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中國嬰兒潮
by Ajin 2009/10/25
（Ajin 開口）
算命仙已經一而再，再而三地開啟金口，斬釘截鐵斷定中國問題在於四大因素：
- 統治者灌輸的國族主義
- 封建的帝王思想
- 孔孟的儒家文化
- 龐大臃腫的人口數目
連貫這四個因素的總結在於一個字：「家」。
家的擴充就是族，族的擴充就是國。「家」的概念在中國是被發揮到淋漓盡致，上至「天子」的家國，下至黎民百姓的「子民」，一概以「家」天下的孝順，作為最崇高的政治準則。
家族人口的多寡自然與家業的興旺是有很大關系的。肥水不落外人田，肥水要多，自家田畝當然也需更多，家丁也需更多。如此循環的概念，充斥整個封閉社會幾千年，人口數目不漲到世界之最，那才怪了。
康熙年間（1700左右）大清統治下的人口，約兩億，已經是世界之最了。雖然無法得知當時的人均所得，但從中國歷代天災史 來看，中央集權下的貧富不均是相當嚴重，也導致人口死於天災乾旱數目奇高。 雖是如此，人口上昇率仍然大於自然淘汰率。
底下文章是一篇較有系統研討中國因龐大人口所定出的限制生育政策。結果呢？不光是因經濟水平提升後所產生剩男與剩女的新問題之外，現在也產生中國第四波嬰兒潮的新社會問題。
如今地球上每五個人，就有一個人是生活在中國境內的中國人。如此龐大的人口數，加上唯我獨尊，窮兵黷武的國族主義，若再加上經濟發展，我的媽呀，這個地球還能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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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190
第四次嬰兒潮（上）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黃小偉 2009-10-15
兩年前，當妻子告訴我她懷孕的消息時，我正出差歸來，毫無心理准備，內心有一點歡喜，又有一點忐忑，這是大多數男人的正常反應。此時，我並沒有意識到整個中國正處於生育高峰中，這個仍在繼續的階段被概括為中國第四次嬰兒潮。
在 隨後的兩年中，我充分體會了在嬰兒潮中一位父親的感受，這種感受除去初為人父的欣喜和養兒本身的辛苦，還有養兒之外的困擾。這種困擾並非個體感受而是嬰兒 潮帶給中國社會的共同問題，包括緊缺的醫療資源、不平衡的教育資源以及怪誕的戶籍制度，這顯然是之前三次嬰兒潮所不曾遭遇的。當然，我們也不會忘記探討一 下嬰兒潮給中國未來經濟可能帶來的影響。
一位准父親的煩惱
在公司裡，首先感知到嬰兒潮衝擊的是人事管理者，他們會發現，單位四處可見大腹便便的准媽媽們，人事經理案頭堆滿了產假申請單。我所在的媒體，每個部門就都有數位懷孕的女職員，以及更多的准備懷孕者。
一份針對職場嬰兒潮問題的網絡調查數據顯示，有超過四成的受調查人事經理認為，嬰兒潮對企業HR管理影響最大的是造成“人手短缺”；其次有22.3%受調者認為“成本增加”的影響最大；而認為“工作紀律渙散”、“招聘壓力增大”和“人員流失”的比例相近，分別為12.1%、11.3%和10.9%。
讓人事經理們頭疼的正是中國這一輪的生育高峰。人口學家的說法是，中國目前正在經歷建國以來的第四次嬰兒潮。這一次嬰兒潮從2005年開始，大約將到2015年後結束。這一輪嬰兒潮的父母大都是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為有別於上世紀80年代的獨生子女們，因此他們的後代又被稱為“獨二代”。原國家人口計生委主任張維慶之前也表示，“十一五”時期(2006年到2010年)中國面臨著第四次生育高峰。
在這其中，又有幾次生育節點，比如2000年的“千禧寶寶”、2007年的“金豬寶寶”、2008年的“奧運寶寶”，都帶來一輪又一輪的生育熱潮。人口學家預測雖然全國各地區進入嬰兒潮的時間有先有後，但是總體上差別很小。在嬰兒潮期間，中國大概每年有1600萬到1800萬的嬰兒出生。2008年，中國內地一共誕生了1608萬個嬰兒（不包括內地孕婦前往中國香港地區或國外生育的孩子），2007年，這個數字是1594萬。必須要提出的是，1991年到2004年，中國出生人口數呈逐年下降的狀態的，從2005年開始，數據出現逆轉。
當時，作為一位准父親，我的煩惱並不比那些人事經理少。首先遭遇的難題是醫院掛號難。在確診懷孕後的3個月，孕婦需到醫院建立醫療檔案，為未來的生產做准備。雖然一位婦產醫生朋友告訴我，中國醫院的接生技術已經相當成熟，只要是二級醫院都沒有問題，但是中國屢出不窮的“孕婦致死案”還是讓我們心神不寧。
我們最後決定選擇一家三級甲等婦產專科醫院，這是中國最好的婦產醫院之一（一些外資醫院不在選擇之列，因為這些醫院的費用高得驚人，超出一般人的承受範圍）。
相信很多准父母們與我們的想法一致，這也導致這家醫院的產科是中國最擁擠的科室，每天排隊掛產科號的達千人，不論你多麼早前去排隊，都不會排到前幾位，因為總有人通宵排在那地方，這裡面不少是“號販子”，一個14元的專家號，有時候能被他們賣到200元。
個月的檢查之日，就是我的痛苦之時。我得早上5點多就得到達那家醫院，排隊等待兩個小時，而且還有掛不上號的危險。一個比我更值得同情的准父親告訴我說，他住在離醫院30公裡外的北京郊區，3點多就得起床前來排隊，然後等待懷孕的妻子7點左右趕來。
為了避免如此痛苦的折磨，我選擇掛這家醫院的特需門診，這是一個不用排隊的門診，只需要提前預約專家號，但每次掛號費得100元到200元 不等（醫療保險是不報銷這個費用的）。即使這樣，也是人滿為患，特需門診的候診室裡每天都擠滿了准爸爸和准媽媽們，像熱鬧的大集市。產婦的病房也難以滿足 需求，妻子生育後准備出院時，病房走廊上已經躺有數位剛分娩的媽媽等待床位了。緊張的醫療資源並非這家醫院獨有，在北京的三級甲等醫院，都存在這樣的問 題。
當然，這類醫院的醫生行為相對規範。比如，如果采取破腹產方式生育的話，照例要給主刀醫生、麻醉師紅包（每人1000元左右），但是破腹產在這裡是嚴格控制的，是醫生根據孕婦的實際需要決定的。而在中國其他的縣級醫院或者市級醫院，破腹產卻是醫生極力推薦的生育方式，不管你是否真的需要，因為破腹產的醫療費用要比自然生產高出許多。
對於我來說，困擾不僅僅如此。三年前，因為孩子的戶口上不了，一位父親竟然把將剛出生43天的親生兒子摔死，媒體報道後，成為又一起戶口制度害死人的案件。這並非孤案，在中國，有數百萬的父親都面臨同樣的煩惱，我也不例外。
按照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孩子出生如果不想成為“黑戶”，必須取得計生部門頒發的准生證。而領取准生證的前提條件必須是夫妻雙方戶口所在的計生部門提供一些證明。我的麻煩就在這裡，我的戶口和人事檔案都在A省，而本人卻在北京工作，按規定，我必須在A省開出證明，而A省 的計生部門認為我不在當地工作，無法得知我的生育狀況，不能證明，要求我現在居住的北京計生部門開出證明。但是北京的答復是，雖然我在北京擁有房產，但戶 口不在北京，只能算是暫住北京，沒有義務給我開此類證明。這實際上就形成了一個可笑的死循環，到最後，沒有任何部門能證明我的生育狀況。此事拖了幾個月之 久，後來通過一個熟人的擔保，才得以解決。我的一個朋友也為了解決這個死循環，說自己殺人的心都有了。
如 今，得益於上海市新的戶籍政策（父母雙方都是集體戶口，其中一方是上海戶口的，孩子可以申請上海戶口），因為妻子是上海市集體戶口，我那個好不容易才被准 生的孩子隨著妻子上了上海市的戶口。但問題依舊存在，我們必須在上海擁有房產，孩子戶口才能轉化為居民戶口，否則得一直隨妻子掛在人才中心的集體戶口上， 未來的教育和其它福利都是大問題。但至少我很幸運，因為很多人因為沒有住房，孩子一直是黑戶。
第四次嬰兒潮之爭
緊缺的醫療資源、戶籍制度帶來的新問題都是此次嬰兒潮的新特征，包括未來失衡的教育資源（因為城市化和人口流動，更多的孩子會前往城市接受教育，由此造成城市教育資源緊張和鄉村教育資源過剩的矛盾），都將是中國政策制定者將要考慮的問題。
不過，對於正在發生的嬰兒潮是第三次嬰兒潮的余波還是第四次嬰兒潮，學界一直存在爭論。在新中國歷史上，對之前三次嬰兒潮基本上已有共識，即1950年代、1960年代和1980年代。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就出現了第一次嬰兒潮。當時的決策者認同蘇聯的生育政策，鼓勵生育。那時一個家庭四、五個孩子很正常，人口增長率將近300%。當時中國人口只有4億，基數小，戰後嬰兒潮的數量相對不大。
第二次嬰兒潮自1962年三年自然災害結束後開始，這一波高峰在1965年，持續至1973年，是中國歷史上出生人口最多、對後來經濟影響最大的主力嬰兒潮。這時期，國民經濟情況逐漸好轉，補償性生育來勢很猛，人口出生率在30‰—40‰之間，平均達到33‰，10年全國共出生近2.6億人，占當前全國總人口數的約20%。如今，這波嬰兒潮出生的孩子已成長為社會的中堅。
到1986—1990年，中國第二次主力嬰兒潮成家立業，進入生育年齡，又產生了第三次嬰兒潮。其中1990年是這5年中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由於計劃生育政策，此次嬰兒潮出生人口總量雖不及主力嬰兒潮，但也有1.24億，接近當前全國人口的10%。作為主力嬰兒潮的下一代，這波嬰兒潮亦撐起了一個代表性的名詞——“80後”一代。
而此次嬰兒潮，被認為主要是上世紀80後一代和70年代中後期兩撥尚未生育的年輕人都已到了生育適齡期，兩部分人疊加造成了生育高峰的來臨。
廣東省人口計生委主任張楓就表示，廣東今後每年預計新生兒有110萬個，相當於一年就生出一個“百萬人口大縣”，這個數字是全國最高的，而且預計這個高增長至少要持續10年。他分析的原因是，除了流動人口因素，還有兩個原因：一是國家規定“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可生二胎”，目前上世紀80年代出生的獨生子女一族已進入婚育年齡；二是全國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已經到來。
但 反對者認為，第四次出生高峰的判斷並不成立。他們認為，如果和前面幾次嬰兒潮相比，現在正在經歷的生育高峰嚴格地講，其實稱不上真正意義的嬰兒潮，不過是 第二次、第三次嬰兒潮的余波震蕩。即使認為中國正經歷第四次嬰兒潮的學者也承認，與前三次人口出生高峰相比，第四次生育高峰是在低生育水平條件下的一個小 高峰。
但為什麼與前幾次相比，這次嬰兒潮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重視？這得益於嬰兒潮經濟學——第四次嬰兒潮與前三次不同之處在於，因獨生子女政策而形成城市中以4：2：1為主導的家庭人口結構，使得“獨二代”們一出生，理論上便擁有他們之前至少兩代人積累的可支配財富。
世界上著名的嬰兒潮發生在二戰後的美國。在1946至1964年間，約有8千 萬嬰兒出生，美國把這段人口大量出生的時期稱為“嬰兒潮時代”。經濟學家保羅•羅皮爾澤說：“嬰兒潮人口創造了美國歷史上最大的股市漲幅、房屋需求、國際 航空、個人計算機、電腦網絡和運動休閑工具的需求。”而日本、韓國經濟的崛起，也與其嬰兒潮有關。那麼中國未來經濟的發展，會與第四次嬰兒潮有多大的關系 呢？這是我們下篇要探討的話題。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288?page=1
第四次嬰兒潮（下）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黃小偉 2009-10-21
一個孩子的出生，意味著家庭經濟結構的整體轉型，這由此也催生了嬰兒潮經濟，尤其是嬰兒消費品牌的從眾性。
《第 四次嬰兒潮（上）》引起了不少讀者關於個人地域身份的爭論，我並非有意挑起這種爭論，更無意探討任何一個區域的是與非。但是我認為任何一位中國公民，都有 自由遷徙權。這種權利不僅僅包括居住地、職業的自由變換，而且包括戶籍身份的淡化，不應在不同地方，受教育權等社會基本權利有所差別。很顯然，政府也意識 到問題所在，正使這種差別逐漸縮小。
我 更願意把本文看作為一位父親在生育潮中關於個體體驗的文章。我們顯然遭遇了父輩們在生育上所不曾碰到的新問題——那時絕大多數人仍在享受國有體制最後的余 溫，“下海”還僅僅是一句時髦詞語，醫療、社保、跨區域教育等問題還沒有成為人們養育孩子過程中的困擾（當時影響最大的可能是計劃生育政策）。在大學收費 改革之前，我們這一代人（70後、80後）從未成為父輩沉重的負擔。
百萬寶貝
孩子的投入是從零歲開始的。
在孩子出生前，出於新父親的強烈責任感，我試圖讓孩子能用上超過大眾水平的商品。事實證明，這是不可能的想法，我不得不在養兒支出中精打細算。
比如我就將孩子的紙尿褲從日本原裝進口的品牌換成一個相對便宜的品牌，兩種紙尿褲的差價每片大約是一元，這意味著，在這上面，我們每月可以節約200元，但是每月孩子紙尿褲支出仍有500元左右，這僅僅是其中的一項，還有玩具、車床、衣服等支出，包括奶粉等各種支出，用在孩子身上的消費，每個月支出固定在2500元以上。
奶 粉支出上我們沒敢縮減。我們堅持用國外原裝的進口奶粉（請原諒一位父親的不支持國貨行為），平均每個月在千元左右。我的一個朋友，孩子出生後對妻子就言聽 計從，他解釋說，這種“懼內”行為有深刻的經濟因素，因為他的妻子一生氣，就沒有母乳，孩子只能喝奶粉，這就意味著他一個月得多花1000多元的奶粉錢。“讓孩兒他娘高興是最大的節約，”他總結說。當然更有孩子母乳豐富的丈夫直接表述為：相當於漲了一級工資。
在這些支出中，還有未列入項——0到1歲，每周一次的嬰兒游泳，每次70元，1歲之後的每周一次的親子教育，每課時120元。還不僅僅如此，為了出行方便，我們購買了一輛12萬元的車。因為父母的到來，我們還得盤算將現在的房子換成更大房子，即使在目前房價高漲的背景下。
一項在線數據調查顯示，在中國，平均有50%的家庭由老人幫忙照顧第三代，而在北京和上海這樣消費水平居高不下的城市，這一比例可能高達70%到80%。 《中國房地產報》上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這批人是構成住房剛性需求人群的中堅力量。中國房地產市場在經濟危機後迅速回暖，甚至躥升至比衰退前更高的水平， 第四次嬰兒潮的影響不容忽視——因為有了或准備有小孩子，租房子住的人要買房；買了小房子的人要換成更大的房；住進更大的房，裝修、家具、水電、取暖、物 業各項開支都要相應增加；在房價一路上漲的背景下，為了滿足空間的需求，只能犧牲距離，住得越來越遠，由此又催生對私人交通工具的需求。
此外，在孩子剛剛1歲的時候，妻子就思考著幼兒園的事情。周邊無論公立或者私立幼兒園，如果不提前報名，都因為名額問題而無法入學，所以必須提前1年的時間報名。即使最便宜的幼兒園，一個月的費用也得2000多元。根據研究，在2004年，對於上海徐彙區的居民，幼兒園托兒所的費用便已占到占子女總支出比重的30%，而在在法國，幼兒園的一般費用不超過家庭全年收入的14%到16%（個人平均月工資為2000多歐元）。在德國，多語種的幼兒園每月收費500～550歐元（個人平均月工資為3000歐元），即使是僅有一方父母工作的家庭，也不過相當於家庭收入的16%。
這 意味著，中國的家長在幼兒園費上的開支，按收入比例計算，是歐美發達國家的一倍以上。而孩子上小學後，因為戶口問題，將不得不繳納一筆數量不菲贊助費，這 是後話。即使是擁有北京市戶口的孩子，其父母的壓力也並不小。進入幼兒園以後，稍有實力的家庭就會考慮“學區房”的問題。根據北京的教育政策，小學實行“ 就近入學”的原則，按居住街道分配就讀學校。據媒體報道，目前部分優質小學周邊的房價被炒至4、5萬元一平米，最顯著的例子是中關村的幾所小學附近，40年前建造的老樓的一居室已賣到100多萬元。
上海社科院近期發布的一項調查稱，在中國內地養大一個孩子平均需要49萬元。這個結果被輿論認為大大低估了大中型城市的育兒成本。有專家認為，不考慮通脹因素，中國城鎮家庭在孩子成年以前的總開支估計達100萬元。
第二胎
前文已經提及，雖然中國目前正處於生育高峰，但是相比於此前的三次嬰兒潮，此次嬰兒潮只是低生育水平條件下的一個小的高峰。隨著計劃生育工作的不斷加強和完善，20世紀80年代人口的高出生率得到控制，並持續穩步下降。1991年人口出生率為19.7‰，2008年降至12.1‰，13年下降了7.6個千分點，並一直穩定在低水平上。從2000年開始，年淨增人口低於1000萬，中國人口進入平穩增長階段。
研究顯示，人類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是平均每對夫婦生育2.1個孩子。而中國學者的研究結果是，1992年以來，中國的生育率低於此水平已經長達17年。現在，一對夫婦一生平均只生育1.6個孩子。
以上海市為例，上海市統計局發布的2008年上海人口概況調查結果顯示，上海戶籍人口自然變動自1993年以來連續16年呈負增長態勢。預計隨著上海生育高峰的結束和人口老齡化的提高，這一負增長水平將進入上升周期。
人口生育率的降低，一方面是人口政策的控制；另一方面，我們這代人的生育意願也在降低。零點研究咨詢集團最新發布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對於20歲-29歲的80後獨生子女一代，按照政策，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可以合法生育二胎，事實上這部分人群生兩個孩子的意願最低。這意味著，未來的中國家庭，將繼續保持獨生子女的家庭結構。
但是對於已經擁有一個孩子的家庭來說，生育第二胎的願望卻在加強。
雖然孩子給家庭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壓力，但對於一位父親來說，每當看到孩子孤單玩耍的背影時，我就被一個想法困擾：該不該再生一個？
這自然不是我個人的想法，在上述零點的調查中，在只有一個孩子的家庭中，有37.9%的受訪者認為生兩個孩子更好；而在有兩個孩子的家庭中，僅有7%的受訪者認為生一個孩子比較好。生一個孩子家庭的遺憾主要是家長感到孩子太孤單，沒有同齡的玩伴，這不但減少了他們童年的快樂，而且對兒童心理健康發展也不利。此外，獨生子女體會不到手足之情，成長中得不到來自兄弟姐妹的照顧和幫助，也成為父母的一大遺憾。
這也引起了中國一直未平息的爭論：該不該放開二胎政策？
中國自上世紀80年 代以來，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即一對夫妻只生育一個孩子（少數民族地區此政策被有限度的執行），在特殊情況下可以生育二胎，杜絕三胎。但在相當長的時 間，這項政策是按照“一對夫妻只生育一個孩子”的原則執行的。只是在個別“二胎”試點地區（比如山西翼城），實施的是“晚婚晚育加間隔”可生育二胎的政 策，但一直沒有得到推廣。
雖然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老年化社會的到來，近幾年來，是否應該實行更廣泛的二胎政策也一直是學界爭論的熱點。
贊成“二胎”政策放開的學者認為，計劃生育政策已經執行了近三十年，人口的結構已經期待數量成為主要問題，第一個結構性問題是出生人口性別比嚴重偏離正常值。男女比現在是120.56，也就是說，生120個男孩子，對應100個女孩子。
另一個結構性問題是老齡化問題，在未來十年左右的時間內，中國20~60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其總數仍頗為可觀，但20~24歲的新加入勞動力隊伍的人數將大幅萎縮，由2010的約1.25億下降到2020年的0.68億，其占全部勞動力人口的比例將由目前的約15%降至約8%。這是近年來低生育率的直接後果。
而反對者堅持應該繼續實施嚴格的“一胎化”政策。他們認為，即使現在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到2020年，人口總量將達到14.3億；人口總量高峰將出現在2032年前後，達14.7億左右。人口總量過大一直是制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而老齡化問題是可以通過發展社會養老保險來解決。
在這場爭論中，國家計生委的表態是，中國對現行的生育政策可能會做微調，但總體上不會放寬和放松。
在目前政策下，生育第二胎無疑是昂貴的支出。2002年9月，廣東省在全國率先推行了對高收入階層超生加重處罰的措施。一般城鎮居民超生一個子女的，對夫妻雙方分別征收當地收入平均水平3倍以上6倍以下的社會撫養費。隨後其他地區也制定了不同的處罰標准。但是這並不影響高收入階層的“二胎”衝動，他們選擇在國外或者前往中國香港地區生育，甚至為了避免以後的麻煩，他們寧願支付幾十萬元的代價，獲得第二胎的出生權。
對於處於工薪階層的父母來說，是否生育第二胎，巨大的經濟支出將是他們首先要考慮的因素。而對於一個政府來說，其人口政策將是決定未來這個國家的興衰與成敗。
