的歷史吧。在吐蕃全民信仰佛教前(甚至佛教傳入吐蕃的早期),吐蕃人兇悍好戰,曾幾何時,吐蕃的鐵蹄踏遍和佔領了(給您劃個大概的線吧)尼泊爾、錫金、不丹、印度的大部分地方,遠達吉爾吉斯坦,天山以南,安西四鎮,敦煌,河西,寧夏大部,寶雞,咸陽,天水,四川南部,雲南大部。曾經深入長安(今西安)15天,後因氣候不服等原因,才退守天水一帶(江應梁主編《中國民族史》,民族出版社 1999年10月版)。

那時的吐蕃人,因?沒有佛教慈悲思想的指導,可以說性格野蠻,好勇尚武,連年征戰,虜殺無數……但是,後來吐蕃政權衰微,佛教勃興之後,青藏高原才安靜下來。因?藏傳佛教的普及,西藏人變得慈悲和善。西藏的歷史才有了很長時間的和平與安寧。或許後來也有一些戰爭,但是,?了民?的利益,很多戰爭都是西藏的高僧大德們用自己的智慧化干戈為玉帛。請您去仔細的研究一下元、明、清的歷史吧。為了青藏高原民眾的安寧,薩迦班智達與闊端王在西涼會盟;忽必烈拿漢人活人填河渠的習慣也是由西藏高僧八思巴廢止。明清更是如此,西藏的諸多高僧大德為朝廷的安邊固防和邊疆的和平安定(熄滅戰火)做出過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別的不說,就介紹乾隆國師、藏傳佛教大活佛《章嘉國師若比多傑傳》去看看,您認為的黑暗階層的“大喇嘛”是如何為各民族的團結、為眾生的福祗、為民眾的利益而嘔心瀝血一生?!

西藏藏傳佛教格魯巴的締造者、偉大的佛學家宗喀巴大師,他的學說深刻地影響了西藏民族。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是宗喀巴大師的兩位心傳弟子,後來成了兩大活佛轉世系統,亦成?西藏人的兩位最高精神領袖。曆世達賴喇嘛均不同程度地對祖國和平、民族團結和交流做出過巨大貢獻,豈能一言以蔽之地就否定了?布達拉是“普陀”的音譯,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西藏人信仰佛教,朝拜布達拉宮、朝拜觀世音,難道就“愚昧”了?布達拉宮因此就“黑暗”了?那依您的理解,南海普陀山、山西五臺山就是中國最黑暗的地方?看來您不僅不瞭解當代的西藏,更不瞭解歷史上的西藏。

對於您並不瞭解的族群的歷史和生活,您的發言如果引起了這個族群的普遍的反感和憤怒,那一定是您歪曲了他們千百年來口耳相傳的祖先的歷史和生活。尚且不論良知,就一個有智慧的人,他要研究一個族群,首先要掌握這個族群大量的資料和進行真實的調查。而不是僅憑道聽途說。更何況牽扯到您根本不明白的“神秘”的宗教。

就說歷史的黑暗吧,哪個民族沒有過另一面?以魯迅為例:“魯迅說,翻開中國歷史看到的就是吃人。五千年的歷史其實是一部野蠻史,直到現在很多人的智力跟秦朝的人沒有差別,仍然想著滅這個滅那個,從來沒想過要和……

“其時,直到近代,中國的封建勢力仍然統治著政治、經濟和思想領域。封建文化仍然在腐蝕著人們的靈魂;封建禮教也繼續在殘害著中國人民的精神和肉體, ‘吃人’的現象屢屢發生。面對這種特定時代環境裏的社會現象,以?蒙民族的思想?己任,以改變中國人的精神?職責的魯迅憤然而起,以清醒的現實主義筆觸和飽蘸憤怒感情的筆墨,在他所寫的《狂人日記》中描繪了一幅‘非人的生活’圖景。揭露了從社會到家庭的‘吃人’現象;抨擊了封建家族制度和禮教吃人的本質,並推測出‘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進而發出‘救救孩子……’的呼聲,號召人們覺醒起來,拯救下一代,體現了魯迅在文學創作中一貫的鮮明社會自覺性。”

當然您不能和魯迅先生比,看您的作品和在電視中的表演,我感到的正是大陸著名文學評論家雷達先生所批判的文人的“缺鈣”——沒有信仰、沒有理想、沒有精神、沒有人文關懷。只有出賣——出賣自己、出賣朋友、出賣自己瞭解和不瞭解的一切!

遮蔽與曲解:井底下的“華人製造”

你看看西藏我們的同胞們,穿著那?破舊的衣服,髒兮兮的,走三步五步跪下來一拜,三步五步跪下來一拜,一路就這樣子,走向達賴喇嘛的那個象徵,就是那個布達拉宮,請問這些人是什?頭腦啊,他們已經被搞成這個樣子,這樣子落伍,這樣子封閉,為什麼這樣子呢?” ——李敖

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西藏民族如果是一個愚昧無知的民族,那麼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輝煌的布達拉宮是怎麼建造的?人類歷史上最長的史詩《格薩爾王傳》是怎麼創造出來的?那麼多浩如煙海的哲學、歷史、文學、繪畫(唐卡、堆繡等)、醫學、天文學、歌舞知識和作品是從哪兒來的?著名的西藏八大藏戲和婦孺皆知的偉大的米拉日巴、倉央加措道情歌又是如何來的?難道這一切偉大的創造是不小心從天上偶爾掉到了青藏高原這些“愚昧人”的懷中?

從這一點來看,您對西藏的歷史和文明真是瞎子摸象。冒然發言,只能說明您的浮躁、膚淺、治學的輕率和急功近利。

生活中有很多人,缺乏對自己不瞭解的文明應有的尊重。但是以您的年齡、知識和閱曆,更應該客觀地看待世界各種文明之多樣化存在。良知,人類的標準應該是一致的。知識份子應有的良知,是不分民族、種族的共識。對於我們西藏人持守的觀念來說,只要你能學會愛和尊重,你就能學會一切。而不是以自己的生,來致別人於死。比如說您,不能為了匆忙間作節目所需,上去一棍子就想把一個民族打死……您一次節目的稿費或許能使您滋潤很久,但是您不負責任的一次言論或許就會使一個民族、一個群體蒙辱很久。這是無法對等的物質、心靈和精神上的比較。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這種井蛙之舉,未免被時代和後人所詬病。

外界(尤其是香港和臺灣)一直對西藏人和西藏的文明有諸多誤解,甚至曲解。比如金庸先生在自己的小說中塑造了各式各樣殺人放火的“喇嘛”。且不說泛濫的武俠在娛樂之餘對中國青少年身心的負面影響,其中那些“喇嘛”形象在華語世界裏對一個並非如此的民族的存在也有巨大的傷害。我曾經在隨筆中質疑過金庸先生對佛學知識和理論的欠缺。因?佛教戒律中的第一條,也是佛教最重要的標誌性存在就是“不殺生”。在佛教中,出家人要受比丘戒,守200多條戒律。而且佛教倡導的是非暴力思想,是和平、利他和向善的追求。從藏傳佛教的歷史來講,也從來沒有過僧人練武的任何事實和記載。而金庸先生為了自己的生存和寫作目的,塑造的包括漢傳佛教僧人,都參與到江湖的恩愛情仇,打打殺殺,嚴重歪曲了佛教僧侶的真實形象。

這樣的言論或許汗牛充棟,金庸先生可能也看不到,但是作為藏民族的一員——一個瞭解真相的知識份子,我至少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在?聲喧嘩,鮮花和掌聲簇擁向金先生的時候,我的聲音是孤單的。但是,至少在中國、在華語世界裏存在過這樣一個聲音。歷史會被遮蔽一時,但不會永遠被遮蔽。如果金庸先生終有一天知曉,並且能夠捫心自問,或許會發現一個知識份子應有的良心之痛、良知之痛。

這樣的質疑同樣符合今天我對李敖先生您為人為言的看法。

就拿您說的朝聖來說,對我們西藏人而言,朝拜是非常神聖的事情,您別看那些朝聖者衣服是“髒兮兮”的,但他們的內心裏卻非常清潔。而且這種朝聖本身還充滿了詩意。記得我曾經和大陸一位和您一樣對朝聖有非議的作家對過話。她說她遇到一位磕長頭到拉薩朝拜的年輕僧人,她教育他與其這樣浪費生命,還不如去學一些藏文,可以為民族做一點事情。要不,這樣拿著別人的佈施無所事事,很不好。我當時問她:您的寫作可不可以比作是文字的朝聖?那麼您拿著納稅人的錢(價值觀不一樣,我也可以把這個理解為別人給您的佈施),整天寫作,肯定也是有一個目標的。假如說這個目標就是諾貝爾文學獎。而那個僧人,他是用肉體和心靈在朝聖,對他來說,短期目標是朝聖到拉薩,從更長遠的目標來說是為了成佛。每當您寫完一部作品,您的內心是歡愉的。對那個僧人來說,每天的朝聖都充滿歡愉,因?他在對大自然的匍匐和親近中每天都在接近自己的精神目標。他的人生過得才是他自己,才富有真正的自由和詩意。

她說:你們的成佛是什麼時候的事啊?我說您能肯定您獲諾貝爾獎的時間嗎?人活著,內心的歡愉是最重要的,心的歡愉是幸福的第一要素。

西藏是一隻軟柿子嗎?

“從歷史角度來看,我們必須說西藏這個地區是個非常有問題的地方。”——李敖


面對青藏高原,漢族知識界基本上有三種觀念:一是帶著先入之見,對藏族問題指手劃腳,您就是典型的代表;二是科學務實,調查瞭解,實事求是,如王力雄;三是把西藏看作神性(詩性)的土地,充滿敬畏,如詩人于堅。記得大陸著名作家、史學家張承志和著名詩人于堅都向我表達過同樣的觀點:西藏文化是大文化,一個人要想深入瞭解西藏文化,需要用畢生的精力。

歷史上的文人大概有兩種:正直的文人和奴隸的文人。那些奴隸的文人,大多是為生存計。但是,事實上最令人可怕的還是那些內心黑暗的文人。

西藏人很少對這個世界發言是因為自己的信仰,西藏民族是一個沈浸在自己內心和信仰世界的民族。但這並不是說西藏民族就是一個沒有氣節和尊嚴的民族,也不意味著西藏民族就是軟柿子,動輒就可以拿西藏來說事,想捏就捏。

記得歷史上我們西藏人的祖先也曾強盛過,也曾征服過其他民族,建立過強大的吐蕃帝國。但是至今在我有限的閱讀中,還沒有見到過西藏人的著作和信史中有對其他民族的貶損和侮辱。這說明了歷史上西藏知識份子的品質。

也曾記得在歷史上,當歐洲人普遍認?中國人愚昧、落後的時候,雨果卻對圓明園及其東方文明給予了高度讚賞和公正評價。這才是應有的大家風範。在《雨果致巴特雷上尉的一封信》中,是這樣讚美圓明園的:“這座宛如城市、跨世紀的建築是為誰而建?是為世界人民。因為歷史的結晶是屬於全人類的。世界上的藝術家、詩人、哲學家都知道有個圓明園,伏爾泰現在還提起它。”“儘管有人不曾見過它,但都夢想著它。這是一個震撼人心的、尚不被外人熟知的傑作,就像在黃昏中,從歐洲文明的地平線上看到的遙遠的亞洲文明的倩影。”

這樣的讚美如果獻給布達拉宮,以及西藏的文明,亦毫不遜色。

現代社會的事實是,如果人類是靠物質生存與精神生存均衡存在,它的基本形態應該是科學、藝術、宗教三足鼎立。就西藏民族來說,科學技術方面或許是落後的、瘠薄的,但是在藝術和宗教兩個領域卻是發達、豐足和燦爛的。因為傾向於精神追求,所以西藏民族在物質追求上是一個較?知足的民族。

西藏人歌吟和追求的是一個平等、和睦、相互尊重和民族團結、和平文明的國度。這不是一個人的訴求,而是人類最基本的良知。社會發展到這一步,我們即使不葆有神性(詩性),也應該呼籲人性。現在在一些充滿物欲的國家和地區,私欲膨脹的人在挖空心思出名從而獲利,其中充滿齷齪和殘酷的黑幕。但更多的聲音在反思中發出他們真誠的呼籲——平等、尊重、和平、友愛,人類的心是共通的,人們期盼的是和平,而不是衝突和戰爭。而在中國,在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的國度裏,人性不應該說是複歸,它一直在,它一直在溫暖著一脈文化。它在社會的底層運行著,在大多數人群中成為血液,維持著群體的繁衍和發展。而西藏,環繞著喜馬拉雅的幅員遼闊的土地,是一個神性(詩性)的世界。正因為這種神性(詩性),生活在世界最上方的西藏人,才一直保持了一種非常罕見的沈默和安靜。它不是不發言,而是蔑視那些市儈的利益和衝突。

基於這樣的信仰和大地上的原在,您竟然口無遮攔、信口雌黃,在一個收視率極高的公共媒體輕賤地侮辱一個民族,侮辱他們的信仰。您覺得合適嗎?!

西藏文化是開放的文化,西藏人也有著善良和直率的性格,為了讓您和更多的人能夠瞭解一個真實的西藏,所以我向您談了自己的這些淺見。

作為長輩,請接受晚輩——一位來自大陸的西藏“文人”的忠告和祝福:作為文人,可以沒有義務和能力去“鐵肩擔道義”,而僅僅是為了生存而“妙手著文章”,但是在這樣的存在中,仍然希望自己的內心能夠多一份光明,而且能像護持自己的眼睛一樣護持好自己內心的良知! 紮西德勒!並祝撰祺!

才旺瑙乳
藏曆火豬年正月(2007 年3月)於蘭州◎

冷眼看今日之西藏(四篇)

by 王力雄

西藏山河做賭場

到西藏開礦的老闆們有一句話:“早要飯,晚騎馬”,意思是說一旦開出個好礦,立刻能日進鬥金。這種發財跟當年的網路發財差不多,投資回報不是百分之幾十,而是百分之幾百。在西藏做礦的人都有一種賭徒心理,夢想一翻多少倍的暴發。不過真暴發的人並不多。在西藏開礦很像賭博,輸的風險也很大。這是因?西藏的地質資料非常模糊,到底能不能開出品位好的礦,儲藏量有多少,開採條件如何,事先都不知道,甚至到底有沒有礦都是未知數。我聽說一個老闆在拉薩蔡公堂包了一座山,投了500多萬,只挖出幾十噸鉛鋅礦,價值不過幾萬。如果是投資房地產,即使全砸在手裏賣不出去,至少有房子放在那,開礦失敗卻是什麼都剩不下,徹底白乾。

不過在西藏開礦能發財,也跟地質資料不清有關。西藏批准開礦的權力理論上屬於自治區地礦廳,但是既然不知道地下到底有什?,批准權就是空的,也無法進行有效管理和監督。目前開礦老闆大都不通過地礦廳,直接跟各縣打交道,因為不能確定有沒有礦,縣裏收費也不會高,這便?得到超額利潤留下空間。

而開礦者在地質資料缺乏的情況下,自己也不進行勘探,因?辦勘探手續很麻煩,同時勘探成本也很貴,探清一個礦床至少得花幾百萬。目前進藏開礦的資金多數也就是幾百萬的規模,要勘探就沒錢開礦,所以還不如直接幹。那種開礦就如所說的“瞎貓碰死耗子”,不知道山裏有沒有礦,就向山裏打洞,一般是圍繞山體同時打多個洞,每天花錢如流水。如果有一個洞能碰上礦就可以發財,而碰不上就得不停地打下去。只花幾十萬元就能碰上礦是撞了大運,沒運氣的幾百萬花光了也見不到礦,那就只好撤,錢也等於打了水漂。

這些開礦者把西藏的山河當成大賭場,挖得山河破碎不說,對於礦藏也會造成很大破壞,因?如果認真勘探,有系統和負責任地開採,能保持礦床的完整性,礦的?量和利用率可以增加很多。而賭博式的開礦,碰到礦也會只撿最好的部位開採,費勁的就丟掉,以得到最大利潤,那將造成優質礦床失去整體開採的價值。老闆們賺了錢,付出代價的是西藏。

西藏之水救中國,誰來救西藏?

2006年春,中共中央辦公廳給中共政治局推薦的閱讀書目中,一位中國軍隊作家寫的《西藏之水救中國》列在第一。香港亞洲周刊透露,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總理溫家寶都讀了該書,溫家寶還作了批示。

《西藏之水救中國》一書極力鼓吹的,是一個中國民間水利專家構想的“大西線調水工程”方案  從雅魯藏布江的朔瑪灘到天津之間開一條運河,把相當於四條黃河年流量的兩千億立方米的水從西藏引到中國西北、華北和東北。

這一工程的主體是在青藏高原。先在朔瑪灘築壩抬高水位,然後打隧洞引水到林芝工布江達的尼洋河,建水庫回水至巴松湖,再打隧洞引水入易貢藏布,再築壩建水庫,回水沿霞曲上溯,再打隧洞引水到邊壩進入怒江。在朔瓦巴築怒江大壩提高水位,打隧洞至恩達,在昌都的瀾滄江支流紫曲、昂曲和幹流紮曲分別建連環水庫,開隧洞引水到江達,入金沙江支流藏曲,導水入四川白玉贈曲,過分水嶺到甘孜入雅礱江,再築水庫提高水位,引水入達曲,打隧洞到翁達,入大渡河的支流色曲和杜柯河,在兩河口築壩成庫,再提水位,溯杜柯河過壤塘到南木達,入麻爾柯河。築壩再提水位,回水到阿壩麥爾瑪,過分水嶺進賈曲,向北流入拉加峽的黃河大水庫。

上面列出的引水線路,都是在藏區進行。即使不懂水利,也想像得出那?多築壩、打洞和水庫蓄水,會強烈地改變藏區地貌和生態,人民生活也不可能不受影響。暫且不說工程是否會帶來所設想的效果,首先需要質疑之處,就是工程議論了十幾年,國家正式考察,江澤民當政時親自過問,現在胡、溫也給予關注,全國人大會議和政協會議已有正式提案,118位將軍和七百多位專家學者對此力挺,然而將受這一工程直接影響和衝擊的藏人,卻幾乎沒人聽說過這個工程,更不要說被徵求意見。

在考慮“西藏之水救中國”時,該不該問一下西藏人的意見呢?如果根本不在意西藏之水的主人  西藏人怎?想,那就不得不讓人懷疑,救中國的代價會不會是犧牲西藏呢?而當西藏之水救了中國,誰又來救西藏?

格爾木的新藏人

長江、黃河、瀾滄江的源頭地區成立了“三江源自然保護區”,原本在那個地區放牧的藏族牧民被分批遷移出來,安置到格爾木市。被遷移的牧民開始很高興。他們早就向往城市生活,現在政府給蓋房子,發給生活費,簡直是太好的事情,於是便離開草原,搬到城裏住。

住進了城裏房子,要添置全套家俱才像城裏人。他們買不起新的,只能買舊的。格爾木的舊家俱市場被遷移進城的藏人帶動,從開始四百元錢能買全套家俱,漲到了現在一張桌子都要四百元。

有人形容,當牧民面對市場,就像小孩子進了超市,什?都想拿。他們買汽車、買電視,學著城裏人那樣用手機、用化妝品,下飯館,進娛樂廳,很快就會把手裏的錢花光。他們學會了在城市裏花錢,卻不會在城市裏掙錢。他們接受了城市奉行市場的規則,卻沒有能力在那規則中競爭和取勝。無事可幹的他們在街上閒逛,看商店裏有什麼,看城裏人如何消費,於是更會感到手上缺錢。可是怎?得到錢呢?

在格爾木去拉薩的青藏公路上,近年出現了一種案件,作案者埋伏在公路兩邊,用繩索像套馬一樣甩向公路上疾馳的摩托車,把騎車人套住拽下,然後把摩托車搶走。這種作案方式,讓人猜測只有會放牧的人才有如此本事。

遷移者的變化不是停留在城裏,他們和原來生活的土地、人群仍然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於是變化和衝擊也就隨著來來往往延伸到他們的家鄉和族人。事實上,這些年的經歷已經顯示出,市場化就像沖進羊群的狼,橫掃一切,想怎?樣就怎?樣,牧民沒有任何抵抗能力,只能被狼趕著跑。

從進城的興奮逐漸冷靜下來,遷移者發現離開了草原,放棄了原本熟悉的生?方式,結果使自己淪落到最底層。在市場上,他們只能找到類似挖溝填土的工作。當他們用笨拙動作使用以前從未摸過的鐵鋤時,那種形象讓藏人中的老一輩痛楚地回憶起一九五九年被抓到格爾木勞改的藏人,雖然事隔將近半世紀,可他們的形象簡直是一模一樣,幹的同樣的活,也同樣都是離開了草原,住到了只有石頭和沙子的戈壁灘上。雖然今天來格爾木的人似乎是出於自願選擇,但是放到時代的大背景下,所謂的自願也不過是一種錯覺而已。

西藏導遊之爭

2002年,一個在加拿大做旅遊生意的華人到西藏旅遊後,對西藏的藏族導遊發難。他給北京政府寫信,狀告藏族導遊把解放軍說成“內地來的中國軍隊”,向遊客解說西藏寺廟是被文革毀壞,甚至在布達拉宮廣場看升中國國旗時神情不對也成了罪名,都是藏獨傾向;還舉報西藏的藏族導遊多數從印度回來,立場都在達賴一邊,因此不利中國對西藏的主權。

告狀信被送到當局最高層,驚動了胡錦濤親自批示,要求西藏全面清除從印度回來的導遊。被那位華人點名的導遊進了監獄。的確,西藏的藏族導遊很多在印度學習過,他們英語好,熟悉外面情況,因此受旅行社歡迎。這些導遊被清除,西藏立刻面臨導遊嚴重匱乏。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北京搞了一個“導遊援藏”運動,從內地旅遊界往西藏派導遊,每年一批,各省市都出人。

內地來的導遊使西藏的旅行社為難,因?到西藏旅遊的外國遊客普遍不願意要漢族導遊。比較委婉的客人說,在漢地旅遊我們不會要藏族導遊,願意要漢族導遊,現在到藏區旅行就應該給我們藏族導遊。態度比較激烈的客人則是不換導遊就不參加活動。

內地援藏的導遊外語水準一般都不錯,工作態度也可以。但他們不瞭解西藏歷史和文化,只能背誦導遊手冊,尤其在政治方面嚴格遵照官方口徑。如在羅布林卡和布達拉宮一定要向遊客說,達賴當年發動了“叛亂”,不得不逃離祖國,現在只能在海外過流亡日子等。這種解說往往引起國外遊客不滿,援藏導遊卻堅持他們的解說是事實,因而造成雙方矛盾甚至衝突。

目前,隨著青藏鐵路修通,中國政府正準備在西藏更大規模地開展旅遊,導遊問題將會變得更加尖銳。旅遊業不是僅靠鐵路和酒店就能開展的,人的因素更重要。其實不僅外國人到西藏希望導遊是藏人,就是漢人到西藏旅遊,也不會願意導遊是漢人。對這一點,西藏本土的漢人導遊都清楚,他們給自己起藏名,學藏語,穿藏裝,裝成藏族,遇到藏語好的外國人,不好蒙混過關,就說自己是半藏半漢。當局應該明白這一點,旅遊者到西藏,不是?了傾聽中國政府的政治宣傳,而是? 了用自己的眼睛看西藏。當局如果把導遊當作一種政治工具,並讓他們對旅遊者強行灌輸,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

編著:中國人視台巴子是否就如視藏人一樣呢?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風

by 西藏通訊 2007 May-Jun

----讀唯色《殺劫》
余杰

幾年以前,我曾經以《向西藏懺悔》為題,為系獄三十多年的西藏僧人班旦加措的自傳《雪山下的火焰》寫了一篇書評。在這篇書評中,我以一名漢族知識份子的身份,向半個世紀以來被中共當局摧殘和侮辱的西藏致以深切的懺悔。這篇書評發表之後,在網路上遭到廣大“憤青”的尖銳批評。我在美國洛杉磯訪問的時候,幾名自稱“北大校友”的留美學者亦高調斥責我“破壞國家統一”。他們說,你的文章“逢共必反”,是受到“達賴分裂集團”的蒙蔽,你無視昔日西藏在喇嘛和貴族集團統治下的落後與愚昧,以及奴隸制度的黑暗,你更沒有看到在共產黨進入西藏之後,給西藏帶去的現代文明。讓我驚訝的是,這些人士的看法居然與《人民日報》和新華社一模一樣。雖然他們在美國這個可以自由獲得資訊的社會生活了很久,但思維方式仍然定格在往日所接受的教育和宣傳模式上。這一現象正顯示出官方洗腦政策的巨大成效。在我接觸的中國人當中,差不多十有八九的人,都如此看待西藏問題。在“國家統一”和“現代文明”的魔咒下,半個世紀以來發生在這片高原上的血雨腥風,被當局完全遮蔽了,也被國人統統遺忘了。

藏族女作家唯色出生于“文革”爆發時的西藏,大學畢業後曾擔任《西藏文學》雜誌編輯。她在作品中堅持描述西藏真實的歷史與現實,其著作多次被禁,本人也失去工作,成為一名自由撰稿人。唯色還被剝奪獲得護照的公民權利,一直無法出國訪問。這便是一名勇於說真話的知識份子所付出的代價,無論是漢族還是其他少數民族,一旦選擇說真話,便被中共當局當成“敵對分子”。柔弱而堅韌的唯色以“寫作即遊歷,寫作即祈禱,寫作即見證”為創作理念,她在臺灣出版的《殺劫》,便是第一部以西藏地區“文革”歷史為題材的力作。

《殺劫》首先是一本攝影作品集。該書中的大部分照片均出自唯色的父親之手,唯色的父親十三歲被徵召為解放軍戰士,從康巴地區進入拉薩,此後成為一名普通軍官。唯色在書中沒有提及已經去世的父親的政治傾向及民族觀念,但在這批珍貴的照片背後,可以隱隱發現這位藏族軍官對自身身份的困惑與懷疑:當藏族歷史文化遺產如大昭寺等遭到毀滅性破壞的時候,當藏族的文化階層受到無情虐待和徹底消滅的時候,當歷代信奉佛教、性情溫和的藏族民眾被階級鬥爭的學說所誘騙、成為自相殘殺的犧牲品的時候,這位藏族軍官不能公開發表抗議,卻忠實地用鏡頭將這一切都記錄下來,讓它們成為歷史見證。也許,他萬萬沒有想到,女兒唯色會成為這筆遺產的發掘者、整理者和闡釋者。倘若地下有知,這位父親必然含笑九泉。這幾百張首次發表的照片,以無可爭議的真實性,昭示了中共究竟給西藏帶去了什麼樣的“文明”。

如今,“文革”研究在世界範圍內已經成為一門顯學。長期以來,被塗抹上濃重的浪漫主義色彩的“文革”,比史達林在蘇聯的血腥統治更具欺騙性。上個世紀後半葉的西方知識界,多半對史達林時代的古拉格群島的本質有所認識,卻一直對毛主義抱有一廂情願的幻想。如今,“文革”的真相日益被揭示出來,儘管仍然有人以充當過“八九點鐘的太陽”而自豪,但“文革”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反文化本質,已經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文革”研究逐漸在各個方面得以展開,但其中最大的缺陷便在於:西藏的“文革”一直被蒙上神秘面紗,很少人知道當年這片雪域高原上究竟發生過什麼。多年來致力於研究“文革”的學者宋永毅,便對唯色說過:“西藏材料可以說奇缺……我們對西藏文革實在瞭解得太少了!”因此,唯色的這本《殺劫》,可以說是填補此一空白所邁出的第一步。

《殺劫》通過直觀的、極具震撼力的圖片與深入細緻的訪談和分析,揭示出中共如何將與世隔絕的佛國變成人間地獄。這些照片之中,有寺廟被摧毀、文物被打砸的場景,有僧侶和貴族被侮辱和毆打的經過,有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和滿山遍野的紅旗標語,更有解放軍的訓練和演習,“文革”讓西藏變得與內地越來越相似。自古以來,西藏便擁有獨立於中國的社會結構、文化形態和信仰體系。中共以武力統治西藏之後,立即以階級鬥爭的學說改造西藏社會。“文革”前十餘年的改造相當成功,故而“文革”在西藏的推展與在中國內地所有省份一樣,幾乎沒有遇到絲毫的阻力。唯色在解讀那些無情批鬥“牛鬼蛇神”的照片時指出:“顯而易見,人物之間出現了階級截然對立的兩大陣營,而不是過去的那樣一種關係:雖然有貧富之分,卻是同一個民族;雖然有僧俗不同,卻是同一種宗教。但如今兩個階級的界限不但劃分地一清二楚,而且在西藏歷史上,從未有過地,底層階級第一次向上層階級,尤其是向上層階級中素來被視作‘珍寶’的活佛高僧舉起了拳頭,發出了怒吼。為什麼會這樣?”

那場席捲西藏的暴力革命究竟是如何發生的?為何佛教未能成為避免暴力的屏障?為何毛澤東亦成為西藏人的“紅太陽”?對此,王力雄在《天葬:西藏的命運》一書中分析說:“由於沒有階級鬥爭,傳統西藏社會是凝聚為一個整體,統一在宗教和民族旗子之下的。……要想分化西藏社會,爭取底層藏人,中共必須另外樹起一面舉在自己手中的旗幟,那就是在藏民族中發動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共產黨的專長。如果變成以階級劃分世界,西藏的民族與宗教一體性就被打破。”由此,毛澤東巧妙地將民族問題轉化為階級問題,在暴力的配合下,讓作為“精神原子彈”的“毛澤東思想”,迅速戰勝在西藏存在和紮根長達千年之久的佛教。當然,這種“反客為主”的粗暴進入,只能是暫時的。當毛主義的狂熱在短短十多年後退潮並破滅之後,佛教再次成為西藏社會的精神紐帶。在今天數百萬藏人當中,熱愛達賴喇嘛的人肯定比熱愛毛澤東的人多若干倍。

毛澤東策動階級鬥爭的秘訣,便是讓暴行成為一種群體行為,從而讓個體脫罪。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家蘇姍‧費斯克在研究了兩萬五千份心理調查樣本後指出:當身處錯誤的社會環境中,每個人都有可能做出虐待和邪惡的行為。最讓我最為感佩的是,唯色並未囿於民族感情及“面子”,一味美化藏人在“文革”中的表現,更沒有簡單化地、一股腦地將罪責全都推給作為“外來侵犯者”的漢人。她嚴肅而真誠地面對歷史與現實,毫不隱諱地將相當一部分藏人在包括“文革”在內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的惡劣作為秉筆直書出來。她坦率地告訴讀者:在藏人中也存在著“看客”和“積極分子” 這兩種人。

在該書的許多照片當中,那些擠擠挨挨的藏人“看客”的形象,簡直就是魯迅筆下看客們的翻版。唯色寫道:“至於那麼多圍成幾圈的看客裏面,有多少人是出於被解放的歡欣鼓舞,有多少人是出於恐懼和惶惑,有多少人是出於為己盤算的心計,我們也一樣無從知道。但我們知道一點,那就是,實際上,奴隸依然是奴隸。當面帶如此笑容的新主人出現時,當昔日用以傳播佛法的地點變成不公正的法庭時,當一個人被莫須有的罪名加以羞辱性的審判時,那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圍觀者們,或許還構不上幫兇的角色,但至少在表面上顯得那麼馴服的他們其實還是奴隸。他們其實從來也沒有被真正解放過。”此一分析直指人心,這些沉浸其中的“看客”,用魯迅的話來說,乃是“奴在心者”。

“看客”並非某個民族和國家獨有的現象,它普遍存在於所有人類社會之中。人類有一種將他人的苦難當作自己的快樂的殘忍本性——只要發現還有人比自己的處境更悲慘,便是一種莫大的安慰。正是倚靠這種自私而殘忍的本性,人類才完成了某種自欺欺人式的“自我保護”。美國學者鮑邁斯特爾在《惡——在人類暴力與殘酷之中》一書中分析說:“人類確實喜歡看他人受難或者死去,對暴力場面的迷戀似乎超越了時空和文化。……對別人實施傷害可能是為使自己享有能夠目睹別人受苦這種早已驗證的快樂的一條途徑。”毛時代的中國人,不管是漢人、藏人還是其他民族的成員,都深陷於這種“惡”當中,毛只是打開瓶子蓋的那個人,我們不能將所有的罪孽都推諉於他,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而所謂的“積極分子”,乃是一群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的“特殊藏人”。在這些人當中,大部分是原來的底層人士,也有少部分是上層人士中的“背叛者”。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中共在西藏的政策和運動根本不可能如此順利地推廣開來;如果沒有他們的配合,中共對西藏半個多世紀的統治便不會如此有效與鞏固。許多時候,為了向外來統治者效忠,他們往往表現得比統治者還要嚴酷。唯色指出:“早在一九五零年中共進軍西藏,便在許諾建立一個‘光輝燦爛的新西藏’的同時,著力於精神上的‘洗腦’和物質上的恩惠,吸引了不少底層藏人從此追隨,甚至還有上層藏人中的熱血青年。甚至可以說,中國之所以能夠在西藏建立起‘群眾基礎’,正是因為‘洗腦’教育的成果,如反復灌輸‘剝削’和‘壓迫’的涵義,以及對佛教中‘來世’和因果觀念的否定,等等。”這些“積極分子”,如同當年死亡集中營中替納粹管理者工作的猶太人,雖然他們本人被劃入劣等民族的行列,卻不惜以出賣同胞的代價,來換取本人稍好一點的生存狀況。

在這些人身上表現出來的“惡”,乃是一種深深根植於人性之惡。它不是某個民族獨有的,也沒有任何一個民族能夠完全避免之。那種過於神話雪域高原以及生存於其上的藏族民眾、認為其“一塵不染”的看法,我從來就不認同。西藏不是香格里拉,西藏也不是伊甸園,這個世界上沒有香格里拉和伊甸園。我們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惡是最容易被誘發和喚醒的,漢人是如此,藏人也一樣。在“文革”的諸多惡行之中,藏人的所作所為並不比漢人好到哪里去。

如果我們再放寬視野來觀察,就必須承認:在毛澤東時代歷次殘忍的政治運動中,中國境內的各民族的所作所為,並不比納粹時代的德國人和史達林時代的蘇聯人好到哪里去。源遠流長的宗教信仰也有可能被此種暴力和邪惡所摧抑,在納粹興起的時候,天主教和新教的神職人員大都投票給希特勒並向其宣誓效忠,像朋霍費爾那樣挺身反抗的基督徒和知識份子寥寥無幾;在毛澤東時代的西藏也一樣,“暫停”信仰甚至放棄信仰的藏人,占了相當數量。這就是人性的軟弱。人類的文明雖然積累了數千年,但沉澱下來的其實只有像窗戶紙一樣薄薄的一層,如果沒有制度保障,單單依靠人的良知尚不足以抵禦邪惡的侵蝕。

在勇敢地譴責中共當局對西藏的侵佔和戕害的同時,唯色對西藏的民族性和文化傳統作了深切的自省。在全球都將西藏當作一種最為“東方化”的異質存在、並將其傳奇化和浪漫化的時刻,這種自省來自于作為藏人的唯色,尤為可貴。唯色對大量照片中出現過的人物都作過訪談,其中既有目前在西藏的權力格局中位高權重的人物,也有像抹布一樣被當局使用過又扔掉的、晚年頗為落寞的人物。無論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無論是“看客”,還是“積極分子”,大都拒絕對本人在“文革” 中的作為進行懺悔,只有少數人悄悄地重新回歸佛教的懷抱,以尋求心靈的平安。

唯色發現,照片中那些慷慨激昂的、皮鞭與拳頭齊飛的年輕人,如今多半已經衰朽不堪、麻木不仁。她在他們身上發現了一種“平庸之惡”,這種發現與致力於批判極權主義的思想家阿倫特有異曲同工之妙。阿倫特在納粹集中營的“死亡天使”艾希曼的身上,發現了“惡的平庸”。所有人都認為艾希曼是一個披著人皮的惡魔,但他只是一個普通人。他的普通使人極為失望。當面對一個歷史上罕見的殺人如麻的高級殺人犯時,你希望感到渾身觸電,甚至害怕坐在附近或者害怕他把目光落在你身上。然而,這個人的面孔和舉止就像是某個曾經與你在公共汽車上數次同座的人,某個你很少注意或者很少想起的人。唯色所記錄下的這些人,大都也是如此。他們身負血債,卻那樣愚昧、固執和平庸,讓人感到可笑而不是感到可怕。這就是我們生活的真實的世界,“他們”就這樣毫無分別地與“我們”生活在一起。

《殺劫》是一本奇特之書。是攝影,是訪談,是歷史,是反思,是叩問,是尋找。那一頁血雨腥風的歷史還沒有翻過去,那一頁血雨腥風的歷史必須翻過去。唯色所從事的偉大的工作,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其中。

——二零零七年五月
(轉載自:博訊, 2007年7月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