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資為何不易漲 (2)
從1990年到2004年，台灣實質薪資的上漲幅度以近似的速度持續縮小，這是前一篇的主要結論之一。在探討其成因之前，有必要先檢視國內勞動市場的結構與演變。在此，我們主要探討的是關於「who」與「where」的問題，同時並延續前一篇關於「when」與「how」的討論。而觀察的尺度由綜觀進入（相對而言的）細看，希望由此迫近問題的核心：why。
勞動力、失業者、外勞
由於人口因素，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台灣勞動力持續增加，至今猶然。不過，近二十年來的增加幅度略有放緩（上圖），減緩的原因來自於少子化。二十年來， 勞動力增加了 257.7萬人，而近七年來則增加了 85.4萬人（這個統計並不包括離境兩年以上的本國人以及目前總數約36萬的外勞）。
除了2001年以外，就業人數也逐年增加。在1986-2006年間，就業人口多出了237.8萬人，近七年來則成長了 72.6萬人，約等於一個雲林縣。但這種成長速度不及勞動力的增加：失業總人數在近20年來增加了19.9萬名，其中有12.8萬出現於2000-2006年期間。
就比例而言，失業率從1993年開始反轉向上，從1.45%漲到1999年的 2.92%，並在2000-2002年間飆升至 5.17%的紀錄，然後年年下跌至3.91%（2006年）。從上圖來看，失業問題嚴重化是個超過13年的現象，背後必有結構性因素。若以1999年底為分野，前七年的失業率增幅為 101.4%，後七年為 34% --- 難怪這兩年來，中國國民黨已不太愛說失業率有多高多高。
失業人數越少越好，但過度誇張失業問題則會產生一些負面效果。以下是一則令人非常難過的新聞：
南投市一名三十七歲王姓男子，因四處求職碰壁，絕望下注射有毒藥物自殺，他雖後悔並立刻就醫，但急救一天後仍告不治，昨天當檢警相驗時，保管他手機 的家人卻意外接到工廠通知他去上班的電話，當對方得知他竟已自殺時，當場說不出話來，家人則大嘆：「若早兩天打來，或許人就不會死了」。（自由時報，2007/08/11）
失業或許不是這位男子自殺的唯一原因，但連在景氣還不錯時還在高喊景氣差的政客與媒體可曾思考過：自己所營造或渲染的黯淡氣 氛會不會推波助瀾地促使某些人從失望走向絕望、乃至於自殺？（從佛教的角度來看，這也算造惡業吧？！）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排除，在某些情況下，這種人工 製造的黯淡氣氛是壓抑薪資的幫兇（「不滿意現在的薪水？還不知足？！外面還有很多人等著要你這個位置呢！」---其實不見得真的有很多人啊）。
關於失業問題，有些人會認為，如果沒有外勞，那麼台灣現在只會有五萬左右的失業人口。不過，失業問題與外勞之間的關係，並非只用簡單的算術就可以析 理的。即使把外勞通通請回去，許多空出來的位置也未必會被本勞補上（其中有社會心理因素）。此外，我們也不能忽略，外勞的存在也創造了不少內需。最佳策略 應是在兼顧本國人民就業與雇用外勞兩種需求的情況下，提高總經濟效益。可惜，我們很少看到政客與媒體認真談這方面的問題。
以基本工資聘用的外勞與在雇主門外望穿秋水的失業者會不會對薪資水準造成壓力？從1990年以來的統計數字來看，這三者之間似乎存在著某些關係。在找到有心人的研究成果之前，容我擱置這個複雜問題，而直接處理下一個部分。
就業者職業類別之變遷
大家都知道，在兩個不同的行業之間，平均薪資可能天差地遠。在探討不同行業的薪資差別之前，得先瞭解一下就業者的職業別分佈狀況。我們不可能亦無必要就三百六十五行逐一檢視。在此，我打算透過四張統計圖來勾勒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之變遷。
首先來看工業與服務業兩部門的消長關係。工業部門的受雇者總人數在1988年達到高峰，其後就起起伏伏，難以突破300萬人的水準。（右圖）
值得注意的是在1988-1991年之間的下降幅度不小，前後共減少 26.4萬人。有人認為那是因為當時股市狂漲，許多人索性辭去工作玩股票。的確，當時有不少這樣的人，但到底有多少？就我當時的觀察，應不至於到20萬之 譜。況且，就算是這樣，1990年的股市慘跌倒地後，工業人口並未接續過往的成長。因此，比較合理的解釋是：1980年代末期，工業部門開始出現了結構性 變化。
服務業則在1987年以後快速增長，而吸納新增的、以及自工業部門轉入的勞動力，彌補了工業部門的衰退與停滯。但到了1995年以後，服務業的成長幅度突然放緩。雖然服務業人口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超過了工業人口，但仍不脫十年來的緩漲態勢。
如何解釋這兩個部門先後出現的變化？兩者之間是否有關連？
先來觀察工業部門。台灣自1960年代起，以製造業崛起於世界經濟舞台。時至今日，製造業在台灣工業中仍佔有極重的地位：85%的工業人口仍集中於製造業，這個比例甚至還稍高於1980年時的82% （左下圖）。
製造業的受雇人數在近17年來一直遊走於250萬人的水準之下。雖然製造業使最近的台灣出口貿易額屢創新高，但從創造就業的角度看，它只是守成地撐住一片天，而未能吸收每年源源流入職場的勞動力。
為了更進一步探究這個現象。筆者挑了紡織、塑膠製品、電子零件、電腦通信視聽產品這四種產業，將其變遷與整個製造業的變化進 行比較。在1980年時，這四種產業共雇用52.8萬人，佔整個製造業的26%；到了2006年，其受雇者稍降至50萬人，佔整體製造業的20.3%。
就各個產業來看，所謂的「傳統產業」的狀況並不好：紡織業的雇用人數在26年之間少了一半，而塑膠製品業則在1988年達到高點之後，就大致維持平盤。此外，這張統計圖顯示，整體製造業雇用人數在1988-1990年間的陡降應來自於紡織業人口之大減。
當年，紡織業與塑膠製品業的變化主要來自於兩項因素：始於1986年的外匯管制鬆綁、官方在1991年正式開放對中國投資之決策。這兩道門打開後， 許多所謂的傳統製造業企業主紛紛關起工廠大門，搖身一變成為西進中國雇用廉價勞工的台商。在中國製品的低價競爭之下，留在台灣的業者很難再像過去一樣地吸 納新增的勞動力。
另外兩項產業則反而呈現走升趨勢。電子零件業可謂一枝獨秀，只有在有兩段「度小月」的期間（1988-1992與2000-2002）維持原有的水準 --- 這兩小段的停滯顯然皆源自於與當時的美國股災。
電腦、通信、視聽產品類則呈現階梯狀向上走，而且停滯的時間（1987-1996、2000-2006）比電子零件業長許多。兩段平盤時期之間的成長期（1996-2000）與「戒及用忍」政策時期大致重疊，這是巧合所致？抑或是有因果上的關連？
總和來看，代表這四項產業的數列線於1991-1993年間彼此靠近，然後分道揚鑣。就長期發展的面向而言，台灣製造業在1988-1994年間經歷了一場結構性改變，亦即從勞力密集走向技術密集。在這個過程中，低階技術勞工或失業或被迫轉業，而新增的勞動力也無從進入那些已歇業的工廠。這個發展的結果之一即服務業人口的急速增加。
最後這一點可以解釋，為什麼在1991-1995年間，批發零售業突然胃口大增，多「吞」下了40多萬的就業人口。不過，在其規模擴增到129萬 後，批發零售業的成長速度就突然變慢了。到了2006年，其總人數達到148萬，換言之，在1995到2006的11年之間僅增加了19萬人。
批發零售業以內需市場為主，所以會受限於國內人口與消費力。1995年的台灣，人口與經濟成長雙雙趨緩，因此，批發零售業的雇用人數規模在激情擴增後。還是得受到大結構的約制。
由於跨入門檻較高，金融保險業在1990年代前半期製造業開始停頓時，並未扮演接納溢出勞動力的蓄洪池角色。當然，它在整個1990年代的雇用人數 成長仍相當可觀。在這段期間內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的新銀行無疑地才是其重要推手。儘管如此，其雇用人數增長速度還是受內需的規模所限，而較似於1995- 2006年間的批發零售業。以國內金融市場規模而言，該時期新銀行增加的數量顯然過多。這導致後來一連串的銀行購併行動。銀行整併可以解釋，為什麼本世紀 初以來，金融保險業就業人數成長幾乎呈現停滯狀態。
最後，就住宿、餐飲業以及文化運動等休閒服務業的情況來觀察。這兩方面的就業者從1990年代中期以來，大致呈現略減的格局。這可能源自兩項因素： 其一，整體消費能力受到限制；其二，多數人的消費習慣與生活方式並不利於增加這兩個領域的就業（例如出國觀光會排擠相關的國內消費）。國內消費的增加顯然 較有利於批發零售業的勞動市場成長。批發零售營業額的增加會間接刺激金融業的消費金融業務成長，但並未能刺激住宿、餐飲業以及文化運動之類的休閒服務業之 勞動力需求。另一方面，由於大量工廠外移，批發零售業的消費無法成比例地刺激製造業的勞動力需求，也就無法由之得到從前的那種大量反饋。
總結而言，從1988年以來，台灣就業市場的主要變化可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波變化發生於1988-1994期間，當時由於中國因素的加入，製造業產生了結 構性變化，在工廠外移與技術密集化的過程中，勞工總需求不再增加。在此時期大量吸收勞動力的零售服務業從1995年開始，因內需規模的限制而處於高原期。 1988年以前，出口成長同時拉抬製造業勞工總人數與平均收入，隨之增長的民間消費則滋養著內需市場；1995年以後，從出口成長直接獲利的勞動者不增反減，多數初階技術者只能在成長趨緩的服務業中競爭，因此，內需市場受惠於出口成長的程度遠不如往昔。當內需之餅作大的速度無法滿足增加速度更快的分食者，薪資即難以增長，而失業率的提高也就很難避免。當成長趨緩的影響從低薪資者向中等薪資者擴散後，內需又會承受更多的壓縮力道。 現在的狀況，仍在這個肇始於1988年前後、成形於1990年代中期的結構之中。
許多資本主義先進國家早我們十多年走入這種境況，但台灣並未墮入一些歐洲國家那種失業率長期掛在8%或10%以上的困局中。雖然其間之差異有經濟結 構、歷史等因素（這就留待專家們去研究囉），但是從這樣的比較來看，我們大可不必恐慌或悲觀。恐慌與悲觀會折損台灣人打拼精神所孕生的能量。我們不可以在 自己的強項上打折，不能因媒體報導而人心惶惶，否則，打敗我們的將會是我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