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學者黃亞生：民主終將勝利——駁李世默

【大紀元2013年07月10日訊】（大紀元記者海寧編譯報導）李世默（Eric X. Li）是一名上海的風險投資人士，曾在美國受教育的他近年來在西方媒體大肆吹捧中共黨國資本主義，認為該制度優於西方民主體制。2012年2月16日，李世默在《紐約時報》撰文聲稱，若沒有中共1989年的血腥屠殺，就沒有中國的經濟增長。今年7月1日他更在TED全球大會上發言，繼續兜售其美國式民主將走向滅亡的觀點。麻省理工學院（MIT）經濟學教授黃亞生近日在TED網站發表博文，駁斥李論點的誤謬。

黃亞生曾在2011年受邀請在TED大會上分析民主制度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他在TED網站上發表長篇文章，反駁李世默的論點。他指出，如果一個人得了癌症，醫生對他說：「你可能死于癌症」或者說「我希望你死於癌症」。這兩句話區別極大：第一句話是一種推斷，而第二句話表達了一種願望和偏好。這和馬克思與其信徒的做派如出一轍：前者紙上談兵，而後者則通過權力和暴力來迫使人們執行他們的意志。而李世默對專制統治階層的主觀意志和動機視若無睹。

黃亞生說，人類已經有幾百年的民主歷史，並且有幾百個國家過渡到民主的經驗。當一個國家變得越來越富有時，就會邁向民主。這一點有數據證明。1960年代，全 世界只有大約25%的國家是民主國家，現在的比率則是63%。從獨裁轉向民主國家的例子遠遠多於從民主轉向獨裁國家的。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學教授裴敏欣曾指出，在人均GDP高於中國的25個專制或半專制國家中，有21個仰賴自然資源為生，但這些是特例。總體而言，國家越富裕，就會越民主。

現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中沒有一個實行一黨專制（新加坡也許是個特例）。不管李世默喜不喜歡，這些國家最後都殊途同歸。

黃亞生認為，李世默似乎覺得民主國家更加腐敗，其依據是「透明國際指數」（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index）排行榜。在這個排行中，中共好像比幾個民主國家更「透明」。黃亞生說，用透明國際指數來衡量一個建立在不透明基礎上的政體極具諷刺性。首先，所謂的透明國際指數是民主的產物。民主國家更透明，數據也更透明。因此，
對於專制國家的腐敗，我們對民主國家的腐敗瞭解的更多。李世默不斷拿中共的腐敗與民主國家對比，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

一個簡單例子就能說明這一點。2010年，兩名印度企業家建立了一個網站，稱作「我行賄了」（I Paid a Bribe）。這個網站能讓印度民眾匿名發帖，揭露日常生活中需要行賄的例子。截至2012年8月，該網站一共錄得二萬宗腐敗報告。中國民眾試圖效仿，建立了類似的兩個網站，但立刻就遭到中共的封殺。根據李世默的邏輯，中國的腐敗報告數量為零，而印度有二萬宗之多，因此印度更腐敗。這個結果極其荒謬。

其次，雖然透明國際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人民的腐敗感受和腐敗實例之間，其數據無法反映出最基本的區別。民主制中的善惡都比專制政體中的更透明。我們對印度的腐敗瞭解很多，部分原因是因為印度更加透明，該國公民在挑戰和批評政府時無所畏懼，甚至可以在酒店房間中拍下政府官員受賄的過程。最後，政治體制的底層腐敗比高層腐敗更容易見到。所以透明國際指數也許適合評價印度的警察腐敗，但卻不能用於衡量中共薄熙來的腐敗。以上幾點可以解釋中印透明國際排行上的區別。

李世默還經常用透明國際指數指出，印尼、阿根廷和菲律賓都是民主政體，但都因腐敗問題臭名昭著。但他卻省略了關鍵的細節。沒錯，這些國家現在都是民主國家，但是在它們轉型為民主國家之前，都曾經歷獨裁統治。正是這些國家的專制導致了腐敗猖獗。批評新民主國家無法在短時間內根除腐敗是正當的，但是把腐敗的根源和反腐敗的艱難混淆在一起實在是本末倒置。

世界上最惡劣的腐敗分子都來自專制國家。根據2004年透明國際的數據，排名前三位的掠奪者分別是蘇哈托（印尼）、馬科斯（菲律賓）和蒙博托（扎伊爾）。這三個獨裁者一共掠奪了500億美元。民主制對腐敗也沒有免疫力，但是民主國家的官員無論如何也無法趕上這些獨裁者。

李世默對中共政體堅信不疑。他聲稱大部分中國民眾支持共產黨，並援引《金融時報》的數據：93%的中國年輕人對自己的未來感到樂觀。為什麼不是100%呢？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要求人們給領導人打分就像讓他們做只有一個答案的選擇題。金正恩在北韓的支持率肯定超過93%。

黃亞生本人有在中國做民意調查的豐富經驗。他發現，中國的民意調查解讀起來非常困難。受試者除了受到的政治壓力之外，有時還會猜測問卷調查的「標準答案」，而不是吐露自己的心聲。

李世默很推崇中共的適應和「自我改正」的能力。黃亞生說，按照李的邏輯，前蘇聯也很有適應和「自我改正」的能力。從古拉格到斯大林的紅色恐怖，到集體化、計劃經濟，再到公開性和改革，然後是私有化、裙帶資本主義。然而在過程中，一共有6,200萬蘇聯民眾被殺，最後的結局還是崩潰。中共也必然走這條路。

李世默不停的吹捧中共64年來的一黨專制，卻對這64年中的血腥細節閉口不提。從1949年到2012年，中共一共有6名最高領導人。這6人之中，兩人被突然踢出權力核心（華國鋒、胡燿邦），一人在失去權力後被軟禁到死（趙紫陽）。兩名毛澤東的繼承人死於非命，一個在內蒙古墜機身亡（林彪），另一個則被虐待致死，並以假名下葬（劉少奇）。在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幾千萬人喪生。在明知大躍進運動造成大飢荒後，毛澤東竟然下令加快大躍進的步伐。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李世默眼中的民主制渾身是病：席捲歐美的金融危機、獻金政治和腐敗。獻金政治是美國的一大問題，的確能夠使整個體制失效。但是失效的原因正是因為獻金政治違反了民主制的原則：一人一票。如果李世默有任何一貫性的話，就應當對獻金政治讚賞有加，因為獻金政治正在讓美國滑向李世默崇拜不已的威權制度。

金融危機並非是美國和歐洲的專利。許多專制政體都經歷過慘烈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比如1997年的印尼和1970-1980年代的很多拉美軍政權。某些奉行計劃經濟的專制國家表面上沒有發生過金融危機，比如羅馬尼亞和東德。但這是因為它們缺乏發生經融危機的最基本條件，即有金融市場。因此，雖然這些國家沒有明顯的經濟周期性，但是卻陷於長期經濟滯漲。

李世默聲稱曾研究過民主制促進經濟增長的能力。沒有證據支持國家需要為民主制付出經濟代價。但在公共服務方面，民主制勝於專制體制。學人雷克（David Lake）和鮑姆（Matthew Baum）的研究指出，民主國家在健康和教育方面的公共服務優於專制國家。這不僅限於老牌民主國家。轉型到民主制的國家在公共服務方面會有立即改善，而轉型到專制的國家則會退步。

歐美的經濟增長率徘徊在1-2%左右，而中國的增長率在8-9%。李世默把美國和歐洲的的經濟增長率歸咎于民主制，其實是把成熟經濟體基數大凸顯出成長率較小的數學效
果當成了民主制度壓制經濟增長的政治後果。發展中國家（包括專制國家）人均GDP低，
發展空間大；相比之下，成熟經濟體人均GDP高，發展空間自然不是那麼大。這就好比一個10多歲的少年發育速度要遠高於一個成人。

李世默從文化角度拒絕民主。他斷言，民主對中國文化來說是一種陌生的東西。但是，李世默所從事的風險投資對中國人而言也是一種陌生的概念，但這顯然沒有阻止李本人從事這一行並從中牟利。就連李世默的洋名「Eric」都是舶來品。反過來說，李世默真的想堅持一切傳統嗎？難道他想復興女人裹小腳的傳統嗎？

事實是中國人已經接受了很多外國的概念和行為。從文化上反對民主制並不會讓中國人同民主絕緣，但卻會延遲中國人自己決定民主是好是壞的行動。進一步說，如果中國人拒絕民主，那麼中共當局花大力氣去抵制民主豈不是多餘？難道是有錢沒處花了嗎？香港的實踐表明，中國文化和民主並無任何不兼容之處。香港雖然未能直選，但卻有新聞自由和法治，其社會沒有發生動亂，也沒有進入無政府狀態。臺灣的民主制生機勃勃，甚至比中國大陸更加珍惜中國文化和傳統。

李世默對於民主制的立場既不連貫，也不合邏輯。黃亞生懷疑，其動機很簡單，即他支持中共支持的改革，反對中共不支持的改革。另外，關於民主的爭論是件好事，但是要以數據、事實、邏輯和推理為基礎。從這個意義上看，李世默連辯論的門都沒摸著。即使如此，李世默都應該感謝民主制。因為民主制能讓他攻擊美國總統而無需害怕。這一點正是民主制的真正優點，是人類發展的源泉。李世默沒有膽量、也絕不可能在中國的講臺上公然攻擊中共頭子。李世默在美國擁有這樣的自由，但卻不贊成把同樣的自由給予其他中國人民。

民主制並非完美。民主國家不是天堂，但是民主制卻能夠防止民主國家成為活地獄。學者平克（Steven Pinker）在其著作中說，20世紀極權政體一共造成一億三千八百萬人死亡，其中共產主義應對其中的一億一千萬負責。而民主國家只造成二百萬人死亡，大部分來自殖民地的食物短缺和戰爭中的平民死亡。平克指出，民主國家很難當連環殺手，因為其領導人總是受限於體制的制約。民主制這種保險的作用是民主制優於專制以及其它社會制度的最大原因。

（責任編輯：畢儒宗）

何苦仇日仇到頭殼壞去

陳康正 2014/02/28

網路上漸漸有人在批評KANO媚日，是皇民化電影了，我雖然明天才要去看，但是我大學唸過兩年臺灣史，外婆還是南京人，我想很客觀的平心而論，「退一步看歷史，心胸就會開闊許多吧。」

當初開城門迎接日軍是臺灣漢人（現在這家人依舊榮華富貴，一堆人錢存他們家），西來庵事件後放棄武裝抗日的也是臺灣漢人，超過大半的日本統治時間不再反抗是事實，多少代表當時的臺灣人大部分已經接受自己是日本的一部分了，婦女天足解放、剪去滿人奴化的辮子，疫苗接種、可商轉鐵路、電力、自來水、教育普及等等，全是日本人帶來的，雖然是為了殖民統治之便，但建設哪有無目的的？

你要一百年前世界上任何一國政府重人權、反歧視、講公平，似乎都有點為難，臺灣直到二十世紀末還稱呼原住民番仔、山地人，二十一世紀都還有政府強拆民宅、人民逼迫信仰伊斯蘭教的外傭吃豬肉的事情發生了，用現代的眼光，帶著中華民國的歷史恩怨去仇恨當時的日本，太勉強了，不如用當時的臺灣人、當時日本殖民下的臺灣島的角度去想想為何導演會這樣拍呢？我想會比較能夠理解。

何況電影的核心價值是一群青年努力不懈、打破紀錄的故事，何必要扯到什麼媚日，臺灣本來就對日本傾心，那已經是文化的一部分了，孽子的故事裡面的阿玉就是 一個世代人物的代表印記，如果我們真的要像中國一樣對日本人過去的種種一切懷恨，對討好日本的行為叫罵的話，那Mazda廣告、御便當、御茶園、7｜11、全家、Hello kitty，全部都銷毀吧；歐陽菲菲、徐若瑄、陽岱鋼都成了漢奸走狗。像話嗎？

一個導演可以先拍日本人用飛機、大砲屠殺原住民的故事，再監製日台合作反攻日本本土的故事，台灣有這樣心胸開闊、能夠客觀描述事情的人，我們應該慶幸，否則就剩下一堆把內部矛盾出氣在外人身上，砸車、砸店的瘋子了。

（作者業商）

乞丐 囚犯 小偷

范紀德 2014/02/19 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率團訪中，出訪成員中不乏企業界的郭台銘總裁、宗教界的星雲大師等深具社會聲望人士，筆者不禁想起馬戛爾尼使華的歷史來。 一七九三年的馬戛爾尼爵士，做為大英帝國的全權公使出使中國，率領全團七百餘人的使節團，帶來了西方世界的敲門聲響。本該是當時世界兩大強權的邂逅，卻因為馬戛爾尼爵士為堅持國體而拒絕下跪朝覲的禮儀之爭，而讓這場近代歷史上東方與西方傳奇的相會以無功而返畫下句點。 當時隨團出訪、說得一口好中文而受到乾隆皇帝賞賜的小男孩托馬斯，卻在第二度伴隨公使阿美士德爵士出使中國，再次因為禮儀之爭不歡而散的二十四年後，成為備受尊重的下議院議員托馬斯爵士，並在對中出兵與否的辯論中，成為最強而有力的贊成者。使華、知華而鼓吹征華，第一個對中國敞開心扉的孩子，終成為吹響鴉片戰爭號角的中國通，這種歷史因果的荒謬性，除了單純的禮儀與翻譯問題之外，更深深影響著近代中國歷史的走向與國勢的興衰。 誠如當時馬戛爾尼使華團的隨員安德遜所言：「我們的整個故事只有三句話：我們進入北京時像乞丐；在那裡居留時像囚犯；離開時則像小偷。」馬戛爾尼與阿美士德堅持做為獨立國家的國體、大英帝國的代表而拒絕下跪覲見中國皇帝的爭執，不僅導致了兩場徒勞的使華行動，更使東方與西方兵戎相見。或許看似得不償失、小題大作的盲目堅持，卻在在彰顯了做為一個代表祖國的國家與人民，肩負著希望與榮譽的使節為所當為的勇氣與驕傲。 當回頭檢視二百多年後的今天，中國已然不再是睥睨一切的天朝上國，而是理應做為國際社會平等的參與者活躍於當代，但反觀方才風光落幕的王張會，當中國再次赤裸裸地展現其故步自封的保守與顢頇時，我們是否還有捍衛國體與尊嚴的勇氣？肩負起民族榮耀與期待的自覺？ 祝願連戰一行圓滿順利，並當謹記：「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作者就讀中山醫學大學）

【台灣觀察】小事正義軍團！

 

 

sophist4ever 2014/01/13

是說台灣一直有個很奇特的現象，就是社會大眾對於某些小事會窮追猛打，但是卻對大惡視而不見。比如說最近很紅的南一中事件，其實就是四個十七、八歲青少年幹的蠢事。誰十七、八歲時沒有幹過蠢事？而且這件事並沒有危害到任何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就是學生們血氣方剛又沒禮貌而已，要處罰頂多就是叫到訓導處訓誡一頓，了不起再記個警告，寫個悔過書，師長帶去向店家道歉這樣。結果竟然會演變成社會公審，舉國關注，實在令人莞爾。相較之下，美河市弊案疑點重重，恐怕圖利財團百億以上；違法監聽風暴，至今真相不明；電子大廠違法排放污水，疑受污染農地範圍廣大，每一件都是嚴重百倍、千倍，傷害台灣的重大事件，但是卻不見社會大眾以百倍、千倍的標準，要求嚴懲涉案官員或財團。甚至有網友串連要求南一中事件中的四名當事人出面道歉，卻不見這社會有人串連起來要求電子大廠的老闆出面道歉，負起責任？南一中四名學生與店家的衝突與這些重大事件比起來，真是微不足道到了極點，但是台灣社會卻嚴厲對待前者而對輕輕放過後者，令人實在無法理解。

曾嘗試著去思考為什麼台灣社會的「小事正義軍團」橫行，卻對重大的不公不義保持沉默，有想出幾個可能的原因：其一可能是台灣的學校教育極度缺乏公民訓練，學校往往會說「政治不要進入校園」，結果卻是連「重大公共議題也進不了校園」，學生們每天在默背著中華文化補充教材，學習一千多年前封建時代的道德觀，卻對身邊所發生的重大公共議題一無所知，更別說進一步去學習對重大議題進行辯論與批判的機會了。這樣長期下來，台灣培養出來的知識份子，會對重大公共議題冷漠也就不令人意外了。因為這些公共識題往往比較複雜，需要有一定的識讀能力，才有能力去掌握議題關鍵，進行思考判斷，台灣的學生在學校中並沒有學習到這樣的技能，對於複雜公共議題無法掌握的結果就是冷漠以對。但是台灣人的強項在於封建式道德觀，因此南一中學生對店家沒有禮貌的事件，就能引起全民關注，因為這是一個用封建式道德觀很容易判斷的事件，每一個背過中華文化補充教材的人，都可以輕易判斷這件事在傳統倫理上的對錯，輕鬆掌握這整個議題，所以眾人發言踴躍，嚴厲批判，非常地有成就感，即使犯錯的對象只是四個十七、八歲，血氣方剛又思慮不周的高中學生。

其二，當然就是目前台灣的媒體環境，已久未聞各新聞台對重大公共識題有何深入報導，當閱聽人每日接收的資訊是某地發生離奇車禍、某家火鍋店的口味很特別、某明星的最新誹聞、某項商品最近很流行，新聞台可以花五分鐘的時間來播歌唱選秀節目的最新戰況，而無法用五十秒好好說明目前台灣核能政策的可能問題，又怎麼能期待台灣的媒體對這個社會的正面積極的影響，閱聽人在收看完每節新聞後，能對重大公共議題能有所認識。至於政治立場明顯、甘為政爭打手的政論節目，那就更等而下之，而應該站在中立客觀立場的公共電視台，董事長正忙著參與所謂的「兩岸媒體前瞻論壇」，配合統戰任務，展現國民黨終於成功控制公視後的成果，完全顯露目前文化部對於台灣媒體的態度。應該這麼說，台灣的媒體本身就是一個讓人痛心疾首，但是卻被整個社會嚴重漠視的公共議題，又怎麼能期待這樣的媒體擁有社會教育的功能呢？你把一個人丟入台灣的教育體制中，再讓他收看台灣的媒體二十年，他沒有精神失常，已屬萬幸，你還要他成為一個成熟理性的公民，這未免要求太高了。就有很多人現在還堅持中華民國的領土及於中國與外蒙古，以為別人用飛彈瞄準他是出於善意，出現種種幻想、幻聽的精神症狀。

其三，可能是台灣社會畢竟才剛剛走出白色恐怖，專制的幽靈還徘徊不去，監聽掛線吃到飽原來是真的，過去長輩們諄諄告誡「勿談國事」並非杞人憂天，而重大公共議題往往都有高度的政治性，因此不要公開議論這些議題也是明哲保身的重要方法。許多台灣人習慣在職場隱瞞自己的政治立場，看來懦弱，卻是重要的生存之道，久而久之對公共識題的沉默，就變成了台灣人的特點了。其四，可能台灣人普遍欺善怕惡，修理四個高中生沒有任何風險，但是批評大老闆、大財團與國民黨，可能會惹禍上身，因此會選擇性的表達自己的意見。其五，可能台灣人長期太過壓抑，多數人都是被這個社會體制欺壓的人，只好在網上尋求發洩的管道。其六，也有可能是台灣人看不到未來，所以對影響未來的公共議題提不起興趣，只喜歡追逐一時的熱門話題，更有可能的是台灣人對公共議題已經充滿無力感，發現無論如何都改變不了目前的現況，因此選擇逃避……

這些猜測與推論是不是真的如此，也許永遠沒有人知道，只是我們都十分清楚一個社會對公共識題的冷漠，是一個政府可以恣意妄為的關鍵原因，台灣今日的困境不就是一個蠻橫的政府不受國會與民意監督，不斷暴衝所造成的嗎？當小事正義軍團在網路上「伸張正義」，對一些根本是雞毛蒜皮的小事義正嚴詞時，某些人正默默地的在偷走我們的國家，傷害我們的民主，剝奪我們的自由；但當我們疾呼社會大眾關注這些議題時，小事正義軍團卻說：「政治很骯髒，我們不想談政治。」小事正義軍團口中的正義，也許正是對「公平正義」這四個字最大的諷刺吧。

 

〔 資料來源： 假圖天國 | 引用網址/留言討論 〕

台獨黨綱是民進黨的不良資產？

pommard 2013/12/27

 

 

民進黨的台獨黨綱與選舉結果有沒有關係？台獨黨綱是否真的不為多數台灣選民所接納？台獨黨綱是否真是中共排拒民進黨的前提？在柯建銘拋出台獨黨綱或可凍結的議題之際，就讓吾人來思考這個所謂「中、美雙方與國際社會」眼中所認為的「民、共交流障礙」，是否真如他們所言是一項需要被「檢討」的「不良資產」？

套句已多次被香港當局遣返、練就一身應付香港法警好功夫的法輪功人權律師朋友的話，現在無論台灣的什麼人中國都張開雙臂歡迎過去交流，唯獨中共對法輪功人士如瘟疫般避之唯恐不及。從另一個角度看，今年十月在上海所舉辦的「兩岸和平論壇」對綠營人士更是敞開大門，所謂鐵桿深綠的台獨人士也應邀與會。台獨與法輪功兩者之所以會遭受如此的差別待遇，主要乃因為台灣獨立只是一種屬於台灣的政治主張，基本上並不會威脅到中共政權的存續；而法輪功無所不在的隱性修行者則被中共視為毒瘤般的眼中釘。因此吾人看得出來在中共的邏輯裏不同的政治主張有機會妥協、敵對的政治勢力可以納叛，唯有高尚的理念與信仰是無法被利益屈服的。所以中共繼完全收編國民黨之後，台獨人士正式成為下一波中共積極想要買收的對象。

此外，台獨黨綱是影響選舉結果的絆腳石嗎？經驗上顯示陳水扁連任絕非因為他向中國示好，馬英九成為史上最顧人怨總統也絕非是他與中國交惡。選舉的成敗如果要單純歸咎於一項政治主張，而不正視選民的不支持是因為結構型的主觀好惡與利益糾葛，抑或是景氣型的風向搖擺與行銷奏效，這樣的檢討未免也太廉價。

政治如果沒有一貫的理念，就像是一堆沒有靈魂的空話，年青人稱之為喇低賽。喪失靈魂的政黨就像沒有方向的斷線風箏，如果它想要在亂風中消逝那也隨它去吧。

感慨論「愛台灣」

敏洪奎 2013/12/26

近年來「愛台灣」成為很流行的口頭禪。很多不同背景，出於不同動機的人，都會在各種場合表達愛台灣認同台灣。其中外省籍人士更會籲請莫視其為外來者而投以異樣眼光。

聽到這類告白，會予人以種種複雜，甚至不很舒服感受和聯想。鼓勵別人愛台灣是無可訾議；呼號自己愛台灣則是否良好品味，又是否有這必要？

最真摯的感情，最深的歸屬感，最好是埋在內心深處，不要輕易示人。一個人若經常宣稱如何愛國、愛家庭，宗教信仰如何虔誠，不會給人有好印象。炫富、炫官位都顯示缺少教養，炫耀美德，也不是高級品味。就此而言，真誠愛台灣也最好愛在心裡，表現在行動上，不須經常掛在嘴角。

名著《雙城記》裡的落魄律師暗戀少女露西多年，都從未在言語或行為舉止上透露半點。真正到了生死關頭，他才「時窮節乃見」，從大牢裡替換出情敵，自己坦然上斷頭台受死，為心愛的女人作終極犧牲。雖是虛擬故事，却很值得真正愛台灣的人惕勵。固然未必每位愛台者都愛到願為台灣上斷頭台，但只要有一份真摯感情，又何必亟亟於唯恐人不知？

被視為外來者被投以異樣眼光乃至被疏遠被抵制，原是被踏入新環境者的共同命運，無須過於介意。移居陌生鄉里的家族如此，新轉學進來的插班生亦然。要想不被視作外來者，最好也莫過於自己不以外來者自居而破繭而出，新遷來住戶要熱誠和鄰里交往互動，插班生要學習舊生慣用的口語，多參加舊生的課餘活動，久之也不再被當作外來者，這也即融入在地習俗在地文化。

所以，與其央求別人不要把自己當成外來者，倒不如先放棄外來者的自我認知。你若想的、說的都是長江黃河，聽的都是平劇崑曲，見到對岸三教九流人物也恍似見到親人，一路生活在無形國中之國，又怎能不被視作外來者？

談到愛台灣，有一個關鍵問題需要檢視，是即所謂愛台灣是因何而愛？這種感情是因何產生？這也正猶如奮勇作戰也要問其為誰而戰？為何而戰？

有人愛台灣，是因為世居於此，汗水淚水都灑在台灣土地上，視台灣為父母之邦；有人是因為喪亂之餘，能有這片土地托庇，避秦乃至創業發跡，心生感激而愛；有人是源於珍愛台灣的自由文明社會；也有人純是居住多年日久生情。此外，當然也有人是為了選票大呼愛台灣，凡此皆是人之常情，即使最後一項也不足為大病。

但除此之外，又另有一種動機不純，心地不良的愛，稱之為愛台灣也不能算錯。但此愛性質大異，略似大蠎蛇對獵物的「愛」，也可以某些男人對女性的愛作一比喻。

這一另類的愛台灣，是因為他擁有台灣，就能如同江湖賣藝者捏麵人，把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等，隨心所欲捏成各種形狀，滿足自己的佔有慾和控制慾，當然同時也能巧取豪奪，劫掠台灣各種資源。成為掌中麵人和乳牛的台灣當然要愛。這也猶有一類男人確是讓太太有吃有穿，但也需求無度，害她年年懷孕生育，未到四十歲已成黃臉婆。又三兩天就吆喝一批狐朋狗友上門，指使太太燒菜燙酒作苦工服侍。但他當然「愛」這個太太，若沒有她，哪有這種好日子過？

這一類的愛台灣，一旦發現台灣有可能脫離自己掌控，或已和自己漸行漸遠，就不惜使出各種手段惡整，削弱、破壞台灣。「你不再馴服，就要你好看」，這也很像某一類男人確實很「愛」小姐，但一旦小姐拒絕嫁他，就一瓶硝酸水潑上去毀掉她的容貌，「讓妳一生抬不起頭」。

這種「我擁有，我才愛」，「我能榨取，我才愛」已夠可惡。但其中又有一種人，看看已快把台灣榨乾，發現台灣居然另有利用價值，有豪強者正在垂涎三尺，乃又想把台灣賣過去再賺一票。這正似飼主已用慘無人道方式把乳牛榨到形銷骨立，送牠上屠宰場途中仍要榨乾最後一滴乳液，真是「悠悠蒼天，此何人哉」？這種打著愛台灣旗號的人，才是惡中之惡。

愛台灣，要愛在心裡，愛在行動上，不要愛在嘴巴上。對上述另類愛台灣之士，更要認識清楚，莫再繼續受其唬弄。能如此，台灣才有一線生機。

【中國一瞥】中國共產黨的勝利！

 

 

sophist4ever 2013/12/25

 

 

 老實說，在開始【中國觀察】這個系列時，心中是對中國有期待的。因為一個理性發展，走出專制陰霾的中國，會給東亞的發展帶來極為正面的助益。只是老話一句，中國共產黨的利益，並不一定就等於中國的利益。對中國共產黨而言，最重要的事是維持一黨專制的壟斷地位，最好的情況當然是中國的利益符合中國共產黨一黨專制的利益，但是一旦兩者互相衝突時，中國共產黨會選擇何者，答案早就已經不辯自明。 

當然，中國共產黨並不是沒有看到這個問題，因此從江澤民的時代就推出「三個代表」的論述，其第三項就宣稱「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除了鋪天蓋地的宣傳、編入各級學校的政治課程教材外，甚至還將這「三個代表」寫入中國共產黨的黨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每一個中國學生都會背三個代表，其目的就是要緊緊將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的前途綁在一起，堅稱中國共產黨的利益就是中國的利益，絕對不會出現中國共產黨的利益與中國的利益有衝突的情形。

雖然許多中國人都譏笑這「三個代表」是流於樣板的無聊宣傳，但是就事後看來，這個洗腦教育在配合媒體傳播與言論管制下，其實是非常成功的。因為幾乎不曾看過中國的新一代意見領袖質疑過中國共產黨的利益是否會與中國的利益有所衝突，我們無從得知這些新一代的意見領袖是真的沒有想過這個問題，還是想過但不敢公開質疑。但只要社會上沒有出現過質疑的聲音，而每個教室裡都在教導「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中國共產黨就已經達到了它的目標，獲得了空前的勝利。

只是這個勝利是建立在嚴重傷害中國的發展上的。拙作【過與不及的戰略機運】在二○一○年時，指出中國共產黨已錯失了讓中國真正和平崛起，晉升為東亞領袖的機會，只因為採取鷹派策略對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更為有利。這樣的戰略錯誤所造成的影響非常深遠，並且已經在這幾年內開始清楚浮現。日本對中國的逐漸強硬絕對不是空穴來風，在二○一三年的上半年，我們曾經就日本的戰略轉向有過預測，但是我們萬萬沒有想到安倍晉三的攻勢會來的如此快而猛烈，想必大選的勝利讓安倍晉三更有信心，相信自己對中國採強硬政策是正確的。

從安倍晉三最近在聯合國的強硬發言、緬甸政府不斷加快腳步削弱中國對緬甸的影響力，到香港民眾對中國的反感，在在都顯示了中國共產黨成功地綁架了整個中國社會。因為對外強硬並誇示大國形象，長遠來說只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宣傳有利，對於中國的發展其實弊大於利。因為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敵視，已經變成了對整個中國的敵視。雖然許多中國的有識之士，常常會說中國共產黨並不等於中國百姓，希望能化解外界對中國的敵意，但是在三個代表的刻意洗腦宣傳與激進民族主義的煽動下，又有多少中國人真的明白這當中的差異。

衡諸許多國家民主化的歷程，都是靠許多外來的支持而成功，但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成功操作下，對中國的敵意早已經超過了對中國的期待，而且這種敵意從過去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專制慢慢擴張為對整個中國社會的反感。就以香港這個最好的例子來說，這本來應該是最親中，對中國民主運動最具熱情的地區，在這幾年已經從殷切期盼變成憤怒以對。可以這麼說，中國共產黨成功切斷了外界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同情，甚至在中國共產黨的步步進逼下，大家談論的中國政治議題已經從如何讓中國走向民主化變成如何圍堵中國的勢力，以避免受到中國控制。

而香港如此，台灣就更不用說了，即使現在是由最媚中的馬英九政府執政，民意調查裡不論極統派或緩統派比例都是一路走低。對於中國民主運動的支持聲音，抱歉，我們也真的好久好久沒有聽見了。這當然是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因為最有可能成為中國民主運動海外支援地的香港與台灣，都已經放棄鼓吹中國的民主運動，而只貪圖中國經濟利益的那些人，更不可能會去作任何讓北京政府不高興的事。可以說，中國民主運動至此已是孤立無援，而外界也普遍不認為中國人對此感到憂心，大家只是繼續看到中國持續增長的軍費與對外威嚇的嘴臉。

是說中國對於香港與台灣其實是可以採取懷柔政策的，特別是在台灣對於一國兩制還非常有疑慮時，中國大可真正履行自己對港人的承諾，讓香港「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以贏取兩地的民心。但是中國共產黨政府卻反其道而行，不斷透過各種管道試圖蠻橫的控制香港與台灣。中國為什麼容不下香港與台灣，其實除了實質統一中國的表面理由外，真正重要的考量就是，中國共產黨非常憂心香港與台灣成為中國民主運動的外圍鼓動者。台灣從過去就高唱「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又已經擁有初步的民主選舉制度，雖然一路走的跌跌撞撞，但是卻是中國知識份子觀察華人社會民主發展的重要試驗區，而香港每年記念六四的活動一年比一年大，也證明港人渴望民主改革的意志並不隨回歸而漸漸消失。 

中國共產黨如果對香港與台灣採取懷柔政策，則一向為中國沿海地區流行、文化輸入者的香港與台灣，勢必會開始積極支持鼓勵中國的民主運動。除了中國的民運人士可以躲在中國共產黨無法管控到的地方，鼓吹中國的政治改革，語言相同的優勢更能讓所有中國共產黨不喜歡的資訊源源不絕的進入中國沿海各城市。就像晚清末年時的各國租界一樣，當時的革命黨人就是躲在清政府管不到的租界裡，策劃革命活動，發行各種鼓吹革命的書報雜誌，再輕易的夾帶進入中國各大城市，讓清政府如芒刺在背，卻一直束手無策。一旦香港與台灣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管不到的「政治租界」，則對中國共產黨而言，將無疑是心頭大患。中國共產黨想要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最好的方法就是讓香港與台灣社會對推動中國民主化失去興趣。而不斷試圖以高壓威嚇的手段來試圖控制香港與台灣，就是達成這個目標的最好手段。

中國共產黨政府這樣作，其好處有三：第一在於讓香港與台灣政府感受到政治壓力，當軟弱親中或受共產黨扶植的領導人上台時，凡事必會考慮到北京的感受，比較不容易作出現讓中國共產黨意外的政治舉動，更別說會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如碰巧遇到強硬不受控制的領導人，則將其打為分離主義份子，煽動中國內部的民族主義情緒，一樣可以轉移目標。前者就如這幾任的香港特首與馬英九，後者則如陳水扁。第二就是這種不斷試圖將黑手伸入香港與台灣社會的舉動，會造成香港人與台灣人的恐懼，一旦社會裡瀰漫著恐懼，則反中情緒勢必高漲，多數人都不會清楚分辨「反中」與「反對中國共產黨的不同」，結果就是反中情緒往往變成雙方惡言相向，完全抵消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意願，而這就正中中國共產黨的下懷。

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點，則是藉由各種手段來收買香港與台灣的媒體來為中國共產黨宣傳，其目的除了讓這些媒體成為中國共產黨在香港與台灣的代言人以外，更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出口轉內銷」，也就是將中國共產黨的文宣包裝成「境外資訊」，再回過頭來對中國社會進行宣傳。讓從香港與台灣流入中國的資訊，不會再一面倒的對中國共產黨不利，甚至在精密的操作下，能流入中國境內的資訊根本多半就出自親中媒體。結果中國人在中國所接收到的境外資訊，其實也已經被刻意篩選過了，正面的資訊是支持中國共產黨的評論與新聞，反面的資訊則是因為恐懼而漫罵中國共產黨的評論與新聞。許多中國人自以為自己翻牆取得了外界的資訊，但是他們卻不知道這些外界的中文資訊，其實也早就被精心「處理」過了。

嚴格來說，中國社會接觸到的這些中文資訊並不是假的，只能說中國共產黨已經成功讓香港與台灣社會對中國的民主化徹底失望。整個香港與台灣社會剩下兩種主流聲音，一種是鼓吹中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未來勢必成為世界強國，香港與台灣要快點向中國伏首稱臣，另一種是中國專制蠻橫，中國人無恥可惡，唯有抵抗中國勢力的入侵才能保有自己目前的生活方式。而這兩種聲音都不支持中國的政治改革。前一種聲音認為民主改革不一定是好事，中國目前並不適合走向民主化，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已經將中國建設成世界強國，推動民主化運動根本沒有必要。後一種聲音則認為中國人根本不配享有民主自由，中國人就是一群暴民，不值得任何人支持，中國根本不可能走向民主，最好能離中國人遠遠的，老死不相往來。在這兩種極端聲音拉扯下，不論是親中派或反中派，幾乎已經沒有幾個人覺得中國的民主化議題值得被討論或支持。

 

中國社會曾經有過最好的機會走向民主化，也曾獲得很多人的支持與期待，只是在多數中國人隨著中國共產黨起舞下，恐怕已經錯過了這個難得的機運。 

是說如果有稍微讀過一點中國歷史，就會知道中國各朝各代，從來沒有人肅貪成功，整頓吏治也總是越整越差，這無關統治者的智愚優劣，而是專制王朝本身無可避免的問題。專制王朝另一個常常出現的問題就是統治者為了要鞏固政權，選擇走好大喜功的路線，笨一點的皇帝大興土木，修築華麗宮殿；有點志氣的皇帝卻窮兵黷武，對外發動戰爭，最後都搞到國弱民疲，元氣大傷。中國歷史上的歷朝歷代會在「吏治敗壞」與「好大喜功」這兩個問題重覆犯錯，原因就在專制政權缺乏外部的制衡機制，沒有人可以監督各地官吏，更沒有人可以有效制衡皇帝過大的權力。雖然歷史上不乏英明神武的皇帝，但是實在屈指可數，多數的皇帝都是平庸無能，甚至暴虐成性。清廉的官吏也不是沒有，但是也屬毛麟鳳角，多數的官員都是「十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更不乏搜刮成性的「滅門縣令」，還有更多的是利用君主「好大喜功」的面子工程來中飽私囊。 

當今中國吏治腐敗的問題，中國人心中最清楚，這幾乎不必再多提，但是好大喜功的問題卻鮮有人警覺。中國目前正同時發展十餘種戰機、轟炸機、組建航母艦隊、興建各型驅逐艦與護衛艦、發射載人太空船、進行登月任務，這每一樣都是無比燒錢的錢坑，而且投入的巨額資源注定無法回收。擁有核武的中國並沒有立即的軍事危脅，卻不斷形塑中國受到列強迫害，中國需要強硬對外的氛圍，這其實就是另一種的「好大喜功」，劃定東海防空識別區，就是在不發動戰爭的情況下，自以為是的「開疆闢土」。只是這些看是實現「中國夢」的舉動，是讓中國更為富強穩定，還是將耗盡中國二十年來改革開放所積存的國力，其實答案很清楚。滿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就是好大喜功的乾隆時代，他耗盡康、雍兩朝所累積的基礎。前蘇聯崩潰的關鍵，就是被龐大的軍工支出搞到國力大傷，一遇到經濟危機立刻爆發無法挽回的巨變。

所以說「吏治腐敗」是「好大喜功」的原因，也是最後的結果，歷史上往往互為因果。因為讓面子工程上馬，能撈更多的錢，中國各地政府會瘋狂興建大樓，原因婦孺皆知。當地方官員利用公共工程來謀利，軍方就以研發武器來賺錢。豆腐渣工程還有地震來時會倒塌的風險，研發生產不一定會上戰場的武器，則是一本萬利。世界各國的軍火市場總是黑幕重重，這是因為單價高昂的武器市場利潤驚人，這也是為什麼世界上的先進國家都會嚴格控管軍方的預算。中國軍方自成一個封閉體系，幾乎沒有外部監督機制，從路上跑的解放軍豪華軍車，就能知道中國軍方的情況一定比各地的地方政府還要嚴重。會有十餘種戰機、轟炸機的研發生產在同時進行，各型號的驅逐艦、護衛艦不斷下水，毫無節制，其道理就與中國地方政府瘋狂蓋大樓一樣。這樣的「吏治腐敗」導致「好大喜功」，而這種「好大喜功」又成為佐證中國堀起，中國共產黨一黨專制成績斐然的資本。成為投上位者所好，用以鼓吹「中國夢」，鞏固政權的方法之一，使吏治更為腐敗。

但中國共產黨利用這種「中國夢」來轉移內部的壓力，宣傳中國共產黨政府的成功，掩蓋中國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各地發展失衡，官員貪污腐敗的種種問題，就目前來看是非常成功的。再加上如前文所述，中國共產黨已成功切斷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外界奧援，並煽動中國越演越烈的民族主義。當中國社會已喪失走向民主改革的機運後，未來恐怕將形成長期的排外對抗。我們研判中國的和平政治改革已經不可能發生，因為在這樣的排外對抗中，是沒有機會給予民主化運動空間的。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方面的大獲全勝，所造成的代價將由未來的全體中國人一起償還。走筆至此，中國政府剛以反恐之名擊斃十四名維族青年，這與之前天安門前的自殺炸彈有無關連，目前無從得知，但是很明顯緊張情勢已經從過去的示威抗議演變成武裝衝突。中國內外的對抗與矛盾，至此已經沒有回旋喘息的餘地了。

 

中國共產黨將中國帶入這樣的對抗中，以狂熱的民族主義驅使中國每一個人去仇恨週遭國家、威嚇台灣與香港。當我們不斷看到敢言、有良知的中國知識份子被捕入獄，而自大又蠻橫的中國青年不斷的透過各種管道對外狂言挑釁，同情中國的人正在不斷減少。當所有人都被迫站到中國的對立面時，中國人只能被迫選擇站到共產黨的那一邊，永遠被專制腐敗的制度綁架。我們被迫與中國對抗，中國人則被迫與我們對抗，在這場零和的遊戲中，只有挑起這一切的中國共產黨大獲全勝。

獵戶座上的三顆星

 

從京都大學的精神談成功大學廣場命名爭議

張幸真 2013/12/17

 

 

 

近日成功大學因為校園廣場投票命名一事，學生抗議校方不允最高票的「南榕廣場」為名，鬧得沸沸揚揚，不禁令人思考，什麼是大學精神？

成大號稱是「臺灣的京都大學」，相對於此，日本京都大學吉田校區的西部講堂，因為屋簷上的「獵戶座的三顆星」，被稱為「日本赤軍連的靖國神社」。

京都大學向來具有批判的理想色彩，從戰前西田幾多郎「善的哲學」為奠定思想基礎，積極鼓勵學生深入思考，追求自由與獨立。戰後大島康正等學者重新檢視批判京都大學與海軍間的關係，大量學生投入反對美日安保條約的學運。特別是1972年5月30日，日本赤軍連為了實踐大亞細亞主義，抗議以色列以不公方式對待巴勒斯坦人，三位京都大學校友：奧平剛士、岡本公三、安田安之，以衝鋒槍和手榴彈襲擊以色列特拉維夫的機場，造成一百多人受傷，二十四人死亡。而襲擊事件領導者奧平和安田當場自殺，岡本被捕自殺未遂，被抓時高呼：「We are Red Star Army! We are Japan Red Army!」，這是世界第一次聽到日本赤軍連的名號。從此，人們把他們稱作JRA。岡本的高呼，被認為是「日本赤軍遲來的宣言書」。

事件震撼國際，讓阿拉伯國家感念，在孤立的國際社會裡，遙遠的東方日本，有群青年以生命控訴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殺戮。此後多年，以巴談判釋放戰俘名單第一名始終是劫後餘生的岡本公三。1997年黎巴嫩當局逮捕岡本公三等五名日本赤軍成員時，僅有人口四百萬的小國黎巴嫩，居然有250名律師自願免費為他們辯護。這個事件，也讓阿拉伯世界對日本人抱持好感。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時，日本並未遭到禁運。原因之一，就是赤軍的這次行動，他們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為他們所憎惡的「日本資本主義」延命，這倒是那群日本青年始料未及。

而京都大學的學弟們，為了紀念這三位學長，遂在西部講堂的屋頂上，塗上日本赤軍連的標誌：獵戶座的三顆星。而且一直保存到現在，讓一代代的京都大學生仰望、討論、反省及批判。

京都大學能告容忍且保存學生們攀上屋頂，留下赤軍連這樣極度反叛組織的紀念物，是因為師生尊敬這三位願意以生命實踐理想的學生，儘管他們的理念後來證明是錯誤，作法是失敗的。

正因如此，京都大學的精神，足以讓人尊敬。

美國洛杉磯的「寬容博物館」指出，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寬容的歷史。成大南榕廣場命名一事，我們是否能夠言而有信，像京都大學一般，以寬容的心胸，鼓勵包容學生的自發性思考？儘管他們的思考可能不見得週慮，我們不見得完全同意其的主張。進而重新思考，什麼是我們需要的大學精神？

（作者為大學教育工作者，台南市民）

台灣族群政治探源

金恒煒 2013/10/09

「黨國」即「族群」

　許多人都說台灣是移民國家，所以有「族群」問題；對也不對。先說不對的地方。台灣的定居者，固然是一波一波的移民，最大的移入潮，在一六六一年鄭成功率領兩萬五千官兵，從中國厦門攻台灣，翌年二月打敗荷蘭人；是為明鄭時期。到一六八四年，在台的清國人，即台灣人口，達十五萬，到一九○四年的日治時代已增加到兩百八十萬，依統計，到一九四○年，達六百萬人左右。到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帶着百萬軍民揮軍入台。這百萬中國人，當然是移民，至於六百萬在地的台灣人，定居於此數百年，綿延好幾代了，對他們而言，台灣不是移民社會。把台灣當移民社會看的，是蔣介石的人馬。那麼，要問的是，為什麼一百萬人的少數觀點會被多的六百萬人所習用？難道不是權力座標使然？為什麼過去四、五十年都隱而不顯，相安無事？愈晚近愈激烈？先引幾個說法：

今天的台灣…處於政治變遷的階段，族群問題已經開始發酵，在政治競爭的催化 之下隱然形成區隔的標籤，埋下分裂的種子。（李亦園，二○○四年）

一九九五年夏，…，當時台灣的族群問題正方興未艾，…，台灣愈來愈嚴重的族 群對立情況。(喬健，二○○四年)

從而可知，當時已觀察出族群問題，從「發酵」而「對立」，到後來的「激化」，甚至「撕裂」，都有人宣之於口。尤其泛藍或國親，一再指控民進黨用撕裂族群當競選手段。藍營／國親為了拿回政權，指責民進黨「撕裂」族群，到底符不符合事實？最近連所謂「親綠學者」吳乃德也認為：「政治領導者卻以動員族群情感來取代反省。」好像操弄族群的是民進黨專利。

　　真的嗎？真的是民進黨動員族群？那麼要問的是，為什麼過四十年來台灣沒有「族群」問題，只有在民主化之後才有？二○○四年大選之後，為什麼族群激化更形尖銳？問題是：第一，誰是真正撕裂族群的罪魁禍首？第二，族群尖銳對立，是不是於今為烈？為什麼？所以，第三，回溯台灣的歷史發展，才能找出族群對立的源頭，也才能還真相於事實。

　　先說答案。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戒嚴統治，就是以「族群統治」為基礎，今天的「族群」對立，不過是被壓制的台灣人終於可以尋求正義、平等與權利。陳定南選省長，喊出「四百年來第一戰」，算不算族群對立？台灣人喊「出頭天」，算不算族群對立？今年(二○○六)六月，台北市政府出錢與德國ＡＰＡ出版集團合作，發行《台北導覽》（Insight City Gaide:Taipe），特別用box標示"WHO AM I"，強調用「台灣人」的稱呼會使「二戰之後來台的中國人感到不舒服」云云。（頁三四）這本由台北市長馬英九特別寫序推薦的導覽，刻意挑出「族群認同」，突顯的是「二戰之後來台的中國人」馬市長的族群心態，從而造成政治風波，但是重點是，這段話正明確勾勒出「台灣族群」對立，不是「四大族群」的衝突，而是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兩元對立格局，也才看得出台灣族群「撕裂」的真正因素。當然背後還有更嚴重的「國家認同」，這可以另文分析。 

外省的中國人治台 

　　台灣四百年歷史，是漫長的殖民史，台灣人永遠居於「被統治者」的地位；從荷蘭入台到日本佔台到中國治台。異族統治且先不說。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帶著軍隊到台灣來，實行的不折不扣是族群政治，少數的外省人跟著軍隊到台灣人，壓制多數的本省人。最重要的是，蔣介石已不是總統。當時的總統是李宗仁，蔣只是一介平民，到台灣之後，從蔣一世到蔣二世建構蔣家王朝；蔣介石做到死，父死子繼，蔣經國也做到死，若不是江南案發生，恐怕台灣蔣不完。兩蔣遂行的是「一人獨裁，一黨專制」的白色恐怖。中國國民黨掌控而且絕對壟斷政治權力到滴水不漏的地步，黨政軍特媒成為「黨國」的禁臠。只要看所有國家機器／權力機制掌控於外省族群的「一人一黨」之手，族群政治的本色渾不能掩蓋。

　這裡有一些資料，可以說明兩蔣時少數「外省族群」，憑藉「戒嚴法」，遂行白色恐怖，從而盤據所有山頭、要津，厲行族群統治。

　　先看政府的組成。從一九五○年到一九六○年，四任的內閣中，外省籍閣員100％，一九六二年之後，本省籍進入內閣的只佔了二席，到一九八四年還是外省人主控內閣。行政院如此，三個國會尤然。立委外省人中佔78％，而人口數佔80％的本省人只有20％的席次。立院如此，國大與監院基本上相同。

再看看中國國民黨的權力核心的族群分佈，到七○年代外省權貴高居達85％，此情形到八○年代基本上沒改變。蔣經國過世，李登輝以副總統接替總統，國民黨內的爭議是，李登輝可以繼任總統（憲法如此規定），但不可以出任黨主席；黨的位階在國上。這一鬥爭，大家耳熟能詳。重點是在「黨國」體制下，「黨」才是核心，黨機器不可以落入本省人手中，即使如陶百川這樣所謂「開明派」，的亦抱持這種心態。

　　「國軍」（國民黨之軍，帽徽是黨花，唱的是「黃埔軍歌」…）、警察更不必說。在軍、警高層，外省人各佔95％及92.7％，將官中，外省人高佔98.7％，即使逐漸下降，也有92.6％、84.1％；無論將官、校官、尉官都是外省人天下，只有士官，本省人比外省人多。

　　蔣經國崛起之初，清理接班隊伍，號召「吹台青」，汲納本省人進入政府；地方/侍從的權力結構開始出現。晚年宣稱「我也是台灣人」，但黨政軍高層人員的族群分佈，外省人遠比本省人多且重要。更不必說調查局等情特機關。

　　媒體亦然，政黨輪替的二○○一年之後，《聯合報》社中外省人與本省人之比是八○比二○，《中國時報》則是六五。六比三四.四，戒嚴時期可知。兩大報老闆爭相競逐中常委，一切以黨國利益為主。《聯合報》在七○年代一度經營不善，尋求王永慶的財務支援，錢下去了，也派人進駐，蔣經國卻阻斷王介入媒體，因為台灣人可以做生意，不可染指媒體，王氶慶只好認賠退出。只此一例，就看出「族群」政治的利害。

　　也就是說「國家機器」以及「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不容落入本省人手中，台灣的「族群政治」在每個領域中全都顯現。比如，重榮民權益、輕農工的權益，照顧的不是「外省族群」？再以「教育權」為例，依經濟學者駱明慶根據戶口普查資料，推論出「前教改」的大學入學管制時期，外省男性進入大學的機會是同年齡本省男性的二倍到三倍，台大的差距更大；連入學機會都有省籍差距，何況其他。教育如此，語言與文化政策，更是「外省化」或「中國化」。 

台灣人的悲哀 

　　從以上簡略的敘述中，可以看到，族群真正的「對立」與「撕裂」，最嚴重的時候，是在「外來政權」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的四、五十年。依容格（C.G. jang）的理論，人類是集體動物，個人受團體的迷思、禁忌和文化規則所控制。故而「黨國體制」不只是權力機制，也是發揮功能的組織，更展示獨特的符號、儀式和規範；台灣政治改變，最難的在此。李登輝執政，提出「本土化」與「民主化」，正是要力矯「少數統治」的野蠻現象，也因此李登輝成為國民黨內外省族群的頭號敵人，終於在二○○年連戰拿回黨權後遂行「逼宮」，被迫下台；國民黨要回復兩蔣路線，號稱「再造黨國」。

　　值得探究的是，為什麼二○○四年大選之後，族群對立更轉激烈，原因是，少數外省族群統治基礎喪失，從七成比三成到六成比四成到五五對峙之局，過去強勢的「少數族群」發覺到他們可能統治權不再，過去的被統者翻轉成統治者。別的不說，從來不必示威的族群開始上街了；三一三示威與三二○之後群集凱達格蘭的群眾中，外省人是主導，親民黨立委是主導。

　　外省族群只佔15%，與客家族群相捋，卻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弱勢」族群。客家族群強力要求成立「客委會」，以外省人為主導的外省族群，從來沒有成立「外委會」的需求，因為軍公教已納入到福利政策之中。更且心目中也以「高人一等」自居。白先勇的《台北人》引用劉禹錫的〈烏衣巷〉當「卷首語」。「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人尋常百姓家。」正是最好的寫照。所以外省人，不管是老兵、賣米粉的、舞女大班，全屬「朱雀」、「烏衣」、「王謝」，今天只是委屈的寄托於「尋常百姓家」的台灣。

　　「王謝」優勢盡去，相反的「本土政權」將取而代之，過去外省凌駕本省，勢必翻轉成本省凌駕外省；新黨趙少康的話，最能形容他們的失落；他說，在台灣他們是少數，但把中國納入，他們就成多數。其中透顯的心態，十分值得玩味。從而也可做為「族群―國家認同」議題的參考之資。

　　從二○○○年到二○○四年，陳水扁總統之所以能蟬連，之所以能增長一百五十萬票，主要的因素就是「台灣人意識」，也就是以前黨外高呼的「台灣人出頭天」，這裡形成的「外省」與「本省」的兩元對立，追索其源由，不能不說是國民黨「族群政治」下的對反。

　　民進黨既已執政，當然要解決「族群」問題。其實在李登輝當總統時，就知道問題之所在，他提出「新台灣人」，可惜掩沒在選舉的勝負中，減少了弭平的效應。 

台灣人vs中國人 

　　第一次政黨輪替是民主「轉移」（transition）的第一步，民進黨執政的最大障礙就是外來政權的不承認，因此衍生「合法性」足不足的問題。依法國政治學者Jean-Mac Coicoud說法，「合法性就是對統治勢力的承認」。二○○○年陳總統以百分之三九.四○選票勝出，選完不久，國親發動「罷免案」，要罷免陳總統；二○○四年選後，連宋心懷不甘，高呼「選舉無效」，甚而提出「偽政府」之說，正顯示外來政權不承認「本土政權」，甚至如親民黨立委李桐豪公然說，對陳水扁「人人得而誅之」。最大的因素之一，可能就是族群意識作崇下所生的國家認同的分歧；宋楚瑜是外省人，而連戰是「半山」，連戰挑釁且示威的公開宣稱他是「純種中國人」。可見族群政治還在發酵；一方以「中國」為正統，一方則以「台灣」來對抗。

　　所以，現在指控「族群撕裂」是「去脈絡化」的斷語，其實台灣「族群政治」已不可能再現，大家透過民主選舉、公平競爭。但是，少數外省人非要拒絕「承認」多數台灣人，一定要「否認」到底，但透過一次、一次的選舉最後勢必邊緣化，這是時間的問題，而且時間不多了。就「本土政權」而言，目前正在跨越黃金交叉的關鍵點，用馬基雅維利的觀點，本土政權只有全面掌控（比如75％：25％）之後，才有釋放「寬容」的本錢，也才有「包容」的成效。

　　另一方面，外省族群如果堅不放棄「優越感」、「強勢」的包袱，不要說主動伸手去握台灣人的手，連被動也不願意，固守自己目前諸如媒體界或學界的優勢而遂行「不合作主義」，那麼權力全面輪替之後，在媒體與學術界上的外省族群權力也會接著移轉。

　　所以，族群包容需要雙方都有共同有意願，才能達到；如果像《聯合報》黃姓「高層」一樣，動不動祭出「血統論」，威脅外省同胞不可以背叛自己的血液，那麼「撕裂」族群的不是本省人而是外省族群；絕大多數的外省族群，生活在台灣，必須理性的去做策略思考。如何在不同的族群社會中，以少數族群而取得最大的發展與生活空間。

(原載《當代》229期，二００六年九月號)

話說「打工度假」蔓延時

 

 

新一 2013/10/10

在台灣薪資大倒退16年之際，台灣的「打工度假」風潮，卻越來越夯。去年九月今周刊一則「清大畢業生為何淪為澳洲屠夫」的報導，並在文中提及在「澳洲幹台勞」的甘苦談，竟意外地在網路引起到底是「打工度假」還是「台勞」的口水戰。不論如何，「打工度假」的熱潮，不僅未見消褪，申請人數還屢攀新高。

 

圖說：「打工度假」原本的核心理念是參與國雙向的文化交流（圖取自網路）

 

上個月底，教育部為協助青年度假打工、遊學、與自助旅行所推出的「青年海外生活體驗專案」的貸款專案，總額已暴衝至9,555萬元。根據銀行統計，當中9成的申請者，清一色是打工度假，且由於申請太過踴躍，竟一度被迫停辦。

 

同時，由於澳洲政府對「打工度假」的名額沒有限制，於是，澳洲便成了台青最熱門的打工所在國。更有甚者，2012的下半年，台青的打工簽證數量，竟大幅成長一舉成了澳洲第二大的打工度假來源國，而僅次於英國。

 

圖說：澳洲對台灣「打工度假」人數沒有限制，所以澳洲成為台青最熱門的打工度假國。此圖是來自旅遊專書封面，可見澳洲有多夯（圖取自網路）。

 

「幹台勞」沒啥好羞恥

 

「打工度假」正夯與台灣年輕人擺脫不了的22K魔咒，有著高度相關。尤其，薪資與經濟越崩壞，打工度假便更加熱門。例如，近五年（2008-2012），台灣的打工度假人數從2004-2007年的1.2萬人，成長五倍，累計增加至6.5萬人之譜。

 

但有趣的是，如同筆者一位台灣駐澳外交單位五年的朋友回台後，一直好奇台灣社會的「3D」（dirty、difficult、demanded╱髒苦累）工作一直不受青睞，為何台灣年輕人願意至澳洲等地，屈就屠宰場或農場等「3D」工作呢？

 

由此可見，台灣青年並非媒體筆下抗壓性低的「草莓族」或「果凍族」；畢竟，有勇氣至異鄉從事「3D」工作的台青，膽識與抗壓必定有一定水平。換言之，台灣的「勞工」或「黑手」工作不受青睞，並非台灣年輕世代的「草莓」性格所致，而是來自變態鬼島的高度歧視結構使然。

 

圖說：這是一個類似移民顧問公司的免費講座廣告。當中「選擇比努力重要」，其實也暗含著台灣年輕人低薪並不是不努力，而是環境惡劣所致，因此「選擇」到澳洲此一好環境打工，就可以有高薪之意（圖取自阿爾索斯顧問有限公司網頁）。

 

所謂「歧視」，勢必包含兩個層面：經濟性的歧視，以及立基其上所派生的文化性歧視。首先，台灣社會是一個高度放任「腦體倒掛」的社會；亦即，台灣社會對於「體力勞動」(藍領)的價值鄙夷，以低經濟報酬為表現，並造成其與「腦力勞動」(白領)不成比例的經濟報酬。縱使，在台灣有些耗體力勞動，單位工資水平很高，但其髒苦累的工作特性，終讓人怯步。再者，立基於經濟報酬面向上嚴重的「腦體倒掛」現實，便生產與再生產出各種對「體力勞動」的文化性歧視，導致鬼島「猴子都要上大學」的現象，以防欠缺大學文憑，馬上在台灣社會成為下一個「魯蛇」(loser)的後備隊；畢竟，鬼島並非人人天生都是連勝文此種「人生勝組」哩。

 

打工度假的文化學習

 

原本，「打工度假」是一個雙邊協定，本是透由自立耕生的勞動旅遊方式，進行雙邊文化交流。由於，台灣本地薪資水平過低，澳洲時薪則高達600台幣之譜，導致台灣出國打工度假者多，夥辦國至台灣打工度假者，則稀薄到可憐。例如，2004年11月台澳打工度假協定生效後，2004-2010年之間，台灣只發出94張打工度假簽證給澳洲青年。縱使如此，雙邊文化交流美意有所折扣，但也不減台青透由「打工度假」的所見所聞跟社會眼界，帶回台灣之可能。

 

事實上，打工度假的台青，勢必會發現「3D」的勞動，在澳洲並不會特別被看輕。首先，就報酬而言，此類工作收入並不會跟所謂高尚白領工作差距太大，甚至時薪常有高於白領的現象。例如，澳洲路上施工的交通指揮者，其時薪比大學教授高上許多，畢竟澳洲人認為那是一份攸關行人與駕駛性命安危的工作哩。

 

再者，當體力勞動者擁有一份「體面工資收入」(decent wage)，意味著社會上的年輕人毋須大家唸書考試到深度近視，都要爭取上好大學；同時，這也意味著「社會公義」(social justice)的價值，是落實在現實實踐上的。在此種公義制度的建構之下，倘若當地社會文化有對勞動階級的歧視現象，也可隨此一制度實踐，和義務教育過程，讓社會更接近正義(justice)與平等(fairness)的理念狀態。此一社會實情與狀態，並非澳洲獨有，歐盟國家大多具備此種社會特徵。

 

這份尊重勞動者，以及勞動者必須擁有「體面工資」的社會文化現象，其實正是台灣最為欠缺的，也是台灣今日勞動者幾乎注定是過勞的「魯蛇」，而如「胖達人」背後此些內線炒股名流，天生就是吃香喝辣的「人生勝組」哩。

 

期待社改公運先鋒隊：打工度假族

 

當年，孫文把所謂「華僑」，當成「革命的媽媽」看待。此乃由於19世紀，中國社會不安經濟動盪，不論自願或被賣，大量的中國人外移成為「華工」。身處異域的打工者，或受嚴酷剝削、或寄人籬下深受歧視與欺凌，皆感「國弱家貧」的悲哀；於是，賺了錢的資助革命，身受勞役剝削者，回中國投入革命，這也是為何國民黨政府早在1925年，便已在廣州通過《工會法》草案，以表現出對勞動者的重視。

 

同樣的，正苦於22K魔咒，以及「人生勝組」和「魯蛇」差距不斷懸殊化的台灣年輕人，踏上了「打工度假」的行列。不論是抱持著賺取人生第一桶金的心態，抑或出國開眼界、見世面的初衷，當見著了有一種社會竟可離公義理想比較接近時、有一種社會的「人生勝組」與「魯蛇」的生活，並不會懸殊差異到令人乍舌時，「打工度假」的台青們，在海外震撼教育後回到鬼島時，難道能對台灣社會的崩壞繼續視而不見，難道能夠持續鄙夷社會的「魯蛇們」，並認為其咎由自取嗎？

 

圖說：如果「華僑」都可以成為「革命之母」，「打工度假族」其實也可以成為台灣社會改造的動力來源呢（圖取自網路）。

 

如果，19世紀中國的「華僑」，都可以成為革命的媽媽；21世紀台灣這群不斷向海外湧去的「打工度假族」，沒有理由不以「文化載體」之姿，將海外那種把社會公義化作具體制度實踐，以及對各種勞動者尊重的文化實踐帶回台灣，並成為社改與公運的先鋒隊。果若，「打工度假」熱潮背後反應的是台灣社會崩壞的危機，那「轉機」理當也將在這群「打工度假」台青，背負著「人生」不該有「勝組vs.魯蛇」之別的心情回台後，並化成社會改革與公民運動的實踐動力之時吧？！

 

我這樣天真的期待著啊？！

為什麼法律沒有關說罪？

崇德阿春 2013/09/16

阿春開車紅燈右轉，警察大人剛好等在那裏逮個正著，大人二話不說，飭令阿春出示證件，紅單就準備要開了，只見阿春苦苦哀求，向警察大人哭訴，阿春才剛被老闆殺頭，家有老小嗷嗷待哺，祈求大人網開一面，就放過小的吧……

這有幾種結果

1、 阿春向警官大人關說，但大人不為所動，罰單照開。 
2、 阿春向警官大人關說，大人訓斥一番後，示意阿春下次小心，放阿春一馬。 
3、 阿春向警官大人關說，大人訓斥一番後，改開成轉彎沒打方向燈，罰金減少。 
4、 阿春向警官大人關說，然後偷偷塞個500進大人口袋，然後阿春裝著沒事般離開。

在法律上的狀態大概是這樣…

1. 關說不成功，阿春乖乖被罰 
2. 關說成功，沒有對價關係，警官涉嫌瀆職 
3. 關說成功，警官涉嫌瀆職圖利阿春 
4. 關說成功，警官涉嫌瀆職收賄

馬媓以總統兼黨主席之尊，集所有大權於一身，以這樣的絕對優勢，開鍘王金平卻還落得灰頭土臉，雖然戰事還沒有結束，不過以政治鬥爭角度看，沒能讓王金平一槍斃命，還安穩坐在立院龍頭上，注定馬媓已經是輸到脫褲子。

以馬媓有仇必報的個性，當然不會就此善罷甘休，於是策動保媓派發動反擊，要求輿論歸到事件本質，朕說“如過這不是關說，那甚麼才是關說”，大家要注意這一塊啊，怎麼大家只看我在鬥爭啊？

單純的關說，連犯法都談不上，因為關說是社會人情，只要沒有對價，被關說者沒有違背職務，關說最多就是被說運用關係，道德有爭議而已，阿春以前常跑稅捐單位，一周才能拿到的公文，我可能兩天就拿到了，因為同學幫忙啊，沒有對價、沒有瀆職，這種關說何來恥辱？

許多保媓派開始批評為什麼民進黨不辦柯建銘，柯建銘是無罪判決，檢察官拿到判決書只有兩個選擇，上訴或不上訴，而且是自由心證，怎麼決定都不違法，就算檢察官有受到關說，而她剛好也不準備上訴，只能說剛好而已，何況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檢察官直接受到關說的證據，檢察長黃世銘也證實沒有對價，也就是說關說最多是到人際關係的請託的階段，連犯法的邊都談不上，對照起林益世、賴素如那種有極大對價關係的關說，人都被收押了，好像一點都不恥辱，而竟然連犯法邊都談不上的關說會登上5千年來史上最恥辱的關說首榜，有沒有人可以給個解釋啊？

 

〔 資料來源： 外獨會 | 引用網址/留言討論 〕

民主不是多數暴力

 

 

eoiss 2013/09/18

馬總統日前表示，找孔武有力的當立委就好，這看起來好像是指責在野黨杯葛議事的發言，只不過證明馬總統本人，「根本沒有民主概念」。

先來講個比喻，倘若一個三十人的班級，有男生十六人、女生十四人，今天有男生在班會時提議，以後班級所有的清掃工作，全數交由女生打掃，經過班級投票以16:14通過，所以女生就要負責全班的打掃工作。女生保證不甩，去你的民主投票，根本就是多數欺負少數。

結果男生為了表達他們尊重少數的民主精神，在下次班會由班長發表【感謝全班同學】的演說，演說中提到了幾個重點：「基於民主精神，必須徹底執行上次班會決議」、「感謝全班同學為了整潔與榮譽所做的犧牲」、「譴責少數同學不民主的行為，不要再有少數人為了自己利益犧牲多數的行為發生」。各位讀者，要不要猜猜看女生會不會翻桌？

這下可好，女生翻桌翻了一星期，下次班會前，班長大聲痛斥，這周的秩序整潔比賽最後一名，都是少數人杯葛抗議導致，並公開宣稱這次班會將再次提案，要求女生班費繳兩倍、男生只要繳一半，以利於班級運作。結果女生鼓譟不讓班會進行，還把講台搬到教室後方不給發言，班長要上台被架下來。請問讀者，這是造反有理還是少數同學私心作祟？

民主不是多數暴力，算人頭硬幹，班上的女生之所以翻桌並強力抵抗，說穿了就是提出的議案根本就是嚴重傷害他們的利益，不僅沒有任何好處，還要負擔被衛生組長罵、生教組長懲罰秩序太亂的責任，結果班長還提議說女生班費加倍，請問這哪個女同學吞得下去？

從幾百年前到今天，只要民主制度變成多數暴力，十之八九都演變成內鬨甚至內戰，多數人的說法永遠都是那一套，而少數人總是被犧牲，而且有一就有二，到被剝削殆盡仍然還要被壓榨。

在批評「少數」14名女同學，破壞由「多數」16名男同學的提議前，要先想想女生之所以翻桌的原因，而不是只會大罵破壞民主精神。民主精神是妥協與溝通，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意義在於承認國家每一個人，無非職業性別通通都是平等的。憑什麼多數人可以剝奪少數人權益？

說到這邊，一定有人質疑，那難道少數人的意見可以綁架多數人嗎？讓我們回到班級的例子，若當初提案的同學是這樣說的：「今後的整潔清掃工作，全部交由女生處理，而為了感謝女同學的犧牲，女生的班費只需要繳交一半就好。」請問這種狀況下，是不是會比較有獲得女同學支持的可能？

接下來就是討價還價的問題，假如班費一個月只要繳兩百，少一半不過一百，平均下去一天等於只有少兩塊五，女同學覺得一天打掃工作總共40分鐘，比基本薪資還低，決定抗議到底。那麼，讀者您認同這種抗議，還是覺得有錢拿就好還嫌？正常人聽到時薪不到五塊，大概都會覺得不可思議，抗議的人有理。

若修正提案，改成不僅女生不用出班費，男生還要多付錢給女生，這案子會不會過？讀者大概可以看出來，問題是出在到底價碼多少是合理的，足以讓女同學甘願接受。如果變成男同學每人每天付20塊給女生，結果有一個男同學覺得太多，有一個女同學覺得太少，那麼該怎麼辦？

若全班同學若大部分都支持20塊的提案，那抗議的那幾個同學，就要被另外說服，例如嫌少的女生，可以去做擦窗戶的簡單工作，掃廁所的交給別人。男同學大家自己開會，決定每個人多出1塊錢幫他付掉，只不過這男生以後體育課要負責整理器材。

總之，「喬」到每個人都滿意為止。若出現了那15個男同學用打的逼那1個就範呢？這就是霸凌了。不過在一般的狀態下，正常的班級，不管是男同學還是女同學，都不會容許這種逼人繳錢的事情出現，總會有人跳出來支持他，反對暴力行為。

之所以在少人數的班級可以行得通，是因為大家都認識，多少都有一些同理心、同情心，每個人的家境如何心裡有數，所以遇到上面這種極端的例子，每個人都會去談判跟妥協，找出大家都滿意的方案。但是在國家社會層級，為何常常搞到一翻兩瞪眼？

說穿了就是欠缺同理心，充滿著階級意識，最常幹的就是「想當而耳」。我們沒當過一天農民，幻想只要付給農民多少錢他們就會甘願賣地，一旦超出自己的想像，就覺得人家是獅子大開口漫天喊價。接著就是找理由說服自己，例如為了地方發展，他們要做出犧牲，或是找證據告訴自己，他們家其實很有錢，根本是貪心不足沒水準。

總之，就是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都是they的錯。典型的欠缺同理心、欠缺同情心。

國會立委，是全國同胞選出的，立場藍綠絕對不是單純的意識形態，立委需要橋的利益太多了，每個立委都代表著不同的聲音，不同的利益。別聽到利益就覺得噁心，這是他媽的儒家思想遺毒，每個利益後面都是幾千幾百個家庭，牽動的是千百個人生，如果你覺得自己人生被毀掉是很慘的事情，那麼為何會甘願去毀滅其他人的人生？

今天689萬的人選你，不代表馬英九就可以重頭硬幹到尾，讀者要記得的是，那只是代表有這麼多的人在這次支持你，但可沒有開放未來四年無限制空白支票，立法院的各立委就是代表台灣各利益的妥協，怎麼可以認為除了自己以外的利益都可以犧牲？自己很偉大嗎？

今天有幾百萬的反對票，代表的不是有幾百萬的壞蛋，這些人都是台灣同胞啊，大家都是同條船上的，票比人家多不代表自己有絕對的正當性，就好比上述班級的例子，提出的議案太扯，傷害的權益太多，少數人是會跟你翻桌的。

各位同胞啊，六百萬可不是六百人啊，差距不過一成，若以立委政黨得票來算，差距更是小的可以，當台灣有一半的人聲音都不重要？

真正的民主國家是要尊重各方的，利益是需要妥協跟談判的，所以我們才需要立法院等民意機構，讓各方代表可以在受到監督的情況下，漸漸喬出一個大家也許都不是很滿意，但只少可以接受的議案，而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決議。會出現零和的議案或是問題，表示這個問題或是案子，早早就出現歧異了，只是當初都裝死沒注意，逼得現在必須要正面衝突。

民主國家的我們，不是只看人頭判斷對錯，而是真的要關心實際的問題起源，了解前因後果。大家都是同胞，彼此需要相互尊重，這才是我們民主基本的精神。

這次的馬王鬥爭事件，足以讓我們審視幾個基本問題。

第一，現代國家分權精神，立法權不該受到行政權侵犯，更不能有黨主席開鍘國家官員這種事，憲法有關不分區立委的權責設計，需要做全盤性的檢討。

第二，特偵組屬於特殊狀況下的檢察機關，沒有長期設立的需要，當初為了偵辦總統等高階官員，避免政治干預設立的組織，今天若無必要早該廢除，更別提這次的違法監聽。

權力需要制衡，硬幹到底不是民主，蠻幹下去只是獨裁。民主需要協調與溝通，多數人憑藉自己多了一點人就硬幹到底，民主只會是多數暴政。

 

〔 資料來源： 王立第二戰研所 Evil Overlor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trategic Studies | 引用網址/留言討論 〕

把人當猴耍的社會：話說「猴子上大學」

 

 

新一 2013/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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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某頂尖猴院之名師，出面抱怨「猴子上大學」，以此批判台灣過去20年之教改的失敗，以及廣設高中大學之弊。

 

 

 

猴院名師說，「猴子上大學」。

 

那「猴子上大學」為什麼要上大學呢？是跟台上滔滔不絕的猴院名師，學習「衣冠沐猴」之術嗎？顯然不是，說穿了，不就是為了一張文憑，以便取得更好的搶奪美味香蕉之機。

 

教改問題的背後：階級翻身的焦慮

 

台灣人平均學歷高，喜歡考試，好似咱是一個書香愛智之社會，但現實恰好相反。台灣是個失學、不愛讀書、人云亦云，且以腦殘為土產一事，感到自豪不羞愧的社會。今年三月，文化部調查發現，台灣人每人每年平均讀2本書，不到日韓星等國的1/4。

 

學歷平均高，卻鮮少閱讀的反差弔詭，說明著台灣的學歷是工具性的文憑，閱讀是為準備考試之用，讀書則攻填鴨死背之效，遠非愛智、求真、好奇探索之追求。因此，教改20年的確是大失敗，從台灣學生課業考試壓力不僅沒有變輕，反而誇張到極致可為證。

 

以前，大學有個外號叫做「由你玩四年」(university)，亦即，上了大學至少可以有四年拋開考試的壓力，自在的學習。但自從某大二生考上公務員新聞被傳為美談之後，現已有許多剛考上大學的新鮮人，這廂才放下高中填鴨，即刻轉身鑽入公務員考試的補習填鴨群中。

 

何以至此，因為鬼島已成為一個把人當猴耍的社會，並以此為樂。過往，台灣社會的階級翻身管道，主要是倚靠著讀書取得學歷晉身白領，否則就是倚靠「黑手變頭家」—從工廠黑手轉進為黑手老闆的階級翻身途徑。然而，1980年代末、1990年代之後，隨著台灣工廠西進中國瘋，透由代工外包體系的「黑手變頭家」管道逐漸緊縮；於是，讀書成為白領或服務業遂成了階級翻身的主要管道。

 

事實上，學者的研究也應證此種觀察。學者認為，1970年代以前出生者，創業成為老闆的成功率是所有年齡層的130%，但1970年代出生後的創業者，其成功率馬上腰斬至70%。

 

同時，相關研究也指出，1945到1977年出生的階級流動率高達70%，但之後的遲來者的階級翻身難度，則更形困難。因此，1990年代的普設大學風潮，在台灣民主轉型政改中，伴隨著階級翻身之焦慮與需求背景下，大行其道。由此可見，重點是「階級翻身」啊？！此一「階級翻身」，並非是焦慮於文化資本的低落，而是「經濟資本」的困窘，亦即上大學是為了追逐更好的「經濟資本」而非「文化資本」。

 

更有甚者，1990年代的關廠瘋，路上一堆失業抗議之人，更成為一種對「不讀書便成為工人」之的負面警醒。換言之，學歷文憑，雖不是白領的終南捷徑，卻成了晉身白領或遠離藍領勞工的必要條件。

 

 

因為我們放任求公道而不可得的「悲怨幹」關廠工人，所以台灣便走進連「猴子都得上大學」的瘋狂考試競爭的時代。（取自蘋果日報）

 

 

為何「階級翻身」那麼難？

 

問題梗概清晰不過，台灣的問題是，有的工種，尤其體力勞動要嘛過於廉價（如生產線上的作業員），不然就是必須身勞體累，才能換取像樣的薪資。同時，再加上「勞工」在文化上被污名輕賤化，更讓大家寧願扮猴子都要上大學。

 

然而，更為悲情的是，當猴子一窩蜂搶上大學之後，終於導致學歷「敗市」，公務員窄門又幾乎被死背宅男女給搶佔。但所幸1990年代之後台灣內需型的各種本土服務業擴張，於是，讀取大學者一方面想遠離黑手勞工行列，另一方面又礙於台灣薪資不斷下滑，因此，窮猿奔林，服務業頭家的創業夢，宛如成了另一個可能。以2011年為例，近10萬家的新設企業中，高達99.76%幾乎為中小型企業。

 

但這終究又是一長耍猴戲。

 

早在2007年的中小企業調查報告中，台灣企業結構呈現M型化現象，企業資本額兩億以上的增加，100萬以下更如雨後春筍般擴張。終在2011年，中小企業家數創下新高將近128萬之譜。中小型企業中，更高達8成以上是服務業。然而，不幸的是，服務業小老闆的頭家夢，往往是易碎難圓。根據經濟部統計，中小型企業中有4成以上活不過5年，能經營10年以上者只有4成7。換言之，創業頭家翻身夢，將會有一半以上的陣亡率。但可預期，此陣亡率將因不斷激增的中小型服務業的創業率，而逐漸攀升。於是，鬼島人就像被耍的團團轉的猴子一般哩。

 

 

鬼島猴子，以為那根看得見的香蕉，最後才恍然大悟，那是看得見吃不到的香蕉形月亮。

 

 

 

社會不公，教改必敗

 

試問，若台灣社會能像老牌歐盟國家一般，教授與啤酒工人的稅後收入能相差無幾，且啤酒工人還有免費啤酒可喝，那誰要讀書考試到深度近視，去換那張幾乎已經「敗市」貶值的大學學歷呢？

 

如果，身為基層勞工者，毋須廉價，凡是勞動皆可獲得合理體面之對待，那讀書考試的競爭將大為降低，按照興趣的分流教育才有可能。同時，以興趣為導航選擇職業技能學校，並配合技職證照的專業教育，才可能有冒出頭之機，並藉引導台灣過剩的大學朝向專業化教育或證照訓練課程轉型。

 

由上可知，「猴子上大學」並不難想見，畢竟這是一個統治者把人當猴耍的社會哩。然而，令人比較納悶的是，被當猴耍的社會，為何大家看來，對這樣的社會與遊戲規則，是如此樂此不疲呢？！

 

鬼島人就像滾籠中不斷奔跑的人，直至天荒地老、筋疲力盡，而竟然不會懷疑這樣的遊戲規則哩。

 

〔 資料來源： 想想Thinking Taiwan | 引用網址/留言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