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丹：戰場上的商業大樓

2006年12月11日
蘇丹：戰場上的商業大樓
Glittering towers in a war zone
戰場上閃閃發光的大樓
Dec 7th 2006 | EL-FASHER, JUBA AND KHARTOUM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rosaceae 翻譯

Chinese fingerprints are everywhere.
在白尼羅河與藍尼羅河匯流的蘇丹首都喀土穆(Khartoum)，有一個非洲最大的商業建設中心。面積廣達一千五百英畝的一個叫做亞述那（Alsunut）的地方，蘇丹與中國工人正在二十四小時趕工，建設新杜拜：這個綜合發展區將包括辦公大樓、雙併建築、以及高爾夫球場，而這些新發展，被希望能將喀土穆轉變成一個東非伊斯蘭區的金融商業中心。



這個總價四十億美元的發展計畫，第一棟大樓將在明年十月完工，並成為大尼羅河石油發展公司（Greater Nile Petroleum Operating Company）的總部。在它不遠處，另外一個外型像風帆的建築物，將成為蘇丹的佩托達（Petrodar）公司的總部。這兩家公司－－由中國、馬來西亞、印度以及蘇丹合資－－正在開採蘇丹的石油，而抽出來的油大部份都被中國買走。

一家蘇丹公司，DAL Group，投資了七億美元在這個計畫的硬體設備上，但是建築物本身卻是由其新擁有者來建設，這些擁有者都是出產石油的阿拉伯世界、以及消耗石油的亞洲國家的名人。所有的波灣國家都在這裏買地。喀土穆不只充斥著自己的油賺來的錢，還甚至正在吸收中東多餘的石油利益。科威特人、馬來西亞人、以及中國人都跑來這裏。一家巴基斯坦的商業集團正在蓋一家有三百五十個房間的旅館。

而這個只是白尼羅河的這一邊而已。在亞述那的對面，在恩圖曼（Omdurman）的這一邊，沙烏地與科威特的投資者買下了一大塊土地，打算在這裏建一座很大的金融中心。而這些都是在一個因為給予恐怖份子（一度包括奧薩瑪‧賓拉登）庇護以及支援，而正在遭受全面美國經濟制裁的國家發生的。

蘇丹現在是非洲成長最快的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會預期它的GDP今年會成長13%，而亞述那的投資者也很有信心認為經濟會繼續繁榮下去。蘇丹在1990年代發現自己因伊斯蘭極端主義與恐怖主義而受到孤立，它現在找到一個不需要西方就可以重獲國際尊敬的新方法：將自己塑造為東非的新貿易中心。

但這個，當然，不是全部的故事。在這些快速興建的閃亮大樓之後，有一個地區常期被忽視：蘇丹的南部，就是80%的石油的所在地。在1956年蘇丹獲得獨立以後，蘇丹南部，傳統上一直都是基督教以及萬物有靈教的地區，幾乎從未停止對於穆斯林北部的反抗，它要求分享更多的國家財富，以及更大程度的自治權。這個地區掌握著蘇丹發展的關鍵所在，也掌握著未來能否和平的解答；不止在蘇丹南部，也在飽受戰火蹂躪西部達佛地區。

帶著手榴彈上學

在美國強大的壓力之下，蘇丹北部政府與南蘇丹在2005年簽署了一項全面和平協議（a comprehensive peace agreement, CPA）。根據此和平協議，叛亂團體的主要政治勢力，蘇丹人民解放運動（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 SPLM）現在隸屬於喀土穆的國民政府的一部份；沙瓦‧基爾（Salva Kiir）是蘇解運動的領袖，也是蘇丹的副總統、還是南蘇丹新政府的總統。這是一項暫時性的安排；在2011年，南蘇丹人就將有機會決定他們想留在蘇丹，還是成立自己的國家。


南蘇丹示意圖。來源：BBC

南蘇丹仍然是一個充滿緊張與混亂的地方，過去戰爭的記憶仍然尚未從人們腦海中消失。在南蘇丹公認的首都，朱巴（Juba），維尼斯托先生（他不想說他的名字）不曉得要怎麼處理那些帶著手榴彈來他的小學上課的學生。他的「小學生」年齡從六歲到二十五歲都有；有些人帶槍，有些人來上課時是醉酒狀態。他們所知不多，除了如何打叢林戰以外。就好像在朱巴的每一個人一樣，維尼斯托先生是靠著機智，而不是靠著金錢而倖存下來，他試圖儘量利用現有的51位老師來教導 2980名學生，每位老師都是新來的。每一個班級的學生人數多達150人，而拿來充當教室的帳篷破破爛爛，學童常常不小心滾出帳篷外。維尼斯托先生堅持每天的早課不可間斷，因為只要一下課，常常爆發打群架的局面。

南蘇丹的新政府，由過去的蘇丹人民解放軍的前領袖所組成，正在試圖讓七十五萬名學童都進學校，南蘇丹人口有一千兩百萬人。如果他們成功了，那麼大概只有 30%的適齡兒童在上學。但這就是一種進步了，至少蘇南還屬於一種相對和平的狀態。以目前來說，最佳的猜測是絕大多數的蘇南人贊成獨立。


南蘇丹自治政府的旗子。

獨立之後，就表示他們將擁有自己的石油工業。南蘇丹的副總統里耶‧馬夏（Riek Machar），很積極地規劃要在朱巴的東邊蓋煉油場，還打算建油管通過剛果到大西洋、過肯亞到印度洋。他說，興建油管的建設公司已選好了，需要的經費也幾乎到手；然而經過肯亞的油管將會在世界文化遺址的拉穆（Lamu）出海，他似乎並不擔心。（「他們只是觀光客而已。」）

馬夏先生的規劃，再加上選舉時間表，意謂著北方的政府也許只剩下五年可以從南方這裏儘其可能地抽取石油。而這個期限讓脆弱的和平更加危殆。這些北方政府贊助的石油公司，極有侵略性地尋求、開採石油，不只破壞環境，還在與南方政府的緊張關係上火上加油。而它也正在引起危險的反挫行動。

牛隻、石油與污染

這種危險，在遙遠的上尼羅州（Upper Nile state）、富含石油資源的蘇德沼澤地（Sudd marshes）附近的村子，如隆古秋（Longuchuk）可以清楚地看到。兩年前，中國人的油田工作者來到這裏。他們由身穿T恤的武裝男子護送，後者稍晚由當地人指認為蘇丹大兵。他們在這裏待了六個月，鑿了四個井，並且清出所有通到油井的道路，所有的這些動作，沒有一項告知當地的村民，也沒有事先詢問過他們的同意。在封起來的一個井旁邊，有一灘泥濘的水，顯示這就是他們丟棄多餘的油的地點。村人說，有一百頭牛因為喝了這個水而死掉。當這些人今年四月再回來這裏時，當地人憤怒於他們沒有從此開鑿計劃裏得到任何工作，也沒有得到任何財產損失的賠償，拒絕讓他們進來。

聯合國的蘇丹石油專家，戴安德固茲曼（Diane de Guzman）認為隆古秋的資源如此被掠奪，只是整個南區石油開發模式的一部份。村民被武裝民兵趕走，以讓剥削可以順利進行；土地被佔領；牛隻喝了污染的水，數小時之後就死亡。在和平協議裏明訂，任何石油的開發，都必須向所在地的南方政府事先諮詢；但事實上沒有，而且也沒有人付給南方任何賠償金。

蘇南自治政府才剛剛開始反攻回去；最近它拘留了兩架未得授權而進行地震測試的直昇機。個別的村民以及民兵也開始對油田工作者以及油田設施展開攻擊。過去這幾個禮拜，就有好幾份報導指出，有七個油田工人在巴洛伊希村（Paloich）附近被殺死，而另外一個村子的村民也對一隊二十一輛的運油車展開攻擊。讓北方政府更加憂心的是，從別的地方來的叛亂團體也正在加入。在11月27日，首度，一個這樣的游擊隊跑出千瘡百孔的達佛區，來到北可多芳州（North Kordofan state）攻擊阿布賈巴拉（Abu Jabra）的煉油場，它還稱不上是像在奈及利亞那樣對石油公司的有組織性攻擊，然而最早的徵兆已經出現了。

北方的控制

石油就是南北不和的關鍵。全面和平協議要求兩方要畫出恰當的疆界；但是北方政府拒絕了疆界委員會所畫出來的富含石油的亞伯葉區（Abyei）的範圍，害怕這樣會讓南方取得太多土地。如此一來，也讓整個邊界的畫分過程整個延宕了。在目前，據說南方政府從南部的油田裏拿到了一半的淨收入，這是和平協議裏明訂他們應得的權利。然而石油收入的報告書是由北方提供的。南方的政治家說北方政府不允許他們檢視北方的財報，所以無法確定他們是否真正拿到應得的錢。


蘇丹國旗。

最令人失望的一點，戰爭時期曾經在南方四處游盪的民兵團的解除武裝，幾乎沒有什麼進展。這些常常改變效忠對象的民兵團體，有時被北方政府利用來作為自己的傭兵。在最南邊各州蘇丹軍隊已經大部份撤離原來的基地，但只遠及油田區而已。在油田區，北方政府仍然維持著大約六萬名伊斯蘭人民保衛隊，這支軍隊可以隨它高興任意部署。

有這麼多武裝的民兵仍然到處游盪的危險，在上星期的馬拉卡鎮衝突中，戲劇性地顯示出來。這是2005年的停火協議後最大的衝突，蘇丹人民解放運動與一支民兵以及正規的（北方）蘇丹軍隊展開好幾天的作戰。數百人死亡。前幾個禮拜還有二十起針對朱巴到肯亞的道路攻擊，超過一百人死亡。蘇解運動捉到了十五名攻擊者，並指認他們就是蘇丹軍隊所領導的民兵團的成員。蘇解運動的秘書長帕崗‧阿夢（Pa'gan Amum）說這是「戰爭」，也是意圖讓南方「膽寒與不穩」的詭計。

在這種互不信任的氣氛之中，不令人驚訝的是南方政府正在快速地將過去的游擊戰力改變為一隻正式的部隊。在最近的政府支出報表中，大約有40%的珍貴石油收入，南蘇丹的唯一收入來源，已經被標記為軍事支出。如果北方打算為了油田逼使南方讓步，那麼南方希望確定自己已經作好萬全的準備。

明年大約會有一百萬難民回到南蘇丹，而南蘇丹也打算在十一月進行一項民調，以為2008年蘇丹全國即將進行的大選鋪路。假如選舉未能舉行，那麼南方可能會再度回到經常不穩的狀態，甚至可能再回到戰爭。過去和平可以達成，完全是靠美國、歐盟以及東非各國威脅恐嚇北方政府，叫它必得讓步才達成的。現在這股壓力已經弛緩了。

分散國際注意力的達佛區

理由相當明顯。美國與歐洲的注意力最近都集中在另一個更加不愉快的地方，在西部的達佛區。自從叛亂團體在2003年開始他們對伊斯蘭主義北方政府的軍事行動以後，北方政府一直試圖驅逐或者殺光這些非洲游牧部落，即使大部份的部落族人都是穆斯林。他們既野蠻又殘酷的行為已經讓兩百萬人流離失所，殺死了超過三十萬人。達佛區的災難，特別是西方國家與喀土穆無止境地為了是否要派聯合國部隊進駐的角力，已經使確保南北和談的必備的外界奧援衰竭之中。

在達佛地區的衝突沒有稍緩的跡象。雖然有各種停火協議以及和平談判，今日的戰爭仍然跟過去一樣激烈，而人命的損失一樣可怕。然而，北方的努力似乎越顯示出無效的跡象。在過去的幾個月之中，蘇丹軍隊在達佛區打了兩大敗仗，一次是在Umm Sidir，另一次在Karyare；在那裏，叛亂份子殺死了約一百名政府士兵，俘虜了兩百人。

即使是蘇丹政府嚴加保衛的地方看起來也並不安全。這個星期，戰事在北達佛首都法西爾（el-Fasher）的市場裏爆發，聯合國的工作人員因此而撤離；還有謠言說叛亂團體即將大舉進攻此鎮。北方政府軍似乎士氣不振，效率不彰，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改雇用武裝騎兵團（janjaweed）阿拉伯民兵，結合高頻率的轟炸，以使當地人民害怕並且屈服。但是政府軍吃了敗仗並不代表將會有和平協議；現有這麼多不同的叛亂團體在達佛活動，要與所有的人都達成協議，已經變成極度困難的事。

在法西爾的世界糧食計畫署的代表克里斯‧徹維斯基（Chris Czerwinski）表示，最近的戰鬥已經又製造出兩萬名難民，增加到該區成千上萬的其他難民之中。在五月時政府與其中一個叛亂團體曾經簽署和平協議，此協議失效後的兩個月內，許多地方已經變得太危險，不適合和平工作人員停駐。

在六月到九月之間，有十三名非官方組織的雇員在北達佛的車隊攻擊事件中被殺死。結果，非官方組織現在正在從比較遙遠的地方撤離他們的永久據點。在一次最近的攻擊之中，武裝騎兵團搶了四家世界糧食署的倉庫，劫走一千噸本來要散發給難民的食物。達佛地區的戰事也已經波及中非共和國與查德；在那裏，蘇丹支持的民兵團正在試圖推翻查德總統德比（Idriss Deby）的政府，並且在兩國的邊界製造出許多流離失所的難民。


蘇丹與查德邊界戰爭圖。來源：BBC。查德是我國的邦交國。

根據全面和平協議，蘇丹的全國大選（包括總統大選以及國會議員選舉）不得晚過2009年夏天舉行。這也許將讓南方與西方的局勢好轉。蘇丹的總統，歐馬爾‧ 巴希爾（Omar al-Bashir）認為他們國內的問題被媒體誇大了，特別是達佛，他認為不過是一個遙遠而不重要的省份。他說，西方媒體太誇張了。至少在喀土穆，他有很多同情他的聽眾，因為進入蘇丹的百分之七十外資－－根據投資部的數字－－集中在喀土穆州，也是北蘇丹的心臟區，讓這裏的人民與執政的國家議會黨更加緊密。

然而巴希爾先生的專制政府在喀土穆以外的地方並不受到歡迎。事實上，看起來幾乎無法在全國大選中贏得多數。經濟也許正在起飛，但是也正在顯示所有過熱石油經濟的典型症狀：升值快速的貨幣、飛漲的物價、以及漫延的貪腐，不只在北方，也在南方政府中出現。只有少數的蘇丹人受益於目前石油業的大繁榮，而選舉也許將會足夠重塑目前的政治局勢，減輕中央政府對達佛與南方人民長期以來施加的壓力。也許對每個與蘇丹有關的人來說，最急迫的工作就是確保全面和平協議裏的全國大選將會舉行。

膽小的投資人

在理論上，統一的蘇丹似乎是很理想的國家：富含石油但是未開發的南方省份，搭配上商業化卻沒什麼自然資源的北方政府。但是北方政府仍然不覺得必要要跟貧窮的邊省分享財富，也不認為應該好好對待它們。雪上加霜的是，現在有太多國家都已在蘇丹投下重金。他們希望與喀土穆保持良好的關係，意謂著強迫喀土穆改變作為，比方說對達佛實施更進一步的制裁，不在他們的利益之中。中國永遠不會同意對蘇丹經濟制裁；而阿拉伯連盟、印度、馬來西亞也不太可能幫忙。他們只在意亞述那商業大樓的工程進度，以及石油的開採權。

亞述那不是喀土穆唯一的鉅型工地。在距此十五公里處，全非洲最大的美國大使館也正在興建，這一棟大樓理論上將會進駐美國領土之外最大的CIA監聽站。這個反映了美國間諜與蘇丹情報局在「反恐戰爭」上的良好關係。只要談到該戰爭，再加上石油的魅力，舊仇恨－－以及蘇丹和平的舊希望－－都可以快速被遺忘。


蘇丹石油開採圖。第六區的開採權屬於中國國家石油公司。（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CNPC）。根據以上的報導，顯然中國又要染指第五區東南的石油產區。

達爾富爾和台灣

by 想像不到的天空 2007/05/27

感謝其邁出了一個很好的功課給我，昨晚看了一個晚上蘇丹達爾富爾內亂及中國二００八奧運的問題。我原本以為是我最近少看報紙，所以不知道此一聯合國近幾年來最重要的事件。

不過，在打進「蘇丹達爾富爾」關鍵字搜尋，發現台灣的媒體，竟然沒有這個事件的報導，再加上我問一位一定有看報的朋友，是否知道達爾富爾內戰的事，他也不知道，我想或許不是我孤陋寡聞。

相對於一個月前，國民黨及媒體對奧運聖火來台及蘇貞昌說不參加奧運的批判，中國因為蘇丹達爾富爾而被國際社會抵制，台灣絕大部分媒體卻絕口不提此事，就不難看出今天台灣的問題到底出在那裡。

非洲蘇丹的達爾富爾地區長久以來因為伊斯蘭教、基督教宗教問題；阿拉伯人、黑人的宗教及種族衝突，加上近年來石油能源的開發，從二００三年來，該地區的黑 人基於蘇丹政治無力保障黑人權益，組成「蘇丹解放運動」和「正義與公平運動」二大反政府武裝組織，導致數十萬人的喪生，以及上百萬人民流離失所。

從內戰開始，非洲團結聯盟及聯合國安理會多次介入調停，在安理會對蘇丹動用禁運制裁的表決中，中國及俄羅斯數度動用常任理事國的身分否決，而派維和部隊進入蘇丹的表決中，中國及俄羅斯又投下棄權票。

中國在蘇丹有數百億美元的投資，掌握達爾富爾百分五十以上石油利益，加上出售武器戰機給蘇丹，中國成為達爾富爾內戰背後最有力的推手、聯合國維和最大阻 力，當然，也是最大的得利者，而數十萬條人命，為中國利益陪葬，死傷人數每天都在增加中。然而，檯面上，中國還是高喊支持蘇丹的和平，維護人權。

從今年一月開始，國際上有人為中國在達爾富爾內戰中主導性的角色，發出譴責的聲音，其中，好萊塢影星米亞法羅發表公開聲明，指二００八奧運中國喊出「同一 個世界，同一個夢想」，而現在有另一個口號在流傳，那就是「種族屠殺的奧運會」，還有好幾個國家揚言，如果中國不解決達爾富爾的問題，將拒絕參加明年的奧 運會。

台灣的媒體中，除了大紀元時報曾經報導外，包括電視台在內，幾乎看不到達爾富爾內戰及奧運間的關係。網路上的訊息幾乎全都來自中國的官方媒體，自然也看不到米亞法羅的聲明。

幾天前，連方瑀出新書，提到她和「戰哥」將在不久後一起到中國旅行，而剛剛帶了三十幾個國親立委到中國才回台的連戰夫妻，顯然和中國的關係，顯然只有蜜裡調油四個字可以形容。

這幾年中國不再像過去的一樣，對台灣文攻武嚇，而是採取個個擊破式的收買策略，從國民黨、媒體、部分原住民人士等等，在意識型態及失去既得利益的仇恨的種種情緒交織下，小小的台灣已經成了「一個世界，無數個夢想」，有人夢想重新拿回政權。

我們小小的台灣啊！會不會是下一個達爾富爾？

當國際社會都知道中國在玩什麼把戲時，又該如何看待那些和中國唱和的人？

當國際社會都為中國主導他國內戰，攫取利益，而打算抵制奧運時，我們要不要為了中國刻意利用聖火矮化、分化台灣而吵成一團？

此柳哥非彼柳哥

by 慕容理深 2007/5/25

《王哥柳哥遊台灣》（1958）
來源：國家電影資料館

以「柳哥」為藝名的演員王泰山先生於5月23日以67歲之齡仙逝。據報載，王先生臨終前所受的病痛折磨不太多。也許，上天知道，他一生曾帶給數百萬台灣觀眾歡樂，而特別垂憐吧。

王先生並未出現在上面這張劇照中，今天的自由時報影視名人版記者弄錯了。

五十歲以上的台灣人大概很少人不知道，那是《王哥柳哥遊台灣》（1958）的劇照。三輪車後座穿深色衣服的角色是「柳哥」，飾演者是家喻戶曉的喜劇泰斗矮仔財（1916-1992）。後來的「王哥柳哥」系列影片大多由他主演。

矮仔財原名張福財，他在二次大戰期間即已嶄露頭角，不僅在電影院擔任辯士，也參與劇場演出。就我記憶所及，他在戰前的照片中摩登而帥氣，跟後來黏在 台語演員身上的「鄉土」刻板印象，完全是兩回事。以戰前與戰後初年台灣劇場活動鼎盛的狀況來看，若非二二八屠殺以及後來的白色恐怖造成劇場工作者與文學家 死的死、關的關、逃的逃，若非威權體制下的重重禁制、檢查與監視，台灣演藝事業也許早在楊德昌、侯孝賢這些人之前，就已在國際上大放光芒，而也許矮仔財因 之有機會成為國際巨星。雖然只是也許，但那個時代真的埋沒了許多機會，許多生機。

不過，矮仔財畢竟還算幸運。曾經盛極一時的台語片使他成為國內的大明星，當時，他的名字幾乎就是票房保證，跟後來的秦漢或許不了一樣。

王泰山小他一輩，運氣也差多了。他出道時，台語片已經到了即將由極盛而轉為快速沒落的節骨眼。他雖然是位相當認真的演員，但隨著台語影劇的餅越來越 小，他扮演主角的機會越來越少。包括他與矮仔財在內，很多台語演員在台語片沒落後，跳入螢光幕中。但是演連續劇並不保證天天有戲可演：面對台語開始在電視 大量出現，國民黨政府很快祭出緊箍咒，嚴厲限制台語連續劇的播出時間與時段。由於只剩每天半小時的配額（還得再被廣告瓜分），所有那一輩台語演員，即使是 矮仔財這種天才型人物，也只能像動物園籠子裡的獅子，無從大顯身手。說他們是失落的一代，並不為過。

回過頭來談王泰山先生辭世的消息。查了一下聯合中國兩小報都未見報導，這當然不令人驚訝。至於兩大報，自由時報之報導有誤，而蘋果日報也沒好到哪裡去：

他曾是1960年代台語片時期重要的喜劇演員，以《王哥柳哥》系列紅遍全台〔...〕

在電子媒體方面，我只查到東森與民視有相關報導。東森有兩則報導，第一則（2007/05/24 12:33）也把兩個柳哥搞混了，五個小時後所發佈的第二則相關新聞（2007/05/24 17:52）則已改正過來，大概，昨天下午有人提醒東森記者，王泰山其實是「二代柳哥」。出現在今天早上的民視報導則大致正確。從這個時序來看，自由時報影藝記者陳慧貞小姐，您就別怪我要在這裡碎碎念念：您在資料收集上還有待加強。

話說回來，這些記者可能因為太年輕，而不太清楚那些「王哥柳哥」往事。這個現象也透露出，許多影藝線記者對台灣影劇歷史的知識有待加強。更仔細地 說，他們的相關知識其實是被意識型態透鏡所過濾過的，而同樣的過濾也發生在他們目前的新聞處理上。換言之，這是一個循環。不關心現下時空中的某一部份，也 就不會去注意其 歷史；而一旦動手去碰觸其歷史，發生錯誤的機率就相對偏高。

前一陣子曾經引起軒然大波的三立二二八影集製作者應該也是栽在類似的問題上。若要細究其來龍去脈，應該還可以溯及以下問題：媒體人當年在學校中到底 學了多少台灣媒體歷史。若知戰後初年，台灣的新聞影片製作條件極其惡劣（從終戰到二二八，國民黨派人來接收日人器材，而非派人帶攝影機與膠卷來台灣作報 導），就比較不容易在看到其實拍攝於上海的影像時，逕而誤認為是在台灣拍攝。

其實台灣人，包括所謂的菁英在內，大多數對台灣史的掌握程度沒細到這種程度（即使這不算是專家級知識）。拿這種層次的考題去考NCC委員，能考過關的有幾人？若全部當掉，我一點也不會驚訝。

說到NCC，我倒想請教NCC諸公：像這種關於「柳哥」的報導錯誤該不該罰？我還真的有點希望這類錯誤都比照三立案，每個都罰一百萬，這樣一來，我們的所得免稅額大概都可以向上提升（國稅局官員有興趣的話，不妨到聯合滋事庫或與媒體對抗裡找資料來估算金礦的價值）。

自己也身在媒體影像中的NCC委員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只要一打開電視新聞頻道，就有發掘不盡的笑料。這種情況大概可以解釋為什麼，比較起許不了的年代，台灣諧星的市場萎縮得有夠嚴重。這真是個令人哭笑不得的現象。

The Lesson of the Sand Mandala

By DAVID WATERS, Scripps Howard News Service, June 28, 2006



Memphis, TN (USA) -- A few years ago, my wife and I took our two American sons to see 11 Tibetan Buddhist nuns. Not since Gulliver sailed to the land of Lilliputians has there been the potential for such a culture clash.


The nuns, driven from Tibet by Communist Chinese, live in exile at a nunnery in Nepal, but they were touring North America. When my sons arrived, exiled from the TV, the nuns were demonstrating the meditative ritual of making a sand mandala.

A sand mandala is a sacred masterpiece, a large geometrical design created meticulously with millions of grains of hand-crushed, vegetable-dyed marble.

The nuns sat silently and still for hours, leaning almost prostrate over an elaborate blueprint as they applied several grains at a time. The nuns said they don't worry that a sneeze or breeze will turn their design into dunes. They had yet to meet my 4-year-old son, Luke.

If the world were a chair, Luke couldn't live in it. His boisterous little body seems finely tuned to the fact that he's living on a rotating rock hurtling through space.

As Luke bounced precariously around the edge of the most amazing sandbox he ever saw, I was sure I was about to witness my first international incident. The nuns didn't seem to notice. Buddhists believe that practicing proper forms of concentration is the final step on the path to nirvana - perfect peace and happiness.

Apparently, these nuns are well along Buddha's path.

Buddha gave up a life of luxury to follow his path to enlightenment 2,500 years ago. He taught that people could find perfect peace and happiness by breaking attachments to worldly things.

This was long before the Home Shopping Network. And Buddha never encountered Zach, my brand-name-wearing, high-tech-craving 15-year-old son.

I thought Zach would be enthralled by the mandala. He's a talented artist. He's also the creature of a blockbuster, theme-park culture that turns beanbag toys into icons and religious objects into knickknacks.

So when he saw the mandala, he was a bit disappointed. "That's it?" he said. He figured something that takes days to construct at least would be something he could walk through. Then he found out what the nuns were going to do with the mandala when they finished it. Disappointment dissolved into disbelief.

Tuesday afternoon, after spending hours carefully constructing the mandala, the nuns swept the sand into a bowl and tossed it into a nearby lake. That's part of the ritual of making a mandala, a final act of letting go of the material in favor of the spiritual.

"But they could frame it and keep it," Zach said. "They could sell it and make some money."

I was a bit confused, too, at first. Why destroy it? But as I concentrated on the mandala, I felt a peace about it.

Someone somewhere still believes that beauty is a creation, not a collection. That holiness is a process, not a product. That what is sacred is not for sale.

Rainbow warrior

by GEERT DE WEYER





Tenzin Gyatso, the 14th Dalai Lama was recognised at the age of three as the reincarnation of his predecessor.
Picture: Phil Wilkinson


IT IS day two of the Dalai Lama's week-long visit to Belgium, and the cramped smile on his face speaks volumes. Would he please pose in front of a colourful - and rather dreadful - mural? For a moment he seems on the verge of moving, but then he shakes his head and replies that the painting is too ugly to pose in front of. He continues with a tale of how he was once speaking to a Japanese friend about tasteless paintings such as this one, and "that friend later had to spend the night in a room with monstrous illustrations," he laughs. "He didn't sleep a wink."

The security guards and his entourage stand around the Tibetan leader, waiting, shepherding him along and only just stopping short of tugging on his sleeve. "Your Holiness, it is time to go," he is told softly, but decisively. The Dalai Lama is in his element. His programme includes an interview with yours truly and a meeting with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Catholic, Islamic and Jewish faiths, but the jack-in-the-box, as the security guards call him, still finds time to jump out of the car to say hello to some passers-by.

Tenzin Gyatso, the 14th Dalai Lama (Mongolian for 'ocean of wisdom'), was recognised at the age of three as the reincarnation of his predecessor. At four he was crowned in Lhasa, the capital of Tibet, to be the leader of his people. By six he was a monk, being educated with a view to helping his country through difficult periods of political conflict. Then, on March 17, 1959, the Dalai Lama, regarded as the most eminent authority in the Buddhist world and the head of state of Tibet, was forced to flee his beloved homeland. A Tibetan uprising had brought about a crackdown by the Chinese, which left the 24-year-old holy leader and his entourage running for their lives. They escaped to India, where the country's first prime minister, Pandit Nehru, offered political asylum to the Dalai Lama and 80,000 other Tibetans. The exiled leader was also given a place to live, in Dharamsala, which has remained his home to this day.

Now the Dalai Lama spends his time travelling the world. He has been to Scotland twice in the past two years. On his most recent visit, last November, he praised the Scottish Parliament and devolution as well as discussing personal ethics for modern life. He says that the purpose of his international tours is to draw attention to his philosophy; the Chinese say it is to promote Tibetan independence.

He has written dozens of books on the themes of a balanced life, compassion, universal responsi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world peace and religious tolerance. His most recent book, however, fits into an entirely different discipline. It debates the beginning of the universe, genetic manipul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pecies. Entitled The Universe in a Single Atom (Lannoo, 2005), it delves into the common ground between spirituality and recent discoveries in physics, biology and even quantum mechanics.

The Dalai Lama admits that he is a soul in search of the truth - which, he says, owing to new scientific insights, may turn out to be different than originally thought. "Buddhism is based on discovery and experimentation," he says. "Buddha himself taught us that we should have the freedom to experiment, and it is important how we view the reality all around us. From one perspective you only see a limited view of reality, which changes completely when you look at it from another angle. So what is reality? Yet in both cases we are discussing the same universal reality. Now that concept becomes complicated if I view that reality from my Buddhist state. But it differs from other traditions and cultures, where other philosophies prevail. That, too, is reality."

The Dalai Lama stands by the concept of 'one truth, one religion', saying, "For me, Buddhism is the only truth and the only religion. But my Christian brothers and sisters say the same about Christianity. Result: different truths and different religions. That makes things difficult. Therefore we should try to operate from only one religion or truth."

This may seem like a strange pronouncement, but the Dalai Lama believes that we in the West are better off sticking to our own religion rather than shopping around. "As a Westerner, you have a culture of your own. That culture is heavily influenced by Christianity. For that reason it is healthier to continue in the same tradition. Otherwise frustration will result," he says.

"Some people have a different opinion or look towards other traditions.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as long as you are convinced that your own religion has no more effect on you. But I would hope that one does not criticise one's own traditions. You have to keep showing respect, because religion is good and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to many people."

But the Dalai Lama's favourite topic is science, sparked by his discovery as a child, more than 60 years ago, of a copper telescope, a wind-up clock and illustrated books about the First World War, which had been hidden at his official winter residence, the Potala Palace. For the last 20 years, he has brought Buddhism into line with modern scientific thinking."We don't discuss reincarnation, karma or nirvana with scientists. That is a different area. We talk about cosmology, psychology. Those are themes that Buddhism covers, and it is useful to learn about the most recent scientific findings. It enlarges our knowledge. It is not that we want to convert scientists or non-believers to Buddhism, or that scientists are trying to make non-believers of us," he laughs.

"Modern scientists are starting to realise that life is fed by constructive and destructive emotions, so now they are studying emotion. Experiments are being done with students meditating for half an hour every day. After three weeks a difference can already be observed in their behaviour. That knowledge serves humankind," he says. "In our institute we have introduced science as a subject for a select group of monks. In the end we hope it can become a full-time study. We need that type of knowledge."

He accepts the view that the human race, while materially successful, is failing spiritually. "We are capable of much, but when something goes wrong it leads to catastrophe, depression, suicide... Despite our intelligence, we have a tendency to concentrate on one point. For example, if your mother were to die, for a whole day you can think of nothing else. And you grow towards depression. But when you take into account the fact that your mother died without pain, or in a happy way, and that you have many friends who can offer support, that should be a consolation and cause for new inspiration."

The Dalai Lama also believes that we lack balance as a result of too much stress, emphasising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From pre-school onwards, people have to learn to stay balanced. Many direct all their hope towards making money, but when something goes wrong in that regard they get depressed and can end up homeless or frustrated," he says.

Buddhism also has its conservative side, and sex is a thorny issue. I ask him why religions often have so many problems with sexuality and expect their followers to lead celibate lives. His Holiness's entourage look a bit startled at the question, but the Dalai Lama answers with almost visible pleasure. "Buddhism and Catholicism have reasons for preferring celibacy. One of those is that we can practise detachment. You see, desire and attachment can be obstacles for our spirituality. We need to watch out for that."

And homosexuality? He laughs. "All forms of sexuality are viewed as undesirable behaviour for monks and nuns." Why? He laughs loudly. "The goal of sex is reproduction."

My comment that it may be pleasurable all the same is met with a sharp giggle. The entourage giggle along, albeit a little uncomfortably. Then he says, "The point is that when you decide to take your religion or tradition seriously, you should follow its principles. But if you do not have that interest it is up to you to decide what you want to do. I think anything can be done then, as long as it is consensual. Then there is no problem if men do it with men, women with women."

The conversation moves back to the topic of Tibet. Last year the Dalai Lama was not welcome here in Belgium. The Chinese were being difficult, and to avoid a political row Belgian officials chose the easy option. "It was clear to me that it was not a good moment for the government," he says with a shrug, "No problem, I thought, I'll go there next year."

Meanwhile, he remains hopeful about the Chinese attitude towards Tibet, suggesting that the country will have to go alo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of increasing openness, human rights and religious freedom. The Dalai Lama is sure about it: the regime is changing. "Very, very slowly," he emphasises, "but change it does." He says that many Chinese these days show respect, admiration and interest in Buddhism, and he is sure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too. It is only a matter of time. He also believes that there are already changes within the government. For the first time in 60 years, there was a conference on Buddhism and there is even some talk of opening Buddhist schools. "That makes me happy. It is a clear sign that China may be striving towards a more open, more democratic society, even if it is a slow process. I am not seeking separation, I am only looking for a solution for us and the Chinese. Distrust is the biggest obstacle between any two parties."

One area of regret for him is in the gradual disappearance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In that sense there is definitely a cultural genocide in progress, intentional or not. Naturally,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s growing very quickly, and they are looking for areas, such as Tibet, that are suitable for the Chinese," he says.

He takes hope from talks that have taken place with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the last four years. "Formerly, contact and communications with them were officially denied. Those talks are still being held. They help ease the distrust," he says. "We will see where it leads."

明清之交中國的葡萄牙僱傭軍

16-18世紀，歐洲是僱傭兵們建功立業的樂園，從三十年戰爭到波蘭共和國鎮壓哥剎克起義都有僱傭兵的身影出現。

要說參予這一行業經營範圍最廣的民族，可能就是葡萄牙人了。從美洲殖民地到非洲、亞洲滿世界都有葡萄牙人在為金錢打仗。1511年，葡萄牙人來到暹羅，成為最早到達暹羅的歐洲人。他們不僅進入了暹羅國王的軍隊，成為國王的僱傭兵，而且教授暹羅人使用和製造火器，使暹羅"大躍進"成為亞洲較早使用和製造火器的國家。1538年，暹羅巴拉猜王在位時，僱用120名葡萄牙人組成了自己的私人衛隊，並讓他們教授暹羅人使用歐洲的火器。1545年，暹羅同緬甸東籲王國進行戰爭時，這120名葡萄牙僱傭兵參加了戰鬥。不過緬甸王國也曾用葡萄牙僱傭兵和世仇暹羅作戰，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也曾為柬埔寨國王效力，這幾個東南亞國家的宗主國我大明天朝也不例外,理所當然地也利用過葡萄牙僱傭軍。

一.、第一批葡籍軍事技術人員

　　此刻正值明末，明政府內憂外患，國事日非。1619年以後，明與後金進行了幾次大戰，屢戰屢敗,明軍士氣低落，雖有後金軍所沒有的佛郎機、鳥銃等火器，但粗製濫造，且施放技術不嫻熟，火器戰術落後與技術的發展，故在八旗軍攻擊面前往往敗北。

　　其時在通州練兵的徐光啟 (公元1562—1633年 )就力主向澳門葡人購炮禦敵。徐光啟這個人值得一提：字子先,上海人,曾在明王朝中任過不少重要官職.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他在南京結識了來華的西方傳教士利馬竇等人,開始接觸西方的科學.其後,成了天主教徒的他非常熱心於中西科學的融合, 著力引進西方的數學,天文,火器,水利等方面的先進知識.薩爾滸明軍幾乎全部覆沒之際，時任翰林院官員徐光啟,一連上了三道奏章,認為要挽救國家危局,只有精選人才,訓練新兵,還自願擔任練兵的工作.消極怠工幾十年的明神宗不勝其煩，就批准他到通州練兵去了。練兵衙門成立了一個月,徐光啟要人沒人,要餉沒餉,閒得沒事幹.後來,好容易領到一點軍餉,到了通州,檢閱了那兒招來的七千多新兵,大多是老弱殘兵,能夠勉強充數的只有二千人,更說不上精選了。他大失所望，只好請求辭職。

　　公元1620年,明神宗死去,他的兒子朱常洛即位，就是短命的明光宗了。光宗泰昌元年 (公元 1620年 )，徐光啟委託李之藻派門人張燾、孫學詩到廣東又輾轉到澳門向西商購買了紅夷炮四尊，這是明朝四次向澳門買大炮之舉的第一次,其資金實際是徐光啟個人出的。徐光啟極力向朝廷進言：「今時務獨有火器為第一義」「可以克敵制勝者 ,獨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但這四門炮買來後一直迅速廣信,大概是徐光啟個人資金實在有限,無力北運了.。

　　朱常洛病死,神宗的孫子朱由校即位,這就是明熹宗.徐光啟回到京城,此時後金的威脅越來越嚴重, 天啟元年(1621年) 3月，遼東戰局急劇惡化，後金軍又佔領了遼陽、瀋陽。徐光啟又竭力主張要多造西洋大炮。為此，繼續購買西式火器的話題重又提上了議事日程。徐光啟使朝廷出面取回滯留於江西廣信的四門大炮,並要求朝廷查訪擅長鑄炮的傳教士畢方濟、陽瑪諾的下落,聘請來京「依其圖說 , 酌量製造」,以優厚待遇從澳門及閩廣招募技師工匠來京設廠鑄炮。他還根據後金作戰特點和敵我力量對比 ,提出建「銃城」以佐防禦。他們的建議主張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年底,四門大炮運抵北京 ,經過試射 ,威力巨大 ,遠遠超出明軍原有的佛郎機及其它舊式火炮之上。於是這年七月，以張燾和孫學詩為欽差，持兵部檄文往澳門聘請炮師和購買火炮 ,澳門當局為迎合中國皇帝 ,將不久前繳獲的 30門英制紅夷炮中的一些買給明欽差。二人很快購得了22門紅夷炮，打算回京師了。

　　第2年正月發生的廣寧之戰中明軍又敗，明朝喪失山海關外遼河以西的大片土地。天啟三年四月，新購置的二十二門大炮 ,連同被招募來京幫助造炮練兵的二十三名葡籍炮手和一名翻譯，終於由張燾解送到京。兵部尚書董漢儒隨即奏請派人學習制炮技藝，後來明政府又購買了四門炮。這樣到了天啟末年,明政府已經先後從澳門引進了30門大炮 ,大大增強了明軍的作戰能力 ,其中有十一門大炮被調往山海關,防守京城的有十八門 ,還有一門在試炮時炸燬,葡萄牙炮手若翰哥里亞被當場炸死 ,明政府將其安葬於北京郊外,並下令「從優給恤」。

　　這23名葡籍炮手應該是中國戰爭史上第一批正式被中國政府僱傭的西方軍事技術人員。

　　運往山海關的大炮後來又轉運至寧遠前線 , 隨後出任遼東經略的孫承宗還將經過葡萄牙炮師訓練的明管炮官彭簪古調至寧遠, 訓練明軍炮手。

　　《明熹宗實錄 》(卷六八 )雲 : (天啟六年二月甲戌 )「(正月 )二十四、五兩日 ,虜眾五六萬人 ,力攻寧遠 ,城中用紅夷大炮 ,奮勇焚擊 ,前後傷虜數千 ,內有頭目數人 ,酋子一人 」。此戰是後金髮動侵明戰爭以來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彭簪古因此受到嘉獎，紅夷炮也從此威名遠颺。明廷隨之從 1622年開始仿製。如徐光啟於崇禎三年 (公元 1630年 )二月至八月間 ,共仿製紅夷炮 400餘門。此外 ,廣東、福建、雲南、山西等地都在仿製西洋大炮 ,至 1644年明朝滅亡時 ,已造出各類紅夷炮 1000餘門。


　　但是力主購西洋大炮和招募葡萄牙僱傭軍的徐光啟，卻遭到了朝中重臣極力反對和攻擊，有人對徐光啟的工作大肆攻擊，指責他「一味遷腐」，不應「以詞臣而出典兵」，選拔兵士是「騷動海內」，練兵的目的「無非騙官盜晌之謀」，「以朝廷數萬之金錢，供一己逍遙之兒戲，…….誤國欺君其罪大」。從徐光啟文集的《辯梳》部分可以看到許多上綱上線的指責，對軍事技術什麼都不懂的文官們本能的認為堂堂天朝怎麼能借用蠻夷的軍隊打仗呢？特別是兵部尚書崔景榮極力反對徐光啟的提議，加上御史邱兆麟彈劾他種種不是，受到排擠的徐光啟被迫稱疾歸鄉，回老家上海種田養雞去了。他一力倡導的購炮雇炮手等事也隨之中斷，加上試炮炸膛死了人，明官員認為是不吉之兆, 「遂斷其必有害而無利, 立命返澳, 毫無挽回餘地」, 將他們全部遣返澳門。

　　雖然天啟三年徐光啟曾經官復原職，後又為禮部右侍郎，但朝廷已為魏忠賢閹黨把握，再無人聽他說話了。天啟五年，他被閹黨彈劾，再次落職閒住。

二、 短命的中葡混合僱傭軍

　　轉眼間崇禎帝即位，黜斥了天啟朝權傾一時的魏忠賢閹黨。天啟七年十一月，起袁崇煥為都察院 左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十二月，起徐光啟為詹事府詹事。崇禎元年四月，袁崇煥更升授兵部尚書，督師薊遼。徐光啟乃於崇禎二年正月又要求練兵，其疏有言：
台乞先與臣精兵五千或三千，一切用人選士、車甲兵仗、大小火器等事，悉依臣言，如法製備，再加 訓練。擇封疆急切之處，惟皇上所使，臣請身居行間，或戰或守，必立效以報命。既有成效，然後 計算增添……然馬步戰鋒精兵，終不過三萬人……此為用寡節費萬全必效之計。

　　四月，徐氏升授禮部左侍郎，但其自請練兵的建議則未受重視。此時的明朝廷急於擺脫遼東軍事危機，練兵這種費事費時又費錢的事崇禎帝沒有興趣。他對立刻可以見效的買大炮一事感興趣，於是崇禎元年七月，兩廣軍門李逢節和王尊德奉旨至澳門購募炮師和大銃。崇禎二年11月後金軍又一次入關，皇帝十分著急的追問買炮的下落，以至徐光啟把在京的西洋傳教士都動員起來上城牆守城，以安帝心。

　　原來，李逢節和王尊德在澳門所購募的炮師和大銃，早在這年二月就自廣州進發了。有都司孫學詩的督護以及耶穌會士陸若漢(Joao Rodrigues, 1561-1633)的伴同，此一隊伍包括一名叫貢薩握•德謝拉的澳門葡人 (Goncalvo Teixeira Correa, ?-1632)所率領的三十一名銃師、工匠和傔伴，共攜大鐵銃七門、大銅銃三門以及鷹嘴銃三十門。這個葡萄牙人是位職業軍人，在徐光啟《聞風憤激直獻疏》中被稱作「西洋統領公沙的西勞」。


　　實在是紅夷大銃太重了，以致行程屢屢推遲，到這年十月，才到山東濟寧，忽聞後金已破北直隸遵化等城入關了，剛好遇到兵部奉旨前來催促的差官，由於漕河水涸，公沙等乃舍舟從陸，晝夜兼程。十一月二十三日，至涿州，隊伍在此遭遇了後金軍。比時，州城內外士民已經亂成一團，都打算棄城逃避，公沙的西勞、陸若漢、孫學詩乃會同知州陸燧及鄉宦馮銓（原任大學士）等商議，急將運送的大銃入藥裝彈，推車登城拒守，並在四門點放試演，聲似轟雷，後金軍在遼東吃過紅夷大炮的苦頭，聞聲因而不敢南下，隨後即北退。


　　二年十二月，崇禎皇帝因中後金的反間計，將袁崇煥下獄，祖大壽在憤怒驚懼之極乃率遼兵東返。新授總理關寧兵馬的滿桂，旋又力戰身亡。副總兵申甫和兵部右侍郎劉之綸所率領的新軍，也先後敗沒。在此一極為不利的戰局下，公沙所率的銃師和大銃，終於三年正月抵京效命。

　　明朝政府答應支付領隊公沙的西勞每年一百五十兩的薪水，每月再加十五兩的額外花費，其餘之人則年支一百兩，每月另給十兩的伙食錢，此一條件相當優越，要知道明朝衛所軍六品百戶官每月俸米才為十石，當時相當於20兩銀子左右；而一般士兵每月只有相當於4兩銀子左右的俸米。正月四日，這些西洋大炮被安置在都城各要衝，並在京營內精選將士習西洋點放法，並賜炮名為「神威大將軍」。很快 ,葡萄牙炮手就訓練出了二百多名明軍炮手。此時 ,關外軍情又急 ,徐光啟即授意公沙的西勞和陸若漢向明政府表示「奉旨留用，方圖報答」「天未遠臣 ,願效愚忠」, 主動提出願意為明朝提供操作火器的軍隊助戰，葡萄牙人的自告奮勇得到了正在焦頭爛額的明朝廷讚賞，徐光啟又不失時機同時上疏請求留下葡人「教演製造 ,保護神京」, 努力促成此事；派人前往澳門招募炮手二百、隨從二百 ,自帶兵器 ,以作先鋒。他認為若能得此協助 ,再加上廣東將要運至的一批西式銃炮則「不過數月 ,可以廓??的全力保舉下,朝廷議准此事並派中書姜雲龍隨陸若漢赴澳門經辦，耶酥會神父陸若漢陪同公沙的西勞一起前往。


　　必須提一下，此時正是天主教來華後的南京教案時期，西洋傳教士是不許入內地和在內地傳教的，但陸若漢為購炮事宜來回奔波，還有一名耶酥會日本和中國視察員和他一起來京；其後的澳門僱傭軍中也混入有五名傳教士------明朝廷對西洋火器的倚重並為解救京師危亡之故，禁教令已名存實亡。

　　按曾德昭《大中國志》第21章記載，葡萄牙人效率很高的很快招滿了400人，其中200士兵，大多是葡人，有的出生在葡萄牙，有的在澳門，還有部分是當地人，也就是說是中國人，只是生在澳門，在葡人當中受教養，據稱都是優秀士兵，善於使槍射擊。每名士兵有一個青年人隨從----這些隨從是用明朝皇帝的錢購買來的----由明朝廷付給他們大量的錢，以致士兵穿著華麗，配戴武器，都非常富有。由於當時澳門的總人口不過一萬人左右，其中葡萄牙公民僅約一千人，故從此一遠征軍的人數，即可窺知澳門當局對援明之事的積極態度，他們深盼能藉此一天賜良機與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建立較密切的關係。

　　從澳門出發的士兵由兩名軍官率領，一個叫做科德略，另一個叫羅德里格 ,尚有他們的尉官及其他軍校。可以看出這支僱傭軍部隊中有很大一部分士兵為中國籍，也有黑人等；各級軍官和主要火炮手都是葡萄牙人，算是一支中葡混合的僱傭軍。部隊應該是和那22門紅夷炮一起出發北上的，當他們抵達廣州時，很氣派地進行檢閱，用他們的樂器致敬，使當地中國人十分驚奇。

　　由明朝地方政府供給他們船隻，他們順利地沿河經過全省，到處都得到地方長官的接見，並都得到供應，如雞、牛肉、水果、酒、米等等。從葡萄牙人的記載來看，他們是興高采烈向北京進發的，一路上得到的優待使他們心情很好。

　　他們穿越江西全省，直達它的省會南昌。《大中國志》的作者傳教士曾德昭正住在那裡，他帶著自己的在當地發展的信徒去參觀中葡混合僱傭軍隊伍，心裡一定充滿民族自豪感……當地中國人最想瞭解的是葡人的服裝式樣，對他們的開叉穿孔的那種西式燕尾服，中國人不能理解為什麼要破壞一匹完整和嶄新的料子，隨意剪開作裝飾。但是，這支部隊在南昌遊覽城市後就此解散了,大部分人打道回澳門了。

　　原來，此舉遭到朝中以禮科給事中盧兆龍為代表的反對派的強烈反對 ,盧兆龍連續上疏進行猛烈抨擊。他認為「此三百人者 ,以之助順則不足 ,以之釀亂則有餘 ,奈之何費金錢、騷驛遞而致之也?」「何事外招遠夷 ,貽憂內地 ,使之窺我虛實 ,熟我情形 ,更笑我天朝之無人也 ?」主張「罷止續取之差 ,以杜內釁。」 徐光啟隨即針對此疏上言，極力分辨紅夷（荷蘭人）和澳夷（葡萄牙人）的不同，盧兆龍因反駁曰：
堂堂天朝，必待澳夷而後強？……臣自幼習讀孔孟之書，改過遷善、省身克己之事，經文備之矣， 不識世間有天主一教與所謂唐朝景教者……臣言夷人不可用，非言火炮不可用。


　　崇禎接受了他的意見，於是正當陸若漢帶領澳門僱傭軍隊伍行至江西南昌時,接到了明政府的命令 ,只准陸若漢等少數人運解器械進京，其餘人員一律返回澳門。大明朝第一支西方僱傭軍還未能正式上戰場就已無疾而終了。

　　在浪費了大量金錢和時間後，崇禎四年(1631) 三月 ,陸若漢等抵京覆命。徐光啟便將陸若漢等人安排到山東登州,協助自己的學生登萊巡撫孫元化造炮練兵,其時公沙的西勞等葡人已在此。六月 ,又有一批葡人炮手和工匠護送大炮來此 ,這使得登州成為當時中國引進西洋火器技術的中心。葡萄牙僱傭軍雖然曇花一顯，引進西洋火器技術的事業倒是很有希望了。徐光啟在此次葡軍遭遣返之後，或心灰意冷，即不再積極過問兵事，惟其門生孫元化則漸成為軍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之一。

I am a simple Buddhist monk: Dalai Lama

by Percy Fernandez, TIMES NEWS NETWORK, July 6, 2006




Dharmsala, India -- As a young boy of 25, the Dalai Lama, Tenzin Gyatso arrived in India 46 years ago. He turned 71 on the July 6, 2006. Last year, three days after his birthday he delightfully spoke at length on Mao, his boyhood memories, his commitment to spreading human values and his admiration for the Chinese people in an exclusive interview.



Contrary to rumour mills that the Dalai Lama is ailing, this reporter found the spiritual leader hale and hearty, strong and robust and with a firm grip. He is swift, full of life, and laughs his heart out. He is undoubtedly awe-inspiring, yet most humble. Most importantly he has a great sense of humour.

Much has changed since 2005. Early this year, the Dalai Lama expressed his desire to visit China on a 'pilgrimage' and wanted to observe the changes from the time he fled Tibet as a young boy.

He was really happy with the Berne round of talks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in Switzerland last June since the resumption of direct contacts since 2002.

But he continues to be problematic for the Chinese leadership. They are irritated whenever he travels to the US or incensed whenever he visits Japan, China's historical enemy. Hundreds of students from Taiwan and other countries descend to McLeodganj, above Dharamsala to receive his teachings and blessings. Recently, India's foreign secretary Shyam Saran called on the Dalai Lama at his official residence and not much is known about what transpired between them.

Because of his peripatetic schedule his doctors have advised him rest and hence the Dalai Lama has cancelled his European tour beginning from Helsinki next week. Later this year, in September the Dalai Lama will attend the largest gathering of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s in Denver alongside Desmond Tutu, Rigoberta Menchu Tum, Aung San Suu Kyi among others.

Curiously, the tickets for the Denver gathering will go on sale on the July 6 and so is the reopening of Nathu La. And it happens to be the birthday of the Dalai Lama.

Many many happy returns of the day. You have just completed 70 years. How does it feel to look back?

Like any other human being, some painful experiences and some satisfactory. But it has been more of satisfaction even in a life of exile that has brought me and my people a lot of opportunities.

I have had a chance to meet so many people from various walks of life. It has been very helpful in enriching my own way of thinking. I think I have made a little contribution to the Tibetan issue, its people and Tibetan culture. These are sources of my satisfaction.

Promotions of human values, religious harmony and peace have been my three commitments to humanity. I have been able to promote them through my writings, lectures and speeches.

I carry different names like counterrevolutionary, god king, Nobel Laureate and splittist among others. In the sixties, the Chinese media described me a wolf in a Buddhist robe, a great honour for someone who practiced tolerance and patience.

Tibetans think that you are also a political leader apart from their spiritual head.

It is almost 400 years after the Dalai Lama became the spiritual and temporal head of Tibetans. In my case, at the age of 16, I took the responsibility of both.

After we came to India, during the early sixties, we adopted a draft constitution which says that the Dalai Lama's powers can be abolished by two-thirds of majority in the assembly.

Three years back, we already established an elected political leadership. Since then my position is one of semi-retirement. May be, I am an ex-politician. But you don't mix the kind of politics which I involve with party politics. My politics is one of nationalist struggle.

What lies at the core of your identity?

A simple Buddhist monk. In my dreams, I feel that I am a Buddhist monk, not the Dalai Lama. Most people describe me as a Nobel Laureate. Many invite me because I am a Nobel Laureate and not because I am a monk or the Dalai Lama. They do that may be to ward off the Chinese pressure.

Once Bishop Desmond Tutu told me that it was difficult for him to reach the White House and after he receiv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the path was cleared for his visit. (Laughs)

The life of late Pope John Paul II and yours have been compared. The Pope fiercely campaigned against the Communist empire. Did your find similarities in the cause both of you were pursuing?

His Holiness Pope John Paul II was a man I held in high regard. His experience in Poland and my own difficulties with communists gave us an immediate ground.

The Pope was very sympathetic to the Tibetan problem. Of course, as the head of an institution trying to establish good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seriously concerned about the status of millions of Christians in china he could not express this publicly or officially.

But right from the start of our friendship he revealed to me privately that he had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Tibetan problem because of his own experience of communism in Poland. This gave me great personal encouragement.

Do you think tolerance and non-violence succeeds in this world?

Ultimately yes. It depends on situations. It will take time. In spite of taking time, it is the only way. Every issue is a complex one. There is no easy solu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eaders like Stalin, Hitler or Chairman Mao, took the simple method of elimination but never achieved their goals. It is impossible to eliminate all your enemies because you eliminate one, another will be born. It is possible may be in animals, but not with human beings.

If a father is eliminated, his children and grand children may carry those memories.

They will carry a sense of revenge. Bin Laden, if we handle him with hatred and handle violently, there will be 100 Bin Laden in ten or twenty years. It is possible.

Gandhi's idea of non-violence was not only morally correct but also practically realistic.

This violence somehow has to stop. From where should it stop?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expect from the other side to stop. This side, we should create some positive atmosphere.

In our own Tibetan case, we are fully committed towards non-violence and the middle-way approach. Even though we have been victims, we have created a conducive atmosphere. Now the powerful side, the Chinese side, has to act.

The Chinese say development inside Tibet is necessary because of globalization. What are your views?

Whether you call it globalization or economic development, some form of development is necessary. We need development and it is most welcome. But the Chinese way of development is concentrated only in pockets, like in India. Everybody is concentrating in Bangalore.

The rural India is still undeveloped. India is predominantly agriculture based. I have a strong feeling that rural India must transform.

In Taiwan, the farming and agriculture is mechanized, all of them have good education and health 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s good. India should also develop in this manner.

This reminds me of one conversation with one Chinese leader in 1954-55 in Shanghai, then Mayor and later the Foreign Minister.

He told me one late evening that he has no interest in further developing Shanghai. The countryside is not developed in Tibet.

Skewed development may create a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which is not good. I was told by a Tibetan recently the present population in Lhasa is 300,000 and according to a plan, Lhasa city should expand to 800,000. Out of the 300,000, only 100,000 are Tibetans and the rest are Chinese.

The re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Tibetans and their economy is really in question if you analyze in depth and look at the picture carefully and closely. The real picture will emerge when people will be able to speak without fear.

In a recent televised interview, you said you liked Chairman Mao, what made you say that?

Yes. He is quite calm and composed. When he speaks, each word carries some weight. Some people talk a lot and convey little. Each word of Chairman Mao's carried some meaning.

I was impressed with him. Though my knowledge of Chinese was limited, I could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what he said through a good Chinese interpreter. Mao considered me almost like my son.

He was very close to me. I was impressed by his simplicity. He used wear worn-out clothes. Not like Zhou Enlai who looks to be very honest.

Later several books and documents have portrayed a different picture of Mao as a tyrant and one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800,000 deaths of Chinese in the recent book Mao: The Unknown Story by Jung Chang and her husband, Jon Halliday....

Do you think the current Chinese leadership has acquired a forward looking policy to find a solution for the Tibetan issue?

I think the Chinese policy on the Tibetan issue is linked to their overall policy. The current leadership has changed and the situation is different than what it used to be thirty years before.

Much has progressed. In the early fifties, they just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ideology regardless of the reality. After Deng Xiaoping, reality has become more important, which I think has been a remarkable change.

It has been like two steps forward and one step backward, though I am not a specialist on China. On the Tibet issue, there has been no clear policy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y also know 99% of Tibetans are against Chinese rule.

I thin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ventually will realize this. But then they themselves don't know how to tackle it. So the only way out for them is to politically tighten the grip and sanction lots of economic incentives.

They think this is the best policy. I don't think this will work. People in Basque (Spain) are economically well off but politically not satisfied.

Similarly in Quebec (Canada) in spite of a separatist movement, people want Quebec to remain in Canada. And also the case with Scotland.

They would want to remain with Great Britain provided they are satisfied. if people are satisfied, they would want to remain within Great Britain.

Political dominance will not succeed. Tibet will remain with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at's my middle way of approach.

Give us meaningful autonomy, give us respect and trust us. In the meantime,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continue and we will see what will benefit us. It is important a nation handles its citizens with respect.

The Chinese leadership seems to be unhappy because you keep meeting world leaders and going to countries who they don't like, for example Japan and Taiwan?

(Laughs) In that case, India should get protests on a daily basis. I am a guest of the Indian government for the past 46 years. (Laughs) The Indian Government has been taking care of the Tibetan community in the maximum possible way, including preservation of Tibetan culture.

The preservation of Tibetan culture, particularly Tibetan spirituality is quite successful.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s Buddhist study and knowledge, it has been fruitful particularly in south India. They have major Buddhist learning centres. I gave some teachings last year to 12000 monks. Most of them were students which was very encouraging.

Do you think time is on your side when it comes to the Tibetan issue?

Oh.I don't think. I don't think. It is difficult to say although people from China as a whole are changing. In the transformation takes place quite rapidly, it will lead to a more positive outlook.

It will take time. May be 5 years, 10 years, or may be 20 years. If it should take 20 years then the survival of Tibet itself is in question. In Lhasa, the local population has become a minority.

The Tibetan language is not in use. Chinese is used in the shops, restaurants and everywhere. The official language is Chinese. Those students who have scored well in Tibetan are not promoted.

Only those Tibetans who speak Chinese get jobs easily. The present generation of Tibetans prefer to speak Chinese because of their job prospects.

Do you have something to say to the Chinese people?

Some of our Chinese brothers, even if they have a big letter in front of them can't read if they don't want to. Also they will only listen what they want to hear. Strange.

I have always admired the Chinese people and respect them. China is a great nation, the most populous nation and a very important member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They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world.

Their 5000 year old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is equally important. There have been lots of ups and downs in the 20th century for them. Since 1949 there has been some stability.

But looking at stability alone is not sufficient. They must bring more openness, rule of law, democracy, religious freedom, human rights; these are important for their own interest and to be respected as important members of humanity. A closed society always creates fear amongst themselves and outside.

Take for example India and her big neighbour. It is a closed society, a nuclear power. Nuclear power is fine, but there should be freedom. It will be much better if it had religious freedom, transparency and rule of law, isn't? Perhaps I am conveying on behalf of India. What do you think?

全球化和咖啡的恩仇錄

by 少正卯

先看一篇陳文茜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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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陳文茜---- 挪威森林要關門

阿寬的店要關門了。這個在台北溫州街代表某一個時代反叛文化的「挪威森林」咖啡店，即將在六月底告別台北。老闆阿寬以他慣有的細微聲調，苦澀地告訴記者，他不想招待網咖型的顧客，時代無情地走著，阿寬也拒絕再留戀某一個時代；世間沒有不散的筵席「挪威森林」要關門。

依傾向尋找認同部落
2002 年至2005年底，約有四年光景，我因立委職務就近城裡租了一個溫州街小屋。溫州街有條咖啡街，全盛時期共有13家Cafe，每天我路過各大小咖啡屋，有義大利名，有西班牙名，有日式風格，有蘇州風味，也有後現代餘緒者如「挪威森林」。從表面上看，這塊寶地是全台北最國際化，也最多元的聚薈地。它有一點類似國外大學城旁的廣場，年輕人依據自己的文化傾向，尋找自己認同的部落。女巫書店的客人，有著別於台北行人對性別世界的想像，椰荷總招攬一批批風情萬種的女學生們，以舞姿般的步伐，走入巷弄。走進「挪威森林」，或者一位懷才不遇的劇場工作者，正坐在角落，抓著後腦杓想著他的第二幕戲；或者一名副刊編輯正和他的作者們，討論台灣如何重啟新的文化風格。青年學子們在咖啡街上走走，把台北最不商業化的殘餘文明，烙印在自己生命體驗中，等哪一天這個台大人長大，一旦有機會掌權，給世界一個不一樣的聲音。
可惜全球化那種單一、統銷、集體、複製的資本主義力量，從新生南路大街，湧進溫州街小巷弄。2006年初，我搬離了溫州街，年底椰荷換成一家「399吃到飽」的下午茶店，地中海風格「聊聊天Cafe」則改賣韓式銅鍋燒肉，阿寬和他店裡的《王爾德畫報》苦撐了一年多，生意清淡，房屋漲價。這些獨特、個人風格的文人小店，一個個走入歷史；總計離2000年新資本主義全球化開啟，只有七個年頭。

全球化打敗個人風格
「王爾德」隨著他的嘲諷風格畫報，靜躺阿寬的店，已近十年，畫報顏色泛黃，與王爾德的美學已然不合。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進入二十一世紀，從愛爾蘭、巴黎，死後隨著畫報飄洋過海落腳台北，王爾德生前生後與資本主義纏鬥，終至被打敗。是的，某一個年代逝去了，某一個紀念那個年代的文明又逝去了，時間無情地走過，什麼也不準備留給我們。
阿寬的店關門不僅在溫州街不是唯一，在紐約Soho，在巴黎香榭里大道，不同個人風格的Cafe，也正一一被全球化打敗。上個月，我到巴黎，看到法國人心碎地目賭Starbucks、麥當勞、Nike、Adidas趕走法式小店，據佔了整條香榭里大道。2004年，我沿著Westbroadway尋找昔日的Soho，招牌上掛的，均是「Hogan」「Prada」「Chanel」⋯。
歡迎來到統銷、集體、複製的年代！六月底之前，有空到阿寬的店倒數最後的「挪威時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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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茜的文章
最讓人討厭的地方
就是她從來不說實話
好吧
她沒有說謊
但是她也沒有全盤拖出

她常常只擷取部份她要的內容
隱藏部份抵觸她想法的內容
讓不知道的人
以為她講得有理
其實
全部要是全盤托出來講
論述邏輯簡直是一踏糊塗
這樣的人竟然會被民進黨創黨之初稱為才女
在跑去國民黨之後
繼續被重用
證明了
向來
台灣都是三流人在搞政治的說法
空讓豎子成名

這篇文章她說了
溫州街的挪威要關了
可是
她沒有告訴你
該店的老闆同時有很多家店
過去幾年又出書
又開新店的
賺了很多錢就算了
她也沒有告訴你
那很多家店中
有一家挪威在汀州路

而汀州路的挪威現在還好好的
甚至沒有告訴你
該店的老闆
在不過一年多前
還剛剛開了一家新店
叫做海邊的卡夫卡


如果
溫州街的挪威
是全球化Starbucks肆虐下的受害者
難不成汀州路是全球化保護區
Starbucks不能進入？
不然
汀州路的挪威
怎麼就混得好好的呢？


如果
他是全球化的受害者
怎麼
不過一年前
還能夠開新店呢？
難道
全球化是今年的事嗎？

更進一步講

請各位想想

台灣什麼時候開始流行喝咖啡的？

難道是我們父親那個年代嗎？
當然不是
台灣又不產咖啡
向來也沒有喝咖啡的傳統
以前傳統文人
是去喝茶
是去像紫藤蘆這種地方
現在怎麼都跑咖啡館？


如果沒有全球化
沒有Starbucks
台灣人會愛上喝咖啡嗎？
還愛到讓需求如此大
讓該店的老闆有機會
一家一家分店的開嗎？
沒有全球化
能讓該店老闆有機會
以行家的身分出書賺錢嗎？
怎麼
這難道都不是全球化下
老闆獲得的利益嗎？
怎麼受益了不講
悶不吭聲
【受害】了
就是全球化的錯了？

至於那些笨蛋
以為去挪威的森林
或是去海邊的卡夫卡這樣的店
這樣就可以遠離資本主義的【統銷、集體、複製的年代】
我想
還是先想想
這兩個店名
是怎麼來的吧？
還不就是抄來的
怎麼你抄就不是複製
別人抄就叫複製呢？
自己明明就在利用全球化撈錢----
看到日本的小說紅了, 就一個勁的亂抄人家的名字


利用這樣的人出來罵全球化
陳文茜的文章
已經寫到如此前後矛盾
胡說八道到這樣明顯
真的會有人沒看出來嗎？

PS
陳文茜當左派
和星雲當和尚
兩個人怎麼都當到那麼肥啊？
當到那麼肥
一點說服力也沒有

好優美的中國話

by 少正卯 2007/05/15

我實在非常佩服會寫出這種文字的人


想一想
如果一個美國人寫出一首歌
裡面講到【好聰明的米國人，好優美的英語】
我想
大概會被美國人狗幹到爆炸
絕對不會有人出來幫他辯護
不像台灣
還有人可以
大辣辣的幫這種無聊的種族主義辯護
實在太屌了

更進一步講
我在米國
在LA
看到人家在他的車屁股後面貼貼紙
上面寫著
【I am Black and I am proud of it.】
但是
你絕對看不到白人貼
【I am white and I am proud of it.】
如果有白人貼這樣的貼紙
自己大概會被自己白人控訴種族主義份子
抓去遊街

也就是說
其實很多喜歡自我吹噓的種族
在自我吹噓的同時
也暴露的自信不足
信心薄弱
內心其實自卑
卻強裝自大和自信

真正有自信的種族
反而不會用這種無聊的包裝
吹噓自己語言優美，種族聰明
其實正顯露了自己語言其實沒有那麼好
種族其實被欺負的要命
感受到歧視感
才需要強裝故做引以為榮的驕傲

其實米國人內心真正認為最優美的語言
就是英語
只是
因為他們已經佔據了優勢
也就不需要像笨中國人一樣
用這種三流的方式欲蓋彌彰
基本上
米國人內心自大的以為
所有人都會講英文
所以當他們和不會講英文的人溝通時
天真的以為
只要我把英文講得很慢
應該大家都聽得懂
連外星人都聽得懂
最簡單的例子
電影【第五元素】當中
布魯斯威利遇到外星人Lilu
想泡她
問她名字
所以故意把英文講得很很很慢
問她名字
然後
電影也很神奇的讓Lilu突然聽懂很慢的英文
把她的名字告訴了布魯斯威利
看到沒有
這是米國人對於自己語言傲慢的表現方法
多屌
連外星人都聽得懂英文喔
哪像這些自卑又可憐的中國人
選一個愚蠢又幼稚的方式來表現
簡直是蠢蛋一堆

基本上
這也不是只有米國人的問題
我日本同學說
很多日本人
都天真的以為全世界的人都聽得懂日文
他說你去日本用英文問路
很多時候
即使聽的人懂英文
都還是會自然而然用日文回答你
看你一臉茫然
他就會用【比較慢】的【日文】來回答你
在他們腦袋中
理所當然的覺得日文應該是大家要懂得東西
這就是日本人對他們自己語言的自信和傲慢
很好笑
很無知
卻也很自信
比起中國人這種大辣辣
毫無掩飾的宣稱【中國話好優美】
真是天差地別啊

我常講
【唯有徹底的肯定自己，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
缺乏肯定的種族
就像背著枷鎖在身上
永遠都活在憤怒當中
永遠都必須要用這種可笑的方法
來自我肯定
真是可憐極了

最後
希望能有人能將這首歌翻成韓文
介紹給韓國朋友
相信不久
【好聰明的韓國人，好優美的韓國話】這等歌詞
也會出現在韓國的流行歌壇中的

關鍵還是在於產業升級

by Ethan Taokas 2007/05/25

關鍵還是在於產業升級 I


產業升級這個約在80年代中國黨執政的時期就出現的名詞，從沒有過時，有的只是淡忘與執行不夠、不得法！除了這個似乎老掉牙的名詞之外，我還要再提另一個類同的名詞，附加價值。對比於"產業開放西進、全面三通"與"設置外勞特區、基本工資脫勾"等主張，"產業持續升級、追求附加價值不斷提高"是我認為最根本、最核心的。美國、日本、歐盟等先進工業國家做不做產業升級？南韓做不做？他們一直都在做的，雖然他們沒有強調！否則就只有從領先群中敗落下來！台灣不但要做，而且要加速地做，持續不斷地做，才能趕上先進國家的所得水準！

觀念篇
先讓我們再重新審視"產業升級"與"附加價值"兩個名詞。其中，產業升級是方法，不斷提高附加價值是目的。我們要付予產業升級更寬廣的意義：升級是為了讓產品(或服務)在國際市場上更具競爭力，更加被接受與肯定，使產業競爭地位更穩固，最終的結果(即我們的目的)就是附加價值的不斷增加。具體地說，就是要讓今後的每一時期，台灣產業所生產的產品或提供的服務都賣得出去，就算比別國產品賣的貴一些也一樣。因為東西較貴，附加價值才容易提高。而要讓消費者甘心花比較多錢買，讓其覺得值得，只有不斷升級、創新才辦得到，(不妨想想，軟體的改版升級吧！有其類同之處。) 另外要強調的是：產業升級應包括從開發--生產--到銷售整個流程與環節全部。技術升級只關生產的創新，只能算是產業升級的一部分，不等於產業升級。兩者不可混淆！

至於附加價值，這是GDP(國民所得)的根本來源。這樣看：從一開始的原物料，開採、運輸、在工廠加工…(通常是上下游多廠協力完成)、運輸、市場上銷售、到消費者購買，這樣子的一系列過程中，假設消賣者花了100元買，這100元就完全配置給消費者購買之前的所有勞務與資本的付出。(當然，以現在的國際分工情形，這一過程是很可能發生在多個不同國家的。)附加價值是，我買入原料、半成品或成品，處理之後，再賣出去，中間的差額。也就是經由我的處理(可能是加工製造、運輸、或廣告包裝、或銷售)，所創造的價值。我們的目的應在於：在台灣境內的一切生產投入中，每單位勞務與資本的付出能有更高的報酬，即所謂高附加價值了。簡單地說，在台灣境內投入的部分若其附加價值愈高，能分給勞工，資金使用者與提供者，以及政府稅收自然就愈高。

產業的問題應在於勞動成本(甚至資金成本)太高嗎？我不認為如此！問題應在於：只賣得出去便宜的東西，或是產品跟別人的幾無差異，無法區隔，賣不出更好的價格。也就是說，廠商的"處理"，創造的價值低，附加價值不高。要知道：即使買入的原物料或半成品貴，勞動投入貴，但只要"有能力處理"，賣得出好價格，勞動成本就不再是問題。那麼，我們到底是要努力地"壓低工資成本"，還是要不斷地努力"增進加工處理的能力"，升級再升級？(註：此"加工"不是單指"生產加工"，而是泛指所有的投入作為)我並不否認前者可能較容易收立桿見影之效，而後者則時程漫長，並無速效。但是，我們是要考慮容不容易做，快不快奏效，還是要選擇一種方式是較有利於長期台灣經濟發展的路來走？值得大家深思熟慮！

關鍵還是在於產業升級 II


目前台灣的一個現象--實質薪資水準多年停滯，不升反降
問題的根本很清楚：資金的使用者(不是資金的擁有者)在台灣無法找到產生足夠高的附加價值的生產活動，在台灣目前的環境以及目前的薪資水準下。當這情形發生時，在台灣的投資減少，新增工作機會減少，失業率會提高，薪資自然不具備調高的條件。誰的責任？或者說誰較有能力去改變這種情形？我認為是資金的使用者 (或說產業、廠商)與政府！而非勞工。

廠商說，現在在台灣找不到好的投資機會，工資高，土地貴，產品不好賣，沒利潤，錢愈來愈難賺，所以，要外移，到中國以及其他國家去。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是廠商沒有能力開發、生產與賣出利潤更好的產品，只能不斷追逐低工資、低地價的生產地區，不是嗎？有人說，"廠商追求利潤，那裏有錢(容易)賺，自然往那裏"，"廠商不是笨蛋，知道怎麼評估風險"，這不對嗎？這些看來像對的，但廠商可能會短視(myopic)，看不清長期利益的所在；低估或者無法規避來自不確定性(uncertainty)的損失；另外，廠商的最適決策，因為外部性(externality)，常常不是全民的最適。

薪資成長對於多數廠商來說，當然避之唯恐不及。但對於國家整體經濟發展與全民福祉來說，絕對是正向與影響深遠的。

1，工資率即勞動的邊際生產力，自然的工資成長反應一個國家勞動生產力的提升。而且薪資成長原應該伴隨GDP成長，這經濟發展、GDP增加的成果透過薪資成長，分配於全民，這成長才有實質意義！反之，多年來產業西進，台灣關廠，實質工資率的不升反降伴隨失業率的提高，以及中國的工資率不斷提升，台灣與中國兩國的勞動要素均等化的趨勢十分明顯。若因為西進對台灣GDP的成長有貢獻，即使如此，這貢獻、這成長並沒有發生在全民(至少勞工)身上，而是少數資本家身上。這M型社會結構的趨勢，產業西進是主要的因素之一。

2，實質薪資降低伴隨著外移與關廠所帶來的失業增加，使得消費者(也是廣大的勞動提供者)對前景看壞、信心降低，消費趨於保守，內需消費成長自然好不到那兒了，於是我們看到了GDP中消費的那部分成長不高。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窮的人多賺得1000元比富有的人多賺得1000元，所帶來的消費增加，是要大上許多的，對GDP中"消費"的貢獻自然較大！西進若有賺錢，會是賺到台商那裏，不是到台灣的勞工，對台灣GDP的"消費"一項，貢獻較低。更何況台商消費極可能在中國，並不一定增加在台灣的消費！反之，若薪資增加，反而會活絡內需產業的。

綜而言之，站在國家經濟發展與人民的角度，我們原應該歡迎薪資的逐年增加，實質薪資不增對台灣是一大警訊。而實質薪資不升反降，與產業、廠商在台灣無法找到產生足夠高附加價值的生產活動加上西進，脫不了關係。對台灣GDP成長的貢獻可能是負面遠大於正面。更重要的，這"正面"的部分是少數人所享有，對多數的受薪階級來說近於零，是虛有的。而以"壓低勞動成本"，做為產業發展努力的方向，從來就不是一個好主意，就算壓低的是外勞成本，也不要忘記，外勞與本勞的替代關係從不曾消失過，壓低外勞成本，終究會回過來，產生壓抑本地勞工薪資成長的情形。

關鍵還是在於產業升級 III


投資成長與薪資成長
與薪資成長停滯同時發生的還有"投資成長趨緩"的另一個現象！這兩個現象其實已經解釋了目前台灣經濟的許多部分，且兩者如前所述的並非獨立，而是互相影響的。如前述的：廠商"在台灣無法找到產生足夠高附加價值的生產活動"與"西進"是實質薪資不升反降的主要因素，前者使得廠商減少在台投資，後者產生資金排擠亦導致廠商減少在台投資。(註：當然排擠的程度與廠商的籌資能力成負向關係，但是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別，排擠還是存在的。)整體的影響就是在台灣的投資成長減緩，進而壓抑實質薪資的成長。其機制如下：

1，新增投資成長減緩 + 關廠-->新產生的就業機會減少與失業增加-->由於工作機會減少與不穩定性增加，迫使勞工接受較低的薪資水準。

2，經濟學中的經濟成長模型與實證證據支持"勞動邊際生產力(即工資率)"是"每人資本"(capital per capita)的函數，當每人資本增加，則工資率也會增加。資本呢，等於例年投資的總合再扣除資本折舊。如此，一國的投資(嚴格說，是資本的累積)對於其國內工資的關係已是很清楚了。

更進一步地說，每人資本與每人所得(GDP per capita)是正相關的，在成長模型中這些變數應該要隨時間穩定成長的。投資成長若減緩，意味著資本累積成長也要減緩，經濟成長自然也減緩。

綜而言之，一國資本的累積對於經濟成長甚至薪資成長至關緊要，而資本的累積就是要靠國內的持續投資了。（註：此投資，是指設置生產事業的"直接投資"，而不是投入股巿的”間接投資”，因為後者並未帶來新增的生產事業。)有興趣的朋友，不妨找來美歐日各先進工業國與台灣的"每人資本"數據，比較看看就知道。以台灣的每人所得(GDP per capita)，在文獻中是被歸類在已開發富有國家的偏後端，每人資本的成長實際上應該要高於一般已開發國家，如此每人所得才能追上這些國家，也就是說，台灣至少在未來一、二十年內，仍需要更高的投資成長率，台灣才有可能與一般富有國家並駕其驅！其實，這些觀念並不是什麼新的觀念，但筆者所以不厭其煩，在此再加以說明，一則為了更仔細地闡述，二則為了強調"增加在國內投資"的重要性與加深讀者印象。亦即，解決台灣經濟問題其實就在於解決"在台灣投資成長減緩"的問題。

所以，分析與檢驗"解決台灣主要經濟問題"的任何主張，檢視的標準就在於其能不能有效地增加國內投資，不管是來自本國國民的與來自外國人的投資。另外，我還要再加入一項條件--就是該政策主張能否吸引或爭取到對於能產生更高附加價值的生產活動所做的投資。即我們不僅要增加投資，也希望是更優質的投資。至於，既有累積的資本--生產事業，同樣也需要不斷改進，增加產品與服務的附加價值，因此，政府的政策主張也要有能力促進與協助廠商增加其產品與服務的附加價值。這就是台灣真正需要的經濟政策了！

關鍵還是在於產業升級 IV


實際篇
三項政策主張，西進、三通，外勞特區，與產業升級，那一項能解決國內投資的問題呢？或者，那一項比較有效呢？另外，可行性如何？這是底下討論的重點。


西進，在此筆者不想多談，原因是當前只有產業過度的投資於中國的情形，並沒有不足的問題，證據就在以下的數據中，例如

1)對外投資佔台灣GDP的比例，或平均每人對外的投資金額，與其他先進國家與對手國家的數據做比較。
2) 對中國投資佔台灣對外投資的比例，與其他國家的數據做比較。

這些數據在新聞媒體有報導一些，其他也可以自行去找，個人在此不提供。另外，現在台灣與中國已經是二通半了，三通之後，能不能大幅增加在台灣的投資，先前已有對廠商的調查數據：三通之後，會增加對中國投資的廠商比例，仍會遠高於想增加在台灣投資的廠商比例，並不會有統媒與統派學者、政客所稱的，三通之後台商增加在台灣國內投資的情形出現。產業西進不設限與三通，彼等所稱對台灣所能產生的經濟效益，其實只是騙局！


外勞特區再加上基本薪資本、外勞脫勾等政策，在媒抗另外一欄中，有許多的討論。我只想簡單談幾點：

1，政策的好處(相較於西進、三通)在那兒？在台灣國內的投資增加了；人民的就業問題在某程度上可以得到解決；政府課到稅了。這是此政策的優點。

2，但是也請大家思考：此政策施行後，產品與服務的附加價值可以持續提升嗎？廠商利潤可以明顯增加嗎？可以促使薪資水準穩定持續地成長嗎？對於國家、產業、廠商的長期國際競爭力有增進效果嗎？各項正面效應效果有多大，可以維持多久，短期若是可以，那中期、長期呢？

3，如同三通、西進有其外部性(externality)的情形一樣。外勞引入，同樣有其外部性。前者的外部性在於，中國是對台灣深具敵意的國家，西進、三通產生資金、科技流出與助長敵國等問題，增加了國家、產業安全的社會成本。所以，陳師孟教授曾提出的國安捐，並不是什麼出於意識形態的主張，而是有兩國對立事實與經濟學理作為依據的。(註：我是覺得，如果泛藍對"課稅"一詞不爽，那麼可以改發行每年某一定額的"赴中國投資許可(permit) "，並且公開拍賣，拍賣所得設立基金，用來補貼真正根留台灣的企業，協助其做產業升級，其效果與稅捐一樣，這是一般經濟學所主張，解決外部性的做法……題外！) 後者的外部性在於外勞在台灣所引發的各種社會問題，這社會成本同樣地不被企業所考慮，為全民所共同負擔，依經濟學的主張，同樣地該採取課稅或發行許可等政策的。也因為引進外勞有其額外的社會成本，我們看到日本、以及在另一欄網友所提到的北歐國家，並不依賴外勞進入來解決高薪或缺工的問題。另外，以前曾看過文章，比較德國(引入土耳其等外勞)與日本(不引入外勞)的多年以來產業趨勢與發展情形，以及德國所面臨到的一些社會問題。請思考一下，我們該選擇什麼樣的產業發展，日本或北歐式的還是德國式的？我們的社會能承擔、願承擔這些衍生的社會問題嗎？我們一定要靠大量外勞的引入，才能解決國內投資不足的問題嗎？

我的簡單評論是，這項政策還是可以多深入探討的，但是，我懷疑其只能治標不能治本，效益會是短期的，只能救急，不會是長期的，原因就在於以上問題的思考中。

關鍵還是在於產業升級 V


再回來談產業升級，追求附加價值的持續提升。基本上，產業升級的好處在於，即使薪資成長，地價較貴，導致生產成本上升，但是因為持續地追求升級，推陳出新的產品或服務的附加價值能提高並維持，廠商有能力負擔與轉嫁較高的成本，獲利能力可以維持。如此廠商還是承受得起溫和而持續的工資成長，願意在台灣持續投資。所以，廠商如果有能力持續產業升級，不靠低廉成本來維持其國際競爭力，自然地投資成長仍可以維持，工資率伴隨資本的累積與GDP一起成長，這是最理想的經濟發展了！

但是，為許多人所疑慮的是，廠商、產業界、學界與政府該怎麼做？也有人認為台灣在今天的時空之下根本做不到，也可能緩不濟急。同時也懷疑從80年代以來，台灣進行產業升級的效益(有多大)。這些問題是在於此策略的"可行性"上面，不在於是否是對症下藥的問題。答案，在此我暫時無法立即提供較完整的作法建議，但是，或許我之前所述的想法能讓許多網友重新思考產業升級的問題，並且嘗試去找出可行的作法。又或許有網友能提供其所在行業的一些作法與經驗，因為行業狀況不同，做法也不應完全一樣。總之，筆者希望能抛磚引玉，引領大家一起思考這樣的觀念與可能的作法，而大家的討論與集思廣意應該更能提供許多實際可行的做法。

以下我就只簡單提一下我的一些想法，提供予大家參考討論，或許以後，再嘗試寫個"實踐篇"來。

1，台灣的廠商或許在生產技術上已經是世界最先進了(都已經用了某某國家所製造的機器了)，但生產或製程的求新求進步是否就僅止於此？

2，產業升級，比之於(生產)技術升級，定義上是更為寛廣的。產品的推出從無到有，一直到賣出去，有研發，有工業設計，有生產，有品牌價值經營，有行銷等等許多的部分，升級與創新不應只限於生產技術、製程上面。那些更能創造價值(利潤)的部分，台灣廠商是否仍有更大努力空間的？難道台灣廠商在產品的從無到有，直到售出的整個過程中，除了生產之外，其他部分，台灣一定做不來，做不好，不能作為廠商利基嗎？

3，升級與創新，面向是很多元的，舉凡產品、技術、市場、營運與商業獲利模式各方面無一不可升級與創新，經濟學家熊彼得與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等的著作與看法，或許可以提供一些有關產業升級的想法。

4，政府能怎麼做？投資環境該做那些改善？那些法令該修、該立的？如投資獎勵條例，獎勵了那些部分？有獎勵研發、設計嗎？獎勵創立品牌與行銷嗎？還是依舊只獎勵生產的部分？科技保護法是不是該趕快立法？

5，產業公會等協會組織協同政府有沒有可能共同做品牌與廣告行銷？如何做？

這些思考問題，我認為可能有助於做產業升級，提供大家參考。

總之，問題的根本盡在於國內的投資不足問題上面。產業持續升級能讓廠商提升競爭力，促進其在國內投資的意願。我認為國家長期的經濟發展，關鍵還是在於產業升級。

munich 6 day hoy and wolf 6 min track stand!!

Come on, for some excitement!

希特勒對德國有貢獻？

by 雲程 2007/05/19

「中正紀念堂」即將在戒嚴紀念日的5月19日被教育部改為「台灣民主紀念館」。在這篇文章發表的時候，我們還不知道會演變成怎樣的局面，不過，市議會的一場對話卻指出此爭端的本質。綠色議員說，可以紀念獨裁者嗎？郝龍斌回答是紀念對台灣有貢獻的人。



那個對呢？綠色支持者認為獨裁者是正解，藍色的則說不可忘恩負義。

蔣介石是獨裁者，這是世界上公認的，並無可以質疑的地方。不過，就像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樣，從來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即使蓋棺也無法認定。「獨裁者說不定也有貢獻」，這點我們卻不能輕易的否認其可能性。



除了毛澤東之外，希特勒是近代最初名的獨裁者，世界也因他而發生了大戰。誠如邱吉爾所說，二次大戰其實是一次大戰的完結篇。那麼，我們要評論希特勒的獨裁性或貢獻性，就要從一次大戰戰後說起。



一次大戰後的〈凡爾賽對德和約〉，對闖禍的德國施以非常嚴厲的報復，除了割地（亞爾薩斯、洛林，以及海外殖民地）、賠款（戰勝國根本不知道應該要求多少，只是不斷增加）、解除武裝、佔領軍進駐、工業產品抵債等等。德國，做為一個從300多個日耳曼邦的「地理名詞」集結成一個完整的「國家」，一次大戰的挫敗（雖是當然）卻也可能將讓德國從歷史舞台上消失。其實，從邱吉爾的著作中可知，他對此情況覺得很憂慮，這樣的賠償無法達成和平。



撕毀〈凡爾賽對德和約〉的希特勒，是在人民的支持中站出來的。這個時候的希特勒，的的確確是代表著人民的希望，而這時候的希特勒的確也使德國重整與復興。對於處於凡爾賽「恥辱」的德國人民而言，這樣的「希望」的確難以抵擋，不會不支持。



問題是，奪得政權的希特勒納粹並以復興德國為滿足。他還繼續擴張，繼續侵略，繼續製造內部敵人（猶太人）以及實施極權統治，而成為政治、社會學者研究的典型。



希特勒是獨裁者或是對德國有貢獻？這是個「屁股」問題：你站在哪裡，如何將歷史分段，所得的答案是不同的。



對蔣中正的評價也是這樣。台灣人遭受二二八的屠殺、極權與差別的殖民統治、整代菁英和文化語言的的消失，無緣無故將台灣捲入國共內戰等是千真萬確的「邪惡」；然而對於新住民而言，將他們帶離共產統治、在人生地不熟之時給他們一口飯吃、建立衣食無缺的退撫醫療照顧也是千真萬確的「恩情」。



歷史，沒有簡單的答案。歷史，無非是「解釋權」的展現。



既然台灣的主要族群對於蔣介石有迥然不同的兩種解釋，就應該讓「評價」在其紀念館中併陳。「台灣民主紀念館」中有蔣介石這個「民主逆流」，也有蔣介石這個「民族救星」，整合成一個台灣歷史的縮影，恐怕才是現在的。這是以務實的「平行正義」達成「轉型正義」目標的手法。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mar/28/today-o2.htm



而連「平行正義」都不准的當局，顯然是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而不自知。



評價，可能要到日後受恩的、受害的都過去之後，才能真正獲得吧？我們應該而必須做的是讓資料毫無保留的呈獻出來。


Ulysses於2007/05/20 08:48 回應

我想這是一個感情問題(對藍綠雙方都是)，難以理性探討。德國人以理性著稱，但到現在也仍然有新納粹伺機而動。

但是就像德國基本法明定該類政黨與團體違憲一樣，"處理"感情卻是可以理性計算的。

台灣政治的理性恐怕得再修一百年才會有這樣的功力。

雲程的雙魚鏡於2007/05/20 16:16回覆

所以，這件事情很難。要靠說服，更要靠時間，也就是上帝的幫忙。

對於我們來說，某種意見是再正確不過了，對於其他人而言，則是另外一種狀況。要命的是，對個別群體來說，其「正確」是再真實不過了。

因此，我才有兩案併陳「平行正義」的想法。無論如何，只獨遵一案，絕對是錯的。


Enrico於2007/05/19 16:19 回應


非踢館!!!

將他們帶離共產統治、在人生地不熟之時給他們一口飯吃、建立衣食無缺的退撫醫療照顧也是千真萬確的「恩情」。
>>>>> 不過...若是探討為何他會丟掉整個中國的真正內幕 (杜魯門就罵過 : 他們每個都是賊) 導致150萬軍公教人員流離失所 妻離子散 逃難到台灣 40年無法探親 能算得上恩情嗎??

建立衣食無缺的退撫醫療照顧 也是一個正常政府的義務 為何又是人民欠政黨的人情???

只能說 整體而言 這個黨還比納粹的優點還不如呢!!!

雲程的雙魚鏡於2007/05/19 19:45回覆

大大所言甚是，但此事極其複雜。奇怪的是，為何中國族群認為有「照顧」，台灣族群認為有「建設」，總之都是「皇恩浩蕩」？

是什麼樣的騙術可以這麼有效？「他們每個人都是賊」，還要加上「他們每個都是騙子」才完整！

可是，要怎麼「做」，才能扭轉回正常？

鄭克塽的投降與降書

by 雲程 2007/05/20

施琅上奏「為偽藩齎書求撫據情具題仰請睿鑒事」：

「…查鄭克塽年尚幼樨，未諳大體，操縱指揮，權皆出于劉國軒、馮錫範二人。茲特令朱紹熙回台灣傳諭，果真心投誠，必須劉國軒、馮錫範來臣軍前面降，將人民土地悉入版圖。其偽官兵遵制削髮，移入內地，聽遵朝廷安輯。…」（1683年8月3日，康熙22年潤6月11日，）



鄭克塽上奏「偽藩鄭氏歸降第一表」：

招討大將軍延平王鄭克塽謹奏。

伏以論域中有常尊，歷代紹百王為得統。觀天意有攸屬，興朝宅九土以受符。誠五德之推移，為萬彙所瞻仰者也。伏念先世自矢愚忠，追懷前代之恩，未沾盛朝之澤。是以臣祖成功，篳路以闢東土，臣父經，靺韋而雜文身。寧敢負固重險，自擬夜郎；抑亦保全遺黎，孤栖海角而已。迨至先人弛擔，稚子承祧，常思畏天之恩，莫求縮地之術。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高覆厚載、仁育義懷。底定中邦，如旭日升而普照；掃擴六宇，雖浮雲翳而乍消。苟修文德，以來遠人；寧事勝心，而焚海內。乃者舳艫西下，自揣履蹈之獲愆；念此氣血東來，無非霜露之所墜。顏行何敢再逆，革心以表後誠。昔也威未見德，無怪鳥骸於虞機；今者誤已知迷，敢後麟遊於仁圃。伏願視天地萬物為一體，合象胥寄棘為大同。遠柔而邇能，形民固無心於醉飽，貳討而服舍，依魚自適性於淵泓。夫且問黃□之海波，豈特誓丹誠以皦日為已哉。（1683年9月17日，康熙22年7月27日）



施琅上奏「為恭報台灣民兵削髮偽藩齎書繳冊印事」：

「…茲7月15日，鄭克塽復差偽兵官馮錫珪、偽工官陳夢煒，劉國軒遣胞弟偽副使劉國昌，馮錫範遣胞弟範偽副使馮錫韓，同曾斐、朱紹熙賚送降本稿前來澎湖軍前回話。…本月27日，偽藩鄭克塽復差馮錫珪、陳夢煒同吳啟爵、常在賚具降本一道，及繳延平王冊一副，印一顆，輔政公鄭聰印一顆，武平侯劉國軒印一顆，忠誠伯馮錫範印一顆，左武衛將軍何祐印一顆。…」（1683年9月19日，康熙22年7月29日）



鄭克塽上奏「為舉國內附、仰冀聖恩事」：（偽藩鄭氏歸降第二表）

招討大將軍延平王臣鄭克塽謹奏 ：

為舉國內附、仰冀聖恩事。竊惟臣生自海邦，稚懵無識；謬繼創垂之緒，有乖傾向之誠。邇者，樓船西來，旌旗東指；簞壺緩迎於周旅，干羽煩舞於虞階。自省重愆，誠為莫贖；然思皇靈之赫濯，信知天命有攸歸。逆者亡、順者昌，迺覆載待物之廣大；貳而討、服而舍，諒聖王與人之甚寬。用遵往時之成命，爰邀此日之殊恩；冀守宗祧以勿失，永作屏翰於東方。業有修表具奏外，及接提督臣施琅來書，以復居故土，不敢主張。臣思既傾心而向化，何難納土以輸誠。茲特繕具本章，并延平王印一顆、冊一副及武平侯臣劉國軒印一顆、忠誠伯臣馮錫范印一顆，敬遣副使劉國昌、馮錫韓齎赴軍前繳奏；謹籍土地人民，待命境上，數千里之封疆悉歸土宇，百餘萬之戶口並屬版圖。遵海而南，永息波濤之警；普天之下，均沾雨露之濡。實聖德之漸被無方，斯遐區之襁負恐後。

獨念臣全家骨肉，強半孺呱；本係南人，不諳北土。合無乞就近閩地方，撥賜田莊、廬屋，俾免流移之苦，且獲養贍之資；則蒙高厚之生成，當誓丹青以啣結。至於明室宗親，格外優待；通邦士庶，軫念綏柔；文武諸官，加恩遷擢；前附將領，一體垂仁；夙昔仇怨，盡與蠲除；籍沒產業，俱行賜復：尤期廣推寬大之仁，明布維新之令，使夫群情允愜，共鼓舞於春風；萬彙熙恬，同泳游於化日。斯又微臣無厭之請，徼望朝廷不次之恩者也。為此，激切具本奏聞，伏候□旨。（1683年10月5日，康熙22年8月15日）





雲程角批：

1. 鄭克塽投降一次不夠，兩次。

2. 第一次（表）是道德上的歸降，第二次（表）較具體。

3. 施琅理解鄭克塽未有實權，所以必須先決定讓握有實權之將軍接著鄭克塽（第一次）投降之後投降，最後鄭克塽再投降一次（第二次）。

4. 與荷蘭的降書比較起來，大清要求的降書調性完全不同，多是道德宣化那一套。

5. 中式的投降者，必須自己罵祖宗三代。

6. 大清皇帝並未聽任鄭克塽的期望，命令其率眾大臣與家眷攏遷往北京；克塽封做漢軍公，隸屬正黃旗。

7. 據說鄭克塽最後變成八旗（漢八旗）中正黃旗的一員，一方面是就近看管，另一方面是移轉認同感，這是最早的洗腦。

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揭牌典禮致詞

by 杜正勝 2007/05/21

5月19日，中正紀念堂終於改名為「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並正式掛牌。在揭牌之前，社會有許多討論與爭議。

但台灣已經進入民主時代，絕對不能再崇拜威權，改名之路勢在必行，原因為何？我在揭牌當日的致詞，已經說明，希望藉由將當天的致詞放在部落格上，讓更多民眾了解，共同思考。


蘇院長、曾館長、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好，首先我要代表教育部，感謝所有與會貴賓們蒞臨今天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的揭牌典禮。台灣從一個威權獨裁的專制國家，成功和平轉型為民主國家的過程，已經是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轉型的成功典範，但，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要如何看待並紀念這段轉型的歷程，現在，終於有了答案。台灣民主紀念館的誕生正好可以記述台灣民主發展的艱辛歷程，讓全世界的人在未來透過這個館的不同活動與展覽，了解與認識台灣的民主，也讓國人深刻省悟自由民主絕非天上突然掉下來的禮物。

國立台灣民主紀念園區是我國廢除戒嚴以後，點燃民主火炬的起點。中華民國政府所帶來以大中國為主體的政治體制，由於1990年三月學運的撼動而終於瓦解，萬年國代與立委終於結束，總統直接民選得以實現，台灣變成一個真正主權在民的國家。

這雖然是幾十年來民主鬥士犧牲生命與自由最後的收成，但三月學運所揭舉台灣白合的象徵精神，以及青年運動所引發的全民響應，不能不說是最關鍵的一?。這個園區的歷史定位我們應該要有重新的認識，它使虛幻的大中國法統崩潰，代表台澎金馬2千3百萬人的真實法統於是誕生！

台灣民主紀念園區內的台灣民主紀念館，以前稱做「中正紀念堂」。蔣中正總統是歷史人物，不論在中國大陸時期或是在台灣階段，他的所做所為，對於所有的中國人及台灣人，都產生密切的影響。不論你景仰他、讚美他、恭維他或是痛恨他、批判他、譴責他，歷史人物終究應該讓他回歸歷史，我們的職責是發掘全面的、客觀的歷史事實，提供給每個人自行判斷。民主的時代，每個人都有一隻歷史之筆，都可以評論歷史

人物；評論之前，應該先認清事實。但，有一個基本原則是不變的，歷史人物絕對不是神，他有功，也一定有過；功過都是在人心。

原來的中正紀念堂再利用，現在改為台灣民主紀念館，這並不意味蔣中正先生是推動台灣民主的舵手；我們無寧認為，他在台灣的所作所為，多可做為台灣民主發展之路上的反面教材。所以，我們不會抹煞這一段歷史，反而要讓後世子孫深切地認識，這條台灣民主之路走來有多坎坷。知道了前路的坎坷，今天走在平坦的大道上，才會懂得珍惜。

台灣民主紀念館昭示國人，應該深化自由和民主的內涵，成為我們生活、精神的一部分，進入我們的血液，變成我們的細胞。如果能夠這樣，那麼對這一棟象徵中國傳統帝王權威的舊建築，我們還是會用一個客觀、平衡的心來看待她，用這棟巨大的建築來告訴國人及世人，台灣現在的民主是多麼的可貴。

民主的成果得來不易，台灣民主的發展更是一段值得書寫與紀錄的歷程；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的揭牌啟用，是我們實現轉型正義的關鍵一步，

也是教育下一代面對歷史真相的重要一步。讓我們公平看待且共同分享台灣民主的成就。最後，祝各位身體健康，謝謝各位！

□ 〔資料來源：老杜部落格〕

所有攝影機 都在那一邊

by 陳增芝 2007/05/21

五月十八日上午，陳總統輕車簡從，前往新店市華中街某小巷的某喪宅，為黃文雄先生的尊翁，「刺客的老爸」─黃耀輝先生上一炷香。除了中央社、大紀元以及「與媒體對抗」網站之外，看不到任何電視媒體報導了陳總統這個行程。

五月十九日下午，筆者在台北市警方以蛇籠保護的「大中至正」牌樓下，眼前看著藍綠支持者的叫囂與衝突；心裡還在想著三十七年前，究竟是什麼樣的台灣，逼著一位前途看好的留美學生黃文雄，誓死如歸走上行刺蔣介石之子蔣經國的路。一個比荊軻刺秦更驚險、更渺茫的刺客路。

我想起多年前一個場合，有位國民黨籍神父，以宗教家姿態對刺客說，「無論如何，殺人就是不對」，嚴厲譴責許多台灣人對「刺蔣」的崇敬時，始終謙虛低調的黃文雄先生，神情平靜的回答了這句話：「我知道殺人是不對的，但是我希望神父也能用同樣的標準，檢驗蔣經國先生以及他的父親蔣介石」。

當前統派媒體最大的荒謬，就是在這自由民主、經濟繁榮的台灣，任何一件「自殺」新聞，都不斷有一群電視名嘴，天經地義的要求陳總統為所有的自殺事件負責下台。但是，同樣的這批電視名嘴，卻義正嚴辭的絕不容許討論兩位蔣總統在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過程中，兩手沾滿血腥的歷史。因為他們說這是「撕裂族群」。

筆者父親出生中國安徽，七年前的總統大選時，已逾七十高齡的他，在安徽同鄉會的動員下，坐著遊覽車跑遍宋楚瑜的造勢場子。宋的敗選，讓父親跟著許多老友哀聲嘆氣，痛罵李前總統與陳總統過日子。

但是，我也曾親耳聽到父親為了安慰老友，竟然說出「唉呀，好了啦，別罵了，我們算不錯了啦，現在可以在這裡痛快的罵罵李登輝、罵罵陳水扁，老蔣在的時候，你罵罵看，統統抓去槍斃！」七年過去了，極盡羞辱陳總統的胡言亂語，不僅絲毫不復兩蔣時代的恐懼，更在強勢電子媒體獲得超大的發言權。

十九日下午，在依然刺眼的「大中至正」之下，多起衝突叫囂之後，警方技術熟練的遠遠隔開藍綠群眾後，我看到「所有的」電視攝影機，不約而同的都在泛藍群眾那一邊，「盡職的」拍攝痛罵陳總統、要求陳總統下台的鏡頭與聲音。但是泛綠這一邊，對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的控訴，甚至細說國民黨在中國屠殺共產黨的聲音，顯然都不是電視台眼中的「人民聲音」。

「台灣民主紀念館」的未來，究竟會如何？我不知道。但是，蔣介石的過去、台灣多數人民的聲音，絕對蓋不住的，我知道！

（作者為民進黨中國事務部副主任）

「愛台灣」恐懼症？

by rpot1973 2007/05/19

這個特殊疾病的流行，一般被認為是從２０００年民進黨執政開始的吧！主要的受感染者有幾種症狀...

一、受迫害妄想症狀：只要遇到意見和他們相左的，他們就會開始大喊別人用「愛台灣」來壓迫他們，比白色恐怖還可怕（ps.這些人通常對於白色恐怖的歷史一無所知）之類的，就算沒人指責他們不愛台灣，他們也會火速的為自己扣上這個大帽子，然後開始裝口憐、扮被害者，以為這樣的自己就能和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平起平坐，令眾人瞠目結舌。

二、腦殘症狀：一般被認為產生這個症狀的因素有先天和後天兩個部份，先天的部份是因為受到了國民黨腦殘教育的深刻影響，造成邏輯思辯能力的全然喪失；後天的部份則是因為對於媒體腦殘資訊的特殊癖好，所以一向將這類腦殘言論奉之如聖喻，並欲以其腦殘之人格特質，搏得「丁丁是個人才！」的讚譽！

三、肩膀骨質缺乏症：無能承擔決定的責任，不論是要住在台灣還是要移民海外，永遠都是別人的逼迫而不是自己的選擇。政治亂象是政治人物的錯，經濟不好是民進黨的罪惡，就連不愛台灣也要牽拖是因為台灣不可愛，不是因為他們不愛，一整個的沒有肩膀。

在這裡的留言之中有不少此類特殊疾病患者的樣本.........
我想眾人對於「愛台灣」恐懼症應該是耳熟能詳了。一開始不少人還會很有耐心的和他們說，畢竟如果他們真的不愛台灣的話，對大家也沒什麼好處，只要他們真的肯為台灣的未來一盡心力，自然也就沒有這個問題了。但是在過程之中，不論說什麼，他們也總是能夠找到一大堆的理由來說自己之所以沒辦法愛台灣，是因為民進黨執政的台灣太過可恨，不是他們不愛。然後一旦別人指責他們的批評沒有建設性的時候，他們又會開始說別人用「愛台灣」來迫害他們。

不過依我看，他們的問題根本就不是出在到底愛不愛台灣，而在於無腦兼沒肩膀，然後又習於假借受迫害妄想症來逃避別人對他們的質疑。

要說的話，最近剛剛全軍覆沒的那鍋中時所說的「十一寇」也有相同的毛病。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當眾人質疑他們的論點時，他們最常出現的回應是什麼？他們不是就事論事的回應他人的質疑，而是指責那些質疑他們的人打壓他們這些改革派的聲音。這真是個天大的笑話了，那我可不可以說他們利用媒體擴大自己意見的行為，也是在打壓其他民進黨員與其支持者的聲音？這樣一來還能討論下去嗎？所以說這十一寇會被人看不起也只是剛好而已啦！

人啊！如果要人家尊重，其實只有一個要點，那就是要有肩膀！沒本事承擔自己的言論，那就乖一點別亂放炮，別嘴一張就開始亂講話，現在可不比從前，別以為只要被媒體肯定就沒人敢罵！就像我前一篇那位阿母，有看過那位阿母文章的人通常都知道，她之所以出名也不過是因為她比別人敢講罷了！敢講很好啊！我個人是非常欣賞敢講的人的，但是要敢講可是要付出代價的，代價就得不怕人修理。不過好笑的是，在她那裡馬上會有一些支持者出來幫她趕人，說這是她個人的BLOG，不高興可以不要來。唉啊！這可真是好笑了，如果人家來罵人罵的很爽的話不就可以很高興的來嗎？XD不然就是說那些來罵格主的人，是無法容忍質疑的聲音之類的。大家看看，這種作法是不是和十一寇如出一轍！所以說這些人都是一個樣，就是無腦兼沒肩膀，然後又假借受迫害妄想症來逃避別人對他們的質疑。

「愛不愛台灣」真的沒什麼大不了的，就算真的不愛也沒差，搞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之後，老實一點的去辦移民，看要到那國去都行，沒人會怪他們的。在台灣不也有些其他國家的人，不愛自己出生的國家，反倒是愛上台灣而決定成為台灣人的。這在全球化的影響之下，已經是件再平常不過的事了。

但問題就出在這些人不但連移民的膽量與本事也無，更沒辦法坦率的承認自己其實不論是心理還是生理上都離不開台灣，就算對於台灣的現況非常不滿，也沒本事、能力與決心，努力的將台灣推向自己所期待的方向。對於台灣的實際依戀與對於中國的虛幻期待，一整個的在他們的心中矛盾衝突，這些我都不是不能理解，但面對這種情況，我也只能有一個評語，那就是：「關我什麼事！」

說的難聽一點，這根本不是別人能夠幫得上忙的事，決定這種事是自己的責任不是別人的事。他們之所以一天到晚覺得別人用「愛台灣」在壓迫他們，就是因為他們根本沒肩膀為自己的未來做出決定，事實上根本沒人在逼迫他們做出決定，真正在逼迫他們的，其實是這個不斷前行的現實世界，而不是任何人。已經做出決定的台灣人，是沒空留在原地，等待那些仍陷在一整個矛盾衝突的人的。

「愛台灣恐懼症」？

個人認為這只是他們用以迴避面對現實世界的防衛機轉罷了。

【小道消息】玉荷包 vs. 妃子笑

by DLowe 2007/05/19

頭家 - 指路邊開小貨車賣荔枝的商人

鄉民：頭家，這一斤多少？
頭家：一斤 180 (註：昨天報紙寫 190，最旺季會跌到 70)
鄉民：不是已經被對岸的妃子笑打得落花流水賣不出去了？
頭家：(露出不耐煩的苦笑) 啊！我昨天賣 220 啦，這幾天會繼續跌，不然你明天再來
鄉民：那報紙說拼不過大陸的妃子笑是怎麼回事啊？
頭家：很簡單，台灣的貿易公司銷 300 噸去日本，拿台灣的去檢驗，拿海南島的去交貨．．．．．
鄉民：(插嘴) 啊～日本人很龜毛咧？
頭家：對啊！你就祈禱他不要鬧商業糾紛，台灣人就玩這套「過關沒事，被抓到再說」
鄉民：海南島的你吃過嗎？
頭家：我去參觀過，我朋友在那裡種
鄉民：吃起來怎麼樣
頭家：還是比我們的差一點
鄉民：那被日本人抓到鬧糾紛怎麼辦？
頭家：到時候台灣誰記得！
鄉民：(冗長考慮後)頭家！買最小的這一束
頭家：多謝多謝，300 元而已

如果蔣介石的軍隊仍停留在河內，越南不僅會發生228

by 蔣為文 2006/02/28

「台灣羅馬字協會」除了推廣台語羅馬字之外，還推廣台灣和東南亞國家特別是越南之間的國民外交。本會並於2002年結合台灣多家本土社團和出版社贈送越南社科院及國家大學近千本有關台灣研究之書籍。在和越南從事文化交流之際，巧遇一位作家、同時也是當年參與對外抗戰的越南老兵「Hoang Tien」(黃進)老先生。

黃進表示，1945年日軍投降後，蔣介石代表聯軍接收越南北部，同時間南部則由英軍負責接管。那時蔣介石派遣雲南盧漢二十萬大軍進入越南首都河內。當時佔領河內的盧漢軍軍紀不佳，譬如經常在民間吃霸王餐、坐霸王車。此外，蔣介石還要求越南應給付大筆黃金和盧漢軍在越南的所需軍糧。由於當時越南全國正處於戰爭狀況且碰到大飢荒，很多人根本連基本三餐都有問題。越南革命領袖胡志明先生為應付蔣介石的蠻橫要求，只好下令全國人民斷食及變賣家產以籌措糧食、黃金，因此而有數百萬人餓死於當年的天災人禍。

胡志明眼見蔣介石的軍隊在越南胡亂非為，且深怕蔣介石軍隊佔領越南後將藉口“自古以來越南是中國的一部份”而持續統治越南。因而胡志明採取文化和政治二方面的策略以應對。在文化上，終止漢字及法文在越南的使用，改推行越南羅馬字為全國的唯一正式語言文字。在政治上，私下和法國談條件，表示如果法國能運用國際影響力逼迫蔣介石從越南撤軍，越南將同意加入法蘭西聯邦。後來胡志明和法國於1946年3月6日簽定條約；這就是越南近代史上有名的「六三協定」。當年胡志明和法國簽定「六三協定」被許多不知情的人民罵為賣國賊。誰知胡志明出此策乃為緩兵之計，意在逼迫蔣介石撤軍，並趁法國軍隊尚未捲土而來之際準備游擊隊以對抗法軍。最後，蔣介石在法國的介入下才不甘願地撤出越南。以上這段蔣軍佔領越南的史實也被編入越南高中教科書，也因此蔣介石(越南文Tuong Gioi Thach)的惡名在越南家家戶曉。

胡志明曾表示，與其吃中國人的大便，不如聞法國人的臭屁。越南革命領袖深知中國人對越南領土的侵略慾，因此一直設法阻止中國有任何藉口重新佔領越南。相對於台灣，同樣是聯軍委託蔣介石暫時接管，當時台灣精英卻沒認清中國人的野心，還期待 “祖國”能協助台灣脫離殖民統治。越南之例，實可作為台灣人的明鏡！

(作者為台灣羅馬字協會理事長)
Feb. 28, 2006

西螺大橋：唬爛的中美合作

by 陳凱劭 2006/11/28

西螺大橋是為牽繫雲林文化、經濟發展的命脈。這座橋穩定的矗立在濁水溪上，1953年通車。 西螺大橋是華侖式鋼架，每個跨度上的45度斜橫桿，都有一塊牌子上面寫「中美合作」四個字的鋼牌。

這塊「中美合作」鋼牌本來是有藍白紅三色的，這三色正好是蔣幫國民黨國旗及美國國旗色。我從小經過西螺大橋，從這端到那端一趟，都一定會看到這塊版子數十次。

西螺大橋鋼構架部份本來是淺水藍色的，大概十幾年前，受到關渡大橋的影響，被改漆成紅色。油漆工人偷懶，這塊牌也整個漆成紅色。 隨著年歲漸長，突然發現，這「中美合作」四字根本是唬爛的。

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國），還是蔣幫中華民國政府（別名台灣），對西螺大橋的興建沒什麼貢獻可言。這座橋應該是「日米合作」（日美合作）的；這塊騙人的牌子就這樣立在橋上五十多年。

日本時代，為了台灣本島南北交通及國防物資運輸考慮，開始建造大橋跨過濁水溪。始建於1937年，中間因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而中斷，但橋墩已完成。後 於1952年5月，在美國援助下，把橋面及鋼架在1953年1月竣工落成。西螺大橋座落於濁水溪下游，跨越雲林、彰化兩縣，北起彰化縣溪州鄉，南到雲林縣 西螺鎮，全長1939.03公尺，採華倫式鋼鐵作架，水泥作墩，桁樑31孔，橋面寬7.32公尺，主供行人、汽車通行，左側原本還設有糖廠鐵道，當時自稱 「遠東第一長橋」。

1952 年的台灣，並沒有鋼鐵廠或鋼鐵產業，西螺大橋的鋼架，當然是美國製造，再運到台灣，再到西螺組裝。整個成本無疑全是美國政府付的。雖然橋頭是陳誠（前省主 席、時任行政院長）題字揭幕；但我想破了頭，實在想不出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兩個中國的政府，對這座橋有啥小貢獻。這塊騙人的鋼牌，就這樣欺騙了世 人半個多世紀。

橋上鋼構架上的USS(United States Steel)鋼版牌，這家位於美國 Pittsburgh，創辦於1901年的鋼鐵公司，就是承製西螺大橋鋼構造的公司。鋼牌上另有標誌出產國及年代的 USA 1951 字樣：

日本人做的橋墩，美國人做的鋼架及路面。請問大家，哪個部份是「中國」做的？

濁水溪上的西螺大橋：

濁水溪上的西螺大橋：

回應

1. joe 寫到:

   哪個部份是「中國」做的？提供場地啦，沒有蔣幫同意，美國也沒法送東西給台灣人民。

   發表 01 Dec 2006 於 12:19 am ¶

2. eve 寫到:

   據了解,是由地方人士自組「西螺大橋促進完成大會」，於民國四十年左右以一百多萬美元購買橋樑鋼材,而由國人施工監造的,所以才會在橋樑上打上中美會合作,但如果以整體來說,就應該說是中、日、美合作了.

   ———————————————————————————-

   [站長回應]：這種講法我是沒看過，但疑點不少。1951年100萬美金等於新台幣4000萬，如果換算「四萬換一元」的 舊台幣，等於是舊台幣1.6兆了咧！小小西螺，甚至蔣幫國民黨政權帶了約150萬不事生產（不從事農業、不從事工業生產）的中國人逃來台灣，怎麼可能拿得 出這筆錢？
   合理的推斷是，蔣幫國民黨以「戰略軍事」的價值向美方提出西螺大橋的預算計劃，講到軍事，美方點頭的機率大增；再說此橋也有經濟價值；我小時候，西螺大橋 橋面西側是有台糖鐵軌的，等於是聯結了雲林數千公頃的台糖農場及彰化溪州的糖廠，此鐵軌約三十年前才拆掉。再說，此橋橋墩已完成，只需橋面鋼架，當然比建 一個新橋還便宜一大半，於是此計劃被美方認可，成為美援台灣初期最重要的建設計劃。

   發表 05 Dec 2006 於 7:42 pm ¶

3. eve 寫到:

   資料顯示是美國以美金一百三十萬元購買鋼鐵材料，配合台灣省政府六百萬台幣工程配合款。
   http://www.hlvs.ylc.edu.tw/shilo/
   沒錯，蔣幫是很可能以「戰略軍事」向美方提出西螺大橋的預算計劃，但，如果以這份資料來看蔣幫他們也是有出到錢/人。台糖人員表示，那時台糖鐵軌是可貫穿全台灣的，導至那時被日軍拿來當戰爭的運輸工具，所以台糖鐵軌也曾為美軍轟炸的目標之一。

   —————————————————————————————-

   [站長回應]：看到這段史料了。美援的部份是130萬美金，等於新台幣5200萬；台灣省政府只配合600萬。這600萬從西螺大橋整體工程經費只是零頭（最後的SHI-YA-GE，油漆、最後修飾）。再把日本時代的橋墩成本加進來，這600萬更是渺小了。

   發表 06 Dec 2006 於 4:26 pm ¶

關於美援的書

by DLowe at 5/16/2007 08:37:00 下午

http://dandan1025.blogspot.com/2007/05/blog-post_16.html

過去我一直對戰後台灣經濟史很有興趣，為什麼台灣沒有成為另一個菲律賓？為什麼我們總是有「經濟奇蹟」可以說嘴？另一方面，為什麼台灣沒成為和日本同級的國家？

每次扯到這個問題，某一邊就告訴你，因為我們有英明的政府，我們有李國鼎、孫運璿、尹仲容，我們有高水準的政府官僚，我們吸收了 49 年後全中國的優秀人才，對了！還有我們的三七五減租。

另一邊就會說：那是因為日本時代的基礎建設好，加上本地人很努力。

對面就會說：還不都是搬走了我們的黃金！

在 這三邊的說詞裡，有一個因素卻明顯被三邊都忽略了，那就是戰後的「美援」，相較於二次大戰期間美援物資直接流入黑市，甚至直接進了某些人在紐約的銀行戶 頭，戰後的「美援」可是一套有周詳流程的「計畫經濟」，舉個例子，上一輩的大人喜歡談論美國來的麵粉還有麵粉袋織成的內褲，不可否認的，當年從眷村小孩到 住在宜蘭縣三星鄉偏遠山裡的我老媽都拿到麵粉了，這實在不像當年國民黨的效率，可見戰後的「美援」確實是一套有周詳的標準流程，除了麵粉，美援還包括哪些 呢？嗯，這正是我十幾年來常常自問的問題

最近常看一位成大同輩的網站，剛好他的網站提到另一個成大先拜林炳炎先生寫的一本書《保衛大台灣的美援 1949~1957》， 如此冷門的題目只有三民書局有售，我乾脆直接找作者劃撥郵購，14 日拿到書中午休息時間到 Starbucks 喝咖啡看第一章：「瓜分世界的大謀略」以及第二章：「台灣戰略的論述史」就把我嚇呆了，因為我從未聽過這樣的論述，先拜前往美國國家檔案館取得大量 49 年前後的解密文件，為他接下來的主內容「美國為什麼要進行援助？」做最強有力的背景解釋，爭論多時的「開羅會議」在這兩章的內容裡顯得微不足道。

全書內容類似一篇理工背景人士寫的專業論文，非常注重考證，如果不了解當年的產業背景勢必難以消化這本書的內容，我的看法是如果有機會把這本書和李國鼎、孫運璿、尹仲容這一輩人物的回憶錄對照起來，會更顯出本書的價值。

當 時我購買這本書的另一動機是作者林炳炎先生提到李國鼎、孫運璿、尹仲容的回憶錄都沒提到當年美援的重要人物 V.S. de Beausset，只有嚴演存先生的回憶錄以 120 字提到他，然而據我所知，在台灣進步的過程中 Stanford 畢業的嚴演存先生自己就是一個被刻意忽略的功臣，我看過一本他寫的台灣石化業計畫書，當時他以美國華裔專家的身分擔任顧問工作，但是 70 年代以後的歷史他卻被有意或無意的跳過了，從林先生這本書才發現嚴先生早在 1957 年就遭到整肅而淡出權力中心。嗯！歷史畢竟是得勢的人寫的。

至今我還在努力消化這本專業論文，不過我佩服作者這位多次自費前往美國研究的台電工程師，也替吾母校成大感到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